計量經濟模型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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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太平洋計量經濟模型

在本模型中，具體推算將圍繞戰后環太平洋地區的美國、日本、韓國、中國大陸、臺灣省、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共10個國家或地區的數據進行。另外，由于篇幅的限制，無法寫出全部方程式。感興趣的讀者請參照大西廣著：《環太平洋諸國的興衰與相互依存》（京都大學出版會），以及京都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的主頁(pacific.kyoto-u.ac.jp/text/index.htm)。

1.關于資本輸出與經濟增長的計量模型

考慮如下模型：

Y=f(BC)f′＞0(1)

該式中，Y表示GNP，BC表示資本輸入額，f(·)表示Y由BC決定。但BC并非直接決定各國的生產力水平(Y)，直接決定Y的是資本存量（設其為K），即：

Y=f(K)f′＞0(2)

K（本期值）可以用K[,-1]（上期值）、d（折舊率）、I（本期投資）表示：

K=(1-d)K[,-1]+I(3)

其中，I隨著海外資本流入的增加而增加：

I=f(BC)=f′＞0(4)

綜觀(2)～(4)式，可以看出，BC通過I、K決定Y。也就是說，(1)式的關系可以分解為(2)～(4)式的關系。不過，還要附加其它解釋變量加以具體推算。例如，在(2)式中，除了考慮K，還要以人口N（勞動力的替代變量）為解釋變量，運用C-D型生產函數加以推算；再如，在(4)式中，分別以S、ME、CD代表國內總儲蓄、軍事支出、關稅，則有：

I=f(S+BC),ME/Y,CD/Y)

f(S+BC)＞0,f(ME/Y)＜0,f(CD/Y)＜0(5)

在該式中，之所以將(S+BC)、而不是將BC作為解釋變量之一，是因為投資是國內投資供給與來自國外的投資（資本輸入）之和（在此，直接投資也包含在BC中）。將ME/Y，CD/Y作為解釋變量的理由，將在本部分的第3小節中說明。

2.關于工資水平與國際資本移動的模型

設利潤率為π，由于資本向利潤率高的落后國家移動，故：

BC=f(π)f′＞0(6)

又因為，利潤率取決于資本的稀缺程度、地價(PL)、工資水平(W)、原料價格(PM)，故：

π=f(K,PL,W,PM)f[,K]＜0，f[,PL]＜0，f[,W]＜0，f[,PM]＜0(7)

把(7)式代入(6)式，得：

BC=f(K,PL,W,PM)f[,K]＜0，f[,PL]＜0，f[,W]＜0，f[,PM]＜0(8)

在我們的模型中，首先，忽略了4個解釋變量中的K和PM，這樣做的理由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不同，在二戰后的現代世界，原料在國際間的移動極其容易，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內，“過剩”的資本產出的產品如果能夠出口，也就無所謂“過剩”。在每天24小時開放的國際市場上，原料價格由“國際價格”決定，同樣，產品價格也完全國際化了。因此，在思考當代資本輸出時，至少是在直接投資一方，企業完全可以去往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并以此為前提決定是否輸出資本。企業決策是否投資的主要依據只是使其設備運轉的成本——工資的高低。這是因為，雖然資本的國際移動十分容易，但勞動力移動十分困難。（由于勞動力再生產必須在長期中進行，其體制，譬如至少是學校教育制度不可能在國家之間移動。）我們從日本向“四小龍”、東盟諸國、中國等低工資國家或地區大量輸出資本這一現象中，也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這一點。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將K、PM從(7)和(8)中忽略掉。

在實際推算過程中，我們還進一步省略了PL（工資作為各國工資之比，在與美國、日本有關的方程式中還加進了日本的利息率），這不僅是因為適當的PL值難以得到，還因為PL和W都可以用“經濟發展水平”這一變量說明。也就是說，如果以Y/N表示“經濟發展水平”，則：

PL=f(Y/N)f′＞0

W=f(Y/N)f′＞0(9)

PL、W的變動趨勢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在這里，W可以作為PL的替代變量使用。

3.關于經濟實力與政治變量的模型

以下，對于國際間的政治摩擦建立有關方程式。因為關稅政策與軍事支出作為比較數據較容易入手，因此，這一工作將圍繞它們進行。

首先，對直接決定各國市場分割程度的保護關稅(CD)來說，以BP表示貿易收支，一般地：

CD/Y=f(BP/Y)f′＜0(10)

這是因為，各國的經濟實力可以通過出口競爭力強弱、因而可以通過貿易不平衡的程度（BP對GDP之比）測量。其變化（不平衡發展）必然會導致各國政府圍繞與瓜分市場有關的政治變量（在上式中是CD與GDP之比）的斗爭。

接著，我們就軍事支出(ME)建立了方程式：

ME/Y=f（該國的GPD／某外國的GDP）(11)

在此需要提醒讀者注意的是，右邊的解釋變量直接表現出了各國經濟的不平衡發展。而經濟不平衡發展又帶來了軍事勢力的消長，ME決定著一個國家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發言權。進一步說來，經濟實力的相對提高必然要求更大的市場份額，為此就必須加強對外談判能力或軍事力量。尤其是，(9)式左邊，我們采用了GDP對軍事支出的負擔率，而不用（該國的ME／某外國的ME），讀者對此應該尤為關注：這個方程式顯示出“大國”（經濟力量相對強大）具有強化軍事力量的欲望或軍國主義傾向。實際上，日、美、東盟三方都能夠用這個方程式推算。只有1969年以前的日本不能采用這個函數式推算（由于統計的適用性太差）。這是因為，1969年以前，國際社會抑制日本軍備的能力很強（實際上，二戰后直到1969年，日本軍費開支在GDP中的比率存在下降的趨向）。

尚需對(10)和(11)式說明的是，(10)式中引發CD提高的是經濟競爭力下降，而(11)式中增加ME的壓力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而加大。這看上去是不對稱的。關于這一點，也許有人認為，這是因具體情況不同和兩個方程式的理論基礎不同，但是，并非如此。提高CD是阻止它國資本進入本國市場的防御性措施，而增加ME是干預它國政策的進攻性措施。這都是由“非對稱性”引起的。

4.政治變量對經濟變量的反作用

以上看到的政治反應都是基于本國資本的利害作出的。但從長期來看，這種意圖未必能夠實現，有時甚至會帶來相反的效果，這類例子比比皆是。如P·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1987年）一書中就主張，大國軍事支出的不斷增加是妨礙其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這就引起了與(11)式闡述的“大國欲望”相反的效果。如果著眼于經濟增長最終是由投資積累引起的，就會明白我們為什么在(5)式中將(ME/Y)作為投資的解釋變量。假定f[,ME/Y]＜0也是基于同樣的考慮。

二、環太平洋計量經濟模型的理論意義

在本部分，我們將對上面建立起來的計量模型進行驗證，并探討其理論意義。

1、“不均衡發展”模型的表現

計量模型對現實經濟的解釋進行了多種嘗試，在此，由于篇幅關系，我們將重點放在“不平衡發展”的表現能力上。首先，請看表1，這是對環太平洋諸國（或地區）從1995年到2025年期間以5年為一個階段的實際增長率的預測（以美元計價）。由于這個預測是在1998年初即亞洲金融危機深化期間進行的，因此，有人評價這個預測結果“過于樂觀”，但是，總的看來，其后的發展證明這一預測大致是正確的。包括該預測期間在內，1950年后的約75年間，如果以線段表示各國、各地區以美元計價的高速增長時期，其結果如圖1。如圖1所示，不管哪個國家或地區，肯定會有30～50年間左右的高速增長時期，所謂各國、各地區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只不過是高速增長時期在它們之間的移動。

附圖

附圖

2.透過國際資本移動看國際相互依存關系

除了上述內容之外，我們的模型還顯示出其它種種饒有趣味的結果。表現國際相互依存關系是該模型的目的之一，因此，在表2中顯示了：10個國家或地區中的其中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本積累增加對其它國家或地區GDP的影響。

附圖

我們來看一下受影響的國家或地區。由表中可知，除了極少數外，該影響大都為正。這表明，“過剩”的資本會導致利潤率下降，進而導致他國（地區）流入該國（地區）的資本減少或者該國（地區）資本向他國流出擴大。因此，本模型中的這個機制會對其他國家（地區）的經濟產生正面影響。

從日本經濟的發展過程來看，我們不能完全否定“產業空洞化”。“產業空洞化”是日本經濟增長的結果，是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其成果的活動。這一“轉移”盡管對日本來說意味著某種程度的“停滯”，但從世界范圍來看卻意味著經濟發展。只要上述國際相互依存關系存在，日本就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分享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好處。

3.生產率提高對他國（或地區）的影響

下面的表3顯示了：某個國家或地區的生產率提高對其它國家或地區GDP帶來的影響。

附圖

相對于前述資本積累總體上正面影響占主導地位來說，該表的首要特征是，負面影響是主要的。其原因在于，該國家或地區的生產率提高，提高了該國家或地區相對于其它國家或地區的相對利潤率，進而帶來了吸引其他國家或地區資本的效應。

在該表中，尤其值得提醒讀者注意的是，第1行中所示的美國的生產率提高對其它國家或地區的波及效應。其發生作用的方向如上述，在這點上并沒有什么特別，但如果將該機制與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結合起來思考，則其寓意十分深遠。這是由于，近年來美國經濟的繁榮吸走了泰國、韓國等國家或地區的國際資本，這成為亞洲金融危機的導因之一。該影響對日本來說是正面的，這作為模擬的結果似乎有問題；但是，我們應該理解，日本經濟的蕭條另有原因。日本不是資本輸入國而是資本輸出國，日本經濟與泰國或韓國等不同，不依賴他國資本。日本經濟的蕭條現象必須通過別的機制加以說明。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在發表時只給出環太平洋計量經濟模型的部分方程及其預測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