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型生態風險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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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經濟轉型與生態風險；中國經濟轉型面臨巨大的生態風險；中國經濟轉型中的生態風險治理等進行講述，包括了何謂生態風險、經濟轉型中的生態風險的表現、生態環境的惡化使生態系統運轉不良,引起系統性風險、生態環境的惡化使生態系統功能減弱,產生功能性風險、樹立人與自然平等和諧的生態倫理觀、進行生態風險的全球治理、建立科學的生態風險管理機制等，具體資料請見：

[論文關鍵詞]經濟轉型生態風險現代性市場經濟風險治理

[論文摘要]當前,中國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時期。在這一過程中,由于人們對科技無節制地運用、人類對主體性的過度張揚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的不完備性,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環境問題。環境的惡化使生態結構出現紊亂,生態功能不斷減弱,引發了生態風險。為了有效地治理生態風險,我們必須大力開展全民生態啟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態風險意識;建立科學的生態風險管理機制,有效地應對生態風險;樹立人與自然平等和諧的生態倫理,使人與自然共存共榮;進行生態風險的全球治理。使全人類能共享生態發展成果。

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生產力的發展會使社會呈現出不同狀態,社會轉型是其重要表現之一。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其發展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與風險,其中生態風險已成為當前制約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瓶頸。為了確保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生態風險的治理顯得尤為必要。

一、經濟轉型與生態風險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推進,社會轉型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是指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社會轉型是一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全方位的系統工程,其表現在經濟領域中就是經濟轉型,即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由一種形態向另一種形態的轉變。經濟轉型包括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兩層含義。制度變遷一般是政治體制變革、社會制度改變導致的結果,而經濟發展主要是指經濟運作方式從一種模式向另一種模式的轉變。

經濟轉型是當今世界頗受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當代中國社會經濟轉型主要表現為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從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

人類社會源于自然,人類的發展更離不開一定的自然環境,其中作為自然環境重要組成部分的生態環境與人類發展的關系更為密切。所謂生態環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組成的各種生態系統所構成的整體,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間接地、潛在地、長遠地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影響。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其經濟發展離不開一定的生態環境,而生態環境的好壞也與當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

一方面,經濟發展是在一定的生態環境中進行的。當代中國的經濟轉型離不開生態發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態環境可以為經濟體制順利地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從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提供有利的條件。而不良的生態環境卻在不同程度上阻礙著社會經濟轉型的實現,最終會導致人類生存環境的總體惡化。另一方面,生態環境也離不開一定社會的經濟發展。人類與自然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當社會經濟發展中體制轉變比較順利、經濟增長方式相對比較科學時,就會有利于生態環境的正常發展。相反,如果經濟轉型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就會極大地破壞生態環境,產生巨大的生態風險。

二、中國經濟轉型面臨巨大的生態風險

中國的經濟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正式明確地提出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三十多年來,我國的產業結構不斷趨于合理,經濟增長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國民經濟得到快速增長,綜合國力顯著提高。可以說,我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們也要看到,經濟發展過程中同時還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正在制約著經濟社會的正常發展,特別是對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產生巨大的影響,引起嚴重的生態風險。

(一)何謂生態風險

風險(risk)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必然出現的一種現象,是社會可能面臨的危機狀態和災難性危險。風險本身并不是“危險”(danger)和“災難”(disaster),而是一種危險和災難的可能性。風險可以區分為“外部風險”(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來的風險”(manufacturedrisk)兩種類型。“外部風險就是來自外部的因為傳統或者自然的不變性和同定性所帶來的風險”;“被制造出來的風險指的是由我們不斷發展的知識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所產生的風險,是指我們在沒有多少歷史經驗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風險。”在全球化時代,人們面臨的風險主要是“被制造出來的風險”或稱“人造風險”。

作為一種常見的風險,“生態風險(EcologicalRisk)就是生態系統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風險。它指在一定區域內,具有不確定性的事故或災害對生態系統及其成分可能產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損害,從而危及生態系統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潛伏期長,出現過程緩慢,不像金融風險那樣明顯突發,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輕視。然而,生態風險一旦從潛能轉變為現實壓力,卻極難防范和緩解。”一般來說,生態風險不是自然風險,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生態風險屬于吉登斯所說的“人造風險”,“人類某些技術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樂觀’以及民眾的從眾心理和迷信是生態風險的源頭。”

(二)經濟轉型中的生態風險的表現

我國的經濟轉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進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重大機遇,另一方面也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嚴峻挑戰,國內外形勢的復雜性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本身的艱巨性必然使這種轉型面臨巨大的困難和風險。其中,伴隨經濟發展過程所帶來的生態不安全性會引發嚴重的生態風險。

生態風險的產生是與經濟發展過程中生態環境的惡化密切相關的。生態環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組成的各種生態系統所構成的整體,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間接地、潛在地、長遠地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影響。生態環境的破壞,最終會導致人類生活環境的惡化。一般來說,生態環境問題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由于人類不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另一類是由于城市化和工農業高度發展而引起的“三廢”(廢水、廢氣、廢渣)污染、噪聲污染、農藥污染等環境污染。由于我國的經濟轉型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并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邁進的背景下進行的,因此,中國既面臨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需要解決的一系列問題,同時也要正確面對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向中新產生的問題。因此,我國當前經濟轉型過程中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更多、困難更大。其表現在生態領域中就是我國的經濟轉型不但面臨傳統意義上的生態風險,同時還要面對新的、更大的風險。

生態風險的產生是由于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生態系統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的程度越高,風險后果就越嚴重。當代中國經濟轉型期的生態風險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生態環境的惡化使生態系統運轉不良,引起系統性風險。當前,由于森林資源和濕地面積的減少,會增加災害性氣候的風險,同時也會給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動植物增加生存的風險;水污染和水體系統遭到破壞,會增加依賴水體生存發展的其它生物減少和滅絕的風險;草原面積減少,草場退化,會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載畜量減少的風險;沙地植被減少、系統遭破壞,會增加沙漠化面積擴大和沙塵暴侵襲風險;農田作物生長環境遭破壞,會增加農產品質量、產量降低的風險;有毒有害固體、氣體物質排放會增加人與其它生物的安全風險;水土流失地區生態環境惡化,會加劇土地沙漠化、土地貧瘠、泥沙淤積庫壩、河流、湖泊導致洪災的風險。總之,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生態發展就會失衡,生態環境隨之惡化,正常的生態結構被打破,整個生態系統循環不暢,引發系統性生態風險。

第二,生態環境的惡化使生態系統功能減弱,產生功能性風險。一方面,生態環境惡化會阻礙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當今中國的發展面臨人口、資源和環境三大難題。特別是環境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嚴重制約因素。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生態環境惡化的程度很嚴重,近年來,長江、黃河等大江大河發生洪澇災害的次數在不斷增加,經濟損失慘重;北方地區沙塵暴肆虐,旱災不斷發生。這一切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社會的正常發展,對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產生巨大的壓力,形成潛在的風險。另一方面,生態環境惡化給社會的穩定產生潛在的風險。人類對資源無節制的開發,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資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會變得越來越少,最終會導致資源的枯竭。這種狀況不但影響國家的穩定,也給世界的和平發展形成巨大的挑戰。

(三)中國經濟轉型中生態風險的成因分析

1.現代性與生態風險。現代性始于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經過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發展完善,到20世紀中后期成為具有世界歷史影響的行為制度和模式。現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但是,其風險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人類對科技理性的過度重視導致生態風險的產生。現代性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沖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價值理性。由于人類對科技理性的過分張揚,科學技術發展也給人類帶來嚴重的風險,使我們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為一個“可怕而危險的世界”,而這個“危險的世界”正是在人類不斷地追求科技進步的過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類對主體性的過分張揚致使生態風險出現。在人類發展歷史上,人類對現代性的追求過程也是人的主體性的全面張揚過程。主體性的張揚使人類擺脫了神的束縛,凸顯了人在整個宇宙中的主體地位。但過度地張揚人的主體性有時會走向其反面,人類一切從自身利益出發,大肆掠奪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環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斷沙化、環境嚴重污染、氣候逐漸惡化、生態正在失調等一系列生態問題,對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產生潛在的風險。

2.市場經濟與生態風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還不完善,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市場作為主要的調節手段,具有靈活性、競爭性等優勢,但由于其還具有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特點,使不同市場主體在經濟發展中,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開墾荒地、濫伐森林、過度放牧、掠奪性捕撈、亂采濫挖、不適當地興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場退化、土壤沙漠化、鹽堿化、沼澤化,導致森林面積急劇地減少、礦藏資源遭到破壞、野生動植物和水生生物資源日益枯竭、旱澇災害,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另一方面,在進行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產生“三廢”(廢水、廢氣、廢渣)污染、噪聲污染、農藥污染等嚴重的環境污染。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時也對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巨大的生態風險。

三、中國經濟轉型中的生態風險治理

當前,生態風險事件的頻發已使風險成為一種社會常態,它已成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必須面對的嚴峻問題,而且也是制約我國經濟現代化的重要因素。為了使中國的經濟能夠持續、快速、穩定、健康地發展,當前必須要加強對生態風險的治理。

(一)大力開展全民生態啟蒙教育

康德認為,啟蒙就是從蒙昧無知的狀態解放出來,運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斷。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科技給人類帶來的問題也日益增多。為此,我們必須建構新的啟蒙——生態啟蒙。首先,要讓人們認識到人類已經進入后果嚴重的世界風險社會,生態風險已經成為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全球性問題;其次,要看到科學技術的雙面性,特別是要看到濫用科學技術所引起的負面效應;再次,要強化生態文明意識,正確認識和處理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確保人與自然的和諧。

(二)建立科學的生態風險管理機制

首先,建立生態風險預警系統。通過設定一系列風險預警指數,并根據對這些指數的計算,及時向社會發出預警信號,使人們對生態風險有充分的準備,有效地防范風險。其次,建立生態風險分析系統。以科學理論為指導,以定量和定性分析為主要手段,通過對生態風險分析系統得來的相關指數進行綜合分析,為生態風險控制系統提供科學的依據。再次,建立生態風險控制系統。由國家和其他社會組織通過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場、民間機構、家庭及個人的生態風險管理責任,對生態風險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態風險。最后,建立生態風險補償系統。要構建政府-社會保障機制、市場-商業保障機制、社會-家庭、社區、民間救助機制三位一體的、系統的、動態調整和迅速反饋的生態風險補償機制,有效地處理生態風險,及時補償風險損失,進一步推動社會發展。

(三)樹立人與自然平等和諧的生態倫理觀

“生態主義者”認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價值”,在內在價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類存在物與人一樣,在生態系統中都有發揮其正常功能的權利,都有“生存和繁榮的平等權利”。要充分認識到自然界非人類存在物在整個生態系中的重要價值,人類與自然物之間具有密切的生態關聯性。為此,我們要努力將這種平等原則轉化為具體行動,善待自然,珍愛生態。同時,還要認識到,隨著生態風險的不斷擴張,生態問題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問題。能否處理好這一問題,既關系到當代人的利益,也會影響下代人的發展。為此,我們必須正確處理當代人之間、代際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利益關系,在平等的基礎上實現資源共享、責任共擔,使人與自然共存共榮,共同發展。

(四)進行生態風險的全球治理

全球化使交往關系走向全球,同時也把風險引向世界,使人類進入后果嚴重的世界風險社會。在風險社會下,生態風險——特別是環境風險、核技術風險、化學污染風險等對社會成員的影響將是“平均化分布”的。正如貝克所言:“貧困是等級制的,化學煙霧是民主的。”生態風險已經成為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全球性問題。要有效地預防和治理全球性生態風險,靠單個的國家和地區是很難做到的。為此,在生態風險治理中,我們必須強化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采取靈活多樣的治理方式,共享風險治理成果,走全球風險治理之路。唯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預防生態風險,使經濟社會得到快速、穩定、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