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一體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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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9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進步日新月異，跨國直接投資突飛猛進，貿易自由和資本流動自由成為時代的主題，全球經濟一體化成為不可阻擋的新世紀潮流。不曾想，1997年夏天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不僅把蒸蒸日上的亞洲經濟攪得一團糟，而且，國際游資的一輪接著一輪的沖擊，危機正在向俄羅斯和拉丁美洲蔓延，甚至眼看著要將歐洲（通過俄羅斯和東歐）和美國（通過亞洲和拉丁美洲）卷進來，團圓出一場空前的全球經濟大蕭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援助幾乎燈干油盡，卻于事無補。各個遭殃的和快要遭殃的國家和地區只好個人自掃門前雪，政府紛紛直接干預和介入市場運作，甚至干脆實施外匯管制。全球經濟一體化之自由化改革開放的玫瑰色圖景，被一場沒完沒了、沒法“過去”的“金融危機”涂抹得面目全非。

一、反自由市場機制的政府干預

馬來西亞的外匯管制：為了防止國際組織和外國勢力摻活進國家內政，馬來西亞一開始就拒絕了有附加條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企圖憑自己的力量應付危機。然而，巨額國際游資的沖擊實在太強大了，豈是區區一小國能夠獨立招架？2馬元和股市無法遏制地持續下滑，迫使總理馬哈蒂爾最終選擇了外匯管制。管制內容包括非居民的貨幣兌換、離岸戶口轉帳、沽售股票所得的轉出、海外投資、進出口結算以及現金的出入境。簡而言之，退出游戲，關門不玩了。公布外匯管制措施的當天，馬元匯價上升了7.2％。3

香港的莊家下場和增加磨擦的“七招三十式”：面對國際炒家“按提款機”式的新一輪摧毀性攻擊，香港當局忍無可忍，直接入市，大筆作多，買港元，買股票，買期貨。8月28日一天，香港股市成交790億港元，創歷史最高記錄。特區政府照單全收大量拋售的恒生指數股，拋多少收多少，大有不惜“國有化”恒生指數股企業的架式。

緊接著，政府推出“七招三十式”。其中“七招”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七項新措施，旨在強化貨幣發行局制度和增加銀行體系流動資金，減少港元利率被人為操縱的機會。“三十式”則分別針對香港聯合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中央結算公司、政府財經事務局五個機構，提出新紀律或重申一些交易規則，加強對股票拋空的監管。這些技術性措施，歸根結底是給國際炒家的“提款”程序設置障礙、增加摩擦，讓炒家沒那么容易賺到錢，知難而退。雖然聯系匯率發行局制度不變，這些限制性措施不僅在特殊意義上絆住國際炒家的腳，同時也在一般意義上為國際資本在香港進出的流動增加了摩擦。

各國家和地區政府紛紛出手，干預市場：早在1998年1月初，新臺幣兌美元在三天內大跌之后，臺灣就立即關閉了NDF（無本金遠期外匯交易）。49月初，為了防止索羅斯旗下基金“空襲”，臺灣金融當局指名道姓地宣布，不準臺灣投資人將資金匯出境外投資索羅斯基金，嚴禁臺灣證券商為索羅斯旗下基金下單買賣。5新加坡則修改了股市指數，將原來以價格加權的計算改為市值加權計算，使炒家通過操縱指數成份股獲利的難度增加。6俄羅斯為了捍衛盧布，曾經在8月宣布限制商業銀行購買外匯，其實就是外匯管制。7后來又放棄了，結果，盧布匯價一路下滑，從8月17日到9月9日，盧布貶值超過60%，8外匯交易幾度被暫停，銀行也一再停止盧布的兌換。最近又有消息說，總統葉利欽正在考慮限制美元在國內的流通。9

二、“資本神話”幻滅

自由派經濟學貿易理論的權威巴格瓦提（JagdishBhagwati）說，資本自由化是貿易自由化的理念延伸，可是，鼓吹資本自由化的經濟學家從來沒有象自由貿易經濟學家那樣拿出足夠的實證分析。大量事實證明，不規則和難以控制的短期資本流動，是許多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淵藪。越來越多的證據和邏輯推理都支持限制貨幣自由流動。貿易自由化和貨幣自由化是完全不同的是兩回事，云云。10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說，亞洲的“病因”是資本市場過早開放。11美國《新聞周刊》發表署名文章說，全球資本流動使窮國的經濟越發不穩定，同時反過來損害了富國投資者的利益。12投資銀行WarburgPincus&Co.的執行總裁RajivLall說：“全球化”和國際金融市場的融合本來就是“雙刃劍”，人們原來以為好處會大于壞處，現在看來不對了。對國際資本流動作某些方面的限制，也許不是一件壞事。13有跡象表明，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西方七國的政策制定者們都有可能改變反對管制資本流動的一貫態度。因為在“新的國際金融體系”下，可能需要某些特定的資本管制措施，應付特殊情況。14

麻省理工大學教授克魯格曼（PaulKrugman）說得更直接，亞洲各國經濟苦苦掙扎，絲毫沒有起色，隨時可能引發新一輪的資本流出浪潮和更嚴重的危機。對此，唯一的方法是外匯管制，盡管這是很多人所忌諱提到的。他認為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經濟和金融體系存在很大的問題，卻能成為亞洲金融風暴中的“安全島”，靠的就是有效的外匯管制。15

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無能為力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年度財政報告，1997年6月至1998年6月財政年度，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援助最多的是南韓、印尼和阿根廷。16為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己已經出現財政危機，希望美國國會盡快批準180億美元的撥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執行總裁Fischer估計，現在可用于援助的款項只剩下50至90億美元。17姐妹機構世界銀行也發出警告，向遭殃國家提供大量援助貸款，已經影響了世界銀行資產的穩定性，除非股東再注入資金，世界銀行將無法繼續向有問題的國家施以援手。到目前為止，世界銀行已經向亞洲國家和俄羅斯提供了84億美元貸款，占可提供貸款額度的77.7％。18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錢又出力，為受援國提出一大套進一步自由化的改革開放方案，要求那些急需刺激經濟景氣的國家緊縮銀根、提高利率、嚴格控制財政赤字，而且不能實施貨幣局制度。19結果，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援助的國家，至今沒有一個可以擺脫困境。克魯格曼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劃不但沒有將亞洲從危機中挽救出來，反而使情況越來越糟。20雖然有種種資本自由流動和開放金融市場的理論，作為各國“最后貸款人”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在國際游資巨大的破壞力面前無能為力。

四、歐元面對嚴峻挑戰

1999年1月1日，歐盟11國正式啟動歐元。但是，要到2002年7月，創始國貨幣才全部退出歷史舞臺。在這三年過渡期，德國馬克、法國法郎、意大利里拉等貨幣與歐元并存，同時發行和流通。這樣“雙軌制”的過渡期，為國際炒家利用歐元中央銀行與各國中央銀行之間政策取向的偏差，選擇薄弱環節各個擊破，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典型的前車之鑒是1992年的英鎊“阻擊戰”。當時歐洲匯率穩定體制（ERM）中，弱勢貨幣英鎊兌馬克幣值明顯偏高。英國既要維持貨幣幣值（維持高息），又要擺脫經濟衰退，唯一的出路是要求德國減息。可是，德國剛剛統一，西德馬克與東德馬克按一比一的匯率合二而一，為了抑制通貨膨脹率飆升的強大壓力，非但不能減息，反而要加息。于是，弱勢英鎊成為投機者大筆沽空的攻擊目標。一場惡戰下來，英鎊被國際游資打出歐洲匯率穩定體制。索羅斯志得意滿，大賺10億英鎊，英國財相灰頭土臉，被迫辭職。21

如今，參與歐元的11個歐洲聯盟國家中，各國的經濟發展很不平衡，政策取向也不一致。這些民主國家的民選政府，政治必須服從選票，關鍵時刻制定政策，只能從本國選民的利益出發，很容易在貨幣政策上不能共同進退。歐元挑戰美元，是一伙鉤心斗角的聯盟與一個統一強大的巨人搏斗，前景令人擔憂。22如果說1992年，英鎊和意大利里拉可以被相繼打出歐洲匯率穩定體制（ERM），不能說1999年以后，歐元區的其它貨幣，譬如德國馬克，沒有可能成為國際游資投機的目標。如今，德國對俄羅斯的巨額問題貸款已經可能沖擊德國的銀行體系。23與原東德和俄羅斯經濟關系密切的東歐國家，受俄羅斯危機的直接拖累，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國的貨幣已處風雨飄搖之中。24德國建議用歐元救援俄羅斯，希望由此把自己在東歐和俄國的利益卷成歐盟的集體行動。25如果俄羅斯和東歐情況惡化，影響到德國的貨幣和經濟政策，造成德國與歐盟其它國家不一致的政策取向，邏輯上，不能排除馬克面臨1992年英鎊處境的可能性。倘若馬克受到強有力的沖擊，甚至被打出歐元體系，歐元、乃至整個歐盟的前景都將面臨空前未有的嚴峻考驗。

五、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戰國時代

冷戰結束以來，全球進入改革開放的浪潮，主題是經濟自由化。大幅度降低關稅、貿易自由化、資本自由流動、開放電訊市場、跨國直接投資和企業兼并、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各種經濟同盟的建立、歐盟從關稅同盟到貿易自由化到貨幣一體化等等，所有這些的本質，都是各個國家政府對經濟活動直接控制的強度和干預范圍越來越小。隨著亞洲金融危機以及危機向南美、俄羅斯的蔓延，自由化改革開放的潮流開始了明顯的逆轉趨勢。

曾幾何時，“亞洲模式”成為眾矢之的。學術界異口同聲：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是政府過份干預經濟，造成泡沫經濟。如今，危機蔓延到“亞洲模式”以外的俄羅斯和南美各國。前者實行的是西方大為推崇的“休克療法”，后者經過債務危機以后幾乎成為美國的加工基地。這使人們對危機的理解逐漸加深，并且開始發生逆轉。所謂“逆轉”，面對的實踐是，金融危機以來，各國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控制和干預都大大加強了。香港始終以政府最少干預經濟活動而著稱于世。結果，當局不得不莊家下場，親自和國際游資“埋身肉搏”，緊接著頒布實行“七招三十式”，成為從自由化逆轉到大干預而特干預的典型案例。亞洲金融危機早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受援國家推行進一步自由化的改革，結果不僅無效，而且雪上加霜，遭到普遍批評，是另一個方向的典型案例。金融危機發生以后，中國人民幣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的改革，幾乎退出進一步改革的邏輯選擇空間，是又一個典型案例。馬來西亞實行外匯管制的成功，看上去是應付危機諸多手段之中的一種選擇，實際上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邏輯上，與人民幣不自由兌換的道理一樣，只要短缺資本不能自由流動，本國中央銀行的景氣調節，就能在本國范圍內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換言之，過去馬來西亞經濟的景氣，是馬哈蒂爾和索羅斯一起說了算，因為中央銀行的任何景氣政策都可能被國際游資的流入流出抵消或者放大。實行外匯管制以后，馬來西亞的經濟景氣就成了馬哈蒂爾一個人說了算。在馬來西亞國家范圍以內，中央銀行可以在沒有或很少國際游資“對沖”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當然，代價是巨大的，特別是對外商長期直接投資的負作用不容忽視。26

直截了當地實行外匯管制也好，香港的“七招三十式”也好，臺灣指名道姓地禁止索羅斯進場也好，性質上都是為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增加磨擦。倘若不讓索羅斯來，羅索斯、斯索羅或者索羅斯自己改個名字還要來，臺灣當局還可以繼續增加禁止下場的名單，一直增加到國際游資的沖擊強度減弱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倘若有了“七招三十式”的磨擦，國際游資還來沖擊取錢，香港當局還可以繼續增加“八招四十式”，一直增加到國際游資的沖擊強度減弱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換句話說，所以這些政策規定，目的都是要為國際資本流動制造磨擦，直到磨擦大于資本流動的動能，使可能造成傷害的資本不能自由流動為止。所以，政治上宣布不宣布外匯管制是一回事，實際上實行的都是外匯管制，區別只在于管制的程度。因為就算是宣布實行外匯管制，具體到如何管制和管制到什么程度，資本項目和貿易項目之中，本身就有諸多條款，諸多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區別對待的放松。既然各種政策規定的目的都是使資本流動的磨擦大于資本流動的動能，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不同形式（宣布的和不宣布的）和不同程度的外匯管制，標志著各國和各地區政府對全球范圍自由化改革開放潮流的逆轉。

資本自由流動和全球金融一體化的神話，在各國和各地區政府各種形式的外匯管制中逐漸破滅。貿易自由化隨之受到威脅。最近，巴格瓦提等西方經濟學家把資本自由化與貿易自由化分而論之，值得商榷。80年代末和90年代以來，貿易自由化突飛猛進的發展，和企業跨國化、跨國直接投資突飛猛進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在冷戰結束的和平環境里，跨國公司全球分工體系內部的“貿易”占世界貿易的比例越來越大，27不僅在很大程度上使進出口關稅成為多此一舉，而且強烈要求資本項目的自由流動。在這個物質基礎上，各國的外匯管制對跨國直接投資的巨大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一旦全球范圍的跨國直接投資減緩下來，進出口貿易必然重新成為各國政策爭執的新焦點。

縱觀近代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始終有一個生產力發展超越國界和世界市場以民族國家為單元分散管理的矛盾。殖民地經濟、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以后的冷戰，在經濟層面，本質上都是這個矛盾的反映。試想，各國都關起門來，在國界內部按照百萬、千萬的人口規模生產自己的汽車，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一年生產近千萬輛汽車，只能賣在美國，怎么可能呢？一個世紀以前，馬克思曾經血淋淋地詳細描述過英國機織紡織品對印度和中國小農經濟的摧殘。在這個意義上，說瓦特蒸汽機演化出資本主義全球殖民的歷史，并不牽強附會。同理，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正是持續半個世紀的冷戰，把世界市場按照生產力發展的跨國要求，集中成為可以跨國分工和相對自由貿易的兩大板塊，才奠定了50多年世界經濟穩定發展的秩序基礎。

如今，第三世界生產力的供給能力發展起來。生產力的發展，以信息產業為龍頭，發生了又一次空前巨大的飛躍。為了適應這個生產力的發展，早在80年代，以洲為單位以致跨州的地區經濟貿易結盟就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冷戰一結束，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浪潮就在貿易，直接投資，開放電訊、媒體、商業、金融市場等所有方面排山倒海而來。如果說生產力的發展與殖民、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世界大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世界秩序演進，存在某種相輔相成的內在聯系，那么今天，技術進步推動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更是以百萬、千萬甚至上億人口規模為單元的國家所無法容納的了。在這個問題上，英國、法國、德國和西班牙四個強國聯手，才能作成空中客車，與美國航空工業一搏，是生產力發展超越國界在供給方面的典型案例。南韓以幾千萬人口的國力和市場規模，獨立發展各種產業所面臨的嚴峻挑戰，是生產力發展超越國界在需求方面的很好說明。

生產力發展推動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絲毫不意味著正義和公平。象以往的歷史一樣，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融合了少數生產力發達國家自私的國家利益。譬如，冷戰結束以后，美國的軍工重組直接威脅歐洲以國家為單位的軍工產業的生存。28譬如，醞釀許久的歐元，說到底，也是歐盟列強團結起來，既抗衡美國，又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盡量攫取最大份額的工具。譬如，就象當年英國的機織紡織品是用炮艦送來的一樣，今天，專玩金融衍生工具的國際游資四處橫行作孽，絕大部分集中在美國的幾家金融機構。29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少數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迫使各地受災政府進一步自由化改革開放。雪上加霜的結果，迫使越來越多的民族國家和地區不得奮起保護自己。馬來西亞的外匯管制，臺灣禁止索羅斯進場，香港當局與國際炒家“埋身肉搏”，我國人民幣不貶值和暫不考慮人民幣可兌換的改革等等，都是國家民族利益與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摻合在一起的矛盾反映。如今，從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外匯管制開始，金融危機迫使所有政府干預和控制本國經濟的行為大大加強。相對冷戰時期的兩大陣營而言，世界正在步入一個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戰國時代”。這似乎是一個矛盾的命題。然而，從瓦特蒸汽機帶來的工業革命以來，歷史就是這樣矛盾地走過來的。這里沒有一個純粹經濟學的帕雷托最優模型可以解釋的道理。倘若徹底按照帕雷托最優模型辦事，過去的帝國主義殖民當然是推動歷史前進，爭取民族解放就成了反動；今天要防范金融危機，全世界都用美元一種貨幣，不就萬事大吉了，何必還要各國不同貨幣兌來換去的麻煩？

“戰國時代”核心是一個“戰”字。斗爭和團結（為斗爭需要的結盟）是這個時代的主題。

1討論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鄧英淘提出世界進入“戰國時代”的概念。作者在與鄧英淘的多次討論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啟發。作者對本文的觀點和錯誤負責。

2據估計，全球對沖基金的資產總額達三萬億美元，再加上借貸能力（以十倍計算），可動用資金達30萬億美元（230萬億港元）（見《蘋果日報》：“炒家彈藥230萬億，財司怎招架”，1998年9月14日）。另據估計，全球每天的資金流動，在幾年前就達到了1.2萬億美元，其中用于國際貿易的只占1％左右。與此同時，各國的外匯儲備一般只是以百億美元計算，根本不是一個數量級。

3見《信報》：“馬來西亞實施嚴厲外匯管制”，1998年9月2日，第8頁。

4見《信報》：“臺央行總裁解釋關閉NDF原因”，1998年9月1日，第7頁。

5見《信報》：“臺灣全面封殺索羅斯基金活動，臺股急跌創22個月以來新低”，1998年9月1日，第7頁。

6見《明報》：“星采新股市指數減少受操控”，1998年8月31日，第B-4頁。

7見JohnThornhill：“FearsoverdevaluationsendRussianmarketsintodive”，FinancialTimes，1998年8月14日，第1頁。

8見《信報》：“淺析俄國金融風暴”，1998年9月9日，第16頁。9據香港無線電視新聞報道，1998年10月3日。

10見崔之元編譯：“資本神話─商品和服務貿易與美元貿易的差異”，《參閱文稿》，No.98-14。

11見《香港經濟日報》：“為亞洲把脈─病因：資本市場過早開放”，1998年9月15日，第A－2頁。

12見RobertJ.Samuelson：“GlobalCapitalism，R.I.P”，Newsweek，1998年9月14日，第28頁。

13見RajivLall：“TamingCapitalFlows”，FarEasternEconomicReview，1998年9月17日，第47頁。

14見StephenFidler：“Capitalcurbsseeninmorefavourablelight”，FinancialTimes，1998年9月15日，第12頁。

15見PaulKrugman：“SavingAsia：it''''stimetogetradical”，Fortune，1998年9月7日。

16對俄羅斯的援助在6月以后，尚未計入。

17見BobDavis：“IMFpledgesitsreadinesstoassistBrazil”，TheAsianWallStreetJournal，1998年9月8日，第8頁。

18見RobertChote：“WorldBanksoundsalarmoverriskyemergencyloans"，FinancialTimes，1998年9月25日，第7頁。只要這個比例達到80％，按規定就要自動增加世界銀行的資本金了。

19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經先后在印度尼西亞和俄羅斯強烈反對為穩定貨幣而實施與美元掛鉤的貨幣發行局制度。20見PaulKrugman：“SavingAsia：it''''stimetogetradical”，Fortune，1998年9月7日。

21參見俞岱曦等1998：《金錢與夢想》，中國文史出版社，第149-173頁。

22參見劉冰：“歐元能挑戰美元嗎？”見下期《香港傳真》。

23德國是向俄羅斯貸款最多的國家。為了這些連利息償付都有困難的問題貸款，德國銀行的財務評級會被調低（見GrahamBowley：“RussiancrisishitsGermanbanks”，FinancialTimes，1998年9月15日，第26頁）。

24見StefanWagstyl：“EasternEuropefeelsfalloutfromthecrisis”，FinancialTimes，1998年9月11日，第2頁。

25德國作為被前蘇聯和“華約國”戰勝的戰犯，在冷戰結束后，為了自身安全和鞏固東、西德重新合并，在北約“東擴”中最賣力氣，在俄羅斯和東歐國家投資最多。

26參見SheilaMcNulty：“Malaysia''''scapitalcontrolscreateinvestmentchallenge”，FinancialTimes，1998年9月15日，第22頁。

27不說經濟國際化程度在殖民時代就很高的英美列強，后來者日本，早在1983年，跨國公司內部產品調度就占日本出口總額的23.7%，進口總額的27.7%；90年代更分別發展到30%以上（參見王小強：《產業重組時不我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28參見王小強：《產業重組時不我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29衍生工具市場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高度集中，而且越發展越集中。1993年年底，美國美林、所羅門兄弟、摩根銀行、摩根士丹利、高盛和信孚六家，就占全球衍生工具合約的40％。到1996年國際結算銀行調查時，美國14家金融機構占了美國全國衍生工具活動的90％。英國396家銀行參加衍生工具的交易，其中22-25家占去交易量的90％以上（參見王小強：“聯系匯率的邏輯理解”《香港傳真》No.97-8，1997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