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型期產業斷層危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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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轉型主要是指技術轉型、產業轉型、增長方式轉型、金融及經濟體制轉型的合成變動，其中主要是指由于技術進步導致的產業升級過程。這種轉型是整個經濟結構的提升，是支柱產業的替換，因而是一種階段性質的變化或飛躍。

從經典文獻來看，世界工業化升級的進程經歷了四個主要過程。第一階段為初級工業化階段，主要為輕紡、冶金、化工等為主導的傳統工業對傳統農業的替代；第二階段為中級工業化階段，這個階段主要為新興電子機械、精細化工等新興產業對傳統工業的替代；第三階段為高級工業化階段，主要為微電子、新材料、新能源工業等高新技術產業對一般精細加工業的替代，以金融、電信、工商、法律咨詢業為代表的服務業長足發展；第四階段為以信息化為特征的后工業化階段，知識和信息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資源和主要動力。這四個階段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是一個逐次遞升的進程，經濟成長必須逐次通過這四個階段才能走向現代化。所謂經濟成長的“產業斷層危機”就是指經濟成長從一個階段轉入下一階段的經濟轉型期所發生的產業結構錯落和經濟動蕩。

一、產業斷層危機的特征

一般來說，當一個國家處于從一個工業化階段上升為上一級階段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產業升級的銜接問題。根據產業升級的一般規律，新興產業替代傳統產業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如果經濟運行處于一種完全自發的狀態下的時候，產業銜接是一種緩慢而穩定的接續過程，一般不至于發生大規模的產業動蕩。然而，這種自然過程過于漫長，人們通常在經濟成長中都會將自己的主觀發展意愿注入到經濟發展過程中，或者提前發動產業革命，或者強制引進一種新的產業，而在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中，開放型經濟還受引進境外的產業的影響。這些因素，必定會影響產業升級的銜接方式，使產業銜接出現錯落不齊的現象，產業斷層就不可避免。產業斷層危機作為產業轉型期的經濟錯位，具有幾個明顯的特征。

其一，產業斷層的深層機理來自于技術升級的錯落。產業斷層導致的產業錯落可能引發經濟危機，這種“產業斷層危機”不同于一般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它不是指一般的生產過剩危機，而是由于在進入新的經濟成長階段之前，新舊產業之間、新舊技術之間、新舊增長方式之間、新舊體制之間出現的磨擦和斷層，并且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這個斷層，主要表現為在經濟轉型中，結構劇烈失衡，增長速度放慢，市場秩序混亂，社會經濟動蕩。產業斷層，作為產業結構變動的結果，顯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發端于產業結構升級轉換中的不協調。一些產業經過長期的發展，技術水平提高緩慢，市場出現飽和，導致這些產業的增長遲緩，進而出現產業的夕陽現象。同時，由于整個社會技術進步出現中空現象，具有高速成長意義的新興產業沒有在產值貢獻上、利潤增長上做出相應的反映，新興產業的成長沒有彌補夕陽產業的產值落差，從而帶來相當一段時期的經濟增長滑坡。

其二，結構磨擦劇烈，表現為結構性過剩與結構性不足并存。既然是產業結構轉型出現的經濟成長落差，結構性矛盾就成為此時的主要矛盾。一般情況下，夕陽產業的市場過剩顯著，有時也伴以品種型、技術型過剩為特點。這就是說，夕陽產業的產品并不是一概表現為所有產品的過剩，而僅僅是技術檔次低、花色品種陳舊的產品出現過剩。這種過剩足以使傳統產業步履維艱，似有整個產業垮掉的趨向。實際上，傳統產業中也存在某些產品、某些項目通過技術創新而出現生機，其中有的傳統產業經過升級轉入新興產業，有的傳統產業通過技術更新改變了被動局面，得以在新的技術平臺上繼續成長。至于新興產業在誕生之初，規模化和產業化不足，難以支撐整個經濟增長，出現增長落差在所難免。

其三，經濟增長率明顯下滑但不一定表現為負增長。經濟增長是綜合性的，不同產業的相互作用，形成各自產業的增長率。但是，不同產業畢竟存在自己的成長規律，有些產業經濟增長具有階段性，有的產業經濟增長受資源瓶頸和技術瓶頸制約較為嚴重，這些產業的衰落，不僅使自己的產業經濟增長出現下滑，也會通過產業鏈條牽動整個經濟出現增長率下滑的局面。這就是所謂“產業鏈陷阱”。

其四，產業斷層危機持續時間較長。由于產業斷層的彌補需要較長時間，故而產業斷層危機持續時間較長。尤格拉周期的下降階段多的一般持續20幾個月，少的持續數月，即轉入蕭條階段。而產業斷層導致的斷層危機，由于矛盾積累深，結構錯位嚴重，供給調整需要時間長，故而，經濟增長的下降就會出現持續不斷的現象，有時可長達數年。為此，這種斷層危機對國民經濟的打擊將是巨大的。日本經濟自1989年下半年發生泡沫危機以來，直到1995年才出現經濟平衡，前后經歷了6年之久。東南亞金融危機自1997年5月到1999年7月，時間持續24個月以上。

其五，伴隨較大規模、較長時期的結構性失業和技術性失業。尤格拉周期的失業通常都是有效需求不足型的失業，這種失業通常要通過刺激總需求來緩解。凱恩斯的政府干預理論主要就是需求管理的理論。由產業斷層導致的斷層危機，其失業的類型大多表現為技術進步型的失業或結構性失業。產業升級必然伴隨技術進步，伴隨結構性調整，相當一些傳統產業通過市場調整而被迫收縮，由此引起大批剩余人員進入失業狀態。這些結構性失業大軍，由于技術性障礙，一時難以轉崗，被迫進入失業狀態，只有通過較長時期的技術培訓和吸納，才能緩解。

斷層危機的發生或多或少都將給國民經濟帶來沖擊，就沖擊力測定來說，可以有如下四條定律：（1）發展階段越低，發生斷層危機的沖擊力就越大。一般來說，經濟發展階段低，新興產業誕生和接續能力不足，當傳統產業衰落時，新興產業接續不上，經濟衰退的深度就會加強。（2）發展速度越慢，發生斷層的沖擊力就越大。經濟發展速度是衡量一國經濟動力大小的標志。經濟發展速度慢，市場反應不快，居民承受能力不足。產業轉型的落差將嚴重影響國民經濟。（3）技術創新能力越薄弱，發生斷層危機的沖擊力就越大。一國經濟成長過程中，是否能夠順利實現產業升級的替代，主要依靠新興產業的發展，新興產業的發展又取決于技術創新能力的大小。技術創新能力薄弱，將使產業替代能力發生空虛，經濟成長將發生斷裂。（4）對外依存度越低、越封閉，發生斷層危機的沖擊力度就越大。一國對外開放水平直接關系到一國的資源獲取和技術引進的力度。如果國民經濟過于封閉，勢必面臨資源獲取的瓶頸和技術升級的瓶頸，在進行產業升級中將不可避免地要陷入重大困境。

二、中國經濟轉型期可能遇到的斷層危機

從歷史上看，各國工業化在幾個產業轉型期都會發生經濟成長斷層危機。根據工業化的進程，可以將斷層危機分為初級斷層、中級斷層和高級斷層。初級斷層，是從工業化前期進入工業化轉型期的斷層，中級斷層是指從傳統工業化進入高級工業化期間的斷層，至于高級斷層是指從工業化進入信息產業化期間出現的成長斷層。

根據斷層危機的引發機制我們可以將斷層危機分為幾種類型：（1）康氏周期拐點型，如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2）尤格拉周期導致型；（3）泡沫經濟導致型，如日本經濟20世紀90年代大滑坡；（4）貨幣危機導致型，如東南亞1997年危機。此外還有資源瓶頸導致型和技術創新動力不足型斷層危機等等。

目前，中國正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經濟成長可能將面臨“產業升級型”的斷層。未來的5年內，中國經濟將面臨著支柱產業的大規模全面替代或質的變化。屆時，我國新技術、新產業對傳統產業的替代將出現一個較大的浪潮，勢必由于我國經濟內在的矛盾，引發國民經濟的大幅動蕩。

其一，資源瓶頸的制約。總體來看，我國部分基礎原料生產規模已經達到世界前列。但是部分戰略性資源仍然構成我們發展的瓶頸。尤其是水資源和石油資源的日漸短缺已成為我國“十五”計劃乃至今后長期的制約因素。目前，我國很多城市都面臨缺水的威脅，在旱季部分城市甚至連生活用水都困難，這將嚴重限制這些城市的產業發展。近年來能源生產和消費一度出現雙雙下降的局面。一方面，由于經濟增長速度的減慢，能源需求量銳減；另一方面，能源行業結構調整，造成相當數量的中小煤礦關閉或停產，能源供應出現了“買方市場”，使得中國能源發展的矛盾逐漸由總量平衡為主，轉變為結構調整為主。然而，就石油資源來說，我國的石油儲量和持續生產能力很難滿足國內生產和生活的需要，這些缺口只能依靠進口石油來彌補。據國家計委透露，2000年我國進口石油7，000多萬噸，花費近200億美元。據預測，中國未來石油進口依存度由1995年的6.6％上升為2000年的25％，到2010年將上升為30％。按此計算，2000年國內石油消費為28，000萬噸，按石油消費年遞增5.5％計算，到2010年，我國國內石油消費將達到47，826.8萬噸，屆時進口石油將達到14，348萬噸。我國能源消耗系數高，節能難度大。為此，依靠進口石油維持經濟增長，將面臨重大的進口風險。

其二，產業結構的回補。中國作為后起的發展中國家，其產業轉換與其他東亞國家相似，也具有“跨越性”的特點，產值結構相對于人均產值更為前移，或者說相對于產值結構的轉型，就業結構轉型明顯滯后。面對未來幾年的勞動力就業壓力，幾年后必將面臨一個產業結構回流回補的要求，即在產業高度化進程中重筑勞動密集型產業。據統計，目前我國第一產業就業人數所占比重很大，占全國勞動力就業總數的50％左右，而農業創造的產值僅占18％（1998年），說明農業勞動生產率很低，從整體上降低了社會勞動生產率。不僅如此，由于現階段我們可以吸收更為成熟的傳統工業技術和新興工業技術，相對于其他東亞國家，我國經濟由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經濟轉入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經濟的速度將會更快。韓國、新加坡等國轉入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經濟花了15年，我們也許只要7年～8年就可以完成轉換。快速轉型自然是好事，但在就業結構相對滯后、技術創新能力不足、教育落后的條件下快速轉換，勢必導致人均生產率難以提高，勞動力質量無法改進，勞動密集型產業與新興技術產業將長期并存，新的二元經濟結構的磨擦和矛盾將成為5年內的難解之結，將來就不能不面對階段性升級的停頓和回補。

其三，出口結構的壓力。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對外開放步伐很大，中國經濟對國際貿易的依存度已經很高，出口總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達40％以上。但是，中國經濟在國際分工中尚處于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主的發展階段，技術以引進適用技術為主，在產業技術轉移中屬于被動接受的下游，出口結構中仍然以傳統工業品為主。這種產業構成水平，在今后的國際市場劇烈競爭中，勢必將面臨更大的產業調整的壓力。東亞國家和地區，經過20世紀末的金融危機，韓國、新加坡、中國的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加快了產業結構升級，出口產品中精細加工產品比重上升；泰國、孟加拉等后起國家的傳統工業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勢頭上升，使得今后我國出口空間受到擠壓。而我國工業存在著結構性缺陷，即精細加工、高級制品生產能力不足，不能滿足市場需求，產品檔次低、附加值低，導致出口產品競爭能力不高，換匯能力低。據調查，我國目前的工業產品中，性能和質量能達到20世紀80年代國際水平的比重不到10％，約有80％屬于50年代～60年代的水平。此種技術結構難以快速實現出口結構的更新換代，繼續依靠勞動密集型產品和傳統工業品維持出口規模也難以為繼。未來可能遇到的出口需求約束，勢必將導致經濟增長的遲滯。

其四，技術創新瓶頸。技術創新是支撐未來我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關鍵。目前，我國經濟增長的技術含量不高，主要依靠高投入支撐國民經濟增長，因而勞動生產率較低。中國目前的勞動生產率是英國的1／30、美國的1／36、日本的1／40、德國的1／45。其根本原因在于國民教育水平發展滯后，限制了國民經濟整體素質的提高。世界上一般把“同年齡階段可上大學的人數約占總人口的15％”作為普及或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標志線。美國、前蘇聯及西歐國家分別在1950年、1960年、1970年就達到了這一標志線。亞洲、拉丁美洲甚至非洲一些國家，早的在1980年，晚的也在1990年就達到了這一標志線。而目前我國才達到7％。這必然導致新興產業所需要的高級人才供給不足。另據國家老齡委調查，目前全國100多萬高級職稱人才中45歲以下的僅占6.3％，35歲以下的僅占1.1％。未來幾年，我國這兩部分的絕對量和相對比例都將降低到近20年來的最低點。這將使我國今后教育、科研成果的數量和質量大大下降，出現轉換的智力成果相對減少。

其五，產業虛高度化和產業空洞化趨向。中國工業化的一個重要結果是服務業的大發展。未來中國的服務業產出比重將由今天的30％上升到50％以上。未來10年中，伴隨傳統工業化向高級工業化升級轉換，傳統工業的逐步淘汰、萎縮，新興產業尚不足以吸收從傳統產業轉移出來的資本，加上大量民間資金急于尋求有利的投資項目，必然會導致餐飲、商貿業等傳統服務業的長足發展，也將帶來房地產業和證券投資業的蓬勃發展。當這些服務業發展超出了實業投資正常需求之外的時候，必然導致無形交易的過度發展，產業空洞化必將隨之出現。這些年，我國GDP年平均增長率達9％以上，但工商業企業卻很困難，GDP增長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融、服務、運輸業等第三產業的支撐。第三產業的替代會引起一部分過剩資本游離實業之外，刺激房地產業、證券市場畸形發展，調控不當，風險會加大。尤其是在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匯率聯系制度、利率聯系制度導致國際資本空前流動，國際游資、熱錢對我國的沖擊也會加大，也會引發虛擬資本過度膨脹和國民經濟泡沫化。2005年股市市值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將由目前的10％上升到15％。

其六，經濟周期的節律。到2005年前后我國將面臨建國后的第10個經濟周期的低谷或改革開放以來的第5次經濟周期低谷。從1949年到1978年，我國先后經歷過1956年、1959年、1967年、1972年、1978年五次經濟波動，平均6年左右一次。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平均以10％以上的速度快速發展，但是其間也出現過4次低谷年景，分別為1981年、1986年、1991年、1999年，平均5.5年左右一次。按照1999年為第9次周期低谷計算，下一次即第10次經濟周期低谷點大體在2005年前后。如果第10次經濟周期低谷屆時來臨，可能會與大規模產業升級的矛盾相遇，可能會形成較大的周期性衰退。當然，鑒于我國正處于產業升級和經濟起飛時期，屆時的經濟衰退，不可能是古典式的循環，可能與1999年的經濟低谷相似，表現為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和結構失衡。

綜上所述，產業升級中的產業斷層危機是一種規律性的現象，它與結構失衡、產業錯落、經濟周期相結合，可能成為一種中長期經濟成長的中斷過程，應當引起我們的關注。從現在起，就應當注重產業升級中的銜接，化解經濟成長的瓶頸，減緩可能出現的斷層危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沖擊，盡可能保持國民經濟平穩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