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新常態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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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津近幾年經濟發展飛速，但產業結構卻不盡合理，這亦不利于天津經濟的轉型升級。本文以當前中國的“經濟新常態”為背景，分析經濟轉型期的特征及其對天津產業結構轉型的挑戰和機遇，并提出天津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措施。

關鍵詞：天津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經濟新常態

一、經濟新常態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一）經濟新常態的特征

當前，中國處于“經濟新常態”時期，2014年5月主席首次提出中國經濟新常態，11月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更詳細闡述這一觀點。具體來說，中國經濟新常態具備以下三個特征：其一，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高速增長，這是經濟新常態最表面的特征；其二，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主要表現為產業結構從中低端水平向中高端水平的升級，體現的是經濟新常態最重要的發展方向；其三，經濟發展動力將從投資驅動及要素驅動讓位于創新驅動。創新驅動是經濟新常態的核心體現，創新驅動體現出前兩個特征的內涵，一方面，新常態下中國經濟不應是追求速度的粗放式發展而應是體現質量的集約式發展，這一過程需要創新驅動，另一方面，中國產能過剩、能耗效率偏低等產業結構矛盾產生的問題，其主要原因在于產業結構缺少高級化，提升產業競爭力和全球價值鏈位置的核心技術，因而，創新驅動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

（二）經濟新常態下產業結構升級的方向

經濟新常態下的產業結構升級方向主要體現為：其一，產業結構升級體現為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視角。傳統的產業結構升級的演變邏輯從勞動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再到技術密集型，這種演變方式比較單一且會與處于全球同一價值鏈環節的不同經濟體產生生存與效率的競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視角下的產業結構升級則遵循更多的升級途徑，在傳統產業結構升級的基礎上，還可從加工制造的低端環節向服務與管理密集型的高端環節升級、從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環節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價值鏈前端的高附加值環節升級，這樣，產業結構升級不但實現產業結構間的高度化，更是立足于全球視角實現在全球價值鏈的產業結構價值提升；其二，制造業向智能化、高端化的方向發展。2015年3月“互聯網+”的行動計劃首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國正致力于通過“互聯網+”大力強化并實現中國的智能制造，同時，制造業與信息化的融合成為重要的發展方向，主要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3D打印、集成電路等創新技術推動智能制造的不斷發展，使制造業的持續演進推動制造業的智能化發展，從而實現制造業從標準化向個性化、柔性化的高端方向的轉變，智能制造成為兩化融合的主攻方向；其三，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不斷深化。在服務業和現代服務業的融合方面，中國主要通過高端制造業對生產性服務業進行帶動和引領，服務業在研發設計、科技成果轉化等高技術領域重點發展，以實現與制造業的高度整合。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中國生產性服務業正在快速發展，其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速最快投資額比上年增長了34.5%，租賃和商務服務業與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分別增長了18.6%和12.6%，生產性服務業的快速發展為制造業與服務業的深化融合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其四，低碳化和綠色化的發展趨勢。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以化石能源為基礎支撐起來的工業發展引發了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中國日趨嚴重的環境和資源約束，使低碳化和綠色化成為產業升級的發展方向。

二、經濟新常態下天津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一）面臨的挑戰

1.三次產業結構的比重有待進一步改善

天津近幾年的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第三產業的比例不斷增加，2015年天津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天津第一、二、三次產業的比重分別為1.3%、46.7%和52.0%，第三產業的比重首次達五成以上。然而，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發展經驗顯示：人均GDP為8000～17000美元時，第三產業比重為55%～70%。天津在2015年GDP為16538.19億元，人均GDP為110659.25元，約合16543.56美元，根據國際經驗，第三產業的比重至少應達55%以上，目前，天津第三產業對第二產業產能過剩的消化還存在一定的不足，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緩慢不利于工業經濟的發展，也對天津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融合發展產生一定的制約。

2.第二產業的重化工業和高耗能工業的比重較高

天津老工業基地的歷史使得制造業中重化工業是經濟增長的重點和主力。2014年，天津市工業中重工業的比重為78.42%，輕工業僅為20.8%。并且，工業中高耗能的產業比重較高，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石油加工及煉焦加工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非金屬礦物制品業等六大高耗能行業的工業總產值，能源消費量占工業能耗消費量的比重非常高（見表1），煤碳、焦炭、原油占比最低為84.1%，最高達98.8%，而這六大高耗能行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則僅為33.51%，可見，耗能行業在工業中的耗能比重大大高于其產值所占比重?？紤]當前的環境，如不可再生能源枯竭，環境污染嚴重，新常態下產業綠色化的發展要求，顯然天津重工業的發展態勢并不利于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3.產業技術創新能力不強

不利于提升產業轉型升級天津市產業技術創新能力弱主要表現在，一方面，企業研發投入不足。2014年天津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投入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為0.97％，與發達國家企業一般研發費用占3％的比例還有很大的距離。另一方面，天津市產、學、研結合力度不夠，科研成果能力轉化不強。據2015年我國高等學?？萍冀y計資料顯示，2014年天津市高等學校全年專利授權數為1738項，但專利出售數僅為76項，也就是說天津市高校的專利成果轉化占比僅為4.4%，相比一般發達國家高校40%特別是美國高達80%的成果轉化率而言，差距巨大。

4.京津冀區域工業結構存在趨同，不利于天津產業結構升級

京津冀地區產業結構特別是工業結構內部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趨同現象，形成不利于天津產業結構升級的一個挑戰。如表2所示，2014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占工業總產值前十名的產業有4個產業相同，分別為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北京市與天津市工業中產值占比排名前10相同的行業共有5個，分別為汽車制造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河北省與天津市占工業總值前十的行業也為5個，多為重化工業，且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都是占比第一的產業。這種產業趨同的態勢不利于京津冀產業鏈的銜接，還會加大彼此間的競爭，造成資源的無效配置。

（二）發展的機遇

1.較強的經濟基礎

天津目前具備新常態下經濟轉型的良好基礎。天津自2006年以來，經濟飛速發展。至2011年，地區經濟總產值突破了萬億元大關，2015年地區GDP總值達16538.19億元，比2011年的11307.28億元增長了46.3%。從人均GDP上衡量，天津2010年人均GDP為72994億元（約11230美元），已突破世界銀行界定的高收入的人均GDP萬美元大關，天津已經從“中等收入”邁進了“高收入”，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根據2006年世界銀行的界定）。2015年，天津的人均GDP更是達到110659.25元，保持了持續的增長。

2.地理位置優越，具有較強的區位優勢

從地理位置上來看，天津在環渤海地區的經濟中心，具備較強的區位優勢，天津與首都北京緊密相鄰，再向北則可與蒙古等國聯結，向西則可與西北及華北相通，長三角地區則在其南面，日本和韓國在其東面。這些地理位置上的便利給天津與前述的區域或國家的溝通與合作帶來較多的優勢。特別是為天津的濱海新區快速發展提供更大的便利，其迅猛發展亦為天津的經濟發展注入強大的動力，成為天津經濟的最大增長點，2014年濱海新區的工業總產值占天津市的比重為55.8%。

3.悠久扎實的傳統工業和八大支柱產業快速增長形成優勢

天津在我國工業發展的各個階段都保持著較為領先的地位，可以說，其老工業基地的悠久歷史為其奠定了良好的傳統工業的基礎。上世紀在我國剛開始發展工業時，化工、鋼鐵和紡織等產業就在天津出現，且具備了一定規模。上世紀中葉新中國成立后，天津是我國重要的工商業城市和北方最大的貿易港口，且在以后的十幾年發展過程中，都是處于工業領先的地位。改革開放后，天津對企業的改造和升級更多的是基于引進外資的基礎上實現的，產品也有了一定的創新。進入21世紀以來，天津的重大項目不斷增加，對其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并且由于重大項目的建設天津優勢產業快速發展，形成了較好的產業集聚?！?014年天津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4全年天津市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電子信息、裝備制造、生物醫藥、石油化工、輕紡等八大優勢產業占規模以上工業的89%，為天津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升級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4.良好的國家政策環境

天津市具備良好的國家政策環境。2014年天津開始設立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國家給予的一系列先行先試的優惠政策為天津創新驅動的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動力，同年，自由貿易區在天津設立，其金融國際化、投資便利化等政策為破解產業轉型升級的體制瓶頸帶來新的契機。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下，2016年國家對天津作了新的發展定位即“全國先進制造研發基地、北方國際航運核心區、金融創新運營示范區、改革開放先行區”，為天津工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發展及天津工業與服務業的融合發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礎，也提供了強大的政策環境，使天津以創新驅動為核心的產業結構升級有了強有力的政策支持。

三、經濟新常態下天津市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的措施

（一）產業結構升級應注重產業間的融合

經濟新常態下體現出產業融合的特征，據此，產業間的互動性特別是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就顯得特別重要。對于第一產業而言，應注重在二、三產業的支持下建設產學研的現代都市農業，一方面降低對資源的消耗，另一方面可充分發揮濱海新區豐富的河、海等條件優勢；二、三產業的融合則更為關鍵，特別是制造業的轉型方向應轉向服務型制造業發展，制造業與服務業的深度融合非常重要，一方面可通過研究設計、互聯網、大數據等先進的生產性服務發展高端制造業，以供給側改革來進行制造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另一方面，制造業應進一步加強對服務業的需求支持，為其提供更先進的裝備，在促進現代服務業的同時，也得到更好的服務。

（二）第二產業內部結構的升級方向為智能化和綠色化

天津第二產業內部結構與新常態下產業轉型升級的智能化、綠色化發展趨勢有一定差距，因而天津在第二產業內部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應基于資源稟賦的優勢如較好的海洋資源、港口的物流優勢等，在“互聯網+”的戰略指導下，進一步促進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新興產業，以信息化促進工業向智能化的轉型發展，同時，大力發展新能源產業，引導工業向綠色化、數字化發展，以加強天津工業的競爭能力。

（三）發展高端服務業，提升傳統服務業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滯后

是新常態下天津市產業升級過程中要解決的重要問題。首先，傳統產業如傳統商貿、居民服務、批發和零售、住宿和餐飲和其他服務業等行業基于在信息技術的支持下加快轉型升級的步伐，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其次，“全國先進制造研發基地”的定位成為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重要機遇，生產性服務業應成為第三產業的發展重點，先進制造業對服務提出高素質勞動力、資本優化等更多和更高的需求，也是生產服務業進一步深化發展的方向。

（四）基于京津冀發展戰略，建立三地產業發展的合理梯度

《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指出京津冀應通過產業的轉移、承接等形式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的一體化。從天津的產業結構升級來看，一方面，可基于北京研發創新的優勢發展高端制造業并承接北京的部分產業轉移促進傳統產業的優化升級，另一方面，可基于河北生產成本較低的優勢，實現產業的轉移和產業鏈的延伸，從而構建三地合理的產業結構梯度，促進區域內產業結構的協同與發展。

（五）構建“產學研”的協同創新體系為產業升級提供動力支持

創新驅動是新常態下產業轉型升級的核心特征，在天津市進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創新體系的建設尤為重要。政府應在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出臺相關政策和制度推動創新、建立“產學研”協同創新體系。政府主要進行研發經費和創新制度建設的支持，企業應發揮創新和創業活動的重要作用，大學和科研機構則應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向企業輸送應用型人才，另一方面則通過學校企業合作共建技術平臺或實驗室，并進行科技成果的轉化幫助企業創新。

作者:劉忠京 單位:南開大學濱海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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