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學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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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志高遠，求新求真

早在青少年時代，就有遠大的理想抱負，希望自己能“浮舟滄海，立馬昆侖”，〔1〕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在看來，青年人立志“當計其大舍其細”。所謂“計其大”，就是以天下為己任，救國救民，服務社會，而“舍其細”就是拋棄個人私利，不要去追求金錢地位和高官厚祿。而的志向則是挽救苦難深重的祖國，使中華民族走上振興之途，中國人民趨于幸福安康之境。

在中國近代史上，絕大多數先進的知識分子都是因為目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而拔劍而起，走上革命道路的。從愛國到革命，是他們共同經歷的人生道路。也不例外。他最初的愛國思想是在東北求學期間產生的。從淮安到沈陽，是人生道路的一個轉折點。不僅生活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從受封建教育轉到受西方教育，從封建家庭轉到學校環境”，〔2〕而且開闊了視野，他開始閱讀革命書籍，接受革命思想。1917年8月，在赴日留學前來到沈陽，給同學郭思寧寫下臨別贈言：“愿相會于中華騰飛世界時。”〔3〕

確立了救國救民的理想之后，關鍵是如何去實現它?認為：要把理想變為現實，必須做到“求真、重行、勤學、求新”。

“求真”就是探索和追求真理。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年輕的決心上下求索。日本在明治維新后的迅速崛起，引起了的強烈興趣，他想研究其中的奧秘，因而決定東渡日本留學。臨行前，他寫下了那首豪情萬丈的著名詩篇：“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4〕在日本，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并閱讀了《新青年》和一些介紹馬克思主義、俄國十月革命的書籍。馬克思主義的真理猶如“一線穿云而出的陽光”，使年輕的有豁然開朗之感。他想通過了解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真相，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用來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在歐洲，他用半年多的時間對各種思潮進行反復“推求比較”，終于在1921年秋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人生信仰。一旦確定自己的信仰，則矢志不移地為之奮斗，“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5〕。信守自己的諾言，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無論環境多么艱苦險惡，斗爭形勢多么錯綜復雜，從來沒有動搖過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我們應該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6〕。即使在生命的彌留之際，他仍然對鄧穎超說：“我堅信全世界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7〕

“重行”就是將理想付諸實施。說，“我平生最煩恧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8〕，不去腳踏實地的做，不去一步一個腳印的行，再美好的理想也是空中樓閣。因此，一旦看準的事情、認準的目標，就要“拼命去做，不計利害”，而且要有恒心，“不能因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為有小小的成功便滿足”〔9〕。在看來，只要志向堅定，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夠將理想變為現實。

“勤學”就是勤于學習和思考。知識學問既是理想的翅膀，又是實現理想的工具，不學無術，即使有報國的熱情，也是不能救國救民、服務社會的。認為：“欲籌一生之計劃，舍求學其無從。”而學好知識，前提在于勤奮，一生之計在于勤。“是故求學貴勤，勤則一生之計足矣。”尤其在青年時代更要勤奮，不僅要勤于學習，更要勤于思考。反對在讀書時囫圇吞棗，認為那樣不僅虛擲光陰，徒勞無益，而且不求甚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求新”就是棄舊圖新，使自己的思想跟上時代的發展和形勢的變化。在日本留學時曾在“新中會”發表過一篇演講，他認為：中國之所以衰弱落后，原因在于不能圖新；而西方文明之所以發達，原因在于互相競爭，“一天比一天新”。他希望“諸同志人人心中存著這個‘新’字，中國才有望呢”〔10〕。他給自己提出了“三新”方針：“第一，想要想比現在還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現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學要學離現在最近的學問。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實在，學問要真切。”〔11〕在“求新”的思想驅動下，年輕的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革命道路，肩負起“救國救民”的社會責任，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的一代偉人。

二、謙遜淡泊，忍辱負重

為黨和人民建立了巨大的歷史功績，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卻從不居功自傲。在成績和榮譽面前，他總是歸功于黨和人民，歸功于，從來不提自己，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謙遜品格和崇高風范。1951年9月，京、津兩地舉行高等學校教師座談會，邀請作報告，他謙虛地說自己只是一個中等知識分子，“我不知道的事情還很多，沒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斷地學習，不斷地認識，這樣才能夠進步”〔12〕。在黨的七屆四中全會上，再次指出：“黨和人民是偉大的，我們個人是渺小的。”〔13〕

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從來不計較個人的名利地位。為了革命事業的需要，他能上能下、能屈能伸。由于的卓越才能，他在黨和國家的核心領導層工作了近五十年，而且不是沒有機會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人，但他總是以人民利益為導向，以服務大眾為自己的工作目的。不僅如此，他總是甘當人梯，在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上，他有意把瞿秋白推向前臺，擔任臨時中央負責人，而自己則退居幕后，擔任助手。在遵義會議恢復了的領導職務后，雖然他被黨內委托為最高軍事指揮的最后決策者，但為了發揮的軍事指揮才能，仍自覺地退居于助手的位置。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確定了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更是心悅誠服地服從的領導，處處維護的領導權威，突出的形象。他不擺資格，不計名利，服從中央的工作安排，協助做好內政外交工作。他夜以繼日、不知疲倦的工作，卻謙虛地說自己“做的事實在太少了”。每當人們談到他的功績時，總是岔開話題，說自己是在領導下做具體工作的。

三、盡忠盡孝，至情至義

繼承了中國傳統的孝道，報恩意識非常濃厚。希望在自己長大之后，報答父母和長輩的養育之恩。他在旅日日記中寫道：“佛說報恩為無上，我連恩還未報，又怎么能夠成佛呢?俗話說得好：‘人要有志氣。’我如今按著這句話，立個報恩的志氣，做一番事業，以安他們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14〕在一歲時，就過繼給叔父做兒子，雖然養父養母很早就去世了，但他一刻也沒有忘記他們。為了紀念養母，在旅日留學期間，將養母在少女時的詩文帶在身邊，經常焚香拜讀。參加革命后，為革命事業東奔西走，一次也沒有回過家鄉，為死去的親人奠祭。對此，十分傷感和自責。1945年，他在重慶對記者說：“三十八年了，我沒有回過家，母親墓前想來已白楊蕭蕭，而我卻痛悔著親恩未報。”十歲時，到東北投奔伯父，伯父母沒有兒子，視為己出。對伯父的“覆蔭”之恩，他在一篇作文中給予了深切的記述。1917年秋，在赴日留學前，先到東北探望伯父。在旅日期間，他經常給伯父通信。除夕之夜，他遙想伯父在冰天雪地的黑龍江，身邊無一親人，因而無法入睡。

對生父周貽能，更是父子情深、倍加孝敬。1918年暑假，從日本回國探親，父子倆在北京歡聚。但人間總是聚少散多，在日記中記述了父子分離的痛苦：“最是傷心此日。”“今早生父以四鐘行，往南京去。‘昨事傷心方未已，今朝又復別嚴親。’此情此景不知若何難受。孤單單既離吾家，又復遠吾愛友，傷心之極不復再有言矣!”〔15〕1938年5月，他將父親接到身邊，以盡孝道。遺憾的是，這種父子天倫之樂的時間僅僅四年，周貽能就因中風而不幸去世。父親去世時，因病正在醫院動手術。獲悉父親去世的消息，悲痛萬分，放聲大哭，淚如泉涌。他不顧醫生的勸阻，執意出院，抱病為父親守靈，料理后事。

大概是從小失去親人、四處漂泊的緣故，十分看重友情，喜歡結交朋友。他認為朋友可以激勵自己的斗志，“有友為勵，益奮吾志”，因而與朋友交往是人生的一件快事。在交友時，主張以心交心，貴在知心，以誠待人，以情動人。在黨的第一代領導人中，的朋友是最多的，他既有生死與共的戰友情，又有情深意摯的同志情，還有因感于的人格魅力，從對手變為朋友的。

與葉挺的友誼體現了生死與共的戰友情。1927年，他們共同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后，患了惡性瘧疾，連日高燒不退，是葉挺、聶榮臻冒著生命危險，一直護衛在身邊，并將他護送到香港。“皖南事變”中，葉挺被國民黨無理扣押，在新華日報發表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積極營救，使葉挺終于重獲自由。葉挺夫婦犧牲后，又為撫養烈士遺孤傾注了大量心血，可謂是生死之交。

最讓人感動的是給楊立三抬棺送葬的事。長征過草地時，因重病不得不坐擔架，當時任兵站部部長兼政委的楊立三自告奮勇給抬擔架。在饑寒交加、隨時有可能陷入沼澤的情況下，楊立三深一腳、淺一腳，磨破了雙肩，把抬出了草地，而自己卻累倒了。19年后楊立三去世，身任國務院總理的不僅參加了他的追悼會，而且堅持要給楊立三抬棺送葬。他深情地對參加追悼會的同志說：“在長征途中，我病了他可以抬我，為什么他臨終，不能讓我抬他呢?”有恩必報，平等相待，它體現了對同志的至情至義。

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之所以成為矗立在中國人民心中的道德豐碑，主要是因為他幾十年如一日，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公仆精神以及“春蠶到死絲方盡”的自我犧牲精神。馬來西亞華人領袖莊漢良先生把比喻為蜀漢時期的諸葛亮，“他由學生的時代，就已獻身于國家，為人民做事，擔任了二十六年的國務總理，公而忘私，日理萬機，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可比于西蜀丞相諸葛武侯”〔16〕。

從青少年時代起，就樂于助人，熱心公益事業。在南開學校讀書時，他經常抽出課余時間幫助那些成績差的同學補課。他認為人生在世，不能像草木禽獸那樣只靠自己生活，必須依靠公眾的扶持和大家的參與，因而“服役之事，乃為人類所不可免”〔17〕。在畢業時，《同學錄》這樣評價他：“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青少年時期的樂于助人、熱心公益事業，為他以后形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意識奠定了基礎。

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的公仆意識更加自覺。他認為共產黨員對人民應該像“孺子牛”：要“誠誠懇懇、老老實實為人民服務”。現在“人民的世紀到了，所以應該象條牛一樣努力奮斗，團結一致，為人民服務而死”〔18〕。一生與人民群眾心連心，關心群眾疾苦。特別是在擔任總理之后，更是時刻心系人民群眾。1966年3月8日，河北邢臺發生強烈地震。第二天，冒著余震的危險到災區慰問災民。他穿過一堆堆殘垣斷壁，挨家挨戶地查看，逢人便問：煮米有沒有鍋?燒柴有沒有灶?吃飯有沒有碗?他到臨時醫院看望傷病員，和他們親切握手，詢問傷情。災民們感動得熱淚盈眶，說難以報答總理的恩情，回答說：“為人民服務是應該的。”

一生艱苦奮斗，廉潔自律。在三年困難時期，帶頭不吃魚、肉、蛋，每月的糧食定量規定為25斤，而且三分之一是粗糧。即使是招待客人，也是普通的四菜一湯。在穿著方面，注意干凈整潔，但從不穿名貴衣料。由于國務和外交活動的需要，在公開場合他一般穿莊重的制服，但在家休息則穿普通的舊衣褲，有的還打了補丁。為政清廉，兩袖清風，一塵不染。

沒有子女，但對親屬要求非常嚴格，制定了“十條家規”，主要內容是：不準丟下工作專程去看望他；來人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到食堂排隊買飯菜；不許請客送禮和動用公家的汽車；在任何場合下，都不要說出與的關系；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誰違反了這些家規，都要受到的批評。對自己和親屬嚴格要求，近乎苛刻，而對祖國和人民卻無限忠誠。為了祖國的繁榮、人民的幸福，嘔心瀝血、忘我工作，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表現了共產黨人崇高的奉獻和犧牲精神。

建國以后，擔任國務院總理。總理是全國人民的總管家，各種行政性、事務性的工作十分繁重。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中，他是最忙的人，每天工作時間都在12至16小時之間。

由于過度勞累和操心，終于積勞成疾，除了心臟病外，他還患有膀胱癌和結腸癌。雖然重病纏身，仍不能休息。根據他的工作日歷統計，從1974年1月1日到1974年6月1日的五個月中，除了到醫院檢查病情外，他總共抱病工作了139天。其中，工作不足14小時的只有9天，工作在14至18小時的有74天，工作在18至24小時的有44天。這是一個正常人都難以承擔的工作負荷。他為黨和人民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他實現了自己的諾言：做人民的孺子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生前沒有子女，也沒有給自己留下任何私人財產。然而，他在中國人民心中矗立了一座巍峨的道德豐碑，他的人生精神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永放光芒!

〔參考文獻〕

〔1〕〔4〕〔8〕〔9〕〔10〕〔11〕〔14〕〔15〕〔17〕早期文集：上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297，300，331，328，367，331-332，307，398，47.

〔2〕〔3〕同李勃曼談個人經歷〔J〕.瞭望，1984，(2).

〔5〕書信選集〔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46.

〔6〕〔12〕〔13〕選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27，60，125-126.

〔7〕石仲泉，陳登才.的故事〔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372.

〔16〕舉世悼念總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3.

〔18〕選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41.

〔論文關鍵詞〕；人生哲學；公仆意識；自我犧牲精神

〔論文摘要〕不僅為中華民族的崛起騰飛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信仰奮斗了一生，而且以自己的寬闊胸懷、謙遜品格、盡忠盡孝、至情至義、顧全大局、忍辱負重、兩袖清風、無私奉獻的道德情操和人格精神在中國人民心中構筑起一座巍峨的道德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