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文化視野下新邊塞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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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在曾經孕育了燦爛絲路文明的中國西部大地上崛起過一個新詩群———新邊塞詩，它像彗星一般劃過了中國詩壇的天空。如果我們的當代文學史遺漏了新邊塞詩，那么其呈現(xiàn)出的中國新時期文學圖景必定是不完整的。然而，要準確敘述新邊塞詩，科學評估其在當代文學發(fā)展史上的價值與意義，必須對其進行深刻的反思，而反思的起點則是新邊塞詩崛起的當代文化背景及其深遠的歷史文化淵源。

一、新邊塞詩崛起的當代文化背景

論及新邊塞詩崛起的當代文化背景，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新中國成立后全國性、全民族性的浪漫激情。對新生政權的崇敬，對未來生活的憧憬，對政治宣傳的信從，甚至稍后的個人崇拜風氣，引發(fā)了文學界的浪漫激情。此外，在戰(zhàn)火中燃燒了一個世紀的、“一窮二白”的九州大地所面臨的“重建”重任，使拓墾邊疆成為迫切的使命。一批又一批來自全國各地、操不同方言的干部、工人、知識青年滿懷革命的激情和創(chuàng)造新生活的渴望，伴隨著“我們新疆好地方”、“邊疆處處賽江南”的優(yōu)美旋律，從四面八方奔赴遙遠的新疆———一個充滿創(chuàng)業(yè)激情的地方;與此同時，大量“紅色”作家?guī)е麄兓馃岬募で榧娂娙虢w驗生活，追尋藝術的圣境，他們所倡導、擅長的“追求浪漫主義或理想主義、富于亮度”①的創(chuàng)作模式與新疆獨特的民族風情、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生活相結合，產生了一批獨具風貌的文學作品，它們不僅鋪染了西部文學的底色，而且為新疆本土作家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范本。一些學者注意到新邊塞詩與“十七年文學”中聞捷等人詩歌創(chuàng)作的關聯(lián)性。聞捷、郭小川、賀敬之、艾青等詩人的旅疆詩作無疑為新邊塞詩的發(fā)軔提供了原始積累。“聞捷的詩歌，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創(chuàng)一代詩風，是新邊塞詩的第一座里程碑，詩人無可爭議地成為新邊塞詩的奠基者和開拓者。”②另一個對新邊塞詩的形成功不可沒的人物是郭小川。“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著名詩人郭小川來新疆時就提出過創(chuàng)作新邊塞詩的主張。”

總體而言，聞捷、郭小川、賀敬之、艾青、張志民、李瑛、田間、嚴辰、柯巖等老一輩旅疆詩人對新邊塞詩的貢獻在于藝術奠基和方向性引導，洋雨、伊萍、雷霆、孫濤、東虹、郭維東等新疆本土詩人對新邊塞詩的貢獻在于實際的探索和開拓。但由于旅疆詩人的光環(huán)效應及時代氛圍等因素，很長一段時間內，新疆本土詩人多在旅疆詩人的既成道路上前行，并未出現(xiàn)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實力型詩人，其創(chuàng)作一直被統(tǒng)一在全國宏大的和聲之中，籠罩在旅疆詩人的光環(huán)之下，新邊塞詩的噴發(fā)期尚未到來。20世紀50至60年代，周濤、楊牧、章德益等陸續(xù)遷居新疆，70年代中期之后漸見其作品。然而走上詩壇伊始，三人仍拘泥于前人的創(chuàng)作路線與模式，“楊牧是以政治抒情詩出名的”;周濤早期則沿襲“郭小川式”的詩歌創(chuàng)作模式，“數(shù)年之間，隨波逐流，不知詩為何物”;章德益的詩亦“幼稚和粗糙，同時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時代的局限性”④。不過三人不愿做“前人腳下香客”，而有志于做“偉大前輩當之無愧的偉大后人”⑤。周濤于1982年發(fā)表了《對形成“新邊塞詩”的設想》一文，文章雖短，卻經過深思熟慮、周詳規(guī)劃，為日后新邊塞詩的崛起與發(fā)展描繪了一幅簡明的藍圖，故而人們多將此文作為新邊塞詩及新邊塞詩派成立的標志。隨楊牧的《野玫瑰》、《復活的海》、《邊魂》，周濤的《神山》、《鷹笛》、《野馬群》，章德益的《大漠和我》、《黑色戈壁石》、《西部太陽》等詩集接踵問世，極大拓展了人們對詩歌的想象，斬斷了捆縛新邊塞詩發(fā)展的時代鎖鏈，開辟了連通新邊塞詩歷史血脈的嶄新通道，使新邊塞詩走上了歷史感與時代感兼具的全新道路。對新邊塞詩的崛起另有一種解釋，認為乃是源自“追趕內地的疲勞”和“標舉個性的迫切”。“邊疆寫作”其實是一項“危險”的活動，不被主流認可或向主流討巧都極有可能喪失發(fā)展空間⑥，抵御這種“邊緣化的危險”，“選擇一條自己的道路”⑦就顯得至關重要。新邊塞詩正是要開辟出一條適合于邊疆又不會被中心話語牽引的寫作方式。新邊塞詩的迅速起飛，不可忽視其背后文學批評的助推⑧。文學批評分為即時性的文學批評和滯后性的文學批評兩種，前者側重于對“潛力股”的發(fā)現(xiàn)與開墾，而后者則側重于對一部作品的價值判斷。1980年代的批評界一如當時的創(chuàng)作界一樣活躍，敏感的批評家們及時捕捉到新邊塞詩崛起的信息，并及時對其發(fā)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首先是置身話語中心的詩評家，如楊匡滿、唐祈、羅振亞、謝冕等，先后發(fā)表《陽關，那里有新的生命》、《絲綢路上新樂音》、《新邊塞詩的時空概念》、《嶄新的地平線》等文章，不但從社會和文學的雙重視角對新邊塞詩的價值給予肯定，并且對新邊塞詩派的歷史淵源作了初步梳理，對其整體風格作出了奠基性評估。雖然這方面的文章并不多，但其影響和作用不容忽視。真正傾力研究新邊塞詩的則是新疆本土批評家，如周政保、余開偉、浩明、韓子勇等，以及孫克恒、燎原等其他西部省區(qū)的學者。其實，在周濤發(fā)表《對形成“新邊塞詩”的設想》一文的近四年前，陳柏中與鄭興富合作撰寫的《詩壇新花迎春開》，“可以說最早預示了‘新邊塞詩’的崛起與繁榮。”

時至1981年，周政保更是大膽斷言:“……他們(周濤、楊牧、章德益———引者注)近年來所發(fā)表的一系列作品，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一個在詩的見解上，在詩的風度與氣魄上比較共同的‘新邊塞詩’正在形成……”⑩后來證明，周政保作出的判斷是準確的。此外，1982年在新疆大學舉辦的“邊塞新詩”學術研討會及會后編選的《邊塞新詩選》的問世，對新邊塞詩“形成隊伍”、“鮮明旗幟”起了實際的推動作用。按照接受美學的觀點，在進行閱讀之時，“讀者頭腦中已經存在一種‘前結構’，即讀者心理上已經預先形成一種‘結構圖式’，用姚斯的術語說，叫做‘審美經驗期待視野’。這種‘審美經驗期待視野’將直接影響讀者對作品的閱讀。”瑏瑡1979年4月《廣州日報》刊登文章，認為此前具有“揭露”性質的文藝作品都是“向后看的文藝”瑏瑢。1981年主持劇本創(chuàng)作座談會之后，“用文學哭天喊地或進行尖銳批評的創(chuàng)作傾向開始受到抑制”瑏瑣，加之整個民族急需自尊與振興的迫切心情，新邊塞詩生機勃勃、積極奮斗的格調，以及其中“既有歷史使命感又包含著對未來的信心”的西部形象，自然十分符合時代的審美需要。另外，初離“紅色敘事”的民眾并不了解其他形式與風格的文學，隨后產生的朦朧詩一時也難為一般民眾所接受，況且當時文學“撥亂反正”最初確實定位于十七年文學的正名與恢復瑏瑤，因而，脫下了“十七年”外衣卻仍殘留些許“十七年”體味的新邊塞詩無疑是廣大受眾最樂于接受的藝術形式，這也是新邊塞詩誕生與崛起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新邊塞詩深遠的歷史文化淵源

西部文化是中國西部一切藝術活動的重要背景。新疆文化雖不同于黃河、長江孕育的文化類型，但其在中華文化中的重要性并不亞于中原文化，因為西部文化更具有多樣性與包容性。“由于西部中國的廣袤遼闊以及歷史的漫長、文化傳統(tǒng)的悠久、各種民族的繁衍與融合、古老文明與現(xiàn)代文明的撞擊與新形態(tài)的不斷出現(xiàn)、宗教的延伸、阻隔與沖突、民俗風情的各異、絲綢之路衰落消失造成的閉塞，等等，使這塊土地割裂為許多個不相同的文化圈子。”瑏瑥歷史上的西域就是文化駁雜之地，班超通西域帶回長安的西域諸國的信息幾乎皆被視為奇聞。西域諸國與曾治此地的匈奴、鮮卑、契丹、蒙古等民族的文化以及漢民族的中原文化，都在西域大地產生了或大或小、或深或淺的影響，還有對境外文化(如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等)也有一些影響。“由蘭州經河西走廊至烏魯木齊一線……其實是一條黃河流域漢文化的延伸線。”瑏瑦又由于古絲綢之路的貫穿，使新疆成為“希臘文化、羅馬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化最先交流、薈萃的場所”，是“佛教、伊斯蘭教、道教等宗教……碰撞和匯合的鋒面。”由于地域廣大、地貌多樣，新疆的“雪域文化、大漠文化、綠洲文化”瑏瑧也各具特色，這些五彩斑斕的文化種類，一方面為新邊塞詩人所對象化，成為詩歌的表現(xiàn)內容;另一方面為新邊塞詩人所精神化，成為詩歌的內在氣質。惟其如此，文化的各色光澤從詩殼中折射而出，詩歌便也因此絢爛。從民族遷移來看，“向東是一條求生存、求發(fā)展的路;反之，向西行則是一條逆向的路，這就可以明白中國歷代為什么把向西作為流放之路了。”瑏瑨古代邊塞一些主要的人員交流，“無論是西行戍邊，流放胡地還是和親出塞”，“都帶有明顯的強制性”瑏瑩。這就決定了西部文學蒼茫、悲愴的底色。其中被流放的知識分子由于身處逆境，其憂患意識就會得到加強，“但由于實踐能力的限制，其憂患意識就常常表現(xiàn)為對人進行全面的反思。”因而，迫切地關注時世、關注流民的現(xiàn)實境遇，并使其拔升到形而上的哲思層面，共同組成了邊塞文學的基本姿態(tài)。應該說，新邊塞詩的歷史淵源是古代邊塞詩，尤其是盛唐邊塞詩。新邊塞詩中許多重要元素，諸如磅礴氣勢、巨制規(guī)模、浪漫主義氣息、英雄主義質地、愛國主義精神、強烈參與歷史的功名心、對動態(tài)美的癡迷以及獨特的邊塞話語系統(tǒng)等，都能在古代邊塞詩、尤其是盛唐邊塞詩中找到根據(jù)。當然，新邊塞詩并非對古代邊塞詩的復制，兩者的相異性同樣是顯著的。新邊塞詩的代表人物周濤對祖先采取的是崇敬和敢于超越的雙重姿態(tài)，面對嚴峻的環(huán)境生發(fā)出的是熱愛與積極改造的樂觀情緒，具有以“人”為貴、自我價值彰顯、放任激情等特點;而盛唐邊塞詩核心人物岑參則很少思考與先輩的關系，更多地表現(xiàn)出對嚴酷自然的恐懼、以“君”為貴、揚“華”抑“夷”的特點和節(jié)制情感的傾向。這說明新邊塞詩既有盛唐邊塞詩的藝術基因，但又不是對遙遠時代的盛唐邊塞詩的簡單回聲。

普遍的敘述常常將新邊塞詩與崇高進行捆綁。新邊塞詩中的崇高源自“力量崇拜”，“目力所及，幾乎全是激揚蹈厲，搏斗抗爭的意向，各種對立的力量之間無不處于緊張、沖突的狀態(tài)。”瑐瑡西部嚴酷的自然環(huán)境對生命個體的生存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適者生存的基本法則使西部成了力量角逐的廣闊天地，周濤在《從沙漠里拾起的傳說》中的“力量之美，速度之美，動態(tài)之美”自然而然地成了新邊塞詩共同的藝術追求。按康德的觀點，崇高有“數(shù)學的”和“力學的”之別，即審美客體擁有巨大數(shù)字指標或巨大體積方有崇高感之誕生。力量之西部當然就是一片充溢著崇高、美感的空間，新邊塞詩在崇高意境的營造上即使不標榜“最正宗”，其為當代文學所貢獻的別具一格的崇高釀造方式也是功不可沒的。“作家的文學風格必然滲入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現(xiàn)出地域性。”瑐瑣更不用說地域氣息異常濃烈的新疆，包括新邊塞詩在內的文學無不受到地域文化的浸染。楊牧在《汗血馬》中寫道，“剽悍，強壯，灑脫，倜儻/因了血的灼沸而潮漲/熾情，厲志，遐思，豪想/因了汗的流淌而奔瀉/那汗和血的交匯/一半潔亮，一半殷紅/一半旭日出海曙/一半雪映天山月”;周濤在《荒原祭》中寫道，“一切殺伐和征戰(zhàn)/都似潮水退了岸/留下這塊開闊雄渾的荒原/成了我對歷史的祭壇”;章德益在《西部山岳》中寫道，“我因此崇尚西部山岳/崇尚那力之悍美與/肅穆之靜美/崇尚那使飛鷹得以強悍/使駿馬得以威猛的，巖石的搖籃/崇尚那使大地得以崢嶸/使天穹得以接近的，沉默的威嚴”。從這些詩句可以看出，一方面浸潤在歷史文墨渲染和邊地主觀觀感中的西部物象成了新邊塞詩描寫和抒情的對象;另一方面強韌如汗血馬、闊大如荒原、巍峨如西部山脈的西部精神，“極自然地使他們獲得了一種豁達而粗放的世界觀(包括詩歌藝術觀)，那就是深邃悠長的歷史意識，昂揚進取的人生態(tài)度，排斥了孤立性的整體眼光，以及那種把一切抒寫對象納入自己的情緒軌道的思維能力”瑐瑤，使新邊塞詩彰顯出瘦硬、雄渾的內蘊氣質。內外兼具的帶有獨特地域文化的審美品質，既使新邊塞詩的內容與神韻獲得了和諧統(tǒng)一，又為詩壇尤其是中原詩壇逼真地呈現(xiàn)出了一個立體、生動的塞外文化意象。新疆獨特的地域性還表現(xiàn)在軍人氣質或類軍人氣質。

古代邊塞詩的多數(shù)選題，如征伐、誓師、厭戰(zhàn)、俠客、諷刺將領、征夫怨婦等，基本上都與戰(zhàn)爭相關，尤其是盛唐邊塞詩———西部詩歌中最輝煌的部分。高適、岑參等人皆是為求軍功投入邊疆幕府，甚至邊塞詩也成了戰(zhàn)爭的“副產品”(邊塞詩人多在軍中作文書工作，屬正規(guī)編制，乃“職業(yè)軍人”而非專業(yè)“詩人”)，從新疆歷史上的執(zhí)政機構亦可見一斑。從西漢首將西域納入中華版圖時設置的西域都護府起，歷經西域長史府、戊己校尉營、西域長史營、安西大都護府、北庭大都護府、察合臺汗國、伊犁將軍府、民國時期的軍閥統(tǒng)治直至解放后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其軍事色彩從未淡漠。時至今日，黑龍江等地的兵團組織早已撤銷，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仍保留完整體系，與新疆軍區(qū)共同構成戍邊固疆的重要力量，這也成為新疆特有的社會景觀，始終影響著新疆文學的發(fā)展。在新邊塞詩的三位領軍人物中，周濤于1979年入伍，2003年授少將銜，是位名副其實的軍人;楊牧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1979年調至石河子市之前，在兵團莫索灣148團做工人;大致在同期，章德益在兵團農一師五團當農工及團中學教師。需要說明的是，兵團由于保留軍隊編制，其農工與農民并不完全相同，前者被稱為“軍墾戰(zhàn)士”，軍隊的組織形式與內在精神是兵團的本質特征，這導致了周濤、楊牧、章德益等三位詩人的詩歌精神大同小異。同者乃軍旅意識、(類)軍人氣質和軍事話語的頻繁而自然的運用。如周濤在《流沙》中寫道，“它曾經想過/想突破白楊和沙棗的防線/切斷它們的后路/掩埋水渠的動脈、水井的咽喉/把生命推進的歷史掐住/成為一片廢墟”;楊牧在《雄姿》中寫道，“生在馬背，戰(zhàn)在馬背，雄風抖一身威武的豪氣/‘大雪滿弓刀’不在紙上/在大野，在八百里沙場/這才是男兒漢的壯舉:號角/連營。鼙鼓動地。旗幡/被凍得翻不動的時候，飛涌的馬鬃/飄一支燃燒著的旌旗!”章德益在《八月，古原一滴雨的自述》中寫道，“我飄過酷熱、干旱、炙悶的記憶/飄過殘垣、古堡、廢墟的歷史/我還在飄落頭頂上/由萬千雷霆組織的紫色的軍陣/波動閃電的肩章已為我后備著/突入歷史腹地的/光與電的出征”，等等，這些詩歌大量使用軍事用語，是新邊塞詩受地域文化影響深刻的明證，大大拓展了民族精神陽剛的一面。除了詩人生存地文化影響之外，新邊塞詩的另一個文化源泉是詩人出生地或祖籍文化的影響。周濤生于山西潞城，來新疆前在此生活了八年。由于同北方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毗鄰等原因，山西歷史上民風強悍。唐代邊塞詩人王翰乃山西太原人，其性放任，其詩豪邁，傳世之詩雖不多，《涼州詞》一首就足以震響詩歌界。周濤詩作的底色正是如此，放任、豪邁、遒勁、野性十足，可視為山西文化與新疆文化精神碰撞的產物。周濤在《人杰》中寫道，“你便從此知道/要到哪里去/一切氣魄由此而來/一切技巧由此而來/不用學/一條水源充溢大河的目的/就是直灌東海/用女真人的血/激蕩三百年的浪潮/(然后化進大海/甘愿無影無蹤)”。如此力抵千鈞的詩句恐怕在以雄渾著稱的新邊塞詩中亦難有匹敵者。楊牧生于四川渠縣，他雖然寫有《烏斯瑪》、《夜投》等清新、優(yōu)美的詩作，不過更多詩作還是與詩風“流暢而又奔放，慷慨悲涼”瑐瑥的盛唐邊塞詩人李頎一脈相連，貫穿著渾厚、蒼涼的情思，楊牧在《讀吧，這部毛邊書》中寫道，“一部鐫刻著百川之源、千山之父的/雄渾的巨著。刻著/石斧和青銅的冷峻/刻著古箏和編鐘的沉宏/刻著黃帝陵和兵馬俑的/莊嚴和悲憤;刻著/長城的驕傲和屈辱/刻著無數(shù)探險者/和他們有如祁連的肌腱/刻著至今直接用黃土壘屋的子孫/日月可鑒的赤子情愫/大西北，一部毛邊書。”同時，“巴人的精明干練、堅韌及哲人的敏銳、機智和頓悟，鑄造了楊牧復雜的精神風貌和藝術風格”，使得其詩“富于詩意和具象的思辨”以及“對苦難人生的血淚體驗”瑐瑦。

章德益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清末民初著名學者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寫道，“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民生其際，多尚虛無。”與“我屬于北方”的周濤相比，章德益的詩雖不乏萬丈豪氣，但不似周濤所歌詠多為實際可感之物，而是情自虛發(fā)，基本上皆為內心波動的直接記錄，對象被反方向地心靈化，思維更加活躍、縹緲，章德益在《落日下的西部山脈》中寫道，“山群，如火蠶，如赤鯨/如搏噬蒼穹之金獅/如浴血者，如自焚之武士/如怒綻的紅蓮。如曝曬于天地間的/血跡殷殷的古蟒/如金鼓懸于蒼穹”，堪比蘇軾的《百步洪》。謝冕認為，西部詩歌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觀照方式，其特點在于“物我兩忘的彼此認同，從而有意地模糊主客體的明確界限。”瑐瑧循著這一思路有論者認為，新邊塞詩人以物我同一、物我互現(xiàn)的觀照方式實現(xiàn)著“西部與詩人的雙向建構”瑐瑨。可以進一步指出，這種藝術傾向與祖籍地文化的影響存在因果關系。那么，在新邊塞詩派中居執(zhí)牛耳地位者何以是“移民”詩人而不是本土詩人呢?這是因為這些“移民”詩人具有雙重文化視角的獨特優(yōu)勢，它們不僅能夠以新疆人的視角審視新疆，而且能以祖籍地文化的“他者”視角審視新疆，在兩種文化的比較、碰撞中，真正理解新疆多彩的地域文化。“兩種文化的撞擊與交流既因差異便于比較，也因距離產生審美。”“當代文學的交流雖然日益頻繁，而且受到全球化浪潮的沖擊，可是文學的地域風格和民族風格在不少作家那里并未因此而淡化，這正是當代文學走向成熟的一個表征。”

新邊塞詩人的創(chuàng)作為此作了極好的注腳。新邊塞詩如旋風一般吹過西部大地，聲動全國詩壇，原因頗為復雜，歷史積淀與現(xiàn)實生態(tài)、時代要求與受眾心理、詩人追求與批評家的鼓吹，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思考維度。只有對新邊塞詩橫空出世的歷史與文化動因有了深刻的理解，我們才能對其曇花一現(xiàn)的深層緣由進行深刻的解讀，從而更準確地把握西部文學的律動及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