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教育史研究考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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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我國(教育史研究)雜志近六年刊發的外國教育史類論文為研究對象，就這些論文的數量、選題分布狀況、刊載論文作者單位和地區分布、論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獻情況以及研究方法等進行分項統計，展示了我國當前外國教育史研究的焦點和熱點問題，并從這一角度探討了我國外國教育史學科近六年發展的基本動向。

[關鍵詞]外國教育史；研究近況；相關論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國教育領域最早取得博士學位授予資格的專業領域，也是擁有博士點數量較多的專業領域之一，該領域的專業雜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國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國教育史學會發行。作為這一領域的唯一專業刊物，《教育史研究)刊發的論文，其選題大體代表了我國教育史領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體現了這一專業領域的研究水準。本文試圖通過對該雜志近6年刊發的相關論文的統計分析，對我國外國教育史研究的現狀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對象與方法說明

我們從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論文中，選出所有外國教育史領域的研究論文，就這些論文的數量、選題分布狀況、研究主題的時間和空間范圍、論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獻情況進行分項統計，并在此基礎上作出分析。被統計和分析的論文時間跨度為6午，共含24期雜志。采用的方法主要為統計與分析。

二、統計結果與分析

1．刊載論文的數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間，(教育史研究)雜志(共24期)刊發論文總計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屬于外國教育史領域的研究論文132篇(平均每期約為5．5篇)，占全部論文數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論文數量具體情況見表1。

由上表可見，從1999到2003年，外國教育史類論文呈逐年遞增的趨勢，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國教育史類論文在全部論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這表明，外國教育史研究領域在近幾年的(教育史研究)雜志中受到了更多的關注，學科地位有逐漸提升的跡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雜志上，外國教育史類論文篇數雖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國教育史年均論文25．5％的比例。

2．論文的選題分布

論文的研究選題體現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總體情況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在該領域中的研究視域和研究方向。對(教育史研究)論文選題的歸類和分析可以讓我們比較直觀地了解外國教育史領域近些年來研究主題的分布情況。我們將教育史研究分為四大領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與實踐、教育理論與思潮、史學研究(在歸類時，我們將涉及某個具體人物及其思想的論文歸為“人物與思想”，將概括性討論某種理論、思想或思潮的論文歸人“理論與思潮”。由于后3類中個別也包含有具體的人物，因此在歸類時有6篇文章進行重復歸類)。通過對132篇論文的逐個歸類，取得了相關數據，結果顯示，近6年來，《教育史研究)刊發的論文中，對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國教育史論文總數的43．2％，對教育制度與實踐的研究論文占41．?％，兩者合計占84．9％，對理論與思潮以及史學研究的文章分別占10．6％、9．0％。可見，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與實踐是我國外教史學者的重點研究領域，這與美國教育史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術刊物之一——《美國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現出相同的研究趨向，《美國教育史期刊)有關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與實踐的論文占全部論文的90％[1]。不過，相對于美國72％的“教育制度與實踐”論文比例，我國學者似更傾向于對“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據論文題目所包含的信息，我們還對外國教育史類論文所涉及的具體研究領域進行了統計，統計結果顯示，論題所涉及的研究領域十分廣泛，部分研究領域論文數量相對密集，形成了熱點研究領域。具體情況見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礎教育、教育改革與發展、課程與教學是教育史類論文研究最集中的問題領域，教育法制與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師教育再其次，接著依次是職業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論文涉及的研究內容還包括女子教育、農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掃盲教育、種族教育、成人教育、農村教育以及文化與教育的關系等方面，這類題材的論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從論文涉及的外國教育史的具體人物看，6年來共計38位，古代部分有蘇格拉底、柏拉圖、德謨克利特、西塞羅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紐斯、盧梭、福祿貝爾、裴斯泰洛齊、蒙田、赫爾巴特、凱興斯坦納、紐曼、阿諾德、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遜等13人；現代部分包括杜威、蘇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臺梭利、赫欽斯、馬卡連柯、馬斯洛、布里克曼、愛因斯坦、甘地、約翰遜、穆罕默德·阿里、戴爾、貝林、克雷明、克伯雷、庫恩、斯昔林、羅杰斯、雅斯貝爾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現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別為：10．5％、34．2％和55．3％。

外國教育史類論文對“人物及思想”的研究還呈現出以下特點：

第一，對杜威的研究是人物與思想研究的重點。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幾年來一直沒有中斷，共計11篇，分別探討了杜威的知識觀、環境觀、素質教育觀、教育目的論、教學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對教育家的影響、杜威與中國近代教育的關系等問題。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對當代教育發揮著重要影響，另一方面也說明人們對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縱深方向發展。

第二，一些以前沒有或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進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視線，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國心理學家戴爾、古希臘哲學家德漠克利特、美國政治家杰斐遜、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為學者們研究的對象。對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國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開拓新的領域。

第三，將歷史人物的研究與社會現實問題結合起來。在人物與思想研究論文中，有些論文較為注重從教育改革的現實問題去挖掘歷史素材，從歷史人物的思想敘述中尋找現實變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尋找杜威的教育思想與素質教育觀的聯系、挖掘馬斯洛的教育思想與主體性學習的關系、展示蘇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與自我教育機制的關聯等等。

(2)教育制度與實踐。教育制度和實踐是一個包含范圍十分廣泛的領域，這一領域6年來共57篇，根據上述論文所涉及的論題，我們將內容相近或同一論題的論文歸為一類，統計其篇數，發現在這一領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與發展、課程與教學、教育制度與政策等方面的內容占有比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題材的研究，涉及的領域也十分廣泛。非正規教育領域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家庭、教會、婦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與實踐層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關家庭教育的(19世紀英國公學的家庭伴讀現象)；有關宗教與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發展中的歷史作用)；有關民族教育的(英國的種族問題與種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論與思潮。對教育理論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論文中占10．6％，高于(美國教育史期刊)的9％[引。對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現代主義、要素主義、古希臘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對教育理論的研究主要涉及對教育功能、西方學術自由、人的學說與教學、美國大學理念等理論問題的歷史考察。

(4)外國教育史學研究。對史學本身的回顧與反思是學科不斷走向成熟的標志。近6年來外國教育史研究加強了對外國教育史學的反思，學科反思類論文占論文總數的9．0％，遠高于(美國教育史期刊)的1%[1]，這表明我國外國教育史研究的發展正處于師范教育轉型給基礎學科帶來沖擊的階段，這一時期對教師學科自身的反省遠比轉型早已完成的美國要頻繁、深入得多。外國教育史學的研究關注學科的研究對象、范圍、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問題，近年來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單純的學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題的時間和空間范圍

(1)研究的國別范圍。從空間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圍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國家在內的地區范圍的研究，還可以是國別研究。本文主要從國別研究的角度進行統計。統計顯示，論文涉及的國家主要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蘇聯、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剛果等。其中對美國的研究達36篇之多，占總數的27．3％。對英、法、德的研究論文數量也有相當的比例。盡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與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東南亞五國華文華人高等教育論略)、《剛果共和國教育發展歷程)等一類的論文，但研究中的歐美中心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內容的時段分布。我們將研究時間劃分為古代、中世紀、近代、現代四個階段，由于有些論文內容所涉及的時間是橫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據論文所涉時間的實際情況，增補了“通史”和“近現代”兩個時間段。論文內容的時段分布情況詳見研究內容時段分布一覽表。

可見，在研究內容的時間取向上，主要還是以近、現代為主，兩者合計占總數的72．7％。對古代和中世紀的研究所占比例較低。與(教育史研究)雜志中國教育史類論文研究內容古代、近代和現代分別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國教育史對古代和中世紀的研究是較為薄弱的，而相對于<美國教育史期刊)對古代、歐洲影響初始階段、殖民地階段研究的零記錄來說[3]，我國對外國教育史的古代研究還是有所涉及。這一狀況反映了中美兩國不同的文化歷史傳統和研究的價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國外國教育史研究者在此兩者間的折衷傾向。

4．論文合撰程度

論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躍程度的重要指標。合撰程度指標是指論文總樣本中合撰論文的比率，合撰指數表示的就是論文總樣本中論文作者數與總論文數的比例。本次統計顯示，論文作者總人次為147人，合撰論文數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數為16人，3篇的有3人，發表4篇的有1人，論文合撰指數為1．11，合撰程度為11．4％。也就是說，合作撰寫的論文僅僅只有總數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絕大多數作者都是單槍匹馬搞研究的，幾乎沒有跨校或跨單位的項目研究成果，這與外國教育史的論著編寫出現了相反的情況，外國教育史的許多著作，特別是通史類的著述都是由眾多學者聯合攻關、合撰而成的[4]。對此臺灣學者也作過專門的闡述，認為“集體合作是大陸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這種現象反映了我國外國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個嚴重問題：作為專著或史料編譯，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時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參與撰寫的研究人員之間進行分配，這是一種教材編寫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國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編寫方面是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論文的撰寫不同于教材的編寫，研究論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質，通常需要以項目或專題的方式展開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學者們在項目或專題的研究上反而不傾向于合作，這說明教材編寫式的研究對我國研究者的影響根深蒂固，并制約了外國教育史富有深度的問題或專題取向的研究。這種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變的。

5．引文文獻情況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識的表現，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現。6年來，全部116篇外國教育史類論文共有引文1807條(包括注釋和文獻)，引文運用率為90．9％(132論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為41條。篇均引文為13．7條，這個水平與JCR(《期刊引證報告》)對2000年收錄的45種中國期刊和抽樣統計的45種國際期刊的篇均引文數的統計結果相比，接近中國的期刊篇均引文14條，但與國際篇均引文的28條還有很大距離，本項研究還對論文所引文獻的語種和類別進行了分析統計：

近年來外國教育史的文獻引文語種主要是中文和英文兩類，中文1442條，占79．8％，英文349條，占19．30,6，其它語種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條數上大體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2003年為340條，達到最高點。

在引文類別上，主要是論著書籍，論文類的次之，還有的引用互聯網上的資料，但比較少。引文資料的來源，主要是教育史學論著以及宗教、歷史、文學等方面的資料。

統計顯示，近年來外國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識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語語種的引用上。但引用語種還較為單一，英語居多，其它語種如日語、德語、法語較少，使得外國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語言上就難以突破“歐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統計的論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較法、歷史法和文獻法者居多。比較法在研究歷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較為常用，既有橫向對比，又有縱向對比，既有同國比較，又有中外比較。例如，顏元與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較、孔子與蘇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與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理論比較、杜威“生長目的論”與羅杰斯“自我實現目的論”比較、杜威與蘇霍姆林斯基論教育環境思想比較、夸美紐斯與盧梭“適應自然”教育思想比較，福祿倍爾與蒙臺梭利思想比較等等。在歷史事件或過程的研究中，歷史法應用較廣，主要側重于對事件或過程的定性描述。文獻法是大多數研究采用的方法，這從<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國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窺見一斑。總體來講，外國教育史研究方法還比較單一，田野調查法、考古學、人種志以及新史學的一些方法在論文中幾乎沒有出現過，這既是受研究條件和環境限制的結果，也反映了我國外國教育史研究者對新的史學方法的認識和使用還處在較低級的階段。

三、結語

通過對(教育史研究》6年來刊發的外國教育史類論文的統計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外國教育史研究漸趨活躍，研究內容和領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對學科自身建設的反省工作雖未達到像中國教育史研究領域那樣出版相關專著的階段，但對學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經形成，并有向縱深發展的傾向。本項研究顯示，我國外國教育史研究者重點關注外國近現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試圖通過對教育歷史資源的挖掘，為現代教育改革提供參考借鑒，在研究中注意歷史資料的引證，所有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外國教育史研究也存在著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例如，研究領域仍然較為局限、研究人員的語種單一、缺乏專題性研究的合作攻關、與國外的交流和合作過少、研究方法較為陳舊、信息素養有待提升等。外國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對自身研究狀況和水平有較為清晰準確的認識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向前發展，希望本文的統計分析工作為推進外國教育史的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能夠發揮綿薄之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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