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貶值可行性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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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7年11月以來，國內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專家學者都一再指出：人民幣不會貶值，理由是中國目前的外匯供求狀況和外債結構良好且考慮到穩定大局的需要。問題是，這是不是合理的選擇?

1992年以來，中國國民經濟一直保持快速增長，即便是在1993年實施宏觀調控以后，GDP增長速度仍保持在9％左右。在緊縮貨幣的情況下，實現了低通脹和高增長的經濟"軟著陸"。這主要是由于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大量增加以及出口的快速增長。顯然，中國要繼續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必然受這二者的制約。但是，在這次東亞金融危機中，日本、韓國受到了很大沖擊。1998年2月標準普爾公司亦調低對香港的信貸評級，來自這些地區的對華投資大大減少。其次，在我國外貿進出口結構中，對經濟增長有顯著推動作用的一般貿易出口比重已降至43％，加工貿易出口增長迅猛，已達到全國出口總額的57％。從企業性質上看，國有企業出口仍處于主導地位，但在出口中所占比重已下降至53％，外資企業出口則上升至43.5％,占據了我國對外出口的半壁江山。近年來，以美元折算的我國出口商品成本已接近國際市場平均水平，出口效益不斷下滑。1995年下半年至1997年上半年，受出口退稅遲滯的影響，國有外貿出口十分困難，呈現萎縮之勢，加工貿易出口則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商品結構看，我國出口商品檔次偏低，技術含量少，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依靠價格、數量競爭。外貿公司和生產企業之間普遍缺乏以利益為紐帶的共生關系，買賣關系不夠穩定；由于缺少行業規范和商會協調，高價搶購、低價競銷的狀況屢見不鮮，經營秩序十分混亂。但是中國的出口存在著內在沖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內產業結構不合理，重復建設嚴重，產品雷同，缺乏創新，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因而大量涌向國際市場。出口單價的下跌被數量的更大增長所掩蓋，出口總額不斷擴大；而國內需求因受到貨幣政策等因素的抑制，導致進口增長緩慢。因此，經常項目自1992年以來一直保持順差，截至1997年底我國外匯儲備迅速上升至140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

但這一地位是脆弱的。一方面，我國出口產品構成和地理方向過于依賴少數發達國家市場，極易受到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1995年美國提出的對華貿易報復清單中，絕大多數產品涉及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一旦實施，將對我國的生產和就業造成相當的影響。我國1992年以來在開拓海外市場的過程中，不斷遭到反傾銷調查，調查國家不僅有我國傳統出口市場的發達國家，如美國、歐共體，還有新開辟的市場，尤以拉美國家為主。后者提出調查的個案數目上升很快，涉及多種輕紡產品，理由無一不是中國的產品損害了他們的同類工業。因此，以數量、價格為主要競爭手段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增長是有極限的。如果西方國家經濟衰退，或實施貿易限制，我國的出口必大受影響，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

另一方面，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是開拓中國市場，或把中國作為亞太地區的區域分銷中心。1992年以前，我國對三資企業規定了內外銷比例，雖然執行上并不嚴格，卻使國外跨國公司心存疑慮，尤其是要求其自行平衡外匯，有悖于其來華投資的真實意圖。1992年，我國正式提出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以吸引跨國公司來華投資。1993年開始，外資大舉進入中國。時至今日，中國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外資輸入國。近五年的情況表明，外資企業進出口總體為逆差，意味著對資本項下外匯需求很大，對人民幣貶值將是一個潛在的壓力。

東南亞國家與我國產品結構有一定的雷同，該地區貨幣大幅貶值大大加強了其出口競爭力，尤其是輕紡、機電類產品。有觀點認為：貨幣貶值將促使其零部件及機器設備進口成本上升，從而抵消其出口優勢。這一看法忽視了幾點：1、此次金融動蕩使得這些國家外匯儲備急劇下降，外匯嚴重短缺，大大抑制了進口需求；2、現有的進口機器設備尚未折舊完畢，改用國內替代原料也有可能；3、東南亞的設備、零部件主要來源于日、韓，后者貨幣貶值使得東南亞國家以美元計算的進口單價下降，從而使進口成本升幅有限；4、所謂"抵消"乃基于如下假設：東南亞國家的一切生產要素均依靠進口。這即便是在獨資企業也是不可能的。抵消的程度取決于進口商品和勞務的價格以及進口生產要素占產成品成本的比重。

1998年1月，國內一些經濟界人士對于當月統計數字所反映的進出口狀況表示樂觀，認為我國外貿出口并未受到太大影響。然而，一國貨幣貶值導致出口擴大是逐步顯現出來的，在經濟上有一定的滯后性，即J曲線效應。從2月底開始，我國外貿出口增長呈單邊下滑之勢；5月份轉為負增長，比上年同期下降1.5％。由于亞洲市場占我國出口的60％，1～5月，我國對日本、韓國、東盟的出口分別下降了5.7％、29.6％和105％（《國際商報》1998年6月18日）。2～6月間，日元持續大幅度貶值，使我國出口貿易面臨更為巨大的壓力。經貿委官員承認，目前的外貿形勢是20年來最嚴峻的（香港《信報》1998年5月13日）[1]。6～7月，出口出現輕微反彈，但從8月開始增速下滑，連續四個月出現較大幅度的負增長。其中10月份出口下降17.3％，11月份下降9.7％。為此，國務委員吳儀呼吁"千方百計擴大出口"（《人民日報》1998年11月26日）。

投資、消費、出口是經濟增長的三大支柱，出口萎縮加之國內消費低迷，僅靠投資（主要是基礎設施投資的）拉動是難以奏效的[2]。出口不振必然使相當數量的企業開工不足和工人下崗失業，這將使國內經濟形勢更趨惡化[3]。由此可見，人民幣匯率下浮的現實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那么假定人民幣要貶值，如何貶值？貶值幅度多大？能否實現在政府指導下有管理的下浮？我們在此作一分析。

外貿出口的最終目的是帶來效益。國家可以通過外貿、金融等政策來維持人民幣幣值穩定，但如果表現出的后果卻是出口效益惡化，喪失發展后勁，反過來會成為迫使人民幣匯率貶值的壓力。眾所周知，出口退稅和征收進口關稅是國家用以支持出口和調節進口的重要手段。我國從1985年以來一直實行出口退稅政策，出口退稅的增長與出口增長呈正比例關系。1994年新稅制實施后，出口退稅完全由中央財政負擔。1995年至1997年，國家每年拿出500～600億元的資金用于出口退稅，相當于中央財政總收入的15％左右。此外，國家還專門成立部門辦理退稅和查處騙稅的犯罪活動，由此產生的行政開支也十分龐大。

近20年來，中國出于擴大對外經濟交往的需要，高度重視對外貿易。90年代初，更提出"大經貿戰略"，以在2000年實現進出口總額4000億美元、躋身于世界主要貿易國家行列為目標。為此，出口增長必須大大快于GDP的增長。統計表明，自1978至1997年20年間，GDP年均增長9.7％，而出口年均

增速高達16.7％，是經濟增長率的1.72倍（《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12月2日）。然而出口的持續高速增長受制于出口退稅的財政體制。一方面，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緩于GDP的增長[4]。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偏低（不足50％），限制了中央財政支持出口快速增長的能力；另一方面，1994年頒布的《預算法》明確規定，國家財政以平衡預算為目標。1996年中央政府決心每年削減財政赤字100億元，爭取在較短時間內消滅赤字，實現收支平衡。為此，必須量入為出，對各項支出統籌安排，對出口退稅實行計劃預算，根據財政收入狀況以及收入進度核定退稅金額再切塊分配到各地。因此，對外貿易的政策目標與現行出口退稅的計劃、分配體制很難協調起來。而由此產生的后果就是企業的政策風險大增。出口退稅一旦滯后，生產企業的全部積累和流動資金將很快耗盡。

1993年起，外貿出口連年劇增，相應形成的應退稅款年年超出國家當年預算安排，退稅的速度越來越慢，退稅到帳的時間越拉越長。1995年5月企業被告知，當年形成的退稅將遲至一年半以后才能返還，以便國家集中清償往年積欠的應退稅款，而此間遲返部分的退稅資金利息只能由企業自行消化。然而，外貿企業普遍嚴重依賴銀行貸款，出口利潤率低，退稅前大多虧損，主要依靠退稅來實現利潤或彌補虧空。退稅滯后，造成企業出口越多，虧損越大，資金占壓越厲害，難以及時還貸，在銀行的信用等級下降，銀行因此不愿續貸。加之當時國家致力于打擊通脹，實行宏觀調控、緊縮銀根，對信貸規模嚴加控制，致使企業資金周轉發生很大困難，不得不放棄部分海外訂單。這直接影響了外貿公司的對外信譽，并增加了其實際機會成本。國有企業出口開始萎縮。國家為減輕財政壓力，于1995年6月和12月兩度調低退稅稅率。同期外貿出口放緩，許多外貿企業不再片面追求出口創匯，及至1997年中，退稅形勢才漸趨正常。但是外貿企業卻因此大傷元氣，現金流量狀況大不如前，即使原來效益好的企業也不例外。1998年3月，為應付東南亞出口競爭的挑戰，國家在維持匯率穩定的前提下，調高紡織品出口退稅率2個百分點以支持外貿出口，僅此一項，中央財政預計增支45億元[5]；6月又宣布將煤炭、鋼材、水泥、船舶的退稅率分別提高至9％、11％、11％和14％（《經濟日報》1998年6月24日）。由于紡織工業產品老化，技術更新緩慢，國內生產嚴重過剩，僅提高2個百分點的退稅率無濟于事[6]。從5月底開始，機電產品取代紡織品成為我國第一大出口產品，占全部出口的50％左右。8月，國稅總局宣布，從1998年7月1日起，將七大類機電產品和五大類輕工產品的退稅率由9％提高至11％。為此中央財政將增加支出250億元左右。由于目前國內生產企業和外貿公司之間遠未形成真正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礎上的出口制關系，反而相互爭利，生產企業經營行為極不規范，短期行為嚴重，往往根據匯率和退稅率的變動來調整供給外貿公司的出廠價，這不僅容易使價格總水平產生波動，而且生產者易被自身行為創造出的錯誤的價格信息所誘導，作出盲目的生產決策，使供求關系很快失衡，因而往往得不到預期的微觀效益，國家在宏觀上亦得不到真正的收益。

1997年國家用于出口退稅的財政資金近600億元，而當年中央財政赤字約560億元。從1993年起中央財政停止向銀行透支，改由通過發行國債來彌補赤字。此后國債發行規模增長較快，國債依存度（即年度國債發行收入占年度財政支出的比重，反映財政對債務的依賴程度）1992年為11.6％，1994年迅速上升至21％，接近國際上公認的國債警戒線（25％）。1997年，國債發行額為2，476.83億元，占當年全國財政總支出的22.29％，占中央財政總支出的55.76％。1998年，為刺激內需，國家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全國財政和中央財政的國債依存度預計將分別高達40.2％和73.95％，國家財政將面臨巨大的還本付息壓力。從1995年下半年開始，國有企業經營中深層次矛盾日益顯露，失業下崗人數增多，國家財政又加大了用于解決社會問題的開支[7]；同時國有企業多年大面積虧損積累起來的金融機構呆壞帳，也要由中央財政每年撥出幾百億元來逐步沖銷[8]。隨著國企改革的深入，今后幾年，我國財政收支形勢將十分嚴峻[9]。

為此，建議全面取消出口退稅，以緩解中央財政壓力，附帶可以節省一大筆行政開支（相應退稅部門也可撤銷），更能夠一勞永逸徹底杜絕騙取出口退稅的犯罪活動。外貿企業也可簡化出口環節，節省開支。退稅取消后，短期內出口可能大幅度下降，出現外貿逆差，這樣人民幣微幅升值的局面將立即讓位于匯率下浮的現實要求。我國外匯儲備龐大，足以應付短期之需。此時，使人民幣適度貶值順理成章，但這種貶值完全不會變成失控的匯率急跌，因為目前退稅部分僅占出口成本的8％左右。只要貶值幅度不超過8％，換匯成本實際上沒有發生變化，因而并未改變出口的整體態勢。而我們得到的益處則是節省了近800億元的財政資金，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成果。東南亞貨幣貶值會使我國收匯減少，但根據我國外匯儲備和現有的外匯供求狀況，繼續堅持結售匯制度和對資本項目的監管，不會影響總體的外匯供求關系，短期內也不會出現巨大的外匯需求壓力。

無疑，人民幣貶值會在國際上引起反應。從理論上講，本幣貶值會抑制進口。對此，我們可以相應調低關稅總水平，以抵消貶值的影響，維持進口現狀。自1992年以來，我國已五次大幅度降低關稅，多數為我國單方面的決定，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在1997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上宣布的。采取這一行動固然是出于復關（GATT）和其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需要，但在短期內連續五次大幅度降低關稅（從43％降至17％），這在國際上也是罕見的。關稅減讓一般是通過雙邊或多邊談判，按照有取有予的原則討價還價后確定的。至今，我國單方面削減關稅的成果是有限的。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仍逐年上升，由此美國認定中國的市場準入程度遠遠不夠，還存在著關稅以外的諸多貿易限制措施，進而在知識產權和開放服務貿易上對中國施壓，更發起超級301調查并單方面扣減中國輸美紡織品配額[10]，來逼迫中國讓步。同時，美國并未信守與中國在1992年達成的市場準入談判協議中"堅定支持中國復關"的承諾。時至今日，在諸多國家紛紛支持中國加入WTO的情況下，美國仍設置重重障礙加以阻撓[11]。因此，即便中國不能直接從談判對手那里取得相應的讓步和利益，也應選擇合適的時機采取單方面行動，以便從其他方面給本國帶來利益。

這個最佳時機本來出現在1995年上半年，即退稅對中央財政壓力最大的時候。僅僅調低出口退稅稅率，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退稅遲滯帶來的問題。外貿公司雖然可以改用出口制以部分緩解退稅的矛盾，但這一轉變涉及企業間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資產重組的難題，使得以自營為主要方式的外貿企業面臨短期內難以克服的困難。目前，外貿企業慘淡經營已是全國性的問題，如此下去，我國的出口后勁可想而知。沒有效益的出口，也就使出口退稅政策失去了意義。加上外貿企業間的無序競爭，出口單價不斷下跌，從本質上講，就是國家財政資源和自然資源的流失。雖然獲得了大量外匯盈余，但付出的代價是否太大?

維持適當的關稅水平，對于為我國的民族工業，尤其是新興工業爭取時間是十分必要的。即使我國自主調低關稅，也應巧妙地與我國的經濟利益結合起來。若1995年我們采取了這樣的方式，并結合取消出口退稅，外貿企業的狀況會大大好過現在。國家三年間可節約用于出口退稅的財政資金累計達2000多億元。

況且，本幣貶值后適當降低關稅，進口不會受到影響，又可表明中國市場開放程度的提高，任何國家對此都無話可講。同時中國自APEC會議后又向世界宣告，中國在未來時間將會進一步降低關稅，因此將其與廢除出口退稅結合起來是完全可行和有益的。

再次，這種貶值是由于取消退稅后，出口價格向正常成本回歸，與東南亞國家因結構性矛盾并由過度的金融投機而引發的全面崩潰有本質的不同，談不上人民幣的信用危機。只要中國堅持結售匯制度以及其他行之有效的金融外匯監管措施，包括央行隨時干預外匯市場以抑制投機，人民幣只會有控制地逐步下浮到位。這是一種政府積極干預下自主的有管理的合理下浮，不同于那種由外來沖擊造成的劇烈貶值。調控目標明確，具有可預見性和可操作性，并且緩慢逐步下調到位，有助于消除香港市場的恐慌和投機心態。同時應積極地動員和影響海內外輿論，表明人民幣不是固定匯率，人民幣與港幣的匯率機制完全不同，二者之間不存在互動的因果關系，人民幣不是港幣的聯系匯率；并指出大批在大陸投資生產的港資企業將大大得益于人民幣貶值，從而刺激其加工貿易的出口，進而增加香港轉口貿易的數量，最終有助于香港經濟的復蘇。以此改變國際金融市場中將人民幣作為維系港幣聯系匯率制度的最后保障的普遍心理預期，減緩人民幣一旦貶值可能對香港金融市場造成的沖擊和振蕩。

上述步驟應作為人民幣匯率下浮的第一階段，在香港市場消化適應之后，鑒于亞洲國家30％～75％的貨幣貶值幅度對我國形成的出口競爭壓力，人民幣有必要再次貶值。因為第一階段的下浮僅是取消出口退稅的自然結果，對于促進出口并無任何作用。東南亞國家至少還需要2～3年時間進行結構性調整以擺脫危機，我國也同樣面臨著深化政治經濟改革和振興經濟的艱巨任務，包括對外貿經營體制以及企業制度的改革。面對當前我國國內的經濟困難，出口不僅不能削弱，反而必須大力加強。這是解決國內需求不足的一個有效手段。目前國內買方市場的形成、通貨緊縮、居民儲蓄傾向的加強以及事實上仍很嚴格的外匯管制，完全可以將匯率貶值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限度。

國內有觀點認為，從目前外匯供求狀況看，我國有龐大的外匯儲備，外貿順差較多，不存在人民幣貶值的壓力。但匯率的形成并不單單取決于外匯供求關系，同時必須考察出口的微觀效益以及人們對未來經濟發展前景的預期。目前的人民幣匯率受到政府的有力控制，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匯率，而且現存的外匯交易市場也遠非完善和有效。因此，在相當程度上目前的匯率僅僅體現了市場上外匯供過于求的表象，而實質上則是反映了政府的政策意圖，即擔心貶值會引發通貨膨脹，從而導致國內經濟和社會的不穩定，以及影響國外投資者的信心；同時中國希望以犧牲自身經濟利益為代價，塑造一個對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問題是：影響一國出口競爭力的是實際匯率，而不是名義匯率，現在人民幣的實際匯率已嚴重高估。ε=EP＊/P

（ε：實際匯率，E：名義匯率，P＊：外國價格水平，P：本國價格水平）

為方便起見，以1994年1月人民幣匯率并軌時的官方匯率為參照物，當時名義匯率為1美元兌8.68元人民幣。1994～1996年間，國內物價在始于1992年的經濟過熱的慣性作用下，保持上升趨勢。雖然1993年下半年，宏觀調控政策開始奏效后，物價快速上漲的勢頭得到遏制，但整個這段時期物價總體漲幅較大；與此同時，國家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以及強制性的結售匯制度，人民幣貨幣供應量減少，外匯出現供大于求，名義匯率穩步下降（目前名義匯率為1美元兌8.28元人民幣），因此1994～1998年五年間，人民幣對主要國際貨幣的實際匯率高估約30％，而對主要貿易國家和地區的綜合實際匯率高估了45％以上[12]。這一情況以及1995年中以來出口退稅遲滯帶來的不利影響，使得我國出口競爭力急劇下降，出口效益不斷滑坡。

目前的出口現狀絕不是某些學者所說的"外貿出口增長放緩，但仍在增長，表明外貿仍具潛力"。事實上，由于國內政企關系遠未理順，以及司法實踐中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國內商業信用嚴重倒退，國內貿易的風險遠遠高于國際貿易的風險。因此，外貿企業為維持經營并回避國內商業風險，不惜競相降價以保住有限的海外客戶和市場。但另一方面，外貿公司由于資產相對較少，承擔這類經營虧損的能力畢竟是有限的。從一般意義上說，危機所帶來的國外大幅度壓價，對外貿公司的影響遠不如對生產企業的影響巨大。如果前者因出口成本過高而不接定單，則直接造成生產企業的庫存增大。后者最終不得不低價虧損銷售以回籠資金，造成銀行呆壞帳上升。

1998年8月，外經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在上海召開銀貿協作會，制定了若干促進外貿出口的措施，其中一條規定："對于有定單、暫時虧損的企業，只要具備還款能力，即給予封閉貸款。"這表明政府十分擔心出口下降從而導致國際收支惡化，進而影響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以及償還外債的能力（預計1998年將償還外債本息400多億美元）。一些地方為了實現"保八"的目標，不惜一切擴大出口，這種以政治動員的方式盲目追求出口增長的做法，正在產生嚴重后果：擾亂了海外市場的秩序和供求平衡，加劇了未來出口的困難；同時，國內企業虧損加大，財政支出超計劃增長，銀行呆壞帳增加。還有學者主張以全面地大幅提高出口退稅率達到實際貶值的效果，這不僅在財政上無法做到，而且再度提高退稅率的空間也是有限的。因此人民幣貶值勢在必行，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是：貶值是否會出現一些學者所斷言的一系列后果呢？

首先，貶值不會帶來嚴重的通貨膨脹，充其量只是輕微的通脹。幾次降息后，國內儲蓄仍節節上升，表明居民對未來預期悲觀，不敢亦不愿投入消費。人民幣貶值后，即便居民想方設法套取外匯，也不過是從一種形式的儲蓄（人民幣）轉換成另一種形式的儲蓄（美元）以圖保值，仍然不會去大舉消費。何況，這種套購屬于非法的黑市交易，受到政府的打擊和監控。持有外幣者同樣也需要保值，故其交易量有限，而且很可能經常是"有價無市"。目前的情況不同于1988年，那時一方面市場短缺；另一方面，居民購買力雖不強，但不存在對正常工資、獎金收入和企業破產、失業、社會福利、養老醫療等方面的擔心，因此敢去放心大膽地搶購，從而形成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而現在總的情況是供給遠遠超過需求，形成買方市場。雖然有效需求并未得到充分滿足，但這是另外一回事，屬于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不合理的問題。從出口占GDP20％這一角度看，總供給大于國內需求至少20％以上，因而除了1/5的產品出口外，國內仍積壓大量產品賣不出去。1997年中國GDP達7.47萬億元，而累計庫存積壓超過3萬億元。生產大量過剩，居民前所未有地喪失了就業安全感，購買力大大萎縮。社會兩極分化的加劇，也使得總體購買力下降。嚴重通脹緣何而起？只有一種情況，即出現銀行支付危機，老百姓產生心理恐慌，大量抽逃擠兌，而現金放在手中并不安全，于是就搶購各種動產，從而引發嚴重通脹。

人民幣貶值后，只要不發生銀行支付危機，至少在相當時期內，居民對政府還是有信心的。5萬億元的存款即便有所下降，對國家也未必是件壞事。從前一階段四大專業銀行爭購財政部特種國債即可看出，銀行面對不斷增長的儲蓄壓力和經營狀況日益不穩定的企業，貸與不貸難于決斷，故"惜貸"現象嚴重，經營收益不夠穩定。購買國債反倒可以確保無虞。如果此間國家再次降息，等于又增加了銀行的收益。況且，人民幣并不能自由兌換，因此不存在境內外投機者大量沽空的可能。從1998年9月開始的聲勢浩大的全國性的打擊走私、騙匯活動中可以看出，形形色色的地方保護之下的法人犯罪是擾亂國家金融秩序的經濟犯罪主體，個人犯罪不到10％，因此，只要中央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堅決制止法人犯罪，就足以維護國家經濟、金融秩序的穩定。

其次，有學者認為，一旦貶值，居民手中的人民幣就不值錢了。問題是人民幣的價值取決于其國內購買能力，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消費是在境內而非境外，不會變成外國的購買力，故同樣面值的人民幣只要能買到同樣多的國內產品，它的價值并未改變。單純從匯率角度縱向地比較某種幣值并不科學，匯率只是兩種貨幣間的兌換比率。人民幣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固定匯率。日元貶值后，日本國內既未產生通脹，也未出現居民購買力的下降即為證明。甚至還有一種看法認為，按購買力平價學說（PPP），人民幣匯率應在1美元兌4～5元人民幣之間，以此證明現行的匯率足以支持出口增長。姑且不論世界上無任何國家以購買力平價來確定本國匯率，僅僅從出口的實情考察即可知，若按此確定匯率，我國產品將徹底喪失競爭力。匯率的確定系多種市場因素綜合決定的，包括從進口商到批發零售環節的銷售渠道長度、關稅、運費、傭金等等。

有觀點根據有關國家貨幣貶值后出口值并未增加來懷疑人民幣貶值的有效性。但關鍵不在于出口金額的增加，出口量的增加更為重要。因為貨幣貶值往往導致出口單價下降和出口數量的較大增長。而以美元折算的GDP同樣下降，這就使得出口所占GDP的比重有所提高，從而對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假定以EX代表現在的出口額，G代表GDP，假定EX=20％G，EX′代表貶值后出口額，G′代表貶值后GDP，n代表貶值幅度，E代表現在匯率，E′代表貶值后匯率（E′=E(1＋n)），C代表以外幣表示的出口單價（為方便起見假設的加權平均單價），Q代表出口數量，C′代表貶值后出口單價，Q′代表貶值后出口數量：

假設前提：

（1）貶值后出口額仍為調整后GDP（G′）的20％；

（2）出口單價降幅不超過貨幣貶值幅度；

（3）國內外價格水平保持穩定，名義匯率=實際匯率；

貶值前：EX=C×Q=20％G

貶值后：EX′=C′×Q′=20％G′

根據假設：<圖片>出口單價降幅≤

故新的出口單價C′≥C{1－n/(1＋n)}=C/(1＋n)

為滿足C′Q′=20％G′=20％GE/E(1＋n)=20％G/(1＋n)<圖片>

這就說明，只要貶值后出口數量維持不變或略有下降，出口金額雖然會減少，但其占GDP的比重不會發生逆轉，因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不會發生變化。而實際情況是，一國貨幣貶值是為了保持出口競爭力，故出口產品單價的下降幅度往往小于貶值幅度；同時在需求的價格彈性的作用下，出口數量增加，甚至較大幅度地增長。這就使得貶值后出口占GDP的比重反而上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提高，這對于那些國內需求不振的國家恢復經濟增長尤為重要。

圖示F－1說明：

S，S′，S″均指國內供給=總供給－出口量

故S=TS－Qex；S′=TS′－Qex′;

S″=TS″－Qex′－ΔQex(ΔQex為增加出口產生的數量增量）

（1）在同等價格條件下，原需求D因居民購買力下降，以及對未來預期悲觀，需求量向左位移至D′；同時，國內企業盲目生產，加大供給，S總量增大，向右位移至S′，故形成新的均衡點E′及對應的均衡價格Pe′；

（2）P0是目前市場價格，高于均衡價格Pe′。因為即便在現有的價格水平P0上，工廠已出現嚴重虧損，故無力承受將價格再降至Pe′；

（3）對策：增加出口數量，使國內供給減少，S′向左位移至S″。當供給減少，趨近社會總需求時，價格自然回升，形成新的均衡點E″。

出口數量的增加可以有效地減少國內的庫存積壓，使國內產品的供給總量減少，促使供求關系趨向平衡，并使價格有所回升（表現為輕微的通貨膨脹），這不僅有利于減輕企業虧損，減少銀行呆壞帳，而且國家稅收亦會因此有所上升，整個經濟運行趨向好轉，從而增加全社會的就業機會。

圖示F－2說明：

若出口不斷下滑，勢必相應增大國內供給總量，使S′向右位移至S″，必然迫使國內價格進一步下降至P′，均衡價格下滑至Pe′，導致生產惡化，虧損增加，庫存積壓由P0時的（Q2－Q1）上升至（Q′2－Q′1）。

同時，匯率政策是一國主權，也是在對外經濟交往中維護和實現國家利益的一張牌。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僅占世界的2.5％，而美、日兩國GDP之和占世界的42％。日本先進的制造業、技術開發潛力、獨特的企業管理思想以及訓練有素的勞工隊伍并未因金融危機的發生而受到絲毫的損害。日本的經濟困難主要表現在金融和地產領域，其在制造業上競爭力的下降以及國內消費不振主要源于90年代初的泡沫經濟，但日本已連續五年保持了外匯和黃金儲備世界第一的地位，日元在世界金融體系中的功能和地位并未受到削弱，此外，日本還擁有龐大的海外資產；相比之下，日本所面臨的實際經濟困難遠遠小于中國。因此由中國來獨立承擔亞洲金融危機的壓力既不公平，也不必要，實際上更無可能。人民幣使用區域極其有限，其不可兌換性使之不能進入國際貨幣交易系統，故人民幣貶值可能帶來的更多是心理上而非全面性的沖擊和振蕩。國外政界和輿論界宣揚的所謂"一旦人民幣貶值，將會觸發亞洲國家新一輪貶值"的論調與其說是贊賞中國的作用與貢獻，不如說是希望中國犧牲自己在國際市場中的份額，放棄自身的國家利益。在當今外交的經濟化和經濟的政治化兩種趨勢交互作用的國際關系格局中，利益的最大化不在于任何一方付出單方面的代價和犧牲，而在于所有各方都得到利益，或者說各方都放棄一部分利益。所以我國在匯率問題上必須采取靈活務實的方針，這樣可以有效地促使美日兩國承擔起應有的責任和義務。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幅度應視美日所采取的經濟政策靈活調整，這不僅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受金融危機沖擊的所有國家和地區的利益。如果我們自愿放棄了匯率這張牌，中國式利他主義的最大受益者將是日本和美國，中國的自身利益也將受到極大損害。

對我國外貿發展思路的再認識

長期以來，我們在外貿發展思路上陷入了一個誤區。在大力推動出口、積極開發國際市場的同時，忽視了我們本身就是個潛力無窮的大市場。中國有12億人口，從這一意義上講，中國稱得上是"巨型國家"，蘊含著巨大的市場需求。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市場趨之若鶩，美國對中國施加各種壓力，其目的之一也是要竭力擴大在華市場份額。1993年一度持觀望態度的西方跨國公司大量進入中國，他們選擇進入的時機不是中國經濟最熱的1992年或之前，而是我們實施宏觀調控之后的1993年下半年。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沒有重蹈日本、韓國等國的覆轍，及時打擊了泡沫經濟，采取了穩定幣值、降低通脹、增加市場和政策的透明度、依法規范市場規則等一系列真正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措施，從而提高了外資進入中國市場的信心。一般而言，對外直接投資的規律是：通過貿易渠道出口到一國的產品數量達到一定規模，若采取繞開關稅壁壘在東道國直接投資生產能帶來更大的規模效益并占有更大市場份額時，對外投資即成為可能。中國在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經濟、金融、法律環境的改善，使外資尤其是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由可能變為現實。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與中國同類國有企業展開激烈競爭，市場份額不斷擴大。他們集中在兩大領域：一是與中國類似的但有很大潛力的產業，二是中國尚無或較為弱小的先導性產業。他們憑借雄厚的資金實力和技術領先地位以及一整套成熟的企業經營戰略，在中國市場競爭中取得了明顯的優勢。這說明了兩個問題：1、中國市場內需巨大;2、內需既包括現時需求，也包括創造出新的需求。這就要求調整產業結構，加快技術進步和產品的更新換代。這是中國國企改革的頭等大事，需對企業進行改造，轉換經營機制，建立科學經營管理的現代企業制度。但中國改革面臨的困難是多方面的，存在著部門、地區封鎖，市場分割和重復建設等問題，遠未形成統一規范的全國大市場。由于流通不暢，生產過剩，多余的產品只能向海外市場找出路。相比之下，外資產品在國內的流通卻順暢得多。

中國是個大國，外匯需求巨大，鼓勵出口是必要的。但同時我們必須考慮出口的代價及其對國民經濟的整體實效。我國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已接近40％，而出口依存度已達20％，不僅高于美國的8.24％，甚至比以"貿易立國"的日本（8.9％）還要高。前面已分析過，國際市場對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容納能力是有極限的，對國際市場依賴性越強，未來的風險也就越大。長期以來，我們過于推崇擴大出口創匯，雖然有不得已的原因，即解決結構性生產過剩的問題，更主要的是由于認識上的偏差，忽視了對國情的具體分析，而片面模仿四小龍發展的成功經驗。四小龍由于內部市場狹小，無法支持產業擴大再生產的需要，而推行出口導向戰略，又恰逢世界經濟自由化程度最高的時期，大力推動出口，通過累積外匯資金，大量引入先進技術，成功地完成了在本土吸收改造的過程，大大提高了技術檔次，實現了升級換代。臺灣和韓國更借此大力發展重化工業，加強產業根基，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80年代以后，成為亞洲地區主要的資本和中等技術輸出方。我們面臨的則是一個業已有限的國際市場空間和全球化的貿易保護主義。從1998年開始，歐盟將陸續取消給予中國產品的普惠制待遇。與四小龍相比，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大大惡化了的國際經濟環境。另一方面，我國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經濟規模和市場規模巨大，只要經濟結構調整得當，國企改革取得突破，以中國國內的巨大需求，足以長期支持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GATT有關官員曾說："中國現行的外貿體制是中國生產企業與國際市場的隔離層。"這一體制導致出口環節增加和中間費用上升，使得生產企業和外貿公司的利益都受到損害。對二者來說，今后的唯一出路就是走向聯合，合理確定利益關系，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實行生產與進出口的一體化經營，以大大降低生產和經營成本。純流通領域的外貿企業應根據市場規律優勝劣汰，資不抵債的企業堅決實施破產，以減少其對于貿易秩序的沖擊。擴大外貿經營主體的范圍，除對外資或合資流通領域進出口公司嚴格控制外，全面放開外貿進出口經營權，使企業的生產經營完全與國內、國際市場聯系起來。這不僅不會導致市場秩序的進一步惡化，反而會促使企業領導者更加理性地面對日益嚴酷的市場競爭。同時，國家宏觀政策要正確引導企業堅持以效益為中心，確立先內后外的戰略，即以首先在國內市場建立全面的競爭優勢為當務之急。這不是不需要出口，而是要求出口適度、穩健，與國家經濟發展質量的提高相適應。只有這樣，未來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才能有穩固的基礎和強大的后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