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人民幣價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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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經濟的對外開放度的提高，人民幣匯率水平對我國經濟的方方面面，從宏觀到微觀，從政府到企業以至個人都開始發生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合理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就成為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但是由于我國資本項目尚未放開，人民幣匯率還不能完全由市場決定，因此通過運用經濟理論來分析判斷并確定匯率水平是有必要的。不過，在選擇何種理論對人民幣匯率水平進行評估時必須慎重。因為如果選擇的匯率理論不適用于我國，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在人民幣匯率影響經濟廣泛的今天，就會對我國經濟產生嚴重的不良影響。

一、西方匯率理論不適用于對人民幣的價值判斷

我國近幾年中對于人民幣是否被高估或低估的問題爭論不休。而判斷人民幣匯率水平的理論依據都是西方的匯率決定理論。本文認為，僅僅運用西方的匯率決定理論來對人民幣進行分析是不盡合理的。這是因為：其一，西方匯率決定理論不適用于我國當前的經濟運行狀況。西方匯率理論是西方的經濟學者們根據西方的經濟運行情況總結出來的理論，而我國的經濟運行方式與西方國家不盡相同。其二，西方的匯率決定是在西方比較完備的金融體系中形成的，而我國的金融體系離完備還具有很遠的距離，在金融組織、金融結構、運行體系方面都需要長時期的努力。在金融體系不完備的情況下貿然運用從完備的金融體系中總結出的結論，將會產生無法想象的后果。其三，西方的匯率決定理論主要是從供需的角度來討論匯率的決定，區別僅在于有的著眼于長期，如購買力平價理論等，有的著眼于短期，如新聞模型等。供需決定的是價格，所以這些理論都只能說是貨幣的價格形成理論，而不是貨幣的價值決定理論。在人民幣沒有市場化的情況下，人民幣的價格不能夠由供需來決定。在這種情況下，對人民幣價格進行討論就失去了意義。相反，通過對人民幣的價值進行判斷對我們研究人民幣問題會起到更大的作用。

二、馬克思的價值理論為分析貨幣價值決定提供了有力工具

馬克思認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了商品的價值量，對于個別的生產者來說，如果他的個別勞動時間大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他的勞動耗費就不能被全部補償，競爭中就會處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生產者的個別勞動時間小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他的勞動耗費不但得到了全部補償，而且還能獲取超額利潤；從單位商品的價值量來說，勞動生產率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成反比：勞動生產率越高，單位時間內生產的商品越多，也就意味著生產單位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越少，從而單位商品的價值量越小。反之，勞動生產率越低，生產單位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越多，單位商品的價值量越高。“商品的價值量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的提高或降低成反比。”

商品貨幣的屬性是一般等價物。“商品作為等價物，它的一切自然屬性都消失了；它不再和其它商品發生任何特殊的質的關系，它既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尺度，也是其它一切商品的一般代表，一般交換手段。作為價值，商品是貨幣。”商品貨幣的屬性產生于商品價值的屬性，商品貨幣的價值和商品一樣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這里馬克思所說的商品貨幣指的是金銀貴金屬充當的貨幣，隨著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紙幣代替金銀成為貨幣。紙幣由國家政府發行，可以與黃金兌換，紙幣的價值由它所代表的黃金的價值決定。進入現代經濟，紙幣逐漸與黃金脫離，成為由政府信用擔保的信用貨幣

信用貨幣的實際價值在流通中形成。馬克思指出，信用貨幣作為價值符號，在流通中與商品貨幣一切規定都反著表現出來了，“信用貨幣屬于社會生產過程較高階段，它受完全不同的規律支配。”從質的方面講，金銀因為有價值才流通，而信用貨幣因為流通才有價值，流通使信用貨幣能夠購買商品，并得以發揮貨幣的職能；從量的方面講，金銀的價值量取決于生產金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以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信用貨幣的價值量，取決于它在流通中所能購買的商品的總量，當流通中的信用貨幣的數量一定時，勞動生產率越高，生產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越少，單位信用貨幣購買商品的能力越強。所以與商品貨幣相反，信用貨幣與勞動生產率成正比。信用貨幣與商品貨幣雖然有上述區別，但是它們的本質規定是相同的。貨幣的本質是它是價值的承載體。商品貨幣本身就是價值體，并通過本身的價值量來衡量其余商品的價值量，信用貨幣雖然表面看來只是一種價值符號，但是它也是價值體，信用貨幣的價值體性質保證了商品與貨幣交換的平等性。它的價值就是它所能購買的商品的價值。決定商品價值的是生產這些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信用貨幣價值的就是生產它所能購買的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貨幣走出國界后，它在國際市場上的運行規律隨之也發生了變化，貨幣國際價值的決定和在國內的價值決定就有了一些區別。馬克思認為和強度較小的國民勞動相比，強度較大的國民勞動會在同一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價值：“國家不同，勞動的中等強度也就不同；有的國家高些，有的國家低些。于是各國的平均數形成一個階梯，它的計量單位是世界勞動的平均單位。因此，強度較大的國民勞動比強度較小的國民勞動，會在同一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價值。”國別貨幣的存在就使得貨幣價值的決定不統一。隨著國際經濟交往的日益加深，價值的決定需要統一，這就與貨幣的不統一造成矛盾。此時使用價值的統一，或物質財富的量就成為決定因素。馬克思指出“不論財富的社會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物質內容。”在這里，貨幣所代表的使用價值的多少就表示為該貨幣的實際財富控制力。

因而，從長期來看，一國貨幣的價值高低，在一個開放的國家中，是由該國生產物質的能力決定的。短期的價格波動并不會影響價值，只有一個國家的實際物質財富才能夠決定貨幣的價值。在自然資源不可改變的條件下，決定一國物質財富的主要是勞動生產率。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只有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創新能力，才能提高一國的貨幣價值，才能決定并增強該國貨幣的強勢態勢。

三、運用馬克思貨幣價值理論可以得出人民幣價值穩步上升、地位逐漸增強的結論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從1978年到2000年，我國經濟總量翻一番，GDP平均每年增長9.5%。和世界平均增長速度相比，我國的增長速度要高出近3倍。2005年我國GDP增長9.9%，GDP總值達2.24萬億美元，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與此同時，我國勞動生產率年均提高6.6%。根據馬克思貨幣價值理論，我國實際物質財富的增加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決定了人民幣的價值已經穩步上升。

事實上，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日漸提高從側面證明了人民幣價值的上升。經過亞洲金融危機的檢驗，人民幣的信用得到了亞洲和世界的認可。人民幣的影響范圍日益擴大。近年來，雖然人民幣至今仍未實現資本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但已開始充當邊境貿易中計價、結算的工具，在港臺地區及周邊一些國家自發地形成了流通與使用，一些周邊國家的中央銀行將人民幣列為儲備貨幣。人民幣已經開始表現出具有強勢貨幣的潛力。

人民幣目前正處于歷史機遇期。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呈現的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征就是全球一體化趨勢的加強，開放和融合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作為世界經濟一體化表征的世界貨幣體系也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區域乃至全球范圍內的貨幣整和趨勢日益明顯。美元與歐元呈抗衡之勢，都在謀求更大的勢力范圍。亞洲統一貨幣的呼聲也漸喊漸高。美元化現象的出現、歐元對歐洲國家貨幣的統一，都表明了世界貨幣市場將呈現寡頭壟斷的局面，而一些中小國家的貨幣或許會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人民幣如果不能抓住歷史機遇，把進入世界主流貨幣俱樂部列進時間表內，就可能會失去趕超日元，抗衡歐元的時機，甚至會縮小自己的活動空間，降低自身的獨立性，并進而影響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在這種狀況下，對人民幣的價值做出正確判斷，從而制定正確的貨幣戰略，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馬克思價值理論有助于我們撥開西方匯率理論的迷霧，在內內外外的爭執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對人民幣的價值做出正確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