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在東盟影響力的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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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作為我國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以及經貿合作的重要地區，在“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更有可能成為人民幣區域化快速發展的地區。自從2009年我國開始實行人民幣跨境結算以來，人民幣在東盟國家的影響力不斷提升。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使得我國與東盟國家的經貿合作潛力進一步釋放，為人民幣東盟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在這一過程中，若能及時準確地估計人民幣在東盟地區的影響力情況及其發展趨勢，將為人民幣東盟化各項政策的決策和實施提供更為堅實的現實依據。從目前的研究來看，學者們對人民幣在東盟地區影響力的研究大多是從定性的角度進行分析和討論[1]，定量的分析相對較少[2-5]。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東盟國家相關數據難以獲得，無法利用傳統的計量方法進行測度[6,7]。為此，本文提出利用VAR-DCC-MVGARCH模型對人民幣匯率與東盟國家匯率進行分析，通過人民幣匯率與東盟國家匯率的動態相關性來測度人民幣在東盟的影響力。對比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一是本文利用動態相關性測度人民幣在東盟影響力程度，不僅能夠降低測度所需的數據量，還能更加及時地獲得測度結果；二是本文的測度結果能夠形成時間序列，以便觀察人民幣在東盟影響力的發展態勢。三是以美元作為人民幣與東盟貨幣的基準貨幣，并通過將人民幣與東盟貨幣匯率與美元指數做輔助回歸，剔除了美元的共同影響，以便更客觀準確地估計人民幣在東盟的影響力。

1研究設計

1.1模型設定。對各種市場或變量相互之間聯動特征的刻畫，最早采用的是Bollerslev（1990）[8]提出的常系數條件相關模型（簡稱CCC），但該模型僅考慮了靜態的條件相關性，無法捕捉到變量之間聯動性的動態特征。為此，Engle（2002）提出了動態條件相關模型（簡稱DCC），可以較好地刻畫變量之間的聯動性動態特征，具有更強的適用性。因此，本文主要采用Engle和Sheppard（2002）[9]提出動態條件相關多元廣義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模型（簡稱DCC-MVGARCH）進行測度。為控制各個匯率變動的相互滯后相關和趨勢性，本文參考胡增正和王梅霞（2013）[10]、王中昭和楊文（2014）[3]等的做法，將VAR模型納入DCC-MVGARCH模型框架中，形成VAR-DCC-MVGARCH模型，以刻畫多變量的動態相關系數，并進行定量測度。模型具體形式如下：其中，Yit=(Y)1tYkt′為t期第i個國家的匯率向量。Ωt-1為t-1期的信息集，Ht為條件協方差矩陣，Rt為動態條件相關系數矩陣，Dt為Garch模型計算而得的時變標準差組成的對角矩陣。-ρlj為非條件相關系數，αm和θn分別為DCC模型的系數，m和n為滯后階數，αm表示滯后m期的殘差乘積對動態相關系數的影響，θn表示滯后n期條件異方差系數。為了保證Ht的正定性，規定：αm0θn0åm=1Mαm+ån=1Nθn1。1.2數據選擇與說明。由數據可得性，本文選取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開始實行有管理的匯率浮動制度）至2018年7月11日的日匯率交易數據（以美元為基準貨幣的直接標價法）共2488期，測度人民幣在東盟的影響程度。本文所選取的人民幣與東盟七國（老撾、緬甸和文萊的數據由于可得性和共線性問題不包括在內）的日匯率數據，均來源于wind數據庫。將各國匯率數據做對數化和一階差分處理，得到各國貨幣匯率收益率。同時，由于美元對于東盟國家的貨幣匯率具有一定影響，當美元匯率因為國內政策變化發生較大波動時，可能會導致人民幣與這些東盟國家貨幣匯率的同向變動。本文借鑒Shu（2007）[11]以及蔡彤娟和林潤紅（2018）[6]的思路，用人民幣與東盟各國匯率收益率對美元指數收益率進行輔助OLS回歸，殘差可認為是人民幣與東盟國家貨幣波動獨立于美元的部分，以此剔除美元對各國匯率的影響，更有利于客觀真實地測度人民幣對東盟國家貨幣的影響力，即人民幣東盟化程度。輔助回歸方程如下：Yt=βxt-1+εt其中，Yt表示t期的人民幣或東盟國家貨幣匯率收益率，xt-1表示t-1期的美元指數收益率（選擇t-1期是因為Wind數據庫上美元指數的時期是按照美國時間來提取的，相比北京時間要晚）。

2測度結果

首先，構建VAR模型。VAR模型考慮了人民幣與東盟匯率殘差序列之間的短期滯后關聯性，過濾了這些因素后，才能獲得更為客觀的各國匯率的時變相關特征，進而科學反映人民幣在東盟的影響力。LL統計量，LR統計量，FPE最終預測誤差、AIC、HQIC和SBIC信息準則表明VAR模型的最優滯后期數為滯后1期。利用VAR模型生成AR的逆根圖，表明模型是穩定的，驗證了滯后1期為最優滯后期的結論。其次，在VAR模型基礎上，引入DCC-MVGARCH模型。本文先要對GARCH模型進行參數估計，然后再對DCC模型進行極大似然估計。而對GARCH模型進行估計前，還需要確定ARCH和GARCH項的滯后期數，AIC準則、BIC準則和自相關函數圖表明ARCH和GARCH項的滯后期數均為滯后1期，因此，選擇VAR(1)-DCC-MVGARCH(1,1)對人民幣與東盟國家匯率動態相關性進行估計，以獲得人民幣東盟化的量化值。如表1所示，從ARCH和GARCH模型波動部分看，δ和γ可以捕捉ARCH和GARCH效應，模型參數估計量均在5%水平內顯著，表明存在明顯的波動聚集效應。在波動聚集效應中，過去自身波動聚集性和隨機干擾性波動在各國匯率波動中所占比例并不一致。印尼盧比、越南盾的GARCH效應大于ARCH效應，表明其波動聚集效應受隨機干擾性波動影響更大；而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和柬埔寨ARCH效應大于GARCH效應，表明其波動聚集效應受到過去自身波動聚集性影響更大。從DCC模型估計參數看，α和θ均在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并在α+θ<1,滿足約束條件。α的估計系數表明隨機干擾性對人民幣與東盟各國匯率動態相關系數影響非常小，匯率聯動主要取決于中國與東盟各國自身聯系，受外界因素影響較小。θ的估計系數表明人民幣與東盟各國匯率的前期動態相關系數對當前動態相關系數的影響較大，意味著人民幣與東盟國家匯率的時變相關的持續特征存在且較為明顯。為了更直觀地考察各國匯率之間傳導的有效性，可以通過匯率的時變相關矩陣和動態時變相關系數來分析，見下頁表2。如表2所示，人民幣對東盟七國匯率的動態相關系數總體上顯著，除了對越南盾的動態相關系數僅在10%的置信區間下顯著之外，其余六國均在5%的置信區間下顯著，表明人民幣匯率對東盟七國的匯率傳導有效，人民幣對東盟國家貨幣的影響力存在。總體而言，人民幣對新加坡元的動態相關系數最高，達到了0.345，表明人民幣對新加坡元的影響力最大；其次是馬來西亞林吉特、泰銖和印尼盧比，分別達到0.268、0.199和0.154，表明人民幣對這三個東盟貨幣已經具有了一定的影響力；最后是菲律賓比索、柬埔寨瑞爾和越南盾，分別僅為0.091、0.061和0.047，表明人民幣對這三個東盟貨幣的影響力非常小。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民幣對東盟貨幣的影響力并不均衡，差異較大。主要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東盟貨幣是否與美元掛鉤，與美元的掛鉤程度越大的國家，人民幣對其影響力自然會越小，例如人民幣影響力最小的柬埔寨和越南，它們的貨幣錨都是美元。二是與中國的經貿關系，與中國經貿關系越緊密的東盟國家，人民幣對其的影響力也越大。例如，從2017年的進出口情況看，除了越南之外，與中國的貿易規模最大的東盟國家依次為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印尼和菲律賓，除了新加坡外，該排名與動態相關系數所呈現出的人民幣對東盟國家貨幣的影響力排名是一致的。為縱向比較人民幣對東盟貨幣影響力的態勢變化，可考察人民幣與東盟貨幣匯率各時期的動態相關系數。首先，本文將日度動態相關性整合為月度動態相關性以觀測人民幣對東盟貨幣短期影響力的變動情況，如圖1所示。從模型的動態相關系數來看，在剔除了波動聚集效應和隨機滯后影響后，短期內，人民幣對主要東盟國家貨幣的影響力呈現出較大的波動性，主要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由于這些主要東盟國家貨幣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制度，短期內會根據自己的需要不斷調整自身貨幣籃子的權重，進而導致人民幣對其影響力也不斷波動；二是由于人民幣在這段時期也在不斷進行改革，在改革的進程中人民幣對東盟國家的影響力也難免產生波動。另外，除了與個別東盟貨幣在個別時期的動態相關系數為負外，其他情況下，人民幣與東盟貨幣匯率的動態相關系數都為正，表明了人民幣與東盟貨幣匯率波動具有正向的溢出作用。其次，將日度動態相關性整合為年度動態相關性以觀測人民幣對東盟貨幣長期影響力的變化情況，如表3所示。從長期看，人民幣對東盟國家貨幣的影響長期內呈現出一定程度有升的發展態勢；人民幣對印尼盧比、泰銖、新加坡元的影響力具有較明顯提升趨勢。人民幣對馬來西亞林吉特的影響力先是從高位經歷了一個大跌，之后呈現出在波動中不斷提升的發展態勢。基本保持不變的有越南盾和柬埔寨瑞爾。呈現一定的下降趨勢的是菲律賓比索。但僅就2018年來看，人民幣對東盟七國的影響力都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

3結論

本文利用VAR-DCC-MVGARCH模型對人民幣匯率與東盟國家匯率進行分析，通過人民幣匯率與東盟國家匯率的動態相關性來測度人民幣在東盟的影響力。結果發現：（1）總體來看，人民幣對東盟國家影響力的排名從高到低依次為新加坡、馬來西亞林吉特、泰銖、印尼盧比、菲律賓、越南和柬埔寨，可能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是東盟國家本身的匯率制度，二是中國與東盟國家雙邊貿易的發展情況；（2）長期來看，人民幣對實行非固定匯率制度且與我國經貿關系穩定的東盟國家的影響力是不斷提升的；（3）短期來看，人民幣對東盟國家的影響力具有一定的波動性，特別是對于實行非固定匯率的東盟國家而言波動性較大。但總的來說，人民幣對東盟的影響力是隨著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進程的推進和雙邊貿易的發展而提升的。因此，要進一步提高人民幣在東盟地區的影響力，應該從兩方面入手：一是逐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二是借助“一帶一路”倡議，繼續推進與東盟國家的貿易、投資等經濟合作關系的發展。

作者:唐文琳 李雄師 常雅麗 單位:廣西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