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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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幾年來，日本、美國等到外界紛紛提出人民幣要升值，甚至重提類似1985年的“廣場協議”，使人民幣匯率面臨升值的壓力。本文認為，雖人民幣匯率有一定升值壓力，但未必像外界所認為的那樣嚴重，在短期仍要保持穩定的匯率。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升值匯率形成機制

一、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

1、來自國際環境的壓力

從國際方面看，自伊拉克戰爭爆發以來，美國實行美元對歐元、日元匯率大幅貶值的匯率政策，給各貿易伙伴國帶來較明顯的經濟損失，引起各貿易伙伴國的強烈反對。目前，我國實行人民幣匯率鎖定美元的匯率制度，因此，美元的貶值帶動人民幣的變相貶值，也同樣地引起貿易伙伴國的新一輪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非議。

美國財政部長斯諾稱美國將鼓勵中國采取向靈活匯率制度過渡的舉措。高盛公司運用全球匯率均衡模型測試的結果是人民幣的低估幅度為15%左右，高盛財團預期中國會逐步擴大人民幣波幅后，多家投資銀行也紛紛加入“人民幣升值論”陣營，花旗集團及德意志銀行發表報告稱人民幣與美元匯價將于一年之內升值3%。《經濟學人》更在傳統的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基礎上，以“巨無霸”指數為例，支持其“人民幣幣值仍偏低”的論點。其依據是，美國主要城市的“巨無霸”漢堡包平均價格為2.7美元，中國的漢堡包售價全球最便宜，僅為1.2美元，而瑞士要4.52美元。

2002年末以來，日本官方及公眾媒體又提出一種“中國威脅論”的新說法，指責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要求人民幣升值。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財相黑田東彥在英國的《金融時報》上發表文章，稱“中國應承擔起將人民幣升值的責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讀賣新聞》發表文章，指責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日本國內的通貨緊縮。2月22日，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在OECD七國集團會議上向其他六國提交通過提案，要求通過一項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3月2日，《日本經濟新聞》發表文章稱“中國向亞洲國家輸出了通貨緊縮”。3月6日，日本國會某參議員發表言論，提出中國應將人民幣升值，以減輕因輸出通貨緊縮而對日本和全世界經濟的影響。

為了自身以貿易利益為主體的趨利動機，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紛紛提出“中國輸出通貨緊縮”、“人民幣被嚴重低估”、“人民幣匯率應盡快升值”等觀點，甚至以日本為先在今年2月召開的西方七國財長會議上向其他6國提交類似于《廣場協議》的強制人民幣升值的議案，試圖利用強大的國際壓力迫使人民幣升值。但最終該項提案被否決。

“重估派”認為，中國通過人為地將人民幣維持在弱勢水平上，從而增強其出口競爭力，使美國經常項目逆差日益加大，并引起世界其他國家出現通貨緊縮。他們主張對人民幣的價值進行一次大幅調整，然后在新的匯率水平上，將人民幣與美元掛鉤。

其實，大量經濟數據表明，中國并沒有人為地增加出口競爭力，也沒有向全球輸出通貨緊縮，中國更不是造成美國經常項目巨額赤字的重要因素。統計數據顯示，目前美國經常項目賬戶赤字約6000億美元，而中國去年這一順差為350億美元，遠低于日本的1130億美元。這個數字也低于韓國、臺灣地區和東盟5國去年經常項目順差的總和770億美元。

中國目前的出口表現的確非常強勁。其原因要歸結于實施了十余年的貿易改革，富有活力的私人企業的逐漸興盛、豐富的勞動力市場，以及跨國公司的大舉進入。因此，認為人民幣需要被重估的人，實際是誤解了中國出口競爭力強勁的原因，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他們的方法不僅對解決當前世界經濟問題無濟于事，而且會在中長期對中國經濟造成傷害。

2、日美等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真實意圖

在一般情況下，影響匯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外匯的供求關系、不同幣種的利差、市場對該國經濟發展及該貨幣購買力的預期、以及進出口的平衡關系等。但以日本、美國等為代表的新一輪“人民幣升值派”不提這些短期因素，而論基于1985年的日本產業發展水平和結構狀況而誕生的《廣場協議》。

戰后，日本的產業發展、經濟振興以及“國際貿易立國”是在長達20余年的“鎖定日元低匯率”的背景下實現的。1949年，為控制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改革當時存在的多重匯率，日本在美國占領當局的幫助下制定了“道奇計劃”和“經濟安定九原則”，將美元與日元的匯率鎖定為1：360，一直實行到1973年2月。在這期間，日本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時的產業基礎。當時，日本普通鋼、熱軋薄板和冷軋鋼板的成本分別只相當于美國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車產量比1960年增長了10倍以上，并成為世界第三大汽車出口國。鋼鐵與汽車兩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標志著日本工業化階段發展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正是在這樣的產業背景下，迫于當時美國的“新經濟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將美元兌日元的匯率從1：360調整為1：306。

從二十世紀70年代初期開始，日本進一步加快了產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高開放度化”的進程，在汽車等產業領域成為了美國的強大競爭對手。1975年，日本躍居世界第一大汽車出口國，出口量達268萬輛。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車和從美國進口汽車的數量分別是394.7萬輛和1.05萬輛。1981年，日本盡管實行對歐美市場的“自主限制”，汽車出口仍達605萬輛；同年世界汽車出口第二大國聯邦德國僅出口215萬輛，而美國僅出口69萬輛。正是這樣一個嚴重不均衡的市場格局引發了此后長達數年的日美汽車貿易摩擦。1981年以后，日美間幾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問題進行談判。但日美汽車貿易的嚴重不平衡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扭轉，美國對日的貿易赤字不斷擴大，特別是日本的汽車產品大舉占領美國市場，使兩國的貿易矛盾終于激化。1985年9月，在美國的策劃下，美、日、英、法和原聯邦德國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召開秘密會議，就美元高估及美國巨幅經常收支赤字問題，協商采取聯合行動，降低美元對日元和歐洲貨幣的比價。這就是“廣場協議”產生的由來。

目前的日本輿論顯然夸大了中國目前的產業基礎及國際競爭力。以鋼鐵為例,2002年中國的鋼鐵業面臨的現實形勢是，為了應對美國“201條款”和外部傾銷不得不對進口產品加征“反傾銷特別關稅”。顯然，中國鋼鐵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地位與日本在二十世紀70年代初期相比還相差甚遠。再以汽車為例，雖然2002年中國汽車產業的產量和銷量都實現了36%的年增長速度，但總規模也才不過310萬輛左右，同年美國在不景氣狀態下的汽車銷量仍達1100萬量，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六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車產量約為5400萬輛，中國產量所占比重不過5.74%。事實表明，目前中國的產業基礎與日本相比，遠達不到1985年“廣場協議”時的水平，甚至連日元第一次升值時的水平也遠未實現。

事實上，日本正在受惠于中日間的貿易發展。根據日本財務省的統計數字，2002年日本對中國貿易順差高達2.75萬億日元。日本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意圖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僅僅是針對中國目前家電等產業的出口態勢而發的。其真正目的是企圖阻止中國提高自己重要基礎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努力，例如鋼鐵業和汽車業。人民幣升值，日本在鋼鐵業高端產品上的競爭力就將增強，中國鋼鐵工業升級的進程就將嚴重受阻。

二、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利弊分析

1.短期利弊分析

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可以使人民幣的地位提高，中國經濟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提升，老百姓手中的財產更富有國際價值，同時可以減低中國進口的成本，也使外債壓力相應減輕。

但在短期內，人民幣升值后的利弊面臨著國內外兩方面不確定因素的挑戰。在國內方面，首先，通貨緊縮依然存在，通脹壓力逐步加大。中國人民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2003年1-5月，我國貨幣供應量增長繼續加快。5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為19.95萬億元，同比增長20.2%，是1997年8月以來的最高值，增幅比上年同期高6.2個百分點。目前，廣義貨幣M2增幅已高于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幅和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增長之和9.8個百分點，處于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據統計，2003年一季度企業景氣指數創歷史新高，而居民消費信心指數則呈現下降走勢，1月份我國消費者信心指數為97.7點，2月份為97.8點，3月份為97.6點。尤其在經歷了SARS的沖擊以后，居民消費信心更是需要加以重樹和得到恢復。這表明，盡管國內通貨膨脹壓力正逐步加大，但通貨緊縮現象依然存在，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

其次，國內金融體系較為脆弱。其一，大規模不良資產仍然存在。1999年組建的信達、華融、東方、長城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共剝離了工、農、中、建四家銀行約14000億不良資產，曾一度減輕了我國國有銀行不良資產規模過大的壓力，但到2001年底，四家國有獨資銀行的這一比例又高達25.37%。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按五級分類標準，2002年末四家國有獨資銀行的平均不良資產比率達到26.1%。其二，國有銀行資本金不充足。2001年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最低要求資本充足率平均在10%以上，但我國的銀行體系與之相差很遠。2001年中國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為8.30%，工商銀行為5.76%，建設銀行為6.78%，農業銀行為1.44%，國有獨資銀行平均資本充足率為5.07%。其三，金融機構盈利水平較低。我國金融機構由于不良貸款比例高、信貸資金周轉慢和利息回收率低而造成效益低下和經營困難。1995年末，四家國有獨資銀行的合計利潤為255.45億元，到1998年末下降為77.05億元，2000年末為320.78億元，2001年末又降為230.08億元。雖然利潤水平逐步好轉，但資產利潤率仍然偏低，平均不到0.3%（按照商業銀行風險評價的考核標準，該項指標應為0.5%）。四家國有銀行雖然賬面盈利，但按審慎會計制度核算，實際仍然虧損。其四，資本市場還不完善。就目前情況來看，我國資本市場的制度性缺陷仍然相當明顯，具體表現在資本市場產生的制度環境、資本市場中的政府行為、資本市場功能扭曲、資本市場基石不牢、資本市場監管不力等方面。其五，金融監管手段落后。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水平還不能完全滿足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穩健運行和持續發展的要求，總體上看，金融監管基礎較差、手段落后、成本較高、效果不盡如人意。

國際方面，世界經濟形勢存在諸多變數。一方面，大多數國家通貨膨脹率下降，全球性通貨緊縮壓力增大。而多數國家通貨緊縮風險加大有其具體的經濟和金融原因，比較復雜，非短期因素所致。雖然中國物價目前也在低位運行，但其對世界價格影響不大。另一方面，國際金融市場形勢仍然嚴峻。2002年以來，在世界經濟恢復乏力、地區政治危機、美國經濟恢復不穩定、公司利潤萎縮、大公司丑聞頻頻曝光等因素影響下，國際金融市場繼續動蕩多變，市場風險加大并出現市場信心危機。而在國際外匯市場上，2002年底美元對歐元、日元匯率分別為1.0496、118.74，比上年末分別貶值16.2%和10%。以貿易加權指數計，美元在2002年下跌了9.6%，是1987年以來全年最大跌幅。歐元匯率不斷攀升，年底對美元匯率達到三年來最高點。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大環境下，降息成為各國政府刺激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手段。自2003年6月5日歐洲央行降息50個基點以后，美聯儲也于6月25日決定降息25個基點，將美國的聯邦基金利率從1.25%降至1%，為195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而日本更是早就將短期利率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各主要經濟體在經濟出現復蘇跡象之前紛紛采取降息舉措，表明經濟蕭條以來的降息趨勢有望在本年內繼續大范圍延續。而在目前的外匯市場上，息差已經成為決定各主要貨幣匯率走勢的最關鍵因素之一，這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國際外匯市場匯率走勢的變數。

但從短期看，對匯率的變動與否要有客觀的評價。如果實行完全浮動匯率制度，本國貨幣無論具有升值或貶值的趨勢，其市場匯率都會在均衡匯率水平上下波動。實行管理浮動或固定匯率制，政府有可能在短期內使匯率高估或低估，但匯價過高過低都會利弊互見，政策效果沒有絕對優劣之分。例如，高匯率有可能增加旅游外匯收入，有助于抑制通貨膨脹；但它不利于擴大出口，往往會加大商品進出口不平衡。低匯價則有大體相反的兩面效果。

2.長期利弊分析

人民幣升值有可能給中國經濟帶來壓力，剛剛成長的中國制造業將遭遇阻力，吸引外資的優勢也會受損，而中國經濟的震蕩在遠期更會對亞洲經濟的穩定產生影響。

從長期看，對于一個低通脹、高增長、經濟實力和競爭力提升較快的國家，其貨幣匯率會呈現上升趨勢。這時，匯率上升或本幣增值是好事，不僅在于它使得本國國民擁有的給定數量的收入和財富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大的購買力，更根本的意義在于它反應了國民經濟健康成長的成就。但即便在這類情況下，貨幣升值僅僅是經濟持續發展的自然結果，而不是刻意追求高匯率政策的產物。另一方面，高通漲或增長乏力的國家其匯率則難免下降。貨幣貶值也許是令人不快的，但它是經濟基本面情況的客觀反應，因而是必要的；反過來說，如果通過政策手段人為地勉強維持高估的匯率，反而會造成更大的經濟問題，損害經濟發展的根本目標。

3.國內經濟發展需要匯率穩定

2002年，中國向全球輸出的產品總額達到3255.7億美元，全年貿易順差由226億美元擴大到305億美元，同年實際利用外資達到527億美元。外匯儲備、外貿出口、吸引外資等持續上升，匯率卻維持不變，自然引起了日美等國的注意。

但從總體上看，目前的人民幣匯率是浮動的而不是固定的。1994年實行匯率并軌以來，人民幣匯率進入了相對靈活的浮動狀態，在不同時點上對不同貨幣的匯率有升有降，幅度有大有小。近年來，人民幣相對主要貿易伙伴貨幣的匯率是升值的。到2002年末，人民幣相對于美元、歐元、日元、韓元和泰銖名義升值幅度分別為5.1%、17.9%、17.0%、58.1%和78.7%。但從現在的情況看，人民幣匯率基本上是穩定、合適的。因此，現行的以外匯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符合我國的現實情況。

決定一國貨幣幣值的因素分為長期因素和短期因素兩類。長期因素是指通過提高一國的整體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來提高其貨幣的對外購買力的因素，比如貿易條件（TOT）、GDP增長率、技術進步因素、消費物價指數差、利率差、外匯儲備等。另外，價格水平和利率水平雖然不能直接反映經濟實力，卻代表了綜合的商品價格變動和資本價格變動，是諸多其它經濟變量綜合作用的結果，能夠影響匯率的長期變化趨勢。經典的購買力平價理論和利率平價理論就是分別通過本國和外國的價格差與利率差來估算本幣的相對變動的。

其實，GDP高速增長不必然導致實際匯率升值。從中國的情況看，在GDP增長速度較快時，國內對進口制成品和進口技術的需求大大提高；同時技術引進反過來又對GDP增長有促進作用。所以GDP增長快可能在經濟起飛的初期引起貿易項赤字，導致實際匯率貶值；而在起飛的中后期，因資本流入加快和出口制成品能力的相對提升，引起實際匯率升值。據測算，GDP增長的匯率彈性為0.0077，即GDP增長率提高1個百分點，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將貶值0.0077個百分點。1998年GDP全年的增長率為7.8，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因此貶值0.06%，因此，GDP變動對匯率的貶值作用不太大。但外資進入中國，看中的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包括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股市的發展、上市公司治理的改善等等，并非價值被低估的貨幣，匯率絕對不是重要因素。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資本項還沒有開放的國家來說，儲備在短期內發生劇烈變動的可能性很小，我們可以將它視為影響匯率的長期因素。短期因素的存在使得有效匯率偏離均衡匯率。但因為這些因素是短期的，對匯率的影響只是暫時的，無法掩蓋匯率波動的長期趨勢。典型的短期因素包括因勢利導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戰爭、金融危機等外部沖擊也會對當前匯率造成負面影響。

三、人民幣匯率政策建議

1.我國匯率走勢回顧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后，人民幣匯率體制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9-1988年9月27日，人民幣匯率只有官方牌價一軌。第二階段是1988年第四季度-1993年底，人民幣匯率出現了官方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雙軌。調劑市場匯率是市場供求力量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政府干預不多。第三階段是1994年匯率并軌至今94年元旦，人民幣官方牌價從5.8飚升至8.7，而后匯率變動不大。

2.我國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思路

“購買力平價理論”是匯率決定理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一理論的基本意思是，一種商品在不同國家的購買力相同。比如，同一種轎車在A國賣1萬美元，而在B國賣8.3萬人民幣，則美元兌人民幣的比價為1比8.3。然而，在實際的經濟活動中，這個比價常常是不準確的。

按照購買力平價理論，如果A國對B國的貿易持續保持順差，那么，A國貨幣就會升值，以使兩種貨幣的購買力保持“均衡”。然而，在實際的經濟活動中，匯率往往又是不夠靈活的，常常不能反映這些購買力的變化。

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經常項目”中，除了最重要的“商品貿易”之外，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項就是“服務貿易”。然而，由于統計上的難度和滯后性，服務貿易的內容常常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和重視。比如，如果A國公司接受B國公司的審計服務，或A國學生常常將本國貨幣兌換成另一種貨幣、大量出國留學，這些貨幣兌換需求就屬于“服務貿易”的內容，同樣應該列入經常項目的平衡表內。因此，“商品貿易”的狀況常常不能真實反映“經常項目”的平衡。

匯率的決定是與一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相關聯的，不能指望單純地從商品貿易的層面尋找答案。因為，在國內經濟形勢一片大好時，什么問題都沉在水面下，債權人愿意延展債務，投資者也會將利潤匯出暫時留在國內。而一旦經濟增長滑坡，或是出現了負面的外部沖擊，利潤利息的匯出不可估量。

人民幣終將走向自由浮動，而且早比晚好。在人民幣存在升值壓力的情況下放開匯率管制，勢必增加外匯市場對人民幣的儲備需求，這將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上表現為資本項目輸出，而資本項目輸出有賴于經常項目赤字，但中國的經常項目又是盈余的，這樣外匯市場人民幣的強勢就會得以保持。如果幣值一旦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勢頭，將會最終對實體經濟造成傷害，出現經濟蕭條和大面積失業。

3.幾點政策建議

關于匯率政策的出發點，我們認為人民幣匯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增長速度、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因此人民幣匯率從長期來說應該是升值的。好的匯率政策必定要考慮經濟效率、增長和穩定的原則，必定要適應內外經濟環境不斷變動的具體情況。

關于貨幣政策自主權，很重要的一點是要看經濟的根本需要。有關中國應當實行靈活匯率制度的討論由來已久，其中被認為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就是資本項目的開放問題。中國的經常項目已經放開，但資本項目還沒有完全放開，在這種情況下實行靈活的匯率制度，由真實部門來決定匯率，而不是由金融交易來決定匯率，這是完全可以的。

關于匯率制度改革的時機選擇問題，我們認為實行靈活匯率制度的時機非常重要，一般應選擇在一國經濟強勢的時候。對于經濟保持高增長的中國而言，越早實行靈活匯率制度，自身和貿易伙伴就會越早受益。因此，我國應采取“相機抉擇”的匯率調整機制，即選擇適當的時機，進行匯率管制條件下的官方匯率調整的試驗。主要因為，一方面，相機抉擇可以將匯率升值的風險逐漸釋放，以避免風險積累過大時對宏觀經濟形成沖擊。另一方面，可以先看看市場、產業、貿易等方面的影響方向和深度，為以后匯率放開條件下的宏觀調控積累經驗和教訓。最后，即使有一些不良反應，也還可以再調回去。當然，進行“匯率試驗”要視宏觀經濟的“熱度”而定，進行“匯率試驗”應選在經濟偏熱時。因為，在經濟偏熱時，總需求旺盛，對進口的承接力較強。因事實上存在一定的貨幣貶值傾向，這將減少匯市投機的風險。也可以保持對外國投資的吸引力，降低資本外逃的風險。

關于外匯市場的發展，我們認為在當前的國際貨幣制度下，匯率形成并非反映了真實的貨幣供求，而是現實經濟利益的表現。因此，要大力發展我國的外匯市場（如銀行、企業間外匯市場的發展），進一步放松外匯管制和限制。

最后，在外匯平衡方面，要兼顧總體平衡和結構平衡。

4.如何在短期減壓人民幣升值

一方面，我們可以盡快確立科學的人民幣幣值的評價指標體系，客觀地反駁“人民幣重估論”。針對《經濟學人》所稱的“巨無霸指數顯示人民幣幣值仍偏低”。我們可以選用合理的評價指標和先進的計算方法予以論證。例如，用人均收入指標作比較，“巨無霸”指數下的人民幣還應該貶值。但從外匯儲備的增長看，人民幣顯然又被輕微低估了。2002年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了740億美元，2003年一季度又增加了300億，到今年一季度儲備已達到3160億美元。中國的央行在大量購買外匯，使人民幣的名義匯率保持在1∶8.27左右，如果匯率實行自由浮動，人民幣肯定已經升值了。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重申不贊成人民幣升值的幾個理由：

首先，從理論上，人民幣升值將會符合了外資流入的升值預期。目前，中國有大批外資流入，這些資金中無論是國外游資，還是外逃資金的回流都有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預期，因此是“熱錢”性質。當前的資金流入與二十世紀80、90年代的資金流入在性質上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其次，人民幣升值將不利于中國產品的出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討論基礎，就是人民幣匯率并不存在嚴重的低估現象。

參考資料：[1]李偉群主編；《中國統計年鑒》；2001年版

[2]王沁；《國家外匯管理》；1999—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