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的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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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我國經濟法調整對象研究的演進為主要研究標本，對我國經濟法學總論研究在過去20多年里的基本發展進程、特點及其社會經濟根源進行了多角度的考察分析。在此基礎上，本文通過剖析不恰當地強調經濟法調整對象研究的分歧或者固步自封地研究經濟法調整對象，對發展經濟法學基礎理論研究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指出了過去經濟法總論研究的若干缺陷，并就現階段及未來經濟法總論研究領域應當重視的拓展方向進行了初步探討。

［關鍵詞］經濟法基礎理論經濟法總論調整對象經濟法學史

中國經濟法和經濟法學的產生是中國法治和法學研究進程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在經濟法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推進功能日益彰顯，經濟法學在經濟法研究中日臻成熟的22年里，以經濟法一般問題為對象的經濟法總論研究也經歷了一段不平凡的歷程。近年來關于經濟法學歷程回顧的力作雖有若干，①但專以22年總論研究為主題的探討似尚不多見。實際上，即使僅以總論研究為主題回顧和前瞻也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需要涉及諸多研究領域，仍有必要將論題作進一步的具體化。以總論的研究進路展伸視線，或許是可選的諸多具體化路徑之一。研究進路，一般的理解是指研究主題、視角及其演進路徑。以研究進路為題可以將體系和領域、內容和方法、層次和角度等因素進行聯結考察。眾所周知，調整對象理論的研究在中國經濟法學產生以來一直處于極其特殊的理論地位。以總論研究中調整對象問題的理論地位及其演進為標本，其本身既是論題進一步的具體化，又是總論回顧與反思的思維路徑之一。本文正是以總論中調整對象的理論地位及其演進為例，回顧總論研究進路中的成果與經驗教訓，并力圖揭示對未來總論研究包括調整對象研究的某些啟迪。

總論之基礎：揮之不去的調整對象研究

經濟法研究在中國興起之初，調整對象問題幾乎成為總論研究主題的全部。經過了中國經濟法學的三個時期的更替和發展，②調整對象始終是總論研究的主題之一，并總是成為引領各個時期總論甚至整個經濟法學理論研究的前奏。

自中國經濟法學產生之初的1979年“民法、經濟法學術座談會”始，調整對象問題就始終是總論研究的主題，并經常是中心主題。是次討論中，與會學者的論題集中于經濟法調整對象，③這成為經濟法調整對象及其與民法等相關部門法的可區分性大討論之肇端。三個時期中的幾乎每一次經濟法理論問題研討，調整對象問題都成為經濟法總論乃至整個經濟法理論研究中的中心主題或主題之一。較大規模和較高層次的經濟法研討會，從1979年到2001年10月共有64次，調整對象至少在其中的56次中屬主題之一。1991年以前，它甚至是其中心主題之一。檢索有關經濟法總論研究論文的結果，同樣是這一現象的佐證。

而且，從我國經濟法學發展階段的界分看，各個時期的交替都是以調整對象研究的整體性革新為標志的。④看起來暗合于經濟體制變革的經濟法學發展時期的三分法，也是以調整對象研究發生整體性革新為標志的。每一次經濟體制的整體性改革，都會帶來經濟法調整對象研究的新高潮，并形成調整對象理論的整體性革新。從1979年以后，1979年、1984年及1991年，分別是變革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三個時期的區分點。根源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回應著現實經濟問題的中國經濟法學研究，在每一次經濟體制大變革提出之后，都要對新經濟體制下經濟法的調整對象進行新的定位，并且這些新定位都帶來了總論其他理論以及總論整體的發展。比如1985年開始的中國經濟法學初步發展時期，調整對象研究的高潮集中在以有計劃商品經濟背景下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確定上，并形成了以“經濟管理關系和經濟協作關系論”為典型代表的幾種理論。⑤1992年以后，中國經濟法學開始步入走向成熟時期。其中頭3年的總論研究集中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確定上。經過這3年的探討和后來的完善，形成了許多關于調整對象的觀點和若干較有影響的經濟法學說。⑥這些經濟法學說，是提出者在以調整對象為核心的基礎上，對經濟法總論若干重要領域的基本觀點所進行的不同程度的體系化。調整對象的地位從這些學說——盡管是同大于異——內部各觀點間的聯系和不同學說相應觀點間的區別中即可顯而易見，甚至可以從不同學說的定名中窺見其一斑。總觀三個時期，劃分中國經濟法學研究的階段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以調整方式、原則等其他理論為標志，而是以調整對象理論的整體性變革為標志的。邏輯推演角度考察，可以更進一步地探討調整對象在總論研究中的基礎性地位，并且還可能對調整對象理論問題之所以能在總論中具有基礎性地位，之所以能幾十年來如此吸引經濟法研究者視線的內在原因獲得進一步認識。經濟法學作為一門學科和總論作為這門學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早已成為論者的共識。因此，探討調整對象理論在總論研究中的基礎性地位，離不開對整個經濟法學學科形成基礎的一般探討。新學科的產生，一方面源于對原認識對象的認識的豐富并產生分化，另一方面源于新的且有必要新立一門學科的認識對象的產生。從認識的豐富和分化來看，法學從作為一門學科到法學分化為多門傳統法學學科，是認識不斷豐富和深化的結果。從新的認識對象產生來看，無論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事物總是在不斷地推陳出新。當新的事物產生，人類相關研究不斷豐富并達到足以新立一門學科時，新學科的產生便不可避免。經濟法學的產生當屬于后一類型。高度共識的研究結論表明，經濟法現象并不是與法同時產生的。它是在人類社會發展到傳統的法現象不足以有效容納社會關系時才產生的一個新興法律部門。對這一新的法現象研究獲得的認識達到足夠豐富的時候，經濟法學即告產生。而經濟法學科的產生，則全在于對經濟法的研究專門化，以實現深入、全面揭示經濟法之不同于其他法現象的特殊性的目的。因此，經濟法本身及其社會意義之于其他法現象的特殊性，決定了經濟法學研究的價值。

然而，何為經濟法的特殊性，亦可謂見仁見智，言人人殊。認為最能集中揭示經濟法特質的是經濟法調整對象，應是爭議最小的論斷。多年來法學界形成了這樣的基本假設或模式：法以社會關系為調整對象，法的分門別類即建基于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具體類別；根據社會關系的不同類別，法分成不同的部門，形成不同的部門法；以某一部門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便成為法學的一門分支學科。因此，揭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即揭示了經濟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特殊性，依此邏輯，經濟法學科之存在價值，即在于經濟法現象的獨特性；全部經濟法現象的獨特性，全在于或者首先在于其調整對象的獨特性。這也就必然奠定了調整對象在經濟法學特別是總論研究的基礎性地位。

當然，不必諱言，在深受中國特殊的學術體制左右的特殊學術氛圍中，許多經濟法學者不得不在接受上述近乎定律的基本假設的基礎上探索經濟法現象的特殊性，才可能在“既定平臺”的有限空間中為經濟法學獨樹一幟。這也是不斷加固了調整對象在經濟法學總論研究中核心地位的重要客觀原因。而事實上，法學界對調整對象的頑強探索，確實為中國經濟法學的地位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拓展、輻射和回映：從全部主題到中心主題再到主題之一

調整對象的獨特性證明在法學中處于基礎性地位，并不必然表明這種獨特性證明成為法學研究的全部。恰恰相反，當人們認為獨特性證明完成或基本完成后，調整對象的研究便僅僅成為研究的主題之一。而這，在22年中國經濟法學發展史中表現為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

經濟法學研究在中國興起之初，調整對象的研究幾乎成為總論研究的全部，如1979年8月的經濟法學術座談會、1980年6月的“民法、經濟法學術討論會”。從1980年9月的高等學校法學教材《經濟法學》體系討論會到經濟法學走向成熟時期的初期（大致在1995年以前），調整對象問題都是中心主題。其中，在1986至1987年、1993年至1995年的兩個小高潮期間，調整對象問題幾乎成為總論研究的全部內容。雖然，分時期看，1981年后直至興起時期結束，除繼續圍繞調整對象這個中心主題外，領域曾擴展及經濟立法、⑦經濟法的體系、經濟法地位、經濟法原則、經濟法律關系、經濟法調整方法、經濟法責任等。⑧1985年開始的初步發展時期，總論研究領域也曾從廣度和深度兩個維度上拓展：關注概念表述的規范化；注重經濟法體系的內部構造；經濟法主體和經濟法調整方法的概括開始類型化；部門法地位及其與鄰近部門法關系研究，在突出可區分性的同時，開始關注功能的協同性；經濟立法研究從強調“鋪攤子”轉而開始強調立法缺陷的彌補、立法效益的提高、立法體系的完善；敏銳地覺察并研究了經濟法基礎理論與制定基本經濟立法的互動，且部分地付諸實踐，如第一次草擬出了《經濟法綱要》。但總體上看，這一時期的總論研究，呈現出領域上的擴張甚于內涵的深入，體系上的構架甚于填充，理論上的“搬來”甚于“汲取”。這或許是一個學科開創時期不可避免的現象，但同時從另一方面還折射出中國經濟法學開拓者們為推進經濟法體系化、學科化的歷史使命感、學術勇氣和激情。而在“走向成熟時期”內，除1993年至1995年外，調整對象研究在整個總論研究中開始從中心主題淡化為主題之一。從而，總論研究重心實現明顯的位移，研究領域的拓展和層次的深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前兩個時期所沒有的新辟的經濟法宗旨、經濟法價值研究以及從新視角進行的經濟法原則研究，在揭示經濟法之于人類經濟社會的有用性及其對經濟法的制定與實施的指導機理方面，獲得了對經濟法的新認識；部門法的地位研究在繼續探求市場經濟體制背景下與相鄰部門法的可區分性的同時，大大細化了功能上協同性的探討，注重了可區分性和協同性的融合；在體系研究上，將經濟法體系和經濟法律體系分開并從法律規范體系的構造上進行探討漸成自覺；總體特質研究開始超越分解的、各領域的分析，而且在總體上、貫通上去尋求特質方面有了新進展，現代性、協調性特質研究漸成共識。特別是上述各領域的研究，無論是體現為領域的拓展還是層次的深化，都試圖從經濟法產生和發展問題上獲得理論支持。而且，事實上，經濟法產生發展問題研究，原理的而非雜象性的，理論的而非描述性的，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

無論調整對象作為經濟法總論研究的全部主題、中心主題還是主題之一，無論總論研究領域作何種擴展、層次作何種深化，都圍繞著實現揭示經濟法特質的目的。一方面，從幾十年來所形成的經濟法總論理論體系來看，調整對象是牽動總論若干重大問題研究關鍵點。對經濟法調整對象認識的不同，直接地導致經濟法概念的界定和經濟法體系的構想的不同，并對經濟法價值、宗旨和原則的解讀，經濟法上的法律關系和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方式的分析、經濟法立法思想和實施機制的確立等產生深刻的影響。另一方面，這些問題都成為調整對象理論在不同方向上的輻射，成為對調整對象理論的輔助性支持，成為揭示經濟法特質的總論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諸多拓展都表明：經濟法總論研究的發展歷程，既是總論研究的領域不斷擴展、層次不斷深化的過程，也是以調整對象為核心向周遭輻射并時時回映著這一核心的歷程，從而也是經濟法各層次、各維度的特質不斷被揭示的歷程。

特質與體系化：總論研究進路的缺陷、原因和前瞻

20多年的總論研究，從何處來，往何處去，這是關于經濟法總論研究進路反思所需要探討的。以調整對象為例，當論者可能為重心位移，為對調整學術研究對象的關注不斷減弱而嘆息“三代以降，文化下移”時，我們卻感到“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經濟法總論研究的進路是出處不平凡、路上多坎坷、去處在明晰。進一步的分析仍以調整對象為例并順著前文的思路進行。

1995年以前的10多年里，在特定的學術環境中，調整對象問題成為確立經濟法現象與傳統部門法相比之“新”的唯一研究進路，進而成為論證經濟法與其他部門法之特異性的重要甚至唯一的理論武器，長時期維持著中心主題的地位，并幾乎成為經濟法總論研究的全部主題。由此從反角度看，在肯定調整對象的重要地位，肯定多年來調整對象研究成果的同時，應當意識到，多年來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過于強烈地關注調整對象，不能不說是總論研究進路中的缺陷之一。其后果至少包括：過多消耗了研究者的注意力，淡化了許多需要關注的重要論題的研究，影響了總論體系的形成；過分強化了與相關部門法之間的可區分性屏障，淡化了法的體系中諸多部門法之間的協同性和整個法體系的系統性，并反過來影響了經濟法理論和其他法學學科的相互滲透和融合，進而也一定程度上被迫擴大了經濟法理論與所謂法學主流理論的距離，使經濟法理論邊緣化趨勢日漸明顯；影響了部門經濟法“小總論”的研究，使“小總論”要么成為總論的翻版，要么成為對總論的“離經叛道”；催化了經濟法學界內部許多有意無意的、無謂的，甚至演變為“新意識形態”的論爭，影響了經濟法總論研究中基本共識的形成，并事實上有可能影響了學界理論的融合和學者們的團結協作。如此種種，不一而足。雖然將上述后果十足地歸因于對調整對象的突出有失偏頗，但如果認為上述后果不同程度地可以歸因于總論研究中過分突出調整對象，恐怕并不為過。

如前所述，在建國后法學界已經形成了法是調整對象的基本理論假設之后，對在中國新出現的經濟法現象進行初始研究以明確其本質時，⑨除了從調整對象入手是“正統”進路之起始外，要么是旁門左道，要么放棄研究。所以，興起之初的幾次研討會，調整對象問題成為其研討的全部主題，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這種現象，在中國法學界關于其他法部門的研究中都不曾有過或者不曾如此強烈過。之所以如此，除上述學術體制原因外，還因為下面諸方面的因素：一是經濟法現象在當時仍屬于新興的法現象，人們察覺其產生不過幾十年時間，經濟法理論積累和法學界對經濟法的共識都極為有限。二是經濟法現象本是現代市場經濟時代為解決經濟社會紛繁復雜問題而產生的，并不特別直觀和感性，它與傳統法部門并非于完全相像的層面、維度、方式存在。用傳統理論和方法認識經濟法現象難免會感到“剪不斷，理還亂”。⑩三是經濟法現象在中國1979年開始大量出現以后直到1995年，由于不具備市場經濟體制背景，與現實經濟問題“密切聯系”的經濟法研究一時難以從現實中獲得充分的經驗素材，即便形成了某些理論成果也難以獲得經濟現實的實證。四是由于法是調整社會關系的社會現象這個基本假設，連同所根基的哲學基礎，在中國具有特別地位。而且，在中國法學還沒有多方位學習借鑒國外法學學術時，全盤吸收蘇聯法學理論以應付20世紀70年代末期法學復興的一時之需不可避免。其中，包括經濟法學研究在內也吸收了其法學的基本假設、研究進路，同時也承繼了蘇聯法學界延綿50多年的民法、經濟法部門法地位之爭。而將諸多原因集于一身在其他部門法中也都不曾有過。

如果轉換視角來試圖考察一下為什么要研究經濟法調整對象，其目的何在時，我們發現顯而易見的是，調整對象的揭示本身并非目的，它仍然只是手段。就學科層面即直接目的來看，經濟法總論研究之目的在于從總體上揭示經濟法不同于其他部門法的多維度特質，終極目的則在于為整個法特質的揭示和現實法律體系的完善，為法特別是經濟法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人類的福祉做出理論貢獻，同時滿足人類的求知欲。那么，能夠實現直接目的和終極目的的整個經濟法研究都應當是經濟法學應當涵蓋的領域和達到的層次。其中，一般性特質的探索則都應當是總論研究不可或缺的內容。調整對象，僅僅只是經濟法許許多多特質性問題中的一個，盡管是非常基礎和重要的一個。需要從一般層面揭示經濟法之特質的總論問題還非常之多。有的從未涉足，有的剛有所研究，有的仍然處于混沌狀態。試扼要論之：

一是經濟法上的法律關系研究。法律關系研究，是揭示在法律規范之下主體間關系基本內容的探索，是貫穿法學理論特別是部門法理論的一根紅線，是解剖法律情景下社會關系的實驗分析，是揭示不同部門法特質的重要方面，是實現總論體系化的又一關節點。法律關系研究如此重要，但極其遺憾的是，經濟法上的法律關系研究尚處于混沌初開的狀態。在1992年以前的經濟法理論框架之下，形成了若干關于經濟法主體的研究，其中不乏頗具階段性價值的成果。但在中國市場經濟體系逐漸形成，經濟法的核心和邊緣在逐步廓清之后，經濟法上的法律關系又成為空白狀態。經過近10年的發展，已有研究者注意到經濟法上法律關系幾近空白狀態之嚴重性，于是法律關系研究之一的主體研究又被個別地提出來，并鮮有進展。然而，這還只是開始，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如經濟法上的權利、經濟法上的義務，甚至經濟法上的客體，都仍處于空白地帶。

二是經濟法上的責任問題研究。沒有了法律責任，部門法理論就難以獲得現實社會生活的支撐力。以前經濟法學有關論著所講的經濟責任，事實上是傳統法學所歸結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外在承擔方式之一，早已不應當將其與經濟法責任等同起來。時至今天，仍然有不少論著甚至教科書將二者等同，這表明這一問題的研究仍然十分模糊。至于經濟法責任主體的確立、經濟法責任成立要件、經濟法責任歸責原則、經濟法責任的實現機制等更深一層的問題，就基本上處于空白狀態。

三是經濟法實施機制研究。這與法律責任有關，但又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2000年，法院系統以推動司法改革為題變更經濟審判庭名稱，有學者在進行相關探討過程中提出經濟法可訴性相對較弱，經濟法實施領域和途徑與傳統部門法有所不同等諸多有價值的觀點。但不可否認，沒有一套與經濟法相應的，歸咎經濟法責任、實現經濟法上的權利的訴訟程序制度，是導致審判機關改弦易轍的重要原因之一。實踐部門的做法之正誤自有歷史評說，理論工作者多年來對如此重大的領域關注不夠，對這方面的理論貢獻不足不能不說是失誤。即便是關于在行政領域的經濟法實施機制研究，除了主要為立法完善服務所進行法社會學研究外，專門性的實施機制研究也顯得蒼白無力。

四是總論分論的體系化研究。應當說，近幾年在總論分論的整體性上邁出了較大的步伐。但是，現狀還不容樂觀。總論分論“兩張皮”、“小總論”過于薄弱現象遠未克服，總論內部體系化也還有漫長的道路。固然，諸多空白點的填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關注總論分論體系化，并進行專門研究，這又是一個薄弱地帶。一門體系化不夠的學科，是很難屹立于學科之林的。

五是學科方法論研究。這并非空白地帶，而是相對不足。在1986年前后和1995年后，關于學科方法論研究曾幾度提升，并且亦有不少成果，但離持續的、突破性、體系化的方法論研究還有較大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問題已經引起論者的注意，一些學者進行了新角度的嘗試，有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新進展。

六是經濟法學理論通俗化的研究。應當認識到，人文社會科學中任何重大的經久不衰的學說，其基本理論無不是通俗易懂、簡明扼要，甚至因瑯瑯上口而成為家喻戶曉的理論，這是真理傳播的規律之一。中國經濟法學走到今天來之不易。多元化的甚至是標新立異的理論抽象進程固然也是探索和印證真理的必由之路，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對探索和印證經濟法真諦還顯得特別必要和重要。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把多元化的、繁雜而深奧的論證過程還原為簡明實用，解決實際問題，并為普通的立法、司法、執法人員乃至法學院的學生喜聞樂見的經濟法基本理論，那么，不難預見，誕生于改革開放實踐的中國經濟法學將有最終被實踐遠遠拋離的危險。

七是經濟法學術史的研究。固然中國經濟法學自產生距今僅有20多年的歷史，同民法學、刑法學等傳統法學學科的悠久歷史尚有很大的差距，但并不意味著它沒有歷史。如果人們贊賞以“忘記過去就是自我背叛”作為座右銘的話，好好地回顧、清理、總結這段不太長但非常豐富、深刻的學術史，不能不說是一件有益于經濟法學整體發展的重要工作。

八是經濟全球化的法律規則與國內經濟法相互關系的基本理論研究。例如，WTO規則之所以被人們理解為規范成員方政府的法律規則，從本質上說，無非是因為各成員方政府行使管理對外經濟貿易的職能必須接受并主動發揮WTO這一國際經濟交往規則的協調。國內經濟法不僅是規范本國經濟運行主體的法律，也是規范一國政府管理經濟行為，防止國家經濟管理職能濫用的法律。兩者的天然聯系顯而易見，但兩者鏈接的理論基礎、基本方式和手段，以及兩者相互影響的規律，則是又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經濟法學總論課題。

參考文獻：

①例如，王艷林：《中國經濟法學：面向2l世紀的回顧與前瞻》，《法學評論》，1999年，第1期；張守文：《中國經濟法學的回顧與前瞻》，楊紫主編《經濟法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史際春：《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法學》，《法學家》，1999年，第1、2期。等等。

②關于中國經濟法學發展時期，有兩階段說和三階段說。本文認為中國經濟法學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即從1979年到1984年的興起時期、1985年到1991年的初步發展時期和1991年到2001年的走向成熟時期。關于歷史分期，另文探討。

③參見“關于民法、經濟法的學術座談”，《法學研究》，1979年，第4期。

④經濟法學發展的分期，有兩分法和三分法。三分法如前注②。兩分法中，有的以1992年為分期點，有的以1986年為分期點。以1992年為分期點的觀點中，還有的又以1986年為前一時期的兩個階段的分段點。無論是何種分法，認為它們是以調整對象研究的整體性革新為標志，當不無道理，盡管有直接和間接之別。

⑤在這一時期產生的還有“經濟管理關系論”、“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論”等。其他在前一時期已經存在的觀點，雖然在這一時期仍有出現，但顯見式微。

⑥例如，“國家協調說”、“國家干預說”、“社會公共性經濟管理說”、“國家調節說”、“國家調制說”、“縱橫統一說”，等等。

⑦經濟立法，并不全是經濟法的立法。但是，在興起時期其后一段時期，經濟立法基本上被理解為經濟法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經濟立法對于經濟法學的產生和發展具有非常特殊的重大意義。甚至可以認為，如果沒有20多年來國家對經濟立法的渴求和社會對經濟立法的高度關注，不要說經濟法學如此巨大發展，就連產生的情形可能都要大大改寫。因此，在認為調整對象是經濟法全部主題、中心主題時，不能否認經濟立法在經濟法總論研究中所具有的同樣重要的地位。只是在今天看來，經濟立法早已不是或不應是純粹經濟法的理論問題。

⑧例如，1983年10月的全國經濟法理論研究工作會議（沈陽）、1983年12月的經濟法研討會（北京）、1984年8月的全國經濟法制工作會議（杭州）等會議討論主題，以及若干概論式經濟法教材，都可以表明研討主題在拓展。

⑨本文在許多地方不用“本質”，而用“特質”、“特征”、“特異性”等詞。

⑩即使到了《民法通則》頒布后，仍有許多論者僅僅從主體上將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在調整對象上進行區分，結果此進路是無果而終。1992年以后，影響較大的幾種調整對象的觀點自覺不自覺地擺脫純粹主體式的界定模式，正反映出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在主體上的特殊性。而這，僅僅只是經濟法與傳統部門法不是一個層面和維度的表現之一。

11.前蘇聯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民法、經濟法的部門法地位之爭便隨著其經濟體制、意識形態而起伏浮沉。中國關于民法與經濟法關系及其部門法地位的爭論，雖時間跨度還不至于那么長，但其參與規模、涉及的領域絲毫不遜色于前者。80年代后期甚至有驚人的相似。另見孫皓暉等《經濟法民法學派之爭的歷史啟示》，《中外法學》，1989年，第1期。

12.可參見張士元：《談談經濟法主體的范疇和分類》，《青海社會科學》，1983年，第5期；劉文華：《中國經濟法主體理論問題探討》，《1983年10月全國經濟法理論研究工作會議大會發言材料》；李中圣：《經濟法主體的分類新探》，《法律科學》，1990年，第4期。

13.張守文：《略論經濟法上的調制行為》，《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該文中對經濟法主體進行了基本的類型化，并提出了經濟法上的行為的概念類型。

14.可參見盛杰民等的論文，漆多俊主編《經濟法論叢》，第3卷，中國方正出版社，2000年；顏運秋：《經濟審判庭變易的理性分析》，《法商研究》，2001年，第2期。

15.關于經濟公益訴訟的研究是新近的重要探索。見，韓志紅、阮大強：《新型訴訟———經濟公益訴訟的理論與實踐》，法律出版社，2000年。

16.例如，楊紫主編《經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肖乾剛、程寶山主編《經濟法概論》，中國商業出版社，1995年；等等。

17.例如，程信和：《發展、公平、安全三位一體———經濟法學的基本范疇探析》，《華東政法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張守文：《經濟法學的基本假設》，《北京大學法學院學術工作論文》，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