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創作影視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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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根據莫言20年前的小說《白狗秋千架》改編而成的電影《暖》獲了中外兩項大獎，是因為其中很動情很人性的東西迎合了當今成年人的懷舊情緒;電影對小說中啞巴、瞎子的改編，使電影更具觀賞性了;《白狗秋千架》之所以被莫言認為是部重要作品，是因為在這部作品里莫言才開始找到了“高密東北鄉”這個文學舞臺，才開始發現“純種”“雜種”的文學用語;《紅高粱》之所以能打動導演張藝謀，并非因故事新奇，而是因為小說所傳達的張揚個性的思想打動了他;小說家沒必要迎合影視導演而媚俗，好的小說未必就是好的電影腳本，小說與影視有密切聯系，但又應是各行其道。

【關鍵詞】《白狗秋千架》;《暖》;《紅高粱》

一、小說《白狗秋千架》與電影《暖》

最近，很多媒體討論我的小說《白狗秋千架》被改編成電影《暖》在東京獲獎的事，我就從這里開始講。《暖》這部電影是根據我1984年發表的小說《白狗秋千架》改編而成的。這部電影之所以在國內獲得了金雞獎的最佳影片獎，又在日本東京電影節上獲得金麒麟獎，有些偶然因素，但也有必然的原因。假如《暖》在上個世紀80年代拍出來，我估計會無聲無息，很難引起人們注意。為什么它在21世紀初會打動中外很多朋友的心，引起了巨大反響?我覺得《暖》恰好應合了當今人們懷舊的情緒。每一部電影、每一篇小說、每一首詩歌都像一個人一樣，擁有它自己的命運。如果它生的不是時候，它再優秀、再精彩也很難馬上引起反響;如果它生得恰是時候，那么即便是粗糙一些，思想上膚淺一些，它依然可以得到很大的聲譽，甚至超過它的實際價值。這是我對《暖》的評價。

我說一下小說《白狗秋千架》，這部小說對我而言有非同一般的意義。1984年，我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讀書的時候，讀到川端康成的《雪國》里面的兩句話:“秋田的黑狗站在河邊，一下一下地伸出舌頭舔著河里的熱水。”我突然感覺到這句話實際上

是一個旋律，是一個調門，也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圖畫。我腦海里馬上就出現了一條熱氣滾滾的河流，河邊上站了一條黑色的原產于日本秋田的大狗，伸著血紅的舌頭舔著河水。我馬上就聯想到故鄉——高密東北鄉的故事，于是就在《白狗秋千架》的開頭寫:“高密東北鄉原產白色、溫馴的大狗，綿延數代之后，很難再見一匹純種。”這個調門確定以后，小說的寫作就有種勢如破竹的感覺，就好像一個人拉琴找好了調門，旋律就自然而然地演繹下來了。

為什么這部小說我特別看重呢?是因為在這篇小說里面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文學地理概念，在這之前的我的小說從來沒有提到過“高密東北鄉”。另外，這部小說中還提到了“純種”的概念。“高密東北鄉”在《白狗秋千架》之后的我的很多小說里面都變成了舞臺，此后，我的小說就有了自己固定的場所。所謂的故事、所謂的人物、所謂的場景都在“高密東北鄉”這個文學舞臺上展開了。“純種”概念在《紅高粱家族》中得到了進一步延伸，在里面也提到了“純種高粱”和“雜交高粱”的區別，提到了純種的好漢跟后代的退化的問題，也就是歷史觀念問題。我認為，我們祖先那一代相對于我們這一代來說，活得更加張揚，更敢于表現自己的個性，敢說敢做敢想，敢跟當時的社會、傳統的道德價值標準對抗;就是說，他們活得轟轟烈烈!而我們后代兒孫相對于我們的祖先，則顯得蒼白、萎縮。這些東西在《白狗秋千架》中都是已經有了的，我所以特別看重它的主要原因就在這里。

這篇小說被改編成電影，我有點意外。因為它只是部一萬余字的短篇小說，故事確實不夠;另外它里面也沒有大起大落的戲劇沖突，因此將它改編成電影費了不少周折。

事情的起因是在2002年的暑假，導演霍建起當時在日本已經贏得了很大的名聲。大家都知道，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湖南作家陳建明，曾經寫過一篇小說叫《那山、那人、那狗》，這篇小說曾得過全國短篇小說獎，寫一位鄉村郵遞員跟他的兒子的鄉村生活……后來，霍建起導演的《那山、那人、那狗》在國內票房慘敗，但拿到日本卻突然非常走紅，一直盛演不衰，到今年演了整整一年。為什么這部電影在日本引起這么大的轟動?我覺得原因就在于這部電影憑借超凡的鏡頭語言，展示了山區優美的自然風光，揭示了人間真情，也包括人跟自然、人跟動物的一種關系。對日本相對老齡化的社會來講，這種揭示父子深情、懷念故鄉、回歸自然的片子肯定是很受歡迎的，于是它變得家喻戶曉，中老年人更是非常喜愛。

制片人希望霍建起能夠延續《那山、那人、那狗》的純文藝片的風格，而在我的短篇小說里面，《白狗秋千架》是最合適的作品。但是這部電影剛開始作為一個項目提綱報到電影局的時候，電影局的官員認為這部片子沒法改，不能改。他們提出很多完全無法改編的、非常堅決的意見:第一，這個小說的調子非常灰暗，里面寫了一個大的啞巴和三個小的啞巴，而且女主人公是獨眼，就是說搞這么多啞巴，不利于中國的形象，好像中國人全都是不會說話的;第二，女主角是獨眼形象，不會有演員愿意配合，因為無論怎樣化妝，一只眼睛在銀幕上的形象肯定很丑陋;第三，就是小說的結尾，這個啞巴跟這個女主人公結婚生了三個孩子之后，女主人公見到了她當年的戀人，提出自己想跟他生一個會說話的孩子的要求，這不又成了“野合”了嗎?跟《紅高粱》一樣。

但是，日本的投資商堅持說，之所以選這部小說來拍，就是因為這部小說的結尾非常有力量，表達了一個農村婦女最樸素的、最低級的要求——我想要一個會說話的孩子，你竟然不滿足我。日本的投資方堅持按照小說的風格，一定要表現出農村婦女的最人性的要求。

我后來跟編劇、導演說，如果你們要改，我可以提一些修改意見。首先，應該減少啞巴數量，現在這個小說中有四個啞巴，我們減到一個啞巴，就讓這個男的是個啞巴。其次，他們的孩子也不要雙胞胎，以回避計劃生育，就生了一個，而且是一個伶牙俐齒、非常漂亮的小姑娘。再次，女主人公既然一只眼睛不好看，就讓她稍微有一點殘疾吧——瘸一條腿，這也比較符合邏輯，打秋千掉下來瘸一條腿。這樣，人物結構就變成一個啞巴、一個瘸腿和一個很漂亮很可愛的女孩。這個故事的主要人物就是這三個。

這時，日本的投資商提出了一個最要命的問題:不管如何改編，小說的結尾一定要有力量;在結尾的幾分鐘一定要讓觀眾流出眼淚，才算是成功。于是我設計了一個細節:男主人公從北京回來，那時他已在北京就業了，偶然跟他過去的戀人見面，然后到她家去探望，在她家里感受到了粗魯、野蠻，當年他和啞巴是對手，經常打架，男主人公通常被啞巴打敗。暖因為腿摔瘸了，而且因為啞巴從中作梗，把他們來往的信件扣留，結果導致這么一個結局:嫁給啞巴。啞巴一直作為一個很粗魯、很野蠻的形象出現。但是結尾，女主人公暖在車站送別偶然邂逅的舊時戀人時，暖跟從北京回來的年輕人往前走，啞巴抱著孩子在后邊尾隨著，后來啞巴突然追上了他們，原本粗魯野蠻的啞巴用手語不停地比劃，暖知道啞巴的意思，但是她沒有說。他們的女兒，對暖的舊時戀人說:“我爸爸說，讓你帶著我媽媽和我一起走。”電影就這樣結束。我用語言來描述，可能沒有很大的感染力。

我作為編劇，作為原著的作者，到了最后看樣片的時候，導演和他老婆根本不看節目，而是觀察我，看我流沒流眼淚。我不知道他們在觀察我，到了最后，確實感到有些憂傷，流了兩滴眼淚。我聽到他們長舒了一口氣，后來告訴我，看到我流了眼淚，他們放心了。知道這個情節的人還能夠流出眼淚，那么不知道情節的人肯定感動得要死。就是這么一部電影，拿到了金麒麟獎、金雞獎。

至于這部影片能不能獲得市場的承認，拿回國內來觀眾會不會買賬，我覺得還是個未知數。因為它的節奏非常緩慢，估計年輕人喜歡看《黑客》而不會喜歡看《暖》，但是很多人到中年、開始懷舊的觀眾，我相信看了以后還是會被打動的。我想電影跟小說一樣，都要選擇自己的觀眾、自己的讀者，不可能讓每個層次的觀眾、讀者都滿意，都拍手叫好。這部電影主要是拍給中年人看的，打動青年人比較困難。二、《紅高粱》及我與電影的緣份

我覺得小說跟電影一直有種不解之緣。很多著名的小說都被改編成了電影，20世紀80年代以來所有成功的電影，90%都有“小說原著”。小說為電影、電視提供了一個文學基礎。中國的小說家與中國的導演合作，我想最早就從我跟張藝謀的合作開始，就是上個世紀80年代我們合作的《紅高粱》，這在很多報道中都宣傳得很詳細了，當時他作為一個成名的攝影師，拍過《一個和八個》、《大閱兵》等影片，但做導演卻是初出茅廬。我所以把《紅高粱》交給他拍，是考慮到小說里面的高粱地要有非常棒的畫面，只有非常棒的攝影師才能表現出來。因為在建構小說之初，最令我激動不安的就是《紅高粱》里面的畫面，在我腦海里不斷展現著一望無際的高粱地，如果電影不能展現出來，我覺得不成功。我看好張藝謀。后來，影片拍出來的影響超乎預料。

那次合作現在來看，是個奇跡:《紅高粱》如果不是在80年代，而是放到現在來拍，會不會得這樣那樣的獎，還不一定。當時，所謂的思想解放運動剛剛開始，在生活當中，各個領域還存在著很多禁區，剛展開所謂的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這個時候，我覺得中國人的個性、思想還受到很大的壓抑和鉗制，不能夠暢所欲言，甚至不能暢所欲想，在這種普遍受壓抑的狀態下，要求個性解放，希望張揚個性，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說自己愿意說的話、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就變成整個社會、所有老百姓的一個潛在的心理因素。《紅高粱》這部電影恰好迎合了這種需求，因為它從電影的形式上打破了傳統電影的所謂的這樣那樣的戒律。它所表現的人物性格，如奶奶和爺爺這種性格，即使在我們現在的生活中也是不多見的，不用說在過去了。他們是一對離經叛道的不羈的靈魂，他們的行為冒著巨大的道德壓力，甚至冒著砍頭的危險，電影的側重點就是這兩個出身來歷很曖昧的人。一般的抗日電影歌頌的是八路軍、游擊隊、新四軍，這個電影是表現土匪和自己的老婆，極大地張揚了人的個性，正好符合了80年代人們潛在的社會心理，所以一下子變得轟動，《紅高粱》里面的插曲《妹妹你大膽地向前走》一下子就吼遍了大江南北。

跟張藝謀合作完了《紅高粱》之后，我還動手改編過自己的小說為電影劇本。談到《暖》，我馬上想到，我有一個短篇小說跟《白狗秋千架》極其相似。但寫作時間稍微晚一些，是《斷手》。當時對越自衛反擊戰剛剛結束，小說寫的是一個從越南戰場上回來的殘疾軍人，他的一只手斷了，在戰場上被地雷炸掉了。他回家以后，剛開始，村子里的人、公社里面、縣里面都把他當功臣，今天這家請他吃飯，明天那家請他吃飯，輪番請他吃了一遍。這個英雄呢，天天好吃懶做，天天到各家吃現成飯，老百姓就開始嫌他，而且他也不自覺，他覺得自己有功勞:我是為你們打仗才斷了一只手，全村的人有理由養活我。最后他受到了很多的諷刺、挖苦，受到了打擊。他到集市上，看到一個賣櫻桃的老頭兒，他隨便拿人家的櫻桃吃，搶人家的櫻桃，卻不給錢。這個老頭兒不干了:你不拿錢，白吃我的櫻桃啊!這個人說:“老子在前方為你們賣命，身上鉆了這么多窟窿，吃幾個破爛櫻桃還要錢。”這個老頭兒一下子把腿摘下來了，“小子，老子在朝鮮吃雪時，你還在你爹腿肚子里轉筋呢!”老頭兒安了一個假腿，也是一個殘疾軍人。經過這番碰壁，他馬上覺悟了。后來，請他吃飯的一個女人，也是一個殘疾，不過是先天性的，一只胳膊長，一只胳膊短。這兩個人一個瘸胳膊，一個斷手，最終建立了感情。這個瘸胳膊的女性，帶著一個小女孩兒，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采桑、養蠶，自強自立;這個斷手的殘廢的轉業軍人，從這個女性身上獲得了力量。

我覺得這兩部小說，《白狗秋千架》和《斷手》，實際上都展示了農村婦女自強不息的精神。男人盡管看起來很剛強，是革命軍人，或是滿世界闖，后來上了大學或成了政府官員，實際上，男人還是軟弱的。張藝謀成名之后找過我，想拍攝關于農村的有宏大場面的影片。我給他提出了拍攝《白棉花》的意見，但因為涉及“”等種種原因，沒有引起他的創作沖動。1998年我在《收獲》上發表描寫下崗工人的《師傅越來越幽默》，被張藝謀看中，要改編成劇本。但是劇本出來以后，我很不滿意，跟我小說里面唯一的相符之處只是有一個廢舊的汽車殼子。這也是電影中故事發生的一個背景。一個老工人再過十天就要退休了，突然工廠倒閉下崗。老頭兒的徒弟幫助他在山溝里找了一個廢舊的汽車殼子，搞成一個休閑小屋，給情侶提供一個幽會的地方。我和張藝謀剛開始討論始終圍繞著汽車殼子做游戲，讓人進去看什么，怎么吸引人進去。我給他提了16條建議，其中有一個是非常圓滿的盲女復仇的故事:一個盲女為了復仇，依靠嗅覺和聽覺把她的殺父仇人找到了，報了仇。結果，張藝謀沒有采用，找了趙本山和董潔……總之，《幸福時光》是張藝謀的藝術創作了。

張藝謀作為全世界著名的一個大導演，現在拍電影陷入一個困境。他拍每一部電影，都會成為媒體追逐的熱點。但是他首先考慮的是，電影拍出來能不能通過檢查。假如不能通過，他寧可犧牲電影里很有藝術價值但可能會引起爭議的情節，拍些四平八穩確保通過的東西。他拍反映現實的作品，已經到了沒有什么希望的地步，因為他考慮的太多。如果他想向廣大觀眾如實地展示現實的風貌，確實要承擔一定的風險，作品有被“槍斃”之可能。當然，張藝謀這樣的導演，不愿意他的任何作品被“斃”。他后來轉拍武俠片，我覺得這是他非常明智的一個選擇。武俠片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沒有被“槍斃”之險。如《英雄》展示了高超的藝術技巧，它所展示的歷史觀在現實也很新鮮，票房賺了大錢。

張藝謀要再拍現實題材的片子，確實不太容易，雖然他很舍得投資。年輕的導演壓力小，敢于直面人生;而大的導演在達到事業的巔峰之后，就很難有所突破。張藝謀也許會另尋別路，我們拭目以待。三、小說與影視之道

我之所以講這些東西，是因為有些電視劇毫無疑問已經成為吸引我們眼球最多的東西。許多作家開始寫電影劇本和電視劇本，從經濟的角度看，寫電影劇本確實是一個增加收入的短平快的方法，很多朋友依靠寫劇本發家致富了。許多作家開始觸電，我對此一直保持高度警惕，我覺得一個作家，寫小說就是寫小說，寫劇本的時候也不要考慮別的，就是寫劇本。我不拒絕寫劇本，90年代我也寫過電視劇劇本，如《紅樹林》、《夢斷情樓》。不過我覺得每次寫電視劇劇本都是對我很大的人格侮辱。每次都會被電視劇導演橫挑鼻子豎挑眼，很多很好的藝術想法都被改掉。剛開始的時候，我覺得很委屈，后來我明白了:電視劇就是一種大眾的通俗的藝術，不要在里面寄托太多思想。如果一個小說家寫劇本的時候想把寫小說的思想注入其中，會把觀眾都嚇跑。我現在開始理解電視劇導演了，電視劇不需要太多的文化。你如果想導電視劇就要降低你的調門兒。

我認為，寫小說的人如果千方百計地想去迎合電視劇或者電影導演的趣味的話，未必能吸引觀眾的目光，而恰好會與小說的原則相悖。我想一個聰明的有才華的導演感興趣的還是小說的純正的藝術性、思想性，小說所表現的作家的思想是他缺乏的，故事是他不缺乏的。我認為《紅高粱》之所以吸引了張藝謀，并不是因為這個故事本身很精彩，類似這樣買子彈、埋地雷、炸汽車的故事有很多，但為什么沒有打動張導演的心呢?關鍵還是小說中所表現的張揚個性、思想解放的思想，要轟轟烈烈、頂天立地地活著的精神打動了他，他在電影里面刻意表現的也不是故事本身。剛才講到《白狗秋千架》改編的電影《暖》，故事一般化，像這樣游子返鄉的故事從魯迅的時候就有了，后來一輩一輩的作家也曾寫過，而且都大同小異。為什么這么通俗的故事就打動了導演，就像霍建起講的一樣，一下子把他的童年、青年往事勾起，觸摸到了他心底最柔軟的地方，激活了他個人的情感記憶，所以他才有興趣拍攝這部電影。否則即使待遇再優厚，他也不會拍攝一個讓他感動不起來的東西。我認為寫小說就要堅持原則，決不向電影和電視劇靠攏，哪怕一百個人里面只有一兩個人讀得懂，也不要想著怎么可以更容易拍成電影。越是迎合電影、電視寫的小說，越不會是好的小說，也未必能迎來導演的目光。恰好是那些不把電影、電視放在心里的小說，更能引起導演的興趣。相信一個優秀的導演絕對不會去看一個爛俗的故事，因為這種故事誰都可以編出來，吸引他的還是小說的純正的藝術性或者小說家表達的思想。

小說跟電影、電視劇的關系，我認為應該是各走各的路，然后偶然地在某一點上契合，生出一個作品。小說家應該千方百計地逃離影視，這時候影視才可能追求你。如果是你追求影視，那么很可能會被影視拋棄。我的態度是，絕不向電影、電視靠攏，寫小說不特意追求通俗性、故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