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想象及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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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法否認，媒介技術發展得如此之快，它打亂了與我們經驗法則相維系的時空觀，重新組織了社會環境，改變了社會生活的場景地理，并不斷地侵蝕著我們依存的傳統社會關系結構，不僅強制要求我們調整與他人的社會距離，還迫使每個人重新審視自己所要扮演的社會角色?！懊浇闀r間”正在試圖取代“自然時間”和“鐘表時間”，傳媒制品近乎狂轟濫炸的激情出演，這些變動使我們面對零散、瞬時、無序的超強度刺激，已無法保持心靈的平靜，更無需追求心無旁騖的矜持和萬念歸一的清寂，有的只是世紀末的狂歡和“時不我待”的躁動。今天，沒有任何一門學問像傳播學那樣荒誕不經。隨著歲月沉積，她卻反而變得愈發輕佻，愈發放蕩不羈。我們盡管弄清了她從哪里來，卻無法回答她將到哪里去。“為伊消得人憔悴”，望著她行色匆匆，漸行漸遠的背影，我們卻感到自己迂腐得像一個提著歷史尿袋躑躅蹣跚的老人，或許再過二三十年，我們對傳播學所涉獵的研究對象，會變得更加茫然無知。

一、空間維度的想象與困惑

“用時間消滅空間”是從馬克思到麥克盧漢的傳播理念，也是媒介理論的主流范式。但不能不承認：當我們依存的物理空間被媒介代表的速度文化強力壓縮后，我們實際上已處在一種尷尬的自失狀態，空間畢竟是社會關系的產物，也是我們民族賴以生存的物質遺產。對于南方發展中國家而言，全球化帶來的未必是經濟領域的累累碩果，北方發達國家借助文化殖民的全球戰略布局，其娛樂音像制品在凱歌高奏的十字軍“南征”途中，攻城略地，所向披靡?；蛟S為了安撫南方國家的不滿，美國學者羅伯遜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Localization)之外，又創造了意圖體現雙贏的“球土化”(Glocalization)這一復合新概念。但南方國家畢竟是被動地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中的，未來的發展也許會像羅伯遜描述得那樣，衍生出一個由發達國家強勢主導，卻又不完全排斥發展中國家本土元素的“球土化”，但北方發達國家卻絕無可能滿足南方發展中國家試圖以我為主，念茲在茲的“土球化”（Lobalization）愿景。這一不平等的現實似乎再次印證了一個半世紀前，兩位共產黨創始人在《共產黨宣言》中的預見：資產階級將用“價格低廉的商品”這門重炮，摧毀任何一座萬里長城[1]。美國傳播學者梅羅維茨在《消失的地域》（1985）中認為：無孔不入的電子媒介，重組了社會空間和場景地理，同時還改變了私人情境與公共情境的界線?！半娮用浇樽罡镜牟皇峭ㄟ^其內容來影響我們，而是通過改變社會生活的‘場景地理’來產生影響?！盵2]

實質上，“消失的地域”這一新變動，也注定造成了我們民族文化語境的滿目瘡痍和民族身份認同的困窘。IT媒介載體革命重建了“文化疆域”的基本軸線，高語境與低語境傳播社會的傳統學理特征，已漸漸變得模糊難以辨認，其消蝕融合的直接結果是“混血文化”的滋生蔓延（魯爾，2004）[3]。終究有一天，或許我們這些炎黃子孫會吃驚地發現：在我們的周圍，竟然很難再找到具備高語境社會特質的那種含蓄內向、厭惡沖突、規避風險、穩重保守的中國人。何以至此？這是因為今天的中國，已不再是一個地理意義上封閉、孤立的中國，而是深深融入世界結構中的中國，這是我們幾千年以來從未遇到的大變局[4]。傳播語境的變動究竟對我們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產生了何種影響？早在外來文化大舉入侵的“五四”時期，郭沫若等一批文化青年曾引吭高歌，確信古老的中華文明必將在外來文化的洗禮中，像“鳳凰涅磐”一樣浴火重生。但在經濟全球化和資訊傳播無國界化雙重夾擊下的今天，從文化層面而言，我們會不會像面臨著保護稀有物種熊貓一樣，全力拯救行將絕滅的中國人？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困惑是，地域疆界的消失雖未摧毀我們的民族國家，但卻早已閹割了我們民族文化得以維系的魂靈。國家并未因空間感的喪失而消亡，國家政權合法性的內涵卻悄然發生著蛻變———西方學者如是說。對國家政治合法性本質的探討原本是“發展政治學”中的一個重要范疇，全民普選和代議制曾一度被視為是這種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但一些中興國家卻重塑了國家政權統治的合法性，完成了由“政治績效”向“經濟績效”的范式轉型。發展政治學還提出一個引人注目的命題：國家主權的體現并非只是領土完整和民族獨立，由外延拓展的“領土疆界”向內涵深化的“責任疆界”過渡，將會成為今后發展的趨勢。

由此，我們是否也可以建立一門“發展傳播學”，其目的在于推動國家政治合法性由“政治績效”到“經濟績效”，并最終走向“傳播績效”的第三次轉型？其理論要義或可標榜：這種合法性，將更多地取決于執政者是否為民眾提供了豐沛的，并足以使他們醉生夢死，忘卻疾苦的傳媒產品。當然，這僅僅是荒謬的超前假設，但不可否認的是，物質空間內的貧困至死，勢必引發社會的劇烈動蕩；精神場域上的“娛樂至死”（尼爾•波茲曼，2004）[5]，卻可以在數字革命的樂土上建立起長治久安的社會?！暗厍虼濉钡男纬?，帶給我們的未必都是嘉年華的一片歡騰。媒介革命和空間距離的喪失，究竟是進一步擴大，還是縮小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距離”？從不同的視點我們會得到正反兩極的解讀：2005年7月,深圳打工妹通過網戀喜嫁波蘭總統候選人”的消息，曾被媒體炒作得沸沸揚揚，人們由此更確信自己生活在一個“沒有陌生人的世界”里；巧合的是，該市一項關于社區人際交往調查的統計數據卻顯示，鄰里之間有六成以上的人沒有任何互動來往，八成以上的人對鄰居的情況一無所知。通訊科技的發展造成了一個吊詭的悖論：人們在感受到“天涯若比鄰”的歡快充實時，卻也不得不忍受著“比鄰若天涯”的孤獨落寞。空間感的喪失，改變了我們的社會角色，也重構了人們的社會關系。人際傳播的方式，方位以及空間關系都有待重新界定，以往所謂的“親密距離”、“個人距離”、“社會距離”和“公眾距離”已失去了傳統的文化規定性。QQ空間正在建立抑或摧毀、強化抑或弱化、維持抑或改變著我們所依存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它甚至重構了種種人際交往和人際沖突的新模式。數字革命亦不斷沖擊著我們的家庭形態、社區交往模式以及校園和企業文化，今天，我們面臨著太多無法描述的困窘和無法解釋的問題，但在這一劇烈變動中，人際傳播的研究卻災難性地缺位。

二、時間維度的想象與困惑

美國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認為：在農耕社會，時間觀念上人們習慣于滯后的滿足，工業社會的時間刻度則是永遠追逐即時的回報。而在資訊社會，人們的時間傾向則是把握未來，并獲得超前的充實快感（約翰•奈斯比特，1984）[6]。

無疑，與農業社會相維系的是一種循環往復的“自然時間”：日出而作，日沒而息，月盈月缺，草木枯榮的周而復始，反映的是農業社會春華秋實的“客觀現實”。與工業社會相維系的則是一種按部就班的人造“鐘表時間”：以大機器生產方式為特征，以工作流程為參考，帶有強制性嚴格作息制度的鐘表時間，把計時單位精確到了分秒。媒介生態學的奠基人劉易斯•芒福德由此認為：與其說是蒸汽機，不若說是鐘表建構了現代工業化時代。實質上，人造鐘表時間彰顯的是企業主“時間就是金錢”，爭分奪秒追逐利潤的“主觀現實”。有學者提出了新的時間觀，即與資訊社會相維系的將是一種破碎無序的“媒介時間”。數字革命催生了“媒介時間”，它顛覆了鐘表為我們建構的生活作息指南，解除了線形“鐘表時間”對人們的束縛。訴諸人們情緒活動的文化工業娛樂產品，不斷打破傳統時間的障礙，試圖使人們在任何一個無序的時間點上都能得到虛幻的快感。無疑，“媒介時間”所創造的是一種時不我待，及時行樂的“擬態現實”。今天，家庭生活的時間坐標已被各個時段的電視節目所操控，日常的起床、更衣、炊事、用餐、親友往來、戶外活動、洗浴、睡眠甚至如廁，都要配合電視節目的切換穿插進行。媒體經營者依據人們每天飲食起居的作息規律，與廣告商合謀挖掘了一個個“溫柔的陷阱”，試圖將每一個人牢牢拴死在熒屏前，使之成為患有高度依存癥的“Couchpotato”（沙發上的土豆）。而當“土豆”的多寡變成統計學上的“收視率”時，媒體人與廣告商之間便有了相互要價的籌碼。其實，當你身不由己地陶醉在“擬態現實”的娛樂消遣中時，恰恰忘了自己已經成了為媒體經營者和廣告商奉獻“8小時”之外“剩余價值”的志愿打工者。在這里，“媒介時間”已成為媒體人、廣告商與受眾共同支付的“通用貨幣”。

大眾媒介也改變了我們周歷、抑或年歷的參考基準：對于“芒果控”的學童而言，進入周末的判斷，是從周五到周日“天天向上”、“快樂大本營”及“勇往直前”等娛樂節目的輪番轟炸。而對于某些喜歡江蘇衛視的宅男宅女來說，他們根本無需翻動手邊的臺歷，看到熒屏上“不見不散”、“職來職往”、“非常了得”、“歡喜冤家”、“老公看你的”、“非誠勿擾”一連串綜藝節目交替登場的激情出演，就能清楚把握今夕是周幾。同時，標志春夏秋冬季節變換的參照物，也已和自然界的寒暑交替、草木枯榮無關，阿爾文•托夫勒將這一“新參照”界定為萬眾矚目的“媒體事件”（阿爾文•托夫勒，1985）[7]。在美國，它是不同季節全國棒球賽事的實況轉播；在日本，則是隨季節變更易地在東京、大阪、名古屋和福岡登場的相撲比賽現場報道；而在中國，預示著一年一度除夕來臨的，已不再是臘梅瑞雪，紫燕春風的自然景觀，也絕非采辦年貨，圍爐向火的人文氣象，而是“春晚”總導演的選定、組委會策劃方案的出爐、出場明星陣容花絮、節目編排錄制進展、封鏡進入倒計時等等，各種平面和電子媒體持續造勢的新聞報道?！叭粘龆鳎諞]而息”的自然時間，刻錄的是由血緣和地緣紐帶連接的“禮俗社會”；分秒必爭的鐘表時間幾乎是強制性地將我們推入了高度自律自制的“法理社會”；今天，媒介時間又扭動著嫵媚的腰肢，不由分說地將我們拖入了充滿誘惑的“資訊社會”。中國是一個后發產業化社會，又被認為是全球資訊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與業已完成高度產業化的西方國家相比，我們卻是在同一個歷史階段，幾乎同時經受了第二、三次浪潮的洗禮，當我們的泥足尚未完全擺脫“禮俗社會”的羈絆時，卻跌跌撞撞地撲向前去，左擁右抱了“法理社會”和“資訊社會”。

時間的超越未必意味著障礙的超越，現代產業化與全球資訊化的同軌并行，將會給我們帶來哪些特殊的新課題？早在電視機開始普及的上一世紀，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公布的一項權威調查就已表明：由于電視文化的沖擊，文盲人口的比率在全球也隨之大幅度增加。今天，各種便捷的電子媒介更是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我們已由識字時代進入了讀圖時代，作為原本就是一個文盲大國的中國，“媒介時間”將會對我們的傳播生態產生何種影響？它究竟會滯緩還是進一步加速惡化這種狀況？無疑，橫亙在中國傳播學研究領域的難題，勢必遠遠超過其他國家。

三、受眾維度的想象與困惑

在網絡時代的今天，我們正扮演著不同于以往的社會角色，人們不再以真實的自我出現，而改以虛擬的面孔粉墨登場，將性別、年齡、容貌、學歷、職歷等真實的背景隱去，試圖完全用另外一個，甚至多個不同的角色去和他人交往。不知道“我是誰”所導致的“自我迷失”已愈益常態化。而在明天，我們所要面對的受眾更是無從把握。今天的基因工程似已可克隆人的肉體，而未來媒介甚至可以塑造人的“靈魂”。美國人工智能學家馬文•明斯基在《心智的社會》（1986）中提出：人腦中存在著電子運動，而人的個性實際上又多是在記憶基礎上形成的，記憶是以電子脈沖的形式存在，測定這些脈沖并把它們在記憶庫中復制出來，我們就可以大量復制出新的“數字自我”[8]。生產、復制和保存人的靈魂，對人類而言或許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憧憬”。

科學家希望通過生物芯片大腦的研制來實現記憶的移植，用生物芯片拷貝一個人大腦所儲存的全部記憶信息，再將載有這全部信息的生物芯片植入另一個人的大腦中，記憶移植就會變成現實。早在1992年，美國阿拉巴馬大學心理科技研究中心，曾將全美業余體操賽冠軍大腦所儲存的記憶信息全部輸入芯片，并將這一芯片植入到因車禍損害了大腦平衡功能，且已無法行走的一位中學生的大腦中。人們驚奇地發現，這位患者借助移植的記憶芯片，迅速獲得了類似優秀體操選手的平衡感覺，并根據“以往的經驗判斷”，完成各種高難度動作。只是當體內生物芯片耗盡了電能后，他又恢復了此前的病態。這一事實不能不令人擔憂。市場導向、唯利是圖的傳媒大亨，或許會在新一輪“復制靈魂”的數字革命中大展宏圖。他們通過“數字增強”、“數字改造”、“數字美容”、“記憶移植”等科技手段，根據受眾的喜好、興趣及忠誠度，對“原裝受眾”的記憶系統進行提取和分析解碼，然后將這些數據在工廠生物基因的生產流水線上，進行“移花接木”的重組和復制，并將這些標準化、制式化的記憶芯片移植到尚未建立起“忠誠度”的受眾群體中，從而輕而易舉地生產出一大批符合各家媒體胃口的資訊消費者———“復制受眾”。

未來研究傳播對象時，我們是否應將傳統范疇的“原裝受眾”和數字記憶技術生產的“復制受眾”加以區隔？在靈魂的“記憶復制庫”大量充斥市場后，“媒介效果”的討論是否還有什么學理意義？可以想象，正是由于“復制受眾”這一新產品的誕生，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媒體經營者將不必再為提高收視率和發行量傷腦筋，他們只需不斷地擴大各家企業“記憶復制庫”的庫容，并培養一支訓練有素的芯片移植施工隊，便可立于高枕無憂的不敗之地。

明天是美好的。明天是令人恐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