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教育影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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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中日兩國女子教育近代化過程中客觀存在的勢差出發，論述了中日教育交流對中國女子教育近代化過程所產生的促進作用，包括促進了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影響了中國女子教育制度的建立，對中國女子教育實踐產生了影響這三個方面。論文指出，清末民初中日兩國教育交流的全方位展開對中國女子教育思想的確立、學制體系的建立、女子教育模式的形成均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日鄰邦，一衣帶水。作為在文化上與古代中國有著淵源關系的日本，其女子教育形態在封建社會中表現出與中國高度的相似性：教育形式均為足不出戶的閨閣式教育；教育內容也均以儒家“三從四德”的品德馴育為主，可以說，在封建社會，日本的女子教育從形式到內容都是模仿中國而成的，因而，到了封建社會后期，兩國的女子教育發展水平也較為接近。然而，到了19世紀末，由于推行不同的文化教育政策，兩國的女子教育出現了不同的態勢，形成了客觀上的勢差。這種勢差成為后來中日兩國女子教育模式輸入與輸出的客觀基礎。在甲午戰爭后中國掀起的學習日本的熱潮中，通過教育交流的渠道，處于高勢中的日本女子教育思想理念、體系制度通過大批東渡游學的學生、一些前往日本進行學務考察的政府官員以及為數不少的日本教員等傳播至中國，奠定了中國現代女子教育的模式基礎。本文著重探討近代中日教育交流給中國女子學校教育的產生與發展所帶來的影響。

一、中日兩國女子教育近代化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勢差

日本由于明治維新后在教育上實行文明開化政策，于1872年頒布了第一部《學制》，規定不論階級、性別與出身，到了一定年齡必須上學，所謂“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從而使得日本女子學校教育蓬勃發展起來。據統計，1878年(明治10年)，全日本有1866名女教師，575112名女學生。而在同一時期的中國，女子教育卻仍然停滯在“足不出戶”的閨閣教育的水平上，只有男孩才可以進入學堂接受教育。在整個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中日女子教育的許多方面均表現出明顯的發展水平上的勢差。為了便于說明問題，筆者將這一時期內兩國女子教育的一些主要事件發生的年代進行對照列表(見表1)。由表1，我們不難發現，中日兩國女子教育近代化過程中主要的九項事件中，除了教會在中國開辦女子學校比在日本要早約26年外，其余八項事件日本均先于中國發生。中日相同事件間年差最大的為43年，最少為7年，平均年差為26．5年。由此可見，無論是從制度層面還是從女子教育發展的實際層面，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兩國女子教育的確已經不再同日而語、等量齊觀。昔日從中國引進女子教育思想與內容的日本，到了19世紀末，其女子教育發展已遠遠地走在了中國的前面。

二、中日教育交流與中國女子教育近代化過程

在幾千年自我封閉式社會中，中國女子教育一直是被拒之于學校大門之外的“閨閣式”教育。直到鴉片戰爭中國的大門被轟開以后，中華帝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才開始發生無可抗拒的變化，女子教育也開始了其漫長的近代化過程。如果我們把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到1922年不分性別的學制之確立作為整個女子教育近代化過程的主要階段的話，那么應該說在此期間的中西教育交流都對中國女子學校教育的產生有著相當的作用，而其中影響最為強烈當屬甲午戰爭之后的中日教育交流。以下著重從女子教育思想、女子教育制度以及女子教育實踐等三個方面進行闡述。

1．中日教育交流促進了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國的傳播

將日本的女子教育發展情形及女子教育思想介紹到中國的主要有兩類人員：東游日本的留學生和早先受政府派遣到日本進行學務考察的官員。

20世紀初，中國留日學生從日本帶回了許多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直接影響了中國近代的政治變革和思想變革。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留日學生對日本女子教育狀況和女子教育思想的宣傳和傳播。

留學生通過自己在日本的親身經歷，自己的所見所思，從日本的教育中得到啟示：國家是由一個個國民個體組成的，國民“人人當受教育”。許多留日學生迫切感到中國應重視國民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他們通過報刊等宣傳陣地，積極宣傳“國民教育，視人才教育尤重，無一人不為國民，即無人不當受國民之教育”。大膽提出要重視女子教育，解放婦女，使婦女成為國家的主人。《女子世界》發刊詞說：“女子者，國民之母也。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欲文明中國，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國，必先普救我女子，無可疑也。”它提出解放婦女的重要途徑是普及女子教育，認為：“中國女子不受教育，責在男子；農工商而不受教育，責在士林；士林而不備普通教育，責在鄉先生；鄉先生殷殷于教育，而不得教育之目的及方針，責在留學界。”一些女留學生更是現身說法，呼吁中國也應提倡女學。曾于1904年留學日本的秋瑾，通過組織女子革命團體、創辦女報、發表演說等形式積極宣傳女子教育。她主張女子應該受教育，號召二萬萬女同胞進學堂求學，以增進知識、掌握技術，自己養活自己，從“奴隸”的處境中解放出來。她還把女子受教育作為國家富強的手段。她說：“東洋女學之興，日見其盛，人人皆執一藝以謀身，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無坐食之人，其國焉能不強也?”她把女子教育作為國家富強的手段，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

如果說留日學生對日本女子教育情況的宣傳對當時的思想界起到了啟蒙作用的話，那么，受政府派遣到日本進行學務考察的官員們的記述則印證了女子教育在日本的發達程度，促進了教育官員們對女子教育問題的思考。

1902年，為制定《學制》，清政府派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赴日考察教育。吳與日本前山陽女學校長望月與三郎討論過女子教育問題。望月與三郎力陳興女學的重要性：“固國礎之道，在于育英。育英之方法不一，大設學堂，雖謂良法，抑亦末也。欲獲人才，須造良家庭。欲得良家庭，須造賢母。賢母養成之道，在教育女子而已。故曰：國家百年之大計，在女子教育。無他，是教育之根本，而實鞏固國礎之法……賢若孟母，而后有亞圣。世之頑冥者，以之為迂遠，徒盛男學堂，以欲養成人才。而入學堂者，其心不純，其知不明，屈干朽木，何以得為棟梁也。先生明敏，既看破此理，盡貴國百年之長策，可不以女子之教育為急務也哉。”吳汝綸回國后，將日本女子教育發達的情況寫入了《東游叢錄》，對當時中國教育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06年，中國派提學使張騫、李宗棠及各省提學使赴日考察學務，為此日本帝國教育學會專門召開了一個由中日雙方共同參加的討論會，會議深入討論了中國提學使們提出的有關中國教育問題，中心議題是中國教育的普及，日本學者們的意見集中于四個方面：第一是強制推行；第二是培養師資；第三是提倡女學；第四是統一國語。會議的紀要刊登在1906年3月11日的日本教育公報上，這些文字記錄反映出，這一時期女子教育問題是中日教育交流中常常涉及到的話題。

總之，無論是留日學生還是東渡日本進行學務考察的政府官員，他們在對中日兩國教育的直觀比較中，都顯露出對日本女子教育發達程度的驚訝與贊賞。他們通過多種渠道對日本女子教育的情況進行宣傳，推動了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國的傳播。

2．中日教育交流影響了中國女子教育制度的建立

學制即學校教育制度。它是國家通過規定各級各類學校的性質、任務、入學條件、學習年限等來規范和指導教育的實施與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因此，學制在本質上是統治者教育意志的集中反映。

我國近代學制始于1902年的《壬寅學制》及兩年后頒布的《癸卯學制》，但是，由于“女子無才便是德”等封建思想的影響，盡管此時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女子學校教育的最早形式——教會女子學校和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女子學堂已分別于1844年和1897年出現，并且在20世紀初，有相當的女子學堂遍布大部分省，然而，清政府在制定《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這兩個學制時，仍然因陳襲舊地將女子教育排除在外。到了1907年《女子小學堂章程》和《女子師范學堂章程》中，女子學校的建立才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認可。雖然在這兩個章程中女子教育只是被限定在小學和師范這兩個有限的范圍內，但是，它卻使得女子學校教育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開始有章可循，也有了法律上的保障。其后，1913年的《壬子癸丑學制》提升了女子教育的層次，開始將女子普通中等教育納入學制，從此女子學校教育的發展便納入了正常發展的軌道。最后，1922年的《壬戌學制》不再以性別劃分，從而使女子教育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

可以說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制度基本形成于1907年至1913年期間。這一階段也正是清政府全面學習和模仿日本教育的主要階段。這一時期國內一些教育書刊對日本女子教育的制度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不僅使人們了解到日本女子教育的情況，也使人們對日本女子教育制度有了初步認識，為中國女子教育制度的制定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范本。

1901年由羅振玉、王國維在上海發起創辦的《教育世界》雜志，是近代中國最早創刊的教育雜志。此雜志在1901～1903年刊登了大量有關日本學制的譯文，成為中國制定近代學制的重要參考資料。其間也刊登有關日本女子教育制度的譯文，如《女子高等師范學校規程》(明治30年)、《高等女學校令》(明治32年2月)、《高等女學校學科及程度規則》(明治32年)、《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生徒卒業生服務規則》(明治30年)等。駐日參贊黃遵憲從1879年開始撰寫的《日本國志》，1893年訪日的黃慶澄所記述的《東游日記》，都較為詳細地介紹了日本的近代學制和女子教育學制。學制的頒行使日本教育迅速走向普及，當時日本的尋常師范、師范學校等均已男女同校。日本還專門建立了女子師范學校、高等女學校。這使中國人認識到建立女子教育學制的必要，使沉迷于封建傳統觀念中的中國各界人士大開眼界。

此外，留日學生回國后，對民國初年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改革起了極大的主導作用。由于留日學生在辛亥革命中發揮了先鋒骨干作用，因此在1912年1月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很多留日學生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代領導人物。在教育界，許多留日學生身居要職，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留日學生中曾經擔任過民國教育部長的有：范源濂、黃炎培、湯化龍、汪大燮、湯爾和、黃郛、章士釗等等。此外，各省教育司官員也多為留日學生，如沈鈞如(浙江教育司司長)、計宗型(浙江省視學、浙江教育廳長)，胡家祺(山東教育司司長、教育部秘書)、李元鼎(陜西教育司司長)等。在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司(廳)任職的留日學生有權參加全國教育會議，各抒己見，對民國初年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改革產生影響。1912年的《壬子癸丑學制》中，留日學生的教育思想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和實踐。該學制規定，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校，除大學不設女校不招女生外，普通中學、師范學校、高等師范學校和實業學校均可設立女校。比起1907年的學制，女子教育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壬子癸丑學制》充分體現了留日學生提倡的教育思想，說明留日學生對制定該學制起了一定的作用，使該學制具有鮮明的資產階級教育性質。《壬子癸丑學制》一直沿用至1922年，推動了民國初年教育的發展。

3．中日教育交流對女子教育實踐的影響

清末的中日教育交流通過以下三種主要形式對女子教育實踐產生影響：女子留學日本，留日學生回國后創辦女學，日本教習親自來中國指導女子教育或任教。

(1)留學日本成為女子求學的一條途徑。在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下，中國婦女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受著封建禮教、道德的嚴重束縛，沒有任何自由權利。少數大家閨秀能受到教育，也不過是在閨中涉獵文史，玩習詩詞，在狹小的閨房里度過人生。在20世紀初年的龐大留日學生隊伍中，數以千計的女性沖破封建阻力，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并涌現出像秋瑾、何香凝那樣的女中豪杰。據統計，從1901年到1939年，陸續從日本32所學校畢業的中國留日學生人數達11966人，其中從14所女子學校畢業的女留學生共222人。這還不包括大批的速成留日學生和學習普通學科的留日生。

當時在東京的一些女校，因中國女留學生迅速增多，還分別成立了中國女子留學生速成科和速成師范學堂，專門接受中國女子留學生。如創辦于1899年的實踐女學校從1901年起開始接收女留學生，次年，又有10余名中國女子就讀于該校，隨后，創辦者下田歌子便開設了清國女生部。其他如東亞女子學校、成女學校、東京女醫學校等也都接收了很多女子留學生。

一些日本教育家還親自來中國考察中國的教育情況，回國后積極促進日本改進對中國留學生的教育。如實踐女學校的創辦者下田歌子親自來到中國，與奉天、湖南、江西等省約定每年接受一定數量的女留學生，進入實踐女子學校師范科學習。

雖然女留學生們接受的主要還是封建教育，但畢竟女子留學為她們開辟了一條求學的途徑。如東亞女學校附屬中國女子留學生速成師范學堂，教授普通學科，培養女子師資。該學堂設有本科，修業年限為2年。另外，還設有兩個別科：音樂專修科和游戲體操專修科，修業年限為6個月，所學課程主要有修身、日語、教育、英語、數學、地理、歷史、家事、圖書、音樂、體操游戲等。在學習的過程中，一些西方近代先進思想不可阻擋地沖擊著中國女留學生們，使她們開闊眼界，拓寬思路，認識到女學的重要性和振興女子教育的必要性，進而推動她們創辦報刊雜志，撰寫文章，極力呼吁女學的重要意義。

(2)留日學生積極興辦女學。清末一些留日學生回國后，因不愿委身于清政府辦的新式學堂，紛紛創辦學校，其中有女子學校。1905年，楊白民在上海創辦了城東女學，該校始設小學，繼設幼稚園，師范專修科國文、算術專修科和音樂圖書專修科。留日學生周劍南回國后，變賣自己家的田產，于1905年在長沙創辦了周南女校，是為湖南第一所女子學校。就讀于實踐女學校的黃憲詁回國后創立了私立隱珠婦校。另外，1910年王季魯創辦了中國女子體操學校，這是我國第一所培養女子體育師資的學校。

留日學生興辦學校對清政府興辦學堂是一個極大的推動，對后來創辦資產階級性質的近代化學校積累了辦學經驗，提供了寶貴的借鑒和參照。在客觀上也就給中國教育近代化的發展方向、趨勢及具體圖景等作了一定的示范。

(3)女學的興起和日本女教習。自1907年《女子小學堂章程》和《女子師范學堂章程》頒布后，女子學校的建立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認可，并漸有女學校設立。但是，由于中國一向不提倡女子教育，清政府又規定男教師不能在女學校中任教，因此，女學開辦之初師資十分匱乏，一般是采取聘用外國女教習的辦法解決問題，其中主要以聘用日本女教習為主。據記載1909年前后，聘請日本女教習的學堂有：務本女學堂(上海)、四川女學堂(北京)、慧仙女學堂(北京)、內城女學傳習所(北京)、淑慎女學堂(北京)、南京女學堂、南京高等女學校、辨敏女學堂(南京)、安徽女師范學堂(安慶)、惠與女學校(杭州)、湖北女子師范學堂附屬小學堂(武昌)、成都女子師范學堂、廣學官立女子師范學堂(廣州)、奉天女子師范學堂、吉林女子師范學堂、福州女子職業學校、毓正女學堂(蒙古喀喇沁)等。可見當時日本女教習在中國分布相當廣泛。

根據日本外務省《清國聘本邦人名表》所載，1908年～1910年三年間，日本在華女教習為60人次。較為有名的如河原操子(她原在日本橫濱大同中學當教師，后經下田歌子推薦，先轉到上海務本女學堂，后任教于蒙古喀喇沁王府的毓正女學堂)、服部宇之吉夫人繁子、島居龍藏夫人君子等。她們所開課程不僅有日本語，還包括算術、體操、音樂、美術、手工、保姆養成等。日本女教習來華任教，對改變舊中國輕視女子教育的社會風氣起到了積極作用。她們開風氣之先，走進例屬中國男人占據的教育世界，為中國婦女做出了榜樣。

清末民初，中日兩國的教育交流全方位展開，對中國女子教育的近代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表現在：第一，在日本的影響之下，“賢妻良母”思想被確立為當時女子教育思想。1885年日本森有禮文相提出以“良妻賢母”為日本女子教育思想；而在中國，1897年梁啟超在《倡設女學堂啟》中的提法是“相夫教子”，雖然兩者意思相近，但是“良妻賢母”這一表述的目標意義更為明確、清楚。后來日本的“良妻賢母”被引進，并改為“賢妻良母”，成為當時的女子教育思想。第二，直接影響了近代中國女子教育學制體系的建立。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學制體系，無論是在形式、內容還是方法上，都與近代學制一樣有模仿日本的明顯痕跡。第三，影響了女子教育的模式，比如注重師范教育，注重女子操行和品德的培養，女子教育的目標以家庭為指向等。總之，起源于西方的建立于女權主義思想基礎之上的女子學校教育經日本“和魂洋才”的改造，形成了以“賢妻良母”為宗旨的女子教育思想，這種教育思想與中國儒家文化中的女子教育價值觀基本吻合，因而也易于為中國的統治者所接受。這使得封建教育領域中最后一個堡壘——女子教育在全方位學習日本的過程中終于被打開缺口，從此，中國女子教育走上了近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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