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范文10篇

一、社會公共權力組織形式中的天然成分與人為成分所占的比重。近代歐美思想家曾經提出了這樣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人類社會要建立一個好的政府，是靠機遇還是靠深思熟慮的選擇？政治制度是合理選擇和預先設計的結果，還是自然的產物？從人類社會的政治發展歷史來看，社會公共權力組織形式中天然的成份愈來愈少，而人為成份愈來愈多。在原始社會，人類仍處于蒙昧狀態，社會公共權力組織受天然的血緣關系支配，因而是完全自然的。隨著國家的產生，社會公共權力機構也變得復雜起來。奴隸社會尤其是封建社會，盛行的是君主制度，一方面建立了復雜的國家機器和官僚組織，同時卻保留了由血緣關系支配的世襲君主。而到了近代，實現“共和”，結束世襲的貴族制和君主制曾經成為資產階級革命的政治目標。資產階級在創建自己的國家的過程中，經過深思熟慮，精心設計了一整套政治制度。二、在國家治理中感情因素與非感情因素所起的作用。古希臘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就提出，在政治治理中非感情的法律優于有感情的人。盡管人們在制定制度和法律時是有偏好的，但被制定出來的法律畢竟是人類智慧的產物，而法律一旦產生，就是沒有感情的，對一切人都是不講情面的，不因統治人物的改變而改變，不因其好惡的改變而改變。在社會政治發展的歷史中，法律和制度也愈來愈復雜，到了近代，除了規范一般領域社會生活的普通法，還產生了規定國家的治理過程和國家管理活動的憲法，從功能上說，憲法之不同于普通法的特點就在于“舉國上下，同受其治”，無論何人，包括最高統治人物，都必須受憲法的約束和限制。

三、對政治參與的寬容程度。國家的產生結束了人類的蒙昧階段而進入文明社會，然而國家同時又成為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特殊力量。作為國家的統治者，是否允許更多的人參與國家的治理，從而更好地協調社會的各種不同的利益（包括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就直接體現了國家治理的文明程度。國家的治理愈開放，政治參與的范圍愈廣泛，國家也就愈能實現長治久安，統治者的統治也愈穩固。在封建社會，開明君主總是帶來盛世之治。近代產生的民主制度，在政治參與的廣泛度和對被統治者的寬容度上則超過了以往的任何制度。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形式、一種統治方式，其特征就在于允許甚至動員社會成員（包括被統治階級的人們）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過程，并對不同的政治主張給予了充分的寬容。隨著民主的發展，不僅統治階級而且被統治階級的成員都獲得了投票權。而政治的博弈過程也拋棄了封建專制制度下“非王即寇”的邏輯，實行了現代政黨政治。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看到，文明的政治必須是理性的政治。無論政治制度的設計，法律的制定和對政治參與的寬容，都需要理性的力量。文明政治的實現是需要理性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雙方都需要理性，通過緩和社會矛盾，抑制社會沖突，建立起雙方都能忍受、接受的社會秩序。值得強調的是：要實現文明政治，統治者必須首先文明起來。文明也意味著精湛的技藝、人道的手段、講道理的風格。而不文明的政治則意味著簡單低劣的治理藝術，非人道的、野蠻的治理手段，霸道而不講理的作風。

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最新發展，社會主義的政治理所當然地應該是一種文明的政治。亞里士多德在探討“至善”的統治時區分了為統治者的利益、既為統治者也為被統治者的利益、為了公共（全城邦）的利益這樣三種統治。但是，剝削階級的國家無論統治者多么開明，都不可能真正實現為公共利益的統治。在人類歷史上，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第一次在本質上實現了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統治，以人民的廣泛參與作為政治統治的基礎，以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國家協調社會全局利益的出發點，因而獲得了實現高度文明的政治的可能性。

實現社會主義的文明政治，必須依法治國。“依法治國”講的是治國，也就是說作為最高層次的管理的國家治理要依法。國家的管理雖然要以公共強制權力為后盾，但絕不能枉法濫行，而必須遵守法律。法治的要義就說的是政府要守法。首先，廣大人民群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根據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憲法和法律，并依照憲法和法律治理和管理國家、管理社會，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保證國家、各級政府、各級政府官員都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運用所賦予的權力，依法履行自己的職責。其次，依法治國也要求依照法律規范國家管理的博弈過程，即規范國家各種權力的謀取和行使過程,由人民依照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程序公開、有序地完成各項授權。

實現社會主義的文明政治，必須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他在這里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發展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落實憲法賦予公民的各項權利，調動廣大人民群眾政治參與的積極性。要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特別是要落實群眾對干部選拔任用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

摘要:我們可以把某種文明分析為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同時，按照社會存在形態的經濟、政治、文化這三種形式，我們可以把整個文明的構成分析為經濟文明、政治文明和文化。政治文明就是一定歷史階段上國家為協調和實現社會全局利益而進行的最高層次的管理活動所達到的水平，即國家治理形態及其達到的水平。人類社會的政治發展是一個不斷從低級到高級、從不文明的政治向文明政治發展的過程。實現社會主義的文明政治，必須吸收和借鑒歷史上的政治文明的成果。

關鍵詞：；政治文明；文明；民主

自從同志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這個命題以來，關于政治文明的探討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本文試圖就有關的幾個問題發表一些意見。

首先，政治文明的涵義究竟是什么，包括哪些內容？要說清楚這個問題，就得先弄清楚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明。政治學上的或者說科學意義上的“政治”，指的是在一定的經濟基礎條件下，人們為了協調和實現社會全局利益而謀取、組織和運用社會公共權力的活動以及在這種活動中形成的社會關系。自從人類社會有了國家以后，社會公共權力則表現為國家權力。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第一，國家權力是一切政治活動和政治關系的根本問題，任何問題如果沒有涉及到國家權力，就不算是政治問題，由某些一般社會機構進行的活動之所以成為政治問題，則必定是與國家權力機構發生了一定的關系。第二，國家所協調的是社會全局的利益，如果只是局部、部分的利益而且與社會全局利益沒有關系，則保留給社會的或民間的機構去處理和協調，譬如企業、行業、社區、村社、家族或家庭，但在社會或民間機構無力協調時國家保留最后的裁處權。第三，孫中山說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我們可以認為政治就是國家的管理。國家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國家的管理是特殊的管理。國家作為統治機器，國家管理以公共強制權力為后盾，管理的對象在主權范圍內無所不及，無所不至，因而不同于任何其他社會機構所從事的管理，人們似乎更愛用“治理”一詞來強調這種特殊性，這意味著政治是最高層次的社會管理活動。第四，政治又是圍繞國家管理和治理的博弈過程。不僅有統治者、執政者的活動，不僅是國家機構，廣大的社會成員作為各種利益的當事人也要關注和參與國家治理以及國家權力的謀取和運用的過程，只不過在不同的社會里，參與的形式大不相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簡言之，政治就是國家治理活動和人們圍繞國家權力結成的關系。

什么是文明呢？在語義上，作為名詞的“文明”，是指一定歷史階段上社會的存在形態及其發展所達到的水平，是人們在一定時間和一定空間所創造的一切物質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總和。因此，我們可以把某種文明分析為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物質文明是整個文明的基礎部分，表現為一個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生產力水平和生活方式也影響和造就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意識及其表達方式和交流方式（包括語言的、文字的、藝術的、哲學的、宗教的，等等），這些就構成了精神文明。而人們在生產和生活、表達和交流的過程中必然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建立一定的組織結構，這就是制度文明。那么，什么是政治文明呢？有人認為它是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制度保障的，這就把政治文明等同于制度文明了，在邏輯上顯然是有問題的。所謂制度，既有政治制度，也有經濟制度、社會制度，人們在生產和生活中所結成的社會關系和采用的勞動組織形式，這是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而所謂經濟就包括了生產力、生產關系、生活方式等等。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一經典表述說的是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同時也提出了社會存在形態的兩個方面。除了這兩個方面外還有另一個方面，這就是文化。經濟、政治、文化，其實是對社會存在形態的另一種三分法。文化具有更強的持續性、穩定性、滲透性，文化既滲入經濟，也滲入政治，可以通過許許多多細小的象征事物和細微的行為舉止表現出來，也更能映射出社會發展所達到的水平，因而有人把文化等同于文明，但它主要是用來特指人們所創造的精神財富，包括哲學、文學、藝術、科學、教育、民俗等，表明了人類對自然、對社會以及對自身的認識所達到的水平。于是，我們可以把整個文明的構成分析為經濟文明、政治文明和文化。根據以上所述，政治文明就是一定歷史階段上國家為協調和實現社會全局利益而進行的最高層次的管理活動所達到的水平，即國家治理形態及其達到的水平。

文明又是一個形容詞，意味著社會發展的較高形態、精神生活的較高境界、行為方式的較高修養、社會組織較為嚴密，等等。文明意味著先進、高雅，不文明則意味著落后、野蠻、蒙昧、粗野、粗俗等等。我們通常說要“講文明”，就是提倡精神更加高尚，語言更加文雅，行為更有修養。而就社會發展而言，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從野蠻到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歷程的基本線索。

一、社會公共權力組織形式中的天然成分與人為成分所占的比重

近代歐美思想家曾經提出了這樣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人類社會要建立一個好的政府，是靠機遇還是靠深思熟慮的選擇？政治制度是合理選擇和預先設計的結果，還是自然的產物？從人類社會的政治發展歷史來看，社會公共權力組織形式中天然的成份愈來愈少，而人為成份愈來愈多。在原始社會，人類仍處于蒙昧狀態，社會公共權力組織受天然的血緣關系支配，因而是完全自然的。隨著國家的產生，社會公共權力機構也變得復雜起來。奴隸社會尤其是封建社會，盛行的是君主制度，一方面建立了復雜的國家機器和官僚組織，同時卻保留了由血緣關系支配的世襲君主。而到了近代，實現“共和”,結束世襲的貴族制和君主制曾經成為資產階級革命的政治目標。資產階級在創建自己的國家的過程中，經過深思熟慮，精心設計了一整套政治制度。

二、在國家治理中感情因素與非感情因素所起的作用

古希臘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就提出，在政治治理中非感情的法律優于有感情的人。盡管人們在制定制度和法律時是有偏好的，但被制定出來的法律畢竟是人類智慧的產物，而法律一旦產生，就是沒有感情的，對一切人都是不講情面的，不因統治人物的改變而改變，不因其好惡的改變而改變。在社會政治發展的歷史中，法律和制度也愈來愈復雜，到了近代，除了規范一般領域社會生活的普通法，還產生了規定國家的治理過程和國家管理活動的憲法，從功能上說，憲法之不同于普通法的特點就在于“舉國上下，同受其治”,無論何人，包括最高統治人物，都必須受憲法的約束和限制。

三、對政治參與的寬容程度

國家的產生結束了人類的蒙昧階段而進入文明社會，然而國家同時又成為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特殊力量。作為國家的統治者，是否允許更多的人參與國家的治理，從而更好地協調社會的各種不同的利益（包括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就直接體現了國家治理的文明程度。國家的治理愈開放，政治參與的范圍愈廣泛，國家也就愈能實現長治久安，統治者的統治也愈穩固。在封建社會，開明君主總是帶來盛世之治。近代產生的民主制度，在政治參與的廣泛度和對被統治者的寬容度上則超過了以往的任何制度。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形式、一種統治方式，其特征就在于允許甚至動員社會成員（包括被統治階級的人們）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過程，并對不同的政治主張給予了充分的寬容。隨著民主的發展，不僅統治階級而且被統治階級的成員都獲得了投票權。而政治的博弈過程也拋棄了封建專制制度下“非王即寇”的邏輯，實行了現代政黨政治。

做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同志在中央紀委第二次全會上指出，做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既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又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切入點。這一論述從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高度，深刻闡明了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對于深入推進新世紀新階段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作為黨和國家的重要工作，在堅持和維護黨的領導、促進人民當家作主和推進依法治國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具有決定性意義。

深入有效地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有利于維護黨的領導，保證權力的正確行使，捍衛黨的性質和宗旨。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前提。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區別于其他一切剝削階級政黨的根本點，就是通過具體的執政行為最大程度地實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最大限度地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牢牢地把握“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以堅持和維護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為己任，教育廣大黨員干部要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嚴厲懲治各種違紀違法行為，不斷完善權力制約和監督機制，切實地實現、發展和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保證廣大黨員干部廉潔從政，勤政為民。

深入有效地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有利于發展黨內民主，加強黨內監督，對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促進人民當家作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是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根本原則和黨的群眾路線在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中的具體體現。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發展黨內民主，開展黨內監督。通過發展黨內民主，促進人民民主的發展，進一步擴大基層民主，拓寬群眾監督渠道，夯實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基礎。通過改革和完善辦事公開、事前政務聽證和咨詢、民主評議、信訪舉報等制度，落實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豐富群眾監督的形式和途徑，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促進人民當家作主。

深入有效地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有利于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推進黨和國家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推動依法治國。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實施依法治國是社會政治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內在要求。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必須大力加強廉政法制化建設。這是近些年來反腐倡廉工作取得的一個寶貴經驗。經過10多年的努力，廉政法制建設作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加強廉政立法，健全和完善廉政法律和制度，已經取得了明顯的進展。第一，初步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行為規范，有力地促進了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法廉潔從政；第二，初步以法規的形式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方針政策、職責權限、組織協調、工作程序以及執紀執法的政策標準等確定下來，使反腐倡廉工作做到了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保證了依法治腐。這些都是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重要舉措，將有力地推進黨和國家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推動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實施。

摘要：雖然和其他一些經典作家一樣并未正式使用過政治文明概念，但以他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創立的人民民主理論包含了豐富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思想。他們創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及運行機制，奠定了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發展的制度基礎。他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睿智思考，為我國新時期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及其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關鍵詞：；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堅持和發展人民民主長期實踐的必然結論，也是新時期實現黨的領導、人民民主與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必然要求。雖然沒有明確使用過“政治文明”的概念，但他關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理論與黨和人民對這一理論的初步實踐，為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和發展搭建了基本框架，并指明了發展路徑。

一、創立人民民主理論，揭示和充實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基本內涵

政治文明是人類社會政治發展進步狀態的重要標志，其實質是政治民主。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確指出，在階級社會，民主首先是一種國家制度，民主是具有階級性的。他們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應采取“議政合一”的形式，并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另一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視文明為一種社會品質，指出在階級對抗、國家統治的時代，“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在他們看來，人類文明史上依次出現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文明。資產階級文明是以征服自然力為前提的，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而以社會主義革命為開端的共產主義文明，則是對以階級對抗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舊文明”的超越。它使社會占有生產資料，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和自己的社會結合的、自覺的、真正的主人，從而結束了資產階級的“文明時代”，開始了真正的人類文明史。列寧把社會主義文明也看作“一種國家形態”，認為社會主義民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要作為國家形態繼續存在。他在對改革和完善蘇維埃民主制度問題進行理論思考后指出，社會主義民主是絕大多數人享有的新型民主，是人民群眾“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參與一切國家事務”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政治價值所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任務和內在要求。

在繼承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或社會主義民主思想基本內涵的基礎上，結合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目標。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了以“國家民主化”、建設“民主制度”和實現政治“自由”為目標導向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強調新民主主義的民主政治要由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領導。新中國建立后，他更把政治民主化目標表述為“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把民主與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實踐統一起來，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民主政治思想的新超越。

一、政治意識文明之魂——“有容”

政治意識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觀念形態。政治意識是一個包括政治意識形態、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道德在內的人類政治意識系統。政治意識文明就是上述政治意識不同層面的進步狀態。從構成要素來說，政治意識文明包括文明的政治意識形態、文明的政治心理、文明的政治思想和文明的政治道德。從價值取向來說，政治意識文明則是包括公平、公正、正義、理性、權利、義務、責任、自由、自主、平等、博愛、民主、法治等難以一一列舉的進步的政治理念。

政治意識文明總是一定社會存在的反映，因而必然地要受到社會存在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社會存在的變遷推動著政治意識文明的發展。因此，研究政治意識文明不能脫離現實社會條件。羅素說過：“政治理想必須根植于個人的生活理想。政治學的目標就是要使個人的生活達到最優。政治家所考慮的應當是各式各樣具體的人——男人、婦女、兒童——而不是別的或凌駕其上的什么東西，因為正是這些人構成了這個世界。使每一個人都能獲得最大的利益——政治學的使命就是按照這個原則來調整人們之間的關系。”[2](p381)

就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有必要弘揚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意識，同時也要盡快提高公民的自主意識。恩格斯說過：社會主義使“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3](p441)。列寧也特別強調群眾的自覺性是國家力量的表現，他說：“一個國家的力量在于群眾的覺悟。只有當群眾知道一切，能判斷一切，并且自覺地從事一切的時候，國家才有力量。”[4](p234)

就目前我國來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從根本上說是有利于政治意識文明發展的。1996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指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強人們的自主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制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進一步發揮出來。”

政治意識文明是社會經濟基礎的產物，我們不能脫離經濟基礎來談政治意識文明，但同時也不能忽視政治意識文明的獨立作用。實際上，在人類文明的每一個發展階段——從古希臘、羅馬，到基督教時代，直至現代的信息時代，其中每一種文明都有自己的時代意識，而且這種時代意識制約著整個文明的發展。正如丹尼爾·貝爾所言：“總之，在每一時期，在每一文化階段，這種單一的‘內在精神’都制約著從道德、藝術、政治體制到哲學的全部形式。”[5](p55)

一

正如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不能自發地建成一樣，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作為一種發達的現代制度文明，也不會自發地建成。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這是由于封建專制統治的深重影響，由于民主政治實踐還經歷較短，使得政治領域還存在著不少漏洞和弊端。毫無疑問，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一定要把現代資本主義政治文明作為參照系，同時我們又要越過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直接開創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新紀元。

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同時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決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按其層次來劃分，可以分為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具體政治制度和政治運行體制，它們的有機結合與協調運行，構成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內在結構。我們要始終堅持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在此層面上，決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須堅定不移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發展之路。然而，這并不排斥在具體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層面上，借鑒西方國家政治文明建設行之有效的成功經驗，因為這其中包含著人類共同創造的價值成果。事實上，我們不僅僅是要注重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特殊性，還要關注人類政治文明成果的一般性。而且，隨著我國與國際交往和合作的進一步加強，需要全方位的和國際接軌，也要比照發達國家政治文明的一些符合國際慣例的做法，作出我們相應的調整和完善。

在不發達國家搞社會主義，如何處理同資本主義的關系是一個大問題。列寧當年頭腦十分清醒，極力主張蘇維埃政權和管理組織要同資本主義最進步的東西相結合。他還指出：“我們不能設想，除了以龐大的資本主義文化所獲得的一切經驗為基礎的社會主義以外，還有別的什么社會主義。”（注：《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頁。）事實證明，通過大膽借鑒和吸收資本主義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是加快發展的一條必由之路。那么，資本主義文明的優秀成果包括不包括政治文明的成果？答案無疑是肯定的。在實踐中我們看到世界上有不少政黨，在長期的執政中積累了豐富的治黨治國經驗。其中作為政治體制和政治運行機制的這部分經驗既不姓“資”，也不姓“社”，是可以為我所用的（例如民主共和制）。民主作為一種與封建專制相對立的政治制度，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這些要素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共同具有的。認為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是完全絕緣的，這是非歷史的、虛無主義的態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資本主義民主經過幾百年的演變和發展，創造了一整套現代民主運行機制和操作程序，其中有許多思想和形式，顯示了人類的智慧，值得我們參考和借鑒，還有益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實際上，等領導人早在建國不久就多次闡明過不同政黨和政治制度之間可以相互借鑒、取長補短。認為斯大林破壞法制的現象，在英美等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資產階級的某些制度也可以參考”，“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這能使我們從不同方面來發現問題”在50年代中期，又明確提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注：《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頁。）這體現了我黨在對待人類文明有益成果這個問題上的唯物辯證態度。

政治文明和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一樣是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就其標準來說既是相對的又是絕對的。其發展既是不斷前進的又是曲折反復的。一般意義上的文明就是指人們行為的合理性。而政治文明則應該是人們合理地對待政治生活或者說在政治生活方面人們行為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一個社會中只是少數人的行為具有合理性那還不能構成一種文明。

只有社會上的多數人的行為都具有合理性時才能構成一種文明。因而政治文明應該是在社會文化中體現出的、社會上多數人對待政治生活的合理性傾向。

由于政治領域總是以權威的存在為前提的因此政治文明首先就表現為權威產生和運行的合理性。而這種合理性的標準在古代和近現代社會中是存在巨大差別的。在古代權威的合理性存在于人與神的關系之中。人們認為政治權威的產生只有被解釋成神的意志的產物才是合理的否則就是不合理的。而權威一旦產生之后由其親子不斷地繼承下去就是合理的而如果有誰篡奪了繼承權則是不合理的。

這種認識在社會文化中沉淀了下來就構成在權威產生問題上的古代政治文明。而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則認為只有按照人民主權原則采取平等的普遍的選舉形式產生的權威才具有合理性。同樣這種認識在現代文化中沉淀了下來也就構成在權威產生問題上的現代政治文明。如果有人在現代社會中仍然主張運用古代的方法來產生權威就會被認為是不合理的因而是不文明的。就會遭到受現代文化熏陶的人們的抵制和反對。

政治文明表現的第二個方面是政治權威的政治行為的合理性。這就是政治權威的政治行為的被約束性。如果政治權威可以為所欲為而不受任何約束那在任何時代都不能稱之為政治文明。只有政治權威的政治行為能夠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而使之不能為所欲為的時候才是合理的才能算作政治文明。對于現代政治文明來說約束政治權威的因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法包括憲法和其他法律;二是制度包括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有形的制度和無形的制度(習慣、慣例、輿論);三是程序這些程序一方面包括在法律和制度中另一方面也表現為一系列的專門程序。例如各種議事的程序、選舉和表決的程序、權力運行的程序、信息傳送、處理與反饋的程序等等。受法的制約特別是受憲法的制約是對現代社會政治權威的政治行為合理性的基本要求。也就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因為它可以杜絕權力運行中的隨意性。這就要求建立現代憲政制度并且使憲法的權威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是一個逐漸實現法治的過程。所以一個國家實現法治的狀況是衡量其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

政治權威的政治行為也要遵守各種制度這樣才能使政治權威的政治行為規范化。

摘要:我們可以把某種文明分析為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同時，按照社會存在形態的經濟、政治、文化這三種形式，我們可以把整個文明的構成分析為經濟文明、政治文明和文化。政治文明就是一定歷史階段上國家為協調和實現社會全局利益而進行的最高層次的管理活動所達到的水平，即國家治理形態及其達到的水平。人類社會的政治發展是一個不斷從低級到高級、從不文明的政治向文明政治發展的過程。實現社會主義的文明政治，必須吸收和借鑒歷史上的政治文明的成果。

關鍵詞：；政治文明；文明；民主

自從同志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這個命題以來，關于政治文明的探討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本文試圖就有關的幾個問題發表一些意見。

首先，政治文明的涵義究竟是什么，包括哪些內容？要說清楚這個問題，就得先弄清楚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明。政治學上的或者說科學意義上的“政治”，指的是在一定的經濟基礎條件下，人們為了協調和實現社會全局利益而謀取、組織和運用社會公共權力的活動以及在這種活動中形成的社會關系。自從人類社會有了國家以后，社會公共權力則表現為國家權力。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第一，國家權力是一切政治活動和政治關系的根本問題，任何問題如果沒有涉及到國家權力，就不算是政治問題，由某些一般社會機構進行的活動之所以成為政治問題，則必定是與國家權力機構發生了一定的關系。第二，國家所協調的是社會全局的利益，如果只是局部、部分的利益而且與社會全局利益沒有關系，則保留給社會的或民間的機構去處理和協調，譬如企業、行業、社區、村社、家族或家庭，但在社會或民間機構無力協調時國家保留最后的裁處權。第三，孫中山說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我們可以認為政治就是國家的管理。國家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國家的管理是特殊的管理。國家作為統治機器，國家管理以公共強制權力為后盾，管理的對象在主權范圍內無所不及，無所不至，因而不同于任何其他社會機構所從事的管理，人們似乎更愛用“治理”一詞來強調這種特殊性，這意味著政治是最高層次的社會管理活動。第四，政治又是圍繞國家管理和治理的博弈過程。不僅有統治者、執政者的活動，不僅是國家機構，廣大的社會成員作為各種利益的當事人也要關注和參與國家治理以及國家權力的謀取和運用的過程，只不過在不同的社會里，參與的形式大不相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簡言之，政治就是國家治理活動和人們圍繞國家權力結成的關系。

什么是文明呢？在語義上，作為名詞的“文明”，是指一定歷史階段上社會的存在形態及其發展所達到的水平，是人們在一定時間和一定空間所創造的一切物質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總和。因此，我們可以把某種文明分析為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物質文明是整個文明的基礎部分，表現為一個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生產力水平和生活方式也影響和造就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意識及其表達方式和交流方式（包括語言的、文字的、藝術的、哲學的、宗教的，等等），這些就構成了精神文明。而人們在生產和生活、表達和交流的過程中必然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建立一定的組織結構，這就是制度文明。那么，什么是政治文明呢？有人認為它是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制度保障的，這就把政治文明等同于制度文明了，在邏輯上顯然是有問題的。所謂制度，既有政治制度，也有經濟制度、社會制度，人們在生產和生活中所結成的社會關系和采用的勞動組織形式，這是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而所謂經濟就包括了生產力、生產關系、生活方式等等。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一經典表述說的是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同時也提出了社會存在形態的兩個方面。除了這兩個方面外還有另一個方面，這就是文化。經濟、政治、文化，其實是對社會存在形態的另一種三分法。文化具有更強的持續性、穩定性、滲透性，文化既滲入經濟，也滲入政治，可以通過許許多多細小的象征事物和細微的行為舉止表現出來，也更能映射出社會發展所達到的水平，因而有人把文化等同于文明，但它主要是用來特指人們所創造的精神財富，包括哲學、文學、藝術、科學、教育、民俗等，表明了人類對自然、對社會以及對自身的認識所達到的水平。于是，我們可以把整個文明的構成分析為經濟文明、政治文明和文化。根據以上所述，政治文明就是一定歷史階段上國家為協調和實現社會全局利益而進行的最高層次的管理活動所達到的水平，即國家治理形態及其達到的水平。

文明又是一個形容詞，意味著社會發展的較高形態、精神生活的較高境界、行為方式的較高修養、社會組織較為嚴密，等等。文明意味著先進、高雅，不文明則意味著落后、野蠻、蒙昧、粗野、粗俗等等。我們通常說要“講文明”，就是提倡精神更加高尚，語言更加文雅，行為更有修養。而就社會發展而言，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從野蠻到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歷程的基本線索。

摘要：我們可以把某種文明分析為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同時，按照社會存在形態的經濟、政治、文化這三種形式，我們可以把整個文明的構成分析為經濟文明、政治文明和文化。政治文明就是一定歷史階段上國家為協調和實現社會全局利益而進行的最高層次的管理活動所達到的水平，即國家治理形態及其達到的水平。人類社會的政治發展是一個不斷從低級到高級、從不文明的政治向文明政治發展的過程。實現社會主義的文明政治，必須吸收和借鑒歷史上的政治文明的成果。關鍵詞：；政治文明；文明；民主

自從同志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這個命題以來，關于政治文明的探討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本文試圖就有關的幾個問題發表一些意見。首先，政治文明的涵義究竟是什么，包括哪些內容？要說清楚這個問題，就得先弄清楚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明。政治學上的或者說科學意義上的“政治”，指的是在一定的經濟基礎條件下，人們為了協調和實現社會全局利益而謀取、組織和運用社會公共權力的活動以及在這種活動中形成的社會關系。自從人類社會有了國家以后，社會公共權力則表現為國家權力。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第一，國家權力是一切政治活動和政治關系的根本問題，任何問題如果沒有涉及到國家權力，就不算是政治問題，由某些一般社會機構進行的活動之所以成為政治問題，則必定是與國家權力機構發生了一定的關系。第二，國家所協調的是社會全局的利益，如果只是局部、部分的利益而且與社會全局利益沒有關系，則保留給社會的或民間的機構去處理和協調，譬如企業、行業、社區、村社、家族或家庭，但在社會或民間機構無力協調時國家保留最后的裁處權。第三，孫中山說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我們可以認為政治就是國家的管理。國家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國家的管理是特殊的管理。國家作為統治機器，國家管理以公共強制權力為后盾，管理的對象在主權范圍內無所不及，無所不至，因而不同于任何其他社會機構所從事的管理，人們似乎更愛用“治理”一詞來強調這種特殊性，這意味著政治是最高層次的社會管理活動。第四，政治又是圍繞國家管理和治理的博弈過程。不僅有統治者、執政者的活動，不僅是國家機構，廣大的社會成員作為各種利益的當事人也要關注和參與國家治理以及國家權力的謀取和運用的過程，只不過在不同的社會里，參與的形式大不相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簡言之，政治就是國家治理活動和人們圍繞國家權力結成的關系。什么是文明呢？在語義上，作為名詞的“文明”，是指一定歷史階段上社會的存在形態及其發展所達到的水平，是人們在一定時間和一定空間所創造的一切物質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總和。因此，我們可以把某種文明分析為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物質文明是整個文明的基礎部分，表現為一個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生產力水平和生活方式也影響和造就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意識及其表達方式和交流方式（包括語言的、文字的、藝術的、哲學的、宗教的，等等），這些就構成了精神文明。而人們在生產和生活、表達和交流的過程中必然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建立一定的組織結構，這就是制度文明。那么，什么是政治文明呢？有人認為它是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制度保障的，這就把政治文明等同于制度文明了，在邏輯上顯然是有問題的。所謂制度，既有政治制度，也有經濟制度、社會制度，人們在生產和生活中所結成的社會關系和采用的勞動組織形式，這是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而所謂經濟就包括了生產力、生產關系、生活方式等等。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一經典表述說的是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同時也提出了社會存在形態的兩個方面。除了這兩個方面外還有另一個方面，這就是文化。經濟、政治、文化，其實是對社會存在形態的另一種三分法。文化具有更強的持續性、穩定性、滲透性，文化既滲入經濟，也滲入政治，可以通過許許多多細小的象征事物和細微的行為舉止表現出來，也更能映射出社會發展所達到的水平，因而有人把文化等同于文明，但它主要是用來特指人們所創造的精神財富，包括哲學、文學、藝術、科學、教育、民俗等，表明了人類對自然、對社會以及對自身的認識所達到的水平。于是，我們可以把整個文明的構成分析為經濟文明、政治文明和文化。根據以上所述，政治文明就是一定歷史階段上國家為協調和實現社會全局利益而進行的最高層次的管理活動所達到的水平，即國家治理形態及其達到的水平。文明又是一個形容詞，意味著社會發展的較高形態、精神生活的較高境界、行為方式的較高修養、社會組織較為嚴密，等等。文明意味著先進、高雅，不文明則意味著落后、野蠻、蒙昧、粗野、粗俗等等。我們通常說要“講文明”，就是提倡精神更加高尚，語言更加文雅，行為更有修養。而就社會發展而言，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從野蠻到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歷程的基本線索。同樣，政治也有文明的和不文明的。人類社會的政治發展也是一個不斷從低級到高級、從不文明的政治向文明政治發展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政治文明也是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所達到的文明程度和國家治理的先進水平的描述和概括。政治的文明程度和國家的治理水平表現在哪些方面呢？我們可以順著以下幾個方面來考察：

一、社會公共權力組織形式中的天然成分與人為成分所占的比重。近代歐美思想家曾經提出了這樣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人類社會要建立一個好的政府，是靠機遇還是靠深思熟慮的選擇？政治制度是合理選擇和預先設計的結果，還是自然的產物？從人類社會的政治發展歷史來看，社會公共權力組織形式中天然的成份愈來愈少，而人為成份愈來愈多。在原始社會，人類仍處于蒙昧狀態，社會公共權力組織受天然的血緣關系支配，因而是完全自然的。隨著國家的產生，社會公共權力機構也變得復雜起來。奴隸社會尤其是封建社會，盛行的是君主制度，一方面建立了復雜的國家機器和官僚組織，同時卻保留了由血緣關系支配的世襲君主。而到了近代，實現“共和”，結束世襲的貴族制和君主制曾經成為資產階級革命的政治目標。資產階級在創建自己的國家的過程中，經過深思熟慮，精心設計了一整套政治制度。二、在國家治理中感情因素與非感情因素所起的作用。古希臘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就提出，在政治治理中非感情的法律優于有感情的人。盡管人們在制定制度和法律時是有偏好的，但被制定出來的法律畢竟是人類智慧的產物，而法律一旦產生，就是沒有感情的，對一切人都是不講情面的，不因統治人物的改變而改變，不因其好惡的改變而改變。在社會政治發展的歷史中，法律和制度也愈來愈復雜，到了近代，除了規范一般領域社會生活的普通法，還產生了規定國家的治理過程和國家管理活動的憲法，從功能上說，憲法之不同于普通法的特點就在于“舉國上下，同受其治”，無論何人，包括最高統治人物，都必須受憲法的約束和限制。三、對政治參與的寬容程度。國家的產生結束了人類的蒙昧階段而進入文明社會，然而國家同時又成為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特殊力量。作為國家的統治者，是否允許更多的人參與國家的治理，從而更好地協調社會的各種不同的利益（包括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就直接體現了國家治理的文明程度。國家的治理愈開放，政治參與的范圍愈廣泛，國家也就愈能實現長治久安，統治者的統治也愈穩固。在封建社會，開明君主總是帶來盛世之治。近代產生的民主制度，在政治參與的廣泛度和對被統治者的寬容度上則超過了以往的任何制度。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形式、一種統治方式，其特征就在于允許甚至動員社會成員（包括被統治階級的人們）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過程，并對不同的政治主張給予了充分的寬容。隨著民主的發展，不僅統治階級而且被統治階級的成員都獲得了投票權。而政治的博弈過程也拋棄了封建專制制度下“非王即寇”的邏輯，實行了現代政黨政治。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看到，文明的政治必須是理性的政治。無論政治制度的設計，法律的制定和對政治參與的寬容，都需要理性的力量。文明政治的實現是需要理性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雙方都需要理性，通過緩和社會矛盾，抑制社會沖突，建立起雙方都能忍受、接受的社會秩序。值得強調的是：要實現文明政治，統治者必須首先文明起來。文明也意味著精湛的技藝、人道的手段、講道理的風格。而不文明的政治則意味著簡單低劣的治理藝術，非人道的、野蠻的治理手段，霸道而不講理的作風。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最新發展，社會主義的政治理所當然地應該是一種文明的政治。亞里士多德在探討“至善”的統治時區分了為統治者的利益、既為統治者也為被統治者的利益、為了公共（全城邦）的利益這樣三種統治。但是，剝削階級的國家無論統治者多么開明，都不可能真正實現為公共利益的統治。在人類歷史上，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第一次在本質上實現了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統治，以人民的廣泛參與作為政治統治的基礎，以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國家協調社會全局利益的出發點，因而獲得了實現高度文明的政治的可能性。實現社會主義的文明政治，必須依法治國。“依法治國”講的是治國，也就是說作為最高層次的管理的國家治理要依法。國家的管理雖然要以公共強制權力為后盾，但絕不能枉法濫行，而必須遵守法律。法治的要義就說的是政府要守法。首先，廣大人民群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根據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憲法和法律，并依照憲法和法律治理和管理國家、管理社會，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保證國家、各級政府、各級政府官員都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運用所賦予的權力，依法履行自己的職責。其次，依法治國也要求依照法律規范國家管理的博弈過程，即規范國家各種權力的謀取和行使過程,由人民依照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程序公開、有序地完成各項授權。

實現社會主義的文明政治，必須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他在這里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發展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落實憲法賦予公民的各項權利，調動廣大人民群眾政治參與的積極性。要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特別是要落實群眾對干部選拔任用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

實現社會主義的文明政治，必須發展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如果沒有民主政治觀念的普及，沒有法治觀念的普及，即使制定了好的憲法和法律，也可能變成一紙空文。民主和法治，都是需要學習的，官員也好，百姓也好，都需要學會怎樣在民主制度和法治社會里生活。學會怎樣運用自己的民主權利，怎樣與持不同意見的人們相處，怎樣合法地取得和行使權力，等等。因此，我們必須重視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建設，開展一場現代政治文明的啟蒙。為此，有必要在全民中尤其是各級干部、各級官員中進一步進行反封建的教育，肅清歷史上的封建專制統治的遺毒，普及文明政治的理念。實現社會主義的文明政治，必須吸收和借鑒歷史上的政治文明的成果。任何國家的政治文明，同樣都是人類文明共同財富的組成部分，都是可以相互學習，相互吸收的。但是，過去我們很重視學習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也可以學習他們的經濟管理方式，卻往往不敢或不愿意提出學習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國家治理方式，不愿意承認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文明中也有優秀的東西。其實，作為我國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就是通過俄國的蘇維埃制度而學習了歐美國家的議會制度，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俄國的蘇維埃制度、西方國家的議會制度都是一種代議制度，在建立代議機構這一點上都是相通的。近代以來，一度落后了的中國人是向西方學習了許多東西的，沒有這種學習，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都不可能有今天的發展。文明一詞就曾用來專指具有歐美現代色彩的事物、行為和習慣，意味著向西方學來的東西，如文明戲（話劇）、文明結婚（西式的或在教堂舉行的婚禮）、文明棍（歐式拐杖）等等。不過，這些東西有的存活下來并且發展了，如話劇；有的經過了改造而留存下來，如文明結婚；有的卻只是時髦過一段時間后就漸漸被遺忘了，如文明棍。所以，只要我們大膽地、開放地吸收和借鑒發達國家的政治文明中屬于人類文明共同財富的東西，又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立足于中國的國情，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文明建設，中國的政治文明必將再次成為一棵參天大樹，笑傲于人類政治文明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