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體制改革范文10篇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拓展和深化已客觀地將政治體制改革提升到了應有的高度，但由于政治體制改革涉及著權力關系、政治利益的再調整，關系著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升降，因此，改革中出現的扭曲和失范相比于經濟體制改革有可能還要劇烈。政治體制改革中的政治控制已具備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戰略意義。

一、政治體制改革中的失控效應

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政治體制改革是新舊政治因素彼此消長的過程。它既扼制和摒除舊的政治體系及其運行方式，又必須扶植和構建新的政治體系及其運行方式。并且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新舊兩種政治體制并存的時間將很長，當一種舊的政治體制逐漸退出政治領域而新的體制沒能及時補位時，很可能導致政治體制改革的失控。

1.政治體制的民主化取向有可能弱化對原有政治權威的社會認同感。

政治體制改革的取向是民主化。民主化的發展使公民的民主意識得到強化，對政治民主的社會期望值大大提高。社會成員開始用一種新的價值觀念來判斷和要求政府官員和其它公職人員。他們要求社會公正和正義，厭惡官僚主義、效率低下、以權謀私、裙帶關系、濫用權力、玩忽職守，要求進行大幅度的通常超過社會承受力的政治改革。如果政府機構不能及時通過內在機制醫治自身的弊端，不能對其人員的腐敗行為進行有效制裁，那幺政府的威信就會下降。但是，傳統政治體制所具有的頑痼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被全部消除。由此形成社會期望和社會滿足之間的較大反差，潛在地包容著政治不穩定因素。

2.政治體制改革的民主化進程所激發的利益表達愿望和不完善的利益表達渠道之間構成了現實矛盾。民主政治的發展形成民主的氛圍，這必然會引發社會成員利益表達的強烈愿望。絕大多數人希望政府能關注并幫助實現他們的利益，但是這種愿望的實現往往會受到利益表達途徑不完善和利益協調機構不健全的限制。如果民主制度不健全，人民不能正常地表達自己的利益，就會造成對政治穩定的沖擊。

長期以來在我們的理論研究中充斥著“應然”的方法。人們在研究某方面的問題時，先是懷著某種愿望，然后從某些原則出發去推論出為了實現愿望應該如何如何的一系列結論，并以為這樣就達到了研究的目的，而不管實際上情況如何。但是實際的情況往往是按照“不應該”的方向發展的，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理論與實踐的嚴重矛盾。面對這種矛盾，從應然出發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把應該如何如何的結論變成空洞的說教，表面上可以說得頭頭是道，但對實際問題根本不起作用；一種是就問題解決問題，而把應該如何的結論丟在一邊不管。顯然，這兩種辦法都不能解決“應然”的方法所造成的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形成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結果。這就極大地敗壞了理論的名聲。我這里不想分析人們之所以陷入這種教條主義研究方法的原因，我想，原因可能是很復雜的、多方面的，分析這些不是我這篇文章的任務。在這里只要提出問題就可以了。總之，這種研究方法的特點就是或者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中拿來幾條原則，加以推論和演繹，得出某些結論，指出在某個問題上應該如何如何；或者從西方某些學說中搬來幾條原則，加以推理和演繹，得出另一些結論，指出應該如何如何，等等。例如關于民主問題的研究就是如此。人們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搬來關于民主的階級性原則和關于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的原則，推論出社會主義民主優于資產階級民主的結論。由于我國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我國所實行的民主也是優于資產階級民主的最高類型的民主。由于從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中引申出多數人對少數人統治的概念，從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因此可以進一步推論出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結論。因此，一切權力應該屬于人民，人民的代表機構應該是最高權力機關。因此各級領導者都應該是人民的公仆。為了使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社會主義民主就應該制度化、法律化；就應該建立各種參政制度和監督制度；領導干部就應該樹立民主的作風。為了提高人民當家作主的水平，就應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質，等等。所有這些應該如何如何，聽起來都是很好的，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一定的規律。但是如何去實現這些“應該”，特別是如何解決在現實中發生的與之相反的一系列“不應該”的情況，這種研究方法就無能為力了。

“應然”的方法在對西方民主的研究中也存在著同樣的缺陷。他們也是從西方政治思想中搬出一些原則來推論出一系列的應該如何如何，而對于西方民主的發展中，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在推動著這一歷史進程的發展并造成當今西方國家民主發展的現狀的，“應然”的研究方法也是無能為力的。

為了推動和預見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的實際發展，我認為應該提倡和強調“實然”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要求：1.首先要弄清所要研究的問題的各方面的現實狀況到底是怎樣的；2.探討這種現實的狀況是怎樣造成的？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在造成目前狀況的過程中每一種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如何？這些因素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其相互作用的過程是怎樣的？3.再進一步就是要研究這些因素是怎樣產生的？它們產生的各種具體的條件和背景如何？4.在實踐的進一步發展中，這些因素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又會發生什么變化？人們可以和應該如何影響這些因素的狀況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狀況，并通過這種影響來達到人們的某種目的？5.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綜合，概括出一些理論上的結論，揭示出一些規律來。

這樣一種研究方法顯然和“應然”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它并非就事論事。它不但需要理論指導，而且還需要有駕馭和運用各種理論的高超的能力，并通過研究而概括出一些真正的理論來。這種研究還要吸收“應然”研究中的某些積極的成果，以使研究能和實現人們的一定目標結合起來。

進行“實然”的研究，第一步就是要如實地、正確地描述現實的狀況。這個問題看起來容易，做起來卻是很難的。它不僅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和洞察力，而且還要有很大的勇氣。現實雖然是每個人都生活在其中，因而每個人都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的，但是人們對現實事物的觀察從來就要受到觀察工具的影響，而在觀察工具背后則又有某些理論在支持著它。這方面在社會科學中尤其如此。因此，若沒有一定的理論作為分析框架，要想如實地、正確地描述現實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對現實的描述往往又可能觸犯人們某種既成觀念，特別是這種觀念背后的利益，因而帶來政治風險。這就需要人們有相當的勇氣。從以上兩方面即可看出，要想如實地描述現實的狀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了這一步，我們就為“實然”的研究打下了一個好的基礎。再進一步分析各種影響因素和這些因素可能的發展狀況，也就比較容易了。

所以，如實地、正確地描述現實乃是一項最重要的工作，特別是當我們要揭示現實的運行機制時，更是如此。為了要很好地做到這一點，關鍵是要有一個適宜的理論分析框架。這一框架的宏觀層次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已為我們準備好了的，這就是唯物辯證法。它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觀點就是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之中不斷地向前發展的。這種發展的過程經歷著從量的變化到質的變化，而且循著螺旋形的路線曲折前進的。這種發展的軌跡是由各種力量相互作用的合力表現出來的。這種發展的動力是事物內在矛盾的對立和統一。這就是我們進行“實然”分析在宏觀上的理論指導。但是，用宏觀的理論直接地分析各種具體的現實事物還不行，因為它太抽象。由于太抽象，在分析具體問題時每個人都會有不同于別人的個人的理解，其結果往往陷入片面的和錯誤的認識。例如長期以來，人們把哲學上的對立統一規律直接用于分析具體事物，把哲學上的矛盾的斗爭和矛盾的統一簡單地等同于現實生活中具體事物中的斗爭和統一。于是便片面地強調事物的斗爭性，到處人為地設置對立面，用所謂的兩分法去對待一切復雜的事物。其結果便造成長期的人與人之間的分裂和對立，對社會發展產生極大的破壞作用。特別是所謂的兩分法，已成為人們思維的定勢，其危害是很深遠的。它使人們在思考任何事物時都只注意兩端，而忽略了更為復雜也更有意義的中間地帶和中間環節。回顧我們多年在政治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中所發生的錯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濫用對立統一概念引起的。這就說明，把宏觀理論直接用于分析具體事物的不可行性。所以我們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揭示的世界發展的宏觀理論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它缺乏一個中觀和微觀層次的、具有普遍意義的、適合于一般人分析具體事物的分析工具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理論框架。這就需要尋找適合于這個要求的分析概念，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中、微觀層次的理論框架。

近年來社會思潮激蕩，圍繞許多社會問題都有爭論。將近年來的社會思潮進行一次梳理，無疑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同時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喜的是，青年記者馬國川的新作《爭鋒：一個記者眼里的中國問題》為我們提供了一份難得的歷史記錄。

近年來的社會爭論，核心是對改革的爭論。眾所周知，中國的改革從

一開始就有爭論。但是*年以來，爭論似乎尤為激烈。為什么？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治體制相對滯后。

20世紀90年代以來，首先，政府及所屬部門的權力日益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個人和部門利益相結合，公共權力部門化、壟斷化，經濟生活的審批和許可增多，利用權力進行尋租腐敗的案例層出不窮，其結果，諸多的審批和許可大大降低了經濟生活的效率，并加大了投資者投資、經營等方面的成本和風險。其次，部門權力利益化、剛性化，各部門都想方設法設立收費事項，甚至許多部門的收費通過立法形式合法化。特別是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削弱了地方的財政能力，催生了許多地方政府以合法合規形式出現的收費和罰款，甚至出現了屢禁不止的亂收費和亂罰款現象，先是加劇了農村地區的矛盾和沖突，因而不得不進行農村費改稅的改革。同時，普遍出現的地方行政性收費以及亂收費亂罰款，一是加大了居民、個體戶和企業的負擔，許多能大量吸收就業的自由職業、個體勞動和中小型企業，由于政府各部門的各種收費和罰款而不堪重負，發展動力受阻，地方政府的收費罰款，實際上抑制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擴大了社會失業的矛盾；二是過度的收費罰款，使一些低收入階層反映強烈，特別是對教育、醫療等服務行業的亂收費社會反響集中，擴大了社會心理失衡。

因此，即使從未來我國以億計的勞動力就業和社會民生的需要看，也急需通過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改變目前公共權力部門化、壟斷化的狀況，建設一個體現公共服務、社會管理要求的法治政府、責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這樣既能有效抑制公共權力壟斷化，盡可能減少腐敗，更重要的是解決由此導致的社會關系失衡問題，提高經濟生活的效率。

當前，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社會結構的不斷分化，公民民主意識的逐步增強以及反腐敗的嚴峻任務，使得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越來越迫切。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他還指出，“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

摘要：權力基于一定社會資源產生，同時又會產生相應的權力結構，本文從國家權力結構角度出發，探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所在——政黨推動。只有充分發揮政黨在后發展國家中的特性、在我國權力結構中的主體地位、在政府機構的核心作用，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向前進。

關鍵詞：權力結構；政黨；政治體制改革

一

權力問題是政治學研究的基本要素和起點，“權力是一些人對另一些人造成他所希望和預定影響的能力”1，它的產生來源于委托者——人民，洛克在《政治學》中曾經指出“國家權力是人民可以把它授予他們所相信的人”，馬基雅維力認為“國家的根本問題是統治權，統治者應以奪取和保持權力為目的”2，權力是國家一切相關機構、職能及法律體系的基礎，而其中“政治權力是每個人交給社會的他在自然狀態中所有的權力，由社會交給它設置的在自身上面的統治者，附以明確或默許的委托，即規定這種權力應用來為他們謀福利和保護他們的財產”。由此可見，權力的產生基于一定的社會資源，但同時，一旦權力產生后又可以成為一種資源加以利用，根據權力的擁有層次不同，可產生相應的權力結構。

政治權力結構是指特定社會中各種政治權力以及各個權力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的總體構成。而由于權力反映了一種支配一服從關系，在整個的權力網絡體系中，權力的擁有不能絕對的平均化。委托者往往將絕大部分權力交給部分人甚至是個人，而“這塊”權力可稱為中心權力。由于權力成為社會資源后又要加以利用，所以中心權力必然要層層推開，于是又產生了權力的外圍。這樣，就整個國家而言，便形成了以中心權力為軸，四面發散的網絡結構，政治權力結構的核心是一個權力中心，它處于垂直權力結構的頂部，水平權力結構的中心，權力結構其他成分按縱向隸屬關系和橫向分布關系圍繞著權力中心展開。

中國以革命的方式打碎了舊制度，人民的政權是所有中國人民的權力委托，具有合法性。在革命勝利之后，以為代表的精英認為“體現和保證政權的人民性”是設計政治架構的焦點3，在《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中進一步指出，新中國應當“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實現可以保持國家權力主體歸屬的政權形式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國家的最高權力屬于人民代表大會，它擁有立法權，國家的執行機構權力來自它的委托，由此便形成了中心一外圍的權力結構。但是由于革命后建立的新統治是將高度集中的離散狀態的社會整合為統一國家的過程，也就是改造社會并在改造過程中使權力日趨集中的過程。所以，要把數量如此之巨大的群體組織起來形成萬眾一心的政治局面，沒有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政治凝聚力在國家事務中發揮政治中軸作用是難以想像的，因此，中國議行合一政治體制之外還有著起領導作用的黨，而由于黨也有一整套的結構體系，從黨中央到基層黨組織，分別在不同的層次上發揮著不同的領導功效，所以，黨作為國家權力運作模式的主體發揮著提綱挈領的作用。

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貢獻早已家喻戶曉。相比之下，由于種種原因，他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貢獻，人們知之甚少，其實，仔細研究鄧小平的革命實踐和《鄧小平文選》第二、三卷以及《鄧小平思想年譜》，再回顧和聯系我國20多年來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和取得的顯著成績，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鄧小平為啟動和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貢獻。

一、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鄧小平在一系列重要講話中，就已開始談論和事先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為揭開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序幕做了輿論準備。

眾所周知，我國的政治體制是從革命戰爭年代解放區的體制架構演變而來的，并主要照搬了蘇聯高度集權的模式。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展開，這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與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現代化建設不相適應的弊端，已明顯暴露出來，其惡性發展的結果便是“”的十年浩劫。這場浩劫非但沒有使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得到“完善”，反而使政治體制中的種種弊端推向了極端。但是，問題并不僅僅在于我國的政治體制本身存在弊端，更重要的在于我們對這些弊端采取什么態度和通過什么途徑來革除它，從而使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令人遺憾的是，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我們都沒有對這個問題給予正確的解決。在粉碎“”之后不久，鄧小平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遠見卓識和偉大氣魄，向全黨明確提出了改革的任務，主張通過改革革除原來政治體制中的弊端，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使社會主義逐步成熟和完善。可以說，鄧小平以其對政治體制問題的新觀察、新思想、新實踐，為我們黨和國家開辟了一個新時代。

1.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在我們黨醞釀和提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時候，鄧小平即已開始考慮和率先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1978年9月，鄧小平訪問朝鮮歸來，視察黑龍江、吉林、遼寧、天津等地和沈陽軍區，發表了6次重要談話。這些談話大致有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怎樣才是正確高舉思想旗幟；二是深刻反思舊的體制和機制，應當對存在弊端的體制進行改革；三是提出適時結束“揭批查”運動，集中精力抓生產，推動黨的工作重點的戰略轉移。關于第二個方面，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國家的體制，包括機構體制等，基本上是從蘇聯來的，是一種落后的東西，人浮于事，機構重疊，官僚主義嚴重，“”以前就這樣；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現在我們的上層建筑非改不行。（注：參見《鄧小平思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以下簡稱《年譜》。）這是鄧小平第一次明確談到要對體制包括政治體制進行改革，是鄧小平對政治體制這個多年“禁區”的最初觸動。他所反思的，不僅是“”的錯誤，而且是建國以來我們在整體上的失誤及其根源。

2.鄧小平關于政治體制、上層建筑非改不可等想法，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序幕作了輿論準備。在人類歷史上，每一個新時代到來之前，除了政治經濟條件成熟、變革的前提具備之外，還必須有輿論上的發動。在1978年的中國，當理論上的堅冰被打破之后，鄧小平作為當代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承擔起了為改革開放的到來作全面思想發動的任務。現在看來，他的這些談話實際上已經回答了我國改革開放中許多帶有普遍性和長期性的問題。比如，解放思想，反對僵化，反對“左”的錯誤；改革是一場革命，要革命不要改良，要敢闖、敢冒，不要怕犯錯誤；堅持改革，建立充滿活力的經濟體制；發揚民主，建立能促進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等等，這就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我國改革開放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序幕做了輿論準備。此后，鄧小平頻繁地、直接地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為政治體制改革大造輿論。在1978年10月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致詞中，鄧小平明確提出了要改變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和管理方式的問題，并強調要進行制度上的改革。11月，在回答一位美國客人的提問時，鄧小平又明確指出：整個制度我們同西方不一樣，你們叫議會制，我們是人民代表大會制，這個制度不會改變；我們現在制度中存在的上層建筑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狀況要改變。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作《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更加明確而具體地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他指出：“政治的空談往往淹沒一切。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責任，責任在于我們過去沒有及時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50頁。）對此，他后來解釋說：“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在講話中，他對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的許多問題作了闡述，如關于下放經濟管理權限、加強責任制、保障人民民主、加強法制建設、克服官僚主義等等，這些重要思想為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認。

二、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鄭重提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第一次比較系統地發表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見解，初步確立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和基本思路，為我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偉大實踐指明了方向。

一、人民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命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①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指出，人民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始終高揚的光輝旗幟。保障人民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體現，也是中國共產黨始終不變的追求。9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人民民主，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以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為己任。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從血的教訓中認識到：要使人民推翻剝削階級專政的舊制度，建立人民政權，使人民獲得自由解放，真正實現人民民主，就必須建立人民軍隊，開展革命武裝斗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②武裝奪取政權，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成為在中國實現人民民主的前提條件，也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任務。為了建立人民政權，中國共產黨進行了2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終于在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實現人民民主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從挫折中吸取了經驗教訓，更加自覺地把大力發展人民民主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任務。在中國政治發展問題上，鄧小平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③他強調“：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如不認真改革，就很難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④1980年8月，鄧小平同志發表關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重要講話，對我國政治制度和體制進行了深入的改革，進一步發展了社會主義民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深化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不斷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使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領域的民主權利得到日益充分的保障。以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強調抓緊進行民主法治建設，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提出和實行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呈現出一派蓬勃發展的生動局面，日益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同志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強調：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必須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筑改革結合起來，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⑤。向世人昭示了中國共產黨人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決心和信心。中國特色的人民民主，從內容和形式上都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性質，反映了以中國共產黨為主體的“國家供給民主之善能力”⑥，體現了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既反映當今世界進步的潮流，又適應中國現階段基本國情，具有中國特色民主的鮮明特點和獨特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歷程充分表明，人民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命。中國共產黨始終以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為堅定目標，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已經走出一條符合民主化發展規律的人民民主道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經濟社會的繁榮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礎。

二、政治體制改革是為了實現人民民主

鄧小平曾說過“：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志。”⑦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在當代中國改革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成為當前社會高度關注的話題。十八大報告前所未有地專列一部分闡述政治體制改革，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展方向、發展要求以及具體任務等重要問題給予了明確回答。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展方向是為了實現人民民主。十八大報告指出，必須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展方向給出了明確回答。首先，發展更加廣泛的人民民主。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反復探索，建立了中國特色的民主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具有真實性、廣泛性。不僅要實現全體人民的政治平等，實現政治民主，還要實行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其次，發展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我國現實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在比較落后的經濟文化條件下建立起來的，總的來看，建立時間不長，發展過程曲折，發展還不充分，在具體形式、具體制度上還不完備，仍需大力建設。再次，發展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國家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的保障，發展人民民主，需要健全民主制度。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路徑，就是大力加強民主制度建設，從各個層次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展要求是為了實現人民民主。十八大報告提出了“三個更加注重”和“三個保證”，明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展要求是為了實現人民民主。首先，要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其次，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再次，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尊嚴、權威，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既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總原則，也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總要求。“三個更加注重”和“三個保證”第一次清晰地論述了這三者之間如何做到有機統一，強調了有利于發展人民民主的各自側重點。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任務是為了實現人民民主。十八大報告高揚人民民主這一光輝旗幟，從制度建設出發，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要抓好的七項任務，明確回答了政治體制改革具體怎樣改的問題。概括起來，主要有：首先，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權力是實現人民民主的主要途徑。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十八大報告指出，在人大設立代表聯絡機構，以此來完善代表聯系群眾制度。這一舉措是總結各地人大改革的試驗成果，并上升到國家層面，有助于人大代表更好地履職，行使代議職能。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充分體現了人民主權原則，真正把人民當家作主落到了實處。其次，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十八大報告首次明確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民主形式方面的偉大創造。同西方的民主相比，我國的協商民主強調協商、商量、和諧，既關注決策的結果，又關注決策的過程，拓寬了民主的深度；既關注多數人的意見，又關注少數人的意見，拓寬了民主的廣度。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將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這兩種民主形式結合起來，既尊重多數人的意愿，又照顧少數人的合理要求，可以最大限度地實現人民民主，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再次，健全和完善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一系列體制機制。十八大報告提出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等一系列體制機制，保障人民更好地行使各項民主權利。政治體制改革這些重要任務能夠使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具體制度，煥發出更大的活力，為發展人民民主提供更加強大的動力支持和制度保障。總之，十八大報告明確了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就是要實現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但是，人民民主的實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還需要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三、高揚人民民主旗幟，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是為社會主義而改，為時代而改，更是為人民而改。在今后，我們必須把民主政治建設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高揚人民民主旗幟，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人民民主，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道路關乎黨的命脈，關乎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幸福。十八大報告指出，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一以貫之的接力探索中，我們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既適合我國國情又符合時代要求的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道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發展道路是發展人民民主的實現途徑。首先，這是由我國國情決定的。一個國家實行何種政治制度，走什么樣的道路，一定要與該國的國情相適應。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們必須堅持走自己的路，決不能照搬西方政治體制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道路，植根于幾千年的歷史文化，產生于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偉大實踐，是歷史和人民的正確選擇。其次，要充分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越性。要堅持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絕不能削弱和放棄；要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絕不能搞三權分立；要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絕不能削弱或否定。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不斷完善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使之不斷發展和完善，使人民民主的優越性得到充分發揮。再次，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方向決定成敗。只有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才能有力保證政治體制改革目標的實現，才能切實保證人民民主的實現。發展人民民主，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政治體制改革核心問題不是要不要改，而是朝著正確方向改。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堅持這個“有機統一”，既是人民民主區別于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本質特征，又是發展人民民主必須遵循的基本方針。首先，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實現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證。中國人口眾多、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國情，決定了人民利益具有廣泛性、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點，需要中國共產黨將全國人民的力量和意志凝聚起來，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發展人民民主就無從談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要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政治體制改革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不是要拋棄而是要鞏固黨的領導，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完善同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方式的完善同步推進，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其次，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以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人民當家作主是人民民主的本質和核心。我國的人民民主不同于資本主義民主，是由中國最廣大人民所享有、共同建設的民主。人民當家作主保證了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意愿，離開人民當家作主，黨的領導失去監督，就會脫離正確方向，就談不上人民民主。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應當以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把全體人民都動員和組織起來，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的創造活力。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必須緊緊依靠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正是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人民民主才能發揮出強大的力量和作用。再次，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治國是實現人民民主的有效途徑。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國就是在黨的領導下，維護人民主人翁地位，保證人民實現當家作主。離開依法治國，就不能正確地實行黨的領導，就不能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國家各項工作不能依法進行，就會導致社會陷入無序狀態，人民民主將得不到可靠保證。發展人民民主，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循序漸進、穩中求進。政治穩定是政治體制改革、人民民主發展的前提條件。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的大國搞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在保持政治穩定的前提下向前推進，必須立足我國國情，從實際出發，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與我國特殊歷史條件、經濟文化教育水平相適應，有序逐步地開展。正如十八大報告所說，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就說明對于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單一而論，應置于改革發展的全局中去思考，通過有序的政治實踐，循序漸進、穩中求進，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的互動交匯中實現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優變革。綜觀十八大報告全文，多次提及“人民”，這表明人民在黨和國家建設中的重要位置，也說明中國共產黨依靠人民、服務人民的決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以人民為主體并最終促進人民發展的事業。人民民主越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愈加興盛。只有不斷發展人民民主，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作用，才能使他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造熱情不斷高漲，發揮積極有效作用，社會主義事業才能充滿旺盛的生機和活力。雖然政治體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們相信，中國在飽經滄桑、歷經磨難之后走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偉大而又正確的。社會主義越發展，人民民主也就越發展。中國共產黨必將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推動人民民主不斷取得新進步，實現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我國各族人民在以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長期浴血奮戰，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進而基本完成了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的基礎上奠定的，主要包括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作為我國政黨制度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實現和維護我國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關系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50多年來，我國各族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以國家和社會主人的身份，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和探索，已經使中國極大地改變了近代以來的貧窮落后面貌，成為舉世公認正在迅速崛起、日益繁榮富強的國家。這一基本事實證明，新中國成立之初確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符合我國不斷發展和進步的需要，符合我國各族人民當家作主、團結奮斗、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經受住了國內外各種風云變幻的嚴峻考驗，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

但是，任何一種新生的社會事物都不可能從一開始就是成熟和完善的。由于我國社會生產力、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歷史起點落后，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不足，以及其他主客觀原因，我們在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進程中，也發生過一些失誤和挫折。這使我們深刻認識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并不等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我國還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建成完全合格的社會主義，必須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出發，不斷創造和積累條件，不斷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發揮的具體制度、體制和機制進行興利除弊的改革，不斷實現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一、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和目標??

1978年底，在對“”動亂進行撥亂反正的基礎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同時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由此，拉開了我國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序幕。??

政治體制改革任務的提出，主要是針對“”暴露出來的黨和國家一些具體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如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等，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鄧小平同志指出，民主和法制，這兩個方面過去我們都不足。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如不認真改革，就很難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迫切要求。政治體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他強調，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

改革開放30年來，政治體制改革作為中國整體改革的關鍵環節，始終是一個備受國內外、黨內外高度關注的敏感話題。一種較為流行的觀點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政治體制卻沒有實質性變化，政府采取的是“先經濟，后政治”，甚至是“經改政不改”的策略。您怎么評價這種觀點？

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能夠提出改革的任務，就在于當年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圍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只要讀一讀鄧小平那篇名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就可以體會到中國的改革一開始就是在民主政治推動下起步的。由于我們國家是一個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我們黨是一個有幾千萬黨員的大黨，各種意見都會有。這就決定了在中國搞改革開放，搞現代化，沒有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進民主也是不行的。

您認為，“經改政不改”的判斷是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一個很大的誤解”。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那么多人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產生了誤解？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有誤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對鄧小平的戰略思想研究較多，而對于他領導改革的策略思想研究不夠。聯系這3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就可以注意到，其實從鄧小平以來，中國共產黨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既有戰略，又有策略，是將戰略和策略配套實施的。

那就請您從戰略與策略相結合的角度具體闡述一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特點。

從這個角度講，我認為，至少有八個方面的做法和特點是應該注意和重視的。

1、我們認為，中華民族根本沒有回頭路可走，退回去是死路一條。也不能在政治體制

改革和民主憲政實現之前，以既定方針繼續推進大中型國企私有化改革。

中國當前社會現實中出現的問題是非常、非常嚴重的，有的甚至還是致命的、關系到

改革前途和國家命運的，但是所有問題都是前進中的問題，誰也無法否認中國在進步、在發展，現實社會問題再嚴重，所有方面都不可否認地比時期都有所好轉，社會弱勢群體再困難，溫飽問題總已解決，比起三十多年的憑票配給供應生活必需品，60年代初的非正常死亡二千多萬，總是有所進步。目前以權謀私的腐敗是極其嚴重的，但是時期的腐敗體現在政治上，當時的政治環境一派烏煙瘴氣、結黨營私、勾心斗角、無中生有、造謠惑眾、誣陷詆毀、落井下石真是丑態百出，甚至摧毀高等教育長達十年之久，可以說是登峰造極的，史無前例的。在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上絲毫不亞于目前的經濟腐敗。因此，我們認為，中華民族沒有回頭路可走，所有問題，必須在改革的進一步發展中得到解決。

同樣，我們也不能按主流經濟學家的主張，以既定方針，繼續推進大中型國企私有化改革，在制度上沒有真正確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則之前，在各種絕對的公共權力沒有得到來自民眾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況下，任何大中型國企私有化改革措施，都不可能真正地避免腐敗和國有資產的流失。俄羅斯的教訓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目前我們國企的壟斷政策，已經使10%的國企，占有了95%以上的國企利潤，已經具備了和俄羅斯私有化失敗一樣的條件，只要這些國企移主，私有寡頭馬上出現。而且在制度上沒有真正確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則之前，在各種公共的絕對權力沒有得到來自民眾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況下，我們根本不可能切實做到制約和避免國企私有化中的腐敗和國有資產流失。

2、絕對權力以權謀私的腐敗是目前中國社會發展的最主要阻力，而政治體制改革是制約腐敗唯一的最有效措施。

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意義

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推進是指“推動工作，使前進”。深化則包含有“（矛盾、認識）等向更深的階段發展”的意思。[1]可見深化比推進的含義更深刻。十七大報告提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不僅包含有“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量的要求，而且在質的方面更進了一步。即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不再滿足、停留于“外圍戰”階段，而是真正進入“深水區”、核心領域，開始“攻堅戰”階段。因此，十七大提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對于促進政治、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保證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大的意義。

第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伴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蓬勃發展，政治體制改革不斷推進，取得了顯著成果。“盡管政治體制改革的時間還不長，但已經使我國長期沿襲的政治體制發生變化，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取得前所未有的進展。”[2]應當說，我國的政治體制是基本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的，這一點不容否認。否認政治體制改革取得的進步，就無法解釋經濟體制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無法解釋中國經濟為什么能夠持續多年健康快速發展。2006年4月，總書記在美國耶魯大學回答校方主持人、墨西哥前總統塞迪略提出的關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關系的問題時，指出：“從1978年以來，中國進行了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等在內的全面改革。凡是對中國有比較深入了解的人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是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還是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中國都取得了重要成果。20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事實也表明，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基本適應中國經濟發展的要求的。”[3]當然，“基本適應”并不意味著完全適應——政治體制的確存在一些不適應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十六大以來，我國經濟保持平穩快速發展，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以上，經濟效益明顯提高，財政收入連年顯著增加。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必然要求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以同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進程相協調、同步伐。

第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人民政治參與不斷提高的必然要求。

隨著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我國的社會階級結構、階層結構也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最明顯的就是從傳統的工人、農民、干部這種比較單一的階級結構轉向了多元化的階級結構和階層結構。其中，私人企業主、科技創新人員、科研人員、私人企業和三資企業的管理人員以及新興信息產業的從業人員大量增加，這種趨勢是與國際發展的潮流一致的，也是人類現代化進程當中難以避免的一種普遍化的現象。經濟的發展、社會利益的分化和階層結構的變化，必然導致新興的社會力量政治參與的擴大，甚至形成“參與爆炸”，這給傳統政治體制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如果不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努力提供健全的體制、機制等民主管道，那么，利益驅動下的政治參與或者成為一句空話，或者會在體制或法制外泛濫失序，甚至會演化成不同利益主體間的碰撞、沖突與對抗，這就很可能出現政治不穩定局面，從而阻斷中國現代化進程。因此，為了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必須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提高體制的張力和柔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