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評估范文10篇

一、公共政策評估概念的界定

盡管目前對政策評估的研究很多，但對于政策評估的概念卻沒有一個統一的、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和普遍認同的定義。

陳振明認為，所謂公共政策評估，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的效益、效率及價值進行判斷的一種政治行為，目的在于取得有關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張世賢認為，政策評價是“有系統地應用各種社會研究程序，收集有關資訊，用以論斷政策概念與設計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實際執行情形、遭遇的困難，又無偏離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會干預政策的效用”。

以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別對政策評估進行界定，綜合各方觀點，本文傾向于這樣的界定：公共政策評估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過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眾回應加以判斷，評定并由此決定政策變遷的活動。

二、公共政策評估的標準

鄧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導論》中將評估標準分為六類：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應性和適宜性。我國臺灣學者林水波、張世賢在《公共政策》一書中認為評價標準由八個方面：投入工作量、績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適當性、執行力、社會發展總指標。張國慶在《現代公共政策學導論》中提出政策評估的首要標準和次要標準的概念。針對公共政策及其活動全過程的各個環節的結果的價值進行評估，評估的標準應該包括下列標準。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為主的公共機構為確保社會朝著政治系統所確定、承諾的正確方向發展，通過廣泛參與和連續的抉擇以及具體實施而產生效果的途徑，利用公共資源達到解決社會公共問題，平衡、協調社會公眾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動過程。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體、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現在公共政策的成敗上，這就使政策評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據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評估，一項政策就不能稱之為政策。公共政策評估如何進行，即公共政策評估都有哪些標準，以此對公共政策成敗做出判斷，本文試就其作些探討。

一、公共政策評估概念的界定

盡管目前對政策評估的研究很多，但對于政策評估的概念卻沒有一個統一的、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和普遍認同的定義。

陳振明認為，所謂公共政策評估，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的效益、效率及價值進行判斷的一種政治行為，目的在于取得有關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張世賢認為，政策評價是“有系統地應用各種社會研究程序，收集有關資訊，用以論斷政策概念與設計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實際執行情形、遭遇的困難，又無偏離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會干預政策的效用”。

以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別對政策評估進行界定，綜合各方觀點，本文傾向于這樣的界定：公共政策評估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過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眾回應加以判斷，評定并由此決定政策變遷的活動。

摘要：公共政策的成敗要通過公共政策中的政策評估環節檢驗。公共政策評估要通過一定的標準進行，即公共政策評估標準。公共政策評估環節通過不同的評估標準判斷公共政策成效，依據成效來判斷公共政策的成敗。當今中國生產力評估標準是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政策評估標準。

關鍵詞：公共政策政策評估標準生產力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為主的公共機構為確保社會朝著政治系統所確定、承諾的正確方向發展，通過廣泛參與和連續的抉擇以及具體實施而產生效果的途徑，利用公共資源達到解決社會公共問題，平衡、協調社會公眾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動過程。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體、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現在公共政策的成敗上，這就使政策評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據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評估，一項政策就不能稱之為政策。公共政策評估如何進行，即公共政策評估都有哪些標準，以此對公共政策成敗做出判斷，本文試就其作些探討。

一、公共政策評估概念的界定

盡管目前對政策評估的研究很多，但對于政策評估的概念卻沒有一個統一的、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和普遍認同的定義。

1研究背景

伴隨著春節的來到，春運大潮又向人們涌來，一張小小的車票再次牽動了中國13億民眾的心，“買票難、買票貴”這個老大難的問題又一次被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火車票作為一種壟斷性的稀缺資源，一直沿襲限時限量的發售模式，多少年來，無論媒體曝光也好，民眾提議也好，鐵道部對此始終不作任何回應。

2008年，對于大多數房地產商而言，這個冬天來的有點早。伴隨著全球經濟的衰退和我國房地產最新政策的推行，房價大幅縮水，老百姓持幣觀望，開發商惶恐不安，房市岌岌可危。面對如此窘境，如何對當前的房地產政策進行評估并制定下一步政策，成為了我國政府面臨的重要問題。

近年來，我國各個城市都在進行著轟轟烈烈的“大建設”，然而這個大建設卻通常分三步走。最初制定方案時考慮不全面，不得已又重來一遍。試問最初對公共設施改造政策進行評估時，為何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

包括上述問題在內的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若究其深層原因，不難發現公共政策評估的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偏頗，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公共政策評估的標準進行深層次的研究。

2傳統公共政策評估標準及存在的問題

(論文關鍵詞)公共政策評估主體原則

(論文摘要)我國在公共政策評估的實施過程中仍然存在著諸多問題，究其原因之一，主要是我國在政策評估方面的著重點在于提出各種不同的評估方法、模式，卻忽視了對政策評估的研究。事實上，只有本著利益相關、多元化、獨立性、專業化、公開公平、代表性等公共政策評估性原則，才能選出客觀、獨立、合理、有效的政策評估主體，才會有利于公共政策評估的改進。反之，公共政策評估的有效性將受到影響。

公共政策評估主體就是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公共政策評估過程的個人、團體或組織。公共政策評估主體在評估活動中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它決定著評估標準的制定、評估范圍的大小以及評估方法的選擇，從而發揮著主導性的作用，直接影響到評估工作的成敗。筆者認為，只有遵照以下系統的評估主體性原則，才能選定客觀、獨立、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評估主體，才能實現科學有效的公共政策評估。

一、利益相關原則

一般的公共政策教材認為，在公共政策評估活動中，除立法機關、政黨組織、司法機關、社會組織和公民外，比較重要的公共政策評估主體是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專業機構和人員、大眾傳播媒體。在這其中，把政策對象這一重要評估主體排除在外是非常不科學的。因為作為公共政策對象的社會組織和公眾，他們能夠親身感受到公共政策給自己的經濟、社會生活帶來的影響，對公共政策最有發言權?？上У氖?，在一些政策評估實踐中，具有如此重要發言權的團體往往不能參與到政策評估的過程中，他們不能把他們的意見、他們的切身體會表達出來，這對于公共政策的評估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損失。評估主體中作為政策對象的社會組織和公眾代表的缺位，導致公共政策評估過程中相關利益群體和個人話語權的缺失，使得評估結論所涵蓋的觀點不夠全面。社會組織和公眾作為政府行為相對人參與公共政策評估，不僅能夠提高公共政策評估的客觀性和全面性，更能夠提高公共政策評估結論的公信力。

二、多元化原則

古人云：預則立，不預則廢?，F代企業人力資源部門最重要的職能之一就是進行企業的人力資源規劃。所謂人力資源規劃是指根據企業的發展規劃，通過診斷企業現有人力資源狀況，結合企業經營發展戰略，并考慮未來的人力資源的需要和供給狀況的分析及估計、對職務編制、人員配置、教育培訓、人力資源治理政策、招聘和選擇等內容進行的人力資源部門的職能性規劃。要做好人力資源規劃則需要把握住五個關鍵點：

關鍵字：政策；分析；評估

一、現有人力資源的診斷與評估

要做好人力資源規劃，首先就要對企業自身的人力資源狀況做到心中有數，傳統的企業人力資源診斷與評估著重對靜態數據的羅列，如人員的學歷結構、年齡結構、職稱結構等，這些并不能完全體現企業人力資源的真實狀況。人力資源診斷與評估還必須清查員工所具有的能力以及與未來要求的差距，從而使企業明了在人員類別、數量、質量等方面還需做何準備才能為企業發展戰略提供人才保障。

人力資源的診斷與評估的內容應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基本的人事信息診斷與評估

摘要：公共政策評估在當前公共政策系統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科學的、合理的政策評估可以有效地提高政策的價值和民主。然而在實際的評估中卻存在著一些問題，影響著公共政策的評估，其主要表現在評估主體過于單一、評估體系不完善以及缺乏合理的評估途徑等。本文就這些問題突出幾條對策，幫助提高公共政策評估的效率。

關鍵詞：政策評估；評估現狀；完善途徑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特色建設腳步的不斷加快，公共政策評估已經成為當前政策執行、政策監控、政策終結以及政策結果的重要過程，這個過程對當前政策所達成的目標效果有著深遠的影響。當然，政策評估體系如何按照特定的方法、科學有效的可行性進行效益和效果認定分析是當前所要面臨的首要問題。

一、公共政策評估的基本理論

政府作為公共政策評估的主要組織者和決策者，其在公共評估體系中占據著主導地位，政府作為公共政策的主體，有效地發揮出政府的職能將是公共政策評估的重要方向。其基本理論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論述，一方面是政府職能決定論，另一方面是行政效能決定論。政府職能是國家行政管理的根本，也是行政管理的最根本體現，從行政評估職能可以體現出國家行政管理的基本內容。政府職能涉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作為基本政策統治的基本內容，其覆蓋了經濟職能、文化職能，是確保經濟穩定、文化生活的基本。行政職能是國家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完成行政活動以及功能的重要體現，這種體現是效益和效率的綜合表現。其評估的基本制度是公共政策評估體制運行的基本框架，對公共政策評估起著決定性作用。

二、我國公共政策評估的現狀

為引導金融機構堅持服務“三農”、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市場定位和政策導向，加強農村薄弱環節信貸支持，并有效改善農村基礎金融服務，使涉農導向更加明確，涉農信貸投放總量持續增加，2011年，中國人民銀行出臺了《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指引（試行）》，明確了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的指標設計、方法程序和結果運用等方面的內容，對于提高信貸政策執行力具有重要意義。如今七年過去了，農村金融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人口環境乃至政治環境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基層人民銀行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工作也帶了許多變化?，F從基層人民銀行實踐角度出發，對進一步完善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工作，進一步提高評估結果的針對性、科學性、參考性，談幾點粗淺認識。

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情況

（一）2017年度秭歸縣涉農信貸評估工作整體情況。1.評估對象的基本情況。2017年，秭歸縣正常經營的共有9家金融機構，其中縣域法人金融機構有2家，分別是秭歸農商行和秭歸興福村鎮銀行。除了秭歸興福村鎮銀行成立不到4年，不符合參評條件以外，參加2017年度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的共有8家金融機構，分別為工行、農行、中行、建行、農發行、農商行、郵儲銀行、湖北銀行，較上年增加了1家，其中湖北銀行為首次參評。2.涉農信貸評估結果。2017年，秭歸縣域金融機構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總體情況良好。8家縣域金融機構評估結果為：優秀類1家，良好類3家，勉勵類2家，占比分別為12.5%、37.5%、25%和25%。8家參評金融機構中評分優秀的和勉勵的機構占比較往年變動不大，中等的機構占比較往年有一定減少，而良好的機構占比較往年有所上升，顯示出秭歸縣金融機構支農惠農能力在不斷改善，涉農信貸評估成效較為明顯。?。ǘ?017年度秭歸縣涉農信貸評估特點分析。1.涉農貸款余額持續增長且增速在不斷加快。2015年至2017年，秭歸縣涉農貸款余額在持續增加，增長速度有所加快，全縣經濟發展薄弱環節的信貸需求得到有效滿足，有力支持了縣域涉農經濟體穩定快速發展。從總量上看，2015年與2017年相比，全部參評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余額由38.83億元增長到62.75億元，提高了61.6%，年均增長20.53%；縣域貸款余額由72.45億元增長到98.5億元，提高了35.96%，年均增長11.99%；涉農貸款余額占縣域貸款余額由53.6%上升到63.71%，提高了10.11%。其中，農林牧漁業貸款余額由1.72億元增長到2.58億元，增長50%；農戶貸款余額由11.27億元增長到18.34億元，增長62.73%；農田基本建設貸款余額由0億元增長到0.06億元；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余額由12.1億元增長到18億元，增長48.76%；只有農村中小企業貸款余額先升后降，由18.83億元增長到21.52億元又降到15.53億元，降幅17.53%。對比2015年和2017年數據，涉農貸款的流向主要是農戶貸款、農村中小企業貸款以及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尤其是農戶貸款余額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余額增加顯著，農村中小企業貸款余額和農田基本建設貸款余額相比往年略有下降（見圖1）。從增速上看，全部參評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余額增長穩定且呈現加快趨勢，而且涉農貸款余額的年均增速要快于縣域貸款余額的年均增速，說明全部貸款中流向涉農經濟體的貸款呈增長態勢。具體分析，受國家經濟形勢、金融監管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影響，以2016年為分水嶺，除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余額增速持續加快以外，農戶貸款余額增速、農村中小企業貸款余額增速、農田基本建設貸款余額增速有所回落，呈現出先快后慢，甚至負增長的趨勢，農林牧漁業貸款余額增速則是先低后高，這與秭歸縣的整體經濟形勢也呈正相關關系（見圖2）。2.涉農貸款風險有所下降但力度減弱。全縣涉農貸款不良貸款余額先升后降，由2015年的5995萬元上升到2016年的9251萬元，增幅54.31%，再降到2017年的6853萬元，降幅25.93%，2017年涉農貸款不良貸款余額比2015年小幅上升，增幅為14.31%。3年里，全縣涉農貸款不良貸款余額以2016年為分界點，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充分體現了各銀行金融機構由前期粗放經營到后期注重防控金融風險的轉變，也表現出各金融機構開始注重對優質農戶和“三農”小微企業的甄別和培育。然而，在當前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風險的背景下，金融機構對貸款主體的審核和挑選勢必更加嚴格，貸款發放和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的創新更為謹慎，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金融對三農以及農村中小微企業的幫扶力度。3.涉農金融產品與服務創新日益豐富但動力不足。近年來，各金融機構為加強對農村薄弱環節的信貸支持，并有效改善農村基礎金融服務，著力在創新支農信貸產品、擔保方式、服務方式等方面實現突破，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金融產品創新方面比較典型的有工行的“納稅信用貸”和“農民工住房按揭”；農行的“扶貧惠農貸”、“扶貧直補貸”和“農家樂貸款”；建行的“裕農易貸”和“隴上新農貸”；農發行的“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收購貸款”、“農村創業創新園區建設貸”、“返鄉下鄉人員培訓基地建設貸”、“新產業與新業態信貸通”、“新型經營主體創業貸”和“返鄉下鄉企業貸”；郵政儲蓄銀行的“扶貧小額信貸（惠農易貸）”；農商行分別對涉農企業、農村新型經營主體、建檔立卡貧困戶制定的“金融精準扶貧貸款”，為農戶和涉農經濟體提供了豐富的產品選擇。在金融服務創新方面比較典型的做法是以“助農（惠農）取款點”、“金融精準扶貧聯系點”、“銀行+擔?！?、“銀行+供銷社”等模式為重點，不斷優化農村金融環境，提高普惠金融的可獲得性。但從整體上看，由于經營重點不同，國有五大行的涉農貸款余額占比有所下降，對涉農信貸產品與服務創新的積極性不高。

涉農信貸評估工作存在的問題

（一）評估指標體系不夠完善。目前，所有銀行機構使用的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及其權重是完全統一的，但由于不同銀行機構的業務重點、市場定位、經營模式和風險防控模式不同，尤其是工農中建這些全國性大型商業銀行與本地的農商行、村鎮銀行業務側重點有顯著差異，導致評估結果可比性不強，未能真正反映評估對象的涉農信貸重點、方向、風險及成效，也未能真正體現涉農經濟主體的實際信貸成本、經營概況和實際效果，從而降低了評估結果作為上級行調整涉農信貸政策的參考價值。（二）評估數據報送的質量難以保證。目前定量評估數據主要來源于人民銀行金融統計監測管理信息系統，定性指標數據主要來自于自評問卷，包括涉農信貸政策實施情況、涉農信貸制度建設情況、涉農金融產品與服務方式創新以及涉農信貸業務的獎懲情況等大量佐證資料需要金融機構主動按時報送。但在具體評估過程中，這些報送資料缺乏有效的核驗手段，對不按要求自評、材料弄虛作假的金融機構，沒有明確的規章制度進行有效制約，致使報送材料的真實性大打折扣。（三）缺乏現場評估的依據。目前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工作主要采取的是非現場形式，由人民銀行分支機構結合定量指標數據和金融機構主動報送的定性指標數據，通過人民銀行開發的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信息管理系統與人工計算雙重途徑進行評估，缺乏現場評估這種能夠隨時查閱評估對象相關資料的方式。同時，相關政策文件中也沒有對現場評估這種方式作出明確的制度規定，導致對現場評估這種方式實際操作起來難度大。（四）評估結果運用無明確操作細則。目前涉農評估結果被劃分為優秀、良好、中等和勉勵四檔，然而對評估結果運用方面的規定則較為寬泛，對不同檔次金融機構的獎懲不夠明確，且缺乏具體、詳細的執行標準，致使評估結果對金融機構的約束和導向作用沒有完全發揮出來。例如，對于如何將評估結果與金融機構的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銀行間市場業務準入管理相結合，目前沒有做出明確規定。（五）評估工作人員的專業素質有待提高。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需要工作人員具有較高的專業知識和政策理論水平，而基層人民銀行工作人員的業務素質、政策水平和分析手段相比較涉農評估工作的要求還略有差距，這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涉農評估工作的高效開展。

對策建議

摘要：公共政策是國家治理的基本工具，其在分配社會資源、規范社會行為和推動社會發展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積極的作用。為了規范政策制定、貫徹政策落實、促進政策完善，國家審計機關開展公共政策評估審計具有十分廣泛的現實意義。受到各種因素的約束和影響，政策評估審計在我國仍處于起步探索階段。本文從政策評估審計的內涵出發，描述政策評估審計的發展現狀及現存不足，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和國外有關經驗做法，提出促進政策評估審計發展的建議。

關鍵詞：公共政策；評估審計；發展

一、公共政策評估審計的現實意義

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逐步形成了以政府治理為主導，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為輔助支持的國家治理結構體系，其中，社會公眾為國家治理的委托人，政府為社會公眾的主要人。依據受托經濟責任原則，為了達到良好的社會治理效果，抑制政府治理主體在公共政策行為過程中的機會主義傾向，需要依賴一種能夠發揮免疫功能的經濟問責機制，于是政策評估審計由此而生。依據審計署科研所研究報告，政策評估審計可以定義為“國家審計機關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從形式、事實、價值三個維度，對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系統（政策主體、政策客體、政策環境）、公共政策過程（政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評估、政策終結等）和公共政策的結果及其影響進行的監督、評價、建議、咨詢等審計活動”。［1］政策評估審計作為新型的獨立審計類型，其特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預防性，與傳統的審計模式相比，政策評估審計強調事前監督，察覺未來隱患，追蹤問題本源，為政府主體提供前瞻性的意見與建議；二是廣泛性，公共政策作為國家治理目標實現的主要途徑，往往會涉及對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等各領域的調整，因此政策評估審計較一般審計項目而言，其審計對象具有明顯的廣泛性；三是全局性，社會公共政策本身具有博弈性和妥協性特征，其在內容安排、實施方式、出臺時機等方面體現了權力機關對社會不同利益集團的綜合平衡考慮，因此政策評估審計需要基于政策治理的宏觀性，運用全盤思維進行反映和分析公共政策的運作流程。［2］政策評估審計致力于服務國家治理，充分體現了受托經濟責任的本質要求，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現實意義。（一）提供公民參與政策過程的途徑，有利于政策過程的透明化。政策評估審計可以提供公民參與政策過程的途徑。在審計計劃階段，政策評估審計所使用的現場走訪、問卷調查等方式能夠吸收接納公眾的公共政策意見，提高公民的參與度。同時，社會公眾還可以利用審計舉報、審計請求等方式，影響政策評估審計的范圍向公眾所關注的重要政策領域聚焦靠攏。政策評估審計的結果公告可以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受歷史等因素的影響，我國政策的制定、執行、評估等一系列過程基本都是在行政以及有關部門的內部完成的，公民無法掌握真實、透徹的內部信息，因此無法保障委托人——社會公眾的知情權。政策審計的結果公告能夠改變目前這種政策信息由內部知情人士壟斷的局面，使公眾更全面地了解政策過程的整體運行情況，從而督促政府依法行政，提高政府管理信息的透明度。（二）服務國家治理，有利于政策制定的科學化。政策評估審計能夠通過政策選擇的不斷完善和優化來服務國家治理。對具有重大意義的社會公共政策進行評估審計，可以找出政策過程中的缺陷和問題，對評估政策進行優化選擇，同時提出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公共政策的針對性建議，為國家治理提供合理保障。政策評估審計能夠促進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學化。隨著社會環境條件的不斷更新變化和政府活動的日趨復雜，傳統的政府審計模式顯然不能適應現實的苛刻需求。作為一種執行反饋工具，政策評估審計運用政策實施過程中衍生的問題去反思政策制定過程中存在的失誤，［3］可以有效地使公共政策制定流程逐步走向科學化，促使政府制定出科學、民主、合理的社會公共政策。例如我國在1999年推出的助學貸款政策的演變過程就充分體現了政策審計的反饋作用。通過政策審計發現問題并及時調整，從最開始的國家助學貸款發展到2007年的生源地助學貸款，學生違約風險得到了有效控制，最終實現了國家、銀行和高校學生的共贏。（三）對政策落實執行效果進行檢驗，有利于政策執行的效率化。政策評估審計可以檢驗政策的執行效果。經過一系列科學論證的公共政策能否實現預期目標，在很大程度上還要取決于政策的實際執行情況。變化莫測的外部因素大大增加了政策落實狀況的不確定性，這就必然要求在政策執行的全過程中對執行效果進行不間斷地跟蹤審計，及時判斷、分析和總結，保障政策貫徹落實，促進政策目標的實現。政策評估審計能夠督促政府履行職能，提高政策執行效率。政策評估審計有利于促使政府部門關注其公共政策是否達到了預設期望，是否滿足了社會需求，是否促進了國家治理，從而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此外，政策評估審計尤其是政策執行情況審計的問責，還可以督促相關責任人恪盡職守、認真履職，保證政策執行效率。例如在2006年審計署開展的對全國18個省（市）收費公路的政策審計中，通過對“貸款修路、收費還貸”公共政策的審計，卓有成效地明晰了交通部門和地方政府在收費公路政策中的責任與角色，從而推動了該項政策的有效實施。

二、公共政策評估審計現狀分析

隨著國家治理體系的日漸發展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政策評估審計作為國家治理的新型模式雖然獲得了十足的關注，但目前在我國尚處于積極摸索的發展階段，以下便從相關政策文件的頒布概況和審計業務的具體實踐兩個方面進行簡要闡述。（一）制度文件頒布概況2014年以來，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以及審計署頒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來支持政策評估審計在我國的發展建設。相關政策審計制度文件的內容可以從表1中窺見一斑。通過表1我們可以發現，當前出臺的政策審計制度規定文件大都是對政策評估審計的基本屬性（重要作用、所處地位、實施目標等）予以明確，涉及的是宏觀理論層面問題，主要發揮政策引導作用，因而對系統性建設政策評估審計制度的初步規定就出現了一定的真空地帶，同時相關政策文件的頒布時間也普遍偏晚。這些都是我國政策評估審計尚處于摸索發展階段的具體表現。（二）政策審計具體實踐作為一種剛起步的新型審計模式，政策評估審計的具體業務實踐在我國還處于基礎性階段。這首先集中體現在政策審計的項目數量層面。以2015年為例，審計署官方網站公告的審計結果統計顯示，當年審計署一共了34個文件公告，其中涉及政策評估審計項目的有6個，占比為17.65%，所占比例明顯處于較低的層次水平。其次，我國政策評估審計業務實踐的不成熟還表現在政策審計項目的內容層面。我國審計署2010—2016年開展的政策評估審計項目的主要內容情況如表2所示。通過表2可以看出，我國審計署近七年的政策評估審計重點關注了各項規劃政策的落實執行情況，但對政策過程的其他環節，如政策制定及政策本身、政策審核及合法通過、政策反饋及有效改進等方面幾乎沒有涉及，政策審計內容總體上呈現出單一性、零散性、保守性的特征，而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策評估審計在我國尚處于摸索發展的初級階段。三、公共政策評估審計問題剖析通過政策評估審計在我國的逐步發展和不斷探索可以看出，當前國家審計已經基本具備開展政策評估審計所需的必要條件，但縱觀近幾年我國的政策評估審計實踐不難發現，其在審計項目規劃、審計職能地位、審計人才建設、審計方法體系方面還存在著一些不足。（一）政策評估審計項目確定模式缺乏規范性。審計項目的選擇和確立是審計工作的起點，是審計目標的具體體現，更是提高審計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基礎。然而，縱觀我國審計機關近年來的政策評估審計實踐，在審計項目確定模式方面還缺乏規范性，沒有一套完善的管理體制。一方面，我國審計機關尚未單獨設置相關部門來制定計劃管理制度對審計項目計劃工作進行全面管理，合理確定政策評估審計項目，保證審計工作有條不紊地開展進行；另一方面，審計署的審計戰略規劃和各地方審計機關制訂的審計項目計劃之間未能緊密銜接，關聯度不高。［4］審計工作的發展規劃、戰略計劃與具體審計項目之間應保持無縫銜接，從而使發展計劃對審計項目起到指導作用，具體項目對發展計劃起到支撐作用，形成辯證的統一關系。（二）政策評估審計機關的獨立性體現不充分。獨立性是審計工作的靈魂，政策評估審計也不例外。然而，從目前的審計職能地位上看，我國審計機關還不是獨立的政策評估組織機構。審計機關的經濟監督權限不等同于政策評估權限。當前我國的相關法律規范中尚沒有關于政策評估審計的條款，從《憲法》《審計法》《審計法實施條例》等法律法規對審計的職能定位可以看出，審計行政部門是進行經濟監督的國家機關，而非公共政策的評估機構。對哪些公共政策應該進行審計，政策過程中哪些階段應該進行評估，政策評估審計的流程應包含哪些必要步驟，怎樣評價政策評估審計的效果等都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依據，同時缺乏評估權力的法律保障。這都給審計機關單獨開展公共政策評估審計帶來了不小的難度，且這個獨立性的問題在地方審計機關表現得更為突出。由于地方審計機關的人力、財力、物力大都直接取自地方政府，地方審計機關的負責人也由本級人民政府提拔任命，這勢必會使地方審計機關對地方政府形成形式上的獨立、實質上的依附現象，審計機關實際上成了地方政府的“內部審計機構”，其進行的政策評估審計難免會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擾和影響。（三）政策評估審計人員的綜合素質有待提高。政策評估審計是一項龐大冗雜的社會工程。公共政策本身的復雜性和廣泛性對政策評估審計人員的綜合素質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會公共政策按照不同的維度可以進行不同層次的分類，本文以社會公共領域的組成部分為標準將公共政策分為五類，詳見圖1。由圖1可以看出，政策評估審計要求審計人員具備較為全面的知識結構，其內容涵蓋了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財政學、工程學、統計學等。雖然目前審計人員的學歷水平得到了較大提升，但人員專業單一化的問題也較為突出。政策評估審計需要對政策計劃、制定、執行、落實的全過程進行監督反饋，工作量大，涉及面廣，從而需要有充足的審計資源與力量來滿足跟蹤審計內容的專業性和廣泛性，因此，提高政策評估審計人員的綜合素質勢在必行。（四）政策評估審計流程與方法體系比較零散。目前我國政策評估審計方法體系大致沿用了國家審計的程序和方法，主要包括：審計準備階段（了解公共政策的背景和主要內容、審閱有關文件資料、劃定審計范圍和確定審計重點）、審計實施階段（實地調研、現場審計、相關單位走訪、匯總問題數據、撰寫審計底稿）、審計報告階段（撰寫審計報告初稿、聽取公共政策利益相關方意見、形成最終報告、將審計報告結果向社會進行公告）。在現實審計過程中，部分政策評估審計的方法已經開始應用。如在2012年8月審計署的社會保障資金審計結果公告中，揭示的諸如險種間尚未完全實現有效銜接、各地實行的保障政策尚不完全統一、基金籌集管理使用有待進一步完善等問題都應用了政策審計中的效果評估模型，［5］同時也體現了經濟評估模型中常采用的比較分析法和比率分析法。然而這些數據分析方法和政策評估方法的應用都比較零散，未能系統地遵循評估模型體系。政策評估的專業性、邏輯性、整體性不強，欠缺科學、合理、系統的政策評估審計流程與方法體系的問題亟待解決。

摘要：近二十年來，在省政府和教育廳的持續關注下，山西省教育體系中的基礎教育、中等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持續穩健發展，資助體系不斷優化，山西省教育事業得到長足進步。本文對山西省財政投入總量和結構兩大方面進行分析，總量上采用絕對指標和相對指標進行評價，結構上從各層級間教育支出和城鄉教育支出兩方面經行分析，根據總量和結構相關指標的分析，得出山西省財政教育支出的評估結果，并對相關問題提出建議。

關鍵詞：教育；績效指標；績效評估

一、進入新世紀后山西省教育政策歷史進程及主要成果

在這20年間，我們國家從第十個五年計劃到第十三個五年計劃當中，對教育的關注度逐漸上升?？傮w上來講，從2000年到2019年間，雖然政府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使得在校生人數數量上呈現下降趨勢，學生的平均入學率逐年上升。與此同時，學校總量也逐漸減少，專任教師數量也逐漸下降，但是下降幅度沒有比學生數量下降幅度大，這樣使得平均每個老師對應教授的學生數量減少，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質量?；A教育：在省政府教育財政投入不斷增長的趨勢下，對農村基礎教育逐步推進九年義務教育，調整優化中小學的布局，在2006年，普九教育工作的建設工作得到驗收，“十一五”計劃期間連續五年初中小學入學率達到99%，并且逐步加強對農村學校教學設施的完善，逐步縮小城鄉教育在硬件上的差別，逐漸建設義務教育標準化學校。在“十一五”期間第一次將高中教育單獨劃出，開始作為我省教育關注重點，進一步加強我省高中階段教育，優化高中教育結構，鼓勵普通高中發展多樣的教學方式，為學生提供更加多樣的升學機會。2019年高中學生畢業數是2000年的三倍。高等教育：在“十五”期間，太原理工大學作為全省唯一一所“211工程”建設取得一定進展，山西大學也成為省政府與教育部共建的大學。在此之后，省教育廳分三期加強建設兩校的創新體系。之后逐步推行大眾化高等教育，截止2019年底，山西省普通高校研究生在校生人數為3.86萬人，普通本?？粕谛Ｈ藬禐?0.20萬人，是2000年研究生數量的14倍，普通本?？粕鷶盗康?倍，高等教育建設效果顯著。中等教育：在改革開放以后，中等職業教育建設得到不斷發展。在2000年至2005年間，我省加大在中等職業教育中經費的投入力度，建設國家級重點、省級重點中等職業學校，不斷擴大辦學規模，緊密結合我省支柱產業的需求建設示范專業與實訓基地，鼓勵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到職業教育當中，并鼓勵加快技能實用人才的培養，不斷提高我省勞動者的創新能力和素質。2011年我省中等教育在校生人數達到最大值61.94萬人，截止到2019年底，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人數為38.41萬人，相比2011年下降幅度達到38%,但是整體上看，我省教學覆蓋率卻得到顯著提升。

二、山西省教育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體系與績效評估結果

為了能夠客觀地、公平地體現山西教育財政政策的效果，可以通過構建反映總量和結果兩大類的績效指標體系來合理評估山西省財政教育支出的情況。（一）反映總量的績效指標反映山西省財政教育支出總量的指標分為兩大類：絕對規模與相對規模。絕對規模是用每年山西省投入的公共預算教育支出來確定。相對規模是指，在考慮每年財政教育支出時也要對應考慮當年全省的經濟發展情況，對教育支出做出更為客觀地衡量。在實際生活中可以選用全省GDP來反映當年山西省的經濟狀況。1.絕對規模從絕對規模上來看，山西省在對教育方面的投入規模總體上是呈現上升趨勢的。2007-2019年間，山西省的教育名義財政支出從181.22億元增長至696.28億元，12年間增長了2.84倍，總體呈現上升趨勢。從數據上來看，平均增幅為12.6%，我省財政教育支出雖然總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增長緩慢。2.相對規?！秶抑虚L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要到2012年我國財政性教育支出要占比GDP達到4%，山西省以此為目標，在2012年該比重達到4.78%，首次突破4%。該比重相比之前年份增幅較大，并且之后雖然該比重有所波動，但是一直穩定在4%以上。但是通過分析各年比重變化幅度可以發現，該比重增長速度呈現周期性變化，甚至增長幅度會出現負值，說明山西省在教育支出方面波動較大?？傮w上來看，該2007-2019年的平均增長幅度僅僅為3.25%。對于山西來講，財政教育支出不管是絕對規模還是相對規模，平均增幅均較小。（二）反映結構的績效指標選取反映結構的績效指標本文從兩個方面來考慮：層級間、城鄉間教育支出1.層級間的教育支出2019年山西省財政教育支出總和為696.28億元，可以得出普通小學占比34.54%，普通初中占比23.79%，普通高中占比14.06%，中等職業學校占比9.14%，普通高等學校占比18.33%。通過數據比較可以看出，教育經費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小學占用，小學教育社會效益是相當明顯的，所以山西省在該部分的投入比重較大可以理解。但是整體上講，在整個教育體系中對高等教育的支出并沒有跟上初等教育的投入規模。根據經合組織之前的《OECD教育概覽摘要》中的要求經合組織國家高等教育生均成本應該是小學的2.4倍，而山西省的高等教育生均成本是小學教育生均成本投入的1.5倍，相比要求的數值來講是偏低的。2.城鄉間的教育支出中高等院校在山西省主要分布在城市，所以對比分析城鄉間教育支出的差異就集中到了初等教育之上，通過比較2019年初等教育的資源分布來分析城鄉教育支出的差距。2005年—2019年隨著城鎮小學學生數量的增加，城鎮小學中的專任教師也在逐年增長，表現為生師比變化不大；反觀農村小學學生數量卻在逐年下降，農村小學專任教師數量也在逐年下降，但是教師的下降幅度小于學生的下降幅度，表現為生師比下降明顯，城鎮小學與農村小學的生師比在2005-2019年間均小于規定的標準。山西省在小學師資力量配置方面成效不錯，一直低于規定比例。除此之外，隨著農村人口進城求學現象的出現，雖然小學學生與小學教師均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但是山西省政府在逐年增加城鎮小學教師的數量的同時也沒有忽略農村小學教師數量減少的問題，通過控制農村專任教師的流失使得城鎮與農村的生師比都呈現下降趨勢。城鎮中學生在校生人數在2005年—2019年間先增后減，在2011年城鎮中學在校生規模達到最大，與此同時，城鎮中學專任教師數量沒有隨著學生數量的減少而減少，山西省政府反而擴大了城鎮中學專任教師的規模，表現為從2011年開始，山西省的生師比逐年下降，城鎮中學生師比在2011年往后開始低于規定標準。反觀農村，一方面來講，農村中學生師比一直控制在規定比例之下。另一方面，中學在校生和專任教師數量都是是逐年下降的，但是二者從2017年開始數量趨于穩定，山西省在農村中學生源流失的情況下，控制農村中學教師規模的下降幅度，使得農村中學教師的下降規模小于學生的下降規模。（三）評估結果一方面，山西省財政教育支出在總量上表現尚可。山西省財政教育投入的絕對規模表現為上升趨勢，并且投入的財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3%-5%之間，比較穩定。另一方面，在結構上即使高等教育生均教育經費投入較少，但是山西省財政教育支出結構總體上表現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