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教育范文10篇

［摘要］外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的銜接性研究是語言教育規劃領域的一個新興話題。文章聚焦以《普通高中英語課程標準（實驗）》為核心的高中英語教育政策，從教師對政策的認識與評價、教師的教育實踐、學生對教學實踐的反饋3個方面對高中英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的銜接性相關研究進行梳理，反思存在的不足，以期對進一步提升高中英語教學的質量與效率以及為外語教育規劃提供一定參考。

［關鍵詞］高中；英語教育政策；《課標》；教育實踐；銜接性

2014年9月，國務院《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提出高考英語將實行社會化考試，這一決策引起社會各界廣泛熱議。現階段高中英語教育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教學效果不夠理想等原因，外語教學受到不少質疑和批評，外語教育政策的評估與調整刻不容緩［1］。實際上，外語教育政策最終要落實到外語課程政策上，高中英語課程政策主要由《普通高中英語課程標準（實驗）》（以下簡稱《課標》）、教材政策及高考英語政策組成，其中《課標》是核心［2］202［6］。但長期以來，中國對外語教育政策與教學實踐的銜接還關注不夠。語言政策與語言教育銜接性研究是以問題驅動的，基于語言教育實踐并以政策為指向的研究，中國當前以語言教育規劃為核心的銜接性研究正當其時。外語教育政策屬于公共政策的分支［3］28。公共政策過程包括議程設定、政策制定、實施、評估、調整、終結，其中實施過程是檢驗政策有效性的最關鍵環節［4］8，而外語教育政策的實施成效在于其對于外語教育的目標是否實現，這又依賴于政策的上傳下達及政策目標與教育實踐之間的銜接效果［3］125。鑒于此，文章主要以《課標》為政策對象，從教師對政策的認識與評價、教師的教育實踐、學生對教學實踐的反饋3個方面，對高中英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銜接性及其相關研究進行梳理，反思現有研究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建議。

一、高中英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銜接性研究

（一）教師對高中英語教育政策的認識與評價

中國高中英語教育政策由中國教育部基礎一司和二司制定［5］248。2003年，教育部頒布《課標》，明確提出培養學生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的目標，它的形成建立在學生語言技能、語言知識、情感態度、學習策略和文化意識等素養整體發展的基礎上。李婭玲指出中國外語教育政策的制定主要表現為自上而下的“內輸入”模式，缺少自下而上的意志上傳［3］176－183。教師是《課標》客體的重要組成，是將政策轉化為教學實踐的關鍵群體［6］，同時，教師也會作為政策制定的主體發揮重要作用。教師對政策的認識與評價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教學實踐，對此進行考察對政策的落實尤為關鍵。從既有文獻來看，此方面的成果還比較少。羅桂秀通過問卷考察了40位教師對高中英語課程政策的態度與認識［6］，研究發現：在《課標》方面，大多數教師認為《課標》培養學生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的目標過高，最難實現的課程子目標是語言技能目標與文化意識目標，《課標》的制定未充分考慮學生的實際學習需求，60％的教師認為《課標》中最難操作的實施建議是課程資源開發與利用建議；在教材方面，多數教師認為教材存在缺陷，教材內容和課后練習并沒有注重培養學生的綜合語言運用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維能力；在高考英語方面，多數教師認為選擇題題型并不能有效考察學生的綜合語言運用能力，高考試題與教材的課后練習并未有效銜接，也沒有很好地體現《課標》規定的課程目標。徐冠興調查發現，天津市部分參與課改的高中英語教師對《課標》理念的貫徹存在偏差［7］，對其規定的課程目標認識不足。張曦元也發現，教師對《課標》認識不足［8］。不過陳芳發現，教師理解和實施《課標》的能力自評在多個方面與所在學校學生的英語能力無顯著關系［9］。這些研究顯示，盡管《課標》政策引導著課程教學，但大多數高中英語教師對此教育政策的認識相對不足，評價褒貶不一，進而可能影響政策在教學中的實踐。

一、教育公平的重要性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第一章寫到：正義即公平，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義是一種程序性而無固定內容的概念，其內容是政治價值賦予的。比如，高考所賦予的教育公平，也是反映高考本身的價值。這種本身的價值是無法去定義的，但是價值卻是無法估計的。羅爾斯提出兩個原則，第一是自由優先原則，第二是機會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對于哲學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我認為自由優先原則是針對個體的，社會的每個人都有一樣的權利享有盡可能廣泛的基本自由，只要他們的自由不跟其他人的自由沖突。差別原則指不平等只能建立在給社會最底層人民最大利益的基礎上。所以由于社會、經濟地位差異的存在，應該優先改善處境最困難的群體的條件。在報告中指出，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必須把教育事業放在優先位置，加快教育現代化，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發展素質教育，推進教育公平，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由此可見，教育公平在我國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教育的不公平會導致很多社會的不公平現象。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我們應該努力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而高考的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檢驗著我國教育公平的實施結果。

二、分配與分數線的差異所導致的教育不公平

（一）分省定額制所導致的省間院校名額分配不同。我國優秀大學主要集中在一線城市，其中北京“211”“985”大學有26所，上海有9所，而新疆只有2所，西藏有1所。這樣的優質教育資源分布不均，是由區域發展所導致的，是個體無法改變之事。但是從教育公平的角度來講，“211”“985”大學應該給全國各省市的考生以平等的機會，不能因為省市的不同而使得學生進入優質大學的機會變得不同。因為進入更好的大學能夠提升個人的橫向學歷，對個人未來的職業發展也有很重要的意義。但是目前來看，高校在分省定額分配時有明顯的地方保護主義，這樣不合理的地方保護主義加劇了教育的不公平現象。2016年清華，北大各省招生人數，其中選取了中國的29個省市做對比。通過此圖，我們可以看出名次靠前的省市有北京，浙江，湖北等。由此圖我們也可以看出，清華北大在北京的錄取率達到了約0．9％，而甘肅、云南的錄取率只達到了約0．03％。這樣的數字差距告訴我們分省定額所造成的高考不公平現象是非常嚴峻的，而地方保護主義更加加劇了區域經濟發展所引起的差距，也使得優質大學入學機會不均等，加大了高考的不公平從而導致的教育不公平。（二）分省定額制所導致的省間的錄取分數線不同。由圖1我們還可以看到河南，湖北，山東等因為人口多，基數大，一直是我國俗稱的高考大省。河南省2016年參加高考的人數有82萬，這個數字是北京市參加高考總人數的13倍。這樣龐大的數字差額因為分省定額制的實施，省間招生數量的限制，錄取分數線自然也會與其他省市不同，因此2016年，本科一批次，河南的分數線是517分，而青海只有457分。分數線接近70分差異不僅讓學生面臨較大的高考壓力，也會感慨自己“生不逢地”。而由此催生的高考移民現象更是使教育不公平走向了最大化，2016年內蒙古查處高考移民1500多人，其中1300多名持外省身份證考生的父母是河北省公職人員。這樣的數字都在告訴我們，雖然每年相關部門都在嚴查嚴打高考移民現象，但是行險僥幸的人還是存在的。

三、平衡分配數額，逐漸改善

雖然討論了很多關于分省定額制導致的教育不公平，但是如果直接取消分省定額制，高考只會變得更加混亂與不公平。因為，分區定額錄取政策本就有照顧區域經濟發展和文化教育落后地區的目的。在我國，各省經濟條件和教育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在教育水平上，不管是硬件設施還是教學編排，偏遠的地區還是相對落后，與經濟發達地區仍有很大差距。而在師資力量方面，偏遠地區教師普遍學歷水平沒有經濟發達地區高，也缺少系統正規性的培訓，使得落后地區教育的總體發展水平不及經濟發達地區。從自由競爭的角度來看，這是與考試公平原則有些矛盾之處，但從調動落后地區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促進當地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維護中華民族的統一等角度看，則有其合理之處，所以政策越向后發展越成為了從考試公平趨向于區域公平。所以，對于高考公平與區域發展公平的矛盾，是沒有肯定的完美的解決辦法，只有在努力照顧天平兩端的形勢下求得中間的平衡．發達地區有好的教育水平，吸引更多的人才，那么更多的優質教師資源投入到教育事業中，這就變成了一個教育的循環。為了打破這樣的教育循環，只有加大對偏遠地區的教育關注度，可以分別從教育經費和優惠政策兩方面進行。從教育經費方面，加大偏遠落后地區的教育經費投入，從政策方面來講，可以用優惠政策吸引優質的教師資源。從這兩方面的實施，可以盡量縮小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保證教育的公平。同時，分省定額錄取政策也應該確定一個分省定額的規則，這個規則可以根據各省的人口基數、考生數、國家重點大學數以及上年的招生數來確定每年在各省的招生定額數，逐步改變國家重點大家對各省招生名額投放極不均衡的做法。這樣對維護教育公平具有積極意義，因為不僅糾正了重點院校在北京、上海等地招生比例過高的現象，照顧到了偏遠和區域落后地區，同時充分考慮了區域人口和報考人數較多的省區的利益。依據歷年高考錄取情況，制定每年各大高校的錄取人數等錄取條件，在高考前公布錄取的要求，使信息公開化，讓考生有針對性的選擇合適自己的學校。

一教育政策與教育公平概說

（一）教育政策。對于教育政策，學術界暫時還沒有統一的界定。日本學者村田翼夫認為“教育政策乃是實現教育目的的公共方針之體系”[1]。婁成武、史萬兵學者認為“教育政策是一種有目的、有組織的動態發展過程，是政黨、政府等政治實體在一定歷史時期，為了實現一定的教育目標和任務而協調教育的內外關系所規定的行動準則和依據。[2]”張煥庭學者在《教育辭典》中把教育政策定義為：“黨和政府在一定歷史時期為教育工作制定的基本要求和準則。[3]”根據以上觀點的羅列，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各位學者對教育政策的內涵并沒有統一的解釋，但卻有著共通之處。概括而言，教育政策就是指國家政治實體為實現一定教育目標而制定的行動準則，它具有以權威性、目的性、實用性等特征。（二）教育公平。對于教育公平的內涵和定義，學術界也沒有統一的解釋。劉平秀學者認為：“教育公平是指人們不受政治、經濟、社會地位和民族、種族、信仰及性別差異的限制，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權利和機會。[4]”李之國學者認為：“教育公平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即人類受教育的基本權利的平等與受教育的非基本權利的不平等。[1]”胡森學者對教育平等有三個方面的解釋：“一是起點均等，指入學機會均等；二是過程均等，指教學條件均等；三是結果均等。”根據以上觀點的羅列，可以看出，學術界從不同角度對教育公平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存在較大差異。綜合以上觀點，筆者對教育公平的內涵和特征做如下概括。1.教育公平具有普遍性。人人都具有享受教育的權力和機會，不受外界任何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的影響，存在于全人類之間，具有普遍性。2.教育公平具有相對性。從橫向上看，所有學生在相同階段應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和權力；從縱向上看，所有學生在不同階段應根據實際情況應該享有不同的教育機會和權力，因此具有相對性。3.教育公平具有過程性。入學機會平等是最基本的平等，是最低訴求，處于金字塔底部；過程公平是學生在接受教育過程中感受到的公平程度，處于金字塔中間；結果公平是對教學效果的要求，是教育目標層面的體現，處于金字塔頂端。教育公平是一步一步達成的，具有過程性。（三）教育政策與教育公平的關系。1.教育政策作用與教育公平教育政策是一種政策導向，具有相應的行為標準和準則，當人們在執行標準和準則的同時，就體現了統治階級的教育意志，是偏向于經濟發達地區而忽視落后地區還是全面均衡發展，是偏向于城鎮而忽視農村還是城鄉統籌發展，這些都體現了教育政策的態度，有關教育公平的問題也就自然產生，教育公平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教育政策執行的結果，是教育政策執行結果的衍生，因此，教育政策作用于教育公平。2.教育公平反作用于教育政策在教育政策執行之后，相伴而來的是教育公平問題。教育政策在執行之后所反映出來的教育公平問題又反作用于教育政策，黨和政府會根據教育政策的執行所體現出的教育公平問題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反映而不斷調整修改教育政策，因此，教育公平反作用于教育政策。

二義務教育入學政策與教育公平

（一）義務教育入學政策解讀。1986年，國家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中第九條明文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合理設置小學、初級中等學校，使兒童、少年就近入學。”“就近入學”政策就此產生，由此，各級地方政府在各地劃分學區，學生只能在規定地理范圍內的學校就讀，不得跨學區就讀，學校也只能在所轄地理范圍內招生，不得跨學區招生。2006年，重新調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對“就近入學”政策有一定的調整，在第十二條中規定：“適齡兒童、少年免試入學。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保障適齡兒童、少年在戶籍所在地學校就近入學。”在進一步強調“就近入學”政策的同時，增加了戶籍制度的限制，學生必須在戶籍所在地才能入學。2015年，重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保留了2006年的“就近入學”規定，可以看出，“就近入學”政策將繼續貫穿于義務教育入學政策。（二）義務教育入學政策對教育公平的影響。“就近入學”政策明確了適齡兒童、少年就近入學的權利，明確了地方各級政府保障其在戶籍所在地就近入學權利的義務和責任。“就近入學”政策經過多年的推行，成績斐然，據調查表明，目前我國義務教育階段有73.46%，近四分之三的學生實現了就近入學，且我國66.64%的家長認為就近入學是常必要的，這充分說明“就近入學”政策取得不錯的成績和效果，極大地促進了教育公平事業的發展。但是，雖然大多數學生實現了就近入學，大多數家長也認為就近入學是非常必要的，但“就近入學”這一政策在教育公平問題上也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主要有以下兩點。1.高額的擇校費有失教育公平與“就近入學”政策相伴而來的是“擇校”現象的產生，擇校費居高不下有失教育公平。“擇校”就是在教育資源不夠均衡的情況下，選擇上一所好的學校。雖然我國義務教育階段有近四分之三的人選擇了就近入學，但依然有26.54%的學生選擇了“擇校”。盡管擇校費居高不下，家長和學生依然希望贏在教育的起點，為將來做好鋪墊，由此，“擇校”便成為一股浪潮。客觀地說，人人都有上學的權力，人人都有接受高質量教學的權力，“擇校”是人們追求高教育質量的結果，因此它并不是“就近入學”政策的對立面，但是，許多有著較好教育資源的學校向學生收取高額擇校費，使得底層人民無法承受，只能放棄高質量的教學，獲得普通教學，這又有悖于失人人都有接受高質量教學權力的公平性，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就近入學”政策的本意，有失教育公平。2.流動人口子女難享教育公平《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第十二條明文規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在非戶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適齡兒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義務教育的，當地人民政府應當為其提供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條件。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可以看出，國家正在大力解決流動人口子女義務教育問題，但是，流動人口子女上學依然不易。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全國流動人口超過1.2億。隨父母進城的農民工子女有近2千萬，失學率高達9.3%，這就意味著全國有近200萬流動兒童失學、輟學。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就近入學”政策戶籍制度的限制。流動人口子女流入所在地公立學校教育資源有限，且部分地區存在地方保護主義，公立學校在滿足本地學生就學的情況下，很可能無暇顧及流動人口子女，使得他們不得不轉向私立學校，而私立學校學費昂貴的現象一直存在，這些就造成了流動人口子女上學難、上學貴的問題，進而加劇了失學率和輟學率。

三建立義務教育入學政策公平機制的途徑

（一）改進“就近入學”政策實施環境。“就近入學”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教育的基本公平，有利于學籍管理，總體運作良好，但仍然需要完善。第一、增加義務教育經費，合理配置教學資源，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縮小校際差距，尤其是縮小教學質量的差距。第二、統一學校建設標準，實行義務教育標準化發展，讓每一位學生享受同等的教學環境。（二）完善戶籍制度。戶籍制度的本意是方便學籍管理，保障教育公平，但是，流動人口子女也正是因為戶籍制度政策而產生了上學難、上學貴的問題，由此，應當進一步完善入學戶籍制度。第一、義務教育是政府行為，加大政府關于流動人口子女上學問題的責任、增加對流動人口子女義務教育經費的投入以及健全流動人口子女義務教育制度，以此來保證流動人口子女有學可上的基本權利。第二、逐步調整戶籍制度，破除體制限制。根據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某網站新聞中心聯合開展的一項有11168人參加的調查顯示，91.7%的人認為有必要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對普通人而言，戶籍制度改革最大的作用是方便孩子上學，持這種觀點的占總體的51.7%；由國務院14個部門組成的6個調研組，2006年分赴幾個省市就戶籍制度改革工作進行綜合調研后認為，當前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已經具備了許多有利條件，時機基本成熟。解決流動人口子女上學問題是教育公平的體現之一。

多年來，我市一直堅持有計劃、有步驟地在中學生中開展時事政策教育，不斷探索時事政策教育新的形式和有效途徑等方面積累了許多經驗，取得了一定成效。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和、教育部《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的精神，進一步提高中學生時事政策教育的針對性、實效性，特提出以下意見：

一、提高開展時事政策教育重要性的認識

時事政策教育是中學德育的重要內容，它對于幫助學生正確認識國內外形勢，養成關心國家大事的良好習慣，激發愛國主義情感，逐步樹立正確的政治觀點和價值觀，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時，它也是對青少年進行生動、活潑的國情教育的一個重要途徑。

各區縣教育行政部門和中學要把時事政策教育作為德育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統籌好教育內容、方式、時間。

二、要把時事政策教育落實到每一所中學、每一個學生

中學時事政策教育要以當前國內外形勢、黨和國家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內容為主，要在總結多年來在初中學生中開展時事政策教育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高中階段學生的時事政策教育，切實把這項教育落實到每一個中學生。

【正文】

中國現代師范教育源于鴉片戰爭之后，最早成立的師范教育機構當數盛宣懷創辦的上海南洋公學于1897年所設的師范院，而真正開啟高等師范教育的是1902年在京師大學堂所設的師范館。歷經了艱難歷程而形成的以各級各類正規師范教育為主體、多種教育機構參與的多層次、多形式、多規格、多元化的我國師范教育體系，正負擔著世界最大規模基礎教育師資的培訓任務，僅1980年至今，已為中小學培養教師近700萬，接受學歷培訓教師500余萬，在師資培訓中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在教育科研上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中國師范教育基本是公立的，是國家政策的產物。因而，師范教育的成敗系于政策一身，政策是中國師范教育發展的關鍵。

一、中國基礎教育發展模式及師范教育的世紀走向

中國基礎教育規模巨大，學生近三億，教師逾千萬。走向新世紀，中國基礎教育發展模式發生了新的變化，稱“三大樂曲大協奏”：即從上學型轉向普及型，從普及型轉向精英人才型，從少數英才模式轉向普及型英才模式。現在，三種轉型同時存在，而且不同模式在相當長時間內交叉作用著，這就促使走向新世紀的中國師范教育呈現新的走向。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發展的復合因素的作用，如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和人員的多樣化流動，師范教育也相應進行了多種改革嘗試。1998年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終于從政策上確認允許綜合性大學培養教師，中國師范教育自建國以來建立起來的單一定向型體系被打破，呈現出新的走向：

[摘要]師范生免費教育政策對于解決貧困師范生的就學問題、保障基礎教育師資質量、促進教育發展和教育公平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該政策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可能出現新的問題：對非部屬師范院校會產生新的不公平；真正熱愛教育事業的師范生不一定能享受政策優惠；落實免費師范畢業生的職后保障成本太高；免費師范生的學習動力、培養質量難以保證等。對此，有必要采取相應的對策：提高我國教師的待遇；增強師范生的學習動機；注重免費師范生的培養質量；積極探索師范教育免費制度的多種模式。

[關鍵詞]師范生免費教育；意義；問題

2007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在6所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西南大學和陜西師范大學)實行師范生免費教育。從2007年起，考入這6所學校的師范生不僅免交學費和住宿費，還能得到國家的補貼。我國在相當長時間內曾實行的師范生免費教育制度重返大學校園。當年9月，隨著首批10933名免費師范生先后進入6所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就讀，免費師范生教育政策的落實跨出了堅實的第一步[1]。與此同時，新的問題也隨即進入人們的視野：免費師范生教育將給師范教育帶來哪些影響？師范教育該如何改革？對免費師范生應當如何培養？本文試圖對此做初步探討。

一、師范生免費教育政策的背景及意義

自1997年開始，師范大學逐漸實行收費制度。10年后的今天，師范教育收費的負面影響開始顯現，報考師范院校的優秀生源明顯減少；師范院校畢業生中相當一部分主動放棄教育工作；由于傾斜政策不到位，中小學教師不可避免地從農村走向城市、從貧困地區走向發達地區，從一般學校向重點學校集中，教師資源分布不均日趨嚴重。同時，由于對高師院校的發展缺乏頂層設計和政策支持，師范教育呈現被弱化的傾向。從長遠來看，這些均不利于教育的百年大計。

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是我國的一個基本國情，直接影響到地區教育發展的不平衡性。在廣大農村地區，師資匱乏問題成為農村兒童失學、轉學的重要原因。而同時，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對高質量的優秀師資的需求量也必將快速增長。在這種背景下，培養、輸送合格的大學畢業生充實教師隊伍，成為高校尤其是高等師范院校當仁不讓的責任。如同高水平大學必須要辦好本科教育一樣，師范大學首先要辦好師范類系科專業。當然，師資隊伍的建設需要投入，需要建立健全法規政策。

論文關鍵詞：教育政策公正參與主體政策內容

論文摘要：教育政策是黨和政府在一定歷史時期為教育工作制定的基本要求和行動準則。公正的教育政策要保障受教育者的發展權利與發展機會、發展條件和發展水平與資格的認定的公正。為了保證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參與主體必須具有公正意識，教育政策內容必須遵循平等原則和補償原則。

教育政策是黨和政府在一定歷史時期為教育工作制定的基本要求和行動準則。隨著政策科學的興起，教育政策研究成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展最快的學科領域之一。[1]教育政策問題日益受到公眾的關注，人們除了從政策學角度分析教育政策外，廣大的學者還運用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知識來分析教育政策，倫理學視角是近幾年來人們分析教育政策問題采用的視角之一。

一、教育政策公正的內涵

公正是倫理學的重大問題之—，這個概念涉及的范圍很廣，它既是法學概念、政治學概念又是倫理學概念。在倫理學中，公正是指人們根據一定的道德原則和規范，辦事公平正直、堅持真理、合乎情理、不存私心。它反映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系，體現人們的一種崇高的道德境界。[2]所謂教育政策公正，就是指教育政策要保證在現實社會條件下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可能的教育平等，保證受教育者教育起點的公平、教育過程的公平和教育結果的公平。也就是說，教育政策要在以下三個方面保證公正：受教育者的發展權利與發展機會的分配、受教育者的發展條件的分配和受教育者的發展水平和資格的認定。

（一）受教育者的發展權利與發展機會

摘要：教育政策制定過程是相當復雜的，它包括教育政策問題認定、教育政策議程、教育政策決定和教育政策表達與合法化等幾個階段。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今天，我國的教育政策正在走向科學化、民主化與法制化。

關鍵詞：教育政策；制定過程；政治文明；民主化；科學化

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鮮明地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歷史任務。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是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我國教育政策制定過程與決策機制研究是發展我國政治文明，促進教育政策科學化、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內容，對提高我國教育政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一

教育政策制定過程是相當復雜的。這不僅是因為它要受到政府內部因素如政府部門、公務人員和決策體制等的影響，而且要受到政府外部的利益集團、研究機構和大眾民意等因素的制約。因此任何一種把政策制定過程簡單地看作為線性或理性化過程的傾向都是危險的。

一般來說，對教育政策制定有兩種理解方式，一種是把教育政策制定理解為整個政策過程，它包括政策問題、政策議題、政策決策、政策執行和政策評估等幾個階段。一種是把教育政策制定理解為政策形成(policy—formation)或政策規劃(policy—formulation)，指從問題界定到議案抉擇以及合法化的過程。前者是廣義地理解教育政策制定的概念，它把政策執行、政策評估等環節稱為后政策制定階段。后者是狹義的概念，認為教育政策制定過程與教育政策執行過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階段。本文所探討的教育政策制定過程就是從狹義上來理解教育政策制定。它主要涉及我國教育政策制定到底經過了哪幾個階段(process)以及與之相關的在此過程中各政策主體(actors)之間如何相互作用這兩個根本性的問題。

【摘要】受到科學進步模式啟發，公共政策分析者把政策的變化總結為兩種基本變化模式即常規變化和范式變化。從我國農村義務教育政策中選取以農村教師教育為代表的常規變化政策，以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為代表的范式變化政策。通過回溯性的分析和總結教育政策的嬗變動因與規律，我們發現，進行常規變化的農村義務教育政策發生率最高，并為政策實現革命性的變化和跨越式的發展作量的積累，只有常規變化和范式變化兩種政策變化模式適時交替，政策才能最大可能地實現預設目標和取得社會效益。

【關鍵詞】農村義務教育；常規變化；范式變化

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D.Lasswell)與丹尼爾·勒納(DanielLerner)1951年發表的《政策科學：范圍與方法最近的發展》以來，政策科學的研究在社會科學領域成為主流的話題。“政策是一個有目的活動過程，是為處理某一問題或有關事務而采取的行動”[1]。隨著我國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教育公共服務水平無法滿足社會需求，教育政策越來越成為服務型政府破解教育領域問題的有力工具，規范和管理教育實踐活動的重要幫手。我國農村義務教育政策作為處理和解決農村教育積貧積弱現狀的良方，是農村教育事業發展方向的指路人。因政策自身具有運動、發展和自我更新的特性，政策與周圍環境處于自我修正的動態變化過程，現實中農村義務教育政策的運行并不是一以貫之，而是因時、因勢進行自身調整，無法做出適時調整的政策變動勢必會滋生腐蝕性的流弊。

1政策變化的基本模式

托馬斯·庫恩（ThomasS.Kuhn）《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他把科學進步模式概括為：第一，前科學時期；第二，高度累積性的常規科學；第三，違反支配常規科學的范式出現，科學共同體的專業承諾發生位移；第四，科學革命時期新理論出現。科學進步是在漸進變化和和飛躍性的質變交替中進行，因此，借用該種進步模式，政策分析者提出了兩種政策變化的基本模式。

1.1常規變化模式

摘要：近二十年來，在省政府和教育廳的持續關注下，山西省教育體系中的基礎教育、中等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持續穩健發展，資助體系不斷優化，山西省教育事業得到長足進步。本文對山西省財政投入總量和結構兩大方面進行分析，總量上采用絕對指標和相對指標進行評價，結構上從各層級間教育支出和城鄉教育支出兩方面經行分析，根據總量和結構相關指標的分析，得出山西省財政教育支出的評估結果，并對相關問題提出建議。

關鍵詞：教育；績效指標；績效評估

一、進入新世紀后山西省教育政策歷史進程及主要成果

在這20年間，我們國家從第十個五年計劃到第十三個五年計劃當中，對教育的關注度逐漸上升。總體上來講，從2000年到2019年間，雖然政府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使得在校生人數數量上呈現下降趨勢，學生的平均入學率逐年上升。與此同時，學校總量也逐漸減少，專任教師數量也逐漸下降，但是下降幅度沒有比學生數量下降幅度大，這樣使得平均每個老師對應教授的學生數量減少，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質量。基礎教育：在省政府教育財政投入不斷增長的趨勢下，對農村基礎教育逐步推進九年義務教育，調整優化中小學的布局，在2006年，普九教育工作的建設工作得到驗收，“十一五”計劃期間連續五年初中小學入學率達到99%，并且逐步加強對農村學校教學設施的完善，逐步縮小城鄉教育在硬件上的差別，逐漸建設義務教育標準化學校。在“十一五”期間第一次將高中教育單獨劃出，開始作為我省教育關注重點，進一步加強我省高中階段教育，優化高中教育結構，鼓勵普通高中發展多樣的教學方式，為學生提供更加多樣的升學機會。2019年高中學生畢業數是2000年的三倍。高等教育：在“十五”期間，太原理工大學作為全省唯一一所“211工程”建設取得一定進展，山西大學也成為省政府與教育部共建的大學。在此之后，省教育廳分三期加強建設兩校的創新體系。之后逐步推行大眾化高等教育，截止2019年底，山西省普通高校研究生在校生人數為3.86萬人，普通本專科生在校人數為80.20萬人，是2000年研究生數量的14倍，普通本專科生數量的6倍，高等教育建設效果顯著。中等教育：在改革開放以后，中等職業教育建設得到不斷發展。在2000年至2005年間，我省加大在中等職業教育中經費的投入力度，建設國家級重點、省級重點中等職業學校，不斷擴大辦學規模，緊密結合我省支柱產業的需求建設示范專業與實訓基地，鼓勵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到職業教育當中，并鼓勵加快技能實用人才的培養，不斷提高我省勞動者的創新能力和素質。2011年我省中等教育在校生人數達到最大值61.94萬人，截止到2019年底，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人數為38.41萬人，相比2011年下降幅度達到38%,但是整體上看，我省教學覆蓋率卻得到顯著提升。

二、山西省教育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體系與績效評估結果

為了能夠客觀地、公平地體現山西教育財政政策的效果，可以通過構建反映總量和結果兩大類的績效指標體系來合理評估山西省財政教育支出的情況。（一）反映總量的績效指標反映山西省財政教育支出總量的指標分為兩大類：絕對規模與相對規模。絕對規模是用每年山西省投入的公共預算教育支出來確定。相對規模是指，在考慮每年財政教育支出時也要對應考慮當年全省的經濟發展情況，對教育支出做出更為客觀地衡量。在實際生活中可以選用全省GDP來反映當年山西省的經濟狀況。1.絕對規模從絕對規模上來看，山西省在對教育方面的投入規模總體上是呈現上升趨勢的。2007-2019年間，山西省的教育名義財政支出從181.22億元增長至696.28億元，12年間增長了2.84倍，總體呈現上升趨勢。從數據上來看，平均增幅為12.6%，我省財政教育支出雖然總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增長緩慢。2.相對規模《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要到2012年我國財政性教育支出要占比GDP達到4%，山西省以此為目標，在2012年該比重達到4.78%，首次突破4%。該比重相比之前年份增幅較大，并且之后雖然該比重有所波動，但是一直穩定在4%以上。但是通過分析各年比重變化幅度可以發現，該比重增長速度呈現周期性變化，甚至增長幅度會出現負值，說明山西省在教育支出方面波動較大。總體上來看，該2007-2019年的平均增長幅度僅僅為3.25%。對于山西來講，財政教育支出不管是絕對規模還是相對規模，平均增幅均較小。（二）反映結構的績效指標選取反映結構的績效指標本文從兩個方面來考慮：層級間、城鄉間教育支出1.層級間的教育支出2019年山西省財政教育支出總和為696.28億元，可以得出普通小學占比34.54%，普通初中占比23.79%，普通高中占比14.06%，中等職業學校占比9.14%，普通高等學校占比18.33%。通過數據比較可以看出，教育經費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小學占用，小學教育社會效益是相當明顯的，所以山西省在該部分的投入比重較大可以理解。但是整體上講，在整個教育體系中對高等教育的支出并沒有跟上初等教育的投入規模。根據經合組織之前的《OECD教育概覽摘要》中的要求經合組織國家高等教育生均成本應該是小學的2.4倍，而山西省的高等教育生均成本是小學教育生均成本投入的1.5倍，相比要求的數值來講是偏低的。2.城鄉間的教育支出中高等院校在山西省主要分布在城市，所以對比分析城鄉間教育支出的差異就集中到了初等教育之上，通過比較2019年初等教育的資源分布來分析城鄉教育支出的差距。2005年—2019年隨著城鎮小學學生數量的增加，城鎮小學中的專任教師也在逐年增長，表現為生師比變化不大；反觀農村小學學生數量卻在逐年下降，農村小學專任教師數量也在逐年下降，但是教師的下降幅度小于學生的下降幅度，表現為生師比下降明顯，城鎮小學與農村小學的生師比在2005-2019年間均小于規定的標準。山西省在小學師資力量配置方面成效不錯，一直低于規定比例。除此之外，隨著農村人口進城求學現象的出現，雖然小學學生與小學教師均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但是山西省政府在逐年增加城鎮小學教師的數量的同時也沒有忽略農村小學教師數量減少的問題，通過控制農村專任教師的流失使得城鎮與農村的生師比都呈現下降趨勢。城鎮中學生在校生人數在2005年—2019年間先增后減，在2011年城鎮中學在校生規模達到最大，與此同時，城鎮中學專任教師數量沒有隨著學生數量的減少而減少，山西省政府反而擴大了城鎮中學專任教師的規模，表現為從2011年開始，山西省的生師比逐年下降，城鎮中學生師比在2011年往后開始低于規定標準。反觀農村，一方面來講，農村中學生師比一直控制在規定比例之下。另一方面，中學在校生和專任教師數量都是是逐年下降的，但是二者從2017年開始數量趨于穩定，山西省在農村中學生源流失的情況下，控制農村中學教師規模的下降幅度，使得農村中學教師的下降規模小于學生的下降規模。（三）評估結果一方面，山西省財政教育支出在總量上表現尚可。山西省財政教育投入的絕對規模表現為上升趨勢，并且投入的財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3%-5%之間，比較穩定。另一方面，在結構上即使高等教育生均教育經費投入較少，但是山西省財政教育支出結構總體上表現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