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史學范文10篇

摘要]本文主要介紹19世紀末至20世紀末西方和中國心理史學發展的基本狀況。狄爾泰和李凱爾特是德國批判歷史哲學中新康德主義的杰出代表;從費弗爾、布洛赫到布羅代爾,則代表著法國年鑒學派“精神狀態史”研究與“長時段”理論有機結合的過程。這期間,弗洛伊德是促使心理史學轉變的主要人物。二戰后,西方心理史學的中心轉移到美國。中國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接受心理史學,朱謙之、何炳松具有譯介之功;梁啟超最早嘗試使用心理史學的方法。六七十年代以后,經殷海光、李澤厚到王富仁、謝天佑等人的不斷努力,心理史學真正在中國付諸實踐,且漸成氣候。至新的世紀之交,心理史學在普及中已形成諸多的研究門類,其中以章開沅提出的“離異與回歸”的分析模式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

[關鍵詞]心理史學年鑒學派心態史文化心理結構

中外心理史學的傳統,對于十九世紀末乃至整個二十世紀這一百多年的史學研究產生重要的影響。已經過去的這一個世紀學術的巨大變化,也使歷史學的方法論,尤其是心理史學的研究方法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本文擬在這個時段內,從國外、國內的近現代以及當代這幾個方面,給以爬梳和勾勒,使我們對心理史學在這一重要時期的發展概況有一個了解。

一

歐洲17、18世紀人本主義的歷史學,在繼承過去傳統的基礎上,已開始注重人本身,關注人的內在精神。他們提出的“最初形式有著各種不同的名稱:即,唯理論的歷史、唯理智論的歷史、抽象主義的歷史、個人主義的歷史、心理的歷史”。然而,這在當時還不被時代所接受,因為那個時代所關注的是“對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實用主義的說明”,即“實用主義的歷史。”[1]十九世紀末,德國的批判歷史哲學產生。這種批判歷史哲學首先向德國傳統史學的權威蘭克學派提出了質疑,其發起人是卡爾·蘭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蘭普雷希特爭論”。蘭普雷希特斥責蘭克學派所代表的正統史學過于偏重政治史和偉人,認為史學應從其他學科汲取概念。他宣稱:“歷史學首先是一門社會———心理學。”[2]他的多卷本《德國史》即運用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蘭普雷希特的嘗試雖然遭到了德國正統史家的批評,但由他所發起的反對正統史學、提倡綜合多種史學方法的史學改革勢頭則沒有被遏止。新康德主義就是反對正統史學的另一支勁旅。

新康德主義有不同的派別,但不論是它的西南學派,還是由新康德主義轉向生命哲學、致力于“歷史理性批判”、堅持“歷史相對主義”的狄爾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與精神分析在史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爾泰,他是德國最早使用心理史學方法的歷史學家。狄爾泰認為,文化、價值是研究個人生命的具體存在,因此應當用精神科學來代替文化科學,包括史學。因為“歷史題材是個體生命的表現,如觀念、思想、知識、行為、感情、情緒和感覺,等等,而生命的實質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應對生命進行直接體驗,通過體驗與實在溝通,把握生命的真相。”為了避免歷史學家在這一體驗、認識過程中的主觀性,即個人價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歷史學家還必須注重于對歷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歷史人物活動的歷史背景之中,……與他同命運共患難”[3],實現一種心靈的溝通。狄爾泰的代表作《黑格爾青年時期的歷史》,就是以青年黑格爾的心理分析為個案的典型范例。而作為西南學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凱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中,專門以《歷史學與心理學》為標題,探討了心理史學的特質。他認為,“當歷史學研究文化事件時,它幾乎總是也要研究心靈生活,……因此,關于歷史學家,我們習慣于說,他們必須是優秀的‘心理學家’”。不過,他反對將其變成一門普遍化的科學,因為“‘歷史的心理學’,即在一定時間對個別人或一定群眾的理解,就它自身來說還不足構成科學。它也許可以借助于科學的心理學而得到完善,但決不能被任何關于心靈生活的普遍化科學所代替。”[4]

摘要:心理史學是心理學與歷史學交叉滲透所形成的跨學科研究,運用心理學的相關理論與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類的歷史過程和歷史行為是有效的｡本文試從宗教､環境､社會結構等方面來把握集體心理,進而分析美國獨立戰爭爆發的心理原因,以此為例,淺談心理史學的應用｡但是,心理史學的發展還沒有達到完善,仍然存在許多值得商榷之處,因此,在史學研究中必須科學運用｡

關鍵詞:心理史學;群體心理研究;美國獨立戰爭

心理史學是心理學與歷史學交叉滲透所形成的跨學科研究｡應該承認,人們的心理對歷史的發展必定會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運用心理學的相關理論與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類的歷史過程和歷史行為,可以使我們對歷史的理解更加豐富､更加深入､更加實際,也為歷史研究開辟新的視角,提供新的思路｡當然,心理史學的發展還沒有達到完善,仍然存在許多值得商榷之處｡在此,試對心理史學的應用略作探索｡

一般認為,心理歷史學始于精神分析學說對歷史學的滲透,而且這一滲透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學說的創始者弗洛伊德首開其端的,以《列昂納多•達•芬奇及其對童年的一個記憶》為其標志｡精神分析學說在心理史學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盡管行為主義心理學､認知心理學等各派非精神分析心理學也逐漸進入心理史學的領域｡

心理學,特別是精神分析進入歷史研究并非偶然,兩者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最顯而易見的是,心理學和歷史學都是以人的行為､思想､動機等為研究對象的;此外,無論是歷史學還是心理學其立論根據必須來源于可信的資料與證據,只是歷史學家收集史料,精神分析學家探究患者的經歷與深層心理因素;兩者在認識論上也有相通之處,心理學家需要追溯研究對象的歷史,歷史學家的研究也離不開對研究對象心理的分析(將有關心理學的內容納入歷史研究絕對不是弗洛伊德的首創,在心理史學作為一個流派被確定之前,歷史研究對相關心理學內容的引入必定早已開始)｡總之,心理史學對于歷史研究來說是可行的｡

從心理史學的發展歷程來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可以看到心理史學雖然有很大的發展前景,但引起的爭議､存在的問題也不少｡比較明顯的一點是,心理史學的研究方法比較容易走入理論模式去硬套歷史的誤區｡埃里克森說:我們必須接受“半是傳說半是歷史”的歷史,他的意思就是根據精神分析理論,要探究歷史人物的心理必須了解其童年和青春期的遭遇,這些往往是史料中鮮有記載或沒有記載的,這種情況下,精神分析家應該根據自己所受的訓練去采納一些傳說作為歷史證據,哪怕是無真實根據的也無關緊要,只要不與已知的事實相矛盾,并與心理學理論相符合就可以了｡不加批判地承認現代證據在歷史上的有效性,并將其作為歷史證據的替代物,這樣對待歷史研究,顯然是不嚴肅的｡大量的心理史學較好的作品基本上是由精神分析學家完成,而非歷史學家,且存在著將理論套事實之嫌,對歷史資料考證不詳,將自己的主觀意志加于其中,按著者自己的方式來重構歷史,結果造成心理史學無真實性可言,這與歷史追尋的真實性相悖｡這種缺陷的造成,很大原因在于,把人看作“生物的人”超過了“社會的人”,用生理原因解釋所有的社會活動｡它往往把人生物化,只重視人的自然特征心理的生理基礎,卻忽視了人的社會特性心理的社會基礎,片面夸大遺傳對人類行為的作用,卻忽視社會物質生產和社會組織發展對人類行為改變的作用｡從心理史學的誕生來看,它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學家用歷史證明其理論的產物,而且因而出現上述缺陷就不足為奇,但將心理史學作為一門進行歷史研究的史學方法的話,這種缺陷可能是致命的｡應用心理史學作歷史研究,必須依據不同的歷史情境考察社會､文化､環境等多重因素對歷史人物心理的影響｡集體心理心理狀態是一定群體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形成的,相對于個人傳記式的心理史學研究,集體心理的分析可能更穩定､更有代表性､更可信,能更好地避免套用理論的弊端｡特別是戰爭､動亂､饑荒､瘟疫等歷史事件,集體心理較之個人心理對歷史研究更有幫助｡大衛•斯坦納德提出“從理論上說,個人德感知性質乃是獨一無二的,但事實上,同一文化和社會群體中則經常存在著對象感知上廣泛的相似性,它與不同文化和社會群體間存在著的巨大的對象感知差異性同時并存”,“雖然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也不會留心)一個13世紀的公民,一個中世紀的阿日本武士,或一個17世紀教友派信徒的會如何獨特地解釋米勒-萊爾錯覺,但是我們能夠知道并應該注意過去不同社會中盛行的一般感知和認知假定的巨大差異”｡在此,試著從宗教､環境､社會結構等方面來把握集體心理,進而分析美國獨立戰爭爆發的心理原因｡

摘要]本文主要介紹19世紀末至20世紀末西方和中國心理史學發展的基本狀況。狄爾泰和李凱爾特是德國批判歷史哲學中新康德主義的杰出代表;從費弗爾、布洛赫到布羅代爾,則代表著法國年鑒學派“精神狀態史”研究與“長時段”理論有機結合的過程。這期間,弗洛伊德是促使心理史學轉變的主要人物。二戰后,西方心理史學的中心轉移到美國。中國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接受心理史學,朱謙之、何炳松具有譯介之功;梁啟超最早嘗試使用心理史學的方法。六七十年代以后,經殷海光、李澤厚到王富仁、謝天佑等人的不斷努力,心理史學真正在中國付諸實踐,且漸成氣候。至新的世紀之交,心理史學在普及中已形成諸多的研究門類,其中以章開沅提出的“離異與回歸”的分析模式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

[關鍵詞]心理史學年鑒學派心態史文化心理結構

中外心理史學的傳統,對于十九世紀末乃至整個二十世紀這一百多年的史學研究產生重要的影響。已經過去的這一個世紀學術的巨大變化,也使歷史學的方法論,尤其是心理史學的研究方法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本文擬在這個時段內,從國外、國內的近現代以及當代這幾個方面,給以爬梳和勾勒,使我們對心理史學在這一重要時期的發展概況有一個了解。

一

歐洲17、18世紀人本主義的歷史學,在繼承過去傳統的基礎上,已開始注重人本身,關注人的內在精神。他們提出的“最初形式有著各種不同的名稱:即,唯理論的歷史、唯理智論的歷史、抽象主義的歷史、個人主義的歷史、心理的歷史”。然而,這在當時還不被時代所接受,因為那個時代所關注的是“對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實用主義的說明”,即“實用主義的歷史。”[1]十九世紀末,德國的批判歷史哲學產生。這種批判歷史哲學首先向德國傳統史學的權威蘭克學派提出了質疑,其發起人是卡爾·蘭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蘭普雷希特爭論”。蘭普雷希特斥責蘭克學派所代表的正統史學過于偏重政治史和偉人,認為史學應從其他學科汲取概念。他宣稱:“歷史學首先是一門社會———心理學。”[2]他的多卷本《德國史》即運用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蘭普雷希特的嘗試雖然遭到了德國正統史家的批評,但由他所發起的反對正統史學、提倡綜合多種史學方法的史學改革勢頭則沒有被遏止。新康德主義就是反對正統史學的另一支勁旅。

新康德主義有不同的派別,但不論是它的西南學派,還是由新康德主義轉向生命哲學、致力于“歷史理性批判”、堅持“歷史相對主義”的狄爾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與精神分析在史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爾泰,他是德國最早使用心理史學方法的歷史學家。狄爾泰認為,文化、價值是研究個人生命的具體存在,因此應當用精神科學來代替文化科學,包括史學。因為“歷史題材是個體生命的表現,如觀念、思想、知識、行為、感情、情緒和感覺,等等,而生命的實質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應對生命進行直接體驗,通過體驗與實在溝通,把握生命的真相。”為了避免歷史學家在這一體驗、認識過程中的主觀性,即個人價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歷史學家還必須注重于對歷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歷史人物活動的歷史背景之中,……與他同命運共患難”[3],實現一種心靈的溝通。狄爾泰的代表作《黑格爾青年時期的歷史》,就是以青年黑格爾的心理分析為個案的典型范例。而作為西南學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凱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中,專門以《歷史學與心理學》為標題,探討了心理史學的特質。他認為,“當歷史學研究文化事件時,它幾乎總是也要研究心靈生活,……因此,關于歷史學家,我們習慣于說,他們必須是優秀的‘心理學家’”。不過,他反對將其變成一門普遍化的科學,因為“‘歷史的心理學’,即在一定時間對個別人或一定群眾的理解,就它自身來說還不足構成科學。它也許可以借助于科學的心理學而得到完善,但決不能被任何關于心靈生活的普遍化科學所代替。”[4]

摘要]本文主要介紹19世紀末至20世紀末西方和中國心理史學發展的基本狀況。狄爾泰和李凱爾特是德國批判歷史哲學中新康德主義的杰出代表;從費弗爾、布洛赫到布羅代爾,則代表著法國年鑒學派“精神狀態史”研究與“長時段”理論有機結合的過程。這期間,弗洛伊德是促使心理史學轉變的主要人物。二戰后,西方心理史學的中心轉移到美國。中國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接受心理史學,朱謙之、何炳松具有譯介之功;梁啟超最早嘗試使用心理史學的方法。六七十年代以后,經殷海光、李澤厚到王富仁、謝天佑等人的不斷努力,心理史學真正在中國付諸實踐,且漸成氣候。至新的世紀之交,心理史學在普及中已形成諸多的研究門類,其中以章開沅提出的“離異與回歸”的分析模式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

[關鍵詞]心理史學年鑒學派心態史文化心理結構

中外心理史學的傳統,對于十九世紀末乃至整個二十世紀這一百多年的史學研究產生重要的影響。已經過去的這一個世紀學術的巨大變化,也使歷史學的方法論,尤其是心理史學的研究方法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本文擬在這個時段內,從國外、國內的近現代以及當代這幾個方面,給以爬梳和勾勒,使我們對心理史學在這一重要時期的發展概況有一個了解。

一

歐洲17、18世紀人本主義的歷史學,在繼承過去傳統的基礎上,已開始注重人本身,關注人的內在精神。他們提出的“最初形式有著各種不同的名稱:即,唯理論的歷史、唯理智論的歷史、抽象主義的歷史、個人主義的歷史、心理的歷史”。然而,這在當時還不被時代所接受,因為那個時代所關注的是“對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實用主義的說明”,即“實用主義的歷史。”[1]十九世紀末,德國的批判歷史哲學產生。這種批判歷史哲學首先向德國傳統史學的權威蘭克學派提出了質疑,其發起人是卡爾·蘭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蘭普雷希特爭論”。蘭普雷希特斥責蘭克學派所代表的正統史學過于偏重政治史和偉人,認為史學應從其他學科汲取概念。他宣稱:“歷史學首先是一門社會———心理學。”[2]他的多卷本《德國史》即運用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蘭普雷希特的嘗試雖然遭到了德國正統史家的批評,但由他所發起的反對正統史學、提倡綜合多種史學方法的史學改革勢頭則沒有被遏止。新康德主義就是反對正統史學的另一支勁旅。

新康德主義有不同的派別,但不論是它的西南學派,還是由新康德主義轉向生命哲學、致力于“歷史理性批判”、堅持“歷史相對主義”的狄爾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與精神分析在史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爾泰,他是德國最早使用心理史學方法的歷史學家。狄爾泰認為,文化、價值是研究個人生命的具體存在,因此應當用精神科學來代替文化科學,包括史學。因為“歷史題材是個體生命的表現,如觀念、思想、知識、行為、感情、情緒和感覺,等等,而生命的實質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應對生命進行直接體驗,通過體驗與實在溝通,把握生命的真相。”為了避免歷史學家在這一體驗、認識過程中的主觀性,即個人價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歷史學家還必須注重于對歷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歷史人物活動的歷史背景之中,……與他同命運共患難”[3],實現一種心靈的溝通。狄爾泰的代表作《黑格爾青年時期的歷史》,就是以青年黑格爾的心理分析為個案的典型范例。而作為西南學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凱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中,專門以《歷史學與心理學》為標題,探討了心理史學的特質。他認為,“當歷史學研究文化事件時,它幾乎總是也要研究心靈生活,……因此,關于歷史學家,我們習慣于說,他們必須是優秀的‘心理學家’”。不過,他反對將其變成一門普遍化的科學,因為“‘歷史的心理學’,即在一定時間對個別人或一定群眾的理解,就它自身來說還不足構成科學。它也許可以借助于科學的心理學而得到完善,但決不能被任何關于心靈生活的普遍化科學所代替。”[4]

摘要:心理史學是心理學與歷史學交叉滲透所形成的跨學科研究,運用心理學的相關理論與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類的歷史過程和歷史行為是有效的｡本文試從宗教､環境､社會結構等方面來把握集體心理,進而分析美國獨立戰爭爆發的心理原因,以此為例,淺談心理史學的應用｡但是,心理史學的發展還沒有達到完善,仍然存在許多值得商榷之處,因此,在史學研究中必須科學運用｡

關鍵詞:心理史學;群體心理研究;美國獨立戰爭

心理史學是心理學與歷史學交叉滲透所形成的跨學科研究｡應該承認,人們的心理對歷史的發展必定會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運用心理學的相關理論與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類的歷史過程和歷史行為,可以使我們對歷史的理解更加豐富､更加深入､更加實際,也為歷史研究開辟新的視角,提供新的思路｡當然,心理史學的發展還沒有達到完善,仍然存在許多值得商榷之處｡在此,試對心理史學的應用略作探索｡

一般認為,心理歷史學始于精神分析學說對歷史學的滲透,而且這一滲透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學說的創始者弗洛伊德首開其端的,以《列昂納多•達•芬奇及其對童年的一個記憶》為其標志｡精神分析學說在心理史學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盡管行為主義心理學､認知心理學等各派非精神分析心理學也逐漸進入心理史學的領域｡

心理學,特別是精神分析進入歷史研究并非偶然,兩者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最顯而易見的是,心理學和歷史學都是以人的行為､思想､動機等為研究對象的;此外,無論是歷史學還是心理學其立論根據必須來源于可信的資料與證據,只是歷史學家收集史料,精神分析學家探究患者的經歷與深層心理因素;兩者在認識論上也有相通之處,心理學家需要追溯研究對象的歷史,歷史學家的研究也離不開對研究對象心理的分析(將有關心理學的內容納入歷史研究絕對不是弗洛伊德的首創,在心理史學作為一個流派被確定之前,歷史研究對相關心理學內容的引入必定早已開始)｡總之,心理史學對于歷史研究來說是可行的｡

從心理史學的發展歷程來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可以看到心理史學雖然有很大的發展前景,但引起的爭議､存在的問題也不少｡比較明顯的一點是,心理史學的研究方法比較容易走入理論模式去硬套歷史的誤區｡埃里克森說:我們必須接受“半是傳說半是歷史”的歷史,他的意思就是根據精神分析理論,要探究歷史人物的心理必須了解其童年和青春期的遭遇,這些往往是史料中鮮有記載或沒有記載的,這種情況下,精神分析家應該根據自己所受的訓練去采納一些傳說作為歷史證據,哪怕是無真實根據的也無關緊要,只要不與已知的事實相矛盾,并與心理學理論相符合就可以了｡不加批判地承認現代證據在歷史上的有效性,并將其作為歷史證據的替代物,這樣對待歷史研究,顯然是不嚴肅的｡大量的心理史學較好的作品基本上是由精神分析學家完成,而非歷史學家,且存在著將理論套事實之嫌,對歷史資料考證不詳,將自己的主觀意志加于其中,按著者自己的方式來重構歷史,結果造成心理史學無真實性可言,這與歷史追尋的真實性相悖｡這種缺陷的造成,很大原因在于,把人看作“生物的人”超過了“社會的人”,用生理原因解釋所有的社會活動｡它往往把人生物化,只重視人的自然特征心理的生理基礎,卻忽視了人的社會特性心理的社會基礎,片面夸大遺傳對人類行為的作用,卻忽視社會物質生產和社會組織發展對人類行為改變的作用｡從心理史學的誕生來看,它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學家用歷史證明其理論的產物,而且因而出現上述缺陷就不足為奇,但將心理史學作為一門進行歷史研究的史學方法的話,這種缺陷可能是致命的｡應用心理史學作歷史研究,必須依據不同的歷史情境考察社會､文化､環境等多重因素對歷史人物心理的影響｡集體心理心理狀態是一定群體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形成的,相對于個人傳記式的心理史學研究,集體心理的分析可能更穩定､更有代表性､更可信,能更好地避免套用理論的弊端｡特別是戰爭､動亂､饑荒､瘟疫等歷史事件,集體心理較之個人心理對歷史研究更有幫助｡大衛•斯坦納德提出“從理論上說,個人德感知性質乃是獨一無二的,但事實上,同一文化和社會群體中則經常存在著對象感知上廣泛的相似性,它與不同文化和社會群體間存在著的巨大的對象感知差異性同時并存”,“雖然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也不會留心)一個13世紀的公民,一個中世紀的阿日本武士,或一個17世紀教友派信徒的會如何獨特地解釋米勒-萊爾錯覺,但是我們能夠知道并應該注意過去不同社會中盛行的一般感知和認知假定的巨大差異”｡在此,試著從宗教､環境､社會結構等方面來把握集體心理,進而分析美國獨立戰爭爆發的心理原因｡

[摘要]本文主要介紹19世紀末至20世紀末西方和中國心理史學發展的基本狀況。狄爾泰和李凱爾特是德國批判歷史哲學中新康德主義的杰出代表;從費弗爾、布洛赫到布羅代爾,則代表著法國年鑒學派“精神狀態史”研究與“長時段”理論有機結合的過程。這期間,弗洛伊德是促使心理史學轉變的主要人物。二戰后,西方心理史學的中心轉移到美國。中國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接受心理史學,朱謙之、何炳松具有譯介之功;梁啟超最早嘗試使用心理史學的方法。六七十年代以后,經殷海光、李澤厚到王富仁、謝天佑等人的不斷努力,心理史學真正在中國付諸實踐,且漸成氣候。至新的世紀之交,心理史學在普及中已形成諸多的研究門類,其中以章開沅提出的“離異與回歸”的分析模式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

[關鍵詞]心理史學年鑒學派心態史文化心理結構

中外心理史學的傳統,對于十九世紀末乃至整個二十世紀這一百多年的史學研究產生重要的影響。已經過去的這一個世紀學術的巨大變化,也使歷史學的方法論,尤其是心理史學的研究方法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本文擬在這個時段內,從國外、國內的近現代以及當代這幾個方面,給以爬梳和勾勒,使我們對心理史學在這一重要時期的發展概況有一個了解。

一

歐洲17、18世紀人本主義的歷史學,在繼承過去傳統的基礎上,已開始注重人本身,關注人的內在精神。他們提出的“最初形式有著各種不同的名稱:即,唯理論的歷史、唯理智論的歷史、抽象主義的歷史、個人主義的歷史、心理的歷史”。然而,這在當時還不被時代所接受,因為那個時代所關注的是“對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實用主義的說明”,即“實用主義的歷史。”[1]十九世紀末,德國的批判歷史哲學產生。這種批判歷史哲學首先向德國傳統史學的權威蘭克學派提出了質疑,其發起人是卡爾·蘭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蘭普雷希特爭論”。蘭普雷希特斥責蘭克學派所代表的正統史學過于偏重政治史和偉人,認為史學應從其他學科汲取概念。他宣稱:“歷史學首先是一門社會———心理學。”[2]他的多卷本《德國史》即運用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蘭普雷希特的嘗試雖然遭到了德國正統史家的批評,但由他所發起的反對正統史學、提倡綜合多種史學方法的史學改革勢頭則沒有被遏止。新康德主義就是反對正統史學的另一支勁旅。

新康德主義有不同的派別,但不論是它的西南學派,還是由新康德主義轉向生命哲學、致力于“歷史理性批判”、堅持“歷史相對主義”的狄爾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與精神分析在史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爾泰,他是德國最早使用心理史學方法的歷史學家。狄爾泰認為,文化、價值是研究個人生命的具體存在,因此應當用精神科學來代替文化科學,包括史學。因為“歷史題材是個體生命的表現,如觀念、思想、知識、行為、感情、情緒和感覺,等等,而生命的實質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應對生命進行直接體驗,通過體驗與實在溝通,把握生命的真相。”為了避免歷史學家在這一體驗、認識過程中的主觀性,即個人價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歷史學家還必須注重于對歷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歷史人物活動的歷史背景之中,……與他同命運共患難”[3],實現一種心靈的溝通。狄爾泰的代表作《黑格爾青年時期的歷史》,就是以青年黑格爾的心理分析為個案的典型范例。而作為西南學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凱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中,專門以《歷史學與心理學》為標題,探討了心理史學的特質。他認為,“當歷史學研究文化事件時,它幾乎總是也要研究心靈生活,……因此,關于歷史學家,我們習慣于說,他們必須是優秀的‘心理學家’”。不過,他反對將其變成一門普遍化的科學,因為“‘歷史的心理學’,即在一定時間對個別人或一定群眾的理解,就它自身來說還不足構成科學。它也許可以借助于科學的心理學而得到完善,但決不能被任何關于心靈生活的普遍化科學所代替。”[4]

[摘要]本文試圖將心理史學理論與方法應用到中國教育史的研究中，希望通過對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改革過程中動機和行為的分析與探討，拓寬中國教育史學研究的視野和思路，擴大中國教育史理解的范圍，增強中國教育史研究的生動性。并希望通過這種研究，能對當今中國教育和教育者，提供某些新的啟迪。蔡元培提出的培養“大學問”家、樹立新的學風和建立民主化、制度化的大學組織等重要觀點，對我國目前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仍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蔡元培；北大改革；動機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和實踐，造就了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乃至在整個中國近代史上的輝煌。正因為如此，對蔡元培北大改革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多是從外部，或者說多是從蔡元培北大改革的事功和客觀影響上進行探討的。這種研究取向雖然能比較深入、全面地反映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客觀效應，但卻容易忽略蔡元培本人的主觀愿望，出現對蔡元培北大改革的誤讀甚至曲解。為此，本文擬借助心理史學的方法，從內部、從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動機和愿望的角度，對蔡元培北大改革的歷史事件進行解讀，從而使對這一歷史事件的認識更加接近歷史的真實。

在對中國近現代史上個體或群體行為動機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有一個如何認識這些歷史事件的基本的心理學理論觀點或者說歷史觀的問題，也就是說，是把這些歷史事件主要看作有意識的理性的行為，還是主要看作無意識的情緒化的行為。筆者認為，盡管中國近現代歷史是伴隨著“西方人所注入的痛苦、不滿、屈辱、恐懼和憎恨”[1]，但如果由此就把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個體行為和群體事件，看作是為克服挫折帶來的“自卑情結”的無意識動機驅使下出現的“情緒化”甚至近于“變態”的“盲動”行為，未免就失之偏頗了。雖然近代西方社會給中國帶來的強烈沖擊使中國近現代史上很多群體的反應的確帶有情緒化的“盲動性”，許多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先進人物在這種群體的“盲動性”中有時也不免失去了“自己”，但這絕不是中國近現展史中歷史事件的主流。與其說中國近現代史上個體行為和群體事件是在為克服挫折帶來的“自卑情結”的無意識動機驅使下出現的“情緒化”行為，毋寧說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正是一再試圖以個體有意識的理性為克服這種“盲動”而努力。蔡元培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和西方文化的借鑒、吸收的認知和態度，以及他首任教育總長時，在《全國臨時教育會議開會詞》中關于“自大”和“自棄”的論述(在該文中，蔡元培強調指出，中國教育乃至社會的發展，“自大”和“自棄”都是萬萬要不得的)[2]，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所以，中國近現代史上個體行為和多數群體事件，如果不是理性占據主導地位的話，至少理性和情緒也是同等重要的。不明確這一點的話，心理史學取向的中國歷史和中國教育史研究，也會成為“退縮的歷史”進而被逐出歷史研究的殿堂[3]。

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本文采用的社會動機概念是：社會動機是指引起社會生活主體達到一定社會目標的內在動力。它隱藏在人們行為的背后，是引起人們行為活動的直接原因。它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內驅力，意識性是它的主要特點[4]。精神分析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榮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認為：“要真正理解一個人，不僅要了解他過去的經驗，而且還必須了解他的目標和未來成就。”在榮格看來，“目的對人的行為起引導、‘牽引’作用，過去經驗的‘推動’作用和未來目標的‘牽引’作用同樣重要。”榮格對人類動機的觀點可以用下圖來表示[5]。這是本研究分析和探討蔡元培北大改革行為動機的基本理論依據。

1916年9月1日，蔡元培被聘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4日正式到北大任職，開始了對北大的改革。通過對蔡元培一生心路歷程的全面考察，筆者認為，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動機，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摘要】學校德育即政治、思想與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是學校德育的重要內容。要更好地實現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標，就必須將工作滲透到各科教學中去。中學歷史作為一門重要的思想教育課程，必然要承擔起心理健康教育的任務。教育部最近頒布的《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規定：“高中歷史課程，是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一門基礎課程，通過學習，培養學生健康的人格。”因此，在中學歷史教學中滲透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是每位歷史教師不可推卸的責任。

【關鍵詞】歷史教學健康心理教育

歷史學科是一門人文科學，它博大精深；那上下五千年的中國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和本國反動統治者的斗爭所體現出的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和革命英雄主義氣概，世界史那波瀾壯闊而又曲折坎坷的歷史過程等等，在陶冶學生情操，開發學生心理潛能，健全學生人格，幫助學生確立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堅強的意志和團結合作精神，增強學生承受挫折、適應社會、生活和學習等生存環境能力，預防和矯正各種異常的心理和行為，消除心理和行為障礙等方面有著無比巨大的優勢；說服力強，感染力大，立足點高，理性意蘊深，是其他任何學科都無法相比的。歷史教材中那豐富的倫理價值內容，眾多名人偉人嘉言懿行對促成學生健康心理品質的形成，更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滲透心理健康教育是中學歷史學科教學義不容辭的責任

（一）滲透心理健康教育是新形勢下中學歷史學科教學多元化目標之一

（二）滲透心理健康教育體現了中學歷史學科教育功能的全面性、深入性和發展性

【摘要】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是運用有關心理教育方法和手段培養學生良好的心理素質，促進學生身心全面和諧發展和素質全面提高的教育活動，是素質教育的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而目前我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已成為亟待解決問題，在學校開展心理健康教育是中小學生身體心理健康成長，德、智、體全面發展的需要，是素質教育的迫切需要。因而，學科教育與心理健康教育的整合、滲透就成為當今教育發張的必然趨勢之一。

【關鍵詞】歷史教學健康教育

歷史學科是一門人文科學，它博大精深；那上下五千年的中國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和本國反動統治者的斗爭所體現出的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和革命英雄主義氣概，世界史那波瀾壯闊而又曲折坎坷的歷史過程等等，在陶冶學生情操，開發學生心理潛能，健全學生人格，幫助學生確立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堅強的意志和團結合作精神，增強學生承受挫折、適應社會、生活和學習等生存環境能力，預防和矯正各種異常的心理和行為，消除心理和行為障礙等方面有著無比巨大的優勢；說服力強，感染力大，立足點高，理性意蘊深，是其他任何學科都無法相比的。歷史教材中那豐富的倫理價值內容，眾多名人偉人嘉言懿行對促成學生健康心理品質的形成，更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滲透心理健康教育是中學歷史學科教學義不容辭的責任

（一）滲透心理健康教育是新形勢下中學歷史學科教學多元化目標之一

（二）滲透心理健康教育體現了中學歷史學科教育功能的全面性、深入性和發展性

近些年來，隨著現代教育心理學研究的深入發展，情感教學已經發展成為一套新的教學理論和方法，逐步受到各基礎學科界的青睞。從歷史學科（本文限于中學）情感教學研究的現狀來看，人們從不同側面、不同程度上都作了些初步的探討，但這些探討多出于經驗之談，或理論欠缺、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失之偏頗，等等。至于歷史學科情感教學的基本特征、目標、功能、理論依據及彼此間的聯系等課題，有待于作深入系統的、全面的研究。本文旨在對這一系列的問題作進一步綜合性的探討。

一、歷史學科情感教學的基本特征

1966年，保加利亞心理學家洛扎諾夫首創的“暗示教學法”（又稱“情境教學法”）在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試驗，獲得了優于常規教學的教學效果。它是教師有意利用環境、情感、藝術等因素來調動學生無意識心理活動，以協調有意識心理活動，最大限度地發掘人的生理和心理潛能，促進自我和諧發展。其核心是激發學生的情感，發揮情感教學的功能。

根據這一啟示，結合歷史學科的特點，筆者認為歷史教學可以表現為情感教學的特征，即教師從歷史教學的整體目標出發，針對不同年齡層次學生的心理和認知特征，挖掘教材中的情感因素，通過自己健康積極的情緒、情感體驗，以豐富多彩的教學形式再現歷史事件的情節、人物的形象及與之有關的情景，激發學生的情感體驗，強化對史實的認知，啟迪思維，培養高尚的情操，獲得知情并舉的教學效果。同傳統的灌輸式歷史教學相比，歷史學科情感教學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首先，它強調建立和諧融洽的師生關系。教學過程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人際交往過程，和諧融洽的師生關系是成功教學的基本保證。鑒于歷史課時少，珍惜課堂教學中師生積極情感的建立、交流和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首先，歷史教師要強化該學科教書育人的意識，熱愛本學科和學生，培養高尚的情操。其次，教師要把學生擺在教育的主體地位，以平等的朋友關系同學生相處，尊重其人格，提高其自尊心和自信心。譬如，平易近人的教態、親切感人的語言、不恥下問的精神等可以縮短師生間的距離；善于發現某些學生學史的閃光點，因勢利導，可以發揮其個性；給那些情感內向不易表露的學生提供各種參與教學的機會，可以提高其自尊心和自信心。這就避免了灌輸式教學置學生于被動接受地位的弊端。

其二，它強調創設生動、形象、感人的歷史教學情境。歷史教村的簡約性、綜合性強，從而使本來生動形象感人的歷史內容的情境性大為失色。因此，進行情感教學，要根據歷史內容的特點和教學目的，多方面創設以形象為主體的教學情境，使學生身臨其境或如臨其境，觸“境”方能生情。首先，教師要吃透教材，對每個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歷史活動及與之有關的環節作深入具體的分析，然后選擇啟情點，設置教學情境，使之既具有知識性、教育性，又具有藝術性、情感性。如講“黃花崗起義”，可以創設一個林覺民深夜揮淚給愛妻寫訣別書的特定歷史情境，使一個“為天下人謀永福”的革命者的崇高形象活靈活現。可見，創設一定的教學情境，是對教材知識的拓展與活化，有利于激發學生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