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外心理史學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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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介紹19世紀末至20世紀末西方和中國心理史學發展的基本狀況。狄爾泰和李凱爾特是德國批判歷史哲學中新康德主義的杰出代表;從費弗爾、布洛赫到布羅代爾,則代表著法國年鑒學派“精神狀態史”研究與“長時段”理論有機結合的過程。這期間,弗洛伊德是促使心理史學轉變的主要人物。二戰后,西方心理史學的中心轉移到美國。中國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接受心理史學,朱謙之、何炳松具有譯介之功;梁啟超最早嘗試使用心理史學的方法。六七十年代以后,經殷海光、李澤厚到王富仁、謝天佑等人的不斷努力,心理史學真正在中國付諸實踐,且漸成氣候。至新的世紀之交,心理史學在普及中已形成諸多的研究門類,其中以章開沅提出的“離異與回歸”的分析模式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

[關鍵詞]心理史學年鑒學派心態史文化心理結構

中外心理史學的傳統,對于十九世紀末乃至整個二十世紀這一百多年的史學研究產生重要的影響。已經過去的這一個世紀學術的巨大變化,也使歷史學的方法論,尤其是心理史學的研究方法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本文擬在這個時段內,從國外、國內的近現代以及當代這幾個方面,給以爬梳和勾勒,使我們對心理史學在這一重要時期的發展概況有一個了解。

一

歐洲17、18世紀人本主義的歷史學,在繼承過去傳統的基礎上,已開始注重人本身,關注人的內在精神。他們提出的“最初形式有著各種不同的名稱:即,唯理論的歷史、唯理智論的歷史、抽象主義的歷史、個人主義的歷史、心理的歷史”。然而,這在當時還不被時代所接受,因為那個時代所關注的是“對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實用主義的說明”,即“實用主義的歷史。”[1]十九世紀末,德國的批判歷史哲學產生。這種批判歷史哲學首先向德國傳統史學的權威蘭克學派提出了質疑,其發起人是卡爾·蘭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蘭普雷希特爭論”。蘭普雷希特斥責蘭克學派所代表的正統史學過于偏重政治史和偉人,認為史學應從其他學科汲取概念。他宣稱:“歷史學首先是一門社會———心理學。”[2]他的多卷本《德國史》即運用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蘭普雷希特的嘗試雖然遭到了德國正統史家的批評,但由他所發起的反對正統史學、提倡綜合多種史學方法的史學改革勢頭則沒有被遏止。新康德主義就是反對正統史學的另一支勁旅。

新康德主義有不同的派別,但不論是它的西南學派,還是由新康德主義轉向生命哲學、致力于“歷史理性批判”、堅持“歷史相對主義”的狄爾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與精神分析在史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爾泰,他是德國最早使用心理史學方法的歷史學家。狄爾泰認為,文化、價值是研究個人生命的具體存在,因此應當用精神科學來代替文化科學,包括史學。因為“歷史題材是個體生命的表現,如觀念、思想、知識、行為、感情、情緒和感覺,等等,而生命的實質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應對生命進行直接體驗,通過體驗與實在溝通,把握生命的真相。”為了避免歷史學家在這一體驗、認識過程中的主觀性,即個人價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歷史學家還必須注重于對歷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歷史人物活動的歷史背景之中,……與他同命運共患難”[3],實現一種心靈的溝通。狄爾泰的代表作《黑格爾青年時期的歷史》,就是以青年黑格爾的心理分析為個案的典型范例。而作為西南學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凱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中,專門以《歷史學與心理學》為標題,探討了心理史學的特質。他認為,“當歷史學研究文化事件時,它幾乎總是也要研究心靈生活,……因此,關于歷史學家,我們習慣于說,他們必須是優秀的‘心理學家’”。不過,他反對將其變成一門普遍化的科學,因為“‘歷史的心理學’,即在一定時間對個別人或一定群眾的理解,就它自身來說還不足構成科學。它也許可以借助于科學的心理學而得到完善,但決不能被任何關于心靈生活的普遍化科學所代替。”[4]

二十世紀初出現的法國年鑒學派,以其“精神狀態史”的研究范式對心理史學研究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法國年鑒學派最初同樣是出于對蘭克學派那種只關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戰役史的不滿,主張擴大史學的研究范圍并使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他們認為,這樣即可以在跨學科研究的基礎上進行“長時段”、“總體史”的綜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會、經濟、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歷史學”。所謂跨學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經濟學、文化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計量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從多種視角認識和研究歷史。年鑒學派的先驅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是最早強調心態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學者。費弗爾在對腓力二世時期弗朗什-孔泰省的歷史研究中,就試圖在使用地理學、社會學方法的同時,結合使用心理學的方法,探索該地區的歷史全貌。后來,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轉向了對人類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運用集體心理方法考察了長期支配以往人們的種種觀念,揭示了一定時代人們的精神狀態。”[5]他的《馬丁·路德:一個命運》一書,探討了十六世紀德國社會的精神風貌和集體心理,開創了法國式的心理史學研究的先河。他運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紀的不信神問題: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該書中強調,“一定時空范圍內人們的思維工具,即長期左右著人們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觀念,揭示了社會的思想文化氛圍和普通民眾的精神狀態。”[6]因此心理史學的研究,“是要揭示歷史上人們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憂慮、愛憎、信念等。為了勾畫這種情感世界,歷史學家必須運用語言學、人類文化學、哲學、肖像學、文學、尤其是社會心理學方法進行綜合研究。”[7]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國心理史學的經典之作。

法國年鑒學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鑒學派創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說明人的研究。他在《創造奇跡的國王》一書中,以“國王觸摸”的功效———即通過國王觸摸患者治病為事例,運用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的方法,對中世紀王權崇拜的產生、發展和消失,進行了綜合性的考察,從而揭示出那個時代普遍存在的社會心態。他在分析的過程中涉及到人們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機制26二十世紀中外心理史學概述時,提出的國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與德國馬克斯·韋伯在約略同時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瑪(Charisma)特質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見,史學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在當時法、德兩國的知名學者中已獲得了廣泛的共識。后來,布洛赫在其史學理論的經典之作《歷史學家的技藝》中多次運用了心理史學的方法。他認為,“考證涉及到心理狀況,它是一門微妙的藝術,決沒有訣竅可言,而它又是一門理性的藝術,有條不紊地運用某些基本的思維程序。總之,如果要加定義的話,那它本身就是一種辯證的東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證,也與心理分析相關。因為有關史料真實性的考證,在史料來源及其外在標準無法確定時,“就只有從原物或文獻內在的特性著手,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布洛赫特別強調:“史料的取舍取決于心理分析,何為真假錯誤的理由都得經過鑒定”[8]。費弗爾與布洛赫在心理史學方面的嘗試和努力,為法國后來的精神狀態史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當代著名學者戴維斯(NatalieZDavis)即受到他們很重要的影響。她有關法國中世紀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與社會研究的一系列論文,即成為心態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國年鑒學派的史學思想在進入布羅代爾(1902—1985)時代之后,心態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為布羅代爾“長時段”的“結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即地理結構、社會結構、經濟結構、文化心理結構諸結構中的一個主要構件,這體現出年鑒學派在史學思想與結構體系上的趨于成熟。布羅代爾在《歷史和社會科學:長時段》中曾說過,是“長時段”理論架起了溝通歷史學和社會科學的橋梁,從而促進了歷史學與各門社會科學全面而系統的交流,各類學術相得益彰。不過,正像布羅代爾“長時段”理論對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樣,他在對于“長時段”整體結構的認識上,同樣由于過分強調地理環境和生態結構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結構的作用。他的《地中海與腓力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即體現出這種環境或生態決定論的傾向[9]。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與布羅代爾史學路徑不同、曾被布羅代爾批評的另一部分法國歷史學家,則直接繼承了費弗爾集體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將其發展為比較純正的精神狀態史研究。如迪比的《戰士與農民》、芒德魯的《近代法國概論:心理歷史學》、菲雷的《18世紀法國的書籍和社會》。他們試圖從各個角度揭示時代的精神狀態。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奧克族村莊蒙泰尤》更具典型意義,他通過具體詳實的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史料,準確直觀地勾勒出法國那個特定時代的鄉村生活,使人們看到了當時村民們的精神狀態,從而了解“深處的法蘭西”。這種與社會學方法相結合的心理史學方法,的確有著如他所說的“由地窖進入頂樓”風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緣于此。

如果說法國年鑒學派的心理史學,主要是以史學為主體而借助于心理學的分析方法的話,那么奧地利著名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則是以心理學為主體把比較科學意義上的心理分析理論應用于歷史研究的具體實踐。二者的視角不同,學術路數自然相異。后者這種產生于史學外部的心理史學,可能更具典型的現代科學意義。1900年,弗洛伊德《夢的解析》問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種理論運用于具體歷史人物、歷史現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發表了《達·芬奇的幼兒期之回憶》(1910年)、《圖騰與禁忌》(1913年)、《群體心理學與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與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運用的心理分析比較規范,使得心理學與歷史學自此真正結緣。我們亦可將其稱為真正意義的“心理史學”,或“歷史心理學”,實際上就是心態史。不過由弗洛伊德開創的這種心理史學,在二次大戰前還未引起史學界足夠的重視[10]。

美國的心理史學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響,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現了以魯濱遜為代表的“新史學”運動。魯濱遜在其代表作《新史學》一書中,提出用綜合的多種因素的觀點來分析歷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成為與法國心理史學相對應的學術研究重鎮。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人們對于法西斯主義那種狂熱行為的關注,由此而加強了對于無意識和非理性行為的研究。如戰時美國戰略情報部門,專門組織精神分析專家撰寫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態:戰時秘密報告》。五六十年代,很多歷史學家開始對于心理史學進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價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茲利希將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編成《心理分析與歷史學》一書。此外,利夫頓和奧森收編了《心理歷史學的闡釋》。七十年代,美國在這一學術領域先后創辦了專門的學術刊物《心理歷史學雜志》、《童年歷史·心理歷史學》和《心理史學評論》。連過去比較正統的歷史雜志《美國歷史評論》,也發表了不少討論心理歷史學的文章。心理史學,成為當時新興的而且是最活躍的學科,被當時的學者稱之為“新心理歷史學”。作為基本形成體系的“新心理歷史學”,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內容,即個人傳記,家庭史,集體心理史,社會與歷史的重大問題[11]。

在個體心理研究方面,具體的心理分析一旦與歷史人物的研究結緣,便會產生以“心理傳記”(Psychobiography)為形式的心態史著述,類似于弗洛伊德為達·芬奇所作的傳記。自弗洛伊德進行了首例的歷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個體心理的分析與研究開始出現在不同的時代和各類人物中。作為心理史學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強調潛意識的作用;由于人的潛意識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論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過分強調生物性的本能沖動和欲望的作用。這樣的理論在心理史學奠基之初,雖具有拓寬歷史研究領域的作用,但對于歷史人物的行為分析還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學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為弗洛伊德的學術后人,他除了重視人的自我發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續性外,他還注意到了整個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他先后出版了《年輕的路德·心理分析學與歷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諦·富有戰斗性的非暴力主義的起源》兩部著作,“從理論和方法上為心理歷史學開辟了新的研究途徑,成為心理傳記分析的典范著作。”[12]

作為心理史學的另一個領域———家庭史,它既與歷史人物的個體相聯系,又與集體心理相溝通。因此它是處在一個相互交叉的中心領域。不過,心理史學最初對它的關注是源于對于歷史人物兒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稱之為“兒童史”。在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會史》和勞埃德·德莫斯的《童年歷史》。

集體心理史,是二次大戰后迅速興起的心理史學新領域。由于法西斯主義的出現,以及世界各地民族運動與政治運動的興起,二戰后心態史的研究便由個體心理研究轉向群體心理。群體狂熱、民族仇恨以及群眾對法西斯專制的支持等問題,都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如美國著名學者H·阿連德的《極權主義的起源》與其他國家的學者如K·洛倫茨的《論侵略》、N·W·阿克曼和M·杰荷達的《反猶太主義和情緒混亂的心理分析學解釋》、E·西梅爾編的《反猶太主義———一種社會病》、M·伏維爾的《意識形態與心態》、《大革命心態》等著作,是這一時期群體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會與歷史重大問題方面,較有影響的成果有諾曼·布朗的《生與死———歷史中的精神分析含義》,斯坦利·埃爾金斯的《黑奴制———一個美國制度與理智中的問題》,諾曼·科恩的《對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紀與宗教改革時期歐洲的革命烏托邦主義及其對現代極權主義運動的影響》。

自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美國的心理史學在對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進行了不斷的揚棄之后,又取得了驕人的成就。研究數量之多、范圍之大都超過以往各個時期[13]。其中以托馬斯·A·科胡特的《德國的影像———對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溫伯格《納粹青年追隨者的46二十世紀中外心理史學概述心理歷史淵源》影響較大。科胡特和洛溫伯格都是接受過心理學與史學雙重系統訓練的心理史專家,因此他們的研究已完全擺脫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論去嫁接歷史事實的套路,主要是以歷史事實說明歷史人物的行為,心理分析理論僅僅作為分析歷史事實時的工具。洛溫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學方法的同時,還借助于社會人口學、社會統計學的方法,并把文學作品作為參考資料,真正實現了多學科方法的綜合。他認為,歷史學分析應當“同社會科學的模型、人文學者的敏感、心理動力的理論及臨床對心理深層的洞察相結合”[14]。這種五類大綜合研究法,與歷史發展合力論在對于歷史本身的認知上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是頗耐人尋味的。

二

中國史學界介紹、接受心理史學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學理論家朱謙之,受孔德、杜里舒和蘭伯列希影響,開始注意史學研究中“心理的方法”問題。他在1926年撰寫的《歷史哲學》中,詳細介紹了西方歷史哲學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關于人類社會的進化,“歸宿在‘知識線’的進化上”,而所謂“知識線”的進化,“又由于人類社會之心理的原因”[15]的理論。認為社會愈進步,心理因素的影響就愈大。同時,他對孔德的心理史學理論也十分重視。認為“從孔德以后,歷史才漸漸有科學的根據,才漸漸去注意歷史事實的‘所以然’”。因為孔德明確指出:“歷史現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來是進步,而從它方面看來,社會的進步又是原于人類的心理。”因此,歷史研究除了“研究社會生活的各種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經濟諸問題———以外,還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從人類心理的現象,去找出歷史的程序來。”不過朱謙之認為孔德歷史哲學有一定偏頗。因為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樣幼稚的時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學的方法以解釋歷史現象,結果只能把歷史現象弄變易,而不能完全解釋它。”[16]“對于蘭伯列希的“歷史為社會心理的科學”的口號,他也給以中肯的批評:“蘭伯列希只把歷史看作社會心理的一個連串,而沒有注意到這個連串背后那種逼促人們實現他進步的‘生機力’,所以還算不得盡歷史的意義。”[17]朱謙之是那個時代生機史觀的代表,因而對現代史學的評判,離不開他生機史觀的價值尺度。

同一時期,另一位著名學者何炳松,受美國“新史學”運動發起人魯濱遜的影響,主張歷史研究是多門學科、多種方法的綜合研究。具體來說,就是“必待心理學與自然科學、經濟學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馳,以解決此問題。”[18]何炳松所提倡的綜合研究法,對于當時的中國史學界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為此,他還專門翻譯了魯濱遜的《新史學》、紹特韋爾的《西洋史學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歷史哲學概論》中,除了對當時歷史哲學的主要流派進行了介紹和評價之外,專門對“心理史釋”作出了論證。他認為,“自人類之心理以至時代之思潮,其影響于歷史及文化之形成,自為不可否認之事實。然以此為社會歷史之動因,則尚嫌不足。”[19]因此他主張將“心理史釋”作為歷史學方法論中不可缺少之一種,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紀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國史學界在心理史學方面,可以說基本上僅限于在理論上對西方史學理論的譯介和初步的探索,還沒有產生出心理史學理論的系統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學理論的譯介來說,也有相當大局限性。比如法國年鑒學派精神史和心態史的理論幾乎沒有問津,對于德國新康德主義的心理史學也注意不夠。只是由于杜里舒曾來華講學,故他的所謂“知識線”理論———即社會心理推動文明進化的理論在中國史學界的影響才比較大一些。

作為當時講學社的主要發起人和中國近代新史學的開創者的梁啟超,對于杜里舒的理論,在肯定的同時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對于舊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修補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確的闡述,特將精神文明的進化確定在兩個方面:一是“人類平等及人類一體的觀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類心能所開拓出來的‘文化共業’”[20]。這里,就心理與文明的關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啟超對于該問題認識的深度。

關于心理史學,梁啟超在其史學名作《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中,更有相當全面深刻的認識。這在當時的中國史學界實不多見。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學術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學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選取歷史專題的八大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種都與心理相關。第五種“精研一史跡之心的基件”,講要抓住歷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動,以把握歷史的本質;第六種“精研一史跡之物的基件”,講要研究和把握影響心理活動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第七種“量度心物兩方面可能性之極限”,主要講來自心理方面的主觀認識與其客觀外在條件之間的辯證關系。

其次,在歷史研究中他還強調社會心理對于階級、黨派、民族的重要影響。他說:

吾以為歷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個人之個性,何以能擴充為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與夫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何以能寄現于一個人之個性。申言之,則有所謂民族心理或社會心理者,其物實為個人心理之擴大化合品,而復借個人之行動以為之表現……無論何種政治何種思想,皆建設在當時此地之社會心理的基礎之上。而所謂大人物之言動,必與此社會心理發生因果關系者,始能成為史跡……所謂大人物者,不問其為善人惡人,其所作事業為功為罪,要之其人總為當時此地一社會———最少該社會中一有力之階級或黨派———中之最能深入社會閫奧而與該社會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應作用,極緊張而迅速。[21]

另外,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還就歷史事實“予以新意義”的問題,專門談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吾人的動作,一部分是有意識的動作,一部分是無意識的動作———心理學上或稱潛意識,或稱下意識……一人如此,一團體一社會的多數活動亦然。”[22]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對史料獲得新的意義。他以義和團運動為個案,運用了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義和團運動發生的根源,認為主要是民眾長期以來已經完全無意識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積蓄己久的“排外心理”,與當時帝國主義侵略和清政府的賣國以及的失敗諸原因聚合匯集而成。其實,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梁啟超在他對歷史事實的五種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聯絡法”,與同一時期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法國年鑒學派正在醞釀的“長時段”結構理論十分相似。他說:

許多歷史上的事情,順著平看似無意義,亦沒有什么結果,但是細細的把長時間的歷史通盤聯絡起來,就有意義,有結果了。比如晚明時代,許多士大夫排斥滿清,或死或亡,不與合作,看去似很消極,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滿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這種死亡,豈不是白死亡了嗎,這種不合作,豈不是毫無意義嗎?若把全部歷史綜合來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結果,極明白了;意義價值,亦很顯然。假如沒有晚明那些學者義士仗節不辱,把民族精神喚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產生還是問題呢。[23]

這里,梁啟超的“長時段”同樣包含著心理結構的傳承、演變過程在其中。從方法論起源的意義上說,梁啟超的原創性與法國年鑒學派相比,應當說是難分伯仲。因為就筆者的考察來看,還未見到梁啟超受法國年鑒學派影響的歷史依據。

三

心理史學理論真正付諸于具體實踐,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臺灣學者殷海光是這方面最早的實踐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國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運用了文化心理學的分析方法,對傳統社會與近代社會給予了相當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樣的方法對五四以來的思想文化變動,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討。他開始注意到“歷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對于五四以來的“偶像破壞”與反傳統的文化現象,注重從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層的分析。他認為:“如果一個文化在迎接科學的時際之‘baseline’(基線)是monism(一元論)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傾向意締牢結)的,那末科學一來,就變成‘科學主義’”,講經濟學就講成了各種各樣的經濟主義。這對于中國近代的社會大變動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Iconoclasm則顯然是長年以來形成的各種各色cultism(崇拜)之一大reaction(反動)。而在personality(人格)方面則為出于ambivalentcharacter(內在沖突的性格)。”[24]另外,殷海光晚年關于的同步研究,在運用心理史學方法的同時,他還兼采文化人類學和精神分析學的方法,對的結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評估。而就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來說,1973年臺灣學者黃培在《歷史學》一書中,強調了心理學在史學研究上具體應用的問題。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大陸學者開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學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澤厚的《孔子再評價》,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結構”問題[25],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后來他在《哲學答問錄》中特意作出說明,謂其目的在于區別西方“心理———文化結構”的認知模式:“從文化解釋心理,并認為文化無意識地積淀為心理。所以文化結構與心理結構(具體地說,如思維方式、情感狀態、行為模式、審美趣味等等)密切相關”[26]。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中,開始嘗試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論新編》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魯迅那種“嚴冷”與“炙熱”、苦悶與焦慮的矛盾、緊張、復雜、豐富的心理;進而解釋魯迅筆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種類型的知識分子[27]。

1987年,已故歷史學家謝天佑的《專制主義統治與臣民的心理狀態》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關注,被稱之為“觸摸了千百年來的歷史神經”[28]。后來,謝先生將其擴充為《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書。如果說從李澤厚、王富仁到謝天佑,他們都是以具體的研究作為心理史學方法范例的話,那么陳旭麓先生則是從純史學理論的角度強調心理史學方法的重要意義。他在1988年說過:“雖然,中國以往的史書,在記述事實和人物中也可以窺見心靈的跳動,但以存在決定意識為旨趣,著眼對歷史人物和歷史活動的心理刻畫,則是史學領域和方法上的開拓,而剖析人物心態又是推動和激發歷史反思的機杼。”[29]

此外,馬敏的《中國近代商人心理結構初探》、樂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說”的心態分析》、己故歷史學家唐文權的《同盟會倡始時期宋教仁心態研究》等論文[30],都是運用心理史學方法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力作。這一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章開沅在《離異與回歸》這部著作中[31],將文化社會學的分析方法與心理史學的分析方法相結合,提出了一個獨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離異與回歸”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國近代的一些文化現象,其中包括耐人尋味的“淮橘為枳”現象;并以此為基礎探索了中國近代思想文化變遷的特殊軌跡。他還將文化心理結構作為“社會歷史文化土壤學”分析框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32],從而開啟了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關于重建中國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研究的端緒。章先生為我們勾勒出這樣一個線索:“在戊戌維新時期,先進人士比較突出地提出國民素質改造問題,辛亥革命時期有關國魂、國民精神的謳歌與論述,則是前者的延續與發展。這是經過艱苦內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調節,即改進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以適應國家近代化的需要。”[33]

到了1980年代末,另有專門研究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心態的專著問世,如周巖的《百年夢幻——近代中國知識分于的心靈歷程》[34]。1990年代初,中國心理史學以及與心理史學相關的研究已經發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規范化的階段。其顯著特征是專著和論文的內容覆蓋范圍廣、數量多,而且論題所涉及的層面大多具有開創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鄉土意識》、羅宗強先生的《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樂正的《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朱義祿的《逝去的啟蒙——明清之際啟蒙學者的文化心態》、張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心態錄》和趙伯陶的《市井文化與市民心態》等書相繼問世[35]。其他史學專著中關于個體心理、群體心理和社會心理以及區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論述也不在少數。如李良玉的《動蕩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書,對于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各類知識分子心態的進行了甄別[36],朱英的《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概論》一書,對于近代中國商人的心理結構、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給予了特別的關注[37];唐力行的《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一書,對于中國近世商人群體心態演變與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論述[38];李長莉的《先覺者的悲劇》一書,關于洋務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給以綜合性研究[39];馬敏的《過渡形態: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構成之迷》一書,關于中國早期工商資本家和新式知識分子過渡型心理特征進行了詳細而縝密的分析[40];李文海先生《世紀之交的晚清社會》一書,對于義和團運動時期的社會心理給以全面的解剖[41];等等。真可謂見仁見智,新見紛呈。在歷史學方面的學術論文中,運用心理史學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數量更為可觀,限于篇幅,不再贅述。“心態”已成為史學研究的常用術語,“心態史”或“心理史學”,也基本上成為一個新興的前景廣闊的研究領域。臺灣著名學者張玉法先生所說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歷史(psychohistory)”[42]的說法,基本上已成為史學工作者的共識。

自進入又一個世紀以來,從心理史學的研究情況看,己不僅僅是過去那種心理學與歷史學的簡單結合,它正逐步吸收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以及倫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向著以心理與歷史為主、同時綜合多種學科方法的“大綜合”的方向發展。而歷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學理論也已達七、八種之多,如生理心理學、差異心理學、發展心理學、動機心理學、知覺心理學、人格心理學、變態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因此,心理史學已成為多學科研究方法相互滲透與融合的綜合性學科。這種綜合性研究,由于認識途徑、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樣性,給我們的史學研究帶來了很大的方便。我們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徑的優勢,將分析、研究的觸角深入到過去研究無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歷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現歷史的真實感和歷史人物思想的豐富性。同時,我們也可通過思想與社會之間的中間環節———社會心理,來把握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的內在動因和變化信息。

[1]貝奈戴托·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傅任敢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71、72頁。

[2]彼得·伯克:《歷史學與社會理論》,姚朋、周玉鵬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頁。

[3]張廣勇:《法國史學的新視野》,見(法)保羅·科利著、王建華譯《法國史學對史學理論的貢獻》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7、8頁。

[4]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涂紀亮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56、58頁。

[5]張廣勇:《法國史學的新視野》,第18、19頁。

[6]張廣勇:《法國史學的新視野》,同上出處,第18、19頁。

[7]張廣智、張廣勇:《現代西方史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82頁。

[8]馬克·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82、86、84頁。

[9]也正是這個原因,俄國學者古列維奇認為布羅代爾沒有繼承布洛赫和費弗爾的傳統。參見陳啟能:《超越布羅代爾》,《中華讀書報》,2000年7月26日。

[10]盡管有美國的史密斯(PreservedSmith)和蘭格(WilliamL.Langer)應用這一史學理論,并有著作問世,但影響不大。見于沛:《現代史學分支學科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70頁。

[11]張廣智、張廣勇在《現代西方史學》中提出了以上的三類,本人認為還涉及到了一些社會與歷史的重大問題。參見《現代西方史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86、288頁。

[12]張廣智、張廣勇:《現代西方史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91頁。

[13]羅鳳禮:《心理史學·西方心理史學發展態勢》,于沛主編:《現代史學分支學科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頁。

[14]彼得·洛溫伯格:《解開往昔之謎》(DecodingthePast)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283頁。見羅鳳禮:《心理史學·埃里克森及其以后的心理史學》,于沛主編:《現代史學分支學科概論》,第91———94頁。

[15]朱謙之:《歷史哲學》,上海泰東圖書局,1926年,第18、19頁。

[16]朱謙之:《歷史哲學》,上海泰東圖書局,1926年,第55、56頁。

[17]朱謙之:《歷史哲學》,上海泰東圖書局,1926年,第58頁。

[18]何炳松、郭斌佳編譯:《西洋史學史》。轉引自胡逢祥、張文建著《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華東師大出版社,1991年,第345頁。

[19]胡秋原:《歷史哲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47年,第63頁。

[20]夏曉虹編:《梁啟超文選》(上),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第559頁。

[21]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三》。

[22]夏曉虹編:《梁啟超文選》(上),第565、566頁。

[23]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總論》,夏曉虹編:《梁啟超文選》(上),第564、565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

[24]王元化主編;《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第90頁。

[25]李澤厚:《孔子再評價》,《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2期。又見《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36頁。

[26]李澤厚:《哲學答問錄》,(批判哲學的批判),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521頁。

[27]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

[28]《陳旭麓學術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9頁。

[29]《陳旭麓學術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8、1269頁。

[30]馬敏:《中國近代商人心理結構初探》,《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樂正:《晚清“泰西近古說”的心態分析》,《學術研究》,1988年第1期;唐文權:《同盟會倡始時期宋教仁心態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1]章開沅:《離異與回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2]章開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論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

[33]章開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論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41頁。

[34]周巖:《百年夢幻———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歷程》,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5]程歙:《晚清鄉土意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浙江人出版社,1991年。樂正:《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朱祿:《逝去的啟蒙———明清之際啟蒙學者的文化心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張志忠:《迷茫的跋涉者———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心態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趙伯陶:《市井文化與市民心態》,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6]李良玉:《動蕩時代的知識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7]朱英:《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概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

[38]唐力行:《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9]李長莉:《先覺者的悲劇》,學林出版社,1993年。

[40]馬敏:《過渡形態: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構成之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41]李文海:《世紀之交的晚清社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

[42]張玉法:《歷史學的新領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年,第95、96頁。（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