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婚姻范文10篇

網絡婚姻源于21世紀初我國臺灣一家網站推出的“同居理想國”游戲，傳入內地受到了網絡用戶的大力追捧，并以非常之快的速度傳播開來。據業內人士稱，目前約有幾十家國內網站，如“聯眾游戲網絡”、“九天之城”等都陸續開通了網絡婚姻的社區游戲。同時，據《中國婦女報》統計，目前參加網絡婚姻的中國人已超過十萬。網絡婚姻已逐漸成為人們在網絡時代不容忽視的一個新課題。

一、網絡婚姻的性質

對網絡婚姻的定義，眾說紛紜，有的認為網絡婚姻，就是男女雙方在網上發喜帖、辦喜宴、拜天地、鬧洞房，在網上“結婚”，在一個虛擬的圖文環境中,體驗男歡女愛的婚姻生活，操持家務、掙錢養家，過“小日子”，甚至虛擬“生兒育女”。有的認為網絡婚姻，指的是男女雙方用虛擬身份借助網絡這個互動平臺，在虛擬的圖文環境里體驗兩情相悅、男婚女嫁、家務操持，甚至“生兒育女”。筆者認為，網絡婚姻其實就是指雙方依靠網絡圖標和象征符號作為交往媒介，虛擬現實中的婚姻家庭生活。它避開了“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生活瑣事，只充斥著甜言蜜語和海誓山盟。概括來說，網絡婚姻具有以下特性：

（一）虛擬隱蔽性

由于網絡的虛擬，使得網絡的另一端變的神秘而隱蔽。網絡婚姻中的雙方無須見面，而是通過（）網絡相連的兩臺電腦互訴衷腸。雙方的“男歡女愛”、“生兒育女”都只建立在一堆圖文之上，彼此看不見對方的缺點，完全生活在想象的空間里。這就增添了網絡主體的個人魅力，使雙方都能體驗到現實生活中不曾有刺激。但由于網絡雙方過于隱蔽，往往會使網絡婚姻趨于戲劇性。

（二）戲劇性

摘要近年來，一種風靡于網絡的虛擬婚姻形式——網絡婚姻正受到越來越多人的親睞，由此引發夫妻感情破裂而導致離婚的案件在逐年增多。因此，采用法律手段來規制這個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勢在必行。本文通過闡明網絡婚姻的性質，比較網絡婚姻與現實婚姻的區別，分析網絡婚姻所涉及的法律問題，從而提出了一系列調整網絡婚姻的立法構思。

關鍵詞網絡婚姻重婚過錯損害賠償

網絡婚姻源于21世紀初我國臺灣一家網站推出的“同居理想國”游戲，傳入內地受到了網絡用戶的大力追捧，并以非常之快的速度傳播開來。據業內人士稱，目前約有幾十家國內網站，如“聯眾游戲網絡”、“九天之城”等都陸續開通了網絡婚姻的社區游戲。同時，據《中國婦女報》統計，目前參加網絡婚姻的中國人已超過十萬。網絡婚姻已逐漸成為人們在網絡時代不容忽視的一個新課題。

一、網絡婚姻的性質

對網絡婚姻的定義，眾說紛紜，有的認為網絡婚姻，就是男女雙方在網上發喜帖、辦喜宴、拜天地、鬧洞房，在網上“結婚”，在一個虛擬的圖文環境中,體驗男歡女愛的婚姻生活，操持家務、掙錢養家，過“小日子”，甚至虛擬“生兒育女”。有的認為網絡婚姻，指的是男女雙方用虛擬身份借助網絡這個互動平臺，在虛擬的圖文環境里體驗兩情相悅、男婚女嫁、家務操持，甚至“生兒育女”。筆者認為，網絡婚姻其實就是指雙方依靠網絡圖標和象征符號作為交往媒介，虛擬現實中的婚姻家庭生活。它避開了“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生活瑣事，只充斥著甜言蜜語和海誓山盟。概括來說，網絡婚姻具有以下特性：

（一）虛擬隱蔽性

一、“網婚”的概念及特征

網絡婚姻緣起于21世紀初臺灣一家女性網站推出的“同居理想國”游戲,對于網婚沒有學者給下一個準確的定義,眾說紛紜。本文所要討論的“網婚”,實際就是男女雙方通過網絡這個互動平臺,在虛擬的圖文環境中體驗男歡女愛的婚姻生活和毫無顧忌地談情說愛,甚至過所謂的“夫妻生活”和虛擬“生兒育女”。它避開了交織著鍋碗瓢盆與生存感悟的現實婚姻生活,靠網絡圖標和象征符號虛擬現實,追求寄托,不說是游戲人生,也是游戲婚姻。“網婚”的特征如下:(1)“網婚”的符號互動性和無性化。(2)“網婚”的虛擬性。(3)“網婚”中夫妻關系的非對偶性。(4)“網婚”的高科技性和便利性。

二、“網婚”的成因

1.客觀原因

(1)社會轉型時期家庭的弱化。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隨著人們主體意識的覺醒,個人主義思想有了新的發展勢頭,傳統道德的約束相對松弛,在婚姻觀念、性行為、家庭生活方式上出現了種種越軌和失范現象。這意味著,婚姻的締結、維系或解體,外部條件的制約大大減弱,重要的是夫妻本身的精神、文化和心理情感等因素。(2)網絡的高速發展。互聯網作為新的傳播媒介,擴大了網婚主體的參與性。現實世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更為容易和迅捷成為了網婚興盛的客觀原因。另外,網絡所具有的開放性、距離感,方便當事人掩飾自己的身份,更進一步加劇了網婚參與主體的擴大。

2.主觀原因

摘要：清水江流域因其獨特的文化生態環境，展現出多樣的婚姻習俗。新中國成立以來，眾多學者對清水江流域民族的婚姻習俗內容以及產生原因、婚姻變遷及其變遷原因和婚姻習俗對社會生活的影響都進行了深入研究。清水江流域婚姻習俗的獨特之處主要體現在其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對清水江流域婚姻習俗做進一步梳理，可為相關問題的研究提供思路。

關鍵詞：婚姻習俗；婚姻圈；清水江流域；文化變遷

清水江是沅江的主源，發源于貴州省都勻市貴定縣谷江鄉西北的斗篷山南麓青杠坡。干流全長459公里,流域面積14883平方公里，其流域面積覆蓋了今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主體行政區［1］。清水江流域主要位于今貴州和湖南少數民族地區，流域內居住著苗族、侗族、水族、布依族、土家族、漢族等眾多民族。各民族從古至今不間斷地互動，使得清水江流域的婚俗既有各民族的特色，又相互融合，呈現出婚俗文化的傳統與漸變的特性。新中國成立以來，學術界對清水江流域的婚姻習俗研究很多，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關于傳統婚姻習俗內容及其產生原因的研究

（一）傳統婚姻習俗內容研究。一是對姑舅表婚習俗的研究。姑舅表婚是清水江流域比較典型的一種傳統婚俗形式，即“姑姑家的女兒優先嫁給舅舅家的兒子為妻”［2］。據《古州廳志》卷一地理部分記載：“苗俗，姑之女，須還舅家，名曰轉親，”“舅之子娶姑之女，此俗謂之骨血還家。”除苗族外，清水江流域一帶的侗族也有姑舅表婚的傳統。羅康智認為傳統婚俗是以個人為媒介建立起來的個體、家族或村寨之間的互惠關系，而這種互惠關系的制度性保障就是姑舅表婚和不落夫家的傳統婚俗［3］。因此居住在清水江流域和榕江流域的民族傳統婚俗中“姑舅表婚”是一種常被研究的對象。二是對開親習俗或婚姻圈建構的研究。在清水江流域流傳的《開親歌》主要演唱于結婚典禮場合，它不僅是重要的婚姻儀式，也揭示出清水江流域傳統的開親婚俗。開親歌主要敘述了清水江流域苗族開親的艱難歷程與婚俗改革。開親與婚姻圈的建構密不可分，并且有很多規則，如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就在《開親歌》中強調婚姻應該排斥經濟行為的干擾，著重強化親緣，更不應以財富的多寡來替代姻親關系的親疏遠近，而是以“禮的社會親緣網絡替代物的財富資本霸權”［4］。三是對“姑娘林”習俗的研究。“姑娘林”在當地也叫“十八杉”，為了給出嫁女兒置辦“姑娘林”，從女兒出生時便開始種植一片杉林，而在女兒出嫁時作為嫁妝贈予女兒。在清水江流域當地的社會生活中，贈送姑娘林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為婚姻而種植林木可以成為一種傳統婚俗行為，并且陶金華認為姑娘林的實質是對新婚家庭的生活資助［5］67-76。因此，“姑娘林”在婚姻締結中是社會價值、經濟價值與生態價值的統一。四是對婚姻禮物交換習俗的研究。清水江流域婚姻禮物交換都是以實物交換為主，在舉行婚禮之前，雙方家庭各請人進入重要的磋商環節，一般是男方請“關親”與女方請陪親婆進行磋商，這里所磋商的主要內容是婚姻舉辦中相關彩禮或其他禮物的多少［5］67-76。而在婚姻締結雙方的實物交換中，主要包括：婚禮用品和個人之間的實物交換。除此之外，舉辦婚禮的主家與前來祝賀的親朋好友也有交換。如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儀式十分隆重，通常一家有人結婚，整個房族親屬都會前來幫忙，并且會送稻谷表示祝賀，來的親朋好友會送谷子、紅布、錢、酒等，依親戚家的經濟條件而定［6］。待到另一家親朋好友結婚時又會送禮還情，并且只多不少。五是對主婚習俗的研究。傳統社會中一般是以父權為中心的，父親主婚是主婚習俗最普遍的形式。在清水江流域，若男方家父親在世，一般由男方家父親主婚，此時女方家父親可以發表棄權聲明；而未成年子女婚姻，則由雙方父親主事。由兄弟等男性主婚主要表現在為寡嫂主婚、為弟媳求親、兄長為姐妹主婚等方面，此外還存在由前夫主婚、由叔父主婚等情況。女方父親也有為自己女兒說話的權利，但女兒在婚姻中的地位及受娘家保護是建立在遵從夫教的基礎之上［7］77-82。六是對結婚過程中討吉利習俗的研究。一般在嫁女時,父母在給女兒的嫁妝里一定要配給一個紅色油漆的子孫桶,在子孫桶里要放上蒸熟染紅的喜蛋,還配上許多紅色包裝的喜糖,甚至紅色染就的堅果。嫁妝抬到男家安頓后,久婚不育的女人就會向主人討要子孫桶里的“喜蛋”和“果子”,據說這種討吉利的行為可以使久婚不孕之女很快受孕。不僅如此，在清水江流域還有婚后小孩誕生來討吉利的傳統，第三天給嬰兒洗澡時,周邊親友都會來“添盆”,即是在嬰兒洗澡盆里放入紅蛋,久婚不育之女便討來吃,據說也會讓多年不孕的婦女受孕生子［8］。（二）婚姻規則的研究。婚姻規則的建構是保證婚姻有序的重要手段，曹端波教授認為許多婚姻規則和習慣法都是在遷徙途中制定的［9］。傅慧平、張金成則認為對婚姻之親及其社交本質的認識是清水江苗家各種婚姻規則產生的觀念基礎，亦即其婚姻圈形成的基礎［10］。婚姻的締結是在民族遷徙中注重社會關系的建構，增強家族勢力而最終走出困境的重要法寶，所以清水江流域婚姻規則源于當地居民對姻親網絡和社會交往本質的充分認識而產生的。首先是對開親規則的探討。在清水江流域同姓不婚在很多地方已經得到證實，但這并不能完全否定同姓開親的存在。在一個狹小區域內同姓開親現象十分常見并具有一定的社會文化規則［11］。馬靜、納日碧力戈通過調查發現同姓開親規則有：血緣家族不婚、結拜兄弟不婚、巫蠱信仰的禁忌通婚。因為血親和族親在清水江流域是明確被禁止在婚姻圈之外的，所以無論世居民族和移民，都嚴格遵循同姓不婚的制度，不能開親［12］。因清水江流域認識到社交的本質，把結拜兄弟關系與血緣關系都看得很重要，所以結拜兄弟之間也不能開親，如果結拜兄弟之間開親，會視為不尊重對方，將會失去兩個集團聯盟。此外，清水江流域“河邊苗”的姻親網絡則以“酒堂”為單位，對于清水江流域的河邊苗來說，“鼓社”等同于酒堂，酒堂內部嚴禁通婚，而各酒堂之間可以開親［13］。除了上述開親禁忌之外，其他關系一般都可以開親。其次是對婚姻圈的認識及其建構規則的研究。陶金華認為在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中婚姻圈是一個疊加著文化、經濟、地理等多重概念的研究范疇，而地理環境和交通狀況等是決定婚姻圈伸縮的重要因素［5］67-76。清水江流域在明清時期得到進一步開發，由于木材貿易的影響，外來文化的進入開始對傳統社會形成巨大沖擊。清水江流域的人為了鞏固社會，因而強調家、家族、村寨以及姻親網絡，而這種固定化的姻親網絡就是構建婚姻圈的基礎［14］。曹端波教授同樣從姻親網絡視角來看婚姻圈的構建，認為清水江流域的苗族社會是建立在“家”及其姻親網絡基礎上的社會共同體。婚姻是清水江流域苗人聯盟和交換的重要社會關系，因此，各個“鼓社”之間構成了一個給妻者與討妻者的姻親網絡，此婚姻網絡又逐漸成為一個物資交換網絡［15］。基于對婚姻圈的認識，可以把婚姻圈的建構方式概括為以下幾種：首先以傳統文化來構建婚姻圈，破姓開婚和姑舅表婚是清水江流域構建婚姻圈的最傳統方式，且婚姻圈較為穩定［13］122-131。其次以服飾圈的特征來建構婚姻圈，清水江流域有一種現象：不同服飾不能開親，同一婚姻圈的人一定屬于同一服飾圈［13］122-131。第三是以地理區域為界構建婚姻圈，清水江流域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一些自然區域的聚落與附近的村寨天然具有婚姻關系，從而構建一個完整的婚姻圈［9］72-81。第四以文化活動來構建婚姻圈，因清水江流域某些族群每到一定的時間就舉行文化活動，文化活動圈便成為劃定婚姻圈的標準。如苗族的蘆笙節，每個蘆笙場就是一個較穩定的婚姻圈。在此，曹端波教授也認為在遷徙以前，蘆笙主要是為了聯結婚姻集團［9］72-81。除此之外，清水江下游盛行以資源互動形式建構婚姻圈，如當人們把林木資源當作嫁妝，極大地促進了婚姻的締結，人們對生態資源的占有、認識和爭奪等行為也重構了當地人的婚姻圈［5］67-76。除此之外，對其特點也進行了總結歸納。婚姻圈的建構規則具有獨特性，使得婚姻圈具有自己的特征，馬靜、韋秀勛通過清水江流域苗族婚姻的個案將苗族婚姻圈劃分為三級：以村內婚和鄰近婚為一級婚姻圈；省內婚屬于二級婚姻圈；省外婚屬于新的三級婚姻圈［16］。付慧平、張金成認為清水江流域苗族婚姻圈具有以下特征：基于服飾、語言、禮物等傳統習俗影響下的支系性特征，基于地理位置及市場影響下的地域性特征，基于鬼蠱類信仰習俗影響下的封閉性特征［17］。（三）婚姻習俗產生原因的研究。清水江流域的獨特婚姻習俗是當地民族對于該地文化生態的適應，是當地人與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相互調適。關于清水江流域婚姻習俗產生的原因研究，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歷史社會遺留因素。如苗族姑舅表婚的特點是舅舅家的兒子對姑姑家的女兒享有優先權，而且舅舅對姑姑家女兒還具有婚姻嫁娶的決定權和成長監護義務，而舅權之權威是母系社會的歷史遺留。陶金華認為，舅權對婚姻的影響較大直接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舅權對當地傳統婚姻占據主導作用，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另一方面直接體現為其對社會秩序之維護，因舅權既可以協調夫妻關系，而且當夫妻關系破裂時可以幫助女方挽回婚姻或者保證財產安全［5］67-76。清水江和榕江流域雖盛行姑舅表婚，但禁止姨表通婚。舅權本身也是一種母系氏族社會的殘留，姑舅表婚應屬于古代氏族內婚制的一種文化遺留。二是宗教信仰因素。清水江流域普遍存在有鬼蠱信仰，而信仰規訓著人們的行為。傅慧平、張金成通過鬼蠱禁忌形式來研究清水江流域苗侗婚姻，認為鬼蠱通過劃分不同的聯姻群體使地方婚姻和親屬關系呈現出層級狀態,以禁忌形式深刻影響著區域內婚姻選擇。如婚姻觀、婚姻行為以及聯姻范圍等，成為清水江流域內苗侗婚姻選擇中的一種制度性規則［10］50-54。三是社會交往因素。受社會交往因素最大的清水江流域婚姻圈的建構，這種社會因素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的交往需求不斷增加而產生的。如清水江流域苗族具有自己特有的婚姻圈層，他們的婚姻圈是伴隨著社會的交往方式而形成的，諸如禮物的交換、市場的形成、文化的浸染等［10］50-53。四是宗族因素。婚姻原本是男女雙方之間的事情，但清水江流域的民族更加注重宗族因素，因其分屬于不同的宗族，故婚姻之事當為宗族之事，故婚書中常出現“憑親族、房族人等稱謂”。如王鳳梅以婚書為突破口考察了清水江流域宗族對婚姻關系的作用，既從婚書中婦女冠名和書寫、婚書書寫紙張與當事雙方宗族關系、婚書宗族性稱謂表達方式等方面彰顯宗族的特性，也從由長輩或男性主婚方面凸顯宗族性。此外，在婚書用紙的形式上，用顏色區分性別，潛在地表達男方宗族的主導地位［7］77-82。這些都表明宗族對婚姻習俗產生深刻影響。

二、關于清水江流域婚姻習俗變遷及其原因研究

一、2011年工作總結

2011年，社會事務處圍繞全局中心，突出“依法登記、便民服務”主題，主要做了以下幾項工作：

（一）依法辦理三項登記。

認真執行婚姻、收養相關政策法規，嚴格依法辦理國內婚姻、涉外婚姻和收養登記。全市共辦理結婚登記對，離婚登記對，補領婚姻證書件，出具無婚姻登記記錄證明件，出具婚姻登記記錄證明件；辦理涉外、涉港澳臺、華僑婚姻登記對（結1510對，離89對）；辦理收養登記件。

（二）開展了兩項便民服務。

1、開展了情人、七夕、圣誕等節日和特殊日期結婚預約登記服務。為了滿足婚姻當事人選擇特殊日期結婚登記的愿望，我們組織城區婚姻登記機關，分別在西方的情人節、圣誕節和中國的“七夕節”以及2011年11月11日等特殊日期開展了結婚預約登記服務，采取全天候預約、當天分時頒證、現場登記的方式和提前上班、延時下班、取消午休的辦法辦理預約和登記，平均每個特殊登記日受理預約登記456對，當天頒證1207對，使婚姻當事人都達到了如愿以償。

網絡的飛速發展，給公民的自由與言論拓寬了不少空間，也給許多商家帶來了無限的商機。然而，在一片利好的消息中也是泥沙俱下，諸多犯罪也搬到網上來，網絡自身也催生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法律問題，使得人們有時無所適從。諸如侵犯著作權的法律問題，大多還是將傳統的侵權形式移植到網上來，這些運用傳統的法律規則可以解決，但是，一些僅僅是網絡帶來的新的法律問題，卻是傳統的法律規則沒有涉及，也無法解決，那么，我們該怎么辦？

虛擬財產是什么玩意？

網絡游戲中的裝備、QQ號等等，我們稱之為“虛擬財產”，這些所謂的財產卻不是物質意義上的財產，也不同知識產權，它無狀無形，以電腦數據形式存在，但卻有使用價值與價值，玩家有時為獲得某一套游戲裝備，不惜花費數千、數萬元錢購買。那么，它在法律上能被承認為財產嗎？

司法上承認虛擬財產開先河的是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這個案件發生在2003年，為李宏晨訴北京北極冰科技公司案。2002年1月，還在讀大學的李宏晨，在學校旁邊的網吧里買了一張《紅月》點卡，成為一個網絡游戲玩家。2003年初，他的主ID（游戲中用戶的賬號）已達934級的高級別。然而，2003年2月17日，李宏晨突然發現自己一個ID里的虛擬武器全部不見了，他立即給游戲公司的客戶服務部打電話。2月19日，李宏晨得知自己的武器被轉移到了另一個ID上。他要求客服查封這個ID，但對方告訴他，他無權要求游戲公司這么做，除非有公安機關的公函。而承德市公安機關和北京公安機關給出的答復都是：“虛擬物品無法估價，我們無法就此立案”。6月20日，李宏晨在《紅月》中另一個ID的所有裝備都被刪除，游戲公司次日發出公告稱刪除原因是“該ID擁有大量復制裝備”。在多次交涉未果的情形下，李宏晨以游戲運營商侵犯了他的私人財產為由起訴了北極冰公司，要求恢復丟失的游戲裝備，升級他的游戲角色，給予經濟、精神賠償1萬余元。但北極冰公司認為，虛擬裝備沒有價值，而且公司與玩家簽訂過“玩家賬號被盜用期間發生之損失由玩家自行負責”的服務協議，況且公司已盡到了保護義務，所以不應承擔責任。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玩家玩游戲時，獲得游戲時間和裝備的游戲卡均要用貨幣購買，所以這些虛擬的“武器裝備”是有價值的無形財產。由于運營商沒對這些虛擬物品盡到保護義務，所以應恢復李宏晨所丟物品，并賠償經濟損失1560元。

但是，這只是個別的法院對于游戲裝備有限度地承認，其他法院呢？對于其他類型的游戲裝備是否承認呢？可能就不容樂觀了。在深圳，就發生過一起盜竊QQ號的案件，結果就有些出乎意料。

一、縣民政工作基本情況

縣屬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縣民政局機關內設辦公室、救災股、優撫安置股、社會事務股、基層政權股、社會救助股、婚姻登記處等股室，下屬7個事業單位，縣革命烈士紀念館、縣福利院、縣救助管理站、縣老齡辦、地名辦等。全局在職干部職工47人。鄉鎮設有19個民政所，全縣有28所農村敬老院。

二、縣民政工作信息化情況

目前，縣民政局承擔著救災救濟、優撫安置、社會福利、基層政權、行政區劃和地名管理、社團管理、婚姻登記管理、殯葬管理、救助管理、城鄉社區建設等工作職能。局機關設辦公室、財務股、社會救助股、婚姻登記處、優撫安置股、社會福利股、救災股、社會事務股、基層政權股、募委辦等股室，下屬老齡辦、地名辦、烈士館、福利院、救助站、慈善會和19個鄉鎮民政所、28所鄉鎮敬老院。現有在職職工47人，其中局機關工作人員23人，下屬事業單位人員24。全縣鄉鎮民政所有工作人員36人，敬老院工作人員56人。一直以來，我局致力于加強民政信息化建設，但由于專業人員和資金缺乏，目前我縣民政信息化工作相對滯后，民政工作只實現了最低層次的網上文件傳輸和排版打印，民政信息化建設明顯成了我縣民政工作中的一個薄弱環節。

（一）硬件情況：目前，縣民政局共有電腦33臺，打印設備11臺，各業務股室均配備了1-3臺電腦（僅2012年民政局購置辦公電腦8臺，一體打印機2臺），使用路由器共享2條寬帶網絡；19個鄉鎮民政所有工作電腦19臺，打印設備19臺，均開通了寬帶網絡，縣還建立了縣鄉文件加密網，文件傳輸通過縣鄉加密網進行。各社區、村硬件設施狀況相差較大，除個別外，有的沒有微型計算機，有的不具備連接網絡條件，硬件環境還不健全。敬老院普遍沒有電腦。縣民政局及基層民政所也無專項的信息化工作經費和人員。

（二）軟件情況：局機關各股室辦公軟件婚姻登記、救災、兒童福利、流浪乞討救助、收養登記、民間組織管理以及綜合統計等使用的是部委下發的辦公軟件，低保、五保、優撫使用的是省廳下發的軟件。其中優撫信息管理系統、綜合統計分析系統、民間組織管理系統屬單機版，省社會救助業務系統、省婚姻登記管理系統、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信息系統、收養登記管理信息系統、兒童福利信息系統、殯葬管理信息系統是網絡版。居民家庭收入核對平臺尚未建立。

摘要：目的調查病毒肺炎（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疫情爆發初期，我國網民的焦慮情況及其影響因素。方法本研究為橫斷面研究，于2019年1月28日至2月4日期間，在問卷星平臺針對我國網民采用滾雪球抽樣進行網絡問卷調查，內容包括一般資料和GAD-7廣泛焦慮障礙量表。采用SPSS24.0的統計學軟件，進行單因素分析，Pearson相關檢驗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確定焦慮情況影響因素。結果有效收集3111份網絡問卷，其中焦慮人數1210人，占總人數38.89%，GAD-7評分均值為9.04±4.231。GAD-7量表得分在婚姻狀況、信息不實程度等方面有統計學差異（P<0.05），在學歷程度、身體狀況、疫情關注頻率、信息負面程度等方面有顯著差異（P<0.01），在性別、年齡、工作所在地等方面無統計學差異。Pearson相關性檢驗和多元線性回歸證明，學歷程度與GAD-7量表得分成負相關（b=-0.795），疫情關注度、信息負面程度、身體狀況、信息不實程度、婚姻狀況都與GAD-7量表得分成正相關。（b=0.733，0.554，0.414，0.362，0.450，P<0.05）結論病毒肺炎疫情早期，大部分人群存在輕度焦慮情緒。學歷程度、婚姻狀況、身體狀況、疫情關注頻率、信息負面程度、信息不實程度是其影響因素。

關鍵詞：病毒肺炎;心理狀況;焦慮;網絡調查問卷

2019年12月以來，中國武漢爆發的病毒肺炎（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疫情漫布全國[1]，此后，累計確診病例數迅速增加[2-3]。為嚴防武漢病毒疫情擴散，從2020年1月23日10時起，武漢市和周邊市區等相繼宣布暫停運營公共交通，進行“封城”[4]，其余省市的政府，教育部門等也紛紛開展并落實各項疫情防控措施[5]。此次疫情波及范圍廣，傳染性強，對我國民眾的安全造成威脅，部分民眾可能會因此而產生一定的心理問題。此次疫情的信息多由網絡傳播，網絡中信息混雜，其中包含的不實信息、負面信息也有可能對網民造成心理應激從而導致焦慮等心理疾病[6]。為深入了解疫情早期，網民的心理狀況及導致焦慮的因素，本課題組開展了此次網絡問卷調查，以期為之后的心理援助提供一定的理論幫助。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本研究采用網絡問卷方式，于2020年1月28日到2月4日，對我國34個省份的網民進行調查，問卷共回收3157份，人為篩除“問卷響應時間少于等于90秒”的46份問卷，共計回收3111份，有效回收率98.5%。1.2方法。1.2.1調查工具。問卷內容包括一般資料和GAD-7廣泛焦慮障礙量表（7-itemGeneralizedAnxietyDisorderscale），一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學歷、工作所在地、身體狀況、疫情關注頻率、信息負面程度及信息不實程度等。GAD-7廣泛焦慮障礙量表是2006年由Spitzer[7]等開發的7個癥狀條目的廣泛性焦慮量表，其信效度較好，Cronbach􀆳sα系數是0.90，重測信度系數為0.76。量表每個條目按照0-3四級評分，總分21分，分數越高，自我感知焦慮程度越高。根據焦慮評分總分，分為四個焦慮等級：0-4分為無焦慮；4-9分為輕度焦慮；10-14分為中度焦慮；15-21分為重度焦慮。1.2.2調查方法。本問卷由研究者依托問卷星平臺錄入問卷星，經過多次預調查，修改完善問卷條目，以保證問卷簡潔易懂。問卷前說明此次調查目的，問卷內容和承辦單位。問卷承諾：本次調查為匿名回答，其內容僅用于科研所用且嚴格保密，請填寫者積極參與并如實填寫，如我國網民獲得鏈接（二維碼）并自愿填寫，則默認為已獲取其知情同意。除單選題外，特殊題型會在題干中說明填寫方式，本問卷在微信、微博以及朋友圈中采用滾雪球的方法進行調查。1.2.3質量控制。相同的IP地址只能作答一次，每個條目均需要填寫完全后才能提交，填寫問卷響應時間需大于等于90秒方為有效問卷，以確保調查問卷所獲得數據真實可靠。1.2.4統計方法。本研究采用SPSS24.0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用N（%）表示，計量資料用M±SD表示，兩組比較采用兩獨立樣本t檢驗，多組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驗證人口學特征、信息關注度、信息內容與焦慮的相關性，選擇有統計學意義的因素用多元線性回歸進行分析。統計學檢驗均為雙尾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我區轄個街道、個居村，納入計生信息網絡管理的機關、企事業單位個，總人口萬人，其中，已婚育齡婦女萬人。流入育齡婦女萬人。某年，被省確定為綜合統計體系項目試點單位后，我們堅持把項目試點作為提高全區計生整體工作水平的重要契機來抓，采取切實措施，加大實施工作的力度，取得了初步成效。項目實施進展情況匯報如下：

一、項目實施背景和方案制定

現階段我國正處于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全面轉型的時期。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城市人口呈現高流動性、高聚集性和高異質性；戶籍制度、住房制度改革和城市動遷，造成了大量的人戶分離；企業職工離崗下崗、用工制度的改革和人們自主擇業，使許多“單位人”變為“社會人”；婚姻登記辦法改革和人們價值取向的改變，離婚再婚、非法同居現象增多，是城市計劃生育工作面臨新的挑戰。原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構建的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控制手段，已難以應對龐雜無序的城市育齡群體，特別是傳統的被動式、滯后型的統計模式已難以掌握動態多變的人口與計劃生育信息，必須建立與新形勢相適應綜合統計體系，運用現代信息手段，改進信息采集、傳遞、利用的方式，進一步強化對育齡人口的管控手段，勢在必行。

某年月，我們根據省計生委項目文本要求，本著突出重點、突出特色的原則，確定綜合統計體系改革的總體思路是：適應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和戶籍制度、婚姻登記制度改革的新形勢，以統計法律法規為準則，以省育齡婦女信息管理系統為依托，以信息網絡交換平臺為支持，以部門信息共享為突破口，以規范基層管理服務為目標，突出城區計生管理服務特點，調整統計口徑，拓寬統計渠道，改進統計辦法，革新統計臺帳，提高統計質量和水平，在統計管理模式、方法和手段上實現新突破。根據上述思路，結合中區實際，制定了《實施方案》，以區人口與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文件實施。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為確保順利完成試點任務，區委、區政府成立了以區委分管副書記為組長，區政府副區長為副組長，計生、民政、衛生、公安、工商、統計等部門為成員的改革項目試點工作領導小組，各部門明確了專門工作人員，為項目實施工作奠定了組織基礎。區政府把綜合統計體系項目列入政府工作的重要內容，專題召開了全區計劃生育改革項目實施動員會議，與各街道、相關部門和□□區、□□區婚姻登記機關、城區家醫院簽訂了《計劃生育綜合統計體系項目實施責任書》，落實了各自承擔的任務和責任，確保了項目的順利實施。

二、精心抓好項目實施

［論文關鍵詞］性別失衡；風險；社會穩定；社會放大

［論文摘要］本文首先描述性別失衡的風險如何由人口放大到公共安全、由個體放大到社會的過程，并分析性別失衡風險與社會轉型風險間的作用機制；其次，進一步擴展性別失衡背景下社會風險放大框架，構建了中國性別失衡風險的多維交叉社會放大模型并利用二手數據對模型進行了局部驗證，揭示出性別失衡風險的社會放大路徑。最后，提出政府基于風險四級放大途徑的危機應對措施。基于中國社會轉型和性別失衡共存的情景，及現有研究特別是風險放大理論和模型的局限。

對性別失衡風險如何從個體風險放大為社會風險，如何從人口風險放大為安全風險的路徑與機制缺乏研究，更少有研究將性別失衡風險放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立體化地分析社會轉型風險和性別失衡風險如何在積聚、互動中實現風險的加劇和放大。根本原因可能在于迄今相關的指導理論和風險模型仍然缺失。

卡斯帕森等人曾將風險的技術評估、風險感知和風險相關行為的心理學、社會學研究以及文化視角系統地聯系起來，提出了風險的社會放大理論（TheoryfortheSocialAmplificationofRisk），試圖解釋“為什么有些相對較小的風險或風險事件，卻會引起公眾廣泛的關注，并對社會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3］該理論從建構主義層面描述自然災害風險放大的社會系統，巧妙地結合了社會風險擴散的主觀與客觀要素、微觀與宏觀環境變量，對危機風險放大具有很強的解釋力，為研究社會風險的放大奠定了很好地起點，因此在該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但該理論更關注對構成要素的描述，強調信息傳遞和公眾反應在風險放大中的關鍵作用，忽視對風險放大深層因素和機制的挖掘，無法形成有預測力的假設。［4］

作者曾基于風險的社會放大理論，結合中國社會、人口轉型特點，構建了性別失衡背景下的社會風險放大框架，以更好地解釋中國社會人口轉型時期，群體性暴力事件的頻頻爆發和規模升級現象。［5］但該框架從信息強化、公眾反應、政府危機應對、性別結構失衡強化分析了社會風險的四級放大機制，側重轉型社會風險如何在性別結構失衡的背景下，從個體風險放大為群體性風險的過程，忽視了性別結構失衡本身也存在一個風險放大的過程，而且該框架也無法解釋在社會轉型和性別失衡并軌的社會環境中，兩類風險如何在互動中從個體放大到社會，從人口領域放大到公共安全領域。為此，有必要將性別失衡背景下的社會風險放大框架深化為機制模型，并從轉型社會的單邊風險放大擴展為社會轉型和性別失衡的多維風險放大，探討兩類風險如何在互動中實現風險放大的獨特路徑與機理，為研究轉型社會性別失衡風險的社會放大路徑和治理策略提供理論依據。

一、社會轉型與性別失衡互動中的風險形態與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