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性別失衡風險放大途徑的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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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性別失衡；風險；社會穩定；社會放大

［論文摘要］本文首先描述性別失衡的風險如何由人口放大到公共安全、由個體放大到社會的過程，并分析性別失衡風險與社會轉型風險間的作用機制；其次，進一步擴展性別失衡背景下社會風險放大框架，構建了中國性別失衡風險的多維交叉社會放大模型并利用二手數據對模型進行了局部驗證，揭示出性別失衡風險的社會放大路徑。最后，提出政府基于風險四級放大途徑的危機應對措施。基于中國社會轉型和性別失衡共存的情景，及現有研究特別是風險放大理論和模型的局限。

對性別失衡風險如何從個體風險放大為社會風險，如何從人口風險放大為安全風險的路徑與機制缺乏研究，更少有研究將性別失衡風險放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立體化地分析社會轉型風險和性別失衡風險如何在積聚、互動中實現風險的加劇和放大。根本原因可能在于迄今相關的指導理論和風險模型仍然缺失。

卡斯帕森等人曾將風險的技術評估、風險感知和風險相關行為的心理學、社會學研究以及文化視角系統地聯系起來，提出了風險的社會放大理論（TheoryfortheSocialAmplificationofRisk），試圖解釋“為什么有些相對較小的風險或風險事件，卻會引起公眾廣泛的關注，并對社會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3］該理論從建構主義層面描述自然災害風險放大的社會系統，巧妙地結合了社會風險擴散的主觀與客觀要素、微觀與宏觀環境變量，對危機風險放大具有很強的解釋力，為研究社會風險的放大奠定了很好地起點，因此在該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但該理論更關注對構成要素的描述，強調信息傳遞和公眾反應在風險放大中的關鍵作用，忽視對風險放大深層因素和機制的挖掘，無法形成有預測力的假設。［4］

作者曾基于風險的社會放大理論，結合中國社會、人口轉型特點，構建了性別失衡背景下的社會風險放大框架，以更好地解釋中國社會人口轉型時期，群體性暴力事件的頻頻爆發和規模升級現象。［5］但該框架從信息強化、公眾反應、政府危機應對、性別結構失衡強化分析了社會風險的四級放大機制，側重轉型社會風險如何在性別結構失衡的背景下，從個體風險放大為群體性風險的過程，忽視了性別結構失衡本身也存在一個風險放大的過程，而且該框架也無法解釋在社會轉型和性別失衡并軌的社會環境中，兩類風險如何在互動中從個體放大到社會，從人口領域放大到公共安全領域。為此，有必要將性別失衡背景下的社會風險放大框架深化為機制模型，并從轉型社會的單邊風險放大擴展為社會轉型和性別失衡的多維風險放大，探討兩類風險如何在互動中實現風險放大的獨特路徑與機理，為研究轉型社會性別失衡風險的社會放大路徑和治理策略提供理論依據。

一、社會轉型與性別失衡互動中的風險形態與放大

在一個常態的社會，性別結構失衡所帶來的男性人口過剩問題，分解在社會的各個角落，風險更多地集中在個體和人口領域；但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人口的大規模遷移和社會轉型的利益矛盾，將可能使性別失衡的風險進一步加劇和放大，而性別結構失衡的存在，恰恰為轉型期各種社會風險的爆發和放大提供了導火線和豐富的土壤。因此，需要從動態系統的視角，分析性別失衡與社會轉型互動中的風險形態與放大。

1.性別失衡的風險形態與社會放大

首先，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和流動將進一步加劇性別失衡的態勢，導致婚姻擠壓現象高度集中在少數貧困、落后、偏遠的農村地區。根據婚姻梯度理論，家庭經濟貧困與落后地區的男性青年，在婚姻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在中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產業結構調整促使人口大規模流動，農村女性隨著人口遷移進入城市或富裕地區婚姻市場后，使得地域性失婚的不利局面進一步惡化，導致一些貧困地區甚至出現一批光棍村。在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步伐的情況下，農村的婚姻家庭承擔著教育、醫療、養老和傳宗接代的社會功能，也滿足了個體的情感歸屬和性生活的需求。穩定的婚姻生活作為減壓閥，在個體和社會壓力間構筑了一道緩沖帶和防護林，緩解了社會對立情緒和矛盾沖突的激化。一旦家庭這個最后的保護屏障喪失，將引發失婚男性的生存危機，長期的性需求得不到滿足，又會激發失婚男性的性壓抑和心理扭曲等生理和心理危機。

其次，社會轉型中的矛盾激化與風險預期，將性別結構失衡的風險進一步加劇和放大，使其呈現出由失婚男性向其他社會群體、由人口領域向公共安全領域擴散與放大的效應。根據“壓力－狀態－響應”理論和社會沖突理論，男女比例嚴重失衡所引發的婚姻擠壓，將給失婚男性本身帶來壓力，使之陷入家庭養老困難、性需求不能滿足等狀態。在社會轉型期，收入差距的拉大和利益矛盾的激化，特別是在高風險社會，對未來社會不確定性的風險預期，可能促使他們傾向于選擇性暴力、性交易、拐賣婦女、買婚騙婚、團體犯罪、性行為錯亂、自殺等狀態響應手段，造成社會治安、刑事案件或風險頻發，嚴重影響公共安全秩序，也將加速性病/艾滋病等傳播性疾病的傳播，引發公共健康危機。甚至有輿論認為“中國光棍”未來將威脅到國際安全、乃至引發戰爭。［6］

2.社會轉型的風險形態與放大

首先，性別結構的失衡將進一步加劇社會弱勢群體的脆弱性，并產生新的弱勢群體，為轉型期各種社會風險事件的爆發和放大提供豐富的土壤。在性別失衡的非正常人口狀態下，社會分化中形成的弱勢群體往往成為被婚姻擠壓的對象，生存危機與長期的性壓抑很容易激化這些群體的被剝奪感和失衡心理，為風險事件的放大提供群眾基礎。［7］而且，面對自然災害和社會危機事件，社會支持網絡將發揮決定性的幫扶作用，但是由于失婚男性的網絡規模偏小，往往難于獲得有效支援。性別結構失衡增長了家庭和社會的不穩定風險系數，導致社會環境與弱勢群體應對突發災難或緊急事態的長期能力被削弱，更易受各類事故危害侵襲。這將會進一步放大公共安全事件的傷害性后果，使之更具破壞力。

其次，性別結構失衡作為其他風險和矛盾積聚和爆發的整體外部環境，具有致命的風險催化劑功能，往往成為社會群體性事件爆發的導火線。性別比失衡作為一種非正常的人口狀態，將在一個較長的歷史階段深刻影響和調整著人的思想和行為，通過參與現代社會的風險積聚和風險放大，直接沖擊中國社會的公共安全和社會穩定。首先，大量失婚男性的性生活需求，作為一種市場驅動力，可能導致買婚市場擴張，激發社會上買婚騙婚、跨境非法婚姻，以及拐賣婦女及女性兒童等案件的發案率上升，加大人們對轉型社會風險的敏感性和想象空間，容易作為導火線，引發轉型社會中醞釀的恐慌或不滿情緒。而且，在性別失衡社會，此類社會治安案件往往具有極高的社會敏感度，又表現出較好的社會情感認同基礎，容易成為爆發危害性較大的社會群體性事件的風險催化劑。如在現實生活中，公安干警解救被拐賣婦女經常遭遇群眾阻撓，這種情況一旦處置不當極易釀成群體性事件。

二、性別失衡風險的多維交叉社會放大模型

為更好地闡述中國性別失衡下的社會風險和社會轉型背景下的性別失衡風險積聚、升級和爆發的內在機制及其互動機制，我們在性別失衡背景下的社會風險放大框架基礎上，結合以上分析的中國社會人口轉型的情景特點，圍繞性別失衡引發的社會問題和風險，進一步提出一個中國性別失衡風險的多維交叉社會放大模型，見圖1。

相比于性別失衡背景下的社會風險放大框架，性別失衡風險的多維交叉社會放大模型不僅突破了社會風險從個體風險放大為群體風險的單維局限，將性別失衡風險從人口領域到公共安全領域、從個體風險到群體風險放大的維度納入其中，而且系統地描述了兩種風險的互動機制。如圖1所示，新模型主要呈三維四級推進的特點。

1.風險放大的三個維度

（1）第一個維度的風險放大：性別結構失衡所導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導致人口領域男性過剩。在社會制度性保障嚴重滯后的情況下，經濟社會轉型所加劇的社會分化，會產生大批的社會弱勢群體，而這些人往往容易成為婚姻擠壓的對象，并作為社會問題經過信息強化、風險感知，與轉型社會的心理、制度、文化發生交互作用，促使他們以個體或集團行動的方式，選擇性暴力、性交易、拐賣婦女、買婚、團體犯罪、性行為錯亂、自殺等狀態響應手段做出反應，也促使逐利人以個體行動或集團行動的方式，從事騙婚、拐賣婦女、性交易等行為，從而加劇了這些社會風險，將性別失衡的風險從人口領域放大到公共安全領域。

（2）第二個維度的風險放大：這些性暴力、性交易、拐賣婦女、買婚騙婚等社會風險事件，在性別失衡的社會環境下，因具有高度的社會敏感性和情感認同基礎，在信息傳遞中很容易被強化和加工，并在轉型社會高脆弱性的心理、制度和文化環境下，產生偏高的風險預期，并作為導火線激發社會中長期醞釀的恐慌和不滿，將局部范圍的個體事件放大為更大范圍的群體性事件。

2.風險放大的四級推進

（1）第一級風險放大：性別失衡下一些社區與人群的脆弱性，擴大了社會突發事件的破壞性后果。由于性別失衡滋生的一些弱勢群體具有社會支持網絡規模偏小、家庭養老支持能力低下、生理與心理健康較差等脆弱性特征，此類群體在社會突發事件發生時，更易受到侵害。

（2）第二級風險放大：信息系統與信息渠道的運作，改變了風險信息的應有程度或內涵，放大了突發事件的風險源信息。此級風險的放大程度，取決于政府和媒體等的事件參與深度。性別失衡下的弱勢群體本身抵御風險的基礎就比較弱，由于在社會上居于不利地位，更容易產生負面價值判斷，懷疑政府的處置能力或手段，因而將產生更高的社會風險預期。

（3）第三級風險放大：社會網絡或公眾反應系統的運作，使個體、群體、機構或政府采取反應行動，放大了社會風險。根據風險的社會放大理論，社會公眾的反應狀況受到制度、經濟、文化和心理因素的影響和制約。［8］由于性別失衡社會系統更具敏感性，在發生相關社會風險事件時，圍觀群眾或社區居民對弱勢群體的同情，以及出于“扶弱”意識而形成的共同心理，可能導致失范行為升級為社會群體性事件。

三、模型的驗證與應用

性別失衡下社會風險的放大機制既服從一般突發事件社會風險放大的共性，又具有獨特性。為驗證所構建的性別失衡風險的多維交叉社會放大模型，需要在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進行資料的系統收集。但由于中國性別結構失衡所引發的各種風險形態才剛剛顯現，欠缺足夠豐富的二手數據，一手數據也不能夠立刻得到，因此還無法對三個維度的風險放大進行完整的驗證。而且，二手數據更多地體現為對某時點現象的靜態描述，缺乏對事件來龍去脈、深層信息的闡述，因此，在框架的應用中也暫時無法分別展示各類風險事件何以升級放大為全局性風險的動態演化機制。以下將利用包括風險的社會放大理論框架在內的一系列公共安全理論，輔之于一些已有研究結論與典型案例，對我們提出的模型進行局部驗證；并應用該模型，側重對社會轉型下性別失衡風險逐級放大的路徑特征進行分析和解釋。

1．婚姻擠壓下的特定風險爆發與周圍環境的脆弱性，導致社會風險的第一級放大

一方面，性別失衡所導致的失婚問題使大齡未婚男性成為重要的社會風險源。性別失衡社會中買婚和商業性服務市場需求強烈，與之相對應，社會上拐騙婦女的犯罪活動也明顯增多，買婚騙婚案件的發案頻率也有所提高，導致了一些貧困地區的婦女、女童，以及一些失婚男性及其家庭成為首當其沖的受害群體。根據2009年5月公安部《全國公安機關“打拐”專項行動簡要情況》，近年來在不少地方拐賣兒童、婦女又沉渣泛起、發展蔓延，組織化程度提高，手段升級，成為當前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9］如廣西博白縣2002年就破獲重特大拐賣婦女兒童案件,該案被拐賣婦女兒童共213人；2003年10月,博白又發生拐賣婦女大案。根據新華社報道。

另一方面，在性別失衡社會，失婚男性及其家庭所居住的社區環境具有明顯的脆弱性，會使人們更易受到公共安全事故的影響。Winchester很早就將性別比例與家庭類型、年齡、技能/教育和職業等級并列，作為劃分不同層次脆弱群體的重要指標。［11］性別失衡下失婚人群及其家庭的脆弱性最為突出，首先他們所居住社區具有明顯的經濟貧困特征，而這些人及其家庭尤其貧困。根據Downing&Bakker的理論，鄉村的脆弱群體包括佃農、沒有土地的勞動力和貧困戶，這部分人顯然屬于脆弱群體。［12］

綜上，可以發現性別失衡造就了幾類典型的弱勢群體，也提高了一些社區、個體和家庭的脆弱性，這些地區和人群由于不利特征屬性的存續，在災難事故發生時會受到更大的侵害。

2.整體風險信息傳播系統和處理過程，包括個人的經驗感受、技術專家的評價、政府的風險診斷與消息，新聞媒體的參與報道，以及非正式渠道的風險信息傳遞等，導致社會風險的第二級放大

關于這一點，性別失衡下的社會風險放大機制與普通情況是一致的。卡斯帕森的團隊通過對上百例災難事故的歸納驗證，證實了在突發事件風險放大過程中，信息系統和信息渠道各構成要素對風險放大有較好的解釋力。正式渠道與非正式渠道的信息傳遞單位和信息處理過程，會不斷地復制、解讀、編譯和傳播風險相關信息，使公共安全事件風險產生漣漪效應，在個人、群體、單位、社區和社會之間擴散，導致風險放大。其中許多關鍵因素和社會關系會影響到信息傳遞，但卡斯帕森提及，媒體或交流渠道的覆蓋面積并不一定就會產生對應的效果，它們還與信任模式和信任程度存在關聯。社會群體的流動，與傳媒的信息覆蓋面和突發事件的社會經濟后果相互作用密切。風險的信號與群眾抱怨對風險放大存在重要影響。這些特征在性別失衡環境下對突發事件信息的影響，并無太大差異，同樣與官方信息處理系統和社會傳播網絡密切相關，如果說有所差異只能是性別失衡下各類社會關系的組合方式會發生變化，但這種情況對突發事件社會風險放大的影響仍屬未知范疇。

3.公眾反應系統導致改變風險損害后果的各類行動，性別失衡下的社會公眾更具敏感性，存在同情失婚群體及相關群體的共同心理，特別是失婚群體及其家庭更傾向于支持或參與相關風險事件，導致社會風險的第三級放大關于這一點，性別失衡下的社會風險放大機制與普通情況也是一致的。但是，性別失衡社會下的社會風險放大機制有其特殊性。失婚人群屬于社會弱勢群體，當發生拐賣婦女、非法買婚騙婚、非法跨國婚姻事件時，出于扶貧濟困、鄉土共識以及英雄情結，周邊群眾容易形成共同心理，阻撓警方解救被拐騙賣，以及參與跨國非法婚姻的婦女，甚至引發群體性對抗事件。如在河南新蔡，對這些辦案警員“老百姓管他們叫多管閑事的‘法海’”。［14］在性別失衡下貧困地區或貧困家庭男性娶不上本地新娘，只好將目光轉向緬甸、越南、老撾等中國周邊國家，也正因為如此來自這些國家的非法跨國婚姻、非法組織入境案件并不鮮見。［15］在偵辦和解救涉案當事人的過程中，干擾辦案、藏匿當事人的情況非常普遍，如果公安干警一時處置不當，還可能遭到圍攻，甚至釀成大規模群體性事件。

四、基于風險放大途徑的政府危機應對

由以上研究可見，性別失衡社會的突發事故的風險放大，具有獨特的途徑、機制與效應，應區別于一般社會風險實施干預和阻斷。模型所揭示的風險放大路徑，也啟示性別失衡風險的治理，應該圍繞轉型社會高脆弱性的風險催化、信息傳導機制的價值闡釋、公共反應機制的心理共鳴和基于人口流動和弱勢地位的規模化四級放大途徑開展。

1.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同時，為相關地區的反貧困工作提供項目支持、資金幫助，提高性別失衡地區社會抵御風險能力

性別比失衡所產生的社會風險，部分是可以通過制度建設有效抵御的，如失婚人群的家庭養老問題、貧困農村地區女性的婚姻市場轉移問題、失婚人員及其家庭的心理壓抑等，需要政府加強相關制度保障、改進相關政策、提供相關法律依據。具體建議一是照顧差異，當前的社會保障政策采取同步推進方式，并未考慮地區性的性別比差異，造成局部地區的養老和醫療制度保障乏力。建議在性別失衡嚴重區域，加速推進家庭養老向社會養老轉型，如有必要，可定位由后者發揮在養老中的主導作用，優先將大齡未婚群體的醫療納入國家保障范圍。二是改善條件，加大政府支持力度，為貧困農村地區創造走向富裕的各類條件，以希望和現實留住本地的金鳳凰，阻止性別失衡區域婚姻市場的持續惡化。同時，政府的資源是有限的，還應動員社會力量，為相關地區的反貧困、降低脆弱性工作提供項目支持、資金幫助，或做其他輔助性工作，幫助性別失衡地區提高社會抵御風險能力。

2.暢通信息網絡，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實現政府信息的透明與快速流通

突發事件的風險放大往往與信息傳遞中的信息加工和政府、媒體等的事件參與深度有關。實現信息的透明和快速流通是及時遏制風險放大，有效處理突發事件的關鍵。因此，首先要暢通信息網絡。在信息自下而上傳遞的過程中，信息的不透明勢必使得政府的信息捉襟見肘，信息的虛報和瞞報也往往導致耽擱處理危機的最佳時機。在網絡時代，各種信息傳播越來越快，官方信息缺位反而激發民間信息的泛濫。政府有必要主動利用現代化的網絡平臺，暢通信息網絡，以引導輿論導向。其次要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機制是危機管理中的重要機制之一。由于危機乃至危機管理的特點，決定了非常時期的信息公開需要建立不同于平常時期的信息制度。既要及時公布信息，以增強民眾的公信力度，政府與民間相互信任，又要掌握分寸，注意信息公開的時期、地點、方式和方法等的制約。

3.構建一套深入社會各層面的網絡傳感機制，高效、快捷地捕捉社會中醞釀的各種風險信息，及時施加以預防、預警、預控為主的外部阻斷

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回避現代化進程及其帶來的社會風險，但可以利用這些先進的信息技術與網絡平臺，構建一套深入社會各層面的網絡傳感機制，高效、快捷地捕捉社會中醞釀的各種風險信息，及時施加以預防、預警、預控為主的外部阻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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