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范文10篇

摘要：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人口老齡化對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越來越明顯。老年人口擁有獨特的消費和心理特征，因此消費需求和其他年齡段的人有所不同。通過對人口老齡化的定義和消費理論在人口老齡化的應用，建立在險價值模型（以下稱為VAR模型）。本文通過山東省2000—201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研究人口老齡化對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的影響，得出人口老齡化對居民的消費存在正相關關系。最后，本文在總結上述研究結果的基礎上，提出加大政府投資、改善民生、積極發展老年教育、積極發展居家養老服務的建議。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居民消費；老年人口撫養比；VAR模型

一、引言

目前，人口老齡化是世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進程正逐步加快，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困難與挑戰[1]。黨的報告中提出，構建養老、孝老、敬老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推進醫養結合，加快老齡事業和產業發展，為新時代中國特色養老事業指明了發展方向。山東位于中國的華北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為發達，目前針對山東人口老齡化的研究熱度不斷，但針對整個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較多，對城鎮居民消費問題的分析則相對而言研究較少。在當前老齡化不斷加快的情況下，很長一段時間內老齡人口問題的比重會持續加大，這將會加大山東的經濟負擔，對經濟增長等方面產生一些不利的影響。山東省作為經濟發展態勢良好且人口老齡化問題較為嚴重的省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山東省人口老齡化的現狀為出發點研究人口老齡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僅對山東省緩解人口老齡化問題、擴大內需、保障老年人權益、推動經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對其他地區研究人口老齡化和居民消費的影響有一定的幫助。

二、相關理論概述

（一）生命周期理論

摘要:在人口老齡化加速、退休人員不斷增多的背景下,我國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支付壓力越來越大。接下來,本文將結合人口老齡化對我國養老保險的影響,探討解決該問題的方法以及對策。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養老保險；影響；對策

1前言

我國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降低,近年來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大大加快,不到20年的時間便進入了發達國家近百年才出現的人口老齡化狀態,成為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對我國很多方面產生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對養老保險的影響尤為嚴重。由此可見,尋找人口老齡化對我國養老保險的影響,并探求解決該類問題的解決對策迫在眉睫。

2人口老齡化對我國養老保險的影響

針對人口老齡化的現象,對我國養老保險共有如下幾方面的影響: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受醫療服務改善、預期壽命延長、出生率下降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我國自21世紀開始就已進入老齡化國家。國家統計局2012年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2年年末，65周歲及以上人口12714萬人，占總人口的9.4%。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將對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等各個領域帶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對于商業金融機構來說，這種養老金“私有化”無疑創造了巨大的商機，而做為我國金融體系中的最主要參與機構，商業銀行應該依靠自身的優勢，緊緊抓住我國人口老齡化和養老金市場化帶來的機會，從養老金金融發展中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因此，為了順應養老金“私有化”，商業銀行必須保持較高的流動性，即商業銀行保持隨時可以適當價格取得可用資金的能力，以便隨時應付客戶提存的需要，所以對于研究人口老齡化與商業銀行流動性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文獻綜述

之前學者關于人口老齡化與商業銀行流動性之間關系并沒有進行直接研究。王剛以某商業銀行2004年對北京市經濟影響的數據分析，得出2020年前，北京市居民的儲蓄率仍將保持增長趨勢，2020年后，人口老齡化對北京市居民儲蓄率產生負面影響，進而影響商業銀行的流動性；石瑩、趙健以國際數據為經驗，探索人口老齡化給中國金融市場帶來的巨大商業金融需求，提出商業銀行介入養老金金融業務，既可以規避由于“金融脫媒”帶來的收入風險，又可以通過加強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進而提供專業的養老金服務創造新的利潤增長點；徐丹通過分析我國老齡化社會對養老金融特殊需求以及現階段商業銀行養老金融業務的發展情況，表明我國養老金融處于“零散”發展狀態，養老產業涉及較少以及產品服務較弱的不足，并且指出商業銀行流動性不足很可能是導致上述情況的直接原因；陳煌生、陳天瑋結合國內人口現狀和人口老齡化對商業銀行業務經營活動影響的分析，認為隨著老齡化的推進，居民的儲蓄率會下降，貸款需求將放緩，從而商業銀行的流動性會大大提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近年來人口老齡化與商業銀行流動性的指標進行實證分析，并相應地提出策略與建議。

三、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擇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資料顯示：人口老齡化將是中國21世紀面臨的一個重大社會問題。而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我國就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了，而這將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諸多影響。所以，從現在起我們要正確把握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規律，并積極采取相關措施，按照正確的思路和方向切實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

一、我縣人口老齡化情況介紹

(一)調查情況

我縣老齡辦在全縣范圍內對老齡人口基本情況進行了一次初步調查，全縣總人口人，其中60歲以上老齡人口達人，占總人口的%；65歲以上人，占總人口的%；80歲以上人、90歲以上人、100歲以上人。全縣空巢和獨居老人人，占老齡人口的%；基本生活有保障或受到救助的老人人；全縣老少人口比為l。

(二)成因分析

促使我縣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社會經濟快速發展，醫療衛生條件不斷改善，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延長；另一方面，成功開展了計劃生育工作，人口出生率不斷降低。

一、引言

我國人口增長情況和老齡化進程備受關注,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研究發現：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即將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生育率持續低下；人口增長放緩,或將出現人口負增長[1][2]。此外,學者們還發現我國老齡化地區差異顯著。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地區經濟發展差異是造成區域老齡化差異的主要原因[3-5]。同時,人口遷移流動、城市化水平[6]、人口自然增長率、人口機械增長率等也是導致區域老齡化差異的重要因素。本文旨在通過對比分析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總結2000年至2020年全國人口的基本變化情況和地區差異,以深入探究我國老齡化問題和區域老齡化差異。

二、七普數據：中國人口變化的新特點與地區差異

（一）增速放緩，且地區差異顯著

近二十年內,我國人口總量仍在上漲,但增長率明顯下降。2000年至2010年十年間,我國人口平均年增長率為0.57%；2010年至2020年十年間,我國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0.53%。通過地域對比發現,地區間人口增長情況具有顯著差異。從橫向來看,2000年至2010年,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的人口增長率穩居全國前三位,年增率分別約為3.8%、4.32%、2.60%。相反,湖北省、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的人口增長率出現負值,意味著這些地區的人口總量開始減少。2010年至2020年,廣東省成為全國人口年增長率最高的省份,年平均增長率約為1.91%。此時,黑吉遼三省和山西省、甘肅省、內蒙古自治區則出現人口負增長,尤其以黑龍江省之最,人口年平均增長率低至-1.83%。反觀,前十年出現人口減少的四個地區均在后十年內實現人口正向增長。從縱向來看,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在前后二十年間人口增長率急速下滑；黑龍江省、山西省、青海省的人口增長率也有較為明顯的下滑趨勢。重慶市、四川省和貴州省則出現逆勢上漲。其余地區人口增長率變化并不明顯。

（二）人口性別結構總體合理，部分地區比例嚴重失衡

一、引言

河南省作為中國的人口大省，老齡化問題較為嚴重。截止2018年底，河南省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約1606萬人，老齡化率16.7%，老齡化問題越來越嚴重。從總體上看，河南省人口老齡化呈現規模大、速度快、趨勢明顯等特點，可以說河南是跑步進入“老齡化”社會。目前，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轉為高質量、中高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研究人口老齡化對河南省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在分析研究經濟增長與人口老齡化的相關文獻基礎上，通過搜集1996-2018年數據對河南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分析河南省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具體作用機制，確定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通過整理了相關國內研究文獻，從研究結論上分析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正向影響、負向影響及影響不確定三種論法。雖然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在21世紀會保持穩定，但是人口老齡化會在勞動生產率、社會保障以及技術方面對中國的經濟產生負面影響（武元晉等，1988）。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是消極持久的（張車偉，2006）。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帶來的正向作用體現在老年產業發展機遇，這同時也是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有利關鍵因素（姜向群等，2000）。除了勞動年齡人口對勞動參與率產生正向影響外，其他都對勞動參與率產生負向影響，研究十九個國家后得出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失業率和人均GDP等對勞動參與率的影響都不相同的結論（馬艷林，2015）。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在理論模型的基礎上加入老齡化因素，研究結論顯示，根據政府采取經濟政策的不同，那么，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也會不同（李軍，2006）。在現有文獻中，對河南省的老齡化問題研究的較少，為了規避人口老齡化對河南省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因此有必要就河南省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問題進行系統的研究。

二、河南省人口老齡化現狀分析

第一，河南省的人口持續增長老齡化問題嚴重。河南省在1998年65歲以上人口比例超過7%，按照國際標準，河南省自1998年起就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而在2018年河南省老年人口比重已經高達10.61%，老齡化程度加深。河南省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呈上升趨勢，自從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數量從1998年的656萬人增加到2018年的1019萬人，老齡人口增長速度高達155%。第二，河南省老年人口數量多速度快。由于河南省的人口基數大，因此老年人口數量也比較多。隨著經濟的發展，醫療水平穩步提升，人口預期壽命增長，老齡化速度增加。由于河南經濟發展緩慢，許多年輕有實力的勞動力不斷向南方和發達地區進行遷徙，青壯勞動人口的轉移加速了河南省老齡化進程。第三，河南省人口老齡化存在城鄉倒置。一般情況下，城鎮比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要好、社會制度更加健全人口的平均壽命應該相對較長。然而河南省農村老齡人口多于城鎮老齡人口，出現了城鄉倒置的情況。本文認為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建國初期中國不論城鎮或是農村，人口均呈現高速增長的狀態，由于城鎮人口基數小于農村人口，因此此階段農村所增加的人口要高于城鎮增加人口。隨著政策“計劃生育”的出現，人口增長放緩，這一批出生的公民也已經步入老年。這就導致了農村老年人口占農村總人數的比例高于城鎮老年人口占城鎮總人口比例的現象。第四，河南省人口“未富先老”。發達國家或地區有實力解決由老齡化引起的一系列問題，不會出現未富先老現象。而河南省的老齡化并不是這樣，河南省的人口結構屬于明顯的未富先老。河南省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只有800美元。這表明，當河南省進入老齡化社會時，經濟并不發達，社會并不富足，“未富先老”給河南省的經濟發展帶來了諸多不利的影響。

三、人口老齡化對河南省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本文的實證研究分析中，采集河南省1996-2018年的數據建立計量模型，具體分析河南省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與影響。模型中被解釋變量是人均實際GDP，解釋變量包括老年撫養比（odr）、人力資本水平（phc）、技術進步（tec）、就業人員數（emp）。選取人均實際GDP作為衡量經濟水平的指標是因為它能全面真實的反映經濟的實際發展水平弱化物價因素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選取河南省就業人員數衡量勞動力的變動；選取老年撫養比例作為衡量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指標，更全面綜合清晰地衡量人口老齡化；人力資本水平越高、技術水平越高，經濟增長速度就越快。估算人力資本水平主要有成本法、收入法、教育年限法等，本文選取河南省平均教育年限作為衡量河南省人力資本水平的變量，選取一般財政支出中的科學技術支出作為衡量技術水平的變量。

受人口發展規律的影響，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都已進入老齡社會，許多發展中國家正在或即將進入老齡社會。1999年，中國也進入了老齡社會，是較早進入老齡社會的發展中國家之一。據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的預測，中國人口老齡化將伴隨21世紀始終，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老齡化問題。

一、我們將面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總量的雙重壓力

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人口出生率，總人口增長勢頭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人口基數過大的基本國情沒有變，龐大的人口數量的壓力將長期存在。現在，我國已進入老齡社會，這是一個新的重要國情。人口老齡化壓力已經開始顯現，并將隨著老齡化的發展而不斷加重。整個21世紀，這兩方面壓力將始終交織在一起，給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嚴峻的挑戰。

二、養老保險的負擔日益增加

老年人口在青壯年時為社會創造了大量的財富，在年老體衰時，需要得到社會、家庭的保障和贍養。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老年人口數量不斷增加，城鎮相應的離休、退休、退職費用也隨之連年猛增，農村老人的贍養費用不斷增加，政府、企業、社會、家庭都已經感到養老保障方面的壓力正在顯著加大。

三、老齡社會的服務需求迅速膨脹

一、引言

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惡化，已經成為了我國主要的人口問題之一。而且據David預測，到2050年世界上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不發達國家都將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屆時人口老齡化將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1]。國際上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0%或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7%就意味著進入了老齡化社會。2009年全世界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為7.5%，而發達國家地區該比例為15.8%[2]。發達國家老齡化程度要快于發展中國家。最早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國家是法國，1864年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就達到了7%。到目前為止，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從7%到14%用時最短的國家是日本，只用了24年；老齡化水平最高的國家是日本，2007年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達到了21%，2013年65歲及以上人口為3186萬，占總人口的25%（見表1）。從表1中也可以看出，雖然我國老齡化相對于發達國家來的晚，但是速度非常快。這也是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受到學術界重視的原因。目前國內關于老齡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1.老齡化與經濟發展。一般來說，人均GDP越高的國家，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往往也越高[4]，但是隨著20世紀末我國老齡化的到來（鄔滄萍教授1986年在《漫談人口老化》一書中提出了“未富先老”），也就拉開了關于“未富先老”的討論，這次大討論的高潮出現在2006—2007之間由人口研究編輯部舉辦的二期（姜向群，2006；杜鵬，2007）[5][6]和光明日報出版的一期（鄔滄萍，李建民，穆光宗，2007）[7]專欄，在這以后主要側重于定量實證分析與經濟發展或經濟增長的關系（胡鞍鋼等，2012）[8]，人口老齡化區域差異（王志寶等，2013）[9]以及國際比較老齡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米紅，周偉，2009）[10]；2.老齡化與養老保障、社會保險。一方面是對我國老齡化趨勢和特點分析，得出面臨日益嚴重的老齡化養老社會保險體制創新勢在必得（田雪原，2014）[11]，另一方面是對我國養老保障制度體系本身進行分析，與西方國家養老保障制度改革對比，如希臘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失敗和加拿大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成功，最終發現問題、提出改革思路（鄭秉文，2013）[12]；3.老齡化與產業結構。除了分析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過程中的產業結構的轉變（陳衛民，施美程，2013）[13]以外，主要是研究老齡化對第三產業內部結構的影響，老齡化的到來影響勞動力市場，而勞動力的供需結構的變化就要求把勞動力數量轉變為勞動力質量，積極發展老齡產業，特別是老年服務業，滿足不斷增長的老年人對物質文化的需要（陳敦賢，2002）[14]。同時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也是不容小覷的，主要以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消費的影響為主，大多都認為老齡化是消費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毛中根等，2013）[15]，但是隨著我國社保制度的不斷完善，消費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會慢慢得到提高；4.老齡化的應對策略。對應對老齡化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日本，因為日本老齡化速度快、程度嚴重，與我國老齡化進程相似，所以應對老齡化的經驗也就變的愈發的重要，無論是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還是少子老齡化帶來的人口壓力，都會給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啟示[16]。當然也有些學者從發達國家老年市場的發展狀況、政府和市場經營者在開發老年市場、發展老年產業的一些做法，得出對我國開發老年市場，刺激國內需求的啟示（李通屏，2000）[17]。對于老齡化應對之策還是需要重新認識老齡問題，從應對之術到應對之道術俱進的轉變，著眼長遠、立足當前，把握人口應對之道（黨俊武，2012）[18]。本文旨在研究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與服務業之間的關系，得出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兩者之間的關系。對我國之后經濟進一步發展提供有效的借鑒。而在這方面國內文獻還比較少。

二、各國人口老齡化與服務業發展對比分析

早在17世紀，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就對不同產業供求關系及各產業從業者的收入進行了比較，認為農業、林業、水產業為代表的采集業的生產是按勞動生產率遞減法則進行的，而工業和大部分服務業的生產是按照遞增的法則進行。隨著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農業所占的產出份額和勞動份額遲早會下降，而工業和服務業所占的份額會逐漸上升，勞動人口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是一種自然的選擇過程，并認為收入的差距會使勞動力在不同產業間流動，從而集中于收入高的部門。后來克拉克進一步論證了配第的觀點。他指出，隨著經濟增長，相對于農業就業人數而言，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在增加；但相對于服務業就業人數而言，制造業就業人數卻是在下降；也就是隨著人均GDP的不斷增加，勞動力會從農林牧副漁等第一產業向制造業、建筑業等第二產業轉移，而等到工業化完成后，勞動力又會從第二產業向服務業（第三產業）轉移。這種勞動力在不同產業之間轉移的發生，是因為經濟增長過程中各產業之間相對收入差異造成的，這就是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律。配第—克拉克定律提出了經濟發展與服務業之間的關系，而恰好根據以往的研究顯示：人口老齡化和經濟發展之間也存在密切的相關關系。死亡率下降是人口老齡化的原動力，特別是在生育率持續下降的情況下。況且是在我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中，無論是死亡率下降還是生育率下降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著人口老齡化的惡化。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人均GDP（PGDP）高的國家，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高[4]10-19。因此，鑒于就業人員流動、產值變化、人口老齡化都與經濟發展存在這樣一種關系，下面就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抽取截止到2013年總人口超過500萬的國家（除個別國家數據缺失以外）進行分析。服務業就業人數（SE）、服務業產值（SP）與65歲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AP）之間是否存在相關關系，具體如圖1和圖2。從圖中可以得出三個結論：1.發展中國家都集中在左下角，特別是被圈區域內；而發達國家散布在右上角區域。2.就中國而言，無論是服務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比重，還是服務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無論是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發展中國家相比，都比較落后，甚至落后于埃及和泰國。因此，繼續產業升級很有必要，更好的進行產業間轉換，去積極的應對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各種壓力。3.服務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比重和服務業產值占GDP的比重與65歲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呈正相關關系，但是由于簡單地回歸不能使它高度吻合（R2=0.419、0.5107），因此下面要針對它們之間的關系進行更進一步的實證分析，得出確切的結論。

三、主要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與服務業關系的實證分析

（一）數據選取

［提要］在人口老齡化大背景下，老齡化問題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人口老齡化對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影響則是其在金融領域所產生的影響之一。本文基于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報告，參考眾多學者在該領域的研究成果，分析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現狀，以及人口老齡化對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產生的影響，并從政府、金融企業和家庭三個層面就如何改善家庭金融資產配置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提出相應的措施。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家庭；金融資產；配置

一、緒論

（一）研究背景。根據聯合國的標準，老齡化社會是指一個地區或國家的總人口中，65歲以上的人口數量占比達到7%，或者60歲以上的人口數量占比達到10%，根據我國2000年《中國統計年鑒》中的數據，1999年我國就已經達到這一比例，步入了老齡化社會。據統計，2017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16.1%，預計到2020年，這一比重將達到17.8%左右。我國老齡化問題嚴重的原因主要歸咎于20世紀80年代實行的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以及經濟的增長、科學技術的進步、醫療條件的改善，使人口壽命大大延長。老齡化問題的加重，對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金融方面，老齡化問題改變了我國家庭金融資產的配置，我國家庭金融資產在總量、結構上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家庭老年人比重的上升，一方面使得家庭在投資方向上更加慎重，原來傾向于股票、基金等風險投資的家庭投資者，在這方面的資產配置比重顯著下降；另一方面我國的儲蓄率也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而出現回落的趨勢。（二）研究意義。老齡化問題涉及到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等方方面面，老齡化問題加重了個人及家庭的經濟負擔，影響了社會勞動力供給水平，也左右著國家相關政策的制定。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分別是投資、消費、凈出口，伴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劉易斯拐點”到來，勞動力供給市場由過剩變為短缺，同時人口老齡化必定會對居民家庭金融資產中的投資與消費帶來影響，這些都將影響到我國經濟的增長。研究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問題，有利于緩解社會養老壓力，也有利于家庭與社會更好地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同時，家庭部門作為國民經濟三大部門之一，在金融市場消費和金融產品投資方面都占有很大比例，家庭金融資產的配置會影響到全國金融資產的供給與需求。因此，研究如何配置家庭金融資產，才能有效幫助家庭及社會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二、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現狀分析

家庭資產可以分為金融資產和非金融資產，家庭在配置金融資產時與一般金融機構所遵循的“三性”原則一致，即安全性、流動性與盈利性，不同的家庭金融資產具有不同的安全性、流動性與盈利性，正是因為家庭金融資產間安全性、流動性與盈利性的差異，以及不同家庭風險偏好程度不同，才產生了家庭對不同金融資產的不同選擇，即對家庭金融資產的配置。家庭金融資產在總量上與結構上都隨著社會的發展與變化而發生改變。（一）我國家庭金融資產總量1、家庭資產總量。家庭資產分為家庭總資產、家庭凈資產和家庭可投資資產，在2013～2017年間，我國城市家庭戶均資產、凈資產和可投資資產規模均有穩定增長，其中家庭戶均總資產從2013年的103.1萬元，增長至2017年的150.3萬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9.9%；家庭戶均可投資資產從2013年的32.8萬元，增長至2017年的50.7萬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11.5%；家庭戶均凈資產從2013年的97.3萬元，增長至2017年的142.9萬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10.1%。按照當前增長率，預計到2020年，家庭戶均總資產將達到199.5萬元，家庭戶均可投資資產將達到70.3萬元，家庭戶均凈資產將達到190.7萬元。2、各國家庭金融資產配置情況。在日本、新加坡、瑞士、英國、加拿大、法國及中國這些國家的家庭金融資產配置中，日本家庭金融資產配置占家庭總資產的比重高達81.1%，遠高于其他國家，新加坡、瑞士、英國家庭金融資產配置比重也均達到了50%以上，而中國家庭金融資產配置比重僅為11.8%；除中國之外的六個國家家庭金融資產配置平均水平約為66.4%，中國家庭金融資產配置水平僅為六國平均水平的1/6，不及日本的1/7。這充分體現了我國家庭對金融資產配置的不重視，也表明了我國家庭在金融資產配置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問題。（二）我國家庭金融資產結構。對于家庭金融資產的解釋，不同學者都給出了自己的標準，而根據2019年1月21日公布的《2018中國城市家庭財富健康報告》，指出家庭金融資產包括現金、存款、股票、債券、基金、理財產品、衍生品、外幣資金、貴金屬、借出款和其他金融資產。1、家庭金額資產配置結構。我國城市家庭金融資產中的銀行存款的比例高達42.9%，占家庭金融總資產的近一半，其次保險占比為17.0%，理財占比為13.4%，借出款占比為10.3%，股票占比為8.1%，現金占比為3.7%，債券和外幣占比均不超過1%。就目前而言，我國家庭在分配金融資產時，并沒有按照“三性”原則理性地配置金融資產，我國家庭對流動性和安全性的偏好大于盈利性，這與我國保守的傳統思想有一定關系，同時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也是造成居民持有大量銀行存款以滿足應急需求的原因之一。2、家庭金融資產持有結構。表1列出了2008～2017年間家庭各主要金融資產的配置額，反映了家庭金融資產的配置額在近十年的變化情況，其中儲蓄存款始終占據家庭金融資產的主要地位。（表1）

摘要：經濟發展一般規律顯示，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主要受到該國社會總儲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貿易開放程度的正面影響，社會總儲蓄越多，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貿易開放程度越深，一國的對外投資水平就越高。中國國內近年來對外直接投資飛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來自于中國私人部門能夠較容易的獲得廉價資金支持，而形成這一資金支持的渠道，占首要地位的就是國內的巨額儲蓄。依托生命周期理論，本文論述了在我國老齡化的人口結構下，針對老齡人口增加帶來的社會總儲蓄變化給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帶來的影響，借鑒國外經驗進行比較分析，提出了相應建議。

關鍵字：人口老齡化；對外投資；儲蓄；養老金

1中國人口結構和投資變化情況

按照1956年聯合國的《人口老齡化及社會經濟后果》沿用至今的國際慣例，一國或地區的65歲人口超過7%時，這個國家或地區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從2001年就進入了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比達到7%的人口老齡化社會結構，并且老齡化占比增速在逐年加快。目前，我國的人口呈現老齡化人口占比升高、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降低、人均預期壽命持續延長的特點。人口老齡化的社會結構給我國經濟社會的消費、投資、出口三大拉動經濟增長的關鍵點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其中，對外投資是主權國家為獲取外匯收入或擠入國外市場向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的投資。近年來，國內對外直接投資飛速增長，其中資金支持是最為關鍵和主要的，而形成資金支持的渠道最重要就是國內的巨額儲蓄。在人口老齡化的條件下，對外投資是否會因其帶來人力資本變化、儲蓄變化而產生相應巨變，受到不良的影響？按照我國目前的人口結構來看，勞動力人口占比下降，勞動力素質提升，勞動資本的價格升高，工資上漲，企業生產成本上升，國內勞動密集型企業就會外遷，國內對外直接投資將在這一情況下增加，這對我國經濟發展是有利的。一段時期內我國將出現大量的老年人口，其主動消費會變得很少，而其投資儲蓄行為將深深影響經濟社會的資本流動。學界以生命周期理論作為起點和長期不變的核心依據，得到人口結構與儲蓄之間的研究因側重點不同，結論較為不一。有研究表明，儲蓄率促進經濟增長，尤其是私人部門儲蓄對經濟的增長具有更為明顯的作用。居民儲蓄作為國民儲蓄中最關鍵的組成部分之一，在國內是相對于公共部門儲蓄更為穩定的，但其也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化而變化，體現著一國經濟運行的結果，同時，對投資、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等其他經濟發展指標產生重要影響。首先提出儲蓄和消費變化規律的生命周期理論，在1985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Modigliani(1970)之前便指出，從長期的角度考慮，人口結構是真正影響儲蓄率變化的因素。忽略極少的稅和費，非勞動力人群主要指少兒和老年，沒有因雇傭關系而產生的勞動收入，幾乎是純消費者，不過，雖然沒有勞動收入，其中的老年人往往存在源自前期勞動收入的個人積蓄或其他投資回報品；另一部分占人口結構比例大的勞動力人口，在國民經濟中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在整個經濟系統中，勞動力人口的勞動收入減去其消費、投資形成的儲蓄，通過各種制度安排，如稅收、養老金制度等轉移至被贍養的人口。因為人口老齡化，沒有收入而只有消費的老齡人口往往會使得儲蓄率降低，但這只看到了生命周期理論中“負擔效應”的結果。盡管如此，仍需警惕在出生率下降，老齡人口占比升高出現消費增加、儲蓄減少，最終導致一國資本積累減少的情況，因為在這一情況下，可進行對外投資的總資金也會隨之減少，如果資本(K)下降的速度小于勞動力(L)下降的速度，資本勞動比(K/L)減小，資本的邊際產出(MPK)就會下降，資本為了追逐更高的收益率，會主動外遷，特別是資本密集型企業，而這一情況將對我國經濟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近年來，國際化的儲蓄率趨勢呈上升勢態，高儲蓄率國家或個人也反應出更強的抗災害、傷病能力。我國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快速增長，是居民儲蓄率升高的一部分原因，刨除這一層影響，人口結構對儲蓄率的影響是十分關鍵的。老齡人群因為自身消費需求在不斷減少，并且伴隨著消費經驗累積增多，往往具有較低的消費傾向，并且其在勞動期間就為養老做了很多投資或儲蓄，故而居民儲蓄率也隨著這一群體數量的增多而存在不斷上升的可能性，這就是生命周期理論中另一種“預期效應”的體現。在我國過去40多年開創性地提出并嚴格地執行了“計劃生育”政策的背景下，少年人口占比降低，原本用于扶養青少年的收入現在缺乏特定用途而無法支出，我國短暫的第一次人口紅利——勞動力年齡人口遠高于需撫養的人口，帶來了較高的儲蓄率和快速的經濟增長；若在這批人口老齡化時，國家和居民個人能充分依托其原本為養老而已充分備足的儲蓄或投資的資本力量，那么我國可以依托這部分老齡人口的累積資本實現二次人口紅利的經濟增長。我國老齡人口生活資金的來源，除子女等家庭模式贍養外，主要依靠職工養老保險、社會保險和農村“新農合”三個途徑，另外還有依靠個人在前期勞動時的大量儲蓄或投資。但對于前一種多數情況下老年人的收入來源，我國有相對比較保守的規定：國家政策規定，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結余額，除預留相當于兩個月的支付費用外，應全部購買國家債券和存入專戶，不得投資其他金融產品。這一嚴格規避風險的投資政策也使得養老基金的投資收益較低，幾乎快要低于通貨膨脹率，國債與儲蓄的投資方式都無法達到保值增值的目的，這將導致養老金的購買力下降，也就不能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國家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存近萬億元，而其中九成存入銀行，都跑不過通貨膨脹率，面對巨大的養老群體支出負擔，國家對養老基金收益率的管理是值得重點關注和亟待提高的。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儲蓄—投資之間存在穩健的相關性，而且越大的經濟體，投資和儲蓄的相關性越高。中國政府在投資行為決定中起主動作用，未來仍然要通過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使居民儲蓄更有效、迅速地轉化成企業投資。

2國外成功經驗

在養老金制度、管理、可持續性及收益率上，國外有一些值得借鑒的經驗。美國在1949～1984年間，依托調整繳費率來增加養老基金收入，但從繳費率入手的方式相當于提高工資稅率，會對勞動供給產生消極影響，最終造成總福利的損失，因此，各國都對是否采用提高繳費率來緩解養老難題的方式采取了十分謹慎的態度。澳大利亞有一種做法是限制高收入群體的養老金，規定每人每月領取養老金不能超過規定的數額，這一做法相對公平。除了控制參數，引入市場機制是提高養老保險基金管理運作效率的最有效的方式，國內很多學者在此基礎上建議加入國家的力量，以國家的名義扶持各大銀行推行、鼓勵民眾參與，甚至可以以政府來管理或認定專業的金融管理機構成員來運作這筆資金。總的來說，世界各國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還是普遍選擇了養老保險基金的市場化運作機制，盡管存在風險，但是可以通過調整持有比例來分散一部分風險，利用市場始終是唯一能讓養老資金池“活”起來、不被時間拖垮的辦法，也是能讓國家的財富增值的最好辦法。只有國家財富積累增多了，對外投資才能從基數上擴大。如果老齡人口持續增加，而勞動力人口持平或減少，則實施逐漸擴大的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制度會進一步加大國家資本的虧空，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鼓勵私人儲蓄給國家避免了這種虧空的局面，其設置了很多個人退休養老的儲蓄項目，并將項目制度化，由此實現了其養老資金在國家層面的“減負增富”效應，國家財富積累增多，從而其可對外投資的資金量也上漲。進一步地，對外投資收益率是下一步需要關注的。目前國際上，對外投資收益率最高的國家分別是美國、德國和英國。三個發達國家在利用國家儲蓄對外投資并實現了高收益率的路徑方法上，有很多值得學習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