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結構范文10篇

摘要:社會保障水平是反映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發展適應性的關鍵因素，直接反映社會保障資金水平的供求狀況，也間接反映社會保障制度整體運行狀態。因此，本研究為了準確評估吉林省社會保障水平，主要通過分析和利用社會保障指標來衡量吉林省社會保障水平變化的現狀及特點。同時，社會保障水平的高低要隨著經濟發展、人口結構變動、制度成熟度不斷做出調整。社會保障水平的管理必須堅持按制度辦事，認真把符合保障條件的困難家庭及時納入保障范圍，及時清退不符合條件的對象。本文將從吉林省人口結構的特點出發，結合吉林省社會保障水平的現狀及特點，對吉林省社會保障水平對人口結構的影響進行分析和研究。

關鍵詞:社會保障；人口結構；影響

一、相關理論基礎概述

適度的社會保障水平對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整個社會保障體系具有現實的意義。社會保障水平太高或者太低都會帶來負面影響。社會保障水平太高會加重政府和企業的經濟負擔，不利于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而社會保障水平太低，也難以使居民的社會保障需求得到相應的保障，無法保障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性，給整個經濟的運行以及社會的穩定發展帶來不利影響；而且社會保障水平主要作為消費性支出，對資本積累產生擠出效應，致使經濟社會的投資不足。所以，探究社會保障的適度水平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現階段學術界從多個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分析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穆懷中根據人口結構理論和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所構建的社會保障水平的測定模型。：aswSQHwG=⋅=⋅公式中，S代表的是社會保障水平；Sa指社會保障支出總額；W代表工資收入總額；G代表國內生產總值;Q代表社會保障負擔系數；H代表勞動生產要素分配系數。

二、吉林省社會保障水平對人口結構影響的分析

從吉林省人口情況來看，2016年吉林省全省人口總人數為2733.03萬人，比2015年減少20.29萬人。其中城鎮人口按照常駐人口城鎮化率計算，占總人口的比重為55.97%，人口總數為1529.68萬人。吉林省全年人口出生率為5.55%，人數為15.28萬人；死亡率為5.60%，死亡人口為15.42萬人，全省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05%。以女性為100來計算，吉林省男女性別比例為101.9.從就業和失業情況來看，吉林省2016年新增城鎮就業人口52.87萬人，2016年末吉林省登記城鎮失業率為3.45%。如表1所示，為2016年年末吉林省人口及其構成。吉林省社會保障事業2016年度收入支出決算總體情況。2016年收入總計4531.90萬元，支出總計3610.70萬元，與2015年相比，收入增加121.25萬元，支出減少30.49萬元，收入增長2.98%、支出減少0.84%，主要原因：人員工資增加，項目支出減少。2016年財政撥款支出3608.78萬元，占本年支出合計的100%。與2015年相比，財政撥款支出減少30.52萬元，降低0.84%，主要原因：項目支出減少。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管理事務——行政運行年初預算為1038.95萬元，支出預算為1242.24萬元，完成年初預算的119.57%。決算556數大于預算數的主要原因是工資增加。未歸口管理的行政單位離退休年初預算為263.52萬元，支出決算為279.42萬元，完成年初預算的106.03%。決算數大于預算數的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員凈增加3人。事業單位醫療年初預算數7.25萬元，支出年初預算為6.52萬元，完成年初預算的89.93%。2016年財政撥款基本支出1944.96萬元，其中：人員經費1668.12萬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資475.90萬元，津貼補貼383.05萬元、獎金36.31萬元、其他社會保障繳費120.92萬元、績效工資30.39萬元、其他工資福利支出9.93萬元、退休費312.62萬元、撫恤金22.21萬元、生活補助0.10萬元、醫療費18.00萬元、獎勵金0.20萬元、住房公積金136.43萬元、購房補貼85.36萬元，采暖補貼36.05萬元，其他對個人和家庭的補助支出0.66萬元。通過調查，吉林省社會保障體系面臨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分割和流動人口就業形式多樣化的挑戰。首先，在城鄉社會保障制度中的繳費標準、報銷比例、統籌層次及管理部門存在差異，如公費醫療、城鎮醫療保險、新農合等，養老待遇的城鄉差距非常明顯。其次，管理屬地化、制度碎片化的社保體系與城鎮化初期農村轉移人口正規就業率低、就業崗位流動性強、就業方式靈活的特點不相適應，導致農民工參保率低、社保關系轉接困難，這些問題成為阻礙農民工在城鎮安居樂業的重要因素。第三，部分農民轉為城鎮居民后，就業存在困難，難以維持基本生活和繳納社保。第四，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系統資源不能共享，新轉城鎮居民重復參保的情況時有發生。最后，城市低保水平高于農村低保水平，有限的城鎮最低生活保障服務資金，難以滿足符合享受城市低保障待遇的農轉城人員的需求。

一、問題提出與范圍界定

三十多年來，計劃生育政策的累積效應和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帶來的技術進步與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使得中國的人口再生產類型逐步由第二階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過渡到了第三階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中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這種變化是經濟社會變化在人口領域的反映，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經濟社會結構的轉變，我們可以從人口結構的變化中窺探出經濟社會結構的狀況。而經濟社會發展與作為一種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要素的保險的發展有著密切聯系，經濟社會發展是保險發展的基礎，保險發展支持經濟社會發展。在壽險領域，人口結構變化和壽險發展更是具有直接聯系。所以，人口結構變化對保險發展的意義不言而喻。保險發展如何應對人口結構轉變的現實與趨勢，不僅關涉到保險發展的前景，也涉及到保險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作用的實現。基于此，厘清人口結構與保險發展的關系，分析中國人口結構轉變現實與趨勢，為我國保險發展建言獻策，無疑對我國保險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但是，作為概念而言，無論是人口結構還是保險發展，不同的劃分標準，內涵不同。另外，不同的具體人口結構對保險發展的影響也不一樣。所以，對相關概念進行范圍界定十分必要。人口結構又稱人口構成，是指將人口以不同的標準劃分而得到的一定地區、一定時點人口總體內部各種不同質的規定性的數量比例關系。通常按人口生物學、人口社會學特征和人口居住地域狀況將人口結構劃分為人口自然結構、人口社會結構和人口地域結構。人口自然結構包括人口年齡結構和性別結構;人口社會結構包括階級結構、民族結構、文化結構、語言結構、宗教結構、婚姻家庭結構、職業結構、部門結構等;人口地域結構主要有人口的自然地理結構、人口的行政區域結構和人口城鄉結構。從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反映和對保險發展的影響來看，語言結構、宗教結構等的作用非常微小，沒有必要對之進行研究，職業結構、部門結構等雖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社會發展的變化，但是僅從職業、部門等結構中仍然難以全面了解人們的經濟狀況，難以直接地從這些結構中分析出其對保險發展的影響。所以，這里主要分析對保險發展有重要影響的相關人口結構，包括人口性別結構、年齡結構，文化教育結構、婚姻家庭結構、行政區域結構、城鄉結構。為便于說明，仍按原分類進行歸類分析。根據提供保險的目的不同，保險可以分為商業保險和政策性保險。商業保險是以贏利為目的，由商業保險公司經營，保險雙方自愿建立經濟契約關系，通過市場實施，當發生保險事故時給予被保險人補償的一種保險制度，包括財產保險和人身保險。政策性保險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含義，廣義的政策性保險包括社會政策保險和經濟政策保險兩大類型，狹義的政策性保險指經濟政策保險，包括出口信用保險、農業保險、存款保險等，經濟政策保險屬于財產保險范疇。社會政策保險不按商業模式操作，不受《保險法》的調整和約束①，其發展情況不受現行保險經營和監管的影響，因而對保險的研究無實質影響和實際意義。經濟政策保險雖然有財政上的補助，且不以贏利為目的，但是操作模式與商業保險區別不大，且保險公司符合條件的仍可以經營經濟政策保險。因而本文的保險包含商業保險和經濟政策保險，主要是商業保險。

二、人口結構對保險發展的影響

我們知道，保險的主要作用在于分散風險和經濟補償。人們對保險的需求源于風險的存在，風險存在的領域及其廣度，決定了保險市場的領域與廣度。分析人口結構對保險發展的影響，主要就是分析不同人口結構面臨風險的差異以及由此產生的對保險的需求差異，這種差異，影響不同保險產品的市場規模，同時，催生新的保險產品誕生。下面，我們按通常的人口結構分類對其進行分析。

1．人口自然結構對保險發展的影響根據生理學和心理學的研究，在得益條件下，男性比女性偏好風險;在損失條件下，女性比男性偏好風險。女性為了避免損失更愿意冒風險，男性為了獲得確定利益更愿意冒風險(何貴兵等，2002)。保險主要功能是對損失的彌補而非利益的獲取，從這個意義上，女性對保險的需求強于男性。在現實中，女性平均壽命和預期壽命都比男性高，但是女性退休早，且有生育耽誤，導致社會整體上出現就業的男性偏好，使得平均而言女性經濟狀況弱于男性，導致女性對未來的不安感高于男性，客觀上也使得保險需求上女性強于男性。另外，根據《中國人壽保險業經驗生命表(2000～2003)》②顯示，女性在各年齡段的死亡率都小于男性，女性患重大疾病的概率也小于男性，女性在人生的各個階段所面臨的健康風險低于男性。男女生理差異和生活習慣差異會導致患特定重大疾病機率的差異，自然影響到特定的重大疾病保險的費率和投保率的差異。壽命差異使得不同的壽險品種和商業養老保險預期回報率也出現男女差異，直接影響到壽險多個險種和商業養老保險的費率和銷售。根據大數定理，如果性別差異明顯，那么潛在的保險需求差異將凸顯出來。從年齡結構看，不同的年齡結構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不同效果。如果人口年齡結構中間大兩頭小，這樣的結構被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稱為“人口紅利”(UNFPA，1998)。“人口紅利”從理論上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機會，如果利用得當，將帶來經濟的快速增長。反之，如果人口年齡結構中間比重偏小，兩頭比重偏大，表明社會的撫養負擔增大，勞動年齡人口減少③，經濟發展后續力量不足，將導致經濟發展趨緩。如前所說，經濟發展是保險發展的基礎。保險發展必須關注人口年齡結構可能帶來的經濟發展變化。另外，如果老年人口比例過高，則老齡化④問題嚴重，老齡化不僅遲滯經濟發展，還通過影響國民收入分配比例而對保險發展產生作用(孫秀清，2004)。在商業養老保險和人壽保險方面，人口年齡狀況更是具有明顯的直接影響。如果老年撫養比高，對儲蓄類保險產品需求增加，對純粹死亡類保險產品的需求將會更少(郭金龍等，2005)。另外，根據研究顯示，人口老齡化率與人身保險密度之間存在著穩定的正相關關系，中國的老齡化進程對人身保險市場發展存在著明顯的促進作用(張連增等，2011)。

2．人口社會結構對保險發展的影響從理性上分析的人們的保險需求和現實中實現的保險需求并不一致，就是說人們有保險需求，但是人們不一定購買保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們對保險的認識并非完全理性。很多人對保險產品的排斥不在于其不需要保險產品，而在于其對自身需求和對相關保險產品的非科學性的判斷和認識。文化教育水平高低無疑影響著人們對自身保險需求和相關保險產品的認識，文化教育素質的提高有助于人們把理性分析的保險需求轉變成現實的保險需求，從而助推保險業的發展。在經濟狀況方面，事實證明人們的收入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呈正相關關系，而收入水平又是影響人們保險需求的重要因素，所以，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無疑還會提升人們對保險的需求。在提升文化教育本身方面，提升文化教育無疑延長了自身被撫養的時間，增加了家庭對死亡保險的需求，而且由于自身人力資本的增加，提高了未來收入預期，會促進本人對儲蓄類保險產品的需求(郭金龍等，2005)。另外，在一個教育普及化的時代，各種教育機構層出不窮，教育風險增大，教育本身也成為保險的對象，為教育保險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空間。婚姻家庭結構方面，現階段，我國保險需求更多的還是靠城市家庭推動，城市家庭的數量和狀況將影響到保險市場的規模和保險產品的種類。就風險承受力而言，不同類型的家庭對風險的承受力不同，大家庭優于小型家庭，小型家庭優于單身家庭。如果家庭趨于小型化，由于個體家庭遭遇風險的因素加大，將擴大家庭的保險需求，社會整體保險需求將隨家庭小型化趨勢而擴大。對于單身家庭而言，相對的個體封閉會使得其具有某些相對特殊的保險需求，單身家庭的增多將影響家庭保險產品的種類發生變化，刺激新的保險產品的開發。家庭的穩定狀況也將影響相關保險產品的市場，人們對婚姻穩定性的渴望將促使相關的婚姻保險產品的需求。另外，由于現代社會風險的增加，獨生子女的安全和撫養已成家庭的重要問題，一般的家庭在撫養和照顧孩子方面皆愿意做出最大的付出，與孩子有關的保險產品市場前景可觀。可以說，家庭變化的方方面面都對保險發展有著重要影響。

一、現人口總量達13.1億，自增率首次上升

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表明，我國的人口總數是13.062億。如果加上該年11月和12月的凈增加人口，則2005年年底我國大陸人口總量達到了13.0756億。考慮到最近幾年每年凈增加人口約750萬，2006年，我國的總人口應有13.1億多。

2005年，我國人口自然增率一反過去下跌的勢頭，出現首次上揚，人口年凈增長量比上年多增加768萬人。這個增加額雖然不大，僅比2004年凈增加人口761萬多出7萬人，但卻是上升的跡象。

二、城市化速度在加速中放緩，鄉村人口總量持續減少

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自1996年開始增速加快。這與世界其他國家城市化歷史所得到的經驗基本一致，即當城市化水平達到或超過30%之后，這個國家會進入到快速城市化時期。1996年，我國城市化增速達到了1.44%，1997年為1.43%，1998年為1.44%。在此之后一直穩定增長，每年都保持在1.44%或1.43%左右。直到2004年和2005年，增長速度才逐漸減緩，但仍然保持著1.23%的年增速。

雖然近兩年我國人口城市化速度稍有放緩，但整體城市化水平在2005年已經達到42.99%。如果2006年的增速也在1個百分點以上，那么，到2006年年底，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將超過44%。但各省的城市化水平存在較大差異。總體來說，東南沿海地區城市化水平較高，西部內陸地區城市化水平較低。

【摘要】近年來，遼寧省經濟下滑，人口也呈現負增長趨勢，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為探究二者的關系，本文將人口因素細分為人口總量、年齡結構、家庭規模，探究其分別對經濟增長總量、居民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影響，采用時間序列對遼寧省1990--2016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最后得出結論：無論在長期還是短期，人口對經濟增長都有顯著正向影響。因此，為促進遼寧省經濟發展，可以以人口為著手點，加大二胎推行力度，開發老年人資源，培養、吸引并留住人才等方面來加快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進程。

【關鍵詞】老齡化;人口遷移;時間序列;經濟增長

一、引言

人口與經濟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發展的核心因素，二者又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經濟的快速發展產生了或多或少的人口經濟問題，作為工業基地的老東北這種問題表現的尤其明顯。東北地區國企遍地，工業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較高，但由于計劃生育的低出生率以及低死亡率使得東北老齡化人口呈現井噴式的增長趨勢，加上人口大量外流。導致17年來，遼寧常住人口總量首次出現負增長。經濟上，從2015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31個省份的生產總值(GDP)數據來看，遼寧增速僅為3%墊底。從遼寧的經濟結構來看其發展受限于傳統工業結構，幾十年的發展定勢讓遼寧甚至整個東北地區經濟都產生了“路徑依賴”。為了進一步研究人口因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本文將從人口因素細分為年齡結構、文化程度、從業比例、流動角度，利用時間序列對遼寧省近25年的經濟與人口相關性進行分析，進一步探索人口負增長對遼寧經濟發展產生怎么樣的影響，并結合實際情況提出有針對性的建議和對策。

二、遼寧省人口、經濟發展現狀評述

（一）人口。從圖1可以更直觀的看出遼寧省的人口總量變化情況，從1990年到2008年，人口總量在不斷上升，而從2008年到2014年，上升速度明顯減慢并且已經開始呈現下降。圖1遼寧近25年人口總量變化圖從自然增長率上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隨著社會發展，科技進步，醫療水平的不斷提高，極大的降低了死亡率;國家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實施，帶來了中國新的嬰兒出生高峰期。但東北地區似乎并沒有受到二胎政策的影響。由于東北地區國企遍地，計劃生育政策對東北地區的影響的根深蒂固，加上兒童的養育成本越來越高，即使二胎政策放開后，東北人的生育意愿依然很低，尤其是遼寧地區，2015年遼寧出生率僅為由6.17‰，自然增長率甚至為負值，成為全國首個人口負增長的省區。從人口遷移角度看，近年來，遼寧已經由人口流入地轉為人口流出地。根據1%人口抽樣調查推算，至2015年末遼寧省常住人口總數為4382.4萬人，相比2014年常住人口減少了9萬人。姜玉通過對東北地區流動人口特征研究得出結論，東北三省人口持續外流，凈流出數量呈增加的趨勢，流出人口平均年齡低，受教育程度高[1]，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選擇外出打工或者南下做生意，根據流出人口特征我們可以推斷東北地區面臨的不僅僅是人口流出的問題還面臨著人才流失的問題。從家庭規模角度，2015年，遼寧地區平均每個家庭僅有2.77人，由于結婚年齡的推遲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青年結婚越來越晚，產生很多大齡單身青年；人口流動比較大，帶來很多“遷徙式”的二人戶或者單人戶；過去一大家子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更多年輕人選擇獨立居住，一大家子被拆成幾戶，很多老人單獨居住，加上遼寧老齡化程度較高，所以空巢家庭、丁克家庭、單身家庭、單親家庭等，正在構成遼寧省家庭結構的重要部分。從年齡結構的角度，遼寧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15年全省常住人口中，0-14歲人口占10.38%；15-59歲人口占69.02%；60歲及以上人口占20.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12.82%。同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0-14歲人口比重下降1.04個百分點，15-59歲人口比重下降4.13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5.16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51個百分點。圖4反應了青少年的人口比重在不斷下降，壯年人口所占比重自2012年后也呈緩慢下降的趨勢，而老年人的比重在不斷上升，意味著遼寧省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在不斷加深。從性別比角度看，2015年底全省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為2211.2萬人，占50.46%；女性人口為2171.2萬人，占49.54%。總人口性別比由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102.54下降為101.85，遼寧省性別比遠低于全國水平。遼寧省徹底跨入“男性低比例時代”，并且有非常大的可能成為全國第一個“男少女多”的地區。（二）經濟。從2015年的國家統計局公布全國經濟運行數據中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來看，遼寧增速僅為3%墊底。由圖三我國的生產總值指數地圖顏色可以看出，遼寧地區顏色明顯淺于其他省份，在剔除了通貨膨脹和價格水平的影響后，遼寧的經濟增長速度依然不容樂觀。遼寧是老工業區，能源行業和大宗商品生產等傳統工業是該地的支柱產業。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定勢讓遼寧甚至整個東北地區經濟都產生了“路徑依賴”[2]。近幾年，傳統產業的優勢在減弱，投資和制造業在整個經濟中的重要性出現下滑，使得東北地區的工業產品需求大幅減少。從產業結構角度，遼寧省作為老工業基地，其工業產業曾經位于全國的首位。隨著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對傳統的重工業產生了極大的沖擊，東北經濟衰退，工業發展速度減緩，第二產業產值下降，三次產業結構由原來的二一三逐步向三二一轉化。圖五為遼寧省1991--2015年三次產業貢獻率變動比率，這里的產業貢2018年第08期下旬刊（總第706期）時代金融TimesFinanceNO.08，2018（CumulativetyNO.706）獻率是指各產業增加值增量與GDP增量之比，由此可觀，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貢獻率在2014年重合后，到2015年發生了交替現象，第三產業成為遼寧省GDP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圖2遼寧省1991-2015年三次產業貢獻率變動比率從消費結構角度，隨著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費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同時消費結構隨之改變。通過對比圖七和圖八可以發現，遼寧省消費結構的改變主要體現在：一是食品支出占比不斷下降，恩格爾系數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標，恩格爾系數的降低代表該地區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居住消費占比增加，房地產市場飛速發展，房價越來越高，人們對住房需求有增無減，解決下一代的住房問題成了每個家庭的頭等大事；三是醫療保健在消費總支出的占比有所增加，人們越來越關注養生保健，藥品價格也在上漲，看病貴問題依然存在。

為了了解人口動態的變化狀況，我國于2005年11月1日進行了1%人口的抽樣調查。根據此次抽樣調查的數據，可以看出我國人口結構新近出現了一些重要變化。

一、現人口總量達13.1億，自增率首次上升

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表明，我國的人口總數是13.062億。如果加上該年11月和12月的凈增加人口，則2005年年底我國大陸人口總量達到了13.0756億。考慮到最近幾年每年凈增加人口約750萬，2006年，我國的總人口應有13.1億多。

2005年，我國人口自然增率一反過去下跌的勢頭，出現首次上揚，人口年凈增長量比上年多增加768萬人。這個增加額雖然不大，僅比2004年凈增加人口761萬多出7萬人，但卻是上升的跡象。

二、城市化速度在加速中放緩，鄉村人口總量持續減少

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自1996年開始增速加快。這與世界其他國家城市化歷史所得到的經驗基本一致，即當城市化水平達到或超過30%之后，這個國家會進入到快速城市化時期。1996年，我國城市化增速達到了1.44%，1997年為1.43%，1998年為1.44%。在此之后一直穩定增長，每年都保持在1.44%或1.43%左右。直到2004年和2005年，增長速度才逐漸減緩，但仍然保持著1.23%的年增速。

一、城市化速度在加速中放緩，鄉村人口總量持續減少

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自1996年開始增速加快。這與世界其他國家城市化歷史所得到的經驗基本一致，即當城市化水平達到或超過30%之后，這個國家會進入到快速城市化時期。1996年，我國城市化增速達到了1.44%，1997年為1.43%，1998年為1.44%。在此之后一直穩定增長，每年都保持在1.44%或1.43%左右。直到2004年和2005年，增長速度才逐漸減緩，但仍然保持著1.23%的年增速。

雖然近兩年我國人口城市化速度稍有放緩，但整體城市化水平在2005年已經達到42.99%。如果2006年的增速也在1個百分點以上，那么，到2006年年底，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將超過44%。但各省的城市化水平存在較大差異。總體來說，東南沿海地區城市化水平較高，西部內陸地區城市化水平較低。

與城市化增速的時間相仿，1995年之后，鄉村人口的絕對數量開始轉為下降態勢。到2005年年底，鄉村人口的數量已下降到7.45億。1995年－2005年，鄉村人口的絕對數量減少了1.14億。二、現人口總量達13.1億，自增率首次上升

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表明，我國的人口總數是13.062億。如果加上該年11月和12月的凈增加人口，則2005年年底我國大陸人口總量達到了13.0756億。考慮到最近幾年每年凈增加人口約750萬，2006年，我國的總人口應有13.1億多。

2005年，我國人口自然增率一反過去下跌的勢頭，出現首次上揚，人口年凈增長量比上年多增加768萬人。這個增加額雖然不大，僅比2004年凈增加人口761萬多出7萬人，但卻是上升的跡象。

摘要：20世紀我國的社會發展初期，實施了計劃生育政策。在該項政策的嚴格落實下，出生人口數量持續下降，對我國人口結構構成也造成了極大影響。在計劃生育初期，經濟發展的確得到了短時間的明顯提升，經濟、人口負擔減輕，勞動力人口比重增大，短期內人口結構調整紅利明顯。但長期的政策實施，人口出生率日益下降，在經濟結構中的人口優勢不再明顯。自2000年后我國人口結構呈老齡化發展，人口性別失調，空間分布不均都導致了結構的失衡性。同時，我國人口結構轉型已影響到新時期進出口貿易的發展。

關鍵詞：計劃生育；人口結構；進出口貿易；經濟發展

目前，社會經濟發展已經處于轉變時期，通過經濟結構的優化轉型與推動增長力的發展，促進經濟改革。在人口結構弱化發展下，為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了極大阻礙。人口結構組成主要決定了向社會輸送的勞動力人口結構的轉變，改變了勞動力供給結構，進而改變了經濟貿易結構。在此發展形勢下，若人口結構失衡問題無法得到解決，這將會影響經濟發展，在我國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要推動經濟改革轉型升級，加強人口結構優化發展。

一、人口結構與進出口貿易

中國是人口大國，面臨人才虧缺的發展局面，應將人口轉變為人才，這是人口結構轉型的關鍵。隨著社會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我國的人口結構優化將面臨更多挑戰。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中國不斷加強對外開放，推動進出口貿易經濟增長，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核心，加強引進來、走出去的路線。以更為開放創新型的經濟發展態度，促進國內外經濟發展，促進東西方文化經濟的互動交流，構建開放的社會經濟格局。中國需要大力推動進出口貿易經濟發展，通過擴大與國際合作的項目規格，提高走出去發展質量。尋找社會建設中、人口結構、進出口貿易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平衡關系，實現中國小康社會發展建設。人口結構對于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主要是人口的年齡結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對于經濟儲蓄、勞動力、經濟貿易等都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在我國推出計劃生育政策發展后，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加劇了社會的養老負擔，大幅度降低了經濟儲蓄率，我國更多經濟行業轉向老年人需求發展，抑制了我國對外出口貿易。人口結構中的勞動力占比數量的增多，向社會輸送了更多勞動力，體現了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優勢[1]。人力資源是推動社會發展與經濟建設的關鍵要素，將有助于推動國家經濟轉型創新，增加進出口貿易總量與促進貿易技術的更廣泛擴散。

二、人口結構轉型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摘要：人口是影響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人多力量大”思想影響下，建國初期我國產生了一波嬰兒潮，如今已經步入老年。加之20世紀80年代計劃生育的影響，目前我國人口結構已經由人口紅利轉向人口負債，勞動力逐漸減少，而退休人口逐漸增多。在這一背景下，經濟發展政策必須審時度勢，根據人口結構特點進行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最終實現人口與國民經濟的和諧發展。

關鍵詞：人口結構;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發展

眾所周知，人口(勞動力)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在相關經濟學理論中也提出“人口與經濟發展存在密切的聯系”。例如，亞當•斯密、馬歇爾、凱恩斯等學者都提出了人口增長能夠有效促進經濟發展的理論，因此二戰結束后世界人口迅速增加。但是人口并非越多越好，數量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臨界點。人口結構的變遷對經濟發展也有著廣泛、深刻的影響。就我國目前情況而言，人口結構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正在加速顯現。

1我國人口結構特點與變化測度

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凸顯，近年來關于人口結構與經濟的研究成為熱點。尤其是2012年我國勞動適齡人口的絕對數量首次下降后，人口紅利的消失與老齡化社會的加劇，社會背負著一定的包袱。但近年來也是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產業結構和產業形態逐步轉型升級的時期，正由投資、出口主導型經濟向消費、創新主導型經濟轉變。人口結構作為影響經濟轉型升級是否成功的重要變量，研究人口結構特點、預測其變化趨勢，對于我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現階段我國人口結構特點。人口結構主要包括一個國家所有人口的年齡結構、受教育結構、性別結構、地域結構等，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年齡結構。人口結構特點能夠準確反映未來人口發展的類型和變化趨勢，甚至可以預測未來經濟發展趨勢。首先在人口年齡結構上，1983年我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有效地遏制了人口的爆炸式增長。經過30多年的努力，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生育質量和平均壽命有效提升，但是也面臨著老年人口比重增加的困境。2017年統計數據顯示，我國65歲以上人口為1.5億，占總人口比為10.8%。世衛組織將“老齡化社會”定義為65歲以上總人口比7%以上，可見我國已經超過此標準。而且60歲以上老人已經達到2.3億，占人口總比的16.7%。隨著生活質量和人均壽命的提升，未來多年內，人口老齡化、高齡化還會存在持續加深的趨勢。其次是人口受教育結構上。教育結構體現了人口的質量，在科學技術不斷進步的社會中，人口必須實現由追求規模向追求質量上的轉變，高素質人才比例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未來。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大學文化程度人口為1.2億。而從2010—2017年，每年又約800萬大學生畢業進入社會，因此綜合看我國人口中高等教育人口為1.8億左右，接受高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也是相當可觀。可以說我國人口結構質量較為優質。另外我國歷史上有重視教育的傳統，可以預見未來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將會持續增加，為經濟轉型發展帶來持續不斷的人力資源保障。在人口地域結構方面，人口分布受自然、社會和經濟等因素的影響，呈現一些省域、城鄉、東西部差異。例如在人口分布上，漠河—騰沖線以東區域人口占全國人口的94.4%，且隨著東部經濟的發展，東部人口密度也存在上升趨勢。從城鄉差異看，2017年城鎮常住人口為8.1億，鄉村為5.8億。從近年人口遷移看，得益于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未來城鎮人口將會繼續增長，而農村人口逐步減少；東部發達人口增加，東北與西部人口將會持續流出。

2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本文對深圳市1991～2010年度專利申請量與GDP的相關性進行了分析并測算出專利申請量對GDP增長的彈性系數，據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深圳市的專利產出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關系。2009年國務院批復的《深圳市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案》中提出深圳要爭當科學發展的示范區、自主創新的領先區，通過以往數據的分析，結合本文研究成果，深圳市繼續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是實現深圳市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戰略舉措。首先，要營造好良好的科技法制和政策環境，強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促進深圳市科技和經濟一體化，構建科技、經濟、社會、環境和諧發展的大環境；其次，加快專利成果的轉化。鼓勵專利許可、技術轉讓、技術入股等各種方式來推動專利成果的轉化應用，加強企業在專利創造、運用方面的作用，提高專利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最后，走創新型城市的發展道路，使科技創新成為深圳市經濟1問題的提出2004年出臺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中提出，“2020年，北京市總人口規模規劃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年均增長率控制在1.4%以內。其中戶籍人口1350萬人左右，居住半年以上外來人口450萬人左右。”但嚴峻的現實是，截止2010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經達到1961.9萬(圖1)，已經突破了規劃中十年后的人口上限。從圖1我們還可以看到，常住人口、常住外來人口、城鎮人口保持了基本一致的增長率，這意味著，北京市總人口的增長，主要來自于外來人口的增長，且增長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區。這就不由得讓人將北京的人口增長與近年來推進的新城建設聯系起來。基于發達國家國際大都市的發展經驗，加之區縣政府的發展張力，北京市近年來啟動了大規模的新城建設，期望新城成為“承擔疏解中心城人口和功能、集聚新的產業，帶動區域發展的規模化城市地區”①，并于2007年初出臺《北京十一個新城規劃(2005～2020)》，全面啟動昌平、大興、懷柔、密云、門頭溝、平谷、延慶、房山、順義、通州和亦莊等11個新城的建設。圖1北京市常住人口、常住外來人口、城鎮人口數量統計圖(2000～2011)那么，新城建設與發展是否實現了疏解中心城人口的預期呢?新城建設對于近年來北京市人口增長及流動究竟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其機制與過程如何?本文旨在就這些問題進行一個初步的探索。

新城建設理論來源于西方城市規劃實踐，自霍華德提出建設“田園城市”的構想開始［1］，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發展。從北京推進新城建設的思路來看，更多地是希望實現沙里寧所言的“有機疏散”，即將大城市目前的擁擠區域，分解成若干個集中單元，并把這些單元有機組織成為“在活動上相互關聯的功能集中點”［2］，這樣原來密集的城區分裂成一個一個的集鎮，他們彼此之間用綠化地帶隔離開來。北京市啟動新城建設不久，就有研究從城市發展階段理論出發，指出北京市目前的發展階段決定了建設新城難以緩解中心城人口壓力，反而容易使新城成為外來人口繼續向北京市遷移的集聚地［3］。而新城建設過程中，順義、通州、亦莊等新城在短時間內的流動人口激增也受到了廣泛的社會關注。九三學社北京市委曾在2008年對一些重點新城的建設進行了調查，發現重點新城建設集聚的大部分都是流動人口。北京市政協相關專門委員會也組織開展了相關研究，形成了2009年北京市政協會議提案《關于統籌解決首都重點新城建設中人口問題的提案》(第2018號)，呼吁重視新城建設中的人口規劃和管理問題。這些研究對于本文關注的問題已經做出了一些回答，筆者希望進一步結合初步的調查數據，一方面對這些結論進行一些實證檢驗，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近年來新城建設對于北京市人口規模及流動的實際效應方面有更多發現。在流動人口相關統計信息相對匱乏的情況下，筆者的研究主要基于“2010年北京新城流動人口調查”數據進行分析。調查于2010年7月至9月在亦莊、順義與密云開展，主要通過地圖法進行抽樣，調查結束后通過再抽樣對樣本進行了篩選，最終有931位受訪者入樣。基于調查數據的分析從兩方面展開。一方面，分析新城流動人口的特征，尤其是與流動相關的特征，探討新城實有流動人口聚集的特征和機制;另一方面，分析新城流動人口的流動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研判當前新城流動人口的未來流動趨勢。這一思路充分考慮了流動人口群體“是個內部差異性很大的異質性群體”［4］，并且在分析中充分關注流動人口在中心城和新城之間的流動問題，從相對微觀的視角分析北京市的人口流動問題。

調查數據顯示，受訪新城流動人口中，男性544名，占調查對象的58.4%;平均年齡29歲，其中最小16歲，最大62歲;未婚者占52.3%，初婚有配偶者占45.3%，再婚、離婚和喪偶者比例較低;農村人口占73.9%。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以初中和高中受教育程度為主，分別為39.7%和33%，大專和高職占10.4%。通過與北京全市范圍內的流動人口相關數據②比較可以初步發現，新城流動人口平均年齡更低，未婚人口比重更大。筆者首先考察了流動人口及家庭成員的流動情況。從調查數據來看，被調查者第一次外出打工的平均年齡為21歲，平均在外務工6年之余，平均到過2個城市，從事過2個工種。初步來看，北京新城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和工作類型保持了一定的穩定性。就未婚者而言，他們多屬于新生代農民工，其父母至少有一方在北京的占17.9%，至少有一方在中心城的占4.1%，而至少有一方在新城的占11.4%，與父母雙方同在新城的占8.4%(表1)。就已婚者而言，家庭流動的趨勢較為明顯。配偶同在北京新城的比例較高，占已婚者的61.2%，而配偶在中心城的占9.0%，在老家的比例為20.6%。而有1個子女的流動人口家庭，子女在京的占39.8%;有2個子女的流動人口家庭，子女全部在京的占21.3%，而其中1個孩子在京的占20%。對于子女不全在北京的，問卷中我們詢問其“是否打算將他們接到北京來讀書或工作”，結果顯示，38.6%被調查者回答“想”，31.4%回答“不想”，30%表示沒想過。將這些數據與已有調查數據比較可以發現，在有子女的流動人口群體中，就攜子女流動的比例而言，新城相對中心城更高。由此可以初步判斷，新城的流動人口中，那些有子女的流動人口更具有穩定居住的傾向。當然，不可忽視的是，就有子女的流動人口所占比例而言，新城是低于中心城的。調查數據顯示，新城區的流動人口絕大多數是從老家直接來新城區，占50.8%，其次是從北京其他郊區來到新城區，占18.2%，從中心城區和其他地方來的比例分別為15.6%和15.4%。分區縣來看(圖2)，密云和亦莊流動人口來自北京中心城區的比例相對較大，分別為25%和18.8%，順義較低，為14.4%。圖2三個新城流動人口的來源分布(%)從流動原因來看，單位遷移、投奔親朋好友、提高相對收入(降低生活成本)是最為主要的原因。不過，各區縣流動人口的流動原因則有一些差異，單位遷移是亦莊流動人口從北京中心城區或其他郊區縣來到亦莊的主要因素(25.3%)，這自然與亦莊經濟開發區的產業集聚有關，不過從比例上來說仍然不高;而對密云流動人口而言，降低生活成本是他們從北京中心城區或其他郊區來到密云的重要原因，這一比例遠高于亦莊和順義，占16.7%。同時，投奔親友是流動人口在北京市范圍內流動的重要原因，各區縣的比例相當，都在25%左右。這一結果也與受訪者目前工作的獲得途徑相吻合，“家人、親戚朋友介紹”，及“同村、老鄉介紹”仍是流動人口獲得目前在新城工作的主要途徑，分別占34.7%和22.5%。那么，新城流動人口的聚集與近年來新城建設是否存在必然聯系呢?調查考察了受訪者流動到新城的時間，發現2000年及以前來新城的占7.2%，2001年至2004年來新城的占8.3%，其余84.5%都是在2005年及以后到目前所在新城的。具體來看，2008年、2009年、2010年到目前所在新城的分別占10.9%、16.0%和41.7%。這一分布至少證明新城建設與新城流動人口迅速增長是可能存在因果關系的。對于未來工作的打算，接近一半的被調查者認為只要“工作機會好就去中心城區”，占45.5%，有37.2%的被調查者沒有計劃，17.3%的被調查者則“一直在尋找機會，遲早得去中心城區”。值得注意的是，密云流動人口“一直尋找機會，遲早得去中心區”的比例最大，占31.2%，順義和亦莊的這一比例為17.8%和15.7%。綜合前文數據，我們可以發現，密云的流動人口中，從中心城流入的比例相對高，同時有強烈流向中心城意愿的比例也相對高。結合前文關于流入新城原因的分析，筆者認為這一現象的背后可能存在兩個重要的機制:其一，從中心城流向密云的流動人口中，存在大量的臨時性流動現象，相當數量的流動人口主要是迫于經濟壓力暫時流入生活成本較低的新城，他們一直在尋找重新回到中心城的機會;其二，對大量從京外聚集到密云的流動人口而言，存在“外地—北京郊區—北京中心城”的發展與流動預期，新城只是他們到北京就業的過渡地。這些機制也可以從另外的一項數據得到印證。從期望流向中心城的原因來看，超過一半的被調查者認為中心城區“發展機會更多”，占59.9%，其次為“城里更長見識”，占16.4%，而選擇“環境設施好”、“以后說起來也體面些”、“城里更有北京味兒”的比例則很低，分別為7.2%、5.3%和1.3%。

為更好地了解新城區流動人口未來流動意愿，分析新城區流動人口的流動機制，我們對新城區流動人口流動意愿進行了Logistic回歸分析。我們以“是否要去北京中心城區”為因變量，該變量答案為二分變量(1=“是”、2=“否”)，因而采用二分Logistic回歸分析法。我們以受教育程度、來京時間、來新城時間、來新城之前所在地、收入水平為自變量，將性別、年齡、民族、戶口性質作為控制變量。其中，受教育程度為分類變量，分為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專、本科及以上;來新城之前所在地為二分變量，1=“北京其他區縣”，0=“其他省市”;性別為二分變量，1=“男性”，0=女性;民族為二分變量，1=“漢族”，0=“少數民族”;戶口性質為二分變量，1=“非農業戶口”，0=“農業戶口”;來京時間、來新城時間、收入水平、年齡為連續變量。各變量具體描述見表2描述所示。在以往學者研究及前文對流動人口特征分析的基礎上，筆者提出以下假設:(1)受教育程度越高，遷往北京市中心城區的意愿越強;(2)與從其他省市來到新城的流動人口相比，從北京市內城區遷往新城的流動人口更傾向于再遷往北京市中心城區;(3)來京時間越長，遷往北京市中心城區的意愿越強;(4)年齡越大，遷往北京市中心城區的意愿越弱;(5)與女性相比，男性遷往北京市中心城區的意愿越強;(6)與農業戶口相比，非農業戶口人們遷往北京市中心城區的意愿越強。4.3Logistic回歸結果分析我們以“是否要去北京中心城區”為因變量，將受教育程度、來京時間、來新城時間、來新城之前所在地、收入水平、性別、年齡、民族、戶口性質均納入模型，利用SPSS軟件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表3所示為回歸分析結果。從Logistic回歸結果可以看出:與假設一樣，與從其他省市來到新城的流動人口相比，從北京市內遷往新城的流動人口更傾向于再遷往北京市中心城區，可能性增加45%。受教育程度對新城區流動人口流向中心城區的意愿有較為顯著的影響。與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初中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區的可能性增加了87.8%;高中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區的可能性增加了96.9%;大專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區的可能性增加了275.4%;值得注意的是，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區的可能性增加了80.6%，低于初中、高中和大專。與假設不同的是，來京時間越長，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區的意愿越弱，來京時間每增加一個月，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區的可能性減小0.4%。相反，來新城時間越長，希望流向中心城區的意愿越強，但是不強烈，來新城時間每增加一個月，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區的可能性增加0.1%。對于控制變量，年齡、性別、戶口性質對因變量的影響性質同假設一致。年齡越大，遷往北京市中心城區的意愿越弱，年齡每增加一歲，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區的可能性降低了0.09%;與女性相比，男性更希望遷往北京市中心城區的可能性增加了20.8%;與農業戶口相比，非農業戶口人們更希望遷往北京市中心城區的可能性增加了36.4%。

本文結合調查數據對新城流動人口的內在結構進行了剖析，形成了一些初步的判斷:(1)新城建設過程中集聚的新增人口中，新生代流動人口占據最大比例，他們以農村戶籍人口為主，學歷以初中和高中為主，就業穩定性相對較差，融入新城的意愿也很弱;(2)新城建設過程中的產業發展和產業轉移也在一定程度上吸納了一些中心城流動人口的遷移，主要是一些學歷和職業地位相對較高、就業穩定的人口。(3)新城流動人口中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家庭流動”，尤其是攜子女流動的流動人口具有更強的穩定居住傾向，新城建設在一定程度上使這一部分人更加穩定。綜合前文的分析，筆者認為北京新城建設對于人口流動的效應是顯著的，其主要的機制包括:(1)新城建設大量投資于產業發展，在短時間內增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尤其集中在建筑業、制造業、商業和生活性服務業，加之北京市整體上不斷提高的公共服務水平和通過奧運會等載體展示的活力和包容性，構成了對京外地區流動人口的巨大拉力，尤其吸引了大量年輕的、就業層次較低的新生代流動人口。(2)人口流動的具體過程中，人際關系等社會性因素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論是從中心城流向新城，還是從外地來京，經過親戚朋友介紹就業形成的人口流動仍然占據較大比例。(3)新城產業發展與轉移過程中，也有一批學歷較高、就業層次較高、相對穩定的流動人口在新城建設過程中由于單位遷移等原因流向新城，他們在中心城激烈的勞動力市場競爭中不占優，但是在新城勞動力市場上還具有一定優勢，他們愿意選擇壓力更小的工作環境，具有在新城長期居住生活的期望。(4)與大量新城流動人口的就業層次和就業穩定性有關，新城建設過程中的人口流動已經呈現出暫時性的特征，大量就業層次較低、穩定性弱的流動人口具有較強的流向中心城的意愿。從上述結論來看，新城建設對于中心城人口的疏解作用是不明顯的，甚至帶來更大壓力。至少從當前新城流動人口的心理期待來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呈現出“京外—新城—中心城”的流動路徑。從實踐來看，依靠新城的產業發展基本上無法疏解中心城的人口。基于北京長遠發展，推進新城建設轉型已經迫在眉睫。筆者的建議包括:第一，當前新城建設的重點不是產業發展，而是基本公共服務，這一點需要在北京市發展戰略中盡快體現并予以落實。尤其要強調的是，公共服務絕不僅僅是交通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醫療衛生、公共安全、基礎教育、就業服務、文化體育設施等方面的投入更為迫切。第二，盡快推進人口信息的整合，建立全市城鄉一體、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全覆蓋、動態更新、定期統計的人口信息管理系統，堅決打破人口信息的部門分割，逐漸實現人口數據同源管理，為科學研究人口流動規律、制定人口政策奠定基礎。第三，在即將出臺的居住證制度中充分考慮中心城與新城差異，以居住和就業作為基本依據，優先推進新城公共服務均等化。

本文作者：唐杰楊勝慧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一般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中最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要素就是相對價格較低的勞動力要素。豐富的人力資源來源于龐大的人口總量,因此21世紀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人口轉變背景下的人力資源利用水平。

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備和失真、以戶籍制度為特征的勞動力市場制度性分割和轉型時期就業政策滯后效應等客觀因素,中國人力資源配置中存在著大量的扭曲現象,人力資源利用水平和就業效率低下。此外,一方面中國總體人力資本投資嚴重不足,而另一方面在少數行業和局部地區卻出現了“教育深化”的現象,造成稀缺資源的浪費。本文從人口轉變的背景出發,對中國人力資源、勞動力供給狀況及就業效率進行了簡略分析,對未來如何提高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進行了探索性的思考。

一人口轉變的歷史與現狀

1世界人口轉變狀況及其主要特征

發達國家(這里主要是指西歐各國以及主要由歐洲移民定居而逐漸形成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的人口轉變最早始于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的西歐,但主要發生在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70年代,即在上述各國先后進入工業革命時代的過程之中完成。

工業革命的浪潮有力地推動了西方各國改善營養狀況,改進社會醫療衛生設施和相關條件,使歷史上長期威脅人類社會的高死亡率顯著下降,而出生率則繼續保持較高水平,在某些時期內甚至得以提高。這樣,原先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間的自然平衡被打破,二者之間的“生死距差”(demographicgap)不斷擴大,從而使這些國家由過去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的人口變動的第一階段,過渡到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日益加速的人口增長率為特征的人口轉變的第二階段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