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范文10篇

摘要：藝術歌曲是一種由詩歌與音樂結合而成的音樂體裁，起源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浪漫主義時期，因浪漫主義音樂大師舒伯特作品而得名。本文以中國近代藝術歌曲為研究對象，從中國近代藝術歌曲的發展歷程入手，從歌曲結構、作品內涵及其他方面扼要分析探討了中國近代藝術歌曲的藝術特征，期寄弘揚中國藝術歌曲文化，推動中國藝術歌曲的創作、創新。

關鍵詞：中國近代藝術歌曲；藝術特征；歌曲結構

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以舒伯特為代表的音樂大師創作了一系列浪漫、抒情風格的歌曲，從此藝術歌曲名聲鵲起，并在全世界范圍內廣泛流傳。在19世紀20年代初，藝術歌曲傳入中國，一些音樂愛好者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創作了獨具中國民族特色的藝術歌曲，由此拉開中國近代藝術歌曲的發展序幕。中國近代藝術歌曲文化底蘊深厚，旋律優美，感情細膩，有著獨特的藝術特征。但是，絕大多數的國人對中國近代藝術歌曲不甚了解，有必要開展中國近代藝術歌曲特征研究，這對中國音樂文化發展有著重大意義。

一、中國近代藝術歌曲的發展歷程

中國近代藝術歌曲的誕生取決于當時的時代需求，是在“五四”運動的引導下興起的，而其發展得益于當時留學于日本、歐洲學習音樂的留學生。這些具有先進思想和音樂知識的留學生歸國后，積極投身于中國新音樂創作和新音樂文化建設中，為中國近代藝術歌曲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五四”運動后，民主、科學、愛國等思想在中國大地上迅速崛起，中國知識分子把握住時代脈搏，在文化界掀起了探索新知、傳播新思想的浪潮，戲劇、詩歌等領域都開始了變革，一大批風格自然、樸實、清新的詩歌涌現出來，為中國近代藝術歌曲創作提供了許多優秀歌詞。一些從日本、歐洲留學歸國的音樂學習者，如青主、蕭友梅等人，基于這些優秀的詩歌，利用西方音樂理論和作曲技巧創造了一些兼具中國韻味和西方音樂特征的藝術歌曲，以反映時代進步精神。這些歌曲的曲式結構、和聲處理等方面都打破了中國歌曲創作的傳統形式模，確立了中國近代藝術歌曲的形式。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聶耳、冼星海等音樂家在這個戰火紛飛的背景下創作了許多帶有革命精神的紅色革命歌曲，極大地鼓舞了根據地軍民抗日斗志。新中國成立后，國內成立一些音樂專業院校，學院派音樂創作者越來越多，藝術歌曲作品的藝術表現力、技巧難度等都有所增強。改革開放至今，中國近代藝術歌曲空前繁榮發展，大量優秀作品涌現出來，如《天鵝之歌》、《送上我心頭的思念》等，創作風格、音樂藝術等方面都有大膽的創新，歌曲更加完善。

二、中國近代藝術歌曲的藝術特征

摘要:文章對中國近代藝術期刊的種類和數量、各種類早期刊物情況、刊物創刊時間做了統計與分析。結果顯示：中國近代藝術期刊的數量近1000種，種類涉及美術、攝影、音樂、舞蹈、戲劇和電影；美術類期刊創刊時間最早，電影類刊物最多。它們對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傳播世界各國文化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關鍵詞:近代中國；藝術期刊；統計分析；文化傳承；文化傳播

藝術期刊作為傳播藝術知識、進行藝術交流的媒介，在藝術領域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國近代藝術期刊在我國近代歷史上也起著重要的作用。研究中國近代藝術期刊，可以為中國近代藝術史的研究提供材料和佐證，也可為當代藝術期刊的發展提供借鑒。已經有一些學者就此進行了研究。有的對近代中國的中文期刊作了全面概述，有的對某一類藝術期刊進行研究，有的對某一地區的藝術期刊作了論述，有的對某一時間段的期刊進行探討，還有的對某一藝術刊物作了分析[1-12]。而對藝術期刊進行分類統計并作數據分析的文獻不多。本文在進行統計的基礎上，對藝術期刊的種類和數量，各種類早期刊物的情況以及創刊時間進行分析，并闡述中國近代藝術期刊對文化傳承與傳播的影響。

1中國近代藝術期刊統計分析

本文數據主要依據上海圖書館館藏近代中文藝術期刊統計而得。上海圖書館收藏有占全國約3/4的近代中文期刊，收藏數量居全國各圖書館之首[1]，所以，以上海圖書館收藏刊物來探討中國近代期刊的發展狀況，可以基本顯示我國近代中文期刊的發展軌跡。本文所指的近代時間范圍是1840年至1949年，選取其中的藝術期刊進行統計分析。本文選取作為藝術期刊的依據是，根據《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的分類，在J（藝術）中從J0至J9的全部期刊，涵蓋了繪畫、書法、篆刻、工藝美術、攝影、音樂、舞蹈、戲劇和電影等領域。1.1種類和數量。根據統計結果，共計有藝術期刊984種。我國近代藝術期刊的種類、數量以及各種類早期刊物情況見表1。其中美術類包含了繪畫、書法、篆刻、工藝美術和綜合性刊物。從藝術期刊的種類來看，我國近代的藝術期刊已經涵蓋了各個藝術領域。以現在的中圖分類法來劃分，除了雕塑、電視沒有獨立的期刊外，其他均有刊物涉及。雕塑應在綜合性的美術刊物中有所體現，而電視當時還沒有。從藝術期刊的數量來看，在各種類中，電影類刊物最多，有318種，占32.3%；接著是戲劇類和美術類，各有259種和241種，各占26.3%和24.5%；以下音樂類93種，占9.5%；攝影類56種，占5.7%；舞蹈類17種，占1.7%。由此可見，電影類期刊的數量最多，約占了總數的1/3。其次為戲劇類和美術類刊物，各約為總數的1/4。期刊數量的多寡與行業受眾的多寡緊密相關。看電影是大家娛樂消遣的重要方式之一。電影中表現出的情節和時尚會被大眾追捧和模仿，且電影易于復制的特性又使得傳播方便而快捷，因而受眾面極廣。戲劇這種舞臺表演藝術，根植于民間，出現的年代久遠，各個地方的戲劇種類繁多，深受群眾歡迎，是大家喜聞樂見的形式。繪畫、書法、篆刻等藝術表現形式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也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傳統藝術表現手法。歷代大家眾多，風格多樣。另外，這也是人們修身養性的方法之一，因而得到廣大人民的喜愛和追捧。電影、戲劇和美術這三類刊物的數量占了我國近代藝術期刊的八成多，正是這種大眾潮流的體現。1.2各種類早期刊物。表1也統計了各種類早期藝術刊物的出版情況，包括刊名以及創刊年份等。一般從最早創刊時間統計至1920年代。其中，美術類和戲劇類期刊整體創刊時間較早，故統計至1910年代；舞蹈類期刊創刊時間較晚，故統計到1930年代。共獲得早期刊物48種。從藝術期刊各種類早期刊物的創刊時間來看，創刊時間最早的種類是美術類。其中，最早的是《點石齋畫報》，于1884年創刊。19世紀創刊的還有《飛影閣畫報》（1890年創刊）、《飛影閣畫冊》（1893年創刊）、《新聞報館畫報》（1893年創刊）、《飛云館畫冊》（1895年創刊）。20世紀初創刊的有美術類的《求是齋畫報》（1901年創刊）、《神州國光集》（1908年創刊）、《中國名畫》（1908年創刊），戲劇類的《二十世紀大舞臺》（1904年創刊），音樂類的《音樂小雜志》（1906年創刊）、《燦花集》（1908年創刊）等。到了1910年代，創刊的戲劇類雜志占了多數，美術類和音樂類刊物也有數種。1920年代是早期藝術雜志創刊最多的時期，攝影類、電影類最早的刊物均始于這一年代。舞蹈類雜志創刊較晚，最早的刊物也要始于1930年代。由統計可見，19世紀創刊的5種雜志全部為美術類期刊。中國的繪畫和書法等藝術有著幾千年的歷史，經過歷代傳承，形成了與西洋繪畫迥異的鮮明的民族風格而屹立于世界藝術之林。戲劇類的刊物也整體創刊較早，這也與戲劇這一藝術形式歷史悠久、影響廣泛密切相關。當期刊這種形式出現的時候，以美術和戲劇作為題材率先進入藝術期刊的版面是順理成章的事情。1.3創刊時間。表2為我國近代藝術期刊創刊時間的分布統計，除去創刊時間不詳的78種刊物外，計有確切創刊時間的刊物906種，由此得到各年代創刊刊物的數量分布情況。從表2可以看出我國近代藝術期刊創刊時間的大致趨勢：19世紀和20世紀初，藝術期刊的數量很少；到了20世紀20年代，刊物數量急劇上升；直至30年代，期刊數量達到頂峰，這段時間被研究者稱為雜志年[13]；進入40年代，刊物數量總體有所回落。根據對40年代各年的期刊數量觀察，在抗戰期間，刊物數量日趨萎縮，到抗戰勝利又開始回升。隨著時代的發展，刊物的數量越來越多，但它受時局尤其是戰爭的影響也很明顯，這從各年代的數量變化上可以看出。

2中國近代藝術期刊對文化傳承與傳播的影響

媒介作為人類社會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溝通社會信息、記錄科技發展、促進社會進步、提供娛樂休閑的社會功能。人類科技發展的推動，以及各階層、組織間信息交流的需要，以及市民娛樂休閑的需要，才促進了各種媒介類型的產生和不斷發展。期刊在媒介史上是最后出現的紙媒，繼承和結合了圖書、報紙二者的優點，形成了獨特的媒介特征。在整個期刊群體中，既有為科技類期刊承載最為高端、前沿的科技信息，也有大量的哲學、社會科學期刊為社會進步提供理論支持，各行業、各領域、各地域也均有各種期刊充分進行信息交流，更有大量綜合類期刊為社會提供休閑娛樂，這些功能使得期刊成為相當受重視的各種媒介類型中重要的一種。文化發展與歷史息息相關，而期刊正是文化傳播的載體。期刊是在具體的歷史時代中對人民大眾需求的全面滿足的體現。期刊的發展不僅與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有關，也與社會發展及政府的指導方針有關。我國醫學期刊在時代的浪潮中隨波逐流，其發展已歷經百年。從醫學期刊創立以來，醫學發展史中的所有重大變化都與期刊緊密聯系在一起。醫學期刊可以反映出中國近代醫學的實際狀況以及其對社會文化、醫學格局的影響。通過對醫學期刊史的發掘和整理，不僅可以反映我國的醫學傳播過程，也有助于研究期刊在傳播中的角色和作用。現有研究對期刊進行整體上的史料梳理研究較為匱乏，而該類研究最能體現作為媒介的期刊如何反映時代特色。故本文對近代醫學期刊史進行梳理，縱觀時代需求對期刊定位的影響。

一、醫學期刊近展史

（一）晚清時期。晚清時期是醫學期刊的萌芽期，在此期間共創辦了醫學期刊26種[1-3]。我國醫學期刊歷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1792年。清代名醫唐大烈受到當時的講學之風的影響，創辦了我國第一本醫學期刊——《吳醫匯講》，自此開創了我國醫學期刊史的先河。由于印刷技術的發展與興盛，以及時代與社會的需求，醫學期刊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但此時期的中醫期刊尚不多，以西醫藥學期刊為主，并且此時還未對醫學科目進行細分，以綜合類期刊為主。其中，中醫期刊6種，西醫期刊15種，中西醫綜合期刊5種。傳教士在近代中西醫文化交流活動中發揮了媒介和橋梁作用，這種活動對中國醫學和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傳教士來到中國的主要目的是傳教，傳教士試圖通過輸入現代科技知識和西方人文社科知識推動基督教的傳播，即通過廣義的西學來改造中國。19世紀初，羅伯特•馬禮遜以傳教士的身份進入國中，開啟了基督教在華傳教的歷史。由于傳教收效甚微，傳教士轉而利用教育、醫學和辦報等途徑作為傳教的輔助手段，把國外的科學文化和知識傳入國內，其中比較有名的傳教士有利瑪竇、龍華民、艾儒略、湯望若等。在嘗試過各種手段后，傳教士們發現“醫學傳教（MedicalMissionary）”的效果較好。通過向當地居民治病施藥，民族間的藩籬逐漸被消除，傳教士得以接近中國各個階層。特別是1805年葡萄牙商人將牛痘活苗帶到澳門，開展了牛痘接種。英國醫生皮爾遜編譯了牛痘接種的相關書籍《牛痘奇法》，使牛痘法在華迅速傳播，加速了西方醫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1817年牛痘接種經驗被總結為《引痘略》，在國內被相繼翻刻刊行。183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外科醫生郭雷樞首次呼吁歐美教會雇傭傳教士醫生來華服務，自此大量的傳教士醫生進入國內，將西方醫學大規模傳入。鴉片戰爭導致中國戰亂不斷，人民飽受疫病傷痛折磨，而西醫見效快、痛苦少，加之當時的傳教士開辦了西醫院、翻譯醫書等，使中國民眾對西醫的逆反心理逐漸減弱，日益接受了西醫在治療疾病中所扮演的角色。1880年由廣州博濟醫局發行《西醫新報》(Western Healing Gazette)是我國第一份西醫中文醫學期刊，由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擔任主編。但《西醫新報》因當時的文獻匱乏以及具體執行中產生的問題，導致其僅維持了兩年即告停刊。自17世紀下半葉起，西歐相繼出現了柏林皇家醫學會、巴黎外科學會、愛丁堡和倫敦醫學會等醫學團體，他們通過舉辦會議、編輯期刊，極大地推動了當時歐洲醫學的進步[4]。1886年以美國醫學傳教士文恒理為代表的在華的醫學傳教士借鑒西方的醫學社團制度，在上海成立了國內首個醫學社團——“中國教會醫學會”(The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即博醫會。博醫會于1887年出版發行《博醫會報》(China Medical MissionaryJournal)。然而，《博醫會報》是一份英文期刊，在辦刊時曾預想每期“附列中文醫論一則或二則，以備參考”，希望“中國有學西醫之士，相與有成。無論內外各科，務抉精義著為宏文，以光簡冊”，但直至《博醫會報》與《中華醫學雜志》合并也未能實現轉變為中文期刊的計劃。其后這些傳教士又在國內創辦了西醫報刊，如《海關醫報》《西醫新報》等[5]，至此西醫開始大規模傳入我國。傳教士拉開了“西醫東漸”的帷幕，并且通過報刊這種現代性傳播工具把西醫帶入國內。他們的目的無非是為傳教，但也以此為契機為西醫學打下了基礎，并促進了西醫學在中國的立足與發展。期刊的出現改變了中國傳統的醫學傳承方式，顛覆了中國傳統信息傳播方式，將新型大眾傳播工具和傳播模式引入國內，從而揭開了中國近代期刊史的序幕。與此同時，清政府也因辦“洋務”的需要，開始成批派遣學生出國留學。經過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后，清朝統治幾乎傾覆。為維護垂危的統治，清政府開始向日本廣派留學生，培養“新政”人材，而日本政府也企圖通過留學生來增強其在中國的勢力。一時間留學生如水赴壑，紛紛至日本留學。受到日本文化、政治的影響，在留日學生中出現了“科學救國”、“從醫學開始改變中國的落后局面”的思潮。留日學生組織了名目繁多的學術團體，并創立了幾十種介紹西方學術文化、宣傳君主立憲或反清革命的期刊，其中醫學期刊以《衛生世界》為代表。這些由國人創辦的啟蒙報刊打破了外國對西醫傳播權的控制局面，進一步加速了西醫傳播的本土化進程。在當時，這為啟迪民族精神、謀求救國良策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積極意義[6]。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時期出現的以“著述醫”自稱的陳垣。與多數愛國志士一樣，陳垣以筆為槍，以報刊為陣地，先后創辦了《醫學衛生報》及《光華醫事衛生雜志》，利用報刊的宣傳教育功能開辟出一條切實可行的醫學救國之路，即以“醫人醫國為其宗旨，醫學新知為其內容，報刊傳播為其形式[7]。”這兩方面的原因使醫學的發展較其他學科更早、更快。而期刊作為記載、傳承、傳播學術成果的載體正好反映了這一歷史過程。（二）民國時期。民國時期（1912—1949）是“中國社會逐步實現由舊到新的轉變時期”，也是我國醫學發生重大變革的特殊時期。受近代西學東漸思潮的影響，西醫和中醫體系在這一時期產生了激烈地碰撞[8]。政府實行扶植西醫、壓制中醫的政策，使兩種醫學體系的發展進程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樣態——西醫獲得長足發展，中醫卻舉步維艱[9]，但無論是中醫藥期刊還是西醫期刊在此期間都曾得到迅猛的發展，其數量、品種均達到了歷史上的空前水平。據《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記載，1980—1949年國內創辦的中醫藥期刊約260種；1912—1937年出版西醫藥期刊共237種，但多數出版時間不長，影響不大；1938—1949年出版西醫學期刊約有百種，但至1948年底僅存30余種[10]。民國時期的中醫藥期刊主要由中醫社團、中醫學校和中醫藥界知名人士承辦，以“發揚國醫國藥”、“謀國學之復興，作知識之交換”為主旨。1920年前創辦的中醫藥期刊約20余種，以《和濟醫學衛生報》及《醫藥衛生通俗報》為代表。1920—1937年是中醫藥期刊出版的活躍期。由于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以及中醫的興廢爭議，中醫學界各單位與知名人士聯合發聲，先后出版了中醫藥期刊逾200種，多集中于經濟、文化較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如上海、江蘇、浙江、廣州等。出版數量以上海最多，其次為浙江、江蘇、廣東、福建、北京、天津等。其中以《中醫雜志》、《醫學雜志》、《醫界春秋》《杏林醫學月報》等為代表。1938—1949年，由于抗日戰爭爆發、政府對中醫打壓以及期刊的經費和人員不足等問題，導致多數期刊被迫停刊。此時，中醫藥學界為中醫生存問題還在不斷努力，仍創辦約80余種刊物，但大多刊行年代不長，缺乏影響力。而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向西南轉移，四川、廣西等地也相繼創辦中醫藥刊物，其中以《中和醫刊》、《國醫月刊》、《復興醫藥雜志》為代表。在抗日戰爭勝利后不久，由于內戰全面爆發，社會經濟蕭條，導致期刊業也隨之蕭條，中醫藥期刊一度沉寂，僅少量期刊進行復刊，新刊物也很少，以《新中醫》、《杏林報》、《華西醫藥雜志》為代表。在西醫藥期刊方面，其歷史演變與民國時期政治斗爭的變化軌跡本質上一致。由于當時列強入侵以及工業文明的興起和發展，中國的舊式教育制度已不能適應當代社會的要求，政府曾多次頒布法令推行學制改革，包括以日本學制為圭臬的壬子癸丑學制和以美國學制為圭臬的六三三學制。在政府的支持下，自辦醫學院校迅速發展，逐漸取代教會醫學校成為了當時主要的西醫人才培養基地，為西醫發展提供了大量后備人才，預示著西醫傳播已經實現理論體系和實踐模式的本土化。醫學學校、醫學團體、政府、本土西醫以及各大報刊紛紛開始創辦醫學期刊，使西醫藥學傳播事業在多主體傳播格局下的繁榮發展。西醫期刊在此時期的傳播進程呈現出階段性和地域性差異，但是其數量飛速增長，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期，到1949年共創辦期刊500余種。期刊發展總體趨勢為逐步增加，幾乎每年都有新刊創立，共經歷了四個辦刊高峰，分別為1920年、1930年、1940年和1947年，均處于民國社會政治經濟政策發生重大轉變的時期。有研究[6]對近代西醫藥學報刊進行整理發現，僅確知創刊時間的專門性西醫報刊就多達501種，另有約330種醫藥衛生方面的副刊；期刊類型也十分豐富，如西醫、西藥、護理、口腔、公共衛生以及其他綜合性報刊等。經過大規模宣傳、辦學、譯書等傳播手段，西醫學被中國醫學界和民眾廣泛接受，成為主流醫學。這時的西醫學本身已經歷了重大的發展和變化，成為奠基在近代自然科學技術基礎上的一門綜合性科學[11]。西醫傳播中心也隨著社會動蕩經歷過數次變遷，醫藥學期刊先是以沿海口岸和沿江流域、經濟較為發達的上海為傳播中心向周圍擴散，其后在紅色抗戰時期隨著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轉移至西部地區和革命根據地，最終形成一個“多極-多向”的擴散網絡[6]。這一過程可以大致上分為三個階段：（1）民國前期（1912—1927）：在此時期，受到革命運動的影響，特別是新文化運動，西方文化興盛，在“科學救國”、“醫學救國”等主張下，西醫藥期刊經歷了期刊的初創階段。但此時西醫體系尚未建立完全，北洋政府內外交困，其傳播主要依靠個人，主要話語權還在外國人創辦的刊物手中。西醫藥期刊在內容上也以文獻翻譯為主，缺乏國人的自主研究內容，內容較為粗糙。此時，西醫藥期刊的范圍較小，影響力也很弱，傳播僅集中于幾個通商口岸，民眾對西醫的重要性不甚了解，也不感興趣。（2）民國中期（1928—1937年）：此時期是整個西醫藥期刊發展的興盛時期。國民政府建立后，對醫藥衛生方面十分重視，設立衛生司負責全國衛生行政。中央衛生系統的建立為西醫傳播事業奠定了基礎，西醫期刊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快速發展，傳播效力也顯著提高。在此時，期刊主要由政府、社團以及民間個人組成，總體特點是數量大、分布廣、規模化和類型化趨勢明顯。在傳播內容方面較民國初期也有進一步延伸，增加了口腔醫學、護理學、精神病學、皮膚性病學、眼科、藥理學、法醫學、婦產科、生理學等專業刊物，并且創立了精神層次的期刊和制度層次的期刊。（3）民國后期（1937—1949年）：在此時期由于戰爭爆發導致的社會動蕩，西醫傳播事業舉步維艱。但國內的西醫期刊仍在努力維持與發展，創刊量大幅增加，僅1947年就有43種西醫期刊創刊，尤其是西南和西北地區創刊的種類最多。部分期刊甚至在多次停刊后又恢復辦刊，其中堅持辦刊五年以上的期刊包括《戰時醫政》、《中國紅十字會會務通訊》、《云南衛生》、《現代醫學》、《西南醫學雜志》、《貴陽醫學院院刊》、《軍醫通訊》等；一些影響較大的期刊甚至二十多年長盛不衰，如《中華醫學雜志》、《中華護士季報》、《同德醫學》、《中國紅十字會月刊》、《民國醫學雜志》、《衛生月刊》等。抗戰期間，東部地區淪陷，其經濟、社會和醫藥衛生狀況每況愈下，創辦的西醫期刊數量與中西部地區相比顯著下降。抗日戰爭結束后，隨著國內經濟政治中心的轉移，中西部地區的醫藥期刊規模迅速萎縮，東部地區醫藥期刊發展繁盛，新創辦報刊100余種，復刊20余種。這一時期的西醫期刊比以往任一時期都更接近現實，適應戰時需要，貼近民生，并且一些醫療制度層次的期刊已經開始對國家醫療政策進行深入的討論。西醫期刊已經成為了國家衛生行政的宣傳者、推廣者和監督者，在政府與民間、傳播主體與受眾之間架起了一座重要橋梁。

二、近代醫學期刊的傳播意義

（一）推動近代醫學體系的建立。自傳教士將西方醫學思想帶入了國內，我國的近代醫學技術有了飛躍性的發展。而近代醫學期刊的出現加速了西醫學在國內傳播，并促使西醫本土化，對開啟民智、推動近代醫學體系的建立有著不可低估的積極作用。這些醫學期刊在普及西醫知識的同時，也將西方的醫學精神、衛生觀念帶入國內，將科學觀念輸入到國人思想之中。國內也由此將醫學進行系統化概括，并細分出基礎學科及臨床學科，如解剖學、細胞生物學、生理學、生物化學、口腔醫學、護理學、精神病學、皮膚性病學、眼科、藥理學、法醫學、婦產科等，奠定了我國近代醫學體系的基礎，在近代醫學體系形成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論支撐作用，初步建立了醫學傳播的系統模式。傳統中醫“有禁方之傳授，重其道不輕以示人。后世沿其義而失其真，乃有秘方之名目。秘之又秘，遂終失傳。”[12]中醫的傳統傳承方式為師承，歷來通過“口傳秘授”，但隨著報紙、期刊、書籍的普及，我國傳統醫學的傳播和交流模式發生巨大改變。中醫藥期刊儼然成為了我國傳統醫學學術交流的媒介，也是中醫與西醫思想碰撞的平臺。中醫醫師的交流傳播觀念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他們將自己的醫學心得及思想述諸于文字。（二）促進了中國傳統醫學的學術交流和發展。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之一。傳教士來華的主要目的是傳播宗教，他們借用醫學的力量在中國行醫布道，通過創辦期刊、翻譯醫術、開辦西式醫院和醫學校等成為西方醫學進入中國的主要渠道，讓中醫民眾接觸到西醫知識和西醫診療方法，促進了中國醫學的多元化發展。與此同時，傳教士在把西醫學知識帶到中國的同時，也逐漸加深了對中國傳統醫學的理解。部分傳教士開始研究并向西方譯介中醫藥學知識，為中國傳統醫學的傳播打開了一扇窗口。一方面傳教士希望通過向西方社會介紹中國傳統醫學，幫助其了解中國，進一步獲得支持，推動傳教事業；另一方面，他們希望通過研究中西醫學的相似性，尋找東西方醫學文化的相似點，以便在中國歷史上尋找空間安置上帝[13]。醫學傳教士在編撰有關西醫學著作、個人自傳、刊物、社會調查報告的過程中，或多或少涉及到中國傳統醫學的內容。這些內容成為了西方人對中國傳統醫學的最初印象和輪廓。期刊等傳播媒介作為跨語言、跨文化的交際媒介，在促進中西方文化交流和溝通方面產生了較大影響，成為來華傳教士行醫傳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對東西方的社會、思想、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14]。中醫藥學是一門實踐性、經驗性極強的學科，中醫師承是我國傳統醫學傳承和發展的重要方式。傳統師承教育一般以師授為主，師者言傳身教，傳道、授業、解惑。學者侍診左右，耳濡目染，潛移默化，通過名師的點撥達到心領神會、掌握精髓的效果。這樣的學習方式使得我國傳統醫學在學術交流和信息交換方面相對閉塞。中醫藥期刊的出現沖破了師承的樊籬，為中醫界學者提供了新的學術交流的平臺，各學派及各種學術思想得以交流和碰撞，使中西醫匯通、中醫科學化，進一步推動了中醫的發展。通過中醫藥期刊，使得跨地域的臨床經驗交流得以實現，并進一步得到大規模的臨床驗證，使得中醫科學化的思想廣泛傳播，為中醫藥學的未來指明了方向。（三）社會導向作用。期刊不單能夠反映歷史進程，它也能夠對社會發展具有導向、凝聚、催化和控制作用[15]。洋務運動以后，國內出現了“科學救國”、“醫學救國”的思潮。維新領袖梁啟超呼吁“凡世界文明之極軌，惟有醫學無有他學……醫者，純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醫學始”。大批有志人士及學術團體通過創辦的期刊宣傳西方的科學文化，使國人開闊了眼界、更新了觀念，為啟迪民族精神、謀求救國良策起到了重要的意義。并且使人與人、團體與團體，特別是科學群體之間和科學社團、組織之間形成一種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強大聚合力，從而調整社會內部各種關系[15]，維護社會的和諧統一，推動社會進步。（四）促進行業交流，提升社會服務功能。醫學期刊在發展過程中不光承擔學術交流的媒介功能，同時部分期刊也承擔了行業交流的作用。如山西中醫改進研究會創辦的《醫學雜志》在發揮期刊的學術傳播作用同時，通過代銷名家書籍、與其他中醫團體組織交換期刊、在雜志刊登醫藥信息等的形式，與業界廣泛交流。同時，借由這些醫學期刊，研究會還開展了民間醫方征集活動，出版《審查征集驗方》。在通過期刊擴大影響力后，邀請著名醫家從弘揚闡發傳統中醫和吸納兼容西方醫學等不同的立場進行思想交流，使得相關行業聯系更加緊密。《醫學雜志》還將太原市的執業中醫的姓名、執業地址、門診時間、診費、擅長科目以及各大藥店、銷售的品牌中成藥的介紹進行登載，建立了中醫、藥店的品牌形象，推動了中醫藥行業的發展。在方便民眾對行業整體了解的同時，也強化了醫生與中藥的行業聯系和合作，促進了中醫藥業界的溝通聯絡。

三、結語

1馬基雅維利政治哲學的理想實踐

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哲學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施特勞斯稱他是獨樹一幟的政治哲學家、是現代政治哲學的奠基人。我們從上文的論述中可以體會到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哲學絕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學，同時由于它所處的特殊社會轉型時代，他也不同于他之后的近代政治哲學。他的政治哲學在政治哲學史上是一個分界點，下面我們可以通過分析他對權力、宗教和愛國主義的考量，來深刻的體會和理解他的政治哲學。1.1政治權力。在馬基雅維利看來，國家政治權力的主要功能就是保證自由，保證自由國家的強大，以此來不斷激發公民對于國家的熱愛之情，從而讓公民樹立對國家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培養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政治權力是馬基雅維利政治哲學中最重要的主題，他從意大利當時的社會現實出發探究政治權力的行使，也就是如馬基雅維利將政治與道德分離，從政治角度來對待政治權力，政治權利本身不受道德的制約，不接受道德的評判。這也就表達出馬基雅維利對政治權力的見解，政治目決定政治權力運用。在《君主論》最后表達的愛國主義情感，馬基雅維利說說的權力是從人的欲望出發的，權力的目的是控制他人的欲望，限制他人隨意支配和奴役他人的欲望。意大利四分五裂的現實，讓馬基雅維利意識到必須用絕對的權力控制住人們的欲望。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馬基雅維利認為君主權力是極端重要的，君主的權力在于控制人的欲望，在于維護國家和社會的秩序。行使好政治權力使公民獲得最好的世俗生活。古希臘賢者們推崇賢人政治，他們把權力與善連接在一起，用道德來評價權力，權力最終指向的是人的至善境界。1.2宗教權力。在上文對馬基雅維利政治哲學的論述中，我們大體可以理解政治權力的運用是他的政治哲學實踐核心。因此，我們可以大體推測出他對宗教權力的理解也不會偏離于政治權力，宗教權力應該是政治權力的一種工具。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論李維》中對宗教的論述頗多，羅馬人通過宗教對共和國公民和軍隊發揮的作用。而在意大利教皇對意大利各邦實行的是分而治之的政策，教會并沒有在意大利實現維護穩定和統一的作用，相反加劇了意大利的分裂和混亂。從這一點我們也不難理解，意大利各城邦都還受制于宗教權力，世俗權力并沒有完全獨立。因此，在馬基雅維利看來，宗教權力是可以存在的，但是世俗權力應該和宗教權力分離，如此一來意大利各城邦才可以發揮出宗教對于國家和社會的促進作用。1.3愛國主義。不談論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動機和欲求，我們發現馬基雅維利對于祖國的熱愛是難以企及的。愛國就是一種美德，公民的自由是以國家為前提的，國家滅亡之后公民也難保證自由。作為公民對國家的特殊情感，應該不斷強化。在《君主論》最后一部分的那段關于愛國主義的描述中，愛國主義就是要采用極端的方式實現民族解放。馬基雅維利指出最嚴重的奴役就是臣服于一個國家，愛國主義最高的表現就是為國家奉獻出自己的生命。

2馬基雅維利政治哲學轉向的影響及當代啟示

馬基雅維利對于近代以來的政治哲學影響巨大，眾多的大思想家都對他的政治哲學思想作了相關的反思和總結。在馬基雅維利以后政治不再從屬于道德，筆者認為這是馬基雅維利政治哲學最大的影響。馬基雅維利把政治與道德分離開來，給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這就使得近代以來的政治哲學思想變的異彩紛呈。在面對不穩定的狀態時，人們不應該遵守德行的制約，而是應該按照實際目的生活。面對意大利得四分五裂，馬基雅維利認為君主為了實現統一可以運用一切手段，他認為政治目的證明手段的正當性，政治本身并不需要任何論證，它本身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合法性依據。馬基雅維利對于社會現實的認知，讓他意識到政治絕對不是建構在道德基礎上的，而是應該以人性惡為前提。因此，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哲學是走向現實，是在世俗生活的基礎上的，因此他的政治哲學更加深刻。政治與道德分離之后，政治獲得獨立，不再被道德評價。馬基雅維利之后的大思想家有很多，在此筆者從馬克思的思想與之做簡單對比分析。馬基雅維利政治哲學是從現實生活、從人性出發的，而馬克思則從經濟活動出發，認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馬克思從經濟活動出發論述政治的，這樣政治就擺脫了道德，而經濟活動遵守法律的制約也實現了與道德的斷開。市場與政府是存在邊界的，政府與社會也是有邊界的。今天我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政治哲學方面建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道德和政治的關系也就構成了中國特色政治哲學的首要問題。馬克思說，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一切都應該從社會關系出發。那我國政治哲學首要問題中的首要環節就是要建構世俗生活，沒有現實的物質生活保障，后面的一切都無從談起。我們當前必須在以下幾點做出努力：第一，在經濟領域進一步深化改革，推進市場經濟不斷完善，逐步健全經濟制度，有效的消除經濟發展中資本與權力勾兌所獲得的畸形財富。第二，通過市場和政府兩種手段不斷加大對新技術的研發創新和應用，促進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將蛋糕不斷做大。第三，健全法律體系，給予公民法律上規定的基本權利，切實保障公民行使合法權利。第四，不斷加強對政府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力度，切實落實政府加強社會管理為人民服務的職責。筆者認為唯有如此，我國的人民生活水平才會不斷提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哲學才會有更好的研究和發展空間。

作者:岳嵩 單位:華東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摘要］鴉片戰爭拉開了中國近代社會的帷幕，作為社會制度文化的兵制隨著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和農民起義的風起云涌，被迫進行了近代化的沿革。在兩次鴉片戰爭，尤其是太平天國運動的沖擊下，八旗、綠營經制兵制被勇營兵制所取代，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后，清政府仿照西法編練了新軍。近代兵制的沿革推動了近代中國軍事近代化進程，也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近代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社會各層面的近代化轉型。

［關鍵詞］近代兵制；沿革；歷史軌跡

軍隊是國家獨立自主的保證，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視軍隊的建設，為保證軍隊建設的順利進行和軍隊戰斗力的充分發揮，國家制定了一系列有關軍事力量的組織、管理、訓練、儲備、征募等法規，由這些法規確定下來的制度就是軍事制度，簡稱兵制或軍制。兵制的主要內容包括：“軍事領導體制、武裝力量體制、軍事指揮系統、軍隊編制、動員體制，兵役制度、軍官培養制度，武器裝備、后勤供應和軍隊各項工作、管理制度，以及人事任免、獎懲等等”［1］1。近代中國兵制的沿革是中西文化沖突的正面戰爭以及西學東漸引發并驅動的。同時，近代化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加速了近代中國兵制沿革的速度；反過來，近代兵制的沿革也影響到近代中國社會的近代化轉型。系統地研究近代中國兵制沿革的歷史脈絡以及特征規律，可以為今天軍事制度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制度建設提供一些啟示和借鑒。

一、近代中國兵制演進的歷史軌跡

1840年的鴉片戰爭宣告了中國一個古老時代的終結，也拉開了中國近代社會的序幕。近代中國兵制在西方殖民者的武裝侵略面前，在要求鎮壓人民起義的任務面前，被迫走上了曲折的沿革之路，而影響近代中國兵制沿革的因素是多方面、多層次的。首先是八旗、綠營的衰敗奠定了近代中國兵制演進的邏輯起點。清朝前期的經制兵八旗和綠營將士素質逐漸低下，軍隊訓練荒疏；另外，綠營兵“差操不分”，“只知有差，不知有操”［2］，日為繁重的差務奔走不遑，無頃刻之暇，根本顧不上操練，戰斗力下降。這為“湘勇”的出現提供了可能性。其次，戰爭是近代中國兵制演進的直接動因。推動近代中國兵制演進的動力主要不是來自于軍隊自身的要求，而是源于戰爭的需要和壓力。戰爭給近代中國的軍隊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危機和挑戰，直接推動了中國兵制近代化的沿革道路。在近代中國兵制演進的歷史軌跡上，太平天國運動和甲午中日戰爭是兩次極具里程碑意義的戰爭。再次，西學東漸是近代中國兵制演進的“外部催化劑”。西方的先進軍事武器、軍事制度、軍事思想等，為近代中國演進中的兵制注入了資本主義近代化因素，加速了兵制演進中的近代化歷程。

從1840年鴉片戰爭至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近80年的近代歷史上，中國兵制的沿革共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一是八旗、綠營兵制；二是勇營兵制；三是新軍兵制。

中國近代史話語在20世紀30年代形成了以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近代化”話語和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革命”話語，前者以中西關系為中心，以近代化為主線來構建中國近代史話語，后者以帝國主義侵略為主線構建中國近代史話語。兩種話語隨著20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而演進，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時期互相變換。1949年以前，近代化話語是正統、是中心，居主導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話語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為正統，近代化話語則被邊緣化，其角色正好互換。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涌現出了大量從近代化視角來審視中國近代史的論著，近代化話語日益受到學者的青睞，近代化話語有趨向主導地位的態勢，保守地說至少可以和革命話語平分秋色。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外交問題影響中國的內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許多內政做法都是以外交舉措為轉移。帝國主義在中國扮演著控制內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紀初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多是從外交史起步。劉彥著的《中國近時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點探討中西關系。蔣廷黻1923年從美國回國后首先著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這一時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廣義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國對外力挑戰的反應之種種內政的舉措與變革的研究，所有中國不同階段內的自強的努力，如不同的維新運動與革命運動的發動與發展，均列入范圍之內。因為這些內政舉措與變革的原始推動因素，雖然是錯綜復雜的，但無不可以從中發現一條‘外力’影響與操縱的線索——這是中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與擁有完整主權與強大政權的近代大國，很不相同的一點。”20世紀初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從外交方面來探討中國近代的進程，這是時勢使然，既是歷史發展的真實情狀，也是國人開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時20世紀初，革命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主題，革命史研究在這一時期也受到應有的重視。在辛亥革命期間，為了更多的為現實服務，為政治需要提供理論武器和宣傳工具直接導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孫中山成為研究革命史的新熱點。192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郭孝成的《中國革命紀事本末》，“條理清楚，敘事比較確切扼要，為人們所熟悉和經常引用。”用唯物史觀研究革命史以華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史》為代表，初步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史的研究體系。

總的來說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大都從現實政治需要出發，把政治和歷史熔為一爐，以歷史論證現實，為現實的政治斗爭服務。雖然這一時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具有開拓和奠基的作用，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近代史話語的確立奠定了初步基礎。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面臨淪為殖民地的危險，適應民族抗戰到來的形勢，中國近代史研究開始成為中國學術界的熱點。感應現實和社會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礎上，中國近代史作為學科體系的研究開始興起。兩種話語也在這一時期得以確立。羅家倫1931在《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集刊》第二卷第一期發表了《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羅家倫的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提倡科學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標志，也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納入主流史學范疇的呼吁，作者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的歷史意義和方法的論述，奠定了此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體系”。此時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羅的呼吁下和現實政治的推動下，產生了兩種研究思路：一種以蔣廷黻、陳恭祿為代表運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國近代史，確立了中國近代史的“近代化”話語；一種是以李鼎聲為代表，以馬克思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中國近代史，確立了中國近代史的“革命”話語

對于20世紀30年代幾乎同時出現的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形成的中國近代史話語，歐陽軍喜在《20世紀30年代兩種中國近代史話語之比較》一文從四個方面做了深入的闡述：關于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與歷史主題；關于中國近代事與人物的不同解說；對“中國問題”的思考與中國近代歷史經驗的總結；兩種話語的思想淵源。歐陽先生的結論是“歷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現實政治之中，或者被社會政治介入。如果我們離開30年代初中國特定的社會政治環境，離開當時國、共兩黨關于中國道路的爭論，離開當時的國際社會關于中國問題的討論，我們就無法理解這兩種中國近代史，無法理解為什么同一段歷史卻有如此不同的兩種認識。”筆者認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當深入的，其結論也非常平允。遺憾的是作者對當時服務主流意識形態中國近代史的力作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以中外關系為中心，以近代化為主線構建的近代化話語少有論及，僅在兩種話語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筆者認為與當時蔣著在學術界的地位及后來對近代史研究的影響不相稱，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確立的近代化話語必須對蔣著進行詳盡的分析。蔣著所構建的近代化標準，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劇轉型的現實；反映了當時學術界正在進行的近代化問題的討論；反映現實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將眼光轉向了中國近代化的歷程，通過分析中國近代化的成敗得失，為當時中國歷史提供借鑒，表現了作者尋求救亡之道的責任感。“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成為了這一時期影響很大的代表作。蔣著《中國近代史》圍繞著中華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狀態進入‘近代化’，能否廢除狹隘的‘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組織一個‘近代化的民族國家’這一主題”。“這部僅5萬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為經，以事件史為緯，以點帶面，一線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響，根本就是這一構架所體現的史學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這一政治需要”。

摘要：無錫近代園林作為一項帶有自然資源和人文遺風雙重屬性的城市遺產，利用“全設計”理念并結合現代旅游服務視角持續地提供其社會價值。基于UED的方法，采取服務設計方法、程序和手段介入，通過不斷周期迭代，依據解決設計核心問題的變化趨勢而創造新的服務場景與流程。從宏觀、中觀、微觀的不同維度構架，利用共生設計理念、UED模型為軸心完成近代園林文化遺產旅游的服務設計成果。在城市園林文化遺產的后續發展中以旅游服務助力其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UED;近代園林;文化遺產旅游;服務設計

一、引言

UED（UserExperienceDesign）作為以用戶為中心的設計手段，其目的是滿足用戶需求，注重用戶體驗為中心的設計過程與整個產品的使用流程；從最初以用戶和人機界面交互過程轉型到當前以用戶為中心，強調用戶對產品的真實期望與價值歸屬，即從線上和線下雙重維度強化對產品的服務體驗設計。當前互聯網+時代的設計轉型中，旅游服務已由傳統的純線下體驗逐漸轉型為以用戶體驗為中心的線下線上雙重模式，其服務與設計也在UED的研究視角中不斷周期迭代而在旅游體驗流程上創造新的服務場景與用戶體驗流程，從而實時跟進旅游服務設計視角中用戶體驗旅程與服務設計交互思維版塊。當下近代園林作為城市文化遺產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是HUL（歷史城鎮景觀）語義下的城市園林文化遺產，印證著城市生活方式的發展與變遷；在城市化高位運轉的現實背景下，園林文化遺產作為一項城市傳統要素，伴隨旅游服務產業的升級，正以一項優良的復合型價值體系配合其保護方法與發展途徑。在設計轉型時代背景下，借助服務設計手段，完成以用戶體驗為中心的城市近代園林文化遺產旅游服務設計建構，從而創造一套適合近代園林遺產與城市旅游共生模式下的服務系統設計。

二、文化遺產語境下的無錫近代園林

（一）價值屬性重構。如圖1無錫近代園林是在擁有悠久歷史的江南古典園林基礎上結合城市山水地理格局所衍生的城市文化遺產，其數量、類型之多及設計特色之美成為城市的典型代表，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文化遺產價值，在城市文化遺產旅游服務中有重要的代表性。1.自然山水演變下的“城市自然遺產”：作為城市文化遺產的一部分，無錫近代園林體系涵蓋了物質文化遺存與非物質文化遺存的雙重價值，是風景區保護和城市旅游服務綜合體系下的自然資源，同時也是商業驅動設計運行模式上的城市自然遺產模型，隸屬于城市的“質”與“量”。2.歷史城鎮景觀下的“城市人文遺風”：歷史城鎮景觀（HUL）來源于文化景觀，是特定族群在自然環境肌理上的表層樣式創作，[1]園林文化是動因，而無錫自然山水環境是載體，無錫近代園林體系是與人的審美及生活方式緊密相關最終呈現在城市環境中的人文遺風，隸屬于價值觀與方法論的統一。（二）痛點分析。當下是以人和自然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設計；對于服務設計領域的設計師而言，以人為中心是其首要的原則，[2]即強調用戶體驗的核心價值，所有旅游產品和服務流程在生命周期思維LCT和生命周期分析LCA的視角為用戶的需求提供服務。無錫近代園林作為當前熱點，其文化遺產旅游產業跨越式發展在和城市商業驅動的共生體系下呈現了階段性問題：缺少合理的服務設計支持，完全受制于商業驅動給城市園林文化遺產生態帶來消極式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對園林旅游服務的開發產生了瀕危式破壞；另一方面，由文化遺產組構下的無錫近代園林在文化遺產的動態保護、地域管理體系與用戶體驗游客系統中存在時效性差等弊端，迫于當前這一眉睫，急需借助服務設計的差異化維度和整體的文化綜合性視角對近代園林文化遺產旅游這一大課題下運用設計的手段解決UED設計矛盾。

一、研究中使用的概念與方法

「商人」一詞，在近代漢語中含義甚廣，幾乎包播了各種與民生相關行業的經營者。[1]但大陸學者在對其進行具體研究時，采用的概念往往并不都是「商人」二字．而是隨著考察時代的更替有所變化。如於明清時期便徑直用「商人」稱呼研究主體，清末民初后則多根據階級分析法，將工商業者歸入不同類型的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亦有稱買辦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等。此種分析明顯帶有先入為主的政治判斷，對歷史人物的客觀評價頗為不利。近十多年來，這類狀況有了改觀，一些論者開始使用具有限定意義的替換概念來指代商人階層，甚而直接使用「商人」。下面即是三種常見於大陸書刊者，且試作介紹：

1．紳商。此概念多見於晚清商人之稱呼。如馬敏即認為「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形成了一個與半殖民地半封建過渡社會形態相適應的紳商階層」，其標志是「1905年左右各地商會的普遍設立」。[2]其「社會階級屬性」則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早期形態」。[3]徐鼎新把紳商階層視為「新的社會生產關系的代表」、「最早出現於我國的民族資本人格化的具體體現者，[4]同時其身上還帶有「崇尚名弟、聯結鄉誼、信義經商、因果報應J等傳統價值觀念。他認為上海總商會以1920年會長改選為界，其前為「紳商領導體制」時代，其后則為「企業家時代的開始」。[5]朱英則指出：「紳商」實際上就是正在形成的新興資產階級。[6]至於紳商的形成，則多認為或「由紳而商」，或「由商而紳」，后者被稱為「逆向社會流動」．具有消極意義。[7]賀躍夫則不同意將紳商視作新興的社會階層或資產階級．他認為紳商階層包含不同性質的份子，其社會屬性不可等量齊觀。[8]章開沅亦曾提醒大家：很難把清末所謂「紳商」群體截然界定於某一單純的階級或階層概念之中。[9]

2．早期資產階級。馬敏和朱英均曾以這一概念為標題著成專書。[10]馬敏主要以「早期資產階級」指19世紀60年代至1913年左右正處於「形成或轉化過程中的資產階級」，尤其是構成其主體之「工商資產階級」。其特點為：原始統一性、特殊軟弱性、嚴重的不純粹性。[11]而朱英在其著作中并未就該概念之使用作具體說明，但他認為「1904年以后各地商會的相繼建立，當可視為中國早期資產階級初步形成的一個重要界標」，而1912年全國商會聯合會之成立則「標志著中國資產階級完整形態的最后形成」。[12]很明顯，以上二位在使用此概念時，所指并非完全同一。

3．資本家階級。近十年來這個詞在大陸史學界頗為流行。其內涵，按丁日初的解釋，即「同在華外國資本家集團相封而言的民族資產階級」[13]，他判斷上海的資本家階級產全於19世紀下半葉對外貿易發達之時。[14]張亦工、徐思彥則認為「嚴格意義上的資本家階級，指有經濟地位的資產者群體，包括金融家、實業家、近代商人等等，而不包括屬於資產階級范疇的知識階層」。[15]馬敏在199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亦采用該概念指構成「資產階級主體」的工商資產階級，并以「早期資本家階級」一詞代替了他先前使用的「早期資產階級」。[16]

與概念的更替使用相似，大陸學者在近代商人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亦日趨多元化。雖然傳統的階級分析理論仍廣為使用，但最近十年來，不少學者為解決問題於研究中引進了多種社會科學理論，其中較為重要的有：

[摘要]廣西沿海地區發展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擁有數量較多、規模較大的西洋建筑。這些西洋建筑具有諸多價值特色，理應得到保護與利用。本文通過分析廣西沿海地區近代西洋建筑保護利用的現狀及其存在的主要問題，從價值特色、保護現狀、保護策略三個方面展開論述，為廣西近代西洋建筑的保護和利用提供參考。

[關鍵詞]西洋建筑；保護利用；廣西

一、廣西沿海近代西洋建筑的價值特色

（一）歷史文化價值

百年風云巨變，百年歲月留痕。廣西沿海近代西洋建筑作為對外開放及中外文化交流的物質成果，記載著近代北部灣地區歷史、社會、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內容。無形的記憶需要有形的物質承載，通過開發利用將這些歷史記憶通過物質的形式展現在人們眼前，能有效還原歷史真相，具有收藏和展示歷史記憶的重要意義。

（二）藝術價值

摘要：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古老的被迫嬗變。文章基于背景，述評了當時浙江的近代化及其特點。

關鍵詞：近代化；教會學校；社會思潮；新式教育機構

浙江地處東南沿海，氣候宜人，物產豐饒。浙江民眾一直有崇尚書學，尊重知識，興學育人的優良傳統，故素來人杰地靈，有“文物之邦”的美稱。1840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依仗軍事侵略的勝利，開始大肆進行文化侵略。“傳教，辦，辦學校，辦報紙和吸引留學生等，”其目的“在于造就服從他們的知識干部和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1]（P.624）中國傳統的教育模式從此被打破，開始走上一條無奈而痛苦但又別無選擇的近代化道路。

一、浙江教育近代化的主要因素

（一）在浙外國教會學校的創辦

鴉片戰爭后，隨著《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浙江的寧波成了五個通商口岸之一。西方傳教士從此紛至沓來，他們為了更有效地達到在中國傳教的目的，往往通過開辦學堂的方式向兒童灌輸教義。1844年，英國基督教長老會東方女子教育會傳教士愛爾德賽（MissAldersey）到寧波傳教，首創女塾。這是浙江第一所教會學堂，也是中國第一所近代女子學校。1845年，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醫生麥嘉締（D•B•Mccartee），在寧波開設男生寄宿學校——崇信義塾。這是浙江最早的男子洋學堂。該學堂后遷入杭州，又易名育英書院，是日后之江大學的前身。《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簽訂，使外國傳教士取得進入中國內地傳教、辦學、置產等特權。于是，他們以寧波為跳板，逐漸向浙江各地擴展。美國浸禮會、青年會、圣公會，英國的安立甘、內地會等也陸續在寧波、杭州、湖州、嘉興、金華、紹興、臺州、定海、溫州等地相繼開設男女學塾。據統計，到1907年，僅天主教在浙江省所辦的文教事業，就有訓練任神職者之學校3所，學生計58人；普通學校115所，學生計1207人。[2](P.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