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稅負范文10篇

一、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及變動趨勢

宏觀稅負是指一個國家的總體稅負水平，一般通過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一般為一年）稅收收入占同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來表示，反映一個國家以稅收形式參與國民收入分配所集中起來的價值總額和比率。宏觀稅負的高低，表明了政府社會經濟職能以及財政能力的強弱，也表明政府在國民經濟總量分配中集中程度的大小。

我國政府收入主要來源于稅收收入，此外還有相當比重的預算外收入以及制度外收入，此外還有相當比重的預算外收入以及制度外收入。由此，我國有三個口徑的宏觀稅負：一是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們稱之為小口徑的宏觀稅負；二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們稱之為中口徑的宏觀稅負；三是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們稱之為大口徑的宏觀稅負。一般而言，小口徑指標可用來考察政府的財政狀況或財政能力；大口徑指標可用來考察國民經濟負擔水平和企業負擔程度；中口徑指標與小口徑指標差別不大，一般不采用。實際上，由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計算的大口徑宏觀稅負水平偏高，而由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計算的小口徑宏觀稅負水平偏低。

由表1可以看出1994年以來，我國宏觀稅負呈現先降后升的態勢。1994年至1997年，屬于稅負下降和恢復期，稅收占GDP的比重從10.7%下降到9.9%，再恢復到1997年的10.6%，接近1994年的稅負水平。1998年至2005年，宏觀稅負處于上升期，稅收占GDP的比重從1998年的11.2%持續提高至2005年的18.0%，上升幅度達7.8個百分點。在1994至2005年的12年間，我國宏觀稅負提升了7.3個百分點。

注：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6）》和國家稅務總局公布的數據。稅收收入包括關稅，不包括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的統計數據。

二、當前我國宏觀稅負的國際比較

一般來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收入作為對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財政成本的補償，與財政支出有著本質的內在聯系，二者互為因果。因此，從最基本的意義上講，一定時期的稅收收入量是以財政支出因素為基本前提的。同時，由于稅收是對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因此，一定時期的稅收收入量也與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但是，由于政府收入結構的多元性、稅制的非統一性、稅務管理能力的差異性等都將作用于宏觀稅負的形成，因此，一定時期的宏觀稅負水平是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6個方面：

一、一定時期政府的職責

政府職責是政府內在職能的外在表現，它從總體上規定著政府非市場活動的范圍。理論上而言，政府的職責或作用范圍與市場的作用范圍是互補的，但實際的選擇中，二者關系的把握是復雜的、多面的，也是多變的。而且，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人們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也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由此決定的政府職能運用的范圍，即政府的職責也是不斷變化發展的。因此，自人類有國家與政府以來，人們看到的一種表象是：不同的國家或政府，以及不同時期的同一國家或政府，其職責存在一定的差異。但總的來說，政府的職責是決定政府支出總規模的基礎，因而也是研究宏觀稅負的邏輯起點。就我國而言，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職責范圍的確定遵循“凡是政府能干的都由政府去干”的原則；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其確立的基本原則是“凡是市場能干的都由市場去干，只有市場干不了或干不好的才由政府去干”。顯然，這種政府職責范圍的不同，對政府的支出范圍、結構及對宏觀稅負的要求都是不同的。

二、公共商品的提供

由市場缺陷引致、由政治過程決定的政府對公共商品的供給范圍，直接影響政府資金的需求量與需求強度。而且，不同的提供方式、提供效率也對財政支出，進而對宏觀稅負水平產生不同的影響。

一是公共商品供給范圍的大小直接決定一定時期的宏觀稅負水平。這正如私人購買數量較多的商品需要多付費一樣。但公共商品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的國家乃至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其范圍、規模及形態往往是不相同的。一般的發展趨勢是：在物質形態不斷發生變化的同時，其范圍由小到大，其形態逐漸從有形擴展到無形。例如，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公共商品已擴展到社會政治、經濟、外交、福利、資源開發以及文化發展等各個方面，而且，在物質形態上也越來越多地由有形轉為無形。這表明財政支出總量不是一成不變的。

經濟決定稅收，稅收來源于經濟，稅收的增長需要以經濟增長為基礎。開展地區國稅稅源狀況與宏觀稅負分析，全面系統地分析江蘇國稅收入和稅源結構在稅種、產業、區域和經濟成份等方面的特征和對應關系，從而深入探討稅收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協調性，既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全省稅源情況，深化稅收經濟分析；同時對于提高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也具有現實意義。本文以*-*年江蘇國稅收入的基本特點為切入點，圍繞全省各產業和各地區的國稅宏觀稅負的情況對江蘇的國稅稅源以及稅收經濟關系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深入探討了影響全省以及各省轄市國稅宏觀稅負高低的主要因素，最后對影響*-2010年江蘇國稅稅源和宏觀稅負的因素進行了預測。本文部分內容經過適當的刪減，請各位讀者諒解。

*年以來，隨著江蘇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江蘇的國稅收入持續攀升、屢創新高，進入了新一輪的快速增長期。*年江蘇國稅總收入（含海關代征收入，下同）為859.8億元，其中國稅部門直接組織收入（不含海關代征收入，下同）706.3億元，*年國稅總收入達到了2288.5億元，其中國稅部門直接組織收入1868.3億元，國稅總收入和國稅部門直接組織收入分別是*年的2.66倍和2.65倍。*年全省國稅部門直接組織收入與2005年相比增收372.8億元，增收額已經超過全省1997年的收入規模。近幾年來，全省國稅收入呈現增幅快于經濟增長、稅負逐年攀升的態勢。*-*年，國稅總收入、國稅部門直接組織收入年均分別增長21.6%和21.5%，與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幅相比的彈性系數分別達1.21、1.20；*年江蘇國稅總收入占GDP的比重達10.6%，比*年提高了1.5個百分點。國稅收入是國家和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全省國稅收入的快速增長不僅為地方綜合經濟實力的增強提供了保證，同時也為中央財政做出了較大貢獻。

一、*-*年江蘇國稅收入的基本特點

（一）各稅種收入快速增長，稅收格局有所調整。

*-*年，除金融保險營業稅由于國家政策調整逐年下降外，國稅部門負責征收的國內“兩稅”、“三項所得稅”以及車輛購置稅均保持了平穩增長。國內“兩稅”比重有所下降，“三項所得稅”比重不斷上升。*-*年，我省共實現國內“兩稅”收入5666.2億元，占國稅部門直接組織收入的80.1%，年均增長19.7%。國內“兩稅”占國稅部門直接組織收入的比重由*年的82.6%下降到*年的76.9%，下降了5.7個百分點。六年來，我省國稅部門直接組織收入中的“三項所得稅”（國稅部門負責征收的企業所得稅、涉外企業所得稅和存款利息個人所得稅）共實現收入1244.9億元，占全部國稅部門直接組織收入的17.6%，年均增長27.0%，增幅比國內“兩稅”高7.3個百分點。“三項所得稅”占國稅收入的比重由*年的16.0%提高到*年的20.0%，提高了4個百分點。（數據見表1）

雖然國內“兩稅”比重略有下降，但作為國稅收入主體的地位沒有發生變化。*-*年，國內“兩稅”收入增長對國稅收入增長的貢獻率達73.4%。特別是穩居國稅第一大稅種的增值稅，占國稅收入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對國稅收入增長的貢獻也超過60%，是我省國稅收入穩定增長的支柱。國內“兩稅”收入主要來自工業和批發零售業，*-*年，全省工業增加值現價年均增長22.2%，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的批發零售業零售額年均增長15.4%，工業和批發零售業的增長是全省國稅收入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一定時期政府的職責；公共商品的提供；一定時期的經濟發展狀況；非標準化稅制實施的范圍；政府收入結構；稅務管理能力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稅收收入作為對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財政成本的補償，與財政支出有著本質的內在聯、一定時期的宏觀稅負水平是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政府職責是政府內在職能的外在表現、直接影響政府資金的需求量與需求強度、公共商品供給范圍的大小直接決定一定時期的宏觀稅負水平、公共商品的提供方式，也在較大程度上決定著宏觀稅負的高低、公共商品的提供效率、政府支出是自變量，而稅收收入是因變量、一定時期政府支出總量的增加，本身就是經濟發展所提出的必然要求、稅與費作為政府的兩種財政收入形式、公債與稅收，作為延期稅收與即期稅收等，具體請詳見。

一般來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收入作為對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財政成本的補償，與財政支出有著本質的內在聯系，二者互為因果。因此，從最基本的意義上講，一定時期的稅收收入量是以財政支出因素為基本前提的。同時，由于稅收是對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因此，一定時期的稅收收入量也與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但是，由于政府收入結構的多元性、稅制的非統一性、稅務管理能力的差異性等都將作用于宏觀稅負的形成，因此，一定時期的宏觀稅負水平是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6個方面：

一、一定時期政府的職責

政府職責是政府內在職能的外在表現，它從總體上規定著政府非市場活動的范圍。理論上而言，政府的職責或作用范圍與市場的作用范圍是互補的，但實際的選擇中，二者關系的把握是復雜的、多面的，也是多變的。而且，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人們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也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由此決定的政府職能運用的范圍，即政府的職責也是不斷變化發展的。因此，自人類有國家與政府以來，人們看到的一種表象是：不同的國家或政府，以及不同時期的同一國家或政府，其職責存在一定的差異。但總的來說，政府的職責是決定政府支出總規模的基礎，因而也是研究宏觀稅負的邏輯起點。就我國而言，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職責范圍的確定遵循“凡是政府能干的都由政府去干”的原則；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其確立的基本原則是“凡是市場能干的都由市場去干，只有市場干不了或干不好的才由政府去干”。顯然，這種政府職責范圍的不同，對政府的支出范圍、結構及對宏觀稅負的要求都是不同的。

二、公共商品的提供

由市場缺陷引致、由政治過程決定的政府對公共商品的供給范圍，直接影響政府資金的需求量與需求強度。而且，不同的提供方式、提供效率也對財政支出，進而對宏觀稅負水平產生不同的影響。

一般來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收入作為對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財政成本的補償，與財政支出有著本質的內在聯系，二者互為因果。因此，從最基本的意義上講，一定時期的稅收收入量是以財政支出因素為基本前提的。同時，由于稅收是對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因此，一定時期的稅收收入量也與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但是，由于政府收入結構的多元性、稅制的非統一性、稅務管理能力的差異性等都將作用于宏觀稅負的形成，因此，一定時期的宏觀稅負水平是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6個方面：

一、一定時期政府的職責

政府職責是政府內在職能的外在表現，它從總體上規定著政府非市場活動的范圍。理論上而言，政府的職責或作用范圍與市場的作用范圍是互補的，但實際的選擇中，二者關系的把握是復雜的、多面的，也是多變的。而且，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人們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也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由此決定的政府職能運用的范圍，即政府的職責也是不斷變化發展的。因此，自人類有國家與政府以來，人們看到的一種表象是：不同的國家或政府，以及不同時期的同一國家或政府，其職責存在一定的差異。但總的來說，政府的職責是決定政府支出總規模的基礎，因而也是研究宏觀稅負的邏輯起點。就我國而言，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職責范圍的確定遵循“凡是政府能干的都由政府去干”的原則；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其確立的基本原則是“凡是市場能干的都由市場去干，只有市場干不了或干不好的才由政府去干”。顯然，這種政府職責范圍的不同，對政府的支出范圍、結構及對宏觀稅負的要求都是不同的。

二、公共商品的提供

由市場缺陷引致、由政治過程決定的政府對公共商品的供給范圍，直接影響政府資金的需求量與需求強度。而且，不同的提供方式、提供效率也對財政支出，進而對宏觀稅負水平產生不同的影響。

一是公共商品供給范圍的大小直接決定一定時期的宏觀稅負水平。這正如私人購買數量較多的商品需要多付費一樣。但公共商品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的國家乃至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其范圍、規模及形態往往是不相同的。一般的發展趨勢是：在物質形態不斷發生變化的同時，其范圍由小到大，其形態逐漸從有形擴展到無形。例如，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公共商品已擴展到社會政治、經濟、外交、福利、資源開發以及文化發展等各個方面，而且，在物質形態上也越來越多地由有形轉為無形。這表明財政支出總量不是一成不變的。

一般來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收入作為對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財政成本的補償，與財政支出有著本質的內在聯系，二者互為因果。因此，從最基本的意義上講，一定時期的稅收收入量是以財政支出因素為基本前提的。同時，由于稅收是對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因此，一定時期的稅收收入量也與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但是，由于政府收入結構的多元性、稅制的非統一性、稅務管理能力的差異性等都將作用于宏觀稅負的形成，因此，一定時期的宏觀稅負水平是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6個方面：

一、一定時期政府的職責

政府職責是政府內在職能的外在表現，它從總體上規定著政府非市場活動的范圍。理論上而言，政府的職責或作用范圍與市場的作用范圍是互補的，但實際的選擇中，二者關系的把握是復雜的、多面的，也是多變的。而且，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人們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也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由此決定的政府職能運用的范圍，即政府的職責也是不斷變化發展的。因此，自人類有國家與政府以來，人們看到的一種表象是：不同的國家或政府，以及不同時期的同一國家或政府，其職責存在一定的差異。但總的來說，政府的職責是決定政府支出總規模的基礎，因而也是研究宏觀稅負的邏輯起點。就我國而言，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職責范圍的確定遵循“凡是政府能干的都由政府去干”的原則；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其確立的基本原則是“凡是市場能干的都由市場去干，只有市場干不了或干不好的才由政府去干”。顯然，這種政府職責范圍的不同，對政府的支出范圍、結構及對宏觀稅負的要求都是不同的。

二、公共商品的提供

由市場缺陷引致、由政治過程決定的政府對公共商品的供給范圍，直接影響政府資金的需求量與需求強度。而且，不同的提供方式、提供效率也對財政支出，進而對宏觀稅負水平產生不同的影響。

一是公共商品供給范圍的大小直接決定一定時期的宏觀稅負水平。這正如私人購買數量較多的商品需要多付費一樣。但公共商品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的國家乃至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其范圍、規模及形態往往是不相同的。一般的發展趨勢是：在物質形態不斷發生變化的同時，其范圍由小到大，其形態逐漸從有形擴展到無形。例如，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公共商品已擴展到社會政治、經濟、外交、福利、資源開發以及文化發展等各個方面，而且，在物質形態上也越來越多地由有形轉為無形。這表明財政支出總量不是一成不變的。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制定的科學發展觀及其"五個統籌"是我國發展與改革和穩定的長期戰略方針，是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行動綱領，也是我國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指導思想，因此，科學發展觀及其"五個統籌"具有統領各項工作的地位。稅收政策作為政府財政政策的重

要組成部分，擔當著實現國家進行籌集政府收入、調控經濟結構、調節收入分配、監督經濟運行等重要職能作用。建國以來，我國稅收政策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發揮了很大作用，但是，在我國跨入21世紀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新時期，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及其"五個統籌"的新階段，從部門工作服務于國家宏觀意志，具體政策服從于社會實踐需要的們認為現行稅收政策存在著較大的缺位和不足，特別是宏觀稅負水平有待調整完善改革。

一、宏觀稅負總水平偏低，影響政府職能的充分發揮

稅收政策對于宏觀經濟管理、社會消費行為、GNP增長的波動都有直接關系，政府利用開征、減免或者停征某種稅種，提高或者降低有關稅目的稅率與起征點，以及稅前扣除與事后退稅等限制或鼓勵手段，調節投資規模、消費基金和對外貿易的增長，以抑制社會總需求膨脹刺激有效需求，同時抑制或刺激總供給的變化，并對經濟結構產生協調作用。稅收作為經濟運行的"內在穩定器"與價格變量調控相配合，可以達到生產與消費總量與消費結構的均衡；適量、合理的稅收可以協調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并可達到各生產部門勞動者利益的動態均衡，收到社會公平的調控效應。我國宏觀稅負長期處于低水平徘徊，減弱了國家籌集收入的力度，影響政府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投入和宏觀調控。表現有三：

1、我國稅收收入上個世紀下半葉緩慢增長，21世紀開始大幅度快速增長。我國稅收收入在經濟發展、企業利潤增加和稅務征管工作等因素綜合作用下，1950年一1980年的30年間稅收收入年均增長為61億元，從改革開放后到20世紀末的20年間稅收收入年均增長為522億元，在跨入21世紀到2004年的五年間呈現大幅度快速增長的態勢，比上年增長數額越來越大，如2000年為2350億元，2001年為2500億元，2002年為1831億元，2003年為3465億元，2004年年為5256億元。全國稅收總規模達到25718億元。展望未來，我國稅收收入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一是稅收增長是經濟增長的反映，我國經濟增長在2020年前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保持7%-8%左右的速度，為稅收增長打下了基礎。二是目前我國稅收收入實際征收率只達到潛在稅收能力的70%-80%，國內有的專家認為1998年只達到50%-60%，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部分專家認為中國整體征收率在70％左右，還有的認為在80%左右。稅收上的跑、冒、滴、漏等空間很大，如果將實際征收率提高20個或30個百分點，我國稅收收入即可增加1萬億元或1.5萬億元。

2、目前稅收收入對政府財政收入支持力度還不充足，致使國家還需要利用大量的財政赤字和發行債務。其情況，一是以稅收收入占當年財政收入的比重（％）多數年份徘徊在93左右，如1992-2003年分別為94.66,97.84,96.43,93.29,(1996年無數據）、95.80,93.80,90.13,93.92,93.30,93.29,92.18。十多年來從未滿足政府財政收入100％的需要。二是稅收收入占財政支出比重（％）更低一個檔次，始終徘徊在80左右，如1991-2003年，分別為88.30,88.10,91.70,88．50、88．50、87．0、89．20、85．80、81．0、79．19、80．94、79．97、81.20。數據顯示，還有20％左右的財政支出要政府依靠財政赤字或者發行債務解決，2000-2003年財政赤字和發行債務額（億元）分別為2491.27和4180.1,2516.54和4604.0,3149.51和5679.0,2934.7和6153．53。

摘要稅收政策是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去幾年，稅收政策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促進了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現在政府實施平衡財政政策的條件下，應總結稅收政策的成功經驗，消除稅收認識上的誤區。深化稅制改革，以利于國民經濟步人良性循環軌道。

關鍵詞積極財政宏觀稅收負擔現狀分析政策建議

1宏觀稅負率的界定

宏觀稅負水平是指一個國家的總體水平，是用相對數表示的稅收量的規定性。通常用一定時期內國家稅收收入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反映。我國處于經濟轉型時期，除稅收外，各種形式的收費、預算外資金、制度外資金還占有相當的比重。而且這些資金實際處于政府財政的控制之外，并沒有形成政府的可支配財力。

因此，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的大口徑宏觀稅負，可全面反映政府從微觀經濟主體獲取收入的狀況，說明國民經濟的負擔水平及企業的負擔水平；而稅收收入占GDP比重的小口徑宏觀稅負，則可真正說明政府的財政能力的強弱。

2我國現有的宏觀稅負率水平

據美國財經雜志《福布斯》發表的2005年度的“稅負痛苦指數（TaxMiseryIndex）指出，從2000年中國開始進入福布斯的統計以來，中國的宏觀稅收負擔指數便一路上揚，2002年位居第三，2004年位居第四，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數躍升全球第二。目前，我們無法客觀評價該指數的合理性和真實性，但是，任何時候都需要合理確定政府稅收收入規模，即確定一個合理的宏觀稅收負擔水平。在這一水平下，既能滿足政府對稅收收入的需要，又在整個社會的承受能力之內，不會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因此，理性地界定宏觀稅收負擔的合理水平并實現其優化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宏觀稅收負擔水平的界定：影響因素與國際經驗

（一）宏觀稅收負擔水平的影響因素

宏觀稅負是指一個國家的總體稅負水平，一般通過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內稅收總量占同期GDP的比重來反映。

論文百事通準確把握一定時期的宏觀稅負水平，需要全面、充分、科學地考察和分析影響宏觀稅負水平高低的因素，從中找出規律性的認識，正確處理宏觀稅負與這些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一般說來，一定時期的宏觀稅負水平高低的決定因素主要有經濟增長水平、政府職能范圍和政府非稅收入規模。

1.經濟增長水平因素。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宏觀稅負水平的高低與經濟增長水平正相關。經濟增長水平愈高，社會產品愈豐富，人均GDP的水平就愈高，這樣稅基就比較寬廣，整個社會稅收的承受能力就強。因此，經濟增長水平較高的經濟發達國家，其宏觀稅負水平要高于發展中國家。從理論上講，宏觀稅負水平增長應與生產力發展水平協調同步。據有關專家測定，西方國家稅收收入增長對GDP增長的彈性系數通常大于1，而這一彈性系數在我國保持在0.8左右是比較合適的。

宏觀稅負又稱宏觀稅率，指一國或一地一定時期（一般為一年）內稅收收入占同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即國家在參與國民收入分配過程中以稅收形式所集中的價值總額及其比率，是反映稅收和經濟相關度的重要指標。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稅收收入的統計口徑，稅收收入由國稅稅收收入、地稅稅收收入和海關代征進口稅收三部分組成。由于不同的收入來源在稅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對稅收收入、宏觀稅負的影響程度不一樣；各個稅種與GDP的相關度不同，對研究稅收與經濟內在關系的實際意義也不一樣。因此，對宏觀稅負的分析是一個比較復雜的過程。

從總體情況看，近年來南通市的宏觀稅負呈現兩個基本特點：一方面，宏觀稅負已基本進入穩步上升的良性增長區間。由表（一）可以看出，在**--**年的五年間，南通市宏觀稅負與稅收收入及GDP總量一直保持同步增長狀態。全市GDP總量由**年的670.44億元，增長到**年的1006.65億元，增長了0.5倍，年均增長10.03%；稅收收入總量由47.95億元增長到110.15億元，翻了1番多，年均增長25.94%，且從**年開始，稅收收入一直超經濟增長，同期稅收彈性系數均在1.5以上，**年更是高達3.29。而同期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即宏觀稅負也由**年的7.15%，增長到**年的10.94%，增長了3.79個百分點，年均增長10.60%。另一方面，目前南通市宏觀稅負水平還不高，與全國、全省平均水平還存在一定差距。以**年為例，如表（二）所示，稅收收入以稅務機關組織的全部稅收收入及海關代征的進口稅收計算，GDP按當年價計算，則南通市宏觀稅負分別比全省、全國平均水平低3.07%、6.59%。

南通市國稅機關組織的稅收收入是全市稅收收入的主要來源，在**—**年的5年中，國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除**年為53.42%以外，其余均在58%以上。而且各個稅種中，國稅機關征收的增值稅、消費稅（以下簡稱“兩稅“）相比而言與GDP關系最為緊密，其中，工業增值稅、消費稅與第二產業中工業增加值，商業增值稅和第三產業中商業增加值在結構上有比較密切的對應關系；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則與GDP中的營業利潤部分有相關關系。**年，四個稅種收入占全市國稅收入的比重已達95.65%。所以說，通過對國稅宏觀稅負的客觀分析、比較和判斷，可以深入了解全市宏觀稅負的實際水平以及南通稅收與經濟的內在聯系。為此，筆者對南通市國稅宏觀稅負進行了專題調查，深入分析全市國稅宏觀稅負的基本狀況，影響國稅宏觀稅負的主要因素，以及南通自身的經濟特點對國稅宏觀稅負的實際影響。

表（一）：**—**年南通市宏觀稅負比較（略）

表（二）：**年南通市宏觀稅負的橫向比較（略）

一、南通市國稅宏觀稅負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