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分析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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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經濟學兼具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特質,決定了經濟學研究方法應是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執。但就現狀而言,國內對于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尚顯不足。經濟系統的復雜性、動態性和多因性,使得國內經濟學研究的數字化、模型化尚處于摸索階段。
近年來,基于我國制定發展規劃、確定投資規模、擬制戰略目標等決策的需要,準確評估和預測經濟現狀與發展趨勢,已然成為迫切需求。通過建模分析經濟走勢,成為經濟學界普遍關注和研究的課題,也是未來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研究的重要方向。實際上,早在1979年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與美國國際經濟循環研究中心合作,建立了由七個發達國家為基礎的國際經濟指標系統,其通過選取關鍵經濟因素、確定合理的評價標準,建立了基于模型的經濟評價系統。之后,一些國際性組織也出現了相應的監測預警系統。1979年歐共體開始關于成員國經濟監測預警系統的研究;1978年經合組織建立應用先行指標來監測成員國經濟動向的機構;80年代中后期,日本等國相繼建立了經濟預警系統。1990年國際IFAC大會出現了系統辨識中最新理論――人工神經元網絡理論用于景氣預測,取得較好的擬合效果。近幾年來,基于模型的經濟發展研究,已經引起國內經濟學界的重視,并取得了相應成果。基于模型化方法研究經濟發展問題,具有分析結果精確可信、趨勢預測科學和精度高的優勢,或將成為經濟學方法發展的主流方向。
然而,不同于其它系統的是,經濟系統是極其復雜的系統。一是分析對象多樣化,二是每個對象的影響因子多樣化,導致建立系統模型極其困難,如果考慮數學上的模型變量復共線性問題、收斂問題以及精度問題等,基于模型化方法研究經濟問題,則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二、系統建模的基本方法和步驟
系統建模是利用輸入輸出等觀測變量辨識和估計未知參數,建立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較為準確的數學模型或統計模型,以分析系統特征的過程。建模方法諸多,可大致歸納為兩種:一是機理分析法,即通過分析過程的運動規律,運用一些已知定律、定理和原理建立起過程的數學模型,也稱理論建模;二是測試法,過程的輸入輸出信號一般總是可測的,且過程的動態特性總是表現在這些輸入輸出數據之中,故可以利用這些數據提供的信息建立過程的數學模型,也稱為辨識。測試法的關鍵之一是必須設計合理的試驗,以獲得研究對象的相關信息,因為研究目的不同,側重點和關注的角度不同,所需的信息就不同。當然,獲得了觀測數據,在具體建立模型時,則會根據物理背景、系統特性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數學方法估計模型參數。例如,在能較為準確建立系統狀態方程和觀測方程,且對在線處理能力具有較高要求情況下,Kalman濾波方法成為主要方法;若僅能預知觀測樣本與因變量之間存在簡單函數關系前提下,最小二乘方法成為解決這類問題的主要手段;若預先知道被估系統或參數的某些驗前信息或分布,且采樣數據又不充分情況下,Bayes方法成為最有效方法;在多元回歸問題中,不同自變量對估計的作用與影響程度不同,而且估計精度并不和自變量個數成正比,因此選取那些對因變量具有較強解釋能力的變量去估計和分析被估變量,則成為必然,這是對信息具有綜合與篩選功能的主成分分析方法的任務。
實際問題是復雜的,不同工程問題需要采用不同方法去解決。一般來說,建模需要遵循一下步驟:一是分析問題性質;二是根據問題設計試驗方法;三是通過大量試驗采集樣本數據;四是分析對象的物理特性,建立假設模型;五是通過數學方法估計參數、重構模型;六是建立一定準則并檢驗模型的正確性。當然,建模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關于建模的細節問題這里不再詳述。
三、 經濟建模的基本思路與問題分析
經濟系統是數學建模面臨的最為復雜系統之一。一是經濟系統本身結構復雜;二是影響因素復雜,既有顯性關系,又有隱性聯系,如何選擇二者建模變量,并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但只要不斷探索其規律,從不同側面觀察、觀測其變化,總是可以為其建立起比較合適的模型,以研究和把握其發展變化的基本機制和原理,為精確控制該系統提供支撐。和其他系統建模一樣,經濟系統建模以要遵循一下基本原則:其一,目的性:即明確建模的目的,不同的建模目的牽涉到的模型結構和建模方法可能不同。在經濟領域,研究問題的側重點不同,則研究的途徑、實驗的設計和采集的數據性質則不同,所以明確建模目的是研究數量經濟問題的關鍵環節;其二,實在性:即模型的物理概念要明確。對于經濟問題,就是要明確研究問題的側重點和角度,這樣才能建立準確的模型,獲得正確的數據和結果;其三,可辨識性:是指模型結構要合理,輸入信號必須是持續激勵的,獲得的樣本數據要具有代表性,而且要盡可能的充分;其四,可驗證性:在建模之前,必須建立一定的模型檢驗方法和準則,有些需要通過實際背景和景象,有些需要通過新的數據去檢驗模型的正確性,模型不同,得到的結論不同;其五,節省性:建立的模型自變量或待估參數要盡可能的少,否則計算量大,結果有可能因為自變量或參數的相關性而失真。
在數量化研究,尤其是通過建模研究或預測經濟發展時,以下問題尤應關注:
一是數據的采集比較困難,往往要經歷較長的時間周期。經濟問題無論是研究的角度、影響因素還是自身的變化規律都具有諸多隨機性和不可測性,因此收集什么樣的數據,多長時間采樣一個數據,數據的遍歷性和關聯關系如何認定等都比較復雜,這些都是影響建模方法在研究經濟問題時的制約因素和瓶頸,也是建模方法難以在經濟領域得以廣泛應用的主要原因。還有一個機制問題,就是有數據的組織不深入研究數據,能深入研究的組織卻得不到數據,或得不到真實數據。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事前認真設計研究對象的角度、目的和方法,然后分析影響因素或變量,最后確定采樣數據的大小和周期。當然,加強各部門的合作,尤其是科研院所與職能部門的合作是提高數量化經濟研究水平的必要保障。拓展數據采集渠道,加強數據監管,確保數據真實性,是提高研究結果可信性和可用性的基本要求。
二是經濟問題影響因素和邊界條件難以把握。和工業過程或機械過程不同,經濟問題如社會問題一樣,容易受政策因素、自然因素和戰爭因素等的影響,所謂的蝴蝶效應就指出了經濟不確定性的實質。所以,經濟變化的規律往往具有突變性,不像自然界運動規律就是遵循牛頓三大定律一樣,經濟問題往往因外部干擾,其發展特征、速度、規模以及效率等可能會和前期發生截然變化,導致研究問題具有斷續性。所以在研究經濟問題時要注意抓住問題的內在本質,一般情況下,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化,問題本質基本具有持續性;另外要有預見性,能夠盡早預知和把握影響因素和成度,從變化中甄別數據的真實性,盡可能使突變前后的數據和模型具有一致性和連續性。
三是初始模型難假設。經濟問題一般沒有明確的物理背景或原理做支撐,加上數據是離散數據,所以在問題初期,很難假設比較合適的模型去擬合得到的數據,往往要經過大量的試算與分析,才有可能把握模型的真實形態。這就需要認真分析研究對象的本質,從不同側面把握對象的內在本質,盡可能多的獲得驗前信息,為模型假設提供知識和經驗支撐。
四是判斷準則難確定。我們知道,分析問題的角度不同,確立的準則不同,結果和結論不同。另外,準則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諸如結果判別的閾值可能隨著發展要動態作出調整,例如基尼系數,國際警戒線為0.4,實際上該值允許一定的浮動,若政治穩定、制度保障到位、宏觀調控有力,那么該值即使超過公認的警戒線,也不會產生社會動蕩和信任危機。所以說,評判準則如何確定、如何動態調整、如何做到既不虛警又不漏警,是經濟建模要考慮關鍵環節之一。
五是檢驗方法和手段較少。任何模型都需要進行正確性檢驗,否則,結果的可信度值得懷疑。但是由于經濟問題的復雜性、變化的不確定性、實際背景的模糊性和數據的稀缺性,導致檢驗模型正確性的方法和手段較少,結果可信區間、模型修正等缺少后續數據支撐。該問題既要盡可能通過已有數據通過外推做擬合檢驗,也要在建模方面充分吸收專家學者和歷史經驗,以保證模型符合研究對象的客觀實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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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企業投資項目決策;宏觀經濟;統計分析
一、可持續發展的含義
從理論上來說,可持續發展這一戰略包含了三個基本含義:
第一是滿足需求,特別是貧困人民的需求。它的必須條件就是完成經濟的長期、平穩、高效率的發展,它的充足條件就是把人口的數量限制在適當的范圍以內,這樣呢就可以使它呢可以滿足勞動力增長的需求,又不會讓尤其是貧困人們的需求感到有壓力。
第二是清除極端。在滿足當代人或后代人的需求時,資源與生態環境之間會存在著資源的日益減少與環境的日益惡化的問題,清除極端的必要條件是不斷探索與擴大非再生資源,不斷提高可再生資源的生產力,其充分條件則要求盡可能地節約利用資源,積極治理與保護生態環境。
第三,平等共享。要求各代人之間與同代人之間實現資源的平等與公平分配、良好生態環境的平等與公平共享。其必要條件是建立與資源的持續供給相適應的發展規模與速度,其充分條件是制定相吻合的政策與法律體系。
可持續發展就是求得達成社會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并且維系新的平衡,要求支撐人類的社會、經濟、資源、環境基礎具有持續性,以滿足不斷發展的需要,從而達到發展目標。可持續發展戰略強調的是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協和發展,迫切需要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所以,可持續發展可以最大程度的發揮經濟增長的正作用,最大程度的限制經濟增長的負作用,達成真正程度上的經濟增長,尤其是在發展戰略的制定上。
二、企業投資項目決策中的經濟統計分析
企業項目投資決策,是由相關的企業組織,根據許多的可行性研究資料,使用科學的決策手段,將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相結合,將不同投資項目或投資項目的不同方案進行估計預算和確定,挑選出最佳的決策方案全過程。投資項目的決策是投資項目過程中首要解決的一個重要階段,因為決策是否正確,不單單關系著項目以及整個企業的生產經營,嚴重的是可能的對整個國民經濟都可能有重大的影響。因此,企業選擇一個什么樣的項目進行投資也就變得及其重要了。
企業投資項目的分析可以分為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即投資項目的微觀經濟分析和投資項目的宏觀經濟分析。
投資項目的微觀經濟分析僅僅從企業角度出發,對項目內部的費用和效益進行分析來確定投資項目的可行性,不涉及投資項目對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的損益,因此,投資項目的微觀經濟分析就帶有較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投資項目的宏觀經濟分析是從國民經濟的全局出發來分析評價一個項目的決策方案,投資項目的宏觀經濟分析的目的是對投資項目的社會經濟效益進行評價,以確定投資項目的實施對社會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投資項目的宏觀經濟分析較投資項目的微觀經濟分析更具有意義。投資項目的宏觀經濟分析是從整個社會角度出發來考察、研究、預測和評價投資項目對社會的貢獻,以此決定項目的取舍,它既要考慮直接經濟效益,也要考慮間接經濟效益,從多方面評價,所以也就更有利于企業的不斷成長和社會的持續性發展,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投資項目的宏觀經濟分析是從國民經濟的全局出發來分析評價一個項目的決策方案,在此,我們可以看出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更加有助于企業的發展,而且對整個國家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都是必要的并且是有益的。
三、實施企業投資項目決策中的宏觀經濟統計分析
在制定投資項目決策時,應根據投資主體的不同,綜合的進行微觀經濟分析和宏觀經濟分析,處理好投資項目的微觀經濟效益和宏觀經濟效益的之間兩者的關系。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是企業論證投資項目對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的估計,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出發來考慮、研究、預測投資項目對預測的社會目標所作的貢獻的大小,所以當投資項目符合國際或地區產業政策、企業限于分析能力可通過咨詢有關研究機構予以解決,而相關的政府機構應積極的予以相關的幫助。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要在目前已經習慣了的、確定性分析的基礎上,加強不確定性的分析,充分利用概率論與數理統計以及經濟數學所提供的各種理論與方法,去為企業制訂各種決策方案提供科學的依據;去為企業在一定的風險下獲得盡可能多的利益或者在一定利益下承擔盡可能少的風險提供有依據的保證。
結語: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企業進行宏觀經濟統計是存在一定的技術上的難度的,并不是每個企業都能夠做到的,因此并不是強行要求每個企業都要進行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在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下呢,特別是對于大型的企業,很有必要進行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的,因為大型企業的一些決策是關乎到國計民生的,所以呢特別是大型企業要在可持續發展這一戰略之下呢,進行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為我國的國民經濟的發展獻上一份力量。
篇3
【摘 要】本文結合河北省井陽公路四座大橋,對舊橋改建下部構造再利用的經濟效益進行了分析,結果說明舊橋改建下部構造再利用的經濟效益明顯,項目技術有一定推廣意義。
【關鍵詞】舊橋改建;下部構造;經濟效益
Economic analysis of bridge reconstruction
Tian Ze-yu
(Big wide highway Jingheng Management Office Shijiazhuang Hebei 050000)
【Abstract】In this paper, Hebei Province, four well-yang Road, Bridge, Old Bridg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ower part of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re-use of construct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lower part of the old bridge structure and then rebuilt using the obvious economic benefits, the project will promote the significance of technology.
【Key words】Old Bridge reconstruction;Lower part of the structure;Economic
省道井陽公路位于河北省井陘縣,西接山西陽泉,全長18.993公里,是晉煤外運的主要通道。全線有大橋四座,分別為南峪大橋、貢家莊大橋、地都Ⅰ號橋、地都Ⅱ號橋,原橋1982年建成通車,設計荷載標準為汽車-20級,掛車-100級,已運營25年,由于超重車輛較多,承載能力下降,已不能滿足車輛運營要求。將四座橋上部結構拆除重建,改為預制同跨徑三箱三室箱梁,下部結構(包括蓋梁、柱等)雖然也有缺陷,但為了保證晉煤外運,保證河北省冬季取暖,為在最短時間內通車,所以對下部結構加固后進行再加固后再利用。
1. 橋梁改造的宏觀經濟分析
數據調查:施工期間,每天車輛約 200輛,每車按 1.5 T考慮,工期90天,正常情況下運營車輛 4500 輛,每車載貨不低于60T,客流車輛約占貨車10%。
1.1 橋梁下部加固施工時的宏觀經濟分析。橋梁下部加固施工期間,全社會公路使用者所遭受到的損失有:(1)客貨運輸成本提高,費用為59400元;(2)客貨運輸時間延長,費用為5940元;(3)附近相關公路增加擁擠,客貨運輸成本提高,行車速度降低,費用為1296000元;(4)客貨在途時間增加,費用為129600元;(5)由于車輛繞行而使得增加里程提高運輸成本,費用為45144000元;(6)交通事故增加、貨損事故增加而引起的損失等。因無調查數據,不計。根據以上調查數據,橋梁下部加固施工期間,全社會公路使用者所遭受到的經濟損失共達到4663萬元。
1.2 橋梁下部結構加固部分若為新建的宏觀經濟分析。橋梁加固部分,如果采用新建,則發生與橋梁加固施工期間相似的全社會公路使用者所遭受到的損失。計算過程中主要區別是新建的建設期比加固期長2.5個月。可以用建設期/加固期作為調整系數來推算,建設期取5.5個月。計算結果為:
橋梁下部新建的宏觀經濟損失為:
S=加固的宏觀經濟損失×建設期/加固期
=4663×5.5/3=8549(萬元)
2. 橋梁改造的微觀經濟分析
橋梁加固及新建對當地公路管理部門的影響主要包括收費損失(收費公路)和工程建設費用。
2.1 對于收費公路上,維修加固與拆除重建橋梁下部結構比較,工期將提前75天完工,車輛繞行或限速造成的收費損失為:
收費損失=日平均收費損失額×延長的施工工期
=6萬元×75天=450萬元
2.2 橋梁加固或新建工程費用。完成按技術標準加固或新建方案的投資估算,依照有關公路工程定額進行,新建方案還應包括拆除橋梁構件所涉及到的費用。若采取全部新建方案,上部結構全部拆除重建預算金額為1505萬元;下部結構全部拆除重建預算金額為383.6萬元;現采取上部結構拆除重建,加固下部結構方案,下部結構回固費用大約為93.2萬元。經濟效益費用分析表如下表1。
從上表可以看出,采用橋梁下部結構再利用形式,和新建橋梁相比,直接建橋費用節約290.4萬元,提高收費450萬元,帶來的經濟效益為4626.4萬元。
3. 經濟評價
井陽公路四座大橋均選擇下部加固再利用,這樣不僅節約了大量資金,工期僅為三個月(較新建方案提前兩個半月)就使全線通車,極大緩解307國道的交通壓力,使晉煤外運更加方便快捷。當時正值冬季用煤高峰,該路的提前通車,使其和307國道、石太高速一起承擔起晉煤東運的重任,將極大緩解煤炭運輸的交通壓力,使石家莊市與山西陽泉聯系更加緊密,沿線群眾出行更加方便;不僅僅是節約了資金,證明了橋梁下部加固的再利用在經濟角度是可行的,而且也帶來了不可估量的社會效益,極大地促進了河北和山西兩地的經濟發展。
舊橋改建下部構造再利用,為兩省創造了很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為舊橋改建和橋梁下部構造再利用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具有很大的應用前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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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我們對數據模型的預測一般基于對數據的積累,另外有自己一定的研究方法。”2月4日上午,剛開完會下來的王虎在接受《投資者報》專訪時如此表示。
記者注意到,他在回顧一年中形成的報告時指出對宏觀經濟的總體把握方面尚無重大失誤,除了年初對GDP的增速預測低于年末實際值外(預測為8.4%,低于8.7%),其他經濟指標的預測均沒有犯方向性的錯誤。
他透露,2009年對宏觀經濟分析基本依據三個邏輯框架:周期理論(始于1999年建筑業周期的延續)、廣義流動性(貨幣資本、貨物貿易、勞動力等)和供求理論(費雪方程式的變換)。
從周期理論中他們認為,2015年之前中國經濟增加的原動力仍在起作用,故看好房地產業;在對廣義流動性的理解上,他們堅信全球經濟復蘇過程漫長,出口高增長、升值、加息等預期難以兌現;而他們運用供求理論不僅解釋人們對CPI無須恐慌,而且還解釋了大市值股票為何表現糟糕的原因。
積極政策內涵或會調整
王虎預計,2010年中國經濟的重心將轉向擴內需和調結構,從而逐漸釋放中國的消費增長潛力。政府經濟戰略的調整,最后必然反映在經濟政策的導向上,“預計2010年中國政府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政策內涵可能會有所調整。”
2010年,積極財政政策的導向預計將會有所調整,用于民生的支出份額將會上升,尤其是保障體系的建設將會加快,這也會釋放中國社會的消費能力。
在貨幣政策方面,由于中國經濟增長短期內面臨的困境,是民間投資的復蘇和消費的增長及產能過剩的加劇,這些增長領域的問題也將影響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從促進民間投資的角度來看,首先應保持一個比較低的實際利率;促消費的增長則需要進一步發展消費信貸,也需要維持比較低的利率水平;對產能過剩的治理,實際是如何提高對產業結構調整的金融支持的問題,這方面可能主要依賴窗口指導,引導金融機構合理把握信貸投放節奏,優化信貸結構,防范信貸風險。
為此,“我們認為,無論從物價上漲速度還是從保增長調結構的經濟目標考慮,央行在2010年(至少是在上半年)將不會調整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貨幣政策的操作主要體現在公開市場操作和對信貸投放的窗口指導方面。”
2010年GDP關鍵看出口
對于2010年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王虎預計投資會下來,消費跟2009年差不多,關鍵是看出口。“如果出口轉好,投資則會下降,同時國家政策收縮會緊一些。”
雖然目前出口不太明確,不過今年情況應該比去年好。隨著全球經濟緩慢復蘇,2010年的出口將現10%左右的增長,中國的出口部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由2009年-3%左右回升到2010年的0貢獻,因而從宏觀調控角度看,中國經濟增長對內需(投資和消費)增長的要求將低于2009年,從而對刺激政策力度的要求也將會減輕。
篇5
關鍵詞: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相關內容;發展問題;提高方法
引言: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在社會經濟領域應用的范圍在擴大,都促進眾多領域的發展和進步發揮出了重要的作用。其在發展過程中對基礎性的理論、方法等開展合理化運用有利于提高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研究、應用的水平。對于國家有關經濟主管部門來講,對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理論知識、模式等進行有效性應用可以把握好經濟發展的整體性趨勢,為從人力、物力、財力方面指導我國眾多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重要數據信息參考。因此,我們針對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相關內容、發展面臨的問題、提高方法進行分析和研究工作。
一、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相關內容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學科由以往的經濟學、統計學融合而組成,通過對宏觀經濟理論的運用,進行眾多經濟運行資料、信息、數據的統計和分析,對宏觀經濟的運行形成基本的統計分析結果,加深對經濟發展趨勢、產業經濟結構認知的水平。在具體的應用中,宏觀經濟統計分析通過專題性的統計分析工作和制度化的統計分析工作形成對宏觀經濟運行發展趨勢的深刻判斷,漸漸形成完整性的報告內容[1]。
二、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面臨的問題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中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問題。第一,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應用的方法存在滯后性的問題,無法有效性、客觀性的反映出宏觀經濟運行中深刻的問題。同時,有關方面的統計分析人員缺乏創新性思維,沒有順應經濟發展運行的客觀規律。第二,沒有充分的認識到大數據時代特征。比如:對大數據時代網絡信息技術的應用特點存在認知上的缺陷,使得大數據特征的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模型無法有效構架,無法科學、客觀、準確的分析、判斷宏觀經濟運行特點、未來發展的趨勢等等。第三,缺乏必要市場機制的內在推力,影響到了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比如:眾多企業出口積極性受到削弱、供需矛盾的進一步加劇等等[2]。
三、提高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方法
(一)全面貫徹新型的理念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需要以發展性、多樣性、靈活性、全面性理念為支撐,提高其發展的質量和水平。具體來講嗎,第一,需要有效性、靈活性的貫徹我國政府提出的經濟發展方針,充分結合我國經濟運行實際情況,采取有效性的方法規避經濟運行中的風險因素,促進我國經濟更加平穩、科學、健康的發展和進步。第二,需要應用多樣化的理念,充分的協調好經濟運行發展中的各種資源、各個領域,使得它們在多樣化發展的理念下更加協調,促進我國宏觀經濟整體性進步。第三,需要應用好宏觀經濟分析理論,有效性的解決其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把握好其未來運行規律,進一步的提高我國宏觀經濟發展運行質量和效率[3]。
(二)提升宏觀經濟調控能力
經濟的發展運行是促進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的基礎。因此,對于我國政府來講,需要應用有效性的手段促進我國經濟發展,使得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有可靠的動力。具體來講,第一,明確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發展目標,依照經濟發展的不同情況進行不同的模式、方法解決經濟運行中的問題,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第二,對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進行科學規劃,有效性的鞏固國家對經濟宏觀調控的結果,使得我國經濟的效能得到充分發揮,促進經濟平穩、安全、科學、健康發展。第三,進行投融資體制的創新。投融資體制的質量直接影響到社會中各個企業資本的質量和安全性。因此,我國需要加快革新投融資體制,建立起必要的風險投資基金。第四,我國政府需要促進出口退稅進程的加快,為眾多出口企業的信貸提供有效保障。第五,進行國家發展資金的統籌,對重點的經濟領域進行全面性扶持,為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提供有效保障和支持。
(三)構建大數據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模式
大數據理論和技術模式的應用有利于構建新型的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模型,提高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應用質量和水平。具體來講,我國需要以政府信息數據發展應用為重要切入點,全面促進政府信息數據共享平臺的建設,使得政府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行中長期的科學規劃,提高經濟分析的水平和效率,促進我國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4]。
(四)保障社會供求基本平衡
保障社會供求基本平衡有利于為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提供重要指標數據支持。因此,對于我國的政府來講,需要從眾多的方面著手,保持我國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具體來講,第一,需要應用多種方式提高我國的就業率,提高我國社會保障機制的應用能力。第二,適當性的增加政府支出,提高我國經濟運行中消費比例的提高、拉動內需,提高宏觀經濟發展質量和水平,為更好的開展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提供重要依據。第三,促進貨幣的流通,加大對基礎性經濟領域的投資。第四,降低城鄉之間差距,提高居民實際收入水平,開展合理化的資源分配,促進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5]。
結論:
在大數據的背景下,本文以我國政府為主要的視角,通過對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問題為研究的重點,提出來其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通過政府在各個方面的舉措應用完善了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平臺的構建,對于經濟運行中社會各個方面的因素進行分析,對于眾多資源進行統籌,有效性解決了經濟發展問題,提高了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也促進了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和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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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試錯法”改革 宏觀經濟微觀基礎 馬爾可夫過程假說
〔中圖分類號〕F015,F0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的基本背景是漸進的和全方位的經濟轉型。即使現在的匯率制度改革、金融體系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實踐之中。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沿用“試錯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試錯法”意味著改革者不能區分轉型的長期影響和短期沖擊。而很多經濟現象長期和短期效應是相悖的(例如匯率貶值的J曲線效應、農業產量與農業基礎設施投入的關系等),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彎路甚至錯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階段,這種情況尤其嚴重。就目前情況來說,國內爭論的一個熱點,就是我國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說,這些改革總體上是失敗的。以上問題的出現與對我國轉型經濟的研究現狀不無關聯。
目前關于轉型經濟的研究可以歸類為三種方法。(1) 制度經濟學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較靜態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吳敬璉。[3](2) 微觀領域的產業組織分析,主要采用靜態博弈方法或廠商行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這兩種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靜態和確定性分析,忽略了動態和不確定性的影響。經濟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沒有理由不對未來進行預期;另外在中國經濟轉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如工資體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動,以及教育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確定性等。但它們與本文的主旨不同,這暫且不談。(3) 宏觀方面的結構性宏觀經濟分析及實證分析。其中,結構經濟分析主要是利用國外現有理論直接構造結構性的宏觀經濟模型。但是這種方法肯定是誤導的,甚至是錯誤的。這是因為,國外宏觀經濟理論建立的基礎是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這與我國從計劃體制到市場體制的漸進轉型有著本質的差別。例如大多數對人民幣合意變動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張曉樸、[ 8 ] 林伯強[ 9 ] 等),主要是套用國外均衡匯率模型。但國外均衡匯率理論一般假定分析國家為小型開放經濟、產品市場自由競爭和要素國內自由流動,而這三個假定在中國無一成立。實證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國數據進行各種計量回歸,有時在模型中考慮一些制度變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該做法在加入制度變量時十分主觀;另外,即使我們能夠確定那些制度變量會影響宏觀經濟,但對于這些制度變量如何進入模型,以及如何影響宏觀經濟這兩個問題,我們仍然是不清楚的。
總體上,目前中國經濟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難,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國經濟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導致的。筆者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辦法是:首先對目前的“試錯法”改革方式進行規范和科學的理論化和量化,然后闡述特定制度和轉型背景下的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機制,最后,據此科學地設計制度轉型的推進進程。宏觀經濟運行機制是現實經濟人在一定約束條件下相互作用的經濟實現,而對理性的經濟人行為進行規范的描述,則又是科學地闡述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機制的前提。因此,解決(或至少部分解決)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現代宏觀經濟學的主流分析方法與我國經濟轉型的具體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重新建立我國經濟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理論,再把微觀研究運用到宏觀經濟分析。建立這樣的理論或模型,會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這樣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論上也是對經濟學的貢獻。
二、為什么要分析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
(一) 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定義
所謂微觀基礎,應是指兩個方面的含義,微觀行為基礎和微觀制度基礎。微觀行為基礎是指代表性的經濟主體(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動機(例如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廠商追求利潤或企業價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資源約束下進行決策、決策實施和事后學習等的行為,以及把這種行為理論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觀制度基礎是指經濟中現有的制度安排對微觀經濟主體行為的特定約束。則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就應該是指:
“在經濟中現有制度安排、資源和信息的約束下,理性的經濟主體出于特定的動機而進行決策、決策實施和事后學習等的行為,以及把這種約束下的行為理論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 微觀基礎的重要性
近年來,在國內外宏觀經濟學領域,加強微觀基礎研究的呼聲愈加高漲。那么,在宏觀經濟領域,微觀基礎到底有多重要?
對此,不同的經濟學家有著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對主流經濟學派主要經濟學家的訪問表明,大多數經濟學家傾向于認為微觀基礎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觀經濟學的全部。微觀基礎研究的重要性表現在:首先,所有的宏觀現象都是許多微觀現象的加總;其次,沒有這種研究工具,經濟學就不再有許多內容,最終將演變成描述;最后,微觀基礎的研究能夠揭示一般經濟規律后面的深層次的淵源,使得我們對宏觀經濟的運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這并不是說全部宏觀經濟學都必須從微觀經濟學基礎出發,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樣十分有用的模型,盡管這些模型并沒有從單個單位出發并從此建立起來。
實際上,如果經濟的結構穩定(例如完善的市場經濟),政府的政策行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經濟理論加上經驗性的研究可能已經可以滿足一般的宏觀經濟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預測而言,一些實證模型,尤其是時間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為什么要分析轉型經濟的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盧卡斯批評”的啟示
盡管在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微觀基礎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觀經濟學的全部,但是,微觀基礎對于研究轉型經濟中的宏觀經濟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筆者認為,它代表了我國宏觀經濟研究唯一正確的方向。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借鑒現代宏觀經濟理論的最新成果。在近幾十年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中,可能最有影響力的就是所謂的“理性預期革命”,“盧卡斯批評”(Lucas critique) 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盧卡斯(Lucas)[14] 在其經典的論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實施者行為方式的變動,如果不考慮結構性經濟模型深層次參數(deep parameters),則計量經濟研究(尤其是凱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模型分析和預測的系統性失誤。
對此,Lucas舉了一個極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駕車向北行使,你就猜測幾分鐘后我仍在同一條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獲得了良好的(盡管不完全)預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預測如果克拉克大街關閉以后我的反應,那就應該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選擇的路線有哪些。這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了決策問題的本質和微觀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變化下,人的行為可能怎樣變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們做出選擇的方式。
“盧卡斯批評”主要是針對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的行為方式而言的。它雖然深刻,但忽視了對經濟主體賴以行為的制度背景的考慮。這可能是因為盧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因而不必要過分強調制度背景。但在我國全方位和漸進的改革中,經濟制度一直處于深刻的變動中。這意味著傳統理論借以發揮作用的最基本的條件也都得不到滿足,更不用說政策制定者行為方式的變動了。可見,如果我們套用國外的模型來研究中國宏觀經濟,必然會導致模型的設定錯誤(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盧卡斯批評”。而套用國外現有的理論直接構造中國的結構性宏觀經濟模型,正是當前研究我國宏觀經濟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劉小玄等[15]和Wang Xi[16]論證了在經濟轉型時期,由于特殊的晉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應,我國國有經濟經理人同時存在數量與效益的雙重經營目標。而完全市場經濟中的廠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潤這樣的效益目標。這就意味著國有經濟必然表現出異于完全市場導向廠商的特殊行為。此時,套用國外的廠商模型來分析國有經濟行為,方法必然錯誤。王曦[17] 對中國貨幣需求函數的分析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實際上,不單是國有經濟行為與貨幣需求函數,類似的結論貫穿于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的各個方面。
傳統理論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為它們是從一定假定條件(制度穩定、市場競爭性等)下對經濟主體進行微觀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的。而在我國,由于經濟轉型的作用,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條件都不能得到滿足。生搬硬套西方現成模型分析中國經濟在方法上是錯誤的,其結論會誤導。
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是,把現代經濟理論和我國經濟轉型的特殊背景聯系起來,重塑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建立推導真正符合我國宏觀經濟分析的理論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轉型經濟中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
宏觀經濟學本身是一個充滿爭議的領域。由于經濟現象十分復雜,經濟學本身又同時具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雙重特征,對同一經濟現象會有不同視角的觀察,因此出現了不同的學派。目前國際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觀經濟學派有:新古典學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凱恩斯學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為代表。雖然其觀點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體系,我們會發現各個學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著相當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關于經濟人行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過一定的技術模型化經濟人行為從而引出結論并指導政策。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公理化和邏輯化的分析方法。從這個角度看,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問題就包括建立轉型時期微觀行為的公理化體系;通過一定的方法對經濟人行為進行理論化并指導政策。邏輯化的分析方法通常與建模的技術相聯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學派借鑒,這里暫且不談。對經濟人行為的公理化假說是微觀基礎分析的思想基礎,它通常包含對經濟人目標、預期和市場出清三個方面的先驗論斷。不同學派的假設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結論。下面提出轉型時期的公理化假說。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
主流宏觀經濟學假定經濟人是追求目標函數最大化的理性人,簡稱為理性人假說。
在經濟學中引入理性人假說出于兩種動因。一是所謂的“規范性”動因,即了解人們在既定情況下怎樣合乎理性的行動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這通常與討論人們“應該做什么”的規范性研究聯系起來。第二種動因涉及到能解釋和預測實際行為的理模型運用的可能性,這屬于“是什么”的實證性研究范疇。經濟學家首先對理進行刻畫,然后基于理分析實際行為。這一動因構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主要基礎。其理由是,盡管實際行為從原則上說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時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經濟學思想史的發展上,將人類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們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標,是一種重要的觀點。雖然有許多其它的動機(例如令人滿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類的行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強理性人假說,長期以來在刻畫個人行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說運用到經濟學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學派”和“新凱恩斯學派”同時繼承了理性人假說。
(注:相對于“新古典學派”比較一致的理論框架,“新凱恩斯學派”的觀點顯得有些龐雜,但一般認為,標準的“新凱恩斯學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預期假說。)
就轉型經濟而言,筆者認為,一般意義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可以用來分析轉型經濟中的宏觀經濟。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最為方便的理論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顯的行為不協調。其次,經濟學發展史證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是一個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們對宏觀經濟的運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們這里強調的是一般意義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經濟主體。在特有制度下,“個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經濟理論中的“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廠商利潤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經說明,國有企業經理同時具有數量與效益的雙重目標;又如,在人民幣外匯市場上,由于市場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對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員甚至匯率政策的決策者都傾向于維持匯率基本不變。此時,個人風險最小化是更合適和直接的假設。
(二)市場非出清的可能
持續的市場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經濟主體根據已有信息進行最優反應的結果,造成了在每一個時點上,所觀察到的經濟現象都處于均衡狀態;所有的觀察結果都被視為是“市場出清”的,是經濟主體按照他們所覺察到的價格做出的最優供求反應的結果。對此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揀起的10美元鈔票。
新古典學派是市場持續出清假說最強硬的支持者,并且該假說可能是新古典主義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著,價格和工資會以極快的速度調節到均衡點,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脫節和非自愿的失業。理性人假說、理性預期、持續的市場出清再加上盧卡斯總供給曲線,構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經濟周期理論。其政策含義包括:政策無效性的主張、反通貨膨脹的零成本和“盧卡斯批評”等。“新古典學派”對于經濟理論出色的演繹,也許加上一點修辭上的優勢,(注:這主要得益于理性預期中的“理性”一詞,因為沒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經濟學家。)使得它在20世紀70、80年代極其盛行,“凱恩斯主義”似乎注定要退出舞臺。但是新古典主義斷言反通貨膨脹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場持續出清,當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進行反通貨膨脹的試驗之后,兩國經濟深度的衰退似乎對新古典主義提出了相反的證據。這使得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經濟學家開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經濟學的公理化假說,尤其是持續的市場出清假說的可信性。在反對陣營中,新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成為主要的力量。
“新凱恩斯學派”面對“新古典主義”的挑戰,開始著手重塑凱恩斯主義的微觀基礎。他們雖然接受了“新古典學派”理性人和理性預期的假設,但對持續的市場出清假設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評。他們認為,由于市場的不完全競爭、勞動的非同質性、信息的不對稱和菜單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關心公平的經濟主體行為,使得價格和工資的調整存在名義的或實際的剛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剛性使得價格和工資不能足夠迅速地調整以出清市場,于是名義和真實的需求和供給沖擊將導致產量和就業巨大的真實效應。產量和就業對其均衡值的偏離是巨大而長久的,而且毫無疑問這種偏離對經濟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對經濟采取干預的政策,并且這種政策干預是有效的。
在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市場不可能連續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經濟體制改革以前,我國照搬前蘇聯集中計劃的模式來管理經濟,國有企業內部實行物資和原材料的計劃調撥分配,財務上實行統支統收;銀行系統也采用條塊分割的方式來實行現金發行計劃和貸款計劃的數量性管理。在這種體制下,市場的作用被壓縮到了最低點,市場非均衡占據了統治地位,很難想象會有持續的市場出清。經濟轉型之后,由于我國實行漸進的改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善,因此整體經濟中的持續市場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國到目前為止仍實行固定利率制度,貨幣市場不存在利率機制調整貨幣供求,更不用說快速的調整。
市場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著,在一些時候,我們必須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來分析特定的問題。陳平等 [18} 對現階段人民幣匯率非均衡機制的分析是這方面的一個代表。
市場非出清的可能性還意味著,與“古典二分法”不同,名義沖擊很可能對真實經濟總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響。王曦等(2003)[19] 對我國貨幣市場實際運行態勢的分析表明,我國貨幣市場的沖擊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續性;貨幣市場失衡是普遍現象;宏觀總量在向均衡的漸進調節過程中呈振蕩性波動,存在超調現象。
(三)經濟轉型中的預期
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認為:“預期就是對未來事件有根據的預言,因此預期與相關經濟理論的預言是基本一樣的。”大約10年之后,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家才正式將這個假說吸收到宏觀經濟研究中;隨后,該假說開始被新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采納。理性預期是指在形成關于某一變量未來值的預期時,理性的經濟主體會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該變量決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預期的強形式,這與馬思的假說相符,即認為:經濟主體對經濟變量的主觀預期將同這些變量的客觀數學條件期望一致,或者說理性預期不存在任何系統誤差。如果在時期t要預測t+1時的變量Xt+1,則理性預期意味著:
Xet+1=E[Xt+1|It]
其中,It為時間t時的信息集。理性預期也可以表示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為理性預期的誤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顯示,理性預期不存在系統誤差。
就筆者而言,理性預期的思想無疑是正確的。這首先是因為,如果我們采用了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說,我們實際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經濟學家一樣的分析和處理問題的能力。
(注:這個假定可能過強了,一個相對弱的解釋是理性的經濟主體可以從公開得到的專業經濟學家的研究報告中獲悉專業預測。)
這就是說,理性人沒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運用他(她)可以獲得的公開的信息。其次,可以證明,很多其他的預期形式,例如適用性預期、外推型預期等,實際上都是理性預期的特例,是特殊隨機過程下理性預期的特殊實現。但問題的關鍵是:在我國經濟轉型的背景下,經濟人是怎樣進行預期的?
四、“試錯法”改革的隨機過程表述
“試錯法”經濟轉型,其含義是:改革者在推進下一步的改革時,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據就是當前的改革推進程度。在數學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進想象為一個性的隨機制度向量的變動,則該制度向量剛好具有隨機過程中的馬爾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隨機向量的下一期變動只與該向量的當前實現有關,與歷史無關)。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說――“試錯法”改革的馬爾可夫過程表述。為了使這個假說更有適用性,我們分別考慮了兩種表述:
強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為制度向量, A為系數矩陣,C為趨勢向量,ε為i.i.d.的白噪聲,It為時間t時的信息集,函數μ(?)表示其他當前狀態向量(Z)對改革推進的影響。由于μ(?)利用了額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設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個例子是我國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進行“價格闖關”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這種“試錯法”的改革推進特點對經濟主體的預期行為而言,就是他們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來預測未來。對式(1)和式(2)取條件期望,有:
預期強形式:E(Xt+1| It)=AXt+C (3)
預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對改革推進的預期只與當前的改革安排有關,與改革的歷史無關;式(4)雖然利用了當前改革推進的額外信息,但仍與歷史無關。
以上分析說明,由于經濟主體在預期時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預期表現出“短視(myopia)”的特征。
五、結語
在“試錯法”的改革過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經濟結構不同導致了中國宏觀經濟殊的微觀行為方式。此時,直接照搬主流宏觀經濟學的模型是誤導的,必然遭受到“盧卡斯批評”,產生系統性錯誤。解決這個問題應從深層次著手,將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與中國經濟轉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以重塑轉型時期的中國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作為這個工作的第一步,我們重新定義經濟轉型時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對“試錯法”改革的馬爾可夫過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市場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預期假說。下一步的任務就是,針對具體問題,利用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技術展開分析。在這方面,我們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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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而從投資從業人的角度來看,目前的時期可能就處于較大波動的時期或者波動的預備階段。我們說比較劇烈而不是劇烈波動,是因為在我們的預期當中,至少整體的宏觀環境是相對穩定的,這是相比之上世紀初以及上世紀中期而言。而且從波動的范疇來說,可能經濟領域的變化,要比政治領域的變化更加明顯。然后經濟領域的變動結果,再回過頭來影響政治格局,當然這是更長時間之后的事情了。
而且以我們目前的關注度,即使僅僅關注經濟一個領域,也是非常困難的事。并且即使意識到經濟領域的未來變化,卻依然難以割舍我們以往的思維模式。最典型的來說,現在宏觀經濟分析以及投資策略研究,依然是無數投資分析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主要組成部分。而無數的投資者,也依然執著于自上而下的、從宏觀經濟去判斷大盤未來走勢。即使已經被今年以來的結構性行情打擊的無以復加,但依然寄希望于對上證指數的分析,期望能抄到一個大盤的底部,這從銀行股的無數次萌動可見一斑,同時繼續無視其他更加波瀾壯闊的結構性機會,卻沒有發現,經濟結構與市場結構,經濟屬性與市場屬性都已經或者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
有人說,中國股市的前十年,屬于大盤時代,當時股票品種太少,隨便買一只,而不用管公司是做什么的,就可以享受不少于大盤指數的收益。爾后十年,以2006、2007年的大牛市為代表,其特點就體現出以板塊為主的操作模式的開始,主要的操作形式就是以風格輪動和行業輪動為主,從而獲取超越大盤的收益。
篇8
在
(二)ln-shim序列的bp濾波
頻譜濾波(bp)利用譜分析方法對經濟時間序列的周期進行分解。根據黃繼平、黃良文(2003j的研究,大致可以認為上證指數在18個月至60個_月之間存在波動,因此,可以把wp=1/18(p=18),wq=1/60(g=18)作為切斷頻率。采用bk固定長度對稱濾波,設定滯后項數為18,循環周期pt=18,pu=60,分解結果如圖3所示。從保存的權重矩陣可以看出,2~3年周期成分的權重最大,可以作為上證指數的循環要素。需要注意的是股市周期是一種重復出現的價格周期,它屬于時間周期。價格波動的底部稱為波谷,頂部稱為波峰,周期長度是從波谷到波谷測量的。
從序列循環因素圖可看出,在1994~1996,1996~1999,1999~2002,2002~2006,2006~2008年間存在上證指數的周期循環。當然股市周期也可以從波峰到波峰測量,但時間序列中波峰通常不如波谷那樣穩定而可靠。
2 公司管理能力。公司內在價值不僅取決于各種顯性的財務指標,而且公司隱性的管理能力也很重要。在股市周期性波動的波谷,尋求安全邊際高的投資目標需要同時兼顧兩個方面。投資大師巴菲特對公司管理能力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管理者的行為是否理性。從投資者的角度看,公司最重要的管理是公司資金的分配。從長遠來看,資金分配決定了股東投資的價值,如何分配公司盈利——繼續投資還是分配給股東,是一個邏輯和理性的問題。(2)管理者是否坦誠。在股市投資中,投資者的投資決策是以公司公開披露的信息為依據的,但許多管理者在對外報告公司業績時樂觀有余而誠信穩健不 足,這是經理人員為了追求自己的短期利益所致。因此,能夠堅持全面、真實地披露公司財務狀況的管理風格,成為考察公司管理能力的一個標準。(3)管理行為是否有效。公司管理者可能盲目模仿、爭相攀比同類公司的行為,包括擴張、并購、建立經理獎勵制度等等,這些行為可能帶來平庸的回報甚至損失。
(二)公司外因分析
1 公司所處行業背景。行業研究是對上市公司進行分析的前提,也是連接宏觀經濟分析和上市公司分析的橋梁,是價值分析的重要環節。行業有特定的生命周期,處在生命周期不同發展階段的行業,其投資價值不一樣;而在國民經濟中具有不同地位的行業,其投資價值也不一樣。在宏觀經濟運行態勢良好、速度增長、效益提高的情況下,有些部門的增長與國民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同步,有些部門則高于或低于國民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因此,投資者應選擇與經濟增長同步的要素密集使用行業及在行業生命周期中處于成長期和穩定期的行業。
2 宏觀市場背景。(1)宏觀經濟及國家政策。經濟周期和政策周期對股市周期起著直接的影響作用。在研究價值投資時,必須考慮作用于股市的外部力量所構成的系統性風險。對于宏觀經濟,主要考察宏觀經濟指標的變化及其趨勢,預測其周期,從而對股票投資做出前瞻性決策;對于國家政策,主要分析其對股市周期的影響和對行業的影響,以及對上市公司業績構成的影響。宏觀經濟和國家政策的變化,對于投資股票和持有股票時間都是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2)投資主體。投資主體的構成對股市的發展及投資者的投資理念和投資方法會產生較大的影響,機構投資者和散戶投資者在投資理念方面的差異是明顯的,因此投資主體也是研究價值投資時需要考慮的因素。目前投資者的過度反應仍然是價值投資可以利用的一個機會。
四、以2006~2008年市場波動周期為例進行檢驗
篇9
【關鍵詞】貨幣供給 貨幣缺口 貨幣政策
一、引言
流動性過剩會造成資產價格的上漲,也會帶來通貨膨脹。流動性不足則有可能帶來經濟停滯甚至危機。我國2003-2006年處于流動性過剩狀態,2006年以來股票市場迎來牛市。有人認為這是資金過多造成的,流動性過剩為股市提供了足夠多的資金。事實上 流動性過剩會引起資產價格的上漲,這個結論得到很多學者的支持。國家統計局宏觀經濟分析課題組(2008)認為造成國內2006年左右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貨幣供應量和銀行體系資金過多。此外,還有流動性過剩會引起社會上出現過多閑置資金,企業會更加熱衷投資,將實業轉向泡沫行業;流動性過剩也會造成貨幣政策傳導效力不足,使大量資金活動于在資本市場內,游離實體經濟之外,致使出現表面流動性過剩,實際內里不足的矛盾現象,破壞了宏觀經濟結構。
其實國外很早就開始了有關流動性研究問題的研究,受美國次貸危機影響,國內從2007年也開始大量研究該問題。主要是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一是探討流動性涵義;二是評估流動性狀態;三是深入研究流動性發生變化的根源及影響;四是不同層次的流動性之間的關系以及流動性狀態對央行未來采取政策的影響。其中流動性涵義的界定是研究流動性問題的基礎,流動性的評估方法以及其影響因素是研究的進一步推進,對經濟的影響是研究的最終目的,以更好地促進經濟、穩定貨幣政策制度。
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流動性研究發展至今,關于流動性涵義,國內外學者意見趨于一致,認為流動性不僅僅只是凱恩斯當年所提出的貨幣概念,而是將其分內涵和外延,包括其他金融資產。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2008)、周吉人(2013)、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課題組(2013)均根據不同主體將流動性分為貨幣流動性、銀行體系流動性和市場流動性著三個層次。其中貨幣流動性指貨幣的充裕程度;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指商業銀行整體資產的擴張情況;市場流動性則討論在金融市場上資產變現的難易程度。從現有的研究文獻可以看出,國內外的研究都將流動性分為多個層次,有差別的只是根據國家的特性而或分三層亦或兩層,總體來講,大體相當。
在評估整個經濟流動性狀態中,國內學者們主要從兩個方面:宏觀角度和微觀角度。就相關文獻可以看出,微觀角度上研究者多半自覺或不自覺地直接將中間的銀行體系流動性直接認定為整個經濟的流動性狀態(陸磊,2007),主要的評估主要有:存貸差、存貸比、存貸款增速、備付金比例、超額準備金率和銀行間市場拆借利率以及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張率等指標。從宏觀角度上研究者則主要利用價格缺口法、名義貨幣缺口法、實際貨幣缺口法以及貨幣過剩法,馬歇爾K值系數,M/GDP對其趨勢值的偏離等等。國內的流動性層次的劃分主要是從基礎性的貨幣流動性到中間層次的銀行體系流動性,最后直到下游的市場流動性。而上述不論是微觀角度還是宏觀角度,基層的市場流動性都是被分割在外的,且多為數量型指標,央行制定貨幣政策也多半采取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如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和再貼現等,收效也不錯,造成這種局面也許是由于國內的制度以及歷史因素造成的。
然而,我國當下正處于經濟改革階段,在金融體制變革和經濟結構也在不斷轉型等諸多因素下,央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時創新使用了非傳統貨幣政策工具:抵押補充貸款(PSL)、常設借貸便利(SLF)和中期借貸便利(MLF)以及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來調整流動性結構。這些創新的非傳統貨幣政策工具表面上看上去依舊為數量型調節方式,但從深層上考慮,是引導長短期利率。在發達經濟體系中,貨幣當局多半利用利率等價格型調節工具。美、日、歐洲在面對經濟危機時,多半先采用零利率政策。改革的過程中國內貨幣當局也正在慢慢弱化數量調控,強化價格調控。
本文認為貨幣過剩在理論上表明為貨幣供給的總量超過了經濟發展的需要,從而會引起房價、股市等資產價格的上漲以及通貨膨脹。根據此定義,本文應用我國1997年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四季度的數據,來分析實際貨幣供給和均衡貨幣供給以及實際貨幣缺口的關系。
二、模型檢驗與分析
(一)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文樣本范圍為1997年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四季度,變量(圖1)采用的均為季度數據,且均經過X-12方法進行了季節調整。所有樣本數據均來源于WIND數據庫。本文利用Eviews6.0軟件先列出均衡貨幣供給量序列,再對各變量及其一階進行ADF檢驗和協整檢驗,最后做Grange因果關系檢驗。
(二)實證檢驗
趙亮(2012)通過門限面板模型研究我國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的非線性特征得出我國最佳的通貨膨脹區間為[0%,3.2%]。楊祖艷(2009)認為可以通過根據政府采取貨幣政策治理通脹時的當下通脹數值3%來作為均衡的通脹率。以此本文中均衡的通脹率采用3%。其次,均衡的GDP增長率的測量利用生產函數、HP濾波及狀態空間方法得到為7.67%。根據表達式(7)和(8)便可得到均衡的貨幣供給量增長率,進而可得到均衡的貨幣供給量序列。貨幣供給量與均衡的貨幣供給量之間的差額再扣除均衡的貨幣供給量即為貨幣缺口。
結果顯示,上述變量經一階差分后構成平穩序列,均為一階單整過程I(1)。接下來進行協整檢驗以避免“偽回歸”問題。如下表:
ms與mgap協整檢驗結果
結果表明,實際的貨幣供給與實際貨幣缺口存在著明顯的協整關系,也就說明兩者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經過上述兩步,最后對其進行Grange因果關系檢驗,以進一步分析三者關系。
Grange因果關系檢驗
通過Grange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表明:實際的貨幣供給量變化能引起實際的貨幣缺口變化,但后者不能引起前者變化,而且實際的貨幣供給量的決定也并沒有參照均衡的貨幣供給量進行。
(三)結果分析
本文實證研究與早前一些研究結論有些許不一樣,即實際的貨幣供給量與實際的貨幣缺口之間不是互為Grange因果關系。貨幣需求函數的不同是其中一個原因;許多學者都有研究過1997年-2009年期間的流動性狀態,在此之間流動性狀態與經濟情況是較為吻合的。我國2008年下半年4次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從17.50%降至14%,5次降低利率,從4.14%降至2.52%,同時采取了4萬億的經濟刺激,M2增速持續超兩位數,其目地是向市場提供寬松的流動性資金,拉動內需以此刺激經濟。從歷史角度來看,當一國出現經濟危機時,該國貨幣當局幾乎是首發措施便是利用極低的利率和釋放流動性緩解國內流動性出現的危機。不過在2013年6月出現的銀行流動性嚴重不足事件中,央行是在最后的階段才釋放流動性緩解銀行的短暫性的“流動性危機”。雖然最終還是釋放了流動性,但從側面可以反映央行對待市場的態度的轉變,也許這也是結果出現不同的原因之一。
三、結論
本文基于貨幣需求理論對國內的貨幣供給和貨幣缺口進行實證研究,得出以下基本結論:
第一,我國實際貨幣供給與貨幣缺口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實際的貨幣供給量的決定沒有參照均衡的貨幣供給量進行,表明滿足流動性狀態實際上是實際貨幣總量偏離實體經濟所需的貨幣量造成的。第二,實際的貨幣缺口變化不能引起實際的貨幣供給量的變化,這也說明將貨幣缺口作為衡量流動性過剩的度量指標已不再合適,經濟改革轉型的同時,貨幣政策中更多地應該以利率作為中介目標,更多地重在調整流動性結構,使釋放出的流動性能夠滲透到實體經濟真正所需要的地方。
自2007次貸危機以來,全球發達經濟體系整體受挫,經歷了很長一段艱難復蘇階段,國內雖受到些牽連,但GDP增速前期依舊呈現良好狀態,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貨幣當局也將人民幣國際化提上日程,多國利用人民幣作為外貿結算貨幣,人民幣于2015年被納入了SDR(特別提款權)。
綜上所述,無論是利率市場化還是人民幣國際化,都將對貨幣當局制定貨幣政策造成一定的影響。實現貨幣政策目標,有研究認為可以通過利率政策或采取財政部與央行資產負債表協同的央行資產負債表政策對國內流動性進行調整。
眾所周知,我國的外匯占款要遠遠高于其他國家,從我國的央行資產負債表來看,一方面,資產方外匯占比過重。2007年外匯占總產為68.01%,此后外匯占比增長率一直保持著兩位數高速地增長,截至2013年12月,外匯占比高達83.29%。另一方面,負債方主要以儲備貨幣(即基礎貨幣)為主。基于我國的外匯儲備的貨幣發行體制,資產負債表上大量的外匯占款,就會帶來以下問題:大量的外匯占款,造成資產負債結構不匹配,本幣供給壓力增大,會釋放出更多的流動性,進而引起通貨膨脹,在面對上述情形,央行要防止過高過快的釋放流動性,則必須進行對沖,此外在財政部的協同幫助下,央行的一系列對沖流動性舉措也許能達到更佳的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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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課題組.中國央行流動性供給機制:問題及改進[J].上海金融,2013
[5]周吉人.重新認識流動性和流動性風險管理[J].宏觀經濟研究,2013,(9).
篇10
摘 要: 步入21世紀以來,世界格局已經由過去的歐美繁盛轉瞬間變為亞太繁榮,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亞太這塊新興的繁榮大陸上,而次貸危機的席卷更讓這種關注變得無可取代,在亞洲,中國的崛起在世人眼中無疑是驚人的,而中國的經濟發展更是讓許多西方國家望洋興嘆,在過去10年中,中國依靠正確的宏觀經濟調控引導使得其發展進入了飛速時期,經濟增長總值更是一路領先。通過對我國長期經濟發展的不斷摸索與研究,發現我國宏觀經濟的相關調控在當前依舊面臨著很多問題,而這些問題尤為突出的特點是它們并非短期之內可以馬上得到解決,而是需要通過長期的努力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決,而過去急速發展的模式讓一些未能及時得到妥善解決的問題都在發展之后集中的爆發出來,如何妥善的解決這些問題,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來說值得深思。
關鍵詞: 總需求管理 市場經濟與動態均衡 總供給與發展模式轉變
乍看之下,因為無論何種經濟體都會面臨著宏觀經濟所帶來的問題,而以中國宏觀經濟問題作為標題就會顯得不太合乎邏輯,但是仔細琢磨就會發現這種問題的確是當今世界經濟范圍內普遍關注的方向。對于中國而言其經濟發展已經連續30年走高,而擺在我們面前的經濟問題到底是短中期還是長期,值得每一位經濟學者做出思考。
一、宏觀經濟理論的長期分析方法
對于長期宏觀經濟問題的討論,因為其具有很大的抽象因素,所以一般在討論時可以將其分為兩部分以便更好的解析。
其一是交易理解的實際產出與生產要素投入之間的關系。如果對所使用的技術不加以改變,而是單純的投入,其產出也應該同比增高,但是受到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等相關因素的相互干擾,就會使得投入增長對產出增長的貢獻變為動態下降(理論上甚至可以降至為0)。這種理論看似過于抽象,但也并不是沒有實例(例如在前蘇聯解體之前,政府雖然對經濟的投資不斷增大,但是其經濟還是陷入了無法挽回的境地)。而與之對立的,是一些發達經濟體雖然沒有過快的增長速度但是卻依舊保持著較為理想的活力,主要原因就在于這些發達國家的技術進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投入遞減效應。
其二便是更為抽象的解析了,一個健康成熟的經濟體可以利用價格自由調整的市場經濟機制作為其發展的基礎,并依照市場當下的選擇預判出最優的消費儲蓄比率,最終使得可以將今天儲蓄轉化為明天消費的靈活市場體系。而病態的經濟體制則是一種不顧市場經濟導向,以超前消費為理性選擇地盲目之舉,這種現象如果不加以遏制就會發展成現實中美國次貸危機的真實寫照。
二、中國長期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
首先,可以將中國30年來的經濟發展進行展開似的簡要分析。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對于資本的需求要遠遠大于對于勞動力的需求,這就使得在那個年資的收益十分的高,而當時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不僅滿足了高速工業化對勞動力的需求,同時也形成了低工資與高增長之間的循環,也將進一步將高收益與低工資之間的循環做到了強化。這種不太健全的雙重循環交叉的推動,支持了我國經濟持續30年在高投資低消費的軌道上運行。這種發展模式在其他一些發達國家之前也出現過,
其次,這種發展模式是否可以得到長期性的持續?如果無法持續,那其主要的癥結又體現在哪里?例如過去中國廉價的勞動力讓中國成為低端制造品基地,而通過手工制造中國也獲得了很大的經濟效益,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過去低廉的勞動力已經變得越來越稀缺,直接變相的提高了商品的價格,隨之引起的是市場對商品的需求減少,這些變故都最終導致中國過去的低價勞動力已經成為一去不返的標志。
最后,資本動態的無效與生產過剩之間同樣有著緊密的聯系。一種良好的生產方式會因為其具有巨大的增長空間而促使市場表現出非理性的亢奮,直接的表現就是會將過多的投資盲目的引入其中,而這種過多的投資會不會引起收益縮水便成了不得而知的未知數。
三、中國經濟保持長期穩定增長的對策
時至今日,新興崛起的金磚國家在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后,都已經逐步進入了發展的調整階段,這其中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境況更為強勁,但是需要做出調整的事態已經無法阻擋。通過對別國經濟發展道路的借鑒,不難發現市場是最為敏感的經濟試驗田,中長期的經濟調整計劃對于未來的發展更為有利。在過去的發展道路上,中國經歷了讓世界為之矚目的創業潮,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走上了自主創業的道路,而這些新鮮的血液也大大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飛速崛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過去一大批新興崛起的企業公司都面臨著逐漸老化的趨勢。而要想在這種老化的大流中生存下來,就要學會不斷的尋求創新與突破。其次是關于規范經濟體制建設的問題,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對于經濟發展體制而言同樣如此,只有一個規范合理的經濟發展環境,所有的經濟起步才會得到根本性的保障。最后是當地政府與創新關系之間的問題。長期以來,對于市場經濟而言政府所起到的作用似乎只有管制,但其實科學合理的政府決策是可以起到幫助經濟發展的作用的。
四、結語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經濟若想長期保證發展,需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調控好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加快對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的調整步伐。積極構建包括煤、電價、天然氣及成品油等在內的資源性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價,徹底來改變資源要素價格長期不合理的情況。第二要不斷加快壟斷行業及部分國有企業的改革步伐,可以通過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來在國有企業內部推行公司治理制度,還可以積極引導民間資本能夠進入到部分壟斷行業的領域中來。第三在我國經濟內在增長動力不夠強大和世界經濟復蘇不到位的大形勢下,國家為了刺激經濟發展采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要過早停止,相反還要繼續采取更多的必要的財政政策來刺激當前的經濟發展,以確保我國的經濟能保持持續回升的發展態勢,同時能有效緩解經濟發展的壓力。 (作者單位:鞍山市委黨校)
參考文獻
[1]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2010-2011年中國宏觀經濟報告――流動性回收與新規劃效應下的中國宏觀經濟[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1,(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