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學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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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學東漸思索
最近國內學界,許多人呼吁建立中西合璧的西方古典學①。現代西方古典學從18世紀末到二戰為第一階段,從二戰到當今是第二階段,但都建立在一個共同的基礎之上,即19世紀德國古典學。18世紀后半葉的德國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思潮以古希臘為典范,不同于14—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偏重古羅馬的古典主義,為古典學的誕生提供了強大的原動力。它是通達“古希臘羅馬文明的本質”的最根本途徑。古典學的基礎與核心是古典語文學(klassischephilologie),包括古典語言,語法、詞匯、方言、格律等方面,以及文獻學,包括校勘、考證、作品真贗、創作年代、作者身份等。古典語文學的主體是古典文學。本文研究的對象是古典文學在中國的翻譯、傳播與研究情況。這里的文學不僅指戲劇、詩歌、小說、散文等;也包括如柏拉圖的《理想國》、修昔底德的《歷史》等哲學、歷史著作;還包括文學理論或藝術理論著作,如亞里士多德《詩學》、朗吉努斯《論崇高》等。文學的研究僅指對這些著作從文學的角度進行詩學、美學的闡述、批評及對文學理論本身的研究;不包括政治、歷史、哲學層面的研究,如對柏拉圖《理想國》的倫理、哲學或政治研究不是本文的對象;但對其進行詩學的研究卻一定在本文范圍之內,如王柯平《<理想國>的詩學》等。西學東漸的初始階段是沒有文學、歷史、哲學的區分,隨著研究的深入,專門化了。哲學、歷史方面已頗有成就,如《西方哲學東漸史》[1]、《希臘史研究入門》[2],只是文學還未有人問津。古典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按照其發生的機緣與研究范式的嬗變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20世紀50年代前,“改良群治”、“營構思想”、“歸化”階段;20世紀50—80年代中后期,社會主義“文治”大業;20世紀90年代后,走向古典學的自覺。前兩個階段的主要目的不是文學本身,而是肩負著文以載道的重任。但第一個時期與第二個時期還是有區別的,第一個階段雖然也有很濃的政治味,但古典文學卻是“新娘”,欣賞和崇拜,爭相譯介,以此為榮;而第二個階段卻完全淪為階級斗爭的工具,成了說教的“老太”,譯介研究的人,也是被安排改造的一些“問題”人。第三個階段,古典文學不再背負歷史興亡的包袱,翻譯、研究都比較客觀,回到了文學自身,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學術成就。三個階段是中國社會本身發展選擇的結果,也是兩者互動的結果。
一、20世紀50年代前,從包裝推銷到“改良群治”、“營構思想”主動引入
由于古希臘(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6年)、古羅馬(公元前753年—475年)與當時中國相距遙遠,中間隔著廣袤的中亞、西亞,在當時境況下,兩國直接交往的可能性很小。東漢時,甘英曾到達紅海而返;“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孫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實對”[3],但其后不知所終。唐時,景教曾傳入中國,武宗時禁而絕。蒙古人對基督教比較寬容,但隨著元朝的滅亡銷聲匿跡。明清基督教士較大規模來中國傳教,“那個時代在中國的耶穌會士中,有天文學家、數學家、地理學家、哲學家、畫家、音樂家、水利專家、發射專家,確實可謂‘群賢畢至’,什么人才皆有。他們能推算日食,能鑄造大炮,能繪制地圖,建渾天儀;用拉丁文寫作讓歐洲人了解中國,又用中文寫作讓中國人了解歐洲。”[4]最早介紹西方文化并具有一定影響的是利瑪竇,他用中文寫了哲學和宗教方面的著作,使中國人認識了經院哲學的邏輯,如1603年寫的《天主實義》”,再如艾儒略《西學凡》概述西學各科內容,最多的當然是基督教典籍的翻譯與刊刻發行。他們把基督教義比附中國傳統哲學,如“理學”、“道”等,以及“細論幾何之學與修齊治平之學”[5]。如:托馬斯《神學大全》,羅明堅《天主圣教實錄》,湯若望《主制群徵》,南懷仁《教要序論》等。以學術的面貌出現,易于為中國士大夫接受,如利瑪竇《幾何學原本》收入了《四庫全書》。“禮儀之爭”后基督教在中國遭到全面禁止,中西剛剛接觸即又隔離。19世紀中后期特別是甲午戰敗,有志之士開始認識到“民有智則有民,民無智則無國,智也者,民所以自主、自由、自立,亦即國之所以自主、自由、自立者也”,“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意欲通過師法域外文學,改造乃至重建中國文學,以此來,重建中國思想文化,并進而征服中國的文化危機。中國人開始主動引介西方文化源頭的古典文學。古典文學的翻譯始于《伊索寓言》。早在明清時,傳教士們就譯過《伊索寓言》如,利瑪竇、龐迪我、金尼閣等。1840年廣東報出版了傳教士翻譯的《意拾喻言》(即《伊索寓言》),1888年天津時報館出版了《海國妙喻》,190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林杼和嚴復侄子嚴培南、嚴璩合譯的《希臘名士伊索寓言》,共收寓言280則,1909年陳春生用官話翻譯《伊朔譯評》,共收200多則。除了寓言,神話、史詩、哲學、歷史等著作大量被譯介。1928年世界書局出版汪倜然的《希臘羅馬神話ABC》,創造社出版部出版鄧均吾譯《希臘神話》和1930年謝云逸譯的荷馬的《伊利亞特故事》。商務印書館1933年出版張師竹、張東蓀根據Loeb叢書用文言譯出的《柏拉圖對話集六種》,1934年出版郭斌和、景昌極據希臘原文譯校的《柏拉圖五大對話集》及傅東華的《奧德修紀》等。由于強烈的功利性,這段時期的翻譯方式主要是意譯和達旨。如汪倜然的《希臘羅馬神話ABC》第十章安德里翁與月神亞諦摩斯戀愛,作者只是大致介紹了劇情,然后自己再做些闡釋:安迭迷恩與亞諦摩斯的戀愛是希臘神話中一個極美麗極含詩意的故事,安迭迷恩是臘德摩斯山上一個牧羊人,長得非常美貌。有一夜,月神亞諦摩斯……安迭迷恩的故事極富于詩意,他好似一個少年詩人。
正如書名,這完全是一種向蒙童講故事的口吻。為了吸引國內讀者,這時譯介都按照傳統的閱讀習慣、審美趣味、道德倫理等對原作的情節、敘事結構等方面做了嚴重的增刪和改譯。從某一種程度上來說還是比附,不是洋人而是國人主動這么去做,目的是為了通俗化、大眾化,從而達到新民的目的,和前面傳教士相比都有一個共同的“歸化”模式。當然為了一些異國情調,他們也常常弄些新鮮的名稱,如人名的音譯等,但骨子里,卻被“歸化”了。汪倜然幾乎把希臘羅馬神話裝扮成一部中國傳統的仙人異聞集。其它的文學作品的翻譯也是如此,如謝云逸譯的荷馬的《伊利亞特故事》等。研究基本上是在哲學、歷史范圍內開展的,如1930年世界書局出版朱公振編著的《希臘三哲》,1934年出版嚴群《柏拉圖》等,整個階段成果屈指可數。因為基于啟蒙和救亡的需要,國人的眼光主要專注于西方(包括日本)近現代的作品,而文學似乎還在嘗鮮階段,還沒來得及回味。但他們在譯介的時候也對這些被翻譯的作品做些闡釋,如汪倜然的《希臘羅馬神話ABC》對故事的闡釋,以及該書例言,前四章都可以看作是一種文學研究,不過介紹性強,是一種導讀性質。這一時期對古典文學還是很陌生,各種工作剛剛開個頭,在那個年代已經實屬不易了。正如李澤厚所說,啟蒙剛剛開始,這種思想的洗禮很快就讓位于民族的救亡運動,“改良群治”、“營構思想”很快就讓位于各項革命斗爭實踐了。
二、20世紀50—90年代前,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文治”大業
如果說前一個階段主要是為了新民新思想的啟蒙而譯研古典文學,這一階段古典文學譯研則是社會主義“文治”大業的一部分。1978年前與后雖些微差異,但都完全是用政治觀照文學。建國后,“古希臘、羅馬作家的作品因被視為世界文學的寶貴遺產而得到足夠的重視。20世紀50、60年代翻譯出版的古希臘、羅馬文學作品,除少量是民國初期的舊譯外,大部分都是新譯或重新修訂的譯本。”
古典文學教學綜述
一、前言
當今越來越多的學生對古典文學漸漸的失去了興趣,但又迫于教學安排,去應付考試,拿到學分,致使他們呆在教室如坐針氈,“身在曹營心在漢”。很多學生甚至對古典文學的存在價值都產生了懷疑,質著“:我們花費這么多時間學習古典文學,究竟有何用處?”而教師在舉例證明古典文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毫無底氣,口是心非。文學變成枯燥的理論課或文學史,文學解讀及其能力的教與受脫節,教學目標脫離社會需要……古典文學的教學脫離實際,陷入了重重誤區,古典文學教學迫切需要尋找可行的新出路。鑒于不是很樂觀的形勢,筆者擬探索一下古典文學教學的新策略,以謀古典文學得到一線曙光。
二、深化教學方法的革新
素質教育主要貫穿現代教育的以學生為本即以人為本的理念,教師對學生的價值導向是突出的,主要采用共同探討、平等研究這種方式,以提供學生對知識、文化和價值觀等的比較、思考、鑒別和選擇。故教師要突出他的引導作用,把更多的時間與思考交給學生,以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激發興趣,產生積極的教學效果。固然,萬事開頭難,但習慣成自然,新事物誕生后需要經過千錘百煉才能為人們所接受,那時廣大師生便可以共享甘之如醴的教學成果。
三、啟發式教學手段的運用
啟發式在課改中誕生的一種科學教學法。教師應根據教學內容,運用各種方式“誘導”學生,啟發他們的智慧,挖掘他們的智力潛能,以引導他們富有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地去學習和掌握新知識,乃至開拓新知識。教師講解時,可以按照這樣的一個套路:先巧妙提出問題,再激發學生分析問題的興趣并引爆行動,最后與學生共同求解。
古典文學研究論文
關于古典文學研究與當代意識問題,在我看來,本不成為問題。因為研究過去,總是為了現在和將來。不管哪個時代,誰也知道,著書立說,是給當代和后代的人看的。問題是自覺與否。
例如王國維,他通過對甲骨文的研究,改正了殷商先王的世序,從而糾正了《史記·殷本紀》的錯誤,使后人研究“兄終弟及”的王位承襲制度時,更準確地理解了“國賴長君”的道理。
這看起來似乎和我們當代無關,是純學術的研究。其實不然,它正反映了人類社會進化的邏輯:奴隸主政權為了統治的鞏固、秩序的穩定,它深思熟慮,設計出當時認為合理的王位繼承方案。這一方案直到春秋時期,吳國還在繼續實行這一制度;余波所及,北宋的杜太后還曾囑咐宋太祖死后應傳位于弟趙匡義即后來的宋太宗。那么,這一制度后來怎么又讓位于父傳子的世襲制呢?原來兄終弟及制多次發生搶班奪權、兄弟相殘的現象,因此認為索性確定立嫡長子,以免旁支的覬覦。當然,如無嫡長子,則立賢。而所謂賢,全憑“父皇”的認定,這就必然產生偽裝,如隋煬帝之蒙騙其父隋文帝。這一繼承人問題,紛紛擾擾,不但苦惱了中國,也苦惱了外國;不但苦惱了古人,也苦惱了今人。迄今為止,民主國家的總統直選制,勉強為這一紛擾畫上了一個句號。
我們現當代人懂得這些,就既明白歷史是這樣過來的,一切存在過的都有合理性;但又知道它不斷地在走向它的反面,由合理的轉化為不合理的,最后,皇權的專制必然為民主的政治所取代。所以,研究過去的一切,首先是求“真”,即求得歷史的真相。
但,一切過去的“真”,既有善的,也有惡的。我們繼承發揚善的,批判揚棄惡的,無論正反面,都可給后人以裨益:懲惡而勸善。
求“真”與“善”,是哲學和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任務,而文學則在“真”、“善”基礎之上更追求“美”。孔子早就指出“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可見文學藝術擁有“美”的專利。之所以出現“文”、“理”現象,背景或實質是由于“情”與“理”的存在。求“真”與“善”,是理性的思維活動,而求“美”,則是感情的思維活動。我們常說的邏輯思維即前者,而形象思維則指后者。
古典文學積累研討
語文教學中,作文教學是最重要的內容。它是語文知識的綜合運用,反映的是學生的綜合素質,是學生語文素養的集中體現。在提高學生作文綜合素質的教學中,積累是必不可少的教學環節之一。而古典文學作為作文教學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在作文教學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怎樣才能發揮傳統古典文學的作用提高作文水平呢?我覺得應該注重以下及方面的積累:
一、詞匯的積累文學的傳承性是語言類作品最突出的特點之一,而作為語言類文學作品的承載者,詞匯的傳承是最豐富的。而作為中學生來講,由于其閱讀范圍的限制,學生的詞匯量還不是很大,所以在傳統文學教學中,如果能把詞匯的積累做好,將對學生作文水平的提高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而且和現代詞匯相比,經過歷史的沉積、沿革、發展,文言詞匯更言簡意賅、概括力更強、更能表現出豐富的內容。如果學生能在詞匯積累上做的好,那么對提高作文的表達能力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所以在傳統文學教學中,我們一定要注重詞匯的積累,為作文教學提供幫助。
二、典故的積累典故是中國古典文學中最精華的部分,也是中國傳統文學中最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東西,“畫蛇添足”、“葉公好龍”、“臥薪嘗膽”、“自相矛盾”、“守株待兔”、“三顧茅廬”、“負荊請罪”等等一大批耳熟能詳的典故,本身就沉積了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學生在學習古典文學中,如能更多的積累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典故,并能在作文中如能恰當的運用,一定能使作文水平不但能有豐富的文化內涵,還能收到表達豐富、言簡意賅的效果。同時在教學實踐中我們發現,典故是學生特別喜歡的內容,其他的可能記不住,但典故卻有異常的興趣,不但記的牢,而且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合情合理。充分體現了中國人對自己傳統文化的內在接受性。如果我們在作文教學中能充分運用典故積累的作用。必將對我們的作文教學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
三、優美詩詞的積累從《詩經》到《楚辭》,從諸子散文到漢魏歌賦,從唐宋詩詞到元明清小說,豐富的傳統文學作品中到處都是優美詩詞,從“溯回從之,宛在水中央”的優美意境到“操吳戈兮披犀甲”的悲壯。從“大江東去浪淘盡”的慷慨激昂到“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的婉約,從“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閑適到“車粼粼,馬蕭蕭,行人弓劍個在腰”的緊迫。在整個中國傳統文學體系當中,這樣的優美詩句,這樣這樣迷人的意境,如果學生能在學習傳統文學的中積累起足夠的的素材,對于學生提高古典文學素養,提高學生的語文知識的運用能力,提高學生的作文水平無疑會有很大的幫助。
四、思想文化的積累文以載道,這是中國傳統文學的傳統。所以傳統文學不僅僅是文學的延承和積累,更是思想的傳承和光大。在浩如煙海的傳統文學作品中,蘊涵著中國最光輝、最燦爛、最智慧的文化內涵。無論是老子無為而治的思想,還是儒家“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社會責任感,以及墨家兼愛的博大,法家的嚴謹求真,都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最人性化的思想。而范縝的無神論,佛家的寬容,道家的天人和一,無不體現了中國古人社會與自然和諧的理想和睿智。這和我們當今提倡的“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社會主義治國理念真是不謀而和。我們不能不佩服中國古人對人類自身的合理理解,創造性的社會理想,以及通古閱今智慧。所以如果我們能在傳統文學教學中把這些優秀的思想融于其中,必將在塑造人、升華人、改造人、完善人的教育活動中賦予人最豐富的思想,最美好的精神,最感人的品格。這是傳統文學教學中最不可或缺的。
五、人格的積累在中國傳統文學作品中,具有中國最優秀品質的民族精英比比皆是。那是我們在語文教學中最寶貴的資源,是塑造健全人格、培養優秀品質的重要途徑。在歷史長河中,屈原的愛國情懷、伯牙子期的友誼、勾踐臥薪嘗膽的勵志、劉蘭芝愛情的堅貞不屈、陸游抗擊外侮的斗志、岳飛從容赴死的激昂、以及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國憂民意識。都是我們語文教學中最可寶貴的資源,是我們在課題研究中認識到的、有開發潛力和利用價值的優秀內容。
古典文學閱讀收獲
一直為自己愛讀書而感到幸福,沒想到有幸做了語文教師。因為這個職業注定了與書有緣,與書相伴。福哉!幸哉!我鐘愛中國的古典文學,每每神游其中,便會想起陶淵明的“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心有戚戚焉”。多年的閱讀堅持,不論是知識的拓寬方面,還是專業素質的提高方面,我都獲益頗多。或許是教師的職業習慣吧,我發現有許多的文章,細細品味,它們都會有異曲同工的妙處。今天,我們就來說說《琵琶行》和《明湖居聽書》,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傳誦千古的詩歌———《琵琶行》,是詩人貶官江州次年所作,是一首抒情性的敘事詩。此詩以出色的對音樂的描寫和對人生境遇的慨嘆以及流利婉轉的詩語而享譽后代。《明湖居聽書》是《老殘游記》中歷來最受稱贊的一段。《老殘游記》是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作者是劉鶚。《明湖居聽書》又名《白妞說書》,原回目是《歷山山下古帝遺蹤,明湖湖邊美人絕調》;這是我國小說中以散文化的語言寫聽覺形象的絕妙文字。作者通過精彩的工筆描繪,將無形、無色、無味的聲音寫得形象具體,生動地展示了王小玉高超的演唱技藝和作品藝術魅力。
《琵琶行》和《明湖居聽書》兩篇文章雖然跨越歷史時空,文體也不同,但從塑造藝術形象的方式來看,兩者都屬于敘事文學,而且都以出色的音樂描寫而倍受后人推崇。不僅如此,我們發現二者在對聲音的描繪時,都不約而同地運用了生動、貼切且獨具匠心的比喻修辭,狀無形之物如在眼前,可觸可感。《琵琶行》中,作者運用生動的比喻和富有音樂美的語言,描繪琵琶女極為出色的演奏:用“如急雨”的比喻來表現聲音的粗重和急促;用“如私雨”的比喻來形容聲音的輕柔舒緩;用“鶯語”來表現樂曲的婉轉悠揚;用“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比喻來形容小弦大弦交錯彈撥聲音的圓潤錯落;用“泉流冰下”和“冰泉冷澀”來表現樂聲的緩慢、凝滯;用“裂帛”來比喻四弦齊撥的聲音的清脆悅耳。這樣一來,不僅使無形、無味、飄忽易逝的聲音變得具體可感,而且琵琶女的凄涼身世也通過她精湛的演奏技巧表達得淋漓盡致,使聽者從樂音中深切體會到彈奏者所要表達的深情。正因為如此,詩人才會在跌宕起伏的旋律中感同身受,以致“青衫濕”,宦海浮沉讓他心力交瘁,直面現實,卻仍落得“淪落天涯”的下場。“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表達了詩人和琵琶女的共同命運。
與《琵琶行》相比,《明湖居聽書》中的比喻運用顯然更勝一籌。劉鶚是一位善用比喻的高手。如文中“彈三弦的一臉疙瘩”,在他的筆下是“風于的福橘皮”;黑妞演唱的聲音清脆婉轉,如“新鶯出谷,乳燕歸巢”;白妞的眼睛清澈水靈、神采飛揚,“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白水銀里頭養著兩丸黑水銀”,真是絕妙之極。當然,更絕的還是對白妞的演唱聲音的描述。比如,他用“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來比喻聲音的高亢激越,用“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峰半中腰盤旋穿插”來比喻聲音的婉轉回環。
除此,作者還運用感覺來寫聽覺,如“聲音初不甚大,只覺得入耳有說不出的妙境:五臟六腑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帖;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果,無—個毛孔不暢快”。把美妙的聲音寫得那么具體,那么活靈活現。“這一出后,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煙火,—個彈子上天,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想到東洋煙火那光影迷亂的形狀和顏色,我們就已經陶醉在白妞那迷人的唱腔中了。這是以視覺印象來寫聽覺印象。“恍如由傲來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來峰削壁千仞,以為上與天通;及至翻到傲來峰頂,才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這也是以視覺印象來寫聽覺印象,將無形之聲描繪得具體有形,生動地寫出了那節節高起、出神入化的境界。《琵琶行》與《明湖居聽書》都是歷史上膾炙人口的名篇。雖然二者在體裁和表現主題上存在著很大的區別,但都是以對音樂的出色描寫而著稱。《琵琶行》中是以聲喻聲,以聽覺寫聽覺,而《明湖居聽書》中,除以聽覺寫聽覺外,還以視覺寫聽覺,從聽眾的生理感受角度寫聽覺,這無疑是一種創新。
這種打破界限、運用移覺的方法,可以更生動、更形象地反映出難以傳達的音樂的美,增強表達效果。因此,二者成為中國古典詩歌和古典小說中描寫音樂的絕唱。
古典文學月的別稱
月亮是人類共有的天體,月亮自古以來在中國人心目中就有著特殊的意義,中國人借助想象和聯想,賦予“月”很多的別稱。筆者借助工具書和文獻材料,收集整理出以下類型月的別稱:
一、借月形特征構成的別稱及其修辭生成
許慎《說文解字·月部》:“月,闕也,太陰之精。象形。”段玉裁注釋本徐灝注箋:“古文、鐘鼎文象上下弦之形,日象圓形,故月象其闕也。”月的有些異稱便遵循此原則,以形體來命名。其構成方式大致有兩種:
1.由名詞+輪(盤、鏡、鑒、弓、鉤)構成。如:玉輪、月輪、金輪、銀輪、冰輪、半輪、玉盤、白玉盤、銀盤、晶盤、玉鏡、金鏡、冰鏡、水鏡、玉鑒、金鑒、冰鑒、玉弓、玉鉤、銀鉤等。在這些詞中,后一個語素是中心詞,其意義均表示“圓”或“半圓”,與月形相似。輪,本指車輪,因其圖形是圓的,故人們便將它用來代月,它在表現月圓時,給月以一種旋轉的動感;盤,本意是指古代盥洗用具,一般為圓形。
鏡、鑒,即鏡子,它的特點是平面光滑,猶如滿月,用“鏡”“鑒”指代“月”,讓人感覺純凈、可愛;弓,本指射箭或發彈丸的器械,鉤,本是懸掛或探取東西用的器具,這兩個語素都有“彎曲”的意思,用它們指稱“月”,突出展現了月缺的程度之深,顯示了新月的“新”。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以上語素都含有比喻的意味,即“象輪子一樣的月亮”、“象盤子一樣的月亮”、“象鏡子一樣的月亮”、“象弓(鉤)一樣的月亮”。
2.由名詞或形容詞+“月”構成如:眉月、弓月、弦月、望月、朔月、卻月、殘月、朔月、新月、滿月等。以上月的別稱,后一個語素是實指的“月”。前一個語素均表月形,有的語素是跟月固定搭配,表示月相的變化,如:望月、朔月、新月;有的語素本身的形狀象月的形狀,跟月組合,帶有比喻的成份,如:眉月、弓月、弦月、卻月、殘月、滿月等。此外,借月形代月的詞語還有:玉團、玉環、金丸、玉壺、金餅、團扇、圓舒、圓蟾、滿魄、半輪、半蟾、缺蟾等。這類別稱也是有一定的規律的,如:“團、環、丸、壺、餅”的形狀均象圓月的形狀,這些語素跟“玉、金、扇”等語素組合指代月,增強了修辭的效果。另外,表月形的語素“圓、半”跟神話傳說中指代月的“舒、魄、蟾”等組合的月的別稱,也很具體形象。
古典文學自立問題
一、因為生理、生存環境等方面的相似性,人們的生活習慣必然表現出相似性,而由人所構成的社會,也必然具有類似的歷史、制度以及價值觀念等等。
但是,也基于同樣的原因,不同人種產生了生活方式的差異性,以及不同民族社會的各方面的差異性。人與人聚合成一個社會,根據語言、歷史或者地理環境,產生獨特的生活規范。這些規范有的成為樣明文規定,那就是法律;也有的成為非明文規定,即所謂習慣。一個社會就是建立在這些規范上以各自的特色持續發展下去。當然,這些規范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保存著緊密的聯系,形成一種盡可能不相沖突的規范網絡,它在任何時候都存在于我們的身邊,成為一個“環境”。我們可以將這個規范網絡稱為“規范環境”。任何社會都會形成這樣的“規范環境”,而其歷史也在其相對的平衡狀態中展開,因此一個時期的社會總會體現出區別于其他時期的特征。
可是,構成規范網絡的個別因素經常受到某些新發生的現象或者理論的影響而改變,這時候“規范環境”的平衡性就會被破壞而出現混亂,直到通過各因素的調適,從而逐漸趨于新的平衡。這樣社會就進入新的發展層面和方向,等待另一次的變化。這正是思想史的普遍現象。文論是在“規范環境”中產生的,并且它自身也是“規范環境”的一個因素。因此,文論研究不只是對“文學自身的規律”的理論探索,對文論與“規范環境”其他因素之間的復雜關系,也同樣需要我們去探討。文學與社會的關系是我們研究的重點之一,不過在文論影響甚至改變社會思想的方面,我們似乎關注得并不夠。在“規范環境”的各種因素中,“個人觀”是最為核心的。“個人觀”是社會規范體系的樞紐,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其他個別規范①,因為人類社會原本就是為了實現“個人”的愿望而發展的。
不過,同所有的“規范環境”的因素一樣,“個人觀”是在同其他“環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下發生變化的,而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明社會中,因為“規范環境”整體上會發生變化,“個人”觀也就必然相應地改變內涵。雖然各個文明社會在“個人觀”上有其相同性,可是它們不同的地方也非常多,尤其是對于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社會來說,“個人觀”在漫長的社會發展過程中不能不培育出豐富的獨特性。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研究中國文論,那么我們可以發現,它也是為中國傳統“個人觀”的形成和發展作出貢獻的重要部分。古詩不外乎是“吟詠情性”,它所表現的個人情性,與詩人所處社會對“個人”的普遍認知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們將從這一角度來討論中國古典文學的“自立”問題,進而說明文學理論給思想規范帶來影響的可能性。這里說的“自立”,同我們通常所說的“自覺”意思相近,但也有所不同。“自覺”主要是指對自己的獨特性有所認識而覺悟,而“自立”則是指不依賴他者而追求自身活動的獨立性。只有當自身同他者處于相對的關系中,才談得上“自立”的問題。雖然從“經濟上的自立”來研究文學現象也很重要,不過這里重點討論“思想上的自立”,也就是分析中國古代文論是如何不依賴別的思想體系而在自己的獨立思想體系中展開活動的①。換句話說,當社會把文學活動認定為一個獨立的精神活動,使之獲得一種真正的獨立活動資格的時候,文學就可以說是“自立”了。
二、很多人都主張,中國文學史上的“文學自覺”時代是魏晉時代。
那么,“文學自立”時代是在什么時候,又是如何自立的呢?“吟詠情性”是人的重要活動,而不只專門的詩人是這樣。所以詩歌在哪一個時代都會受到重視。詩在孔子時代似乎就已經獲得“自立”,因為孔子很重視《詩》。可是,他重視的是《詩經》,而不是廣義上的詩,也就是說,孔子重視的是《詩經》在教化上的意義,而不是教人積極作詩文而成為專門的詩人。孔子說過“學詩”,但沒說“為詩人”,這說明孔子重視的是學者方面,不是作者方面的。文學活動有讀者和作者才能成立。
青年古典文學與思想政治研究
【摘要】中國古典文學是中華民族凝結的精神紐帶,其獨特的精神魅力,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豐厚的思想養料。本文從分析現狀著手,闡述古典文學之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新形勢下古典文學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下樹立科學的傳統自信觀,在揚棄的基礎上推陳出新,推進古典文學的現代化進程和傳播方式的創新,在世界不同文化的對比和互動中引導青年從文化自覺走向文化自信,推進我國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態優化和創新發展。
【關鍵詞】古典文學;當代青年;思想政治工作
黨的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了新時代,在會上著重指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涵。”“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1]中國共產黨率領中國人民走出了一條獨具中國特色的文化發展道路,古老的東方文明在新時代顯示出旺盛的發展機遇,這為新形勢下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的方法。中國傳統文化經過上千年的積累與沉淀,其思想內涵和開拓精神構成了我們的民族精神之魂。中華民族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浩瀚無邊,文獻總量規模巨大,舉世罕見。中國古典文學生活化、形象化、大眾化的特點滲透于思想和現實生活中,并對人的思想行為產生著深遠的影響。由于各種歷史和現實的原因,青年古典文學素養缺失,古典文學在現代教育中缺位。新時代傳承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優秀傳統文化,并與現實國情相結合來進行思想政治工作,不僅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基本要求,同時也是我國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須要挖掘古典文學中符合新時代的思想、價值觀念、行為準則的思想政治工作資源,提升青年古典文學素養,以達成古為今用、深度融合的目的。
一、青年對古典文學的認知情況
2017年末,針對福建省非中文專業的青年、中學生對古典文學的閱讀興趣、學習態度、獲取古典文學知識的途徑和古典文學的時代價值重要性等方面進行抽樣調研和訪談。訪談了9位青年和4位中學生,調研共回收有效問卷769份,有效回收率為96.13%。1.青年對古典文學有一定的興趣,但學習主動性不強。調查數據顯示,15%的青年表示喜愛看古典文學,有一定興趣的僅占28.4%,但進入大學后會主動閱讀的僅為17.4%。對古典文學不感興趣的主要原因為氛圍的缺乏(35.8%)、晦澀難懂(31%)、不實用(18%)、學校不重視(15.2%)。這表明青年對古典文學有一定的興趣,對古典文學的價值理性認同,但學習主動性明顯不足。73.1%的學生認為應該加強古典文學教育和全民普及。當問及旅行地的選擇傾向時,傾向擁有傳統文化資源旅游地的占21%,傾向娛樂休閑的占68%。青年對古典文學的認同表明青年對民族文化覺醒的跡象,是文化自覺的一種表現,但與選擇困惑相互交織體現了其中不理性的成分。2.青年對古典文學價值有較高的認同,但對其具體的文化精神了解不深。選擇“古典文學無價值”的只占3.5%,選擇有“較大價值”的占35%,選擇“非常有價值”的占45%,這表明學生對古典文學的價值有較高的認同。在調研期間,我們隨機走入校園對15位青年進行了訪談,在問及相關古典文學知識和所蘊涵的文化精神時,能夠引經據典的很少,多數學生可以提到在部分經典文學中闡釋的家國憂患的愛國情懷、重視道義的道德準則等。但在問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沖突時的個人選擇時,多數學生表示會傾向個人,有3位學生表示“視情況而定”,只有1位表示以集體為重。在問及“道德認知”和“道德踐履”關系時,多數表示較少付之于行動。雖然訪談人數不多,但學生的回答也從一個側面證實了西方文化擠占了傳統文化在青年心目中的地位,西方的價值滲透影響了青年的價值追求,社會倫理規范失衡,多數青年存在知行不合的情況。在影響學生古典文學素養的形成主要原因中,選擇主要集中在教育重技能輕素養,學習功利化傾向、主體意識不足,這表明以古典文學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高校課程建設、校園文化的深度融合不足。而青年對古典文學的價值認同是積極推動古典文學傳播和教育發展的重要契機,能夠為高校推廣古典文學營造良好的教育生態。高校在推進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有效傳播、資源融合、價值引導上應有所作為。3.古典文學傳播途徑呈現多樣化,但青年的古典文學素養并沒有提升。“網絡”已經成為便捷的學習方式被青年廣泛接納。隨著互聯網快速推廣,新媒體的廣泛應用,強大的電子檢索功能配合海量的古籍善本電子版,讓古典文學的在線教育資源也逐步豐富起來。但問卷中,關于獲取古典文學知識的途徑,選擇書刊閱讀的占47%,網絡平臺的僅占16.3%,選擇電視節目的占22.7%,朋友家人的占5.1%。古典文學素養的形成和養成是有一個過程的。青年中小學教育階段通過課堂接觸了古典文學,到了大學古典文學類的課程幾乎不再涉及。應試教育的“留白”和試后的“真空”以及進入大學、中學后氛圍的缺失,使得許多青年對于古典文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缺乏系統地了解,沒有足夠知識的輸入,正確、理性的文化觀就難以形成。青年作為文化自信的主體也難以達到文化自省、文化自強的主體要求。
二、古典文學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
古典文學與寫作教學收集
語文教學中,作文教學是最重要的內容。它是語文知識的綜合運用,反映的是學生的綜合素質,是學生語文素養的集中體現。在提高學生作文綜合素質的教學中,積累是必不可少的教學環節之一。而古典文學作為作文教學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在作文教學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怎樣才能發揮傳統古典文學的作用提高作文水平呢?我覺得應該注重以下及方面的積累:
一、詞匯的積累
文學的傳承性是語言類作品最突出的特點之一,而作為語言類文學作品的承載者,詞匯的傳承是最豐富的。而作為中學生來講,由于其閱讀范圍的限制,學生的詞匯量還不是很大,所以在傳統文學教學中,如果能把詞匯的積累做好,將對學生作文水平的提高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而且和現代詞匯相比,經過歷史的沉積、沿革、發展,文言詞匯更言簡意賅、概括力更強、更能表現出豐富的內容。如果學生能在詞匯積累上做的好,那么對提高作文的表達能力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所以在傳統文學教學中,我們一定要注重詞匯的積累,為作文教學提供幫助。
二、典故的積累
典故是中國古典文學中最精華的部分,也是中國傳統文學中最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東西,“畫蛇添足”、“葉公好龍”、“臥薪嘗膽”、“自相矛盾”、“守株待兔”、“三顧茅廬”、“負荊請罪”等等一大批耳熟能詳的典故,本身就沉積了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學生在學習古典文學中,如能更多的積累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典故,并能在作文中如能恰當的運用,一定能使作文水平不但能有豐富的文化內涵,還能收到表達豐富、言簡意賅的效果。同時在教學實踐中我們發現,典故是學生特別喜歡的內容,其他的可能記不住,但典故卻有異常的興趣,不但記的牢,而且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合情合理。充分體現了中國人對自己傳統文化的內在接受性。如果我們在作文教學中能充分運用典故積累的作用。必將對我們的作文教學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
三、優美詩詞的積累
古典文學解讀存在問題及對策
古典文學作品多元解讀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摘要隨著新課標理念進一步推行,許多教師對新教材中占有較大比重的古典文學作品教學作出了一些積極的嘗試,支持學生的個性閱讀、多元闡釋。學生能多元化解讀古典文學作品固然好,然而一些教師卻由此忽視甚至否定作品的本意而走向對文本的任意衍義。本文分析了古典文學作品教學的多元化解讀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一些對策。
關鍵詞古典文學作品多元化解讀對策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對文學作品的閱讀和教學有著明確的指導意見:“對文學作品的閱讀鑒賞,帶有更大的個人色彩。作品的文學價值,是由讀者在閱讀鑒賞過程中得以實現的,學生閱讀的過程.其實就是發現和建構作品意義的過程。教師應該鼓勵學生用自己的情感、經驗、眼光、角度去體驗作品,對作品作出有個性的反應,對作品中自己特別喜愛的部分作出反應,作出富有想像力的反應,在閱讀鑒賞過程中,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能力。對文學作品的解讀,不宜強求統一的標準答案。”這個意見的核心就是關注和重視學生對文學作品的個性化解讀,而且對“個性化解讀”的內涵進行了比較具體的說明。作為文學作品的一部分——古典文學作品的教學當然也應遵循這一要求。
在新教材中,古典文學作品占了很大的比重,由于缺乏文言的語境以及我們過去對古典文學作品采取的教法是從作家、時代背景、作品內容、人物形象、主題到寫作特點逐一分析,這些對生活在中外文化交融時代的中學生顯然很難有吸引力,因此,古典文學作品在新課標理念下怎么“教”,也已成為中學語文教育的重點、熱點,同時又十分自然地成了教學的弱點和難點。這一問題,不僅為眾多學者所關注,也是眾多中學一線教師關注的焦點之一。隨著新課標理念進一步推行,在古典文學作品的具體教學實踐中,許多語文老師積極開展探究性教學,努力為學生創設語文活動實踐的機會,學生的個性得到了充分的張揚,許多深刻、新穎、獨到的見解應運而生,課堂教學因而變得生動有趣。這既是社會日趨多元化,人們思維日趨活躍、個性化的表現,也是隨著新課標理念推行,學生思想不斷突破僵化框框,敢于表達自己聲音的表現。然而在這背后,也出現了一些劍走偏鋒現象。
(一)漠視文本,刻意求新。新課標強調開展探究性閱讀和創造性閱讀,強調尊重學生的獨特感受和體驗,有的教師對此缺乏正確理解,在教學中刻意標新立異。如有一位教師講《季氏將伐顓臾》一課時,提出了一個問題:如何理解“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這句話?我們都知道,本來季氏的著眼點是魯國內部的權力之爭,想通過伐顓臾為自己爭權奪利增加砝碼,這是孔子洞若觀火的見解,這句話很好地表現了孔子高度的政治敏感和遠見卓識。但有個同學卻據“危而不扶,顛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一句,推斷孔子認為季氏擔心的是自己內部沒有得力的助手。對這一明顯偏離課文原意的錯誤推斷教師竟然連聲叫好,還呼吁其他同學為這位同學的“有新意的見解”鼓掌。難道為了創新,就可以凌駕于教材之上、隨意誤解甚至曲解課文作者的本意嗎?
(二)忽視背景,主觀臆測。古人白居易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選入教材的古典文學作品除了以意境引人入勝外,就是以情感人:或喜或怒、或愛或憎、憂郁、憤激……這些都是由作者獨特的處境、身世經歷、思想傾向、個性特征以及文化修養所造成的。因此,教師在欣賞教學中若不讓學生初步了解這些背景材料,就不能啟發引導學生調動自己有限的生活經驗以及文化素養去體驗作者當時的情緒,也不能達到如見肺腑、如共痛癢那樣相知相親的境地,即那種“感同身受”的境地,這樣學生難以真正感悟作者所表達的各種思想感情。
比如,如果對唐代的妓女與當今的妓女概念區別和唐代的文人有當時特有的作風等背景知識不了解,那么在學習《琵琶行》一文時,學生自然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白居易為何要發“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感嘆?一個是朝廷命官、大文豪,一個是長安故倡,身份相差太大,這種感嘆又何以會成立?對于這一問題,如果以現代的觀念去理解,會覺得白居易很不正常。當今社會哪有行政官員或作家見到妓女引為知己的?即使引為“紅塵知己”,可又有哪個會寫文章昭告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