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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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古典文學研究與當代意識問題,在我看來,本不成為問題。因為研究過去,總是為了現在和將來。不管哪個時代,誰也知道,著書立說,是給當代和后代的人看的。問題是自覺與否。

例如王國維,他通過對甲骨文的研究,改正了殷商先王的世序,從而糾正了《史記·殷本紀》的錯誤,使后人研究“兄終弟及”的王位承襲制度時,更準確地理解了“國賴長君”的道理。

這看起來似乎和我們當代無關,是純學術的研究。其實不然,它正反映了人類社會進化的邏輯:奴隸主政權為了統治的鞏固、秩序的穩定,它深思熟慮,設計出當時認為合理的王位繼承方案。這一方案直到春秋時期,吳國還在繼續實行這一制度;余波所及,北宋的杜太后還曾囑咐宋太祖死后應傳位于弟趙匡義即后來的宋太宗。那么,這一制度后來怎么又讓位于父傳子的世襲制呢?原來兄終弟及制多次發生搶班奪權、兄弟相殘的現象,因此認為索性確定立嫡長子,以免旁支的覬覦。當然,如無嫡長子,則立賢。而所謂賢,全憑“父皇”的認定,這就必然產生偽裝,如隋煬帝之蒙騙其父隋文帝。這一繼承人問題,紛紛擾擾,不但苦惱了中國,也苦惱了外國;不但苦惱了古人,也苦惱了今人。迄今為止,民主國家的總統直選制,勉強為這一紛擾畫上了一個句號。

我們現當代人懂得這些,就既明白歷史是這樣過來的,一切存在過的都有合理性;但又知道它不斷地在走向它的反面,由合理的轉化為不合理的,最后,皇權的專制必然為民主的政治所取代。所以,研究過去的一切,首先是求“真”,即求得歷史的真相。

但,一切過去的“真”,既有善的,也有惡的。我們繼承發揚善的,批判揚棄惡的,無論正反面,都可給后人以裨益:懲惡而勸善。

求“真”與“善”,是哲學和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任務,而文學則在“真”、“善”基礎之上更追求“美”。孔子早就指出“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可見文學藝術擁有“美”的專利。之所以出現“文”、“理”現象,背景或實質是由于“情”與“理”的存在。求“真”與“善”,是理性的思維活動,而求“美”,則是感情的思維活動。我們常說的邏輯思維即前者,而形象思維則指后者。

從古到今,從中到外,任何人不能只有理性生活而沒有感情生活。事實上,人的一生,比重占得大的是感情生活。感情生活為什么要追求“美”呢?因為正確而豐富的感情生活,必定是崇高、純結、美好的精神生活,人只有具有這種精神生活,才能脫離動物的本能。

我們學習古典文學,研究古典文學,正是為了提煉我們的精神素質,使我們成為高尚的人,大寫的人。所以說“文學是人學”。

明乎此,則研究者對古典文學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目的完全是為了人的精神的升華。可以說,一切對古典文學的研究,都是為了服務于人類,為了人類認識的深化,心靈的洗滌,精神的昂揚。克羅齊說:“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這話深刻地指出了研究過去歷史的“真”,都是為了當代人們的需要,誰也不會為古而古。

有一個問題值得討論,即某些學人提出,研究古典文學,應該回到文學本體,進行審美追求,作純文學的研究。我不附和這種說法。竊以為古典文學研究不能僅限于美的領域,它必須在“真”與“善”的基礎上來進行審美活動。

所謂純文學研究,往往停留在文學形式的研究上。我認為,一定的形式總是為一定的內容服務的,像彼爾說的“有意味的形式”,其實并沒有脫離其相關內容,不過涵義隱晦,不易探測而已。現在有些學者研究《詩經》的四言、《楚辭》的雜言、漢代的五言、魏的七言,探索它們的起源和演變,這些似乎是純文學的研究了,但是,我總以為,這些變化,都是和有關的人和事的內容的需要分不開。

比方《詩經》以四言為主,這是由于《雅》、《頌》的內容莊嚴肅穆,需要偶數詞語、方正句式來表達;而《風》詩,據錢穆、朱東潤等先輩研究,并非出自民間,和《雅》、《頌》一樣,也是貴族所作,所以,基本上也是四言為主。當然,這跟先秦時代人們的個性單純,語言結構簡單、書寫條件困難,也有關系。

至于《楚辭》,以屈原為例,他滿腹煩憂,需要長吁短嘆來發泄,加上南國民歌與北地不同,悠揚宛轉,藉以抒發其纏綿悱惻之情。屈原的君國之恫,正好和民歌的風格一致,這就形成了《離騷》、《九歌》等的雜言體。

至于漢代的五言,魏晉以后的七言,則是由于時代越發展,人事越復雜,人的感情也日益多樣化,這就在言志抒情的詩歌形式上,認識到四言詩的兩個偶數的句式太呆板,太單調,于是發展出五言,有偶數有奇數,如“行行重行行”,偶奇偶,這一新形式就更方便情緒的抒發了。

后來發展到魏晉以迄于今,人的感情更豐富多彩,于是產生七言,如“秋風蕭瑟天氣涼”,偶偶偶奇;“草木搖落露為霜”,偶偶奇奇奇。這就更能充分地委婉而曲折地多變化地抒發詩人的激情或柔情了。

那為什么不向九言以下再發展呢?這就牽涉到一個“度(degree)”的問題了。凡事都有一個“度”,也就是極限。人的口腔、氣息只能以七字為正常的“度”,這就是民歌何以迄今仍是七言的緣故,文人詩也是這樣。

我說這些,無非是說明世上沒有無內容的形式,即使先民陶器上的云雷紋和波浪紋,也寄托著先民們的素樸的神秘的情愫。換言之,研求古典文學,不能只限于審美活動。對于古典文學研究和當代現實的效用問題,我覺得還要說幾句。所謂“有用”、“無用”,據我看,只要我們的成果符合“真”、“善”、“美”的原則,它必然是有用的。問題是這個“用”不能太機械,文學藝術,甚至人文科學的“用”,不是實用主義的“用”?！吨型馕恼?007年第10期《沉浮于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史學家楊榮國》一文總結得好:“治學如果脫離了‘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是很難不做‘尷尬人’的。”《中外文摘》2007年第2期摘錄何兆武口述的《上學記》,談到西南聯大的教師們,當時的學生“大多對馮友蘭先生的印象不佳,主要還是由于政治的原因。馮友蘭對當權者的政治一向緊跟高舉,像他《新世訓》的最后一篇《應帝王》等等,都是給捧場的。在我們看來,一個學者這樣做不但沒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所謂身份,實質就是“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

回顧我個人對古典文學研究的歷程,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我一向重視對清代詩文的研究,即因清人和我們距離最近,所經歷的內憂外患及由此產生的思想感情,也和我們大體相同。我們當代的先進思想是“民主”與“法治”,在郭丹教授對我訪談時,我們談到拙著《清詩流派史》,我說:“從我的著作動機來說,我特別想探索這一離我們最近的時代,看當時士大夫的靈魂,怎樣在封建專制的高壓下,痛苦,呻吟,掙扎,或轉為麻木,或走向清醒,又是怎樣從西方獲得民權、自由、平等諸觀念,從而產生民主意識,把目光從圣君賢相身上轉移到廣大的平民百姓身上來?！?《文藝研究》2005年第1期)在另一處,我又談到:“我寫《清詩流派史》,是為了探索清代士大夫的民主意識的成因;而寫《在學術殿堂外》,則是反映現代或當代知識分子對民主和法治的追求?！?同上)在《清詩流派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第114頁論吳兆騫時,我說:

從這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新的啟發:憤怒固然出詩人,但這首先得有個允許你憤怒的環境。如果處身于極端專制的高壓之下,你連憤怒也不可能,哪里還會有真正的創作。秦朝沒有文學(除了李斯的歌功頌德之作),而其他最黑暗的專制野蠻時代也沒有真正的文藝(只有瞞和騙的文藝),不僅是客觀條件不允許作家說真話,某些作家甚至主觀上也喪失了創作的靈感。吳兆騫這則詩論就說出了作家主觀條件的問題,所以,它是深刻的,是前無古人的。他的靈魂深處的躁動和苦悶,實在類似司馬遷。但司馬遷能利用私家修史的地下活動,創造出偉大的“謗書”——《史記》,吳兆騫遭難后的二十三年,卻始終生活在專制魔掌之下,連內心世界也毫無自由。他只能在“失其天性”的情況下,被扭典地寫出自己的某些痛苦。這就是紀昀等人所謂“自知罪重譴輕,心甘竄謫,但有悲苦之音,而絕無怒懟君上之意”。

我說的吳兆騫這則詩論,是其詩集《秋笳集》附錄的《答徐健庵司寇書》,摘錄如下:

古今文章之事,或曰窮而后工,仆謂不然。古人之文自工,非以窮也。彼所謂窮,特假借為辭,如孟襄陽之不遇,杜少陵之播遷已爾;又其甚者,如子厚柳州,子瞻耳已爾;至若蔡中郎髡鉗朔塞,李供奉長流夜郎,此又古文人厄困之尤者,然以仆視之何如哉?九州之外,而欲引九州之內之人以自比附,愈疏闊矣!同在覆載之中,而邈焉如隔泉夜,未知古人處此,當復云何?以此知文莫工于古人,而窮莫甚于仆。惟其工,故不窮而能言窮;惟其窮,故當工而不能工也。萬里冰天,極目慘沮,無輿圖記載以發其懷,無花鳥亭榭以寄其興,直以幽憂惋郁,無可告語,退托筆墨,以自陳寫。然遷謫日久,失其天性,雖積有篇什,亦已潦倒潰亂,不知所云矣。

同樣的這一段話,同樣一部《秋笳集》,以紀昀為首的四庫館臣是那樣一種分析,而我是這樣一種分析。這就是因為我是在用當代的先進思想去剖析那孤苦靈魂,從而豁顯出皇權專制的殘酷、陰冷、非人道。而紀昀等則正如魯迅所說:“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贊嘆、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這是為人為奴的一條界限。就在紀昀當時,也有先進思想,即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中所揭示的清王朝御用哲學程朱理學“以理殺人”的罪惡本質。所以說,一定要用當代先進思想去研究過去的一切。

論文關鍵詞:真善美獨立人格自由精神先進思想

論文摘要:學術研究在求“真”求“善”,文學則在此基礎上求“美”。研究古典文學,主要在提高人的精神生活素質,使之更崇高、純潔、美好,所以,不能對古典文學只作純文學的研究。古典文學的“用”不是實用主義的“用”,研究者必須具備“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用我們當代先進思想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