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范文10篇

最近，我們對毗鄰的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沼氣建設及綜合利用情況進行了學習考察。所到之處，我們被恩施州沼氣建設的濃厚氛圍所感染，被小池催生出農村循環經濟的實事所折服。一致認為，開發、利用、發展沼氣，啟開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大幕。

一、大山區興起沼氣熱

恩施州地處武陵山脈腹地，轄六縣二市，耕地面積379萬畝，農業人口306萬人。近年來，他們大力推進以農村沼氣為中心的生態家園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全州已累計建設沼氣池30萬口，占適宜地區農戶的42%，高于全國10.6%的平均水平，呈現出熱潮趨勢。

氛圍濃。走進恩施農村，我們強烈地感受到一股濃濃的沼氣熱，農民朋友談起沼氣池無不津津樂道，喜笑顏開。“一口沼氣池，解放農家女；一盞沼氣燈，照亮新農村；一臺沼氣淋浴器，洗掉農村舊習氣”是恩施州農村廣為流傳的一首歌謠，也是該州農村生活的真實寫照。從州政府負責人的介紹中了解到，這里主要在三個方面形成了氛圍。領導高度重視。州、縣（市）兩級成立了以州、縣長掛帥，財政、計劃、農業、扶貧、農行等有關部門組成的生態家園建設領導小組，將沼氣池建設列入年度工作考核內容。2003年以來，州政府連續三年把沼氣池建設納入向社會承諾的10件實事之一；組織機構健全。根據工作需要，原創：恩施州政府將原州農村能源辦公室升格為副處級的生態能源局，配備8名工作人員。各縣、市也成立了相應的組織機構；宣傳發動到位。州農業局與州電視臺常年聯辦《對話—沼氣》節目，請專家座談、典型戶現身說法。今年8月，人民日報社等9大中央新聞媒體齊聚恩施采訪，宣傳推介恩施以沼氣池為龍頭的生態家園、文明新村建設成效和經驗。

投入大。恩施把各級項目資金與地方財政配套資金有機整合，形成了“政府引導投入、項目捆綁投入、群眾自愿投入”的推動機制。一是積極爭取國家項目資金。2000年以來，恩施爭取農業部沼氣池建設項目資金6000多萬元。二是加大資金捆綁使用力度。從扶貧開發、以工代賑、農業綜合開發、民族地區建設等渠道進行資金捆綁、集中投入。2003年以來，全州共捆綁資金7000多萬元用于沼氣池及其配套建設。三是積極爭取國家開發銀行和世行貸款。今年已落實國家開發銀行貸款3650萬元，2000萬美元世行貸款項目列入2006年利用外資計劃。四是動員社會結對幫扶。全州500多個州縣（市）直單位、5000多名干部與農戶結成對子，擠出資金幫助農戶建沼氣池。

質量高。恩施從四個方面確保建池質量。首先是加強技術攻關。安排專項經費，集中精干力量，對恩施州不同地區建池技術進行科研攻關，重點解決高山地區沼氣池因溫度低導致產氣率低的技術問題。大力推廣新技術，重點加強了沼氣池新池型（旋流布料式、強回流式）、預制件建池、腳踏式沼液沖便器的示范和推廣。狠抓分級培訓，實行嚴格的考試考核制度，目前全州已有農業部頒發施工資格證書的技術人員2744人，確保了建池的技術力量。其次是建立健全服務網絡。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州縣鄉村四級服務體系，特別是在村里設立服務網點，每個網點培養3-4個當地農民作為技術員，設置了維修專號電話，很好地解決了農民使用沼氣池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一、關于“三農”問題的本質

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合稱三農問題，有人把三農問題概括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其實，三農問題不是三個問題，三農問題歸結起來是一個問題，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窮”。這不是本人的新發現，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就一語道破天機。鄧小平同志于1988年5月25日在《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一文中指出：“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就要肯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擺脫貧窮，使國家富強起來，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沒有貧窮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鄧小平于1992年初在南方談話中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大家想一想，如果農民都富裕了，過上了小康生活，還有三農問題嗎？

窮不是三農問題的本質，而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農村中存在的一種歷史現象，是三農問題在農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集中反映。窮有窮的原因，窮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最關鍵的原因是什么呢？理論界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3]。討論三農問題的本質，就是要找到三農問題的“窮根”。這樣，才好問病開方，對癥下藥。不然，不但治不了病，還會加重病情，既使不加重病情，也會延誤治療的時機。

筆者認為三農問題是因不合理的制度設計安排造成的，是經過長期形成和演變的結果，是我國特有的。從最初的以土地問題為主到改革前的糧食問題為主，再到上世紀80年代末期的農民負擔問題，現在已經演變成一個包括農民就業問題、城鄉差距問題、農民負擔問題和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等在內的綜合性問題。三農問題已經影響到我國社會的穩定、農村的發展、經濟的持續增長和黨的執政基礎，我們必須要用科學的發展觀來認識、分析和研究三農問題。三農問題的解決需要從農業、農村和農民之外來進行，通過多予、少取、放活等多種途徑來實現，要有城鄉統籌觀念、全局意識、長期眼光和戰略思維，要堅持可持續的、統籌兼顧的、和諧的、以人為本的發展觀，需要共同推進城市化、工業化和農村現代化。總的來說，對于三農問題而言，廣大農民是主體，土地制度是根本，增加收入是目的，擴大就業是途徑，城市化是出路。

二、恩施自治州“三農”問題現狀

恩施自治州是農業大州，位于湖北省西南邊陲，是全國最年輕的少數民族自治州，也是湖北唯一被列入國家西部大開發范圍的地區，所轄六縣二市均被國務院定為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全州有88個鄉、鎮、辦事處，2462個村，國土總面積2.4萬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積420萬畝（水田108萬畝）；總人口380萬，其中農業人口329.47萬。州內山巒起伏，溝壑縱橫，海拔高低懸殊，素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稱，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老、少、邊、山、庫、窮”地區。生產力十分低下，改革開放20多年以來，在上級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農業和農村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但農民人均收入僅1500元，與其他發達地區相比，差距大。

一、關于“三農”問題的本質

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合稱三農問題，有人把三農問題概括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其實，三農問題不是三個問題，三農問題歸結起來是一個問題，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窮”。這不是本人的新發現，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就一語道破天機。鄧小平同志于1988年5月25日在《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一文中指出：“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就要肯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擺脫貧窮，使國家富強起來，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沒有貧窮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鄧小平于1992年初在南方談話中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大家想一想，如果農民都富裕了，過上了小康生活，還有三農問題嗎？

窮不是三農問題的本質，而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農村中存在的一種歷史現象，是三農問題在農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集中反映。窮有窮的原因，窮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最關鍵的原因是什么呢？理論界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3]。討論三農問題的本質，就是要找到三農問題的“窮根”。這樣，才好問病開方，對癥下藥。不然，不但治不了病，還會加重病情，既使不加重病情，也會延誤治療的時機。

筆者認為三農問題是因不合理的制度設計安排造成的，是經過長期形成和演變的結果，是我國特有的。從最初的以土地問題為主到改革前的糧食問題為主，再到上世紀80年代末期的農民負擔問題，現在已經演變成一個包括農民就業問題、城鄉差距問題、農民負擔問題和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等在內的綜合性問題。三農問題已經影響到我國社會的穩定、農村的發展、經濟的持續增長和黨的執政基礎，我們必須要用科學的發展觀來認識、分析和研究三農問題。三農問題的解決需要從農業、農村和農民之外來進行，通過多予、少取、放活等多種途徑來實現，要有城鄉統籌觀念、全局意識、長期眼光和戰略思維，要堅持可持續的、統籌兼顧的、和諧的、以人為本的發展觀，需要共同推進城市化、工業化和農村現代化。總的來說，對于三農問題而言，廣大農民是主體，土地制度是根本，增加收入是目的，擴大就業是途徑，城市化是出路。

二、恩施自治州“三農”問題現狀

恩施自治州是農業大州，位于湖北省西南邊陲，是全國最年輕的少數民族自治州，也是湖北唯一被列入國家西部大開發范圍的地區，所轄六縣二市均被國務院定為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全州有88個鄉、鎮、辦事處，2462個村，國土總面積2.4萬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積420萬畝（水田108萬畝）；總人口380萬，其中農業人口329.47萬。州內山巒起伏，溝壑縱橫，海拔高低懸殊，素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稱，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老、少、邊、山、庫、窮”地區。生產力十分低下，改革開放20多年以來，在上級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農業和農村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但農民人均收入僅1500元，與其他發達地區相比，差距大。

摘要:本文運用了文獻資料法、訪談法、實地考察法對拉丁舞與恩施土家文化融合后，對體育舞蹈的影響的研討，通過參照大量的文獻對本研究分析調查，整合專家訪談材料和前面研究的來源根基上，對體育舞蹈進行研究剖析。使體育舞蹈與土家文化更好的協調發展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體育舞蹈;恩施土家族;文化融合;拉丁舞

1前言

當今中國與世界聯系密切，文化交流與融合也滲透到每個角落，同樣外來文化與本土民族文化之間的融合后面臨著的發展問題，比如就恩施州體育舞蹈與恩施土家文化交流融合后會有怎樣的機遇和問題、解決這一問題過程中有時怎樣促進兩者發展。體育舞蹈應該如何與地區民族文化結合推陳出新以拉丁舞來表達土家文化的特有體育舞蹈，彰顯了土家文化風采，同時怎樣促進體育舞蹈在恩施土家族地區的發展。擴大了體育舞蹈的傳播途徑，會對體育舞蹈有一個嶄新的認識。取長補短為該民族文化輸入新的文化元素，使土家文化更具朝氣、創造力和生命力。同時對恩施地區思想開放也有一定助力作用。加深世界文化與土家文化交流融合，推進恩施土家地域體育舞蹈文化經濟產業的快速發展，更好為恩施地區所用，為藝術家們供給許多的舞蹈藝術創作靈感和空間。

2拉丁舞中融入恩施州土家文化元素的作用

2．1提升恩施土家族自豪感。恩施體育舞蹈者長久處于仿學階段，不管是舞步還是衣飾，就連原始體育舞蹈啟蒙階段的音樂也全是外洋體育舞蹈音樂曲目，在體育舞蹈國際賽場能引發運動員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體育舞蹈中融入恩施土家元素后，在歸納體育舞蹈時具有土家族特色裝飾、采用表現本民族卓越勞動智慧結晶的圖騰，在顏色的選擇上可選用帶有土家族代表性的女兒紅等。如在表演舞或行列舞的比賽中還可以增添恩施土家族情節的故事《哭嫁》作為編創的依據。在配樂的選擇上，可融入恩施古典音樂，民樂等恩施土家著名音樂作品。比如《龍船調》的音樂能幫助體育舞蹈運動員展現出婉轉的土家女兒的柔情。這樣的試用與變動必定會在賽場上激勵出拉丁舞運動員民族自豪感，也增長了拉丁舞運動員獲勝的信念。2．2提高舞蹈動作編排的創新性。當前國內還未設立體育舞蹈編導專業，能突顯民族傳統文化的體育舞蹈作品甚少。恩施土家族元素的融入增加了拉丁舞動作創新、套路編排上的可選擇點。如恩施土家傳統哭嫁、土家族擺手舞及吸取土家文化精髓的傳統哭嫁。在隊列舞的隊形編排上，可以加入恩施傳統“擺手舞”圖形的隊形，土家女兒紅、土家族額西南卡普等。在符合世界體育舞蹈聯合會賽程法例的根礎上融入土家特色文化符號上融入土家民歌龍船調，在舞蹈動作上加入土家舞蹈擺手舞，在服飾上采用土家女兒裝等顯性土家元素，并且用體育舞蹈的形式演繹出土家文化的隱性底蘊。湖北民族學院體育學院13級體育舞蹈專選班就把土家文化中顯性的土家音樂民歌《龍船調》作為體育舞蹈改編音樂，具有土家特色的西南卡普服飾作為演出服，把土家舞蹈甩筷舞動作融入拉丁牛仔舞動作中使兩種舞蹈動作穿插結合，而成功創編成的以土家民俗命名的《哭嫁》，這是一支帶有土家特色文化的民族韻味體育舞蹈，從而提高了體育舞蹈動作編排的創新性。2．3促進恩施土家文化的傳播及交流互動。藝術的發展承載著許多人的勞動與智慧，恩施土家族文化呈現了土家族數千年文明的積淀。當以拉丁舞形式演繹能承載文化內涵的時候，土家元素的融入就開始顯現出民族風貌。體育舞蹈可以作為恩施土家文化傳承的載體之一，不管是從動作編排、舞臺背景、人物衣飾、妝容、音樂、道具等都體現出濃濃的土家情節。拉丁舞中融入恩施土家文化元素，在恩施州生根發芽，文化視野WENHUASHIYE顯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加強世界文化與土家文化交流融合，推進恩施土家地區體育舞蹈文明經濟產業的迅速發展，更好為該地域所用，為藝術家們供給很多的舞蹈藝術創作靈感和空間。恩施州體育舞蹈的起步需根于土家族肥沃的土壤，接上地氣，讓體育舞蹈中的拉丁舞擔負起傳承和推陳出新恩施土家族悠遠歷史文明的重任，使體育舞蹈文化與恩施土家文化在當今大環境下更加密切交流，友好互動。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恩施州業余文學創作如火如荼，小說、詩歌、散文等各類體裁佳作疊出。除微型的與短篇的文學作品“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之外，長篇小說（含長篇紀實文學）也時見高山聳立、大河奔瀉。一脈清江，在文藝女神繆斯的靈光里，漸呈驚濤拍岸之態。1991年7月，龔光美再現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鄂西南風云變幻斗爭場景的《美人贈我金錯刀》，被《今古傳奇》黨建70周年專號頭條推出，標志著我州本土作者的長篇小說正式登上文藝期刊的大雅之堂。后來，亦有孫文軒的《邊鎮》、趙春峰的《天殘地缺》等，相繼刊發于《今古傳奇》。跨入21世紀迄今，更有《太陽從西邊出來》（王月圣）、《中國神兵》（胡飛揚）、《滄海之戀》（龔光美）、《神農溪風云》（王成雄）、《軍嫂》（宋福祥）、《榮與辱》（王月圣）、《蒼天有眼》（陳步松）、《奇情商海》（陳步松）、《鷂子》（鄭家隆）、《墓棚》（碧輝）、《棋俠》（鄭江）、《魔土》（楊大忠）、《容美土司王田舜年》（周長國）、《紫玉蘭》（鄭家隆）、《藍色爭妍》（趙文學）等，相繼以各種方式與廣大讀者見面。2009年12月13日，雨燕的長篇小說《這方涼水長青苔》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北京舉行了規格較高的學術研討會。這部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利川大水井古建筑群落之歷史興衰為原型的長篇小說，被資深評論家認定為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原創味很濃的”、從“鄉土文化”向“文化中國”轉變的小說，是“在全國長篇小說現實的創作態勢下令人眼前一亮”、“可以流傳下去”的作品。

整整20年，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業余文學作者群，終于在外籍老一輩名家創作《楓香樹》（王英先）、《清江壯歌》（馬識途）的原生地，在李傳鋒、葉梅等同時代名家出生與成長的鄉土地，培植出了一片蔚然而深秀的文學林苑，并開始憑其創作實績以及作品的民族地域風格，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交口稱贊，逐步在湖北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長廊里獲取到一席之地。但也勿庸置疑，作為我們這一批本土文學作者，盡管成績頗豐，相對于我們所處的時代和地域，相對于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相對于湖北省和我們周邊地區突飛猛進的文學態勢，卻更加任重而道遠。我們的創作，尤其是需要反映一定社會時期與社會范疇相當廣闊的生活層面、塑造出特別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人物群雕的長篇文學作品的創作，一不小心，就會將我們推入到令人尷尬與困惑的“圍城”內。壁壘森嚴的城垛，險象環生的濠塹，一是來自外部因素，即周圍的客觀世界，二是來自我們自己內心世界的徘徊與迷惘。外部因素如：我們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究竟需要什么樣的小說？我們所處的地域能夠寫出什么樣的小說？我們民族地區的歷史與現實給我們提供了什么樣的創作原型與基本素材？那些渴望幸福、渴望尊嚴、渴望文化需求的人民大眾又在期待著什么樣的小說？當今琳瑯滿目的文學期刊以及諸多出版社，希望選擇到什么樣的小說？內心因素如：根據我們自身的生活閱歷、思想見地和語言功底等現實條件，作為個體作者，究竟應該寫作什么？能夠寫出什么？選取什么樣的題材方能不落窠臼另辟蹊徑？采用什么樣的表達方式才會高人一籌獨樹一幟？其實，當我們立意要創作一部數十萬言的長篇小說之際，首先的感受，便是頭腦發脹、思緒迷茫、舉止失常、厭食厭睡、長吁短嘆，往往免不了造成“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何往”的徘徊苦悶之中。這時，你就仿佛進入到一座“圍城”之間，等待著你的命運選擇就是兩個字：突圍！突圍從何起步？路徑又在哪里？我以為首要的問題還是題材選擇和與之相適應的表現方法的選擇。長篇小說以及其他長篇文學作品，選材這一步至關重要。博覽中國當代文壇那些引人矚目的長篇小說名篇，無不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與民族地域特征。如《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禮》、《塵埃落定》、《秦腔》、《酒國》、《額爾古納河右岸》、《故鄉天下黃花》以及我省作家的長篇佳構《漩流》、《張居正》、《烏泥湖年譜》、《我是太陽》、《圣天門口》、《江河湖》等等。恩施州本土各民族的作者，長期身處中國巴文化的發祥地、大西南土司文化的繁盛地、以土家族為主的多民族文化聚居地，紅色蘇區文化與抗戰省府文化的犬牙交錯地，堪稱地域性民族文化的內涵極其獨特，極其豐富多彩。數千年來撲朔迷離、大起大落的人文發展史，老、少、邊、山、窮等獨特地理與生態條件下城鄉各色人等的生存現實，神秘古樸的儺巫文化和民俗風情，以及我們這一代作者耳濡目染與切身體驗的從新中國誕生經“”到改革的劇烈動蕩變遷的社會背景，其實已經決定了我們營構長篇文學作品的題材范疇。《道德經》上說：上善若水，天地間有大美而不自言，這就是發現，從事小說創作的人需要獨具慧眼。文學的空間除生活的豐富積累與獨到發現外，其余的就是個性。作家進行小說創作，總是在“像”與“不像”之中尋求自己揮灑意度與華彩的空間。一般來說，在表現形式上，小說是自由的，不應被傳統的條條框框所緊錮，可以思，可以憂，可以令文字騰蛟起鳳，可以令思想石破天驚，可以使音節敲出情感的飄逸與靈動，可以讓心靈的嘴唇鋪展生命的浪漫，可以用一滴露水搖綠靈魂的萬種風情，可以讓一組形象震撼人類的生命時空！

下面，我從歷史與現實兩個方面，談一談恩施州作者長篇小說選材及其表達方式的大致思路。

一．從歷史進程中選材

上至神話傳說時代的巴人文化發祥，下至改革開放前夜的恩施州人文歷史，大約四到五千年的時間長河，恩施州本土民族在其生聚與發展過程中，積淀著非常豐厚的文化寶藏。三年前，我創作出版的那部長篇散文《巴人河》，只不過是對本土歷史人事進行了一次粗線條的勾勒，可以說堆聚成了文學作者創作長篇歷史小說的一大堆原生態材料。從巴務相、巴蔓子等傳說人物，到土司時期的風云人杰（如容美中興司主田世爵、覃鼎夫婦、田氏詩人群落等）；從近代史上陳連升、溫朝鐘、向燮堂、鄧玉麟等民族英烈，到新中國誕生前后爭取民族自由幸福的革命前軀（如張昌歧、黃大鵬、陳連振父子、范家五虎等）；從建國初期廣大人民群眾改變“一窮二白”面貌的無數次命運決戰，到改革開放中涌現出來的大量新生事物……我認為，如果我們把目光聚焦在這條歷史長河，將一串串蘊含著生命價值的故人往事作為敘事的文化背景和底蘊，不失為一條成功突圍的有效途徑。今年2月，我到廣東虎門鎮尋訪沙角炮臺，在陳連升的雕像前與節兵義墳前一度苦苦凝思，當殖民主義強盜的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國門，連皇帝、總督之類都嚇得屁滾尿流，俯首投降，是什么內在的精神力量促使那些普通將士義無反顧地報國捐軀？當若干神話傳說人物、歷史人物以及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在被無數地域展開故里之爭，進行捕風捉影式的炒作之當下，而本來就有故鄉的陳連升等人，為什么反被他的故鄉束之高閣？作為恩施州的文學作家們，我們是否意識到，我們欠下了那些歷史人物一筆又一筆沉重的債務？

當然，歷史小說不僅僅是去正面地謳歌英雄人物如何超凡拔俗，而是要通過史料從“英雄人物”轉向寫“普通人”直至寫“人的生存狀態”。恩施歷史人物中的英雄之所以成為英雄，我認為是他們作為普通人面臨著特定的生存狀態，不得不用悲壯的生命轟毀來淋漓盡致地展示自己人性與人格的價值。譬如怒殺洋教士的向燮堂，本身就是一個居無定所、衣食難求的普通佃農，是茫茫人海中的一星纖塵，正是由于苦難與落魄的命運，蔑視權貴、同情弱者的心理特質將他一步步推向絕境，爾后才被我們所言的歷史將之推向“英雄”的長廊。我們應學會在長篇歷史小說創作中探討人的命運、人類命運，縱是“英雄”，也應深入探索其“非英雄”的一面，既在“寫實”、“求真”的前題下，學會展開生命的直覺描寫和探幽發微式的心理刻畫。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國文學領域出現了一種反抗舊歷史主義、清理形式主義的新歷史主義理論，其主要特點是對大體定型的“歷史與人”命題進行顛覆與重新解構。新歷史主義理論廣泛吸收諸如人類學、結構主義、女權主義、后殖民主義思想以及解構主義理論、權利話語理論，結合歷史學、文化詩學、政治學等對歷史進行重新言說，力圖揭示“歷史與暴力”的盲點。與新歷史主義理論相應出現的歷史小說，試圖從根本上解構舊歷史小說千篇一律的所謂“宏大敘事”，主張書寫被權利話語所忽略的邊緣歷史，去表現正統史冊中從未出現的“秘史”、“秘聞”、“實錄”等，開始運用自己的話語而非官方的正統話語敘述歷史（即所謂顛覆“王者視野”），以主體化的多種視覺，或僅把歷史作為一種假定來拂去歷史塵埃，還其“人的生存狀態”的本來面目。中國當代小說中的《紅高粱系列》（莫言）、《故鄉天下黃花》（劉震云）、《妻妾成群》（蘇童）、《活著》（余華）、《夜泊秦淮》（葉兆言）等，都可視為新歷史主義小說的代表作。如果我們采用新歷史主義理論的手法，通過長篇小說來表述恩施鄉土的人文歷史，就得注重對群體命運與大我價值進行獨到的思索與探究，解構諸如階級斗爭、人民解放、偉大勝利、歷史必然、壯麗遠景等“宏大敘事”，勇敢地突破關于“歷史規律性”的話語霸權，而表現歷史的某些偶然性、荒誕性與靜止觀，學會用個人視野和民間視野來看歷史，如小說《靈旗》（喬良）中的“青果老爹”，《蒼河白日夢》（劉恒）中的“耳朵”，均是巧借民間視覺者的形象來剖析歷史的原生態，揭示這世道總是“變過來，又變回去”（喬良語，他還說：“只有人變不回去，總朝著一個方向變，變老，變丑，變鬼。”）的某種靜止態勢（如放羊娃回答“放羊做什么”的生活邏輯）。

一、建筑結構與樣式

武圣宮中采用傳統古建筑的抬梁式的構架；如戲臺、前殿和回廊，都是采用這種建筑手法，用來擴大室內空間。其中的抬梁式構造是在柱礎上立柱，柱子中端開卯口，梁頭做成榫頭，把梁柱由上方插入柱子的卯口，柱子直接承托屋頂橫木。當然，這也是湖北該地區在明、清時期對建筑抬梁式構架普遍采用的結構方式（見圖1、圖2）。圖1回廊抬梁式構架圖2前殿抬梁式構架武圣宮建筑中的戲臺梁架為兩層，下層為通道，上層為戲臺采用的是抬梁式構架，高8.50米。由五柱、六檁撐托，前后檐采用高石礎的落地柱。柱與柱之間用梁、枋連接。前檐砌有磚墻，后檐支出有挑檐檁。戲臺底層地面為方石、條石鋪置，第二層則是木樓板。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戲臺的第二層是2003年維修時所作現代人字形構架，建筑格局上也還保留著歷史遺風，高約為10米左右，共有四柱、十三檁，前后均有檐柱落地，高石礎。柱間用梁、枋連接。戲臺屋面為歇山頂，正脊、垂脊、戧脊均為灰色，正脊中間安有“壽”字裝飾，兩端則各有一條張開大嘴的石魚。垂脊和戧脊則沒有多余的裝飾。回廊房頂為單檐的硬山頂，正脊石灰粉磚塊砌成。據說戲樓下原有一對石馬，現遺存有石馬蹲放的柱形盤石，從其形式的大小來判斷，不難想象當時的武圣宮建筑氣勢。前殿的梁架為抬梁式構架，前殿為五柱、七檁，前、后檐柱落地，高石礎，前、后檐柱間用五架梁、三架梁連接。前、后檐有挑枋來承托檐檁。屋面為單檐硬山頂，小布瓦覆蓋，磚砌脊，石灰粉脊。東、西山墻前檐有墀頭為飾。后殿為十三柱和十四檁支撐，前后有五根柱落地，底部以石柱為礎，房梁運用六架梁和五架梁及三架梁連接前、后金柱。大殿東面和西面配的房梁架同為抬梁式構架，共有七根木柱承八檁，有三柱落地以石柱為礎。前檐柱與后金柱間用五架梁、三架梁連接。后金柱與后檐柱間用單步梁連接。前檐出挑枋，承托挑檐檁。屋面為單檐硬山頂，磚砌石灰粉脊。東、西配房與前殿共山墻。在后殿兩側的山墻上采用另一種建筑穿斗式構造形式。這是從漢代以來發展較為成熟的穿斗式構架，柱距較密，較細的落地柱直接撐托屋頂橫木，在柱子和柱子間，沿房屋進深方向不設架空的梁，用枋木，把柱子組成排架，利用挑坊來托住挑檐。這種構架有兩個特點，“第一為使用的木料較為細小所以相對比較節省材料；第二是柱與柱間距較密，所以作為山墻，抗風性較好。1”然而由于柱距較密，致使室內空間與抬梁式相比顯得較為狹窄（見圖3）。圖3穿斗式百度網武圣宮建筑為了擴大每個房間的內部空間，在大殿和前殿的屋頂采用了勾連搭的做法，因而使其建筑結構十分緊湊。顯然，武圣宮建筑集中反映出當時的恩施地區已經掌握了比較成熟的建筑技術，而該建筑結構典型的例證。

二、建筑文化與雕刻藝術

武圣宮建筑所遺存的文化與雕刻藝術數量眾多，內容信息量豐富；其中墻壁上多處鑲嵌有清代乾隆皇帝開始至光緒皇帝年間的24塊古老的石碑，是武圣宮建筑發展及歷史的主要實物文獻資料。同時，建筑的一些裝飾物也是民間雕刻藝術的集中體現，共同豐富了該建筑的文化藝術價值。圖4大殿墻壁石刻圖5回廊墻壁石碑當時的武圣宮，主要是施南府軍隊用來進行祭祀以及舉辦其他軍事活動的場地，所以石碑中對于施南協三營對軍隊中年老、衣食短缺等給予幫助章程的記載較多。施南府在清乾隆元年，也就是1736年建立了“協級”軍事機構，稱為施南協。從公元1814年到1888年期間，共有7塊石碑對其進行了記載，石碑中詳細陳列了章程的內容，隨情況當時的變化，對其進行修訂。在1839年的一塊碑刻中記載了“經查明陳大恩昌充施南協右營病故守兵親屬認領義助而立碑飭警”。1885年的兩塊碑刻中還記載了有關與武圣宮置辦的田地房產，招佃收租，這部分收入主要用于香火祭祀。公元1777年（清朝乾隆皇帝四十二年），道光十五年、十七年、二十二年以及道光三十年間的五塊碑刻，記載了當時武圣宮對于，軍隊中傷亡而沒有人認領的兵卒進行安葬、祭掃的事件，并將這些兵卒遺留下來的錢財捐助于武圣宮。公元1842年的一石碑中有關于恩施當地于1841年有大批軍隊出征及后事安排的戰事記載，公元1841年處于鴉片戰爭時期，石刻的內容是對恩施地區在鴉片戰爭中出兵抗英歷史的記載。公元1871年的一塊石碑中對武圣宮曾經的維修事件作了十分詳細的記錄，可見這此維修應是對武圣宮建筑的較大型規模的整修。這些石碑不僅成為了重要的物質文化遺產，也使武圣宮的建筑成為了歷史文化價值的見證(見圖4、圖5)。武圣宮的木雕裝飾中包括方格雀替、木花欄桿、木花窗等等。戲臺的看樓前檐設置了木質花欄桿，欄板中間還有木雕“暗八仙”圖案，房檐下也設置有花格雀替，在東回廊第二層南山墻安放了磚花窗。武圣宮木花欄桿主要集中在戲臺的看樓上。其欄桿構造相對簡單，主要是起保護作用，它可以把人攔在安全范圍內，避免人們在高處時處于邊緣位置，造成跌落所采取的一種建筑安全措施，因而省略了傳統欄桿建筑中的望柱、地栿等構件。從“欄桿”起源來看主要是木質材料編織而成的遮攔物，所以欄桿原也稱作“闌桿”。后來才演變出了石、磚等不同的材料，樣式也越來越豐富，尤其到明清時期欄桿的雕刻裝飾也越加繁復，精美多樣。然而，武圣宮的欄桿上的鏤空木雕呈簡單多樣的幾何構造，簡潔、素雅、大方，沒有繁復的感覺；在正中的欄板上雕刻有“暗八仙”的裝飾圖案。所謂的“暗八仙”便是我國民間流傳甚廣的“八仙過海”的神話故事中八位神仙各持的八件神器。顯然，人們不僅把故事人物及花草作為建筑裝飾雕刻中的主要內容，而且還融入了傳統的吉祥寓意和對神明的崇拜，反應出人們在裝飾雕刻中所蘊含的一種精神上的寄托（見圖6、圖7）。圖6木花欄桿圖7暗八仙武圣宮回廊的柱頭上的雀替2雕刻手法相對比較簡潔沒有太多繁雜的雕刻內容，具有較強的裝飾作用。雀替位于建筑的梁枋與立柱的相交處，其作用是為了縮短橫梁的凈跨度，增強橫梁的載力；減少橫梁與柱子連接處向下的剪力；避免梁枋與柱子相交的角度發生傾斜。外觀輪廓由生硬的直線逐漸轉變成柔和多變的曲線，由單一的方形轉變成靈活、豐富的多邊形。形狀似雙翼置于柱頭的兩側，也成為解決柱頭裝飾部分一種很好的形式，雕刻內容豐富極具裝飾趣味。武圣宮的雀替應該屬于花牙子雀替樣式。所謂花牙子，在建筑構造上沒有前面所說的雀替在力學上所具備的使用價值，純屬裝飾作用，鏤空的幾何形構造，符合了武圣宮整體簡潔的建筑風格，靈活簡單的線條帶走了木頭本身的沉悶呆板之氣，增強了建筑的觀賞性（見圖8）。武圣宮中的花窗與我國的傳統文化一脈相承，具有十分富有文化底蘊，而且在建筑中具有較強的裝飾作用。其傳統的建筑花窗圖案樣式多樣，包括了各種變形和多種組合圖形的形式。如簡單的幾何圖案樣式，其中包括四方、六方、三角等；另外還有多種幾何樣式組合而成的比較復雜的圖案，如內圓外方的圖形和冰裂紋等樣式。除此，還有傳統建筑花窗雕刻中常見的文字裝飾圖案的樣式。其中草、隸、篆、楷等多種書法藝術作為裝飾圖案，如福祿壽等文字圖案，其不同的內容代表了吉祥等多種不同的寓意。圖8方格雀替圖9花窗在武圣宮的建筑花窗中，其圖案簡潔，花窗分為六個方格，既似多種幾何圖形的組合，每格圖案的中心又好似佛教中的萬“卐”，寓意為大海云天之間的吉祥象征（見圖9）。因此，簡潔精美的花窗不僅具有強烈視覺沖擊，而且還匯聚了文化中富貴與儒雅的特點，反映出人們在建筑裝飾中的一種美好追求。綜上所述，恩施武圣宮建筑保存相對完整的雕刻藝術，不僅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價值，而且還是該地區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建筑雕刻藝術縮影。其豐富的歷史文化和藝術信息，不僅對于提高城鎮文化發展的內涵，提升旅游的文化品味，發展旅游文化生態所不可缺少的一道人文景觀。

作者:龔健單位:湖北民族學院藝術學院

根據省、州委組織部的安排，現將恩施市關心愛護基層干部工作情況報告如下：

一、主要作法

（一）在政治上關心。一是注重從廣大基層干部中發展新黨員，成熟一個，納新一個，每年都有240名以上的基層干部加入到黨的隊伍中來。二是對優秀基層干部進行大張旗鼓的表彰獎勵，使他們的辛勤工作得到充分認可。在每年召開的慶祝“七一”大會上，都按照適當傾斜的原則，表彰一批黨的優秀基層干部。2000年以來，全市共有200名基層干部獲得優秀黨員或優秀黨務工作者榮譽稱號。三是對優秀基層干部優先選拔任用，讓他們有更大的施展才華的舞臺。2000年以來，全市共有65名鄉鎮基層干部得到提拔重用。原恩施市飲食服務公司經理章言，由于工作成績突出，被破格提拔為原市民貿局局長，現任市政府辦公室主任。

（二）在工作上支持。一是鼓勵建言獻策，樹立基層干部主人翁意識。市委通過設立電子信箱、意見箱，召開座談會等多種形式，經常性地征求廣大基層干部的意見和建議，對合理化建議及時采納，并對建議人予以表揚。二是建立下派優秀干部掛職工作機制,幫助鄉鎮基層干部開創工作新局面。2005年，市委從市直單位遴選30名年輕優秀干部到部分村任兩委班子主要負責人，幫助基層開展工作，加快小康建設步伐。三是切實加強教育培訓，努力提高基層干部工作能力。2000年以來，市委共組織培訓各級各類干部25000人次，其中鄉鎮基層干部12750人次，占51％。四是安排部署工作充分考慮基層干部的實際情況和承受能力，盡量給他們“減負”。堅決不安排可有可無的檢查，必要的檢查集中進行；盡量減少會議，非開不可的會議合并召開。

（三）在生活上關心。全市各級黨組織高度重視改善基層干部的工作、生活條件，千方百計幫助解決實際困難。全市16個鄉鎮辦，有15個鄉鎮辦先后建起了辦公大樓，改善了干部職工的辦公條件，10個鄉鎮辦由政府牽頭，為廣大基層干部集中蓋起了實惠、實用的宿舍樓，改善了他們的住房條件。近年來，在財政狀況比較緊張的情況下，市壓縮其他開支，對基層干部實行工資打卡制度，確保基層干部的工資接月足額到位。在家屬子女就業、子女入托入學等方面，各級黨委、政府對廣大基層干部都優先考慮，對家庭生活中遇到特殊困難的干部，給予特殊照顧和幫助，盡最大努力為他們排憂解難。

（四）在成長中愛護。一是樹立正確的用人導向。市委、市政府制定出臺了《恩施市領導干部實績考核辦法》，始終把工作實績作為選用干部最重要的依據，對基層干部實行跟蹤考察，及時發現和選拔任用有能力、實績突出的干部，調整不思進取、工作不力的干部。堅決遏制投機取巧的歪風邪氣，促使廣大基層干部憑實績求進取。二是加強防腐免疫教育。各級黨組織通過打招呼、進行誡勉談話等形式，時刻提醒廣大基層干部要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市委組織部充分利用黨員電化教育和遠程教育手段，通過正反面典型對基層干部進行激勵教育和警示教育，防患于未然。三是加強管理監督與懲治。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嚴格要求就是關心愛護”的原則，對違法亂紀、屢教不改的基層干部按照有關規定堅決予以嚴懲，一方面教育本人，一方面對廣大基層干部起到震懾警示作用。

【內容提要】伯恩斯坦是以存在與應當之間的分裂為特征，從倫理必要性來解釋馬克思主義。海德格爾之同情馬克思，在于其對倫理思考的本體論化，并最終走向消解“自我意識自主域的觀念”及其道德理想主義。海德格爾意識到馬克思與黑格爾的某種聯系，但卻不明白黑格爾將倫理學的思考轉化為歷史——社會哲學的思考，這種理論興趣一脈相傳于馬克思并得到了革命性的體現。

【關鍵詞】馬克思/伯恩斯坦/黑格爾/海德格爾

【正文】

一

近百年來，馬克思主義的道德學說一直因被視為批判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的基礎理論，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居重要地位。凡這類研究均是在價值和事實之間各執一端：在第二國際，這種價值和事實各執一端的狀況突出地表現在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的思想對立中。伯恩斯坦從道德的視角強調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非人化的意義，提出了“倫理社會主義”理論。他在訴說“道德意識”在社會的斗爭中的重要性時，認為馬克思的論述在這一問題上，表現出一些彼此非常矛盾的說法。

伯恩施坦認為，一方面，馬克思幾乎和施蒂納一樣，屈從于非道德主義，只不過馬克思是用“無產階級或無產者的黨”代替了施蒂納的“我”。伯恩斯坦確信，如果不歪曲邏輯的話，人們是可以從《共產黨宣言》、《哲學的貧困》等著作的不同段落里推出類似的“實際”結論，甚至在后期的著作里，馬克思的論述也避免了“直接訴諸道德動機”。至此，魏爾納·桑巴特教授就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反倫理的傾向”稱作是它的“特異的標記”。伯恩斯坦基本贊同桑巴特這個說法，并作了一個微小的修正，認為“反倫理的傾向”是一個選擇得不大恰當的說法，因為，“反倫理的”一詞首先引起人的這樣的觀念聯想：“好象應該把倫理一概取消似的”，實際上，按桑巴特的意思來講，“反倫理的傾向”只是“反對從倫理原則推出社會主義”這一說法的同義語[1]。伯恩斯坦的如上說法，把馬克思的理論完全描繪成試圖以科學原則取代“我”，進而與階級意識聯結，即馬克思讓自己的“個體言說”進入社會化推論和訴求以贏得社會法權時，把純然個體性的價值關涉轉換為超個體性的無產階級世界觀，成為階級的代言人。

【關鍵詞】馬克思/伯恩斯坦/黑格爾/海德格爾

【正文】

［中圖分類號］B82-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6917(2001)04-0020-04

一

近百年來，馬克思主義的道德學說一直因被視為批判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的基礎理論，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居重要地位。凡這類研究均是在價值和事實之間各執一端：在第二國際，這種價值和事實各執一端的狀況突出地表現在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的思想對立中。伯恩斯坦從道德的視角強調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非人化的意義，提出了“倫理社會主義”理論。他在訴說“道德意識”在社會的斗爭中的重要性時，認為馬克思的論述在這一問題上，表現出一些彼此非常矛盾的說法。

伯恩施坦認為，一方面，馬克思幾乎和施蒂納一樣，屈從于非道德主義，只不過馬克思是用“無產階級或無產者的黨”代替了施蒂納的“我”。伯恩斯坦確信，如果不歪曲邏輯的話，人們是可以從《共產黨宣言》、《哲學的貧困》等著作的不同段落里推出類似的“實際”結論，甚至在后期的著作里，馬克思的論述也避免了“直接訴諸道德動機”。至此，魏爾納·桑巴特教授就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反倫理的傾向”稱作是它的“特異的標記”。伯恩斯坦基本贊同桑巴特這個說法，并作了一個微小的修正，認為“反倫理的傾向”是一個選擇得不大恰當的說法，因為，“反倫理的”一詞首先引起人的這樣的觀念聯想：“好象應該把倫理一概取消似的”，實際上，按桑巴特的意思來講，“反倫理的傾向”只是“反對從倫理原則推出社會主義”這一說法的同義語[1]。伯恩斯坦的如上說法，把馬克思的理論完全描繪成試圖以科學原則取代“我”，進而與階級意識聯結，即馬克思讓自己的“個體言說”進入社會化推論和訴求以贏得社會法權時，把純然個體性的價值關涉轉換為超個體性的無產階級世界觀，成為階級的代言人。

在××市航空市場開發推介會上的致辭

各位領導、各位來賓：

在姹紫嫣紅、百花爭艷的陽春四月，我們高興地迎來了全國民航界的領導和各位佳賓前來參加恩施航空運輸市場開發推介會，這不僅是恩施機場公司的盛事，更是恩施州發展中的一件大事。在此，我代表恩施州委、州人民政府向推介會的召開表示最熱烈的祝賀，向各位領導和各位佳賓表示最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

恩施州地處云貴高原的東延部分，位于湖北省的西南部，東連荊楚，南接瀟湘，西鄰渝黔，北靠神農架，是湖北省唯一享受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地區，還是我國中西部兩個經濟帶的結合部。全州轄恩施、利川兩市和巴東、建始、來鳳、鶴峰、咸豐、宣恩六縣，版土面積萬平方公里，總人口萬，年建州，是共和國最年輕的自治州。

恩施州是資源富集的自治州。原創：四大資源富集，一是礦產資源蘊藏豐富。已經探明的恩施州的金屬礦產有種，有種金屬或非金屬的儲量在湖北省居第一位，硒礦在全世界居第一位，享有“世界硒都”之美稱。二是生物資源十分豐富。恩施有“華中藥庫、煙草王國、鄂西林海、中華植物基因庫”的美稱。莼菜、薇菜、蕨菜、山野菜等特色資源斐聲海內外；全州有優質煙葉萬畝，是全國最大的白肋煙基地；全州有優質茶園萬畝，宣恩縣伍家臺貢茶在清朝就是欽定貢品，乾隆皇帝親賜匾額“皇恩寵賜”；全州中藥材的品種有種，比《本草綱目》多多種，恩施州在歷史上是道地藥材的故鄉。中華藥典中有很多中藥被冠以“川”字，原產地都在恩施，如川黃連、川貝母、川木桐、川烏等等。三是水電資源十分豐富。恩施州的水電資源，理論蘊藏量是多萬千瓦，可開發的在萬千瓦左右，是僅次于宜昌三峽的水能基地。四是旅游資源獨具特色。恩施州號稱中國的“三大后花園”之一，加上色彩斑斕的民族文化、良好的生態、清新的空氣、宜人的氣候，使恩施州成為名符其實的“綠色恩施州，土（家）苗風情園”，與張家界、長江三峽構成了中國黃金旅游線上的“金三角”，是世界級生態旅游最具發展潛力的地區之一。

恩施州是一塊正在開發和極具開發前景的熱土。年，恩施州被納入西部大開發范圍，加之國家新一輪扶貧開發、民族地區扶持政策等歷史機遇，恩施已開始進入投入最多、發展最快的歷史時期。幾代恩施人盼望的鐵路夢、高速公路夢、綠色產業夢都將在近十年內成為現實。未來的十年，國家將有億元的資金投向恩施，恩施州因此將成為投資相對集中的地區之一，成為湘鄂渝黔四省邊區未來最重要的經濟增長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