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力范文10篇

一、關于我國勞動力轉移研究的文獻綜述

(一)關于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的爭議

造成“民工荒”的直接原因是大批農民工從城市返鄉或回到離家更近的小城市或城鎮，于是學者們自然而然地將這一現象與勞動力遷移中著名的“劉易斯拐點”相聯系起來。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1954年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即劉易斯模型。他將經濟的發展分為邊際生產率低的傳統部門(以傳統農業為代表)和邊際生產率高的現代化部門(以現代工業部門為代表)。由于兩部門的實際工資差距較大，便會出現傳統部門剩余勞動力向現代工業部門的轉移，直至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至城市實現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2］。之后，劉易斯又對此模型補充了劉易斯拐點的說明，即當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短缺，由于傳統農業部門的壓力，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就出現了“劉易斯第一拐點”;接著，二元經濟發展到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的第二階段后，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進一步釋放，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相等時，即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差距消失，也就意味著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經濟發展從二元經濟轉化為一元經濟狀態，這樣的轉折即“劉易斯第二拐點”［3］。我國學術界有很多學者嘗試用劉易斯模型解釋“民工荒”現象，并對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存在很大爭議。例如:蔡昉(2008)運用反事實分析的方法，認為農業的技術進步偏好表明了勞動力稀缺，進而認為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4］;王德文(2008)通過考察農民工工資變化，判斷近年“民工荒”意味著勞動力市場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我國已經越過了劉易斯第一拐點［5］;吳海民(2012)以勞動邊際生產率的角度分析，采用1990—2010年我國農業和工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得出我國已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劉易斯第一拐點的結論，并預測我國將在2043年迎來劉易斯第二拐點［6］。但也有很多學者對此持相反態度，例如:Minami和Ma(2008)以日本的經驗作為借鑒，從勞動產出彈性視角證明劉易斯拐點還未到來［7］;余宇新、張平(2012)從資本積累的視角對中國劉易斯拐點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的結果表明，我國的資本積累速度與人均資本量并不存負向關系而是顯著的正向關系，這意味著劉易斯拐點并未真正到來［8］。

(二)托達羅模型及其在研究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中的應用

由于劉易斯模型是以遷移勞動力在城市的充分就業為前提假設的，美國經濟學家托達羅(1970)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了修正和補充，提出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決策和就業概率勞動力流動行為模型，即托達羅模型。其核心思想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條件不僅取決于城市與農村的實際收入差距，還取決于城市的就業率，也即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后預期能夠找到工作的概率。模型表示為:Mt=f(d)，f’＞0。其中Mt表示勞動力從農村遷入城市的數量，d為城鄉預期收入差異，f’＞0指人口流動是預期收入差異的增函數。而城鄉預期收入差異d表示為:d=w•π－r，其中w表示城市實際工資水平，π代表就業概率，w•π便是勞動力的實際工資水平，r則為農村平均實際收入［9］。國內也有很多學者嘗試以托達羅模型分析解釋我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遷移。例如:張海濤、楊為燕(2007)認為我國人口流動的實踐和托達羅模型提出的背景極為相似，并以托達羅模型為分析基礎，分析了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狀況［10］。盛亦男、孫猛(2009)以托達羅模型為框架，嘗試從勞動力供需角度解釋農民工返鄉的現象［11］。也有學者探究了托達羅模型在中國實際狀況中運用的局限性，并嘗試對其進行修正和擴展。丁守海(2005)指出托達羅模型忽視了大國經濟中的區域差異，并引入區域因素對托達羅模型進行了拓展，然后運用面板數據進行計量檢驗，結果顯示該模型能較好揭示勞動力省內轉移現象［12］。肖文韜、孫細明(2003)對托達羅模型進行了修正，認為沒有考慮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之后的生活費用，從而引入了生活成本的概念［13］。喻言(2007)在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的基礎上，從生活費用和行政管理費用、就業概率還有農村實際工資率以及非貨幣性收益和成本四個方面對模型進行了修正，但并未運用實際數據對修正后的模型進行實證分析［14］。焦克源、張彥雄、張婷(2011)對托達羅模型進行了擴展，將新生代農民工的需求與傳統農民工區分開來，雖然他們加入非經濟收益的變量，嘗試解釋近年來出現的“民工荒”現象，但也同樣沒有對拓展過的模型進行實證檢驗［15］。

二、限制勞動力遷移模型在我國實踐中應用的因素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卡內基曾說過：喜新厭舊是人們最常有的心理行為之一，人們對事物保留熱情的時間是有限的。比如說服飾，去年流行復古風格，今年可能輪到韓版風格，明年可能輪到喇叭褲。又如影視劇，五六年前是武打片大行其道，隨后的兩年是諜戰片最火，而最近這兩年又是古裝宮廷戲獨領風騷。我們把目光移到歷史長河中縱觀藝術的發展史，得到的最突出印象就是：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藝術。正如劉勰所說的，“時運交移，質問代變”，“歌謠文理，與世推移”。①說明隨著時代和社會的變遷，文學藝術在內容、形式、風格各方面都會發生相應的變化。每一時代都必然要接受前一時代遺留下來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作為自己發展的基礎和出發點。后人正是在不斷學習研究前人留下的成果的基礎上，不斷地創新完善，才有了幾百年來藝術長盛不衰的繁榮景象。“喜新研舊”就是創新和繼承，是藝術創作不斷發展的內在動力，創新是一切時代、一切藝術發展的必然規律。

第一，創新是由藝術反映生活的任務所決定的。生活是發展的，因此，反映生活的藝術也是發展的，這是藝術創新的客觀必然性。羅丹曾說過：“藝術就是情感。”情感是各種生活經歷的體現。我們翻開音樂史來看，沿著文藝復興———巴洛克時期———古典時期———浪漫主義時期———現代派時期這條主線，可以發現：一是當一種藝術風格達到頂峰而走下坡路時，會被一種新的流派悄然替換；二是涌現出來的各種流派并轡爭馳、競秀騁妍。這幾百年來，各個時期的人們生活環境不同，物質基礎不同，生活習慣不同，審美觀和理想不同，反映到藝術上也是各有不同。如中世紀哥特式建筑，廣泛運用線條輕快的尖拱、造型挺秀的尖塔，造成一種向上升華、天國神秘的幻覺，表現出與上天接近的意向，反映了當時基督教盛行的宗教觀念，也反映出中世紀城市發展的狀況。相應地，中世紀的音樂由宗教音樂占統治地位，為了服從宗教禮拜活動，教堂里圣歌的音樂單純肅穆、穩重節制，最大限度地排除世俗的感傷欲念。其旋律音調平緩，整個音樂音域較窄。到了巴洛克時期則追求一種繁復夸飾、富麗堂皇、氣勢宏大、富于動感的藝術境界。到16世紀末期，藝術中感情的因素日益增加，于是，藝術家們打破四平八穩的藝術追求。巴洛克時期音樂最重要的創造就是“對比”的概念，包括音的高與低、快與慢、強與弱對比。各個聲部（通常為四至五個聲部）相互交織，同步進行。到浪漫主義時期，主調音樂占主導地位，音樂自由奔放，形式較少拘束，喜用抒情和描繪，注重個人感情的表達。在文學方面，巴洛克時代的作品追求形式，內容空虛，語言雕琢浮夸。浪漫主義時期的文學作品強調個人感情的自由抒發，有強烈的主觀性。創作的重心是追求理想，如同席勒所說：“試圖用美麗的理想去代替那不足的真實。”法國作家雨果的小說《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等具有史詩般雄壯的風格，是浪漫主義小說的經典之作。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三個火》把通俗小說的發展推向了極致。

第二，創新是由藝術的本性所決定的。藝術的生命就在于創新，沒有創新就沒有藝術。郭沫若曾把文藝叫做“發明的事業”。19世紀初，浪漫主義時期音樂是隨著浪漫主義文學產生的。當時人們對黑暗的社會現實提出強烈的抗議，但對美好的未來卻充滿了信心。追求新的社會理想，尋找新的思想出路是當時藝術家們最關心的問題。藝術家們從文學作品里找到了靈感，找到了理想的方向。

當時有一句流行語：“創新象條狗，它在滿街行走。”貝多芬最偉大的創作是《第九交響樂》，他成功解決了交響樂與合唱的巧妙聯姻。將合唱引入交響樂，擴大了交響樂的原有規模，集交響樂隊、合唱、獨唱、重唱于一體，壯美浩大、氣勢恢宏，藝術感染力十分強烈。貝多芬以精湛嫻熟的技法和深刻博愛的思想征服了全世界，他的重要作品成為暴風雨革命年代的一面鏡子。翻開中國詩歌史，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條脈絡：古典詩歌———詩經———楚辭———樂府詩———近體詩（唐以后形成的絕句、格律詩）———詞———曲———新詩。歷史上沒有一種風格能夠占壟斷地位，而是呈百家爭鳴之象。我們來看大家最熟悉的唐詩，唐朝之前的詩叫古體詩，唐之后叫近體詩，因為唐朝詩人們的大力創作，形成一種風格被定型下來。它講究對仗、合乎韻律、語言平仄。在唐朝，從宮廷到塞外，從街頭到巷尾，上至老人下至小孩，很多人都能吟出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等人的詩。但是到了宋朝，詩歌的輝煌漸退，隨之而起的是詞，并成為一代“獨藝”，宋詞進入了極盛時期，內容大都是抒發個人的情感為主，如懷才不遇的激憤以及浪子羈旅行役的愁苦等。隨著宋朝被元朝取代后，宋詞漸衰弱，另一種風格———元曲又出現。

第三，創新是由欣賞者的審美需求所決定的。人類的感性體驗是豐富多樣的，欣賞者在藝術欣賞時總是求新、求異、求變。巴洛克時期偉大的音樂大師亨德爾1712年定居英國，他寫了40多部意大利式歌劇，一度轟動了英國和歐洲。但是，經歷了資產階級革命的英國市民，對外國藝術逐漸表示厭煩，人們的審美出現了疲勞，聽覺上出現了乏困，加之派系的嫉妒，亨德爾的歌劇遭到了挫折。失敗令亨德爾清醒，使他重新認識觀眾的藝術口味，為了新興的英國市民階層的理想和愿望能實現，他開始創作嶄新風格的清唱劇。亨德爾以圣經內容為題材，配上莊嚴強勁、氣勢雄偉的領唱、合唱，賦予清唱劇前所未有的英雄性和史詩性。這些作品生氣盎然的情緒、清新明快的風格引起了英國民眾的強烈共鳴，亨德爾大獲成功。如今，世界級的聲樂比賽中，男高音第一輪的比賽必唱的曲目就是亨德爾寫的《每條路都為他鋪平》。清唱劇的創作給亨德爾帶來了崇高的榮譽，他被英國奉為“民族音樂家”。

第四，創新是由藝術家的個性和思想感情的獨特性所決定的。古往今來，藝術家層出不窮，不但人數眾多，而且性格各異，有的熱情奔放、有的冷峻深沉、有的抒情柔美、有的雄偉流暢，等等，但很少人會既是這樣又是那樣。

一、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現狀

長期以來，普遍認為我國農村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勞動力是剩余的，絕對數大約有1億到1.5億，農村剩余勞動轉移的任務任重而道遠。然而，2004年開始出現的民工荒，不但沒有像預想中那樣很快消失，反而從沿海地區蔓延到中部地區甚至勞動力輸出省份。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課題組”2006年對2749個村的調查顯示，74.3%的村認為能夠外出務工的勞動力都已外出。根據蔡（2007）的估算，40歲以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絕對數量只有5212萬，剩余比例僅為10.7%，這同原來剩余比例為三分之一的觀點差距巨大。這表明農村剩余勞動力總供給的特征正發生變化——越過了勞動力轉移的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從勞動力無限供給轉變為有限供給。

筆者在廣東河源招元村、長洲村、黃石村等地的調研對上述觀點給予支持。例如：黃石村村委會的該村外出打工情況的數據顯示：2007年該村共有410人外出打工，約占黃石村總人口1218人的33.66%；外出打工人員中有男性220人，女性190人；全村282戶人家中，全家人都外出打工的有51戶，只有16戶家中無人外出打工。而家中無人外出打工的家庭，多半是由于家中有人生病或者孩子太小等其他的原因無法出去。胡靖2007年在廣東龍川縣長洲村進行的為期一周住戶調查亦發現農村家中只有老人和兒童留守。因此可以對形勢做出一個基本判別，即作為我國經濟最早起步亦最發達的廣東農村中的可以轉移的勞動力已經基本轉移完畢。

二、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供給方分析

根據二元經濟發展理論預測，勞動力轉移將促進農地集中和農業勞動生產率上升。然而，筆者在廣東的調研顯示實際情況同理論預測大相徑庭。

第一，撂荒現象嚴重并有加劇的趨勢。黃石村的大部分家庭都有外出務工的人員，家庭經濟主要依賴農業的情況已經不普遍了。因此，很多家庭的經濟重心已經轉移到了農業生產之外。胡靖、張威2007年調研發現，在食物消費得到保障之后，農民在農業生產上繼續投入勞動的積極性開始降低，即使是擁有上等的水田，他們耕種的欲望也并不強烈，更不用說下等田和那些不便耕種的田。1989年第二輪承包經營時黃石村水田總面積534.3畝，目前，在七個小組中，有六個的“撂荒率”都超過了10%（其中五個超過15%，1個超過10%）。劉屋的“撂荒率”是唯一一個低于10%的。而這是由于劉屋是黃石鎮的鎮府所在，學校、機關、工商業用地大部分都要從劉屋征得，因此，劉屋的水田面積是七個村小組中最少的，撂荒的情況就相應地輕了很多。到2003年，黃石村水田的面積減少到413.78畝，減少量為120畝。

摘要：隨著經濟的發展，鄉村旅游逐漸呈現出巨大的客源市場，是極具發展空間的旅游形式。鄉村旅游開發并不是單方面的接待設施增加、旅游項目的開發，而是要將鄉村旅游融入到所在地域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活動中去，調動當地人發展鄉村旅游的積極性，增加更多的就業崗位，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提倡可持續的旅游發展模式。文章以鄉村旅游資源開發的一般動力因素為著手點，分析大連市鄉村旅游產業存在的問題。結合這些問題提出相應的發展動力對策。

關鍵詞：鄉村旅游；動力機制；生態旅游；農村經濟

1引言

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城市生活的人們對田園風光的向往，尋求對大自然的真實感受，開拓了鄉村旅游市場。鄉村生活牽引著城市居民走出城市，走進鄉村，去體驗與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鄉村旅游的這個過程，拉近城市與鄉村的距離，緩解城市居民生活、工作壓力，使人們回歸自然，享受鄉村綠色。同時，可持續的鄉村旅游開發將會促進城鄉資源的合理化利用與城鄉產業結構的戰略調整；鄉村旅游也可緩解就業壓力，促進鄉村社區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共建鄉村人居和諧環境。

2鄉村旅游的概念界定

通過大量對先行研究的文獻考察，國內外學者和學術機構從不同的視角，對鄉村旅游做了不同的界定。較有代表性的是歐洲聯盟(EU)和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將鄉村旅游定義為發生在鄉村的旅游活動，其中“鄉村性”是鄉村旅游整體營銷的核心和獨特賣點。

落實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機制存在問題及對策

區委五屆三次全會提出，要突出“三農”工作重點，用50%的時間，保證足夠的人力、物力、財力抓好“三農”工作，確保年內打牢“三農”工作基礎，力爭用3至5年的時間，實現戶戶加入“公司+農戶”的種養經營，每戶至少有一個勞動力進廠工作的目標；要大力推行農村勞動力戰略轉移機制，促進農民增收、農業增效、農村發展。為此，組織力量對我區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

一、我區農村勞動力的基本情況

截至2004年底，全區農村勞動力總數57302人，其中：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總數10050人，男性有5703人，占外出務工人數的56%，女性有4347人，占外出務工人數的44%，在本區范圍內務工的1540人，占外出務工人數的15%，在市內其它縣區務工的2922人，占外出務工人數的29%，在市外出務工人數的5588人，占外出務工人數的55%；另外我區農村富余勞動力共有10478人，這些人中，初高中學歷的共有8703人，占農村富余勞動力人數83%；其它學歷的有1775人，占農村富余勞動力人數17%；在農村富余勞動力中，有外出工作意向的有8585人，占81%。

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區域來看，城區的xxx辦事處農民工在本地從事經商、建筑裝修、餐飲服務和入廠務工的人數較多，而xxxx農民工除少部分在本地從事個體工商經營外，大部分以外出打工為主，主要區域分布在廣州、深圳、佛山等珠三角發達地區。

二、我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機制存在問題

1概述

裝卸工作是鐵路貨物運輸生產組織的重要環節。從企業現代化管理的角度講，裝與卸不僅關系到運輸生產的起始和終結，而且貫穿于運輸生產的整個過程。因此，裝、卸的工作質量直接影響到鐵路運輸的安全、效率和效益。裝卸工作是集勞動者、裝卸搬運設備設施、貨物，以及信息、管理等多項因素為一體的作業系統，只有按照裝卸作業本身的要求、在進行裝卸作業的場合，合理配備各種機械設備，以及合理安排勞動力，才能使裝卸搬運的各個環節互相協調、緊密配合。按照作業方式分，鐵路裝卸工作可以分為人力裝卸、機械裝卸和人機結合裝卸3種，目前我國鐵路裝卸機械化程度還不高，特別是成件包裝貨物主要依靠人工裝卸或人工與機械配合裝卸作業。從這個角度講，目前我國鐵路裝卸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還屬于勞動密集型工作，而保證裝卸勞動力供給、提高裝卸工能力和素質對提高鐵路裝卸效率具有重要意義。

2鐵路裝卸工供給不足原因分析

目前鐵路從事人力裝卸作業的裝卸工主要是40～50歲的農民工，70后、特別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從事裝卸工作的越來越少，后備人才接續不足。大部分裝卸工在職時間短，接受教育和培訓不多，裝卸技術知識欠缺。最近幾年出現的全國性用工荒，使各鐵路局裝卸企業招工困難，對鐵路裝卸行業沖擊較大。特別是在春節或農忙時節，車站裝卸工緊缺，限制了貨場吞吐能力的加強及車輛的快速周轉。裝卸工緊缺而且面臨斷層問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2個方面。（1）人工裝卸費率較低。目前鐵路裝卸工主要由2部分組成，一部分是鐵路職工，一部分是聘用的勞務公司的農民工。聘用勞務公司農民工主要采取勞務外包的方式，外包人力裝卸費用按噸計算，根據工作量支付給勞務公司，勞務公司再支付給農民工。以敦煌站為例，該地區勞動力市場的裝卸費率水平遠高于鐵路裝卸費率，為了留住外地招用人員，保證足夠數量的勞動力應對集中到達或發送時的裝卸任務，裝卸隊每人每月發放保底工資，導致裝卸勞動力支出成本加大，裝卸隊經營壓力很大。再如蘭州東站，貨場內1個裝卸隊有裝卸工30余人，據估算，一個月需要收入22萬～23萬元才能維持經營，其成本包括人員工資、社保、水電費、工作服、小型工具、稅收等，如果裝卸人員最低工資不能達到市場其他同類用工企業的水平，很難招聘到滿足裝卸工作量需要的裝卸工。（2）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訴求發生變化。在后人口紅利時代，農民工群體正在或已經實現了大規模的代際替換，新生代農民工在農民情結、成長經歷、成長環境、打工目的、工作態度、價值追求、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方面已經有很大不同。具體體現在：外出就業動機從“改善生活”向“體驗生活、追求夢想”轉變；對勞動權益的訴求，從單純要求實現基本勞動權益向追求體面勞動和發展機會轉變；對職業角色的認同由農民向工人轉變；對職業發展的定位由亦工亦農向非農就業轉變；對務工城市的心態，從過客心理向期盼在務工地長期穩定生活轉變；對外出生活的追求，從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滿足轉變。與這些訴求相比，裝卸工的工作體力支出大，工作環境較差，缺乏良好的職業發展前景，許多新生代農民工對裝卸工的工作比較排斥。因此，與車站對裝卸工的需求相比，裝卸勞動力供給不足，尤其是在春節、農忙時期更加緊缺，制約了車站裝卸工作的開展。

3鐵路裝卸勞動力供給對策的建議

3.1加大機械化裝卸力度

城鎮勞動力調查的目的是為國家及時掌握和了解我國城鎮失業情況，研究制定勞動就業政策，加強調控提供依據。

調查范圍為全國的城鎮人口，具體指設區的市所轄的區，不設區的市所轄的街道以及不設區的市所轄鎮的居委會和縣轄鎮的居委會范圍內的15歲及15歲以上的人口。

調查對象：采用按常住人口登記的原則對調查范圍內被抽中的住戶中15歲及15歲以上人口進行調查，調查以戶為單位進行，既調查家庭戶，也調查集體戶。全國約抽取25萬人。

調查內容是被調查者在調查時點前一周即調查周的就業與失業情況。

調查時間：當年三季度的調查周為9月30日前的一周，四季度的調查周為12月15日前的一周，次年一、二季度為季中間月15日前的一周，入戶時間為調查周的下一個星期。

調查方法是利用當年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所抽中樣本中的城鎮樣本進行。以全國為總體，省級單位為次總體，采用分層、多階段、整群概率比例抽樣方法。對抽中的住戶，由調查員進行入戶訪問。

甲方(化學纖維廠)

乙方(動力科)

訂立動力供應合同,經雙方協議,達成下列條款

┌─────┬──────┬─────┬───┬───┬───┬───┐

│指標│項目│單位│全季│四月│五月│六月│

│一,供應量│電│度/日│││││

胡桃夾食管（NE）是一種原發性食管運動障礙性疾病，為了解NE的食管在使用不同性質藥物治療后的動力學改變特征，進而探討其發病機理，我們將NE患者分為兩組，分別應用抗焦慮藥物和不應用抗焦慮藥物治療，觀察食管壓力變化，探討如下：

1材料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1.1.1對照組20例，其中男8例，女12例，年齡29～58歲，平均年齡，38±7.2歲。入選條件：臨床無食管疾病及胃食管反流病，無累及食管的全身性疾病，無胃腸手術史。

1.1.2NE組，30例，男11例，女19例，年齡在28～62歲，平均年齡39±12歲。主要癥狀為胸痛，其中8例有吞咽困難，排除心血管疾病和胃腸器質性疾病，食管鋇餐和食管動力測壓排除賁門失弛緩癥。隨機分為兩組，每組各15人。

1．2方法

改革步伐的加快和市場經濟的深入使企業進入了全面競爭的時代，生存和發展成為企業的兩大主題。新形勢下，市場競爭的核心是企業文化的競爭。企業文化是企業綜合實力的體現，是一個企業文明程度的反映，也是知識形態的生產力轉化為物質形態生產力的源泉和動力。地處九朝古都的洛陽供電公司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歷史積淀，如何在新時期將豐富的傳統文化與嶄新的現代文化緊密結合起來，繼而凝煉和塑造出具有洛陽供電個性特色的企業文化，從而根植和體現在每一位員工的意識形態和行為規范上，最終形成推動企業健康發展的持續動力，這是擺在企業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重要課題。在新階段下，洛陽供電公司以強化精神文化為龍頭，著力塑造企業的靈魂支柱；以規范制度文化為前提，全力提高管理水平；以推進行為文化為根本，竭力形成企業日常規范；以提升物質文化為基礎，傾力打造企業新形象。通過四種文化的水乳交融、融會貫通，逐步實現“文化興企、文化管企、文化強企”的既定目標。

一、建設精神文化塑造企業靈魂

精神文化是企業文化的龍頭。它是員工共同的價值標準、信念和行為準則。我們在深刻剖析公司改革與發展所面臨的形勢和存在問題的基礎上，全員參與，挖掘企業精神內涵，并與國家電網公司“努力超越、追求卓越”的企業精神和建設“一強三優”現代公司目標相結合，形成了企業的基本價值觀。引導各單位以“創爭”活動和班組文化建設為載體，統一思想，堅定信心，制定各自的發展規劃，明確發展目標；合理引導需求，培養團隊精神、集體主義精神，使員工能夠配合默契、快樂工作；大力宣傳企業發展理念、企業目標、企業道德與行為準則，采取多種方式對員工進行灌輸和教育，充分發揮企業精神的導向、激勵和凝聚作用，為企業發展注入生機與活力。二、建設制度文化提高管理水平

制度文化與管理科學息息相關，它體現了一個企業在管理過程中的規范程度，并影響著企業行為。我們在制定企業發展方向和目標、加強企業管理過程中，主動導入企業文化概念，使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得到充分體現和落實。

按照現代企業管理的要求，我們進一步完善企業各類管理制度，進行了專業化、扁平化管理流程再造。制定首席工程師、首席技術能手評選辦法和最佳管理實踐評選辦法，引導員工圍繞公司整體目標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為員工職業生涯規劃樹立正確的導向。把同業對標工作與業績考核緊密結合，建立企業、部門、員工一體化的績效考評體系，建立有利于公司整體協調、高效運轉的管理機制。完善生產管理制度，進一步細化設備管理責任，提高設備的安裝、檢修、驗收和運行維護質量。引導廣大員工有效推動制度、標準的落實，轉化為企業的實際行動，形成以人為本、依法治企、特色鮮明的管理文化。

三、建設行為文化規范員工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