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動人口范文10篇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在經歷一個從農村到城市，從中西部到東部，再從東部到中西部的巨大人口流動潮（朱傳耿等，2001a）。人口流動已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在人口領域的顯著現象，它既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又反過來影響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因此，加強對中國流動人口的分析與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朱傳耿等，2001b）。從人口流動的影響因素來看，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口流動的資本、文化和科技要素的作用增大（林盛中，1993），制度因素已成為影響人口流動的關鍵（丁軍，1993；李永寵，1995），城鄉和地區差距擴大也進一步激發人口遷移和流動（蔡fǎng＠①，1995）。但從總體看，這些研究沒有從全國角度并利用定量方法對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作深入探討。本文利用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和國家統計局199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資料，對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進行定量研究。

國外學者認為，人口流遷的動因可以理解為“推和拉”兩個方面的力量(Bouvier,etal,1977)。“推”是指原居住國或居住地的不好的條件，包括人口過多、惡劣的氣候條件、居住條件不好、缺乏機會和宗教迫害等；“拉”的力量是指吸引移民遷居別地的因素，包括豐富的就業機會、適宜的氣候、吸引人的生活方式、廉價的土地和政治自由等。許多別的因素可以調節這些推和拉的力量(Stouffer,S.A.,1940)。距離、搬家的費用、欲遷居的人的身體狀況、家庭紐帶的強弱等都會最終影響遷居的決策；法律及物質的因素也會起作用。但總的來看，人口流動的主動因是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這里我們重點分析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拉力”因素。

二、數據采集與處理

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包括全國3406個縣市（其中包括區，以及省、設區市的累計）的流動人口分布情況，每一個縣市構成一個調查表，列包括合計、性別（男、女）、居住時間、來源地（省外市、省外縣、省內市、省內縣、港澳臺、國外）、居住情況（旅館、居民家中、單位內部、工地現場、租賃房屋、其它），行代表遷移原因，包括合計、務工、務農、經商、服務、因公出差、借讀培訓、治病療養、保姆、投靠親友、探親訪友、旅游觀光、其它13個項目。為了分析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我們對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進行匯總，并提取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包括所轄縣、區）進行分析。匯總數據顯示，全國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有84個，其中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市，達283.45萬；100萬以上的城市有6個，分別為深圳、廣州、東莞、佛山、北京、上海，6座城市中廣東省就有4個，遠遠高于其它省市對流動人口的吸納能力。

從《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采集1996年16個社會經濟統計因素，它們分別是：地區人口（萬人）、市區人口（萬人）、市區非農業人口（萬人）、市區從業人口（萬人）、市區個體勞動者（萬人）、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億元）、市區工業總產值（億元）、市區利稅總額（億元）、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元）、市區客運總量（萬人）、市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億元）、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億元）、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元）。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在經歷一個從農村到城市，從中西部到東部，再從東部到中西部的巨大人口流動潮（朱傳耿等，2001a）。人口流動已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在人口領域的顯著現象，它既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又反過來影響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因此，加強對中國流動人口的分析與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朱傳耿等，2001b）。從人口流動的影響因素來看，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口流動的資本、文化和科技要素的作用增大（林盛中，1993），制度因素已成為影響人口流動的關鍵（丁軍，1993；李永寵，1995），城鄉和地區差距擴大也進一步激發人口遷移和流動（蔡fǎng＠①，1995）。但從總體看，這些研究沒有從全國角度并利用定量方法對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作深入探討。本文利用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和國家統計局199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資料，對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進行定量研究。

國外學者認為，人口流遷的動因可以理解為“推和拉”兩個方面的力量(Bouvier,etal,1977)。“推”是指原居住國或居住地的不好的條件，包括人口過多、惡劣的氣候條件、居住條件不好、缺乏機會和宗教迫害等；“拉”的力量是指吸引移民遷居別地的因素，包括豐富的就業機會、適宜的氣候、吸引人的生活方式、廉價的土地和政治自由等。許多別的因素可以調節這些推和拉的力量(Stouffer,S.A.,1940)。距離、搬家的費用、欲遷居的人的身體狀況、家庭紐帶的強弱等都會最終影響遷居的決策；法律及物質的因素也會起作用。但總的來看，人口流動的主動因是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這里我們重點分析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拉力”因素。

二、數據采集與處理

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包括全國3406個縣市（其中包括區，以及省、設區市的累計）的流動人口分布情況，每一個縣市構成一個調查表，列包括合計、性別（男、女）、居住時間、來源地（省外市、省外縣、省內市、省內縣、港澳臺、國外）、居住情況（旅館、居民家中、單位內部、工地現場、租賃房屋、其它），行代表遷移原因，包括合計、務工、務農、經商、服務、因公出差、借讀培訓、治病療養、保姆、投靠親友、探親訪友、旅游觀光、其它13個項目。為了分析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我們對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進行匯總，并提取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包括所轄縣、區）進行分析。匯總數據顯示，全國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有84個，其中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市，達283.45萬；100萬以上的城市有6個，分別為深圳、廣州、東莞、佛山、北京、上海，6座城市中廣東省就有4個，遠遠高于其它省市對流動人口的吸納能力。

從《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采集1996年16個社會經濟統計因素，它們分別是：地區人口（萬人）、市區人口（萬人）、市區非農業人口（萬人）、市區從業人口（萬人）、市區個體勞動者（萬人）、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億元）、市區工業總產值（億元）、市區利稅總額（億元）、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元）、市區客運總量（萬人）、市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億元）、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億元）、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元）。三、相關分析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當前流動人口的動態特征；目前流動人口管理存在的問題；流動人口管理應采取的對策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素質低能化、心理功利化、結構復雜化、行為短期化、我國對流動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規還不完備，盡管各地根據實際情況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法規，但是隨著形勢的變化，已經不適應當前需要，流動人口管理工作明顯滯后、正值流動人口流動高峰與刑事案件發案高峰的雙高峰期，盡快形成新的管理機制，在確保流動人口合法權益的前提下，進一步提高對流動人口的管控能力，成為當前公安機關面臨的新挑戰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同時產業化的地區差異，也促使外來人口的大量流動。至今年6月底，我縣已登記的暫住人口就達到4125人。外來人口的大量涌入，一方面為當地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給當地的治安環境帶來了一定的安全隱患，特別是外來人口違法犯罪現象已成為社會關注的治安焦點，流動人口管理工作面臨極大挑戰。為此，亟需將流動人口管理納入政府及有關部門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項戰略性基礎性工作，在正視流動人口管理存在問題的同時，積極探索行之有效的流動人口管理新路子。

一、當前流動人口的動態特征

（一）素質低能化。在流動人口中，大部分人來自于生活貧窮、經濟欠發達地區。他們自身文化程度較低，法律知識匱乏，缺乏勞動技能，且缺少學習和培訓的機會。

（二）心理功利化。流動人口中大部分在本地生活窘迫，對自身處境不滿才流入他鄉。他們背井離鄉的主要目的就是打工掙錢，以此改善自己當前的生活處境。這些人口中不乏為了經濟利益而急功近利，甚至不擇手段之人。部分流動人口因對自身處境不滿，對社會產生仇視心理，并通過各種形式發泄私憤。還有一部分流動人口受外界刺激和腐朽思想影響，為達到自己物質上滿足和精神上刺激滋生犯罪動機，走上犯罪道路。如2005年10月3日，我縣南安鎮新安村發生一起兩名湖南籍流動人員為達到侵財目的入室搶劫殺死二人的特大案件。

（三）結構復雜化。流動人口的流動，在很大程度上處于無序狀態，來源廣泛，流出地多，其來去行蹤不易掌握，且成份復雜，良莠不齊。流竄犯罪分子混跡其中，成為一個特殊的危險群體，隨時都有重新違法犯罪的可能性。從近幾年犯罪方式看，外來流竄犯罪人員相互結成團伙進行作案越來越多，一人被抓，其余便作鳥獸散，給追捕和辦案、結案造成很大困難，給社會治安也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性。

1、數據采集與處理

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包括全國3406個縣市（其中包括區，以及省、設區市的累計）的流動人口分布情況，每一個縣市構成一個調查表，列包括合計、性別（男、女）、居住時間、來源地（省外市、省外縣、省內市、省內縣、港澳臺、國外）、居住情況（旅館、居民家中、單位內部、工地現場、租賃房屋、其它），行代表遷移原因，包括合計、務工、務農、經商、服務、因公出差、借讀培訓、治病療養、保姆、投靠親友、探親訪友、旅游觀光、其它13個項目。為了分析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我們對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進行匯總，并提取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包括所轄縣、區）進行分析。匯總數據顯示，全國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有84個，其中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市，達283.45萬；100萬以上的城市有6個，分別為深圳、廣州、東莞、佛山、北京、上海，6座城市中廣東省就有4個，遠遠高于其它省市對流動人口的吸納能力。

從《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采集1996年16個社會經濟統計因素，它們分別是：地區人口（萬人）、市區人口（萬人）、市區非農業人口（萬人）、市區從業人口（萬人）、市區個體勞動者（萬人）、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億元）、市區工業總產值（億元）、市區利稅總額（億元）、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元）、市區客運總量（萬人）、市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億元）、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億元）、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元）。

2、相關分析

為了分析城市流動人口和其它16個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的相關關系，首先計算城市流動人口和16個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的相關系數。由于是二元相關分析（城市流動人口和其它的每個因素），因此采用了皮爾森(Pearson)積矩相關系數。取顯著性水平0.01進行雙側檢驗，得到的相關系數、相關系數臨界值和顯著性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中，流動人口總量和市區從業人口、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潤總額、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相關性顯著。其中，流動人口總量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相關系數最大，達到0.7，相關系數超過0.5的從高到低依次是：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和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市區人口、市區非農業人口、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和市區客運總量相關不顯著，與地區人口呈負相關。

*區轄5街4鎮，57個社區居委會，總人口32萬人，其中城市人口27萬人。全區共有流動人口2.2萬人,其中流入人口2萬人。近年來，針對城市計劃生育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我們在區委、區政府的領導和省、市計生部門的指導下，緊緊抓住社區建設的有力時機，建立了“屬地管理、單位負責、居民自制，社區服務”管理新機制，并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做為全區計生工作的突破點，堅持以人為本，優質服務以服務促管理，城市計劃生育工作取得明顯成效。2009年，我局被國家計生委授于“計劃生育質量管理先進單位”榮譽稱號，并連續多年被省、市表彰。我們的主要做法是：一、審時度勢，改革創新，不斷增強計劃生育工作活力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城市計劃生育工作的要求更高、難度更大，任務更艱巨。近年來，我區流動人口大量增加，即給經濟發展帶來了活力，也增加了計劃生育工作難度；企業改革中裁減或撤消了計劃生育管理機構和人員，、弱化了計劃生育管理力度；同時出現大批下崗職工；城市改造、住房制度和戶籍制度改革使人戶分離現象加劇；因婚姻家庭關系的變化帶來的離婚再婚、未婚先孕、意外妊娠等現象增多，城市居民更加關心自身的生命質量、生育質量和生活質量，關心優生、優育、優教；對計劃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單位的一些職能逐步轉向社會，轉向社區等。這些新情況，新問題給傳統的計劃生育管理體制、工作方式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對此我們充分認識到，只有改革和調整過期作廢熟悉的已控制人口增長為主的工作思路和管理方式，從思想認識、工作方法等方面改革創新，才能適應新型勢的要求，才能開創我區計劃生育新局面。幾年來，我們根據計劃生育外部環境的變化和計劃生育自身的要求，立足基層，積極探索，大膽推行了“四項改革”，初步實現了“三個轉變”。一是進行避孕節育措施知情選擇改革。早在2002年，我區就開展了避孕方法知情選擇試點工作，改變過去行政命令、一刀切的管理要求，讓群眾自主選擇適合自己的節育措施，近年來，我們認真總結試點經驗，在全區范圍內由點到面穩步推廣目前，全區已有三分之二的村、社區實行了知情選擇。二是一孩生育指標方面的改革。2009年，開始在城市將一孩生育指標審批權限的下放給企業，由企業自主管理，改變過去那種多頭管理，程序復雜的領證方

式，方便了職工，服務了社會。在此基礎上，2009年我們又開展取消一孩生育證管理試點工作。根據試點情況來看，達到了“政府指導、單位調控、綜合服務、方便群眾”的目的。三是進行了生殖健康方面的改革。2009年，我區將《生育證》改為《生殖健康服務證》，突出了科普知識，優生優育方面的宣傳服務。變由群眾上門領證為送證上門服務、受到了育齡群眾的普遍歡迎。四是結合社區建設，進行社區計劃生育改革。今年，我們在新組建的社區指導社區制定自治章程，引導社區進行居務公開，面向社區推廣優質服務，廣泛發動社區居民對計劃生育工作民主決策、民主參與、民主監督，積極推行計劃生育居民自治。通過開展“四項改革”，使全區計劃生育工作基本實現了“三個轉變”：在工作機制上，由單純以行政管理向行政管理與群眾自我管理相結合的轉變，實現了工作重心下移；在工作體制上，由單純依靠計生部門向依靠黨政領導與相關部門綜合治理轉變，增強了計生工作的群眾性；在工作方法上，由注重管少數人向管好少數人與服務多數人轉變，提高了群眾的滿意程度。二、依托社區，加強城市計劃生育基層基礎工作為抓住社區建設這一有利時機，將城市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融入社區，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我們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積極當好區委、區政府的參謀助手，將計劃生育工作及時切入社區建設之中。在社區成立之初，我們認真學習了《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和有關城市社區建設、加強計劃生育工作的文件精神，準確把握社區計劃生育工作的定位和發展思路，積極出主意、想辦法，當好區委、區政府的參謀助手。首先，我們根據全區社區建設的總體規劃，及時向區委、區政府專題匯報了在社區建設中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意見。引起區委、區政府的高度重視，先后出臺了《關于加強社區計劃生育工作的意見》、《加強計劃生育社區服務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明確了社區計生工作的指導思想、主要目標和任務。其次向區委、區政府建議，組織召開了全區城市社區計生工作座談會，廣泛聽取了民政、工商、公安、街道辦事處等部門的意見，統一了思想認識，明確了相關部門的職責與任務，對社區計劃生育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二是深入社區，加強對社區計劃生育工作的指導。首先

，指導新組建的社區居委會普遍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居委會主任任組長，下設辦公室，設1名計劃生育專職副主任，配備了計劃生育專兼職干部。目前，全區57個社區居委會全部落實了計劃生育專職副主任。為了使新上崗的社區干部盡快適應計劃生育工作，我們與區民政局連手，統一組織對全區200多名社區干部進行了培訓。此外，指導社區建立計劃生育協會組織，擴充社區志愿者隊伍。其次，指導社區加強服務建設。根據資源共享的原則，指導社區利用現有資源，建立人口學校、技術服務室、協會“會員之家”等，為社區計劃生育管理、宣傳教育、優質服務搭造平臺。再次，指導社區實行計劃生育居民自治。依據國家計劃生育法律法規和政策，指導社區制定計劃生育居民自治章程，建立健全各項管理制度，特別是指導社區發揮計劃生育協會組織的作用，使社區居民在計劃生育方面實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三是，開展創建計劃生育“合格社區”活動。我們從知情選擇、居民自治、綜合治理等方面著手，各有側重地開展計劃生育試點工作。在試點的社區取得經驗后，通過召開現場會的方式，再全面推廣，并按照“四無、六好、三落實”的工作要求，規范標準，實行動態考核。在考核中，我們把社區居民自治開展情況和居民的滿意程度作為考核的重要內容。目前，全區57個社區居委會中，有個社區達到了計劃生育合格社區的標準。我們通過以上方式，抓點帶面，確保社區計劃生育工作整體推進。三、堅持依法行政，不斷提高城市計劃生育管理水平今年是“計劃生育法制年”，我們重點抓了四個方面的工作，一是開展了群眾性的法制宣傳活動。結合“四五”普法，在全區開展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管理辦法》等法規政策的宣傳教育活動，通過舉辦培訓班，開展知識競賽、演講賽等形式，增強了干部群眾遵紀守法，依法行政的意識。二是深入開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教育和爭做新時期最可愛的人活動。教育各級計生干部樹立四種觀念，即：群眾觀念、服務觀念、法制觀念、權益觀念，始終把群眾滿意程度作為衡量計生工作的標準，把廣大育齡群眾的利益作為自己行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三是落實責任，規范管理。先后制定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完善全區計劃生育行政執法責任制的通知》、《關于規范計劃生育行政

執法程序的通知》、《貫徹執行“七個不準”，加強計劃生育依法行政的通知》等五份文件，建立健全了計劃生育行政執法監督檢查制度、行政執法過錯追究制度、行政執法公示制度、行政執法評議和考核制度。與鎮、街道辦事處簽訂了計劃生育行政執法責任合同，落實工作責任。鎮、街建立了計劃生育政（居）務公開欄，設立了服務監督電話10部。實行計劃生育“五公開一監督”制度，即：生育政策、生育指標、生育對象、處罰標準、節育對象公開，接受群眾監督，增強了計生執法工作透明度。四是監督檢查，抓好落實。區上成立了計劃生育行政執法工作領導小組，每年對全區行政執法情況進行四次檢查。堅決查假治假，嚴肅處理違紀違法問題，使為城市計生工作管理逐步步入了法制化、科學化、規范化的軌道。四、強化措施，綜合治理，切實提高流動人口計生管理工作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是城市計生工作的重點和難點。為了做好這項工作，區上成立了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辦公室，落實了人員，明確了職責；堅持與常住戶一樣，實行同管理、同檢查、同考核、同獎罰。根據基層工作實際，組織協調工商、公安、民政、城建等部門，聯合下發了《加強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對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實行齊抓共管。在日常管理中我們總結出了七項切實可行的管理辦法。一是推行樓棟管理制度。下發了《計劃生育樓棟管理辦法》，各樓棟推舉樓長全面負責，每單元指定專人管理。二是實行警計聯防管理。在社區建立計劃生育、公安部門綜合治理流動人口辦公室，建立警民聯系點，把計劃生育與綜治工作緊密結合起來。三是實行雙向管理。按照流入與流出并重的原則，雙向把關，雙向反饋，雙向管理。雙向把關：即規定凡外出經商或做工的人員必須在戶籍地鎮、辦事處計生部門辦理流動人口婚育證、簽訂合同，確定聯系地點，查訪時間。同時，將計生情況登記表、合同、計生證明、身份證、結婚證、孕情通報單及《委托代管協議書》等立卷歸檔。對流入本地區的人員，一律查驗原籍鄉鎮計生辦以上有關部門簽發的《婚育

中國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長蔡先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經濟改革具有漸進的特征。這漸進性的涵義包括兩點：其一，任何一項改革都首先需要其他的改革作為鋪墊，從而達到風險最小化；其二，當一項改革的條件具備時，改革就不能延誤，否則就會阻礙整個改革和發展的進程。他認為，八十年代以來，戶籍制度就不斷在進行著改革，到了現在，應該是邁一大步的時候了，風險不會很大。至于戶籍制度改革是否會給城市帶來更多的流動人口壓力，蔡先生認為城市容量應該是動態的，城市人多、物價上漲、生活費用提高，同時勞動力價格會下降，這樣想來城市的人就會綜合考慮。

蔡先生認為，當前最應該采取的措施就是取消有些城市實行的“就業工種限制”。他認為，這也是戶籍制度限制勞動力流動的一個主要方面。至于目前城市失業現象，他認為主要是由于市場上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資剛性所造成的。而推動城市勞動就業制度改革，消除工資剛性，歸根結底需要勞動力流動所形成的競爭。

此外，蔡先生還認為當前改革戶籍制度，給外來勞動力以城市戶口，對當前消費有很強的促進作用。他分析說，由于外來勞動力沒有城市戶口，他總是抱著有一天我也許會離開這個城市的想法，在這種指導思想下，他的消費方式和行為都會是一種短期行為。這也就是說，他會把消費降到最低限度，其余收入儲蓄傾向很強。而當他一旦獲得當地戶口后，他就覺得不管怎樣，我都是要在這個城市里生活的，那他周圍的城市居民的消費行為就會對他有一種示范作用：別人怎樣生活，我也要那樣生活。這會使他的消費行為長期化，這一大批人有很強的消費潛力。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摘要: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的最主要部分,包括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遇到的困難以及帶給城市的問題兩個層面。問題出現的原因為城市體制弊端,少數民族自身人力資本缺乏以及城鄉、民族之間文化沖突與文化不適應。應當正確認識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要構建預警機制、尋求消減對策,強化其對城市的適應與認同。

關鍵詞: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遭遇問題;引發問題;文化不適應

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開始走出家門進入城市,成為城市重要組成部分,“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增長十分迅速,目前在許多城市中甚至已經超過當地少數民族戶籍人口”[1]107。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是一個在語言、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方面與漢族迥異的特殊群體[2]。學界雖有學者研究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但卻沒有對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進行專門界定。本文嘗試就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的內涵、組成部分與主要內容、問題出現的原因等進行論述,以就教于方家學者。

要探討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必須首先明確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概念。有研究者將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稱為城市流動少數民族,指的是非當地城市戶籍,但在城市從事各種工作和活動的少數民族,并將其與城市世居少數民族、城市新進少數民族一起納入城市少數民族的范圍[1]100。據此,只要是從民族地區及非民族地區鄉村、牧區或城鎮流向城市而非鄉村、牧區及小城鎮的少數民族人口都屬于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范疇。這種界定方式偏重戶籍和流入地。還有研究者從文化層面理解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我們不只是把這些被調查的民族(指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筆者注)看作是人口較少的群體,而且把他們看作是擁有和城市漢族居民不同的傳統文化、也擁有與城市其他遷移者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群體”[3]40。民族文化攜帶者的身份成為區分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與城市居民、普通流動人口的重要標準。在借鑒上述成果的基礎上,筆者認為,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主要指從農村、牧區、城鎮流入城市且不改變戶籍的、作為民族文化攜帶者存在的少數民族人口。基于某一具體城市而言通常是指流入人口,不包括流出人口。當然,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還應該包括流入地不是城市的那部分人口,但以流入城市者為主體。

由于城市是少數民族人口的最主要流入地,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更多地指向流入城市的少數民族人口。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由于自身的民族性、宗教性、文化性等特點,與之有關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更應該予以高度重視。美國社會學家R·E·帕克(RobertEzraPark)對遷移產生的影響的認識則比較全面,“人口從國內的某一區域遷移到另一個區域——例如當前黑人向北方移居——也會引起動蕩。從移居者自己的觀點來看,這種移居可以具有解放的性質,使他們獲得接觸新的經濟和文化的機會,但是,對于他們所離開的和正在移入的社區,這種運動絲毫不差地都同樣是一種擾亂。同時,這種遷移敗壞了移居者的本身,尤其對青年一代更是如此”[4]。即人口遷移雖然會為遷移者帶來一些新的經濟文化機會,但同時也會給遷出地與遷入地帶來較大的動蕩與擾亂,并影響到遷移者自身及其后代。將相關研究成果應用到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身上,筆者認為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由于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價值觀念、民族文化等與流入地主要是城市存在著較大差異,其在城市工作、生活期間遭遇到來自城市社會管理體制與政策乃至城市居民的偏見歧視等方面的障礙,他們自身遇到的不適應狀況、帶給城市社會的某些不良影響等。除此而外,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還包括流出地以及流動過程中發生的問題,前者系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某些不利影響;后者多系流動途中因為偶發事件等而出現的某些問題,不太引起人們的關注。當然,城市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的最主要發生區域,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是其最主要的構成部分。

一、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的組成部分與主要內容

以人為本優質服務

努力提高城市暨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水平

川匯區轄5街4鎮，57個社區居委會，總人口32萬人，其中城市人口27萬人。全區共有流動人口2.2萬人,其中流入人口2萬人。近年來，針對城市計劃生育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我們在區委、區政府的領導和省、市計生部門的指導下，緊緊抓住社區建設的有力時機，建立了“屬地管理、單位負責、居民自制，社區服務”管理新機制，并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做為全區計生工作的突破點，堅持以人為本，優質服務以服務促管理，城市計劃生育工作取得明顯成效。2004年，我局被國家計生委授于“計劃生育質量管理先進單位”榮譽稱號，并連續多年被省、市表彰。我們的主要做法是：

一、審時度勢，改革創新，不斷增強計劃生育工作活力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城市計劃生育工作的要求更高、難度更大，任務更艱巨。近年來，我區流動人口大量增加，即給經濟發展帶來了活力，也增加了計劃生育工作難度；企業改革中裁減或撤消了計劃生育管理機構和人員，、弱化了計劃生育管理力度；同時出現大批下崗職工；城市改造、住房制度和戶籍制度改革使人戶分離現象加劇；因婚姻家庭關系的變化帶來的離婚再婚、未婚先孕、意外妊娠等現象增多，城市居民更加關心自身的生命質量、生育質量和生活質量，關心優生、優育、優教；對計劃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單位的一些職能逐步轉向社會，轉向社區等。這些新情況，新問題給傳統的計劃生育管理體制、工作方式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對此我們充分認識到，只有改革和調整過期作廢熟悉的已控制人口增長為主的工作思路和管理方式，從思想認識、工作方法等方面改革創新，才能適應新型勢的要求，才能開創我區計劃生育新局面。幾年來，我們根據計劃生育外部環境的變化和計劃生育自身的要求，立足基層，積極探索，大膽推行了“四項改革”，初步實現了“三個轉變”。一是進行避孕節育措施知情選擇改革。早在2002年，我區就開展了避孕方法知情選擇試點工作，改變過去行政命令、一刀切的管理要求，讓群眾自主選擇適合自己的節育措施，近年來，我們認真總結試點經驗，在全區范圍內由點到面穩步推廣目前，全區已有三分之二的村、社區實行了知情選擇。二是一孩生育指標方面的改革。2003年，開始在城市將一孩生育指標審批權限的下放給企業，由企業自主管理，改變過去那種多頭管理，程序復雜的領證方式，方便了職工，服務了社會。在此基礎上，2004年我們又開展取消一孩生育證管理試點工作。根據試點情況來看，達到了“政府指導、單位調控、綜合服務、方便群眾”的目的。三是進行了生殖健康方面的改革。2003年，我區將《生育證》改為《生殖健康服務證》，突出了科普知識，優生優育方面的宣傳服務。變由群眾上門領證為送證上門服務、受到了育齡群眾的普遍歡迎。四是結合社區建設，進行社區計劃生育改革。今年，我們在新組建的社區指導社區制定自治章程，引導社區進行居務公開，面向社區推廣優質服務，廣泛發動社區居民對計劃生育工作民主決策、民主參與、民主監督，積極推行計劃生育居民自治。通過開展“四項改革”，使全區計劃生育工作基本實現了“三個轉變”：在工作機制上，由單純以行政管理向行政管理與群眾自我管理相結合的轉變，實現了工作重心下移；在工作體制上，由單純依靠計生部門向依靠黨政領導與相關部門綜合治理轉變，增強了計生工作的群眾性；在工作方法上，由注重管少數人向管好少數人與服務多數人轉變，提高了群眾的滿意程度。

二、依托社區，加強城市計劃生育基層基礎工作

建立在現代民主政治制度基礎之上的選舉制度，是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的偉大創造。無論是希臘城邦的直接民主還是現代民主國家的代議民主，都將能否實現公正、自由的選舉作為其衡量的尺度，而普選權的保護則是民主選舉的基本原則之一。

選民登記是指確認公民享有選舉權的一道法律程序，現代法治國家的選舉制度中都有關于選民登記的程序規定。任何民主的選舉都必須建立在及時而又準確的選民登記基礎之上，沒有選民登記的順利進行和完成，選舉的其他環節就無法繼續。

一、選民登記的基本模式及有關理論

選民登記（VoterRegistration(USA)or；RegistrationofElectors(UK)；Electoralenrolment(AU)）的模式一般可分為自愿登記和自動登記二類。

自愿登記指符合選民資格的選民在法定時間內自愿前往選舉登記機構進行登記的制度。實行自愿登記的理論依據是：選舉權是公民與生俱來的當然權利，不應被任意限制與剝奪。由于對權利的來源與限制的認識不同，又分本源權利說和既得權利說。本源權利說認為作為自然權利的選舉權是絕對、抽象的，無須國家憲法和法律賦予；既得權利說則認為選舉權必須由憲法和法律的形式確認，主張選舉權是相對和現實的，應當受社會生活條件的制約。不論哪種權利學說，都認為選舉權是一項政治權利和責任，公民是否登記并投票的權利由其自己決定，因此登記選民資格的責任也在公民自己。實行這種自愿登記的國家主要有美國（部分州）、拉丁美洲的大多數國家及非洲的一些國家。

自動登記是指選舉管理機關在法定時間內主動登記合格選民的制度。其理論依據是：公民必須要參加投票活動，合格選民有義務要進行登記。從這個意義上講，選舉權是公民受國家委托而必須履行的義務，被授予選舉權的公民參加選舉就是在依法履行社會的職責，否則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根據這種社會義務學說，國家可以基于社會利益規定選民的資格，對參加選舉做出必要的限制如國籍、年齡、住所等，同時選民也負有參加選舉履行義務的責任，不得自行放棄和轉讓，在此理論基礎上的自動登記也被稱作是強制登記。英國、澳大利亞及印度等英聯邦國家采取的是自動登記制度，尤其是澳大利亞的選民強制登記模式最具有代表性。

川匯區轄5街4鎮，57個社區居委會，總人口32萬人，其中城市人口27萬人。全區共有流動人口2.2萬人,其中流入人口2萬人。近年來，針對城市計劃生育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我們在區委、區政府的領導和省、市計生部門的指導下，緊緊抓住社區建設的有力時機，建立了“屬地管理、單位負責、居民自制，社區服務”管理新機制，并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做為全區計生工作的突破點，堅持以人為本，優質服務以服務促管理，城市計劃生育工作取得明顯成效。2004年，我局被國家計生委授于“計劃生育質量管理先進單位”榮譽稱號，并連續多年被省、市表彰。我們的主要做法是：

一、審時度勢，改革創新，不斷增強計劃生育工作活力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城市計劃生育工作的要求更高、難度更大，任務更艱巨。近年來，我區流動人口大量增加，即給經濟發展帶來了活力，也增加了計劃生育工作難度；企業改革中裁減或撤消了計劃生育管理機構和人員，、弱化了計劃生育管理力度；同時出現大批下崗職工；城市改造、住房制度和戶籍制度改革使人戶分離現象加劇；因婚姻家庭關系的變化帶來的離婚再婚、未婚先孕、意外妊娠等現象增多，城市居民更加關心自身的生命質量、生育質量和生活質量，關心優生、優育、優教；對計劃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單位的一些職能逐步轉向社會，轉向社區等。這些新情況，新問題給傳統的計劃生育管理體制、工作方式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對此我們充分認識到，只有改革和調整過期作廢熟悉的已控制人口增長為主的工作思路和管理方式，從思想認識、工作方法等方面改革創新，才能適應新型勢的要求，才能開創我區計劃生育新局面。幾年來，我們根據計劃生育外部環境的變化和計劃生育自身的要求，立足基層，積極探索，大膽推行了“四項改革”，初步實現了“三個轉變”。一是進行避孕節育措施知情選擇改革。早在2002年，我區就開展了避孕方法知情選擇試點工作，改變過去行政命令、一刀切的管理要求，讓群眾自主選擇適合自己的節育措施，近年來，我們認真總結試點經驗，在全區范圍內由點到面穩步推廣目前，全區已有三分之二的村、社區實行了知情選擇。二是一孩生育指標方面的改革。2003年，開始在城市將一孩生育指標審批權限的下放給企業，由企業自主管理，改變過去那種多頭管理，程序復雜的領證方式，方便了職工，服務了社會。在此基礎上，2004年我們又開展取消一孩生育證管理試點工作。根據試點情況來看，達到了“政府指導、單位調控、綜合服務、方便群眾”的目的。三是進行了生殖健康方面的改革。2003年，我區將《生育證》改為《生殖健康服務證》，突出了科普知識，優生優育方面的宣傳服務。變由群眾上門領證為送證上門服務、受到了育齡群眾的普遍歡迎。四是結合社區建設，進行社區計劃生育改革。今年，我們在新組建的社區指導社區制定自治章程，引導社區進行居務公開，面向社區推廣優質服務，廣泛發動社區居民對計劃生育工作民主決策、民主參與、民主監督，積極推行計劃生育居民自治。通過開展“四項改革”，使全區計劃生育工作基本實現了“三個轉變”：在工作機制上，由單純以行政管理向行政管理與群眾自我管理相結合的轉變，實現了工作重心下移；在工作體制上，由單純依靠計生部門向依靠黨政領導與相關部門綜合治理轉變，增強了計生工作的群眾性；在工作方法上，由注重管少數人向管好少數人與服務多數人轉變，提高了群眾的滿意程度。

二、依托社區，加強城市計劃生育基層基礎工作

為抓住社區建設這一有利時機，將城市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融入社區，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我們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積極當好區委、區政府的參謀助手，將計劃生育工作及時切入社區建設之中。在社區成立之初，我們認真學習了《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和有關城市社區建設、加強計劃生育工作的文件精神，準確把握社區計劃生育工作的定位和發展思路，積極出主意、想辦法，當好區委、區政府的參謀助手。首先，我們根據全區社區建設的總體規劃，及時向區委、區政府專題匯報了在社區建設中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意見。引起區委、區政府的高度重視，先后出臺了《關于加強社區計劃生育工作的意見》、《加強計劃生育社區服務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明確了社區計生工作的指導思想、主要目標和任務。其次向區委、區政府建議，組織召開了全區城市社區計生工作座談會，廣泛聽取了民政、工商、公安、街道辦事處等部門的意見，統一了思想認識，明確了相關部門的職責與任務，對社區計劃生育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