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優勢理論范文10篇

一、比較優勢理論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與比較優勢理論本身的進展相類似，比較優勢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應用也存在著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對立的觀點。

巴拉薩(Balassa，1981)根據新古典貿易理論提出了外貿優勢轉移假說，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階梯比較優勢論。他預期各國進出口商品結構和比較優勢會隨著生產要素積累的狀況而改變。與傳統的發達與落后兩極劃分法不同的是，巴拉薩認為國際分工的類型和經濟發展階段之間排列著許多階梯。更新發展階梯的過程是連續的而非中斷的。按發展階梯劃分，當今世界經濟中大致存在以下幾類國家和地區：屬第一階梯的發達國家；屬第二階梯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如亞洲“四小龍”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屬第三階梯的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東盟各國(新加坡除外)、中國和印度；最后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根據這種階梯劃分，階梯比較優勢呈現出動態演變的過程：各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出口，能夠取代已發展至更高階梯的國家原來的出口。在階梯式發展的格局中，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將分別發展起各自的新興產業，同時將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給較低發展階段的國家。執行出口導向戰略的落后國家就能夠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進入更高的經濟和貿易發展階梯。針對階梯比較優勢理論，對發展中國家外貿增長前景持悲觀觀點的經濟學家提出了批評。他們批評的主要依據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劣勢，難以攀登比較優勢的階梯。恩斯特和歐康諾(ErnstandO’connor，1989)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提出，國際間產品競爭的加劇使許多發展中國家難以維持原有的國際分工。他們認為，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是靠使用大量非熟練勞動力生產低品質和低成本的制成品取得的。對外貿易曾經是他們經濟增長的引擎。但是，當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采用相似的經濟發展策略時，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也在日益增強。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廠商雖已試圖以產品升級和分散出口市場減輕貿易保護主義的危害，但這種調整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出口市場的集中化傾向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扭轉，因為沒有任何其他市場能夠彌補北美市場進口量降低對發展中國家出口增長所造成的損害?；舴蚵?Hoffman，1985)也舉出部分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被迫限制服裝產量以緩解來自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的例證，說明落后國家進入出口主導型的發展階梯是十分困難的。

多勒爾(Dollar，1993)把比較優勢的技術和制度分析延伸至發展中國家。他認為，盡管關于技術差異的討論主要針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在總體上并不居于技術創造的前沿，但技術進步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比較優勢的演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許多事實表明成功的發展中國家已從發達國家引入技術，而發展中國家感興趣的制度也是那些有利于技術引進以及適應既存技術的制度。一些關于增長的實證文獻確實對這些觀點給予了支持(Barro，1991)。研究表明，對工廠和設備的投資、教育變量(如中小學入學率)以及在外貿和外資方面的開放政策同經濟增長高度相關。這些實證工作說明了落后的優勢在于引進別處的先進技術。但是，對這個潛在優勢的利用要求相應的制度支持，如強有力的教育體制和在外貿外資方面的開放制度。如果制度支持具有持續性，例如能持續幾十年，將會對社會的真實收入增加產生巨大的影響。這樣，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將會獲得知識資本積累的長期收益。多勒爾實際上強調了制度激勵和技術進步是發展中國家獲取長期比較優勢的源泉，這對于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爭論一樣，比較優勢理論在我國的應用也引起了相應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于能否應用比較

優勢理論作為指導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思想。林毅夫等(1999)在批判趕超戰略的基礎上提出應依據比較優勢制定發展戰略。他們指出，趕超戰略最終并沒有帶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持久快速增長，卻使發展中國家經濟付出慘重代價。趕超戰略的失敗主要因為這種戰略是以犧牲經濟整體進步為代價的少數產業的趕超，不足以支持資源結構的升級或總體經濟實力的提高。趕超戰略所扶持的產業部門，由于不符合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只好完全依賴于扭曲價格和國家保護政策才得以生存。在趕超戰略下，違背比較優勢所形成的畸形產業結構與勞動力豐富的資源結構形成矛盾，使大規模的人口不能分享經濟發展的好處而陷入貧困。他們認為，作為一種替代性選擇，遵循比較優勢是一種更有效的發展戰略。這一戰略就是使一個經濟的產業和技術結構充分利用其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從而使資源稟賦結構隨之不斷提高。他們的比較優勢戰略實質上是對李嘉圖外生比較優勢理論的繼承和應用。

論文關鍵詞：靜態比較優勢動態比較優勢比較優勢

論文摘要:靜態比較優勢理論把比較優勢看作是靜態的、不變的，強調依據資源稟賦狀況確立主導產業；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動態的、變動的，強調有選擇地培育新的優勢產業。實踐中要立足現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創造動態比較優勢，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比較優勢的轉換。

一、引言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把比較優勢看作是靜態的、不變的,包括李嘉圖的相對成本說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論。而近現代的比較優勢論強調產業政策和外貿政策的重點是扶持新興的幼稚產業,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比較優勢的轉換,把比較優勢看成是動態的、變動的,更貼近國際貿易的現實。

二、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依據資源稟賦狀況確立主導產業

（一）比較優勢與絕對優勢

論文關鍵詞：靜態比較優勢動態比較優勢比較優勢

論文摘要:靜態比較優勢理論把比較優勢看作是靜態的、不變的，強調依據資源稟賦狀況確立主導產業；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動態的、變動的，強調有選擇地培育新的優勢產業。實踐中要立足現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創造動態比較優勢，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比較優勢的轉換。

一、引言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把比較優勢看作是靜態的、不變的,包括李嘉圖的相對成本說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論。而近現代的比較優勢論強調產業政策和外貿政策的重點是扶持新興的幼稚產業,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比較優勢的轉換,把比較優勢看成是動態的、變動的,更貼近國際貿易的現實。

二、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依據資源稟賦狀況確立主導產業

（一）比較優勢與絕對優勢

一、近年來比較優勢理論的主要進展

比較優勢理論近年來的發展主要是基于對外生比較優勢這一主流理論的完善和挑戰。在近年來關于比較優勢的諸多研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是，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和格羅斯曼為代表，在引入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概念體系批評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所謂的新主流(HelpmanandKrugman，1985；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而其他學者們又在批評這一新主流的基礎上，從專業化、技術差異、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對比較優勢理論進行了拓展。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引入規模經濟來分析比較優勢(HelpmanandKrugman，1985)。他們發展了一個壟斷競爭模型，該模型基于自由進入和平均成本定價，將產品多樣性的數目視為由規模報酬和市場規模之間的相互作用內生決定。在自給自足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產品多樣性數目很小，而貿易豐富了消費者的選擇。同時如果貿易增加了消費者的需求彈性，那么單個廠商的規模效率也能改進。這樣，單個廠商通過規模經濟作用確立了在國際市場中的優勢。實際上，克魯格曼更早時候(Krugman，1980)就提出國內市場規模會影響一國在國際上的比較優勢。他論述了在幾種背景下具有大的本國市場的廠商更能有效利用規模經濟從而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許多實證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內銷的廠商規模更大，廠商和產業的規模與出口量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

沿著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R.Tybout，1993)進一步總結并集中論述了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increasinginternalreturnstoscale)作為比較優勢的源泉。他認為具有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優于傳統的比較優勢學說：一是該模型建立了一個從專業化中獲取收益的新基礎，即使貿易伙伴們具有相同的技術和要素比例這種專業化也存在。第二，該模型認為具有大的國內市場的廠商在世界市場中有競爭優勢。第三，該模型有助于理解貿易、生產率和增長之間可能的聯系。

但也有的學者認為規模經濟并不是對比較優勢的充分解釋。多勒爾(DollarandWolff，1993)等提醒我們，用規模經濟來解釋比較優勢主要是針對近年來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發達國家之間日益增加的產業內貿易。這些國家的貿易模式體現了很高的專業化程度。但是，他們認為，生產過程中的規模經濟可以部分解釋這種專業化，但不是全部。在大多數產業中，一些不同的公司共同貢獻了一個國家的出口成績，并且每個公司又有很多工廠，因此公司或工廠的規模經濟不能解釋全部的國家專業化。他認為技術差異是對發達國家專業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釋(Dollar，1993)。日本、德國和美國的許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做是高技術產品，是因為在這些產品的生產中研發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員工中科學家和工程師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爾也認為，盡管技術差異能很好地解釋比較優勢，但這種解釋只是針對短期有效，對長期比較優勢的解釋并不能令人滿意。

因為任何一門專有技術最終會變成國際性的公共產品。那么，什么才能成為高技術產業長期比較優勢的源泉呢?多勒爾認為是在現有基礎上產生新技術和訓練補充性技術勞動力的制度。

內容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及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的迅速崛起以及當代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向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提出了挑戰。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將技術進步和技術擴散的因素納入研究范疇，他們從動態角度或采用動態分析方法解釋國際貿易的發展變化，使動態比較優勢理論不斷發展和完善。雖然這一理論不像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那樣具有公認的統一權威性，而是體現在不同經濟學家的若干論述中，但其理論觀點、分析方法以及對現實的解釋，已經引起人們的關注。

關鍵詞：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發展，外生變量，內生變量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從各國間勞動生產率差異或資源稟賦差異的角度，揭示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以及一國在現存資源和供求力量作用下的最優貿易模式，符合當時自由貿易發展的需要和趨勢，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適用環境發生了變化，其種種缺陷也逐漸顯現出來。特別是它忽略技術進步和時間因素、忽視比較優勢轉化和潛在優勢培育的靜態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該理論的廣泛性和適用性，使其無法對當代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及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的迅速崛起，向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提出了挑戰，同時也引發了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興趣。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從新的理論視角對同際貿易產生的原因、福利效果等進行闡述和分析，特別是從動態的角度或采用動態分析方法解釋國際貿易的發展及其格局變化。他們放松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假設條件，考慮多種因素和多種變量，特別是加入技術進步和技術擴散因素，住更寬的理論框架和更接近現實的條件下，探討貿易的動態利益或比較優勢的動態發展問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逐漸形成。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和研究基本上沿著兩個方向進行，一個是沿著李嘉圖的模型，仍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變量，但從動態角度分析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各國福利水平的影響；另一個則是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研究技術變動、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相互之間的關系。

一、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理論

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理論突破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框架，把技術變動引入研究領域，認為技術進步是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但它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的變量，認為技術是無法控制的，是意外偶得的產物，并將技術進步的內涵定義為來源于產品及裝備水平的提高、工藝的改進等。這一理論用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差異來說明國際貿易的流向、國際貿易格局以及發達工業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與貿易。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研究意義與理論回顧農牧業始終是西藏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比較優勢測算方法選擇；西藏農牧業比較優勢的實證考察；發展西藏特色農牧業的對策建議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農牧業發展在全區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依然不可動搖、這些理論在國外解釋包括農牧業在內的經濟發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區位商該方法是用來反映一個部門是否是該地區專業化部門及其專業化水平的一個指標、綜合比較優勢指數法、西藏大農業內部產業區位優勢分析、西藏農作物種植業比較優勢分析、西藏畜牧業生產比較優勢分析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作為西藏的主導產業,西藏農牧業以其特殊的資源優勢為促進西藏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在促進西藏農牧業發展過程中如何合理地估計西藏農牧業的優勢,并不斷發揮優勢是我們制定有效的農牧業促進政策的關鍵,也是落實“中國特色、西藏特點”,推進“一產上水平”的關鍵。

[關鍵詞]西藏;農牧業;比較優勢

一、導言:研究意義與理論回顧農牧業始終是西藏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

自西藏和平解放以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農牧業仍是其主導產業,農牧業發展在全區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依然不可動搖。但由于所處地理位置、生態環境的特殊性以及信息閉塞、歷史基礎等原因,再加上自身技術儲備、技術人才以及資金等領域的缺陷,造成過去西藏農牧業生產一直處于低水平、低層次、低效益狀態。實踐表明,科學合理地估計西藏農牧業的比較優勢是挖掘西藏農牧業發展潛力、確定西藏特色農牧業發展方向、制定有效的農牧業促進政策的關鍵,是落實“中國特色、西藏特點”和推動“一產上水平”的基礎環節。

與此同時,比較優勢理論從問世以來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包括絕對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理論(也稱為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理論)、規模經濟理論以及基于運輸成本問題考慮的區位理論等在內的理論體系,這些理論在國外解釋包括農牧業在內的經濟發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這些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傳入我國并被用于分析我國的農牧業優勢問題。起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描述研究上,定量實證分析相對較少。80年代末以來國內學者對比較優勢的測定方法和實證分析的研究越來越多。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程國強的“中國主要農產品的比較優勢”研究,利用國內資源成本系數法對中國主要農產品作了成本比較優勢的實證分析估計,認為中國棉花已失去比較優勢,大豆生產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但有利程度正逐漸下降,甘蔗、蘋果、烤煙、生豬具有顯著的比較優勢。陳武用顯示比較優勢指數法對我國經濟比較優勢進行了實證分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分工日益深化。如何在國際分工中占據優勢地位（獲得較高的附加值），是發展中國家能否在全球化進程中獲得更大利益的關鍵。

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都是以比較優勢為基礎參與國際分工的，這種比較優勢又是以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優勢為基礎的，這種比較優勢理論在全球化背景下遭到了嚴峻的考驗。因此，比較優勢理論是否適應，比較優勢的內涵與外延是否有待進一步拓展，以及如何繼續發揮比較優勢等是本文思考的問題。

對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質疑

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是指建立在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理論基礎之上的比較優勢理論，這種比較優勢是以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等與現實不符的假設基礎之上，是一種靜態比較優勢理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這個假設條件已經不復存在。因此，許多學者都對這種比較優勢提出了質疑，概括來說主要可分為比較優勢陷阱說和比較優勢弱化說。

比較優勢陷阱說

比較優勢陷阱說認為，如果一國完全以靜態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即完全接受由邊際生產成本狀況確定的國際分工角色，運用本國自然資源優勢和廉價勞動力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從而獲得較低的附加值，而忽視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則最終將陷入低附加值循環，與先進國家的差距不斷擴大。目前有學者發展了上述比較優勢陷阱（張小蒂，李風華，2001），指出如果一國技術創新的路徑選擇不當，即過度地依賴技術引進，使自主創新能力長期得不到提高，無法完全地發揮后發優勢，則只能跟在先進國家之后，從而陷入比較優勢陷阱。

目前對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的研究很多，但從區域經濟分工與專業化的層面上分析我國國內區域農產品的比較優勢問題的不多。本文將從國際經濟學與區域經濟學角度探討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再造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一、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的內涵

筆者研究的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是指一個國家內某區域能夠生產和提供給國內或國際農產品市場完全成本（包括生產成本、運輸成本和其他交易費用）較低而又有市場競爭力的農產品生產潛力。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的這一定義，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意義：

1.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的內涵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用于反映一國內不同區域間同一農產品的比較所形成的比較優勢，簡稱為區位優勢，即區域農產品的比較優勢是通過一國內區際間同一種農產品的比較來實現的；二是能反映一國某區域內不同農產品之間相比較而形成的某種農產品的比較優勢，簡稱為產品優勢，即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是通過區域內不同農產品之間的比較來實現的。

2.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是動態變化的。當構成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的因素及條件發生變化時，其優劣勢也會相應地發生變化。由于市場供求變化、技術進步以及要素在區域間的流動，會使過去居于優勢的某種區域農產品現在可能已處于劣勢；而現在處于劣勢的某種區域農產品將來也可能會占據優勢。因此，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處在一個不斷被創造出來而又不斷在消失的過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是一種潛在的優勢。要使其真正地轉化成現實的競爭優勢，還需要不斷地培育、創造并維持這種優勢，才能最終轉變成競爭優勢。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就要深刻認識這種動態的潛在的優勢，為此首先必須了解哪些因素影響比較優勢。

摘要:當今旅游業競爭激烈,要想在競爭中立足,必須提升旅游項目的競爭優勢和比較優勢,本文試對此作一探討。

關鍵詞:旅游項目策劃比較優勢競爭優勢

一、引言

隨著旅游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和復雜,業界和學界均認為旅游規劃開發的同質性卻日益嚴重,千村一面、千景一面的現象層出不窮。比如在海南,2004年流行野人谷,一下有9個野人谷涌現;2005年民族風情游很火,于是在海南島東線高速公路沿線,大量的黎村、苗寨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2006年游船碼頭興起,光一個博鰲就出現了6個碼頭。而在山西,電視劇《喬家大院》讓作為晉商文化重要載體的晉商大院受到全國矚目。然而,在晉中市這個小小的地方竟然分布著喬家大院、渠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莊園、曹家大院等多個同類大院,爭搶著有限的客源。事實證明,除了喬家大院,多數大院的經營情況并不盡如人意。

縱觀全國乃至世界,在大多數品味相同或相似的資源中不能體現出某一資源出類拔萃的比較優勢。因此,要想在競爭日益激烈的旅游市場中立足,必須跳脫旅游開發同質性的怪圈,提升旅游項目的競爭優勢。

二、比較優勢理論與旅游項目策劃研究

一、問題的提出

比較優勢理論是國際貿易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19世紀李嘉圖提出比較優勢理論以來，對比較優勢的討論就沒有間斷過。20世紀由赫克歇爾和俄林等人開創的要素稟賦理論，經過薩繆爾森等人的完善，取代了李嘉圖的模型成為比較優勢理論的現代形式，同時也成為現代西方國際貿易純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隨著國際貿易分工的進一步深化和國際經濟環境的不斷變化，不少學者對比較優勢的適用性提出了質疑。

澳大利亞的PeterG.Warr(1994)認為，競爭優勢理論研究的對象是公司，而比較優勢理論則是關于一國怎樣進行資源優化配置。

比較優勢理論最適用于生產初級產品和標準化制成品的國家，而競爭優勢理論對于單個企業具有指導意義；在國家的層次上后者的適應性是有限的，但對于生產高度差異化和復雜制成品的工業化經濟來說，它有很強的適用性。競爭優勢理論對發展中國家是不適應的，其政策涵義具有潛在的危險性。雖然他的看法有某些合理的成分，但他錯誤理解了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關系，不管國家還是企業，兩者都是研究資源的有效配置。

洪銀興(1997)認為，依據比較優勢理論，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從長期來看可以獲得比較利益，但未必能保證產業具有國際競爭力。因為這種比較優勢的實現完全依靠價格競爭，缺乏壟斷優勢。因此，單純以要素稟賦結構來確定一國的貿易結構，就會掉進“比較利益的陷阱”。洪銀興完全把比較優勢理論看成了靜態的，其實它是動態的理論，也包括壟斷優勢。

張亞斌和周琛影(2002)認為，競爭優勢從屬于比較優勢，是比較優勢的高級部分；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是靜態的，而競爭優勢理論是其動態化的一個方面；發展競爭優勢應該在傳統的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進行。雖然他對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看法有些合理部分，但他把比較優勢理論看成靜態的，且沒有正確理解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