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優勢理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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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年來比較優勢理論的主要進展

比較優勢理論近年來的發展主要是基于對外生比較優勢這一主流理論的完善和挑戰。在近年來關于比較優勢的諸多研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是，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和格羅斯曼為代表，在引入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概念體系批評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所謂的新主流(HelpmanandKrugman，1985；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而其他學者們又在批評這一新主流的基礎上，從專業化、技術差異、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對比較優勢理論進行了拓展。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引入規模經濟來分析比較優勢(HelpmanandKrugman，1985)。他們發展了一個壟斷競爭模型，該模型基于自由進入和平均成本定價，將產品多樣性的數目視為由規模報酬和市場規模之間的相互作用內生決定。在自給自足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產品多樣性數目很小，而貿易豐富了消費者的選擇。同時如果貿易增加了消費者的需求彈性，那么單個廠商的規模效率也能改進。這樣，單個廠商通過規模經濟作用確立了在國際市場中的優勢。實際上，克魯格曼更早時候(Krugman，1980)就提出國內市場規模會影響一國在國際上的比較優勢。他論述了在幾種背景下具有大的本國市場的廠商更能有效利用規模經濟從而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許多實證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內銷的廠商規模更大，廠商和產業的規模與出口量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

沿著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R.Tybout，1993)進一步總結并集中論述了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increasinginternalreturnstoscale)作為比較優勢的源泉。他認為具有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優于傳統的比較優勢學說：一是該模型建立了一個從專業化中獲取收益的新基礎，即使貿易伙伴們具有相同的技術和要素比例這種專業化也存在。第二，該模型認為具有大的國內市場的廠商在世界市場中有競爭優勢。第三，該模型有助于理解貿易、生產率和增長之間可能的聯系。

但也有的學者認為規模經濟并不是對比較優勢的充分解釋。多勒爾(DollarandWolff，1993)等提醒我們，用規模經濟來解釋比較優勢主要是針對近年來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發達國家之間日益增加的產業內貿易。這些國家的貿易模式體現了很高的專業化程度。但是，他們認為，生產過程中的規模經濟可以部分解釋這種專業化，但不是全部。在大多數產業中，一些不同的公司共同貢獻了一個國家的出口成績，并且每個公司又有很多工廠，因此公司或工廠的規模經濟不能解釋全部的國家專業化。他認為技術差異是對發達國家專業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釋(Dollar，1993)。日本、德國和美國的許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做是高技術產品，是因為在這些產品的生產中研發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員工中科學家和工程師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爾也認為，盡管技術差異能很好地解釋比較優勢，但這種解釋只是針對短期有效，對長期比較優勢的解釋并不能令人滿意。

因為任何一門專有技術最終會變成國際性的公共產品。那么，什么才能成為高技術產業長期比較優勢的源泉呢?多勒爾認為是在現有基礎上產生新技術和訓練補充性技術勞動力的制度。

對于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研究思路，有的學者從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質疑(HummelsandLevinsohn，1993)。質疑從赫爾普曼(Helpman，1987)的論文《不完全競爭與國際貿易》入手。赫爾普曼在該文中發展了一個簡單的產業內貿易模型，用以說明國家規模與產業內貿易的關系。該文最重要的理論洞見是指出了，當每一種產品僅僅在一國內生產時，國家的規模是世界GDP構成的惟一決定因素。并且赫爾普曼在OECD的資料基礎上分析并得出，當國家的規模越來越相似時，貿易群體之間的貿易量也不斷增加。該文中模型的假設是：每一種產品只在一國生產；所有的貿易是產業內貿易；所有國家的偏好一致。對此，哈邁斯和萊文森認為這一假設過于苛刻，該模型不適用于每年的每對貿易國。他們認為，距離會增加差別化產品貿易的摩擦成本。距離相近的國家從事產業內貿易是因為喜好多樣化。遠距離國家中的消費者愿意消費國外的多樣化產品，但高運輸成本將限制這種貿易。此外像邊界貿易、季節性貿易、貿易限制以及語言文化因素都會影響產業內貿易。而且他們還進一步用OECD和非OECD(14個國家)的資料作對比，通過回歸分析得出產業內貿易占總貿易量的比例在OECD國家為25.3%，而在非OECD國家僅為0.5%。他們認為這一實證結果也說明產品差別、規模經濟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進而對比較優勢的影響并不充分，可能有別的更重要的因素。

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從研究與開發(R&D)的角度推進了比較優勢理論(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他們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將原來盛行的對比較優勢的靜態分析擴展到動態分析。他們發展了一個產品創新與國際貿易的多國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通過R&D產生的比較優勢和世界貿易的跨期演進。在他們的模型中，公司引進新產品會發生資源成本。前瞻性的生產者引導R&D進入具有獲利機會的市場。新產品不完全代替老產品，并且當更多的商品可買到時，價格、利率和貿易模式會跨期演進。貿易有產業內的和產業之間的，前者受制于R&D支出，后者受制于資源稟賦。國際資本流動用來為R&D融資，在一些情況下跨國公司會出現。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動態分析盡管是建立在許多原有的靜態分析的基礎上，如克魯格曼(Kmgman，1979a)與狄克西特和諾曼(DixitandNorman，1980)，但同先前的文獻相比較又有很大不同。他們不僅推進了比較優勢的動態分析，而且就動態分析而言，他們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早些時候對具有產品創新的貿易的動態研究。這些研究(Kru~nan，1979b；Dollar，1986等)對貿易均衡(當產品由北方最初開發后來被南方模仿)的穩態性質提供了有用的洞見，但由于沒有考慮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響和驅動產品創新率的經濟因素，從而使分析不夠完全。而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確地處理了對私人投資R&D的激勵和R&D活動的資源要求。資源通過分配到R&D部門，會導致差異化產品和同質產品的生產，然后就會形成沿著貿易均衡動態路徑的赫克歇爾—俄林貿易模式。這種貿易模式，會導致比較優勢的發展。

楊小凱和博蘭(YangandBorland，1991)在批評新古典主流理論的基礎上，從專業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對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他們認為，內生比較優勢會隨著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從而加速了個人

人力資本的積累。這樣，對于一個即使沒有先天的或者說外生比較優勢的個人，通過參與分工，提高自己的專業化水平，也能獲得內生比較優勢。他們關于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被置于一個將交易成本和分工演進相互作用的理論框架之中。按照這一框架，經濟增長并不單是一個資源配置問題，而是經濟組織演進的問題，市場發育、技術進步只是組織演進的后果。該框架分析了經濟由自給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進的動態均衡過程，并闡釋了斯密和揚格(AnynYoung)的思想：經濟增長源于勞動分工的演進。在經濟發展初期，由于專業化帶來的收益流的貼現值低于由專業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導致的現期效用的損失，因此專業化水平將很低；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的熟能生巧效應將使專業化帶來的收益逐漸增加，因此將會出現一個較高的專業化水平，內生比較優勢隨之不斷增強。應當強調的是，他們的框架不同于標準的新古典框架，后者對比較優勢的分析主要基于規模經濟，而他們的框架將專業化和分工置于分析的核心，并且嚴格區分了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從而發揚了斯密關于分工和內生比較優勢的核心思想。

此外，格羅斯曼和麥吉，(GrossmanandMaggi，2000)還從人力資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國際間的比較優勢。他們發展了一個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國家間貿易競爭模型，分析了人力資本的分配對比較優勢和貿易的影響。他們發現，具有相對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互補性為特征。在這種情況下，當所有的任務被相當好地完成時，要比一部分任務被極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務完成得很差時的有效產出更大。高效率的生產組織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資本匹配，這在有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更容易實現。另一方面，對于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替代性為特征。在這種情況下，具有相對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務，而另一些任務由才能相對較低的人組成的公司來完成。那么，對于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特征的國家，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將會在對杰出人物敏感的產業中占有比較優勢。

克萊里達和芬德萊(ClaridaandFindlay，1992)分析了政府對比較優勢和貿易的貢獻。他們的觀點同傳統的經濟理論以及以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都不相同。他們認為，政府介入教育和科研、交通和通訊以及其他經常性社會部門將會顯著提高私人公司的生產率，一些經濟部門無疑會從中受益。這是因為眾所周知的“搭便車”問題和公共產品具有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使私人公司沒有動力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這樣的公共產品必須由政府來供給。

還有的學者從演化的角度探討了比較優勢理論。費希爾和卡卡爾(FisherandKakkar，2002)認為比較優勢是開放經濟長期演進過程的結果。在李嘉圖理論和阿爾欽框架的基礎上，他們系統化了對國際貿易的理論認識，提出了自然選擇會淘汰無效企業，并且能促進產生穩定的甚至是高效的世界貿易模式。他們沒有假定存在瓦爾拉斯拍賣者，而是探討了協調貿易與企業的匹配過程。他們分析的主要結論是，伴隨比較優勢的專業化(更大的國家可能不完全專業化)是世界經濟演化的惟一穩態。

二、比較優勢理論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與比較優勢理論本身的進展相類似，比較優勢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應用也存在著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對立的觀點。

巴拉薩(Balassa，1981)根據新古典貿易理論提出了外貿優勢轉移假說，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階梯比較優勢論。他預期各國進出口商品結構和比較優勢會隨著生產要素積累的狀況而改變。與傳統的發達與落后兩極劃分法不同的是，巴拉薩認為國際分工的類型和經濟發展階段之間排列著許多階梯。更新發展階梯的過程是連續的而非中斷的。按發展階梯劃分，當今世界經濟中大致存在以下幾類國家和地區：屬第一階梯的發達國家；屬第二階梯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如亞洲“四小龍”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屬第三階梯的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東盟各國(新加坡除外)、中國和印度；最后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根據這種階梯劃分，階梯比較優勢呈現出動態演變的過程：各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出口，能夠取代已發展至更高階梯的國家原來的出口。在階梯式發展的格局中，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將分別發展起各自的新興產業，同時將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給較低發展階段的國家。執行出口導向戰略的落后國家就能夠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進入更高的經濟和貿易發展階梯。針對階梯比較優勢理論，對發展中國家外貿增長前景持悲觀觀點的經濟學家提出了批評。他們批評的主要依據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劣勢，難以攀登比較優勢的階梯。恩斯特和歐康諾(ErnstandO’connor，1989)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提出，國際間產品競爭的加劇使許多發展中國家難以維持原有的國際分工。他們認為，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是靠使用大量非熟練勞動力生產低品質和低成本的制成品取得的。對外貿易曾經是他們經濟增長的引擎。但是，當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采用相似的經濟發展策略時，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也在日益增強。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廠商雖已試圖以產品升級和分散出口市場減輕貿易保護主義的危害，但這種調整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出口市場的集中化傾向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扭轉，因為沒有任何其他市場能夠彌補北美市場進口量降低對發展中國家出口增長所造成的損害。霍夫曼(Hoffman，1985)也舉出部分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被迫限制服裝產量以緩解來自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的例證，說明落后國家進入出口主導型的發展階梯是十分困難的。

多勒爾(Dollar，1993)把比較優勢的技術和制度分析延伸至發展中國家。他認為，盡管關于技術差異的討論主要針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在總體上并不居于技術創造的前沿，但技術進步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比較優勢的演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許多事實表明成功的發展中國家已從發達國家引入技術，而發展中國家感興趣的制度也是那些有利于技術引進以及適應既存技術的制度。一些關于增長的實證文獻確實對這些觀點給予了支持(Barro，1991)。研究表明，對工廠和設備的投資、教育變量(如中小學入學率)以及在外貿和外資方面的開放政策同經濟增長高度相關。這些實證工作說明了落后的優勢在于引進別處的先進技術。但是，對這個潛在優勢的利用要求相應的制度支持，如強有力的教育體制和在外貿外資方面的開放制度。如果制度支持具有持續性，例如能持續幾十年，將會對社會的真實收入增加產生巨大的影響。這樣，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將會獲得知識資本積累的長期收益。多勒爾實際上強調了制度激勵和技術進步是發展中國家獲取長期比較優勢的源泉，這對于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爭論一樣，比較優勢理論在我國的應用也引起了相應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于能否應用比較

優勢理論作為指導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思想。林毅夫等(1999)在批判趕超戰略的基礎上提出應依據比較優勢制定發展戰略。他們指出，趕超戰略最終并沒有帶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持久快速增長，卻使發展中國家經濟付出慘重代價。趕超戰略的失敗主要因為這種戰略是以犧牲經濟整體進步為代價的少數產業的趕超，不足以支持資源結構的升級或總體經濟實力的提高。趕超戰略所扶持的產業部門，由于不符合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只好完全依賴于扭曲價格和國家保護政策才得以生存。在趕超戰略下，違背比較優勢所形成的畸形產業結構與勞動力豐富的資源結構形成矛盾，使大規模的人口不能分享經濟發展的好處而陷入貧困。他們認為，作為一種替代性選擇，遵循比較優勢是一種更有效的發展戰略。這一戰略就是使一個經濟的產業和技術結構充分利用其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從而使資源稟賦結構隨之不斷提高。他們的比較優勢戰略實質上是對李嘉圖外生比較優勢理論的繼承和應用。

但是，對于這種比較優勢能否作為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制定發展戰略的依據，另外一些學者有不同的認識。如洪銀興(1997)認為，在國際貿易中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上，由于發達國家存在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使得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并不具有競爭優勢。而且，雖然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因其工資低而勞動力成本較低，但發達國家面對國內充分就業的壓力，會以各種壁壘阻礙廉價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入。從而造成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貿易中，以勞動密集型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國家總是處于不利地位，出現“比較利益陷阱”。他認為要擺脫這種不利局面，就應當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轉換的關鍵是將高新技術，包括從國外引進的高技術與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結合。左大培(2000)則從技術進步的另一角度表述了對中國遵循外生比較優勢理論的懷疑和否定。他提出應當把產業技術密集化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為此應當制訂促進技術進步的貿易政策。他強調通過扶植處于幼稚期的高技術產業來獲取內生比較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