詮釋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在實踐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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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及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的迅速崛起以及當代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向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提出了挑戰。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將技術進步和技術擴散的因素納入研究范疇，他們從動態角度或采用動態分析方法解釋國際貿易的發展變化，使動態比較優勢理論不斷發展和完善。雖然這一理論不像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那樣具有公認的統一權威性，而是體現在不同經濟學家的若干論述中，但其理論觀點、分析方法以及對現實的解釋，已經引起人們的關注。

關鍵詞：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發展，外生變量，內生變量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從各國間勞動生產率差異或資源稟賦差異的角度，揭示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以及一國在現存資源和供求力量作用下的最優貿易模式，符合當時自由貿易發展的需要和趨勢，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適用環境發生了變化，其種種缺陷也逐漸顯現出來。特別是它忽略技術進步和時間因素、忽視比較優勢轉化和潛在優勢培育的靜態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該理論的廣泛性和適用性，使其無法對當代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及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的迅速崛起，向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提出了挑戰，同時也引發了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興趣。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從新的理論視角對同際貿易產生的原因、福利效果等進行闡述和分析，特別是從動態的角度或采用動態分析方法解釋國際貿易的發展及其格局變化。他們放松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假設條件，考慮多種因素和多種變量，特別是加入技術進步和技術擴散因素，住更寬的理論框架和更接近現實的條件下，探討貿易的動態利益或比較優勢的動態發展問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逐漸形成。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和研究基本上沿著兩個方向進行，一個是沿著李嘉圖的模型，仍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變量，但從動態角度分析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各國福利水平的影響；另一個則是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研究技術變動、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相互之間的關系。

一、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理論

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理論突破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框架，把技術變動引入研究領域，認為技術進步是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但它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的變量，認為技術是無法控制的，是意外偶得的產物，并將技術進步的內涵定義為來源于產品及裝備水平的提高、工藝的改進等。這一理論用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差異來說明國際貿易的流向、國際貿易格局以及發達工業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與貿易。

(一)動態比較成本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的經濟迅速崛起，激發了一些經濟學家對這一現象和發展進程的研究興趣。日本經濟學家筱原三代平(1955)從動態的、長期的觀點出發，把生產要素的供求關系、政府政策、各種可利用資源的引進、開放等因素綜合到貿易理論中，從而將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動態化。他認為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都是一個動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包括生產要素稟賦在內的一切經濟因素都會發生變化，而生產要素變化的程度和速度在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會有很大差異，由此引起一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相對地位發生變化。對后進國家來說，如果某些產業的產品在生產要素稟賦變化的基礎上由比較劣勢轉化為比較優勢，將極大地改變其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從而獲得動態的比較利益。因此，他強調一國應借助各種手段、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和比較優勢轉換。其主要觀點如下：(1)一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比較優勢或劣勢是可以變化的，經濟的發展不僅取決于資源的豐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政府的支持；(2)一國的國際貿易優勢應與合理的產業結構保持一致；(3)動態比較優勢的形成要借助國家的干預力量，政府應以增強國際競爭力為目的，扶植和促進國內重點產業的發展。其核心思想在于強調后起國的幼稚產業經過扶持，可以由劣勢轉化為優勢，即形成動態比較優勢。該理論成為戰后日本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起點，為日本的“貿易立國”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雁行理論”與“雁行發展模式”

“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簡稱“雁行理論”)最早由日本學者赤松要(KanameAkamatsu)1932年在《我國經濟發展的綜合原理》一文中提出。他在考察日本棉紡工業發展進程時發現，隨著19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的開放，西方棉紡織品大量涌入，促使近代技術和低工資成本相結合的日本紡織工業迅速成長，并經歷了進口浪潮——國內工業形成——出口浪潮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的推移進程在圖形上酷似三只大雁依次展飛，由此赤松要認為，一國主導產業的發展要依次經歷從發達國家進口新產品和新技術、建立和形成與先進國相同的本國產業、向國際市場出口三個階段。這一理論闡釋了國際貿易對后進國的影響，揭示了后進國家參與國際貿易的模式以及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的途徑。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赤松要與其學生小島清及其他學者進一步將“雁行理論”擴展于形容20世紀60-80年代東亞各國、各地區產業分工與梯度轉移以及經濟依次起飛的動態過程，并形象地稱之為“雁行發展模式”(FlyingGeeseParadigm)。該模式認為，按照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技術先進、資金雄厚的日本居于東亞經濟發展的雁頭地位，主要從事技術開發并進行產業轉移，帶動該地區的經濟增長；具有一定資金和技術積累的“四小龍”，可以積極利用日本的資金、技術和市場，重點發展資本密集型工業和部分技術密集型產業，與此同時又將失去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東盟國家，因而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是東亞經濟發展的雁身。作為雁尾的東盟和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的中國，具有豐富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利用日本和“四小龍”產業結構轉移的機會，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并奮力追趕、努力在產業結構升級和比較優勢轉換的階梯上攀升。由此，東亞國家按照“日本-四小龍-東盟、中國”的產業轉移順序，呈現出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地區)多層次趕超的格局。

(三)周期理論

西方經濟學家在研究戰后工業品貿易時，根據國際間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以及產品更新和仿制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提出了技術周期說(亦稱技術差距理論或模仿時滯說)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從新技術和新產品在市場的周期運動以及由此引起的要素變化和在技術、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國家之間擴散、轉移的角度，論述比較優勢的轉換。這一理論不僅闡釋了技術差異是國際貿易的重要因素，而且認為比技術差異更為重要的是技術變化，即技術差異的動態因素。基于這一認識，該理論試圖從技術變化的角度解釋國際貿易的動態變化過程。

1.技術周期說

技術差距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國經濟學家波斯納(Posner)。他于1961年10月在《牛津經濟論叢》上發表了題為《國際貿易和技術變化》的論文。波斯納放松了赫-俄模型關于貿易國之間具有相同技術的假定，把科學技術看成是一種獨立的生產要素，強調技術在比較優勢形成中的決定作用。他認為各個國家技術進步的程度是不同的，技術創新國在一定時期內(技術尚未擴散的情況下)，由于擁有新技術而在某種商品生產上處于世界壟斷地位，而其他國家則與創新國之間存在著一個技術差距(Technologygap)或稱模仿滯后(Imitationlag)，這種差距引起了該產品的國際貿易。雖然技術處于領先的國家具有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但由于這種技術會通過專利轉讓、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的示范效應等逐步傳播和擴散到其他國家，因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新技術終將被其他國家所掌握。于是，因技術差距而產生的某種產品的國際貿易將逐步減少，直至其他國家能夠生產出滿足其全部需要的該種產品時而終止。

在這里波斯納提出模仿“時滯”或稱“滯后”的概念。他認為，一項技術從一個國家傳人或擴散到另一個國家有一個時滯。即從技術創新國新產品問世到進口國仿制生產、進口變為零的時間差距。他將這種兩國之間從技術差距產生到技術差距消失的過程稱之為一個技術周期，即模仿時滯。這一過程的長短取決于進口國的收入因素、消費者對新產品的認識、廠商的反應、進口國獲得技術的渠道、消化吸收能力等。

技術周期說從技術變化的角度說明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論述了技術同比較優勢產生和轉移的關系，隱含著技術水平、摹仿能力和創新能力是企業獲得優勢地位的重要因素的思想，從而把比較優勢產生和變化的根源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使我們認識到從動態角度看，建立在技術差異基礎上的國際貿易優勢并非長期固定在一個特定的國家，而是隨著技術的傳播而轉移。如果技術發明國不能不斷發明新的技術，它的技術優勢和由此產生的貿易優勢就會逐漸消失。

2.產品生命周期論

技術的生命周期使市場上的產品競爭優勢發生變化，引起產品的生命周期。它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弗農(Ray-mondVernon)創立。弗農在1966年5月《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題為《產品周期中的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論文，第一次提出產品如同生物一樣，有誕生、成長、成熟、衰亡的生命周期，并將這一周期劃分為新產品、成熟產品和標準產品3個階段。之后，美國學者威爾斯(Wells)進一步發展了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學說，更詳細地把產品周期劃分為5個階段。

雖然不同的學者對產品生命周期的具體劃分方法和稱謂不同，但實質內涵是一樣的，都是指產品所經歷的從發明、應用、推廣到市場飽和、衰落進而被其他產品所替代的過程。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將產品的不同階段與研究開發、技術投入、資本投入以及勞動等要素流動結合起來，認為當一種產品在它的生命周期中運動時，生產要素的比例會發生規律性的變化，由技術密集型產品轉變為資本密集型產品，再轉變為勞動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也隨之從技術力量雄厚的創新國轉移到其他發達國家，最后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從而從動態的角度揭示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比較優勢不斷轉化的過程。

(四)比較優勢階梯論

巴拉薩(Balassa，1977)從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要素比例變化的角度完善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提出比較優勢階梯論(也稱比較優勢階段論)。他認為，在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中，不同國家之間客觀上存在著比較優勢的差別，但這種差別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包括生產要素稟賦在內的一切經濟因素都會發生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相對密集使用程度不斷提高的動態過程中。

巴拉薩認為，在國際分工的類型和經濟發展階段之間排列著許多階梯，并將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劃分為不同類型：處在第一階梯的是發達國家；第二階梯是亞洲“四小龍”和拉美的巴西等新興工業化國家；第三階梯的為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東盟(除新加坡)、中國和印度等國；最低一層是其他發展中同家和地區。在這一階梯式發展格局中，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分別發展各自的新興產業，同時將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給較低發展階段的國家。實施出口導向戰略的落后國家通過承接發達國家轉移的產業，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進入更高的經濟和貿易發展階梯，從而呈現出階梯比較優勢的動態演變過程。

雖然上述將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已經認識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素稟賦比例變化、特別是技術變化的重要性，承認比較優勢的動態發展與轉移，部分地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及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崛起的現象，將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

二、技術作為內生變量的貿易理論

在把技術因素引入貿易發展及貿易格局之后，一些經濟學家開始了更深的思考。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主要圍繞著國際貿易與技術進步以及經濟增長的關系來進行，突出的特點是把技術作為內生變量，從技術進步的角度解釋國際貿易的增長、國際貿易模式、國際貿易格局以及國際分工變化等，研究比較優勢的內生性與動態轉移。技術作為內生變量的貿易理論認為，技術和比較優勢可以通過后天的專業化學習獲得或通過投資創新與經驗積累人為創造出來，強調規模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知識創新與經驗積累。這些理論明確了技術的來源和傳播擴散途徑，闡釋了技術創新、技術擴散、邊干邊學等經濟活動對比較優勢的影響，以及后進國家如何通過技術引進和模仿創新逐步縮小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從而突破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靜態分析的框架，也克服了將技術視為外生變量的貿易理論的缺陷，使國際貿易理論具有更加寬泛的基礎和適用性，從而將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一)“干中學”與“技術外溢”

1.“干中學”

“干中學”(Learningbydoing)是指落后的國家或行業不用經過專門的研究與開發，而是在技術外溢的過程中通過邊干邊學獲取先進技術。“干中學”一般是與技術外溢相伴而行的，因此，二者有時很難截然分開。

“干中學”的概念源于阿羅(Arrow，1962)在《經濟研究評論》雜志上發表的《從干中學的經濟含義》一文。阿羅認為，外生變量不能說明經濟增長的動力與過程。在他所構建的模型中，知識本身就是一種生產要素，有關生產方法的知識積累是通過“學”來完成的，學習是經驗的產物，并不只是時間的函數，且這種經驗主要來自于“干”。知識增長與生產技術的提高主要是因生產而積累經驗的結果；技術進步是知識的產物、學習的結果，而學習又是經驗的不斷總結；經驗來自行動，經驗的積累就體現于技術進步之上。阿羅強調實踐學習的重要作用，認為學習有兩個效應：一是由于生產了更多的資本品而積累了更多的知識，使下一代資本品所含的技術水平得以提高；二是由于知識非獨享性的溢出效應，使所有勞動力和固定資產在生產最終產品時的效率都能有所提高。美國經濟學家保爾·羅默(1986)進一步發展了這種思想。他認為知識和技術是當今世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推動力。

2.技術外溢

技術外溢(TechnologySpillovers)是指國家之間進行貿易時，自然而然輸出技術的結果。它與技術創新不同，不需要大量投資和研究，因此他是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的重要途徑。

20世紀80年代后期，克魯格曼(Krugman，1987)和盧卡斯(Lucas，1988)分別討論了技術外溢的問題。在他們看來，所謂技術變動或技術進步并非都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發明。在許多情況下，技術進步只是學到了別人已有的先進技術。這種學習過程有時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從事生產或其他經濟行為時自然產生的副產品。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有時也并非有意轉讓或傳播他們的技術，而是在貿易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稱為“技術外溢”。不管什么技術，都有一個外溢的過程，國際貿易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干中學”式的技術進步大部分是從這種技術外溢中獲得的。

(二)瑞丁模型

倫敦經濟學院教授史蒂芬·瑞丁(StephenRedding)1999年發表了題為《動態比較優勢與貿易的福利效果》的論文，認為在技術內生的情況下，比較優勢并不是永恒不變的，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步演進的。

瑞丁以從表面上看雖不具備比較優勢但卻由于具有潛在優勢和獲得政府的扶植而迅速發展起來的韓國鋼鐵產業為例，引出比較優勢的變化問題。瑞丁認為，發展中國家常常會面臨這樣一種選擇：在當前已經具備比較優勢的低技術部門從事專業化生產，或是進入雖然當前缺乏比較優勢但卻在將來可以通過生產率增長潛能的發揮而獲得比較優勢的部門(如高技術部門)，或者說是在當前的靜態比較優勢和未來的動態比較優勢之間進行權衡。但在自由貿易體制下，比較優勢原理要求一國按照當前的比較優勢或者說靜態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化生產，由于該國各部門生產率增長的潛能未被完全發掘，因此可能導致該國不能在具有潛在的生產率增長相對大于其貿易伙伴的部門從事專業化生產，結果造成動態福利損失，違背了其長遠利益。這說明，一國當前的比較優勢模式可能與其長遠的利益相違背，所以按照當前的比較優勢從事專業化生產未必福利最大，甚至有可能帶來經濟福利上的損失。因此，為避免這種情況，應該追求和發展動態比較優勢，而發展動態比較優勢的必要條件是政府的政策干預。政府的政策能夠使一國在當前缺乏比較優勢、但相對于其他國家卻有巨大“干中學”潛力或生產率增長潛力的部門從事專業化生產，使靜態比較優勢的初始模式發生逆轉，從而獲得動態比較優勢。

瑞丁的理論為那些雖目前在某些產業上不具比較優勢，但卻可能存在著巨大潛能的發展中國家實施積極的政府政策干預，并通過對外貿易、引進和模仿，獲得生產率的快速增長、從而促進比較優勢的轉換提供了理論依據。

(三)楊小凱的內生比較優勢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澳大利亞華人楊小凱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對傳統貿易理論進行了重新思考，進一步突破了傳統優勢理論的框架，創立了新興古典經濟學。楊小凱的內生比較優勢理論可以概括為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和新興古典增長模型兩個方面。

1.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內生比較優勢理論

所謂內生比較優勢是指比較優勢可以通過后天的專業化學習或通過技術創新與經驗積累人為創造出來，它強調的是比較優勢的內生性和動態性。楊小凱以事前和事后的生產率差別把比較優勢區分為內生比較優勢和外生比較優勢。他認為，內生比較優勢是由對生產方式和專業化水平的事后選擇產生的，這種內生比較和絕對優勢有可能在天生生產條件完全相同的國家之間產生。或者說由于選擇不同專業方向的決策造成的事后生產率差別稱作內生比較優勢。外生比較優勢則是指由于天生條件的差別產生的一種特別的貿易好處，它是以外生給定的技術和稟賦差異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即外生比較優勢是由事前的差別引起的。楊小凱認為專業化分工導致人力資本與知識的積累，從而產生內生比較優勢。

在楊小凱(2002)的內生貿易模型中，每個人的天生條件可能相同，人們之間不一定有與生俱來的差別，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較優勢。那么內生比較優勢是如何產生且隨著分工水平提高而提高的呢?楊小凱認為，分工后的總合生產力水平之所以高于自給自足水平，原因在于分工可以節省重復學習的費用。楊小凱認為，這種基于分工的發展而后天不斷創造出來的比較優勢具有重要意義。他認為，內生絕對優勢有可能在外生比較優勢不存在時出現。如果我們接受先天的生產率差異(即外生比較優勢)作為分工的條件，就會導致貿易產品、方向和格局的靜態化，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為分工的結果出現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則預示著一國貿易動態發展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可能性。基于分工造成生產率差異的內生比較優勢能夠隨著分工的逐步發展而不斷演進，而且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是加速知識積累和生產率內生進展的動力。基于分工和專業化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就成為一國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持續不斷的源泉。因此，這種后天的比較優勢就可以用來解釋經濟增長。將這種模型發展到有中間產品的情形，可以用來解釋國際貿易、經濟發展、落后國的產業升級等現象。

2.新興古典增長模型——熟能生巧

1991年楊小凱和博蘭(YangandBorland，簡稱Y-B模型)將熟能生巧的概念引入其模型中，闡述了熟能生巧與交易成本、分工演進及經濟騰飛的關系，闡釋了內生比較優勢可以通過熟能生巧即經驗積累人為創造出來的觀點。他首先設定經濟系統中的熟能生巧具有特別的含義——分工中的熟能生巧，并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此外，它還放棄了新古典模型的純消費者與純生產者分離的假設。模型假定生產率增長是專業化熟能生巧、交易成本和有多樣化消費偏好的消費者一生產者交互作用的結果。當時間t=0時，每個人都沒有太多的生產經驗，生產率很低，也不能負擔專業化和分工造成的交易成本，表現為自給自足狀態。隨著時間的推延，每個人積累了一些生產經驗，生產率有所提高，能承擔不太高的交易成本，開始從事一定程度的專業化活動。漸漸地，專業化熟能生巧加速了專業經驗積累，個人專業化生產率進一步提高，能承擔較高的交易成本，并選擇較高水平的專業化。如此下去，直到分工演進的潛力被耗盡。Y-B模型的分析表明，分工的自發演進機制能產生內生增長。這種演進提高了每個人的生產率，同時降低了個人在社會中的獨立生存能力。

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技術作為內生變量的幾種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雖然研究角度不同、方法和側重點各不相同，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強調了技術進步對比較優勢轉換的作用和“干中學”的經驗積累效應，從而對二次戰后東亞國家的經濟崛起和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同時對現實中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具有一定的理論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