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晉升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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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在主體功能區劃背景下劃分出了優化開發區、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與禁止開發區,針對不同區域采取不同政策措施剝奪了受限制地區的原有的或可能的經濟利益,需要相應地給予合理的補償,以保證各地區之間經濟社會的總體均衡。基于公共物品理論,在補償問題上必須科學測評生態效益影響的方式及范圍,合理衡量雙方利益得失,綜合協調各方利益關系,均衡配置資源,共同分享發展成果。

關鍵詞:主體功能區劃;生態補償;公共物品理論

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統籌考慮未來我國人口分布、經濟布局、國土利用和城鎮化格局,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主體功能區”。其中禁止開發區與限制開發區要依據法律法規和相關規劃實行強制性保護,嚴禁不符合主體功能定位的開發活動。加強人口轉移的力度,將這些區域內的人口逐步轉移到更適宜生活和生產的地區,減少禁止開發區域的人為破壞。這樣就涉及到對原有利益的侵犯,這也成為限制開發區及禁止開發區政策制定有效性的最大難題,對劃定區域人口的補償量化研究問題突出,補多少才能使當地居民愿意配合政策實施,對已有權利利益有何影響,對潛在利益如何影響,對受益者怎樣合理收費等問題十分嚴峻。本文構想了一個以公共物品理論為基礎,以生態價值為紐帶的聯系補償者與被補償者的費用分擔補償模式。

一、相關理論

(一)外部性理論

外部性最早是由布坎南與斯塔布爾賓于1962年提出的。外部性是指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不一致的現象。[1]一般而言,外部性具有附帶性的特點。其中正外部性是某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行為對其他經濟主體附帶的好處,具有“不得不贈予”的特征;負外部性是指某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對其他經濟主體外加的負擔,具有“不得不轉嫁”的特征。經濟主體從事經濟行為時所產生的利益,有“可計量利益”與“非計量利益”之分。“可計量利益”是經濟行為主體的行為目標,是收入與成本費用之間的差額;“非計量利益”是某經濟行為主體在實現自己目標的同時,所產生的無法界定和計量的對其他經濟行為主體的經濟利益。經濟主體根據“可計量利益”來決定自己的生產經營行為,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產生的“非計量利益”則為外部性。對于理性的經營者來說,在沒有建立有效使得“非計量利益”轉變為“可計量利益”的生態服務交易市場或提供有效補償的前提下,將根據“可計量利益”最大化的原則組織生產,不會自動地將提供最優的像生態服務這種“非計量利益”作為經營目標。[2]生態補償的重要意義就在于如何將“非計量利益”轉化為“可計量利益”來補充外部性現象產生的市場失靈問題。

(二)公共物品理論

公共物品是指那種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對其消費加以排他的產品,或者說同時具有非排他性與非競爭性的產品。公共產品是相對于私人產品而言的。根據公共產品的特性,排他性的使用或者消費的競爭性是區別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兩個定義性標準。公共物品可分為純粹公共物品和非純公共物品,純粹公共物品完全滿足這兩個特性,生態服務的有些功能是屬于純粹公共物品,純公共物品由于不存在價格信號,因而無法通過市場機制進行資源配置,需要中央政府進行配置;然而非純公共物品并不嚴格滿足這兩個特性,如有些非純公共物品具有部分非排他性或排他的成本很高,而且在達到某一消費數量后就具有競爭性。生態服務的部分功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但其消費具有地域性或集團性,所以這類公共物品準確的說應該屬于準公共物品。準公共物品可以在某些范圍內按受益者負擔的原則制定價格。市場機制、自愿協商機制、合約機制、以及民間自愿機制等在公共物品供給中普遍存在失靈問題,只能由相應的政府機制來替代彌補,而且也只有政府參與才能增進公共福利潛力。

(三)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就是做出某一決策而不做出另一種決策所放棄的利益。社會經濟生活中充滿了選擇,當某種資源具有多種用途時,使用該資源于另一種用途,就意味著放棄了其他用途。這樣,使用該種資源的機會成本,就是放棄其他用途可能得到最大收益與已選擇用途收益之間的差值。因此,要想使行為主體放棄現在用途必須使在另一用途上得到的收益要不小于現在用途的收益。市場經濟運行規則要求一切商品的生產和經營要在市場實現等價交換,生產和經營才能維持和發展,因此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品生產和經營均以贏利為目的。拿生態公益林為例,生態公益林的生態產品是以活立木群落的整體形式發揮作用的,活立木本身是其生態產品的載體。一旦其經營者受經濟利益驅動,將林木采伐,其生態效益也就不存在了,森林生態產品也就隨之消失。因此要想保證生態產品的供應必須補償其機會成本即林木采伐的收益。

(四)公平理論及福利經濟學

福利的“希克斯-卡爾多”補償原則:如果資源配置的結果使福利受益者補償福利受損者后,受益者的福利水平仍可以提高,那么這一配置就是最優配置。在希克斯(Hibbs)和卡爾多(Kaldor)設想的基礎上,后來發展為補償原則論,又稱新帕累托標準。新帕累托學派探討了由于經濟變化而處境改善的人(即受益者)能否補償那些處境惡化的人(即受損者)。如果一個特定的改變使受益者的福利增進很大,以至于在完全地補償了受損者的福利損失后還有剩余,那么基于新帕累托標準,這一改變就是一個潛在的社會福利改進。[3]利特爾又提出福利的變化應提高收入的分配效率,這樣需要建立一個社會福利函數,根據不同個人的地位,給不同個人福利變化以相應的權重。[4]

公平理論起源于美國行為科學家亞當斯(J.S.Adams)等提出來的一種激勵理論。亞當斯公平理論的基本觀點是:當一個人做出成績并取得報酬以后,他不僅關心自己所得報酬的絕對量,而且關心自己所得報酬的相對量。因此,他要進行種種比較來確定自己所獲報酬是否公平,比較結果將直接影響今后工作的積極性。所用的比較包括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橫向比較是指一個人投入和收益的比值與組織內其他人的投入和收益的比值相等時,才是公平的;縱向比較是指把自己目前投入與目前所獲得報償的比值,同自己過去投入與過去所獲得報償的比值進行比較,只有相等時才是公平的。[3]在進行生態補償時,不僅需要促進社會福利的改進,而且需要適當考慮社會的公平性問題,促進地區間的均衡與協調。

二、生態補償客體分析

外部性具有外延的可擴散性,內涵的可計量性。外延的可擴散性是指經生態產品所產生的外部效應具有分解和放大作用。分解是指自然的吸收與化解作用;放大是指負外部性劑量超出自然凈化能力后所產生的加速現象或正外部性在對其他經濟主體在其生產經營過程中所產生的傳遞與累積作用。內涵的可計量性是指經濟行為主體可以準確計量其限制負外部性所付出的成本和費用或提供正外部性所產生的機會成本的增加。生態服務供給的機會成本及其產生的外部利益作用方式來看,生態服務外部性同樣具有外延的可擴散性與內涵的可計量性。生態服務外部利益本身具有多樣性,且相互交叉重疊,并通過傳遞和累積作用,使其所產生的外部利益難以進行準確計量。相反,提供生態服務所產生的機會成本的增加則可進行較為準確可靠的計算。以此為基礎結合勞動價值理論對生態補償客體的應有利益進行分析,得出補償量的構成。

生態補償的客體就是以提供生態效益為服務內容的提供者。補償則是相對于損失而言的,受限制地區的生態建設對生態服務的提供者有多方面的影響。

中國-第一,提供生態服務有投入成本,由于部分生態服務的使用是非排他性的或非競爭性的,這部分成本不能在市場上交換,在市場上體現不出其自身價值,因為收不回投入成本,而造成生態服務的無償使用和經營者經濟利益的損失。

從生態服務經營者資金流轉圖1可以看出,生態服務經營者的投入成本,一部分是通過生態產品在市場上交換而收回,另一部分則是以生態服務的區域性消費者和作為全民代表的中央政府支付補償費的形式回收的。由政治經濟學理論可知,企業要維持簡單再生產需要在一個生產周期結束后,返回到經營者手中的資金數額要包括生態服務經營者的個別勞動中的c、v和m三大部分,也就是說既要包括用于生態建設的生產資料價值c和勞動者在必要勞動時間內創造的價值v,又要包括勞動者在剩余勞動時間內所創造的價值m。[5]這些部分的補償必須給予完全補償,否則就只能使這些有益于全社會的生態建設事業趨向萎縮,進而導致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效益的日益惡化。

第二,由于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造成的機會成本損失,如退耕還林還草等改變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態重建措施的實施造成直接的經濟損失,如糧食減產,收入減少等,受益地區應當提供相應的經濟補償。因此,生態建設地區的生態服務經營者至少應得到這兩部分補償,即生態建設費用補償和土地利用方式改變導致的機會成本損失補償。

三、補償主體分析

生態效益補償的主體就是生態服務的受益者,對于得到生態服務的受益方來講由于生態產品的公共物品屬性的影響,并不熱衷于從市場中購買生態服務,而是多采取搭便車的方式無償使用生態服務。這樣就要求建立相應補償機制來向享受這部分生態服務的受益者征收生態補償費用,然而怎樣合理的征收補償費用呢?由于生態補償涉及面廣,需要發揮政府和市場兩方面的作用,政府在生態補償中要發揮主導作用,如制定生態補償政策、提供補償資金、加強對生態補償政策的監督管理等。同時,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實施生態補償還需要發揮市場的力量,通過市場的力量來推進生態補償制度。[6]以物品是否為公共物品作為劃分標準,判別和劃分不同的受益對象,再結合受益程度對受益者征收相應的補償費用。

公共產品是指那種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對其消費加以排他的產品,或者說,具有非排他性與非競爭性的產品。公共產品是相對于私人產品而言的。根據公共產品的特性,排他性的使用或者消費的共同性是區別私益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兩個定義性標準。[7]公共物品可分為純粹公共物品和非純公共物品,純粹公共物品完全滿足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兩個特性,生態服務的有些功能是屬于純粹公共物品,如吸收二氧化碳、釋放氧氣等。純公共物品由于不存在價格信號,因而無法通過市場機制進行資源配置,因而需要國家進行配置;然而非純公共物品并不嚴格滿足這兩個特性,如有些非純公共物品具有部分非排他性或排他的成本很高,而且在達到某一消費數量后就具有競爭性,如水資源的利用等。生態服務的部分功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但其消費具有地域性或集團性,所以這類公共物品準確的說應該屬于準公共物品或俱樂部物品。準公共物品可以在某些范圍內按受益者負擔的原則制定價格。

四、生態服務功能劃分

人類從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了對生態系統服務及其價值的研究。1977年Westman提出了“自然的服務”(nature’sservices)概念及其價值評估問題[8],只是由于地球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絕大部分價值難以準確計量以及缺乏相應的價值評估理論與方法體系而進展緩慢。1997年Daily及Constanzaetal.的工作,將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評估研究推向生態經濟學研究的前沿,并取得了顯著進展。

Constanzaetal.綜合了國際上已經出版的用各種不同方法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評估研究結果,將全球生物圈分為16個生態系統類型,并將生態系統服務分為17種類型,在世界上最先開展了對全球生物圈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估算,這是目前最有影響的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研究結果。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國外有關生態系統服務的概念、生態效益的價值理論及評估方法等開始引入國內。然而這種價值衡量結果顯示,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近似于國民生產總值,甚至大于國民生產總值,因此以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作為補償標準很不合理。本文用生態價值測算結果作為生態服務受益大小的衡量,這樣可以減少對生態價值衡量方法不同產生的爭論和疑義,使生態價值作為生態建設費用補償的工具。

由生態服務功能分類表(表1)中可以看出各種生態服務功能價值是不同的,按公共物品屬性劃分的各類別的生態服務價值比例也有很大差距,由小到大依次為涵養水源(占總價值1.66%)營養固定(占總價值1.98%)固定CO2(占總價值4.73%)有機物利用(占總價值9.60%)釋放氧(占總價值17.36%)凈化大氣(占總價值30.44%)土壤侵蝕(占總價值34.78%)。其中私人物品總價值1.894×1012元/a,占總價值11.58%;準公共物品10.851×1012元/a,占總價值66.32%;純公共物品總價值3.613×1012元/a,占總價值22.09%。因此,由準公共物品屬性而受益的局部地區負擔的生態服務功能占主要部分,其次是純公共物品屬性的生態功能,這部分由中央政府作為受益群體的代表來支付補償。

私人物品價值的實現是要依靠市場的,如果產品不能夠進入市場則產品價值是不能夠實現,因此如果生態建設者負擔相應比例的建設成本,卻不能夠使產品在市場中得以實現,那么必然造成建設成本彌補不足問題。所以這里將建設成本全部由準公共物品與純公共物品受益者分擔,私人物品作為發展權利讓渡給生態建設者(尤其是市場開發水平底的地區)。因此由表1可知,有公共物品屬性的服務價值為14.464×1012元/a,其中準公共物品價值占75.02%,即由受益地方分擔的比例。純公共物品價值占24.98%,即由國家分擔的比例。

五、補償模式設想

目前,世界各國生態效益補償所采用模式主要有公共支付體系,企業或區域之間的自主協議,市場交易體系三種。國內學者張濤(2003)認為,生態價值的研究多數以衡量出生態服務價值的具體數值為目標,試圖以此作為生態補償的標準,補償生態服務供給者。然而生態服務價值的衡量結果往往與GDP相當,以此來補償顯然不夠合理。本文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不同生態服務功能的公共物品屬性為劃分標準,以各個類型的服務價值為基礎,按照單項生態服務價值占總價值的比例,分擔生態建設所產生的各種費用。

1.對于補償量的核算需要深入細致研究。應建立科學合理的指標體系,不僅需要考慮生產成本、機會成本,還應當考慮經濟發展差異、社會發展差異,合理分配所增加的社會福利,共享發展成果。但至少不應低于所能取得的機會成本,如果核算結果偏小,則影響政策實施效果,受補償者滿意度低,甚至抵觸政策實施。[9]

2.需要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對補償主體的征收方式及對補償客體的補償方式進行設計,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是關鍵。

3.對于生態功能的公共物品屬性需要合理劃分。需要根據不同生態功能的具體影響范圍進行具體量化研究,從而合理確定受益對象及受益數量,真正實現受益者支付的原則。

4.對公平性標準需要進行符合社會發展的標準。這里的補償模式中生態建設目標選擇的是保障基本生產生活的需要,對于追求更高生態享受的目標可以適當加大生態面積,降低生態產量系數。

5.模式中系數的確定需要更為專業,更為詳實的研究,總的來講這里僅討論一種大致的思想,深入系統的研究還需要更多時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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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 文科大學生 就業問題 自我同一性 解決途徑

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經濟體制的進一步改革，就業問題日益突出，其中大學生就業問題更成為就業問題中的“大問題”。1999年高校擴招之后，在校大學生的人數急劇上升，大學教育逐步褪去了精英教育的光環，同時隨著社會下崗工人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不斷增加，大學生就業形勢愈發嚴峻。特別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大學生就業問題日益尖銳，而與理工科大學生相比，文科大學生的就業形勢更加嚴峻。因此如何正確對待當前大學生特別是文科大學生的就業形勢，探究解決就業問題的途徑，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1.文科大學生就業困難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1.1文科大學生就業困難的現狀

文科主要是研究人類認識和改造人類社會的科學，大學文科專業設置主要有：政治學、經濟學、法學、哲學、歷史學、文學、藝術學、外國語言與文學、新聞傳播學、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管理學、教育學，等等。我對我院198名2010屆文科畢業生做了一次調查（包括中文專業、英語專業、旅游專業、廣告專業四個專業），調查結果顯示，有近90%的學生認為當前的就業形勢十分嚴峻，工作不好找，其中50%成以上的學生贊同先就業再擇業的觀念。

1.2文科大學生就業困難原因分析

結合文科專業和文科大學生的特點，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分析文科大學生就業困難原因。

1.2.1體制的轉變和改革。過去文科生的畢業去向大多是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隨著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制、事業單位改革，這些部門對大學生的新增需求越來越少，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現在已經形成了供遠大于求的局面。同時我國正處于工業化階段，對理工科的大學生的需求越來越大，因此文科大學生就業較難。

1.2.2文科學科的專業性不強，具有很強的可替代性。自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各個高校都不斷增加專業，與理工學科，相比文科專業建設投入較小，因此許多高校一哄而上，專業設置不規范，專業培養目標不明確，專業趨同現象十分嚴重。據統計，文科專業80%以上的課程趨同，因而培養出來的大學生在知識結構上具有明顯的同質性，加劇了文科畢業生之間的競爭，同時也減弱了文科大學生的不可替代性。我對我院198名2010屆文科畢業生（包括中文、旅游、英語三個專業）做了一次調查，結果顯示只有不到40%成的學生表示是根據自己的專業選擇工作的，其中主要是旅游和英語學科這兩個專業性比較強的專業的學生。

1.2.3文科大學生中女生的比例較高，在就業時性別歧視嚴重。我院為文科院系，包含中文、旅游、英語三個專業，在198名畢業生中，男生所占人數不到30%。江蘇省婦聯針對本省《婦女權益保障法》實施十周年情況進行的專題調研顯示，有80%的女大學生在求職過程中遭遇性別歧視，有34.3%的女大學生有過多次被拒經歷。許多用人單位在招聘中明確要求“只要男生”或“同等條件下男生優先”。而在同等條件下，男生簽約率明顯高出女生80%。

1.2.4文科大學生的自身綜合能力有待提高。“麥可斯―中國2008屆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結果顯示，當前大學畢業生亟待改進的基本工作能力依次為管理能力、動手能力、理解與交流能力、科學思維能力和應用分析能力等。而這些對文科大學生而言，更是至關重要和必須具備的素質。根據招聘單位反饋：絕大部分文科大學生缺乏實際意義上的實踐經驗，他們既不具備崗位要求的職業能力或專業能力，又缺乏工作經驗，沒有很強的競爭力，因此企業對應屆文科畢業生的需求總量在不斷減少。

2.提升自我同一性，促進文科大學生就業

正如前文所說，文科大學生就業困難既有社會需求減少等一些客觀原因，又有文科大學生綜合素質較低等主觀原因。目前最有效地解決文科大學生就業困難的方法是從文科大學生自身入手，提高文科大學生的綜合能力。要提高文科大學生的綜合能力，最重要的是個體在明確自我的情況下，不斷追求自我的發展。因此，促進文科大學生自我同一性的發展有利于促進文科大學生就業。

2.1自我同一性的內涵。

埃里克森從發展心理學和發展社會學角度，于1963年提出自我同一性概念，此概念被廣泛應用于社會心理學、人格心理學、發展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咨詢心理學和文化心理學。這一概念的重要性已被廣泛認可。自我同一性是一種重要的心理社會現象，也是一個與自我、人格的發展有密切關系的多層次、多維度的心理學概念。本質上，它是指人格發展的連續性、成熟性和統合感，包含三個層面的內涵：（1）最基本的層面，即ego-identity，此層面的自我同一性為自我綜合和個人性格的連續性，指兒童期自居作用的私下或無意識的綜合的基本信念；（2）個人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即自我（self）在與環境相互作用過程中，個體表現出的一套目標、價值觀和信念；（3）社會同一性（social identity），即與團體理想一致的內在保持感和團體的歸屬感。

2.2文科大學生自我同一性的現狀研究。

一項針對文科大學生自我同一性發展狀態的調查顯示表明：文科大學生的自我同一性發展在年級間存在差異，大一年級自我同一性的發展呈上升態勢，因為大一階段新生進入一個新的環境，迅速地整合和完善高中時代的自我；大二、大三年級出現復雜變化――先下降后上升，這個階段表明學生正在調整自己，審視自我以適應新的環境，重新達到自我平衡；大四呈下降趨勢，這是因為此時正處于轉折的關鍵時期，面臨就業、考研壓力。同時調查數據也顯示就業與大學生自我同一性有密切的關系。因此在大四年級這一自我同一性發展的關鍵時期促進文科大學生的自我同一性的發展有助于其就業。

2.3促進自我同一性發展，促進文科大學生就業。

我針對我院畢業年級的學生做了一次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學生表示他們對就業的了解主要來自學院組織的有關就業的講座和相關就業指導課程，但是自己以后應該怎樣發展目標不明確，很多時候出現隨大流的情況。正如上文所說，只有從自身出發，明確自我，不斷促進自身的發展，文科大學生才能應對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對此我考慮采取系統就業指導課程和團體心理咨詢相結合的方法，提高文科大學生的自我同一性，以促進文科大學生就業。

團體心理咨詢有傳統心理咨詢所無可代替的優勢，在學校心理健康方面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已被許多心理學研究和實踐所證實。為了證明就業指導課程和團體心理咨詢的相結合對文科大學生就業促進的作用，我對其進行了驗證。首先從參加就業指導課程的同學中隨機選取數名自愿者，經過初測和面談情況，篩選6名適合團體心理咨詢的學生作為被試。對所有被試進行就業效能量表的測驗，同時采用觀察法和自我表述法，把被試在咨詢過程中的作業及咨詢結束后的個人總結、自我評價表作為評價咨詢效果的方法。正如上文所說，與自我同一性有密切相關的概念有很多，其中自我概念與自我同一性更是有緊密的聯系，可以說自我同一性是自我概念的高級成熟的形式，它標志著自我概念的發展水平。因此根據被試所具有的共性，即自我概念偏低，實驗方案設計為6個主題活動：我是誰、自信訓練、他人眼中的我、人際交往訓練、自我探索、我的發展（結束）。此次團體心理咨詢主要目標是改善自我概念。整個咨詢為期6周，每周1次活動，每次活動為90分左右。

咨詢結束時，對所有被試進行第二次測驗，結果顯示接受團體心理咨詢之后平均分為3.3，顯著高于測試前的2.34分。同時被試的總結和體會也顯示，被試“可以更客觀更清楚地分析自己，評價自己；更加自信，善于發現自己的優點，人際交往更加積極主動，自我更加明確，發展目標更加明確”。

目前文科大學生的就業形勢嚴峻，只有從文科大學生自身出發，不斷提高其自我同一性，促進文科大學生自身的發展和提升，才能進一步緩解文科大學生嚴峻的就業形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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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師職稱晉升制度是高校教育發展的核心之一。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職稱晉升制度具有靈活性、綜合性、高標準的特點值得我國醫學院校在進行晉升制度改革時參考借鑒。本文全面系統分析了哈佛大學醫學院職稱晉升制度的特點，結合我國醫學院校現狀，分析其對我國的啟示。

關鍵詞：哈佛醫學院；職稱晉升制度；晉升標準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7）26-0033-02

目前，我國多所高校正在開展人事制度改革，制定新的職稱晉升方案，以期提高高校國際競爭力，逐步邁向國際一流大學。醫學教育具有職業教育和綜合性教育的雙重屬性，其人才培養目標為醫學應用型人才，因而醫學教師的職稱評估和職稱晉升制度與其他理科專業不能趨同，醫學院校在進行人事制度改革時應充分考慮醫學教育的目標及特點，發展與醫學教育特點相結合的職稱晉升體系。哈佛大學醫學院職稱評價制度是一個整合臨床、科研和教W的綜合性框架，有助于教師能力的全面發展，對我國的綜合性人事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多角度的晉升途徑

隨著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模式發生轉變，要求醫生從技術和人文多角度提供服務，醫學在理論和實踐上有了更豐富的內涵。而近年來越來越被重視的轉化醫學，則要求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更好的結合，打破基礎與臨床之間的屏障，更好的將基礎研究成果轉化為臨床技術與產品，同時通過臨床觀察與分析幫助實驗室更好地認識人體與疾病，形成更優化的實驗設計方案來促進基礎研究，從而實現醫療水平的提高[1]。醫學的發展使得社會對醫學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這一背景下，哈佛大學醫學院開始使用新的職稱晉升方案[2]，激勵教師充分發揮潛力，全面發展。在申請職稱晉升的第一步，申請教師根據自己的工作側重點，選擇自己的杰出領域，可以是臨床、科研或教學三者之一，這意味著申請人在此領域投入了更多的時間和經歷，有相對最大量和最高質量的學術成果，且具有更好的聲譽和認可度。申請人需要在選定領域中達到所申請職位的標準和要求。

二、堅持教學為本

哈佛大學醫學教育歷來處于醫學高等教育界的領先地位，在教育思想和教學改革上都為全球高校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在教師職稱評價的第二步，每位申請人都需要提供教學業績報告，體現其在教育教學活動中的貢獻。而教學活動的定義不僅僅指課堂教學，也包括臨床帶教、科研指導以及管理能力訓練，教學活動對象也擴展到了學生、住院醫師以及訪問學者。哈佛大學自1925年就已開始實施學生評教工作，逐步建立了完善的教學質量評估體系，教學評估結果是教師教學業績報告的主要內容，同時，教學內容和方法創新、教學方面的學術成果、教學管理能力都應包含在教學業績報告中。

三、注重教師全面發展

在杰出領域和教學業績報告之外，哈佛大學醫學院還為申請人提供了一個可選項，即支持項目。申請人可以從臨床服務、科研服務、患者教育及社區醫療服務和管理服務中選擇一項以上來闡述申請人對學校及社會做出的多方面貢獻。這一規定體現了哈佛大學醫學院對學術自由的鼓勵，也激勵了教師全方位發展自身能力，更多的思考工作中的可擴展性和關聯性。支持項目只是表明申請人在杰出領域之外的貢獻，更充分體現申請者的工作能力，并不意味著支持項目的豐富能夠減少對其在杰出領域的成果的要求。

四、強調高水平的學術成果

杰出領域的學術成果是職稱晉升評價的核心。哈佛大學醫學院分別列舉了三類杰出領域中相應學銜級別的度量標準。其基本評價方向為業務能力、聲譽以及學術成果。業務能力上，以臨床領域為例，要求助理教授能夠提供多學科的臨床服務，具有規避常見醫療失誤的能力，善于學習和使用新的手術方法；而對副教授，則要求能夠在疾病的預防、診斷和治療上有所創新，推廣創新型技術或臨床模型；要求教授在疾病的治療手段、臨床路徑和技術上有優于以往的創新，能夠補充和發展疾病治療指南，為自己所在領域的帶頭人角色。而在聲譽方面，要求助理教授至少在當地享有較強聲譽和知名度，要求副教授享有區域性或全國性的聲譽，教授則應具有全國性甚至國際性的較聲譽和知名度。聲譽及知名度主要體現在學術演講、學術組織任職、獎項、雜志審稿人等等。而在學術成果上，主要體現為杰出領域的原創性研究，或是以合作者身份參與的大型多學科研究等。而在評價方式上，則采用學院審核加專家評審的方式，學院審核認為申請人具備晉升資格后，啟動專家評審，專家評審由外部評審和內部評審相結合，要求至少向12名外校專家發送評審信，評估申請人是否達到相應要求，同時向6位本校而非本系，但熟悉申請人所在領域的專家進行內部評審。最終，根據綜合意見決定是否予以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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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為了滿足患者的就醫需求，諸多大型醫院業務不斷擴大，衛生專業技術人員需求量增加，由于現有事業單位人員編制的限制，編制外聘用人員逐年增多。尤其是一些大型醫療機構增設了分支醫療機構，這一情況就更加明顯。北京大學口腔醫院第一門診部作為北大口腔分支機構，自1995年成立以來，編制外人員從1995年占職工總數的43%，上升到2010年的72%。據2010年統計，第一門診部衛生技術專業人員占職工總數的85.6%，其中編制外衛生技術專業人員占72.9%。由此可見，編制外衛生專業技術人員已逐步成為醫院分支機構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在醫院醫療、教學、科研、預防和管理全面發展工作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如何考核、任用計劃外編制的衛生專業技術人員，特別是解決他們的職稱晉升問題，關系到醫院醫療技術、服務水平的提高，關系到員工隊伍的穩定性，也直接影響著醫院可持續發展。

1做好編制外人員的職稱晉升工作的幾點體會

1．1更新觀念，建立編制外職稱管理體系衛生部在2000年印發的《關于加強衛生專業技術職務評聘工作的通知》(人發［2000］114號)中明確指出“要堅持按需設崗、按崗聘任、平等競爭、擇優上崗，逐步建立政府宏觀管理、個人自主申請、社會合理評價、單位自主聘任的管理體制。”北京市人事局2003年《北京市人事局關于深化職稱改革試行社會化職稱評審的意見》(京人發［2003］49號)文件中提出“拓寬職稱工作服務領域和范圍，打破身份和所有制限制，使在各種所有制單位中工作的各類專業技術人員的學術技術、管理水平和能力業績得到公正評價和社會認可，擬在職稱評審中推行個人自主申報、社會統一評價的社會化評審方式。”在國家宏觀政策的指導下，依據上級部門文件要求，第一門診部經過多年實踐摸索，制定并完善聘用制人員專業技術職稱評審聘任規定，在職稱晉升方面逐漸打破傳統的專業技術資格限制，實行考評相結合的雙軌制。鼓勵更多人自覺地提高專業技術水平，努力去爭取獲得更高一級的專業技術職稱［1］，并堅持北京大學的學術標準，堅持學術水平第一的原則，堅持總量控制及結構比例控制原則。嚴格落實“堅持標準、全面考核、總量控制、擇優晉升、按崗聘任”的方針，強化按需設崗，按崗聘任原則，嚴格掌握任職條件，優中選優，保證評審質量。根據崗位設置和衛生專業技術人員的任職資格及工作業績，做好考核、評聘工作。實踐證明，建立編制外衛生專業技術人員職稱管理體系是可行和有效的。

1．2明確流程，協助編制外人員完成申報醫院編制外衛生專業技術人員職稱申報工作已步入社會化，中初級職稱晉升與國家政策一致，實行以考代評的方式。按照《初、中級衛生專業技術資格考試報名條件》，每年在網上直接報名，參加全國衛生專業技術資格考試。中級衛生專業技術人員還需要參加職稱外語及計算機能力統一考試。高級專業技術資格評審中實行考試、答辯與評審結合的評價方式［2］，晉升前還必須完成到基層衛生單位累計工作服務1年或到鄉鎮基層衛生單位累計工作服務8個月，以及每年必須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提供對口支援不少于15天的服務。人事部門作為職稱評審工作的管理職能部門，需要及時了解、掌握職稱晉升相關政策，制定職稱評審流程及時間表，組織、指導、協助編制外衛生專業技術人員認真準確的完成申報工作。同時還要與醫務、教育、科研、護理等職能部門提前作好協調溝通工作，妥善安排下基層服務、繼續教育及傳染病防治知識培訓等。

1．3量化指標，客觀評判編制外人員專業技術水平對于申請晉升高一級職稱者，最需要考察的是與任職職稱相對應的實踐能力、工作業績、管理能力、創新能力以及醫德醫風、服務水準乃至個人的心理素質等，以及概念較為清晰又可操作的資歷、外語、論文等指標［3］。人事部門對編制外申報晉升人員要進行晉升臨床醫學專業技術資格量化考核，考核項目包括基本情況、論文水平、本專業工作經歷、本專業工作業績、教育及科研等。考核要素及評分標準細化并明確每項考核項目，有利于審核小組操作。人事部門需要征求科室意見，對申報人查房能力、會診能力、教學能力、科研能力、操作能力等進行綜合評議。繼續教育考核是根據學分卡從網上查尋審核學時學分情況。醫德醫風考察需要從相關部門獲取服務考核情況，包括規范化、服務問卷調查、廉潔行醫、來信來訪、糾紛處理、服務管理等指標。量化指標無疑能更科學地、客觀地評判與認定每一位編制外申報晉升人員的水平。

1．4嚴格把關，認真執行編制外職稱管理規定近年來國家對職稱評審政策逐步放寬，對符合條件的編制外人員不設置具體的崗位指標，不因崗位指標而限制有條件、有能力的職工進行申報［4］，激發了衛生專業技術人員的積極性。但是，人事部門在申報材料過程中必須按照北京市考評中心的要求，執行國家規定的能力、業績、學歷、資歷等任職條件，保證評審質量，嚴格審核、批準申報人員的報送材料。單位審核小組通過后，人事部門將申報衛生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人員的情況，包括平均每年參加臨床工作的周數、承擔的技術工作與工作量、醫德醫風、論文、到農村或社區基層服務的時間和地點及繼續教育情況等進行一周以上的公示，確保申報工作的公正、公開、公平性。第一門診部在職稱晉升方面給予編制外人員構建了良好平臺，極大的促進了他們不斷學習，更新知識，提高業務能力，真正調動了他們的競爭力，使其充分發揮自己的技術才能，從而推進醫院分支機構整體醫療質量，服務水平的不斷提升。我們的工作取得了較大成績，對醫院發展，人員穩定，吸引人才起到了關鍵作用。2002～2010年，第一門診部編外衛生專業技術人員共有18名衛生專業技術人員晉升了高級職稱、12名晉升了中級職稱、25名晉升了初級(師)職稱，見表1。

2編制外專業技術人員職稱晉升評審工作中亟需解決的問題晉升初、中級職稱人員參加社會化統考，單位未設評審，實行單一的以考代評方式，只要外語、計算機及專業技術考試合格者均聘任。職稱認定過程存在局限性，不能真實的檢驗和反映晉升人員的業務能力及素質。晉升高級職稱人員對下基層服務和對口支援工作普遍不夠重視;晉升前有突擊發表學術論文現象;在填報主持危急重癥搶救或解決疑難病例和關鍵、重大技術(科研)問題的實例時存在無實際依據現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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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作者：馮繼

【關鍵詞】 臨床考核； 職稱評聘

秦皇島市第一醫院依據人才隊伍建設目標的新要求，著眼于提高專業技術隊伍的整體素質，提高醫療質量，保證醫療安全，以臨床技能考核為切入點，抓住專業技術晉升評聘的關鍵環節，制訂了一整套查房、手術操作、疑難病例分析的考核方法。2009年首次推出了以臨床技能考核為重點，對專業技術人員實行職稱評聘分開管理制度，兩年來取得了較好效果。

1 完善考評體系、落實方案

1.1 健全管理體系，制定考核辦法及流程 為了落實考評體系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醫院制定了《專業技術職務聘任工作實施方案》。醫院專門成立了由資深專家組成的職稱聘任專家評議委員會，委員會聘請外地專家根據錄像及答卷進行量化打分，推出了嚴密的雙盲式考核舉措。考核中對每一名晉升人員建立了錄像、刻盤管理，作為技能操作評價打分的客觀依據。

1.2 臨床量化考核的標準 根據醫院的晉升考核要求及醫院客觀實際，醫院要求內科及護理晉升人員自報查房的類別，外科及麻醉科按手術分級管理的要求自報手術及麻醉的術式。對各個專業不同疾病的查房及不同等級、不同術式的手術及麻醉的技術操作、各種疑難病例分析，制訂了考試標準、評價標準及扣分辦法，對每項考核內容進行量化管理，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

2 考核內容及考核方法

考核內容包括三部分：醫療專業第一部分為本專業的基礎知識、基本理論；第二部分考核查房水平及手術技術操作規范；第三部分根據專業的不同對疑難病例進行分析。專業基礎知識、基本理論、疑難病例分析集中采用筆答考試形式，查房、無菌操作及手術技術操作在病房或手術室進行。

2.1 臨床技能考核-手術操作 手術操作技能的水平應是外科醫生的看家本領，但隨著現代外科高新設備的不斷應用，臨床上也出現了過分依賴高新設備與器械、忽視外科基本功訓練的傾向。為徹底糾正這種不良傾向，專家組重點考核外科晉升人員手術操作能力。手術技能的考核重點包括手術操作的熟練程度和思維的敏捷性。醫院根據提供的手術級別和手術術式，制定了技術操作標準及評分標準。評分標準分為兩部分：術前無菌操作26分，術中技術操作74分。為確保手術的安全性，擬聘正主任醫師的手術聘請北京專家做助手，擬聘副主任醫師手術請主任醫師做助手。

2.2 臨床技能考核-查房

2.2.1 晉升聘任人員考核查房，以三級查房中主任醫師查房標準，對應試者查房水平進行詳細量化評分。病例選擇以現在運行病例為準，設定內容“組織紀律”、“背”、“查”、“問”、“講”、“解”六部分，時間設定為40 min，按量化分數表，通過錄像資料評分，并達到一定標準要求。

2.2.2 查房中要求病歷書寫符合要求，病情觀察周密，體征判斷準確，臨床思路清晰，有擬診意見和診療計劃，符合醫療規范，提出自我檢控存在的問題及診治難點、疑點，并由二級醫師補充意見。按要求查體，專科查體顯示明確，有示教作用。

2.2.3 晉升人員要結合所查病例進行比較系統的學術講解或質量講評，達到“三講”要求。即與該病例有關的臨床醫學資料的意義、診斷依據及鑒別診斷的依據。

2.3 臨床技能考核-疑難病例分析 不同專業的不同疾病，疑難病例分析的打分點是一致的。第一部分病例分析包括診斷、診斷依據、鑒別診斷；第二部分點評疾病發病機制、病理生理變化及治療；第三部分談臨床經驗、診斷技巧或誤診教訓；第四部分本專業醫學展望及進展。疑難病例分析不但考核了本專業的基礎知識、基礎理論，還考核了如何運用循證醫學分析疾病的能力。見圖1。

2.4 提高醫生的基本功 對于有教學任務的三級甲等醫院，晉升人員必須有扎實的基礎理論。為了克服重分數、輕臨床，重答辯、輕技能的問題。將基礎部分考試列為必要條件，實行全封閉閱卷、現場封卷、考場打封。試題分別從全國專業技術人員考試試題庫中隨機抽取，同一專業不同考試內容，以筆答的形式對各專業基礎知識、理論和專業相關的知識進行考試。各個專業統一安排座位，由組織人事和紀檢監察部門聯合監考，全程監控錄像。

3 效果評價

3.1 考核成效 對擬聘人員實行以能力、業績為導向的量化考核制度、分段量化的考核評審方法。個人基礎分（工作年限、任職年限、科研成果、論文、榮譽稱號、醫德醫風、醫療事故、行政處分、醫院培訓考核）占50%的比例，臨床實踐技能考試分數占 50%的比例。對基礎知識、疑難病例分析、手術技術操作、查房成績分析統計。

臨床技能量化考核有助于促進醫療質量的提高，通過考核優勝劣汰。通過職稱聘任考核確實改變了以往評聘不分開，只要評上都會被聘用并享受相應聘任待遇的不足。落實以臨床技能考核為重點，醫院采取聘請院內、外科權威專家分別對內科、外科、醫技、護理專業不但在專業方面進行業務培訓，同時在考前進行了查房模擬表演，外科手術等級進行講解，加強了專業技術人員的專業基礎，強化了臨床考核的重要性。有助于規范醫院的規章制度及各種操作流程，提高其工作的主動性，加強了責任心及對自身行為的約束力，使晉聘人員的綜合素質和醫療技術的提高落到了實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2 通過專家點評，發現臨床質量缺陷 臨床技能考核工作有始有終，將每一個錄像帶發給本人，使他們親自觀看自己的查房及手術操作，自己進行質量評價。管理部門對臨床技能考核項目進行總結，對晉升聘任人員進行逐項點評，針對臨床技能考核中暴露的問題有重點的進行點評，做到有的放矢。

3.2.1 專業知識不扎實，表達能力欠佳 通過臨床技能考試集中反映出知識理論陳舊，主要表現為疾病的發病機制、疾病的病理生理改變基礎理論不扎實。對本專業醫學進展掌握甚少。例如在查房考試中個別醫務人員沒有針對下級醫師提出的問題回答，而是以綜述的形式讀已寫好的發言稿，導致答非所問。

3.2.2 操作技術不規范 通過手術操作考核反映出個別人員手術質量級別低劣，在手術操作過程中違反技術操作常規，表現在探查、分離、結扎血管、術中止血等不規范；無菌觀念差，表現在刷手、鋪無菌單、穿手術衣、戴手套中不規范；上報的手術術式與實際手術事實不符，上報的手術級別高于手術術式等現象發生。

4 討論

筆者在以臨床技能考核為重點，探索職稱評聘新機制中，取得了一些成績，考核工作按計劃有始有終，體現出了人性化、公開化，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4.1 臨床技能量化考核激發了晉升人員的學習熱情 以往專業技術人員在晉升時只注重論文、科研成果，而忽視了臨床技能訓練。通過臨床技能量化考核的實施，激發了廣大醫務人員對本專業學習熱情，經常查閱各類雜志，了解本專業的最新動態，學習最新的臨床治療方法。掀起了遵守技術操作規范、苦練基本功的熱潮。規范了查房程序、查房要點，提高和鍛煉了查房水平，并提出本專業醫學發展前景，從而拓寬醫生的思考與分析問題的能力。

4.2 臨床技能量化考核公開、公正、公平 以往職務晉升中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和矛盾，有的醫生為了達到晉升目的，把精力用到了“跑門路”、“拉關系”上，就是擔任評委的專家也陷入拉票者的“重圍”。臨床技能量化考核實際上是“以考代評”，使“軟條件”變成了“影框框”，解決了“高分低能”，改變了一些人“重考輕干”的現象。

篇6

憂慮：“母體學科”名存實亡

據記者了解，內科學是臨床醫學最古老的基礎學科之一。19世紀現代醫學發軔之際，內科是一個整體學科。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內科開始有了分組；20世紀70年代，內科按照器官、系統分為9個專科。自此，各個專科迅猛發展，在臨床上、學術上都取得了巨大進步。國內的內科各專科發展也趕上了這一國際潮流。但是，作為基礎學科或“母體學科”，內科的地位和發展在國外與國內有很大的不同。

沈悌委員在全國“兩會”期間表示，在當代中國，內科專科化嚴重沖擊、甚至淹沒了專科的基礎――大內科。主要表現在衛生行政部門忽視內科，竟沒有設置內科醫師職稱晉升系列，很多醫院取消了大內科，或者“名存實亡”。

“簡言之，‘內科學’學科近20年遭遇了生存危機，學科發展舉步維艱。”沈悌委員指出，這種局面產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如挫傷了廣大基層醫療機構的內科醫師工作與學習的熱情，使他們得不到實際需要的繼續教育與培養；大型醫院的住院醫師過早進入專科，不能得到全面的內科培訓；醫院的基礎醫療質量得不到保證；老年人、疑難病或多系統受累的患者得不到所需要的醫療服務；專科醫師的狹隘視野導致漏診、誤診的風險增加等。反觀歐、美等發達國家，（大）內科仍保留著基礎學科的地位，教學醫院或綜合醫院不設置專科病房，而皆為內科病房，內科專科醫師必須首先成為內科醫師。

當前，我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正在經歷深入變革，國家正準備推行“培養15 萬名全科醫師”和“規范化住院醫師培養”，而能夠擔當師資重任的只有作為二級學科的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等，專科醫師很難做好這一工作。因此，沈悌委員主張必須恢復內科學科的應有地位，重視內科學科的發展，培養更多的優秀內科醫師。他建議：衛生部盡快承認內科學科的學術地位，設立內科醫師的晉升機制。醫院主管部門明確要求各級綜合醫院設置實體化的內科；專科醫院則要設置普通內科病房。明確住院醫師培養應在大內科層面統籌實施，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接受“普通內科”的概念，將“內科學”的內涵移植于“普通內科”，并與時俱進地求得發展。

觀點：臨床研究生制度應予取消

臨床研究生制度是中國特有的臨床醫學學位培養體系，始于1978年。據沈悌委員介紹，當時后剛恢復高考，各級醫院缺少住院醫師，為了填補勞動力空缺，也為了吸引失散于各地的人才，衛生系統仿照自然科學領域，實行了招收、培養臨床研究生制度。“這一政策確實緩解了十年人才斷檔帶來的許多困難。但是，30年后的今天，培養臨床研究生的做法已顯現出很多弊病，主要是降低了基礎醫療質量和影響了住院醫師培養。”沈悌委員說，臨床研究生的培養內容包括臨床部分和實驗研究，臨床部分與住院醫師相仿，但臨床研究生有更現實的目標，即書寫論文以獲取學位，導師也較少關注研究生的臨床培養，傾向于讓他們早做課題。這樣，研究生往往忽視了基本知識和臨床能力的提高，影響了醫院的基礎醫療質量。

在調研過程中，沈悌委員發現絕大多數臨床研究生為三級學科的專科研究生，由于專科意識，對于二級學科如大內科、大外科等的臨床學習不夠重視，興趣往往集中在本專科，不利于作為臨床醫師的全面素質培養。臨床研究生被要求在臨床培養結束前擔任三個月的主治醫師，除了個別優秀者，大多數不能勝任這一崗位。按照現行的國家規定，獲取臨床博士學位后工作兩年，即可擔任所學專科的主治醫師，而實際臨床工作能力達不到要求。

篇7

【關鍵詞】鄉鎮衛生院 繼續教育

醫學繼續教育是衛生技術人員從業后獲取新理論、新知識、新技術和新方法的終身性醫學教育，在醫學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醫務工作者參加醫學繼續教育學習的好壞不僅直接關系著衛生技術人員自身前途的發展，而且是醫院發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隨著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高速推進，知識與信息爆炸的時代特征日趨凸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健康需求與醫療服務能力相對不足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鄉鎮衛生院所面臨的構建學習型組織和加快人才培養步伐的建設任務更為繁重。鄉鎮衛生院創新醫學繼續教育管理模式，培養造就一大批高素質、高技能的實用人才，是鄉鎮衛生院順應社會快速發展和人民群眾更高需求的當務之急和治本之策。但是，隨著繼續教育工作的全面開展，實施過程中的很多問題也逐漸暴露了出來，所以探討適合鄉鎮衛生院醫學繼續教育模式尤其重要。

一、鄉鎮衛生院醫學繼續教育開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經調查，鄉鎮衛生院院在醫學繼續教育管理工作中，普遍面臨一下難題：

1、醫務人員配備數量不足，人員素質不高，學習動力不足，忙于應付臨床工作，缺少學習時間，明顯制約了醫院醫學繼續教育計劃的實施，極大地降低了培訓效果。

2、鄉鎮衛生院人才缺乏，特別是教學師資力量嚴重匱乏，教學質量不高，教學水平低下，明顯挫傷了醫務人員參加培訓學習的積極性。

3、鄉鎮衛生院醫學繼續教育管理手段落后，繼教管理機制不健全，教學投入不足，尚未找到一條科學合理解決“工學”矛盾和“時空”矛盾的有效途徑，明顯阻礙了鄉鎮衛生院醫學繼續教育管理的發展進程。

4、認識不足，重視不夠：不少人認為參加醫學繼續教育只與晉升職稱有關。某些已晉升到副高級職稱或不再想晉升職稱的人員，對參加醫學繼續教育學習不夠重視，熱情不高。一些專業技術人員在晉升期間集中學習，突擊得學分，一旦晉升后則熱情銳減。

5、醫學繼續教育項目良莠不齊：醫學繼續教育工作開展以后，出現了各類學習班、培訓班、提高班、學術會議等，名目繁多，從各種渠道涌入各醫療單位。有些學習班的內容重復，甚至有的打著醫學繼續教育的招牌，將學習商業化，教學質量差、學時不夠、學分授予管理不嚴、費用高，使學習班的可信度大大下降，導致醫院外派學要三思而行。

6、 經費支出過高：有不少學習班時間短、學分高、收費也高，包括學費、住宿費、差旅費，二三天的學習都要支出近千元。

7、由于專業限制，一些繼續教育項目開展困難，我校每年都要邀請幾名上級醫院的專家、教授來院講課，這本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機會難得，但效果并不理想，參加人員都是強迫學習。有時考慮只安排對口專業人員聽課，但又因人員太少，所以科教科從選題上盡量照顧到各個專業，涉及面寬或一些新生的邊緣學科，但由于大家從事的專業不同、興趣不同，很難滿足所有人的需要。年復一年，醫院繼續教育的課題內容選擇困難，給具體管理者帶來一定難度。

8、由于是鄉鎮衛生院有相當多的在職在崗人員無法離職離崗學習。特別是大多數護理專業、藥劑專業人員無法滿足送培需求，有很多人學分達不到25學分。

二、醫學繼續教育對策

由于醫院的醫療任務，衛生技術人員的工作和學習時間容易沖突，鄉鎮衛生院繼續教育可以采取靈活多樣的培訓形式，如參加學術會議、學習班、學術講座、專業進修、撰寫學術論文、遠程繼續教育等。安排應堅持臨床為主、實踐為主、自學為主、業余為主。在內容的安排上應突出先進性、針對性和實用性。

針對鄉鎮衛生院繼續教育存在的問題，我們建議鄉鎮衛生院采取以下對策：

1、鄉鎮衛生院應建立穩定的、持續增長的經費投入機制。各鄉鎮衛生院應努力克服自身困難，每年保證3萬～7萬元教育經費投入，并逐年增加，主要用于醫院繼教教學管理系統微機聯網平臺建設、醫學繼續遠程教育平臺建設、好醫生網站建設、中國醫學期刊網鏡像系統平臺建設、醫院圖書資源庫建設、多媒體多功能學術廳、電教室建設和醫務人員進修、短期培訓、參加學術活動以及教學獎勵等費用支出。醫院在人才培養上應不吝成本，舍得花錢，這是實施醫院“人才立院、科技興院”發展戰略的具體體現

2、探索出一條既符合鄉鎮衛生院實際又能滿足各級各類人員需求的鄉鎮衛生院培訓管理新機制。這種機制應改變既往“不顧鄉鎮衛生院實際、不管各級各類人員不同需求的現實”所采用的“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培訓管理模式，放棄了“一刀切”的所謂統一的、不顧實際效果的培訓和考試考核方式，采取了分層級、分類別、分級別、分專業、分階段和有特定對象、有明確目標、有專題選擇、有科學考評、有合理獎懲等“五分五有”的培訓管理新模式，收到了明顯效果。把醫院的管理層級分為領導層（院中層以上領導干部）、管理層（院科兩級管理人員）、執行層（工作人員）三層，把醫療衛生專業技術人員的類別分為臨床醫師、醫技技師和護理人員三大類，級別分為初級、中級、高級三級，分專業按照醫學專業或亞專業劃分，分階段是將醫師整個一生成長分為見習（實習）醫師（護士、技師、藥師，下同）、住院醫師、住院總醫師、進修醫師、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和主任醫師（學科帶頭人）七個階段，根據不同的培訓對象，制定不同的培訓大綱、培訓目標、培訓計劃和考評獎懲措施等管理實施辦法，尤其強調重點培訓三級醫師，即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重點是“三基三嚴”的基礎培訓，專科醫師培訓的重點是專業技能提高培訓，學科帶頭人培養的重點是新理論、新技術的推廣應用能力和科技創新能力，以此激發他們的學習熱情和自覺學習的能動性，以建立起醫院較為合理的人才梯隊結構，以滿足t院對各類人才的需求。

3、鄉鎮衛生院還可以每年外派一定的人員學習、進修，并邀請知名專家來基層講學。采用“走出去”、“引進來”的方針，快速提升廣大醫護人員的醫療技術水平。當今時代是知識經濟的時代，誰能將現代醫學教育最新研究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誰就能為醫院的可持續發展注入不竭的動力。為此，我們認為鄉鎮衛生院可以每年定期派出若干醫護人員到合肥、上海、南京、北京等大中城市參加繼教管理和教學方法的研修班培訓學習，使他們掌握現代先進的管理理論和教學方法。學習人員學成后要在科室開展工作，進行科內講座，達到一人受教育全科受益的目的。 其次還可以特邀專家教授來鄉鎮衛生院講學、教學查房和會診手術，為提高醫務人員的實踐技能創造了良好條件，鄉鎮衛生院可以每年特邀請高等安徽醫科大學、安徽中醫學院、皖南醫學院、蚌埠醫院院、安慶醫學專科學校等多家高等醫學院校和安慶市立醫院的專家教授進行講座、會診、指導大手術，這些舉措可以大大促進了鄉鎮衛生院的人才成長和技術進步。

篇8

【關鍵詞】 余杭區衛生進修學校；農村；成人學歷教育；實際成效

【中圖分類號】R722.12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5-0019（2013）12-0570-01

余杭區衛生進修學校在農村成人學歷教育工作中，堅持“政府統籌”部署的教學目標設置，依照“社會需求”定位的培養專業選擇，遵循“寬進嚴出”原則的教學管理制度，注重“社會應用”評價的目標考評制度等為核心，以局長負責制、課程設計、授課方式、師資隊伍、考試管理、學員選擇等為行動要素。對2002―2012近十年來參加農村成人學歷教育的學員進行問卷調查，同時對學員所在單位的管理人員進行調查，發現在余杭衛校農村成人學歷教育方面的優勢，如學歷的提升、職稱的提升、專業技能和專業知識的提升、社會競爭力的提升，因此基層衛校在農村成人學歷教育工作中的成效值得推廣。

1.1 調查對象 分兩類人群：（1）調查對象一：余杭區各區署醫療衛生單位和17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管理層（2）調查對象二：2002年～2012年在余杭區衛生進修學校參加農村成人學歷教育的500多位學員。

1.2 調查方法 調查過程中設計了兩份調查文件。第一份是管理者問卷，此次調查共發放問卷145份，收回有效問卷145份。內容主要包括各醫療衛生單位管理層對參加成人學歷教育后在自我管理、學習能力、農村基層工作能力、職稱晉升機會、崗位晉升機會、對科研水平的提高、科研成果的增多等方面。第二份是成教學員的調查問卷，此次調查共發放問卷582份，收回有效問卷554份。內容主要包括參加學歷教育的主要原因和主要目的、參加學歷教育后的崗位定位和能力的提升，在學歷教育過程中如何克服工學矛盾，參加學歷教育后科研能力的提升等。

2 結果

2.1 余杭區各醫療衛生單位管理者調查結果

2.1.1對余杭區各醫療衛生單位145位管理者進行問卷調查，發現有110人（占調查總數75.9%）認為成教學員在學習能力上的提升非常明顯；有106人（占調查總數73.1%）認為成教學員在自我管理能力上的提升非常明顯；有99人（占調查總數68.3%）認為成教學員在農村基層工作能力的提升非常明顯；有113人（占調查總數77.9%）認為成教學員在晉升職稱的機會明顯占優勢；有104人（占調查總數71.7%）認為成教學員在崗位晉升的機會明顯占優勢。

2.2 2002―2012近十年來參加農村成人學歷教育的學員調查結果

2.2.1 本次參加調查的從事農村醫療衛生工作的基層醫療衛生工作人員有554，調查顯示這些人員通過參加成人學歷教育后，不管在學歷還是職稱上都明顯的提升。

學歷前后變化

2.2.2 針對現在社會上形形不同形式的成人學歷教育，這些調查人員選擇余杭區衛生進修學校學習主要原因是學校地點方便（占61.0%），參加學歷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獲得文憑（占51，。4），可見基層衛校存在的必要性。

2.2.3 調查數據顯示參加學歷教育后學員在各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特別是醫學專業知識，同時這些學員認為接受學歷教育后崗位的定位最適合縣區級醫療衛生機構。

2.2.4 在工學矛盾上，有48.6%的成教學員認為不影響工作的前提下單位是非常支持的，有43.5%的學員認為是政策的支持才參加學歷教育。

2.2.5 參加學歷教育后工作方面的提升。

調查中發現，參加學歷教育后，以第一作者的 一共 238篇，其中在國家級刊物發表文章 55篇，省級刊物 142篇；縣區級刊物_32__篇；其中與農村衛生有關的論文_16篇。

3 結論 加強基層衛校在農村成人學歷教育方面的工作非常有必要，結合“高等醫學院校成人教育教學方法探討” [1] ，區縣衛生進修學校在培養農村衛生人員、繼續醫學教育方面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視，在新的發展時期仍然有優勢和其他教育平臺難以替代的作用。在“新形勢下醫學成人學歷教育” [2]，余杭衛校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成效值得肯定，可進一步完善和推廣，是更多人群收益。

參考文獻

[1] 顧平 高等醫學院校成人教育教學方法探討 醫學教育探索，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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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肩負著為國家培養高素質人才的歷史重任，多年來高校教職工的工作滿意度一直處于較高水平，穩定性高、名聲好是其最具有吸引力的特點。但是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的生活、工作壓力也隨之增大，高校中各角色不同程度的出現了職業倦怠現象，這也引起了研究者對高校職業倦怠研究的重視。高校女性館員在圖書館系統中占有較大比例，是職業倦怠的高發人群。本文分析了高校圖書館女性館員職業倦怠的原因，借鑒相關的研究成果并結合我國高校的實際情況，提出預防和應對高校女性圖書館員職業倦怠的對策。

一、女性館員職業倦怠的原因

1.自身原因

從生理學角度分析，醫學界發現男性要比女性多產生50%的血清素。血清素的含量降低到需要數量以下時，就會出現注意力集中困難、易怒、焦慮、疲勞、慢性疼痛和焦躁不安等問題，而且時常會有壓力和厭倦感。當血清素水平繼續降低時，將要使人產生抑郁。抑郁是產生職業倦怠的個人生理層面上的一個重要原因[1]。

從女性自身的性格角度分析，女性感情細膩豐富，對待感情和事物特別敏感，比較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女性館員容易被一些無關緊要的瑣事困擾，對人對事容易斤斤計較，又常常隱藏自己的情緒不表現出來，她們的內心總在不斷地掙扎。因此很容易使這些承受能力較差的女性館員產生焦慮和一定的壓力感，最終出現職業倦怠。

2.社會原因

現代社會競爭日益加劇，當代人面對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導致有很多人感到心力憔悴。社會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改變人們對價值觀念的理解，相互間的攀比也已到了讓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加之目前高校與社會企業相比薪酬待遇相對偏低，無法滿足女性館員養家糊口、償還房貸等期待的收入，她們會產生較大失落感和沮喪情緒。還有部分人不得不在業余時間再“打一份工”，并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本職工作中去，工作以應付為主，失去了工作的熱情，身心日漸疲憊。

3.高校內部原因

（1）角色地位不受尊重

館員在高校中的崗位屬于教輔系列，與教師系列和行政崗位相比，往往被認為是低級、無用的崗位。館員的工作得不到學校領導和教師的尊重，認為是什么人都能干好的工作。學生常稱呼女性館員為“阿姨”“大娘”，足見其在師生心目中地位。館員不像其他崗位人員擁有靈活的工作時間，上下班多施行打卡、刷臉的考勤制度，很多學校館員的工作時間執行早7晚11的倒班制度打亂了她們正常的作息規律，然而收入與其他崗位人員相差懸殊。特別是近些年來，在高校招聘學歷要求較高的背景下，大多數館員都是具有碩士以上學歷，圖書檔案專業的專門人才。從事館員工作以后，面對諸多方面的壓力，易使其對職業產生懷疑，覺得自身價值得不到認可，從而對從事的工作產生厭倦。

（2）職業晉升壓力增加

近年各高校都開始實行了崗位競聘制，對于館員要求她們不打折扣的完成本質工作的同時，必須在規定時間內發表一定數量的科研論文、著作以及申請到特定級別的教科研項目，這給她們帶來巨大的職業壓力。有一部分女性館員學歷較低，多年來不做基礎研究，發表高質量的論文相當困難。另外對于普通高校來說，目前教育資源困乏，申請高級別教科研項目困難是基本事實。年輕同志資歷尚淺、職稱偏低，有一定的進取心卻往往很難有作為。這些使得很多女性館員覺得晉升無望，加之女性館員在家庭中又要付出大量精力，使得她們無法保持足夠的事業進取心。

二、消除女性館員職業倦怠的對策

1.提高館員職業地位，樹立崇高的職業理想

高校應該從上至下改變傳統思想，重視圖書信息資源的發展，努力做好宣傳教育工作，引導廣大師生正確的認識圖書館的作用和重要意義。在高校內積極開展尊重科學、尊重知識、尊重館員勞動的教育活動，消除對館員職業的偏見。對新入職的館員要進行崗前培訓，培養他們對所從事職業價值的認同，樹立奮發有為的事業心。女性館員自身也要樹立崇高的職業理想，在工作中發揮自己特長，從日常工作中尋找快樂。

2.提供合理晉升機制，制定完善的職業發展規劃

圖書館要根據女性館員個體的特點安排她們具體的工作，實現能力和職位的最佳匹配。不能一個事一干就是一輩子，要根據女性館員的成長和她們的意愿，采用競爭的方式形成良好職位晉升機制。圖書館需要針對不同館員的興趣、能力，幫助她們制定完善的個人職業發展規劃。只有讓每個人確定發展的目標，讓她們看到美好職業的愿景，才能激勵她們不斷努力，讓職業倦怠現象不復存在。

3.提升圖書館文化建設，營造良好的工作環境

圖書館文化建設是高校文化建設的重要標志，要充分發揮圖書館文化建設的作用，為館員提供豐富的文化生活。學校、圖書館領導要深入到基層中，了解女性館員的需求，多與她們溝通傾聽她們的心聲，盡力滿足她們的合理要求。要想辦法多為女性館員提供繼續教育和晉升的機會，激發女性館員的工作熱情，從而消除職業倦怠對她們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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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國內外 英語考試 課題總結

在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的今天，英語作為一種世界通用的語言正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就醫學生而言，四、六級考試、托福考試、雅思考試、GRE考試、臨床職業醫師資格考試、衛生類職稱考試……林林總總的國內外英語考試讓醫學人士常常感到無所適從，而目前大多數指南性資料都是針對某一項具體考試進行概括性介紹。如何從醫學人士的角度為其提供關于在不同階段選擇考試的建議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而大學階段，主要以四、六級考試為主，但四、六級英語考試并不能很好地反應醫學生的英語水平，醫學界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來判定醫學人士的英語水平。

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選擇了南方醫科大學外國語學院肖向陽副教授的課題“國內外醫學人士英語考試分析與探索”進行研究。

一、研究思路

本課題采用文獻回顧、問卷調查、數據整理分析、資料統一化、分類編寫、統一討論修改等方法。研究過程如下圖所示：

前期全體小組成員（李維麗、劉萍萍、魏亞非、林心宇、朱麗莎、李亞瓊）共同收集相關資料，設計出兩份調查問卷《醫學人士英語考試分析和探索調查問卷》、《醫學生英語四六級考試題型改革看法之調查問卷》。李維麗、劉萍萍負責組織問卷調查、資料整理；魏亞非等其余四人負責分析資料、撰寫論文。

二、研究成果

（一）論文《醫學人士英語考試推薦及簡介》

針對目前大多數國內外英語考試指南性資料都是針對某一項具體考試進行概括性介紹，而種類繁多的國內外英語考試常讓醫學人士感到無所適從，本課題在對各類英語考試資料進行整理分析、對醫學生或臨床醫師的英語考試需求進行調查后，撰寫出《醫學人士英語考試推薦及簡介》。此論文概括性介紹了在本科生期間，醫學生們主要需要通過的四六級這兩個基本的英語考試，準備考研者需要的考研英語；在職醫生需要參加的職稱英語考試；以及對于那些想出國深造的醫學人士主要需要參加的TOEFL或IELTS，GRE，GMAT，LSAT，MCAT，PET5，CGFNS，USMLE等各種考試。從本科生、研究生、醫務工作三個階段，按畢業、升學、晉級晉職、出國留學、出國工作等需求為線索，總結出醫學生及臨床醫師在不同發展階段所需英語考試種類，從而為其提供專業的指導，使之能更準確地選擇英語考試。

（二）調查報告《“醫學人士英語考試分析和探索”調查問卷分析》

通過對南方醫科大學非英語專業的醫學人士的英語學習動機，對相關考試的看法及建議等進行問卷調查，統計、分析存在的問題，可以看出：1.我校學生的大學英語學習動力嚴重不足。現況學習英語態度和動機功利性強，而態度和動機被公認為是外語學習中非常重要的內部因素，所以大學教育應該合理引導促進學生的積極性。2.普遍認為，舉行CET這種全國性統一的英語考試并不能檢測學生的英語學習水平、提高學習積極性。考試內容還需要進一步改革、調整和深化，以使之能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動機，并能全面檢測學生的真實能力，促進學習動力。3.應讓學生走出考試的誤區，并激發其學習英語的熱情，而不僅僅是“考證”的熱情。另一方面，社會還應積極引導社會各界正確對待考試，正視考試的效度、擺正各類考試的位置，不過度夸大其作用。

（三）調查報告《醫學生之看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題型改革》

通過對醫學生的調查分析，了解他們對于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題型改革的看法，以及對下一步改革的期望，為英語四、六級考試今后的改革方向提供參考。本論文隨機選取200名醫學本科生作問卷調查。發現醫學生對英語

四、六級題型改革基本認同，認為這些變化更能考查學生的英語能力，并且他們期待下一步可以進一步與國際化

英語考試接軌，以及把口語同筆試并作一起考試以督促大學生提高其英語應用能力與口語能力。

（四）論文《醫學本科生看四、六級考試對畢業從醫的影響》

通過對醫學生的調查分析，發現近59.4%的學生認為現階段四、六級考試不能滿足本科畢業后從醫的需要；66.7%的學生認為有必要或者很有必要設置一個專門針對醫學本科生的英語考試，并在醫學本科生的英語考試中加入醫學專業英語的內容。本論文重點從四、六級考試的報考對象、考試性質、考查側重點上來說明現階段的四、六級考試不能滿足本科畢業后從醫的原因，并且對解決這一矛盾提出一些建議。

（五）論文《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主要英語考試發展分析及展望》

上世紀90年代至今，伴隨“出國熱”、“外企熱”、“評職熱”，各種英語考試在我們身邊掀起一陣陣新的“英語考試熱”。此論文重點從發展歷程、影響因素、改革現狀和發展趨勢等四個方面分析較為風行的全國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CET）、全國公共英語等級考試（PETS）、托福考試（TOEFL）、雅思考試（IELTS），以及英語專業四、八級等考試。可以預見，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英語考試熱仍將繼續，而獲得就業競爭優勢、出國深造機會和晉升資格依然是推動這股熱潮持續走高的主要動力。同時，在英語考試改革方面，考試類型多元化、考試流程人性化、考試題型生活化將成為主流。

三、意義

本課題一方面通過網絡、出版物和問卷等對各類英語考試資料進行整理分析，對醫學生或臨床醫師的英語考試需求進行調查，并經過系統分析，總結出醫學生及醫務工作人員在不同發展階段所需英語考試種類，從而為其提供專業的指導，使之能更準確地選擇英語考試。另一方面結合國內英語考試現狀、社會發展對英語人才的需求及廣泛的社會調查結果進行系統分析，對未來醫學生英語考試改革提供一定參考和創新性建議，使其能更準確地評價學生的英語水平、更全面地考察學生的英語能力，并引導英語教學更加實用，使英語更好地服務于醫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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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楊國俊.論大學英語學習動機的強化策略［J］.外語界，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