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史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中國科技史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Hofstede國家文化理論；科技創新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科技創新是企業占據市場、持久發展的主要動力，是國家提高經濟實力，參與國家競爭的重要標志。如何提高科技創新能力，成為各界關注的熱點。而傳統文化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積淀的觀念體系、價值體系和知識體系。[1]傳統文化的民族性和持久性，會通過價值取向、思維方式、規則制度等多個方面對科技創新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此，本文嘗試傳統文化為切入點，通過Hofstede的國家文化理論分析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的雙重影響，從而為促進我國科技創新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建議。

1、Hofstede的國家文化理論

在針對不同國家地區文化差異的研究中，荷蘭學者H· G ·Hofstede的國家文化理論具有重要地位。20世紀70年代，Hofstede通過對IBM公司11.6萬名員工進行文化價值觀調查，歸納出文化差異的四個維度：權力距離、不確定性避免、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男性主義/女性主義。到20世紀80年代，Hofstede將Michael·H·Bond針對中國的研究融入自己的文化差異研究，總結出第五個維度：長期傾向/短期傾向。具體而言，五個文化維度如下：

（1）權利距離：指一個組織或機構中權力的不平等分配程度。權力距離通過組織中權力較小的成員的價值觀表現。在權力距離大的文化環境中，組織成員對權力的差異持認可態度，對權威的極大尊敬，稱號、身份及地位占據極為重要的地位。反之，在權力距離小的文化則提倡組織內成員互相尊重、平等相處、充分交流。[2]

（2）不確定性避免：指一個社會考慮自己利益受到不確定的事件和模棱兩可的環境威脅時，通過正式的渠道來避免和控制不確定性的程度。[3]在高不確定性避免的文化氛圍中，人們對于不確定性的容忍度較低，性格外向活潑，同時呈現出焦慮、忙碌和不安，為此，需構建各種社會法律和規章制度以減少不確定性。相反，低不確定性避免社會中的人則顯得更加冷靜、隨遇而安，他們能夠包容各種未知情形和不確定性事件，但也比較抗拒規則的束縛，追求多樣性和自由的生活。

（3）個人主義/集體主義：集體主義是一種結合緊密的社會組織，人們強調群體關系及對團體的忠誠，個人的身份以群體成員關系為基礎，群體保護個人來換取個人對群體的忠誠。個人主義是一種結合松散的社會組織結構，每個人重視自身的價值與需要，依靠個人的努力來為自己謀取利益。

（4）男性主義/女性主義：Hofstede基于社會性別的分工將文化分為男性主義和女性主義。男性主義社會中，社會性別分工明確，男性負責追求事業、地位及物質財富，而女性則守護家庭、養育子女。相反，女性主義社會中，主導價值觀是關心他人、重視生活質量，強調謙遜和關注生活環境，地位和物質不作為成功的標志。男性和女性的社會角色沒有顯著差別。[4]

（5）長期傾向/短期傾向：即一個民族的長遠觀念或短期觀念。Michael H·Bond將這個新發現的文化維度命名為“儒家精神動力”，特指儒家思想在東方文化中產生的影響。具備長期傾向的社會倡導堅韌和節儉精神，以動態的觀點考慮事物發展，注重長遠利益；短期傾向則更關注眼前利益，保證個人或組織的穩定性，以靜態的觀點看待周圍環境，特別強調對過去傳統的尊崇。

2、基于五個維度的中國傳統文化特征及其對科技創新的影響

在Hofstede的國家文化理論中，列舉了74個國家五項指標的得分并進行排名。其中，中國文化的五項指標數值為：權力距離80分，個人主義20分，男性主義66分，不確定性回避30分，長期傾向118分。[5]下面根據這五項分數所呈現的特征，分析中國傳統文化特征及其對科技創新產生的影響作用。

（1）權力距離

中國文化的權力距離得分為80，在74個國家中排名12，屬于高權力距離文化類型。這與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統治不可分離，中國自秦朝建立中央集權以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君威統治一直延續到清王朝結束。自西漢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作為封建等級統治的主導思想，儒家倡導等級森嚴的禮教制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等社會關系都表現出“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的特征。這種權威統治和遵從心態至今仍然深入人心，中國人普遍接受等級的差異。而科學倡導自由探索、為真理獻身、敢于質疑的精神。學術研究上，論資排輩，遵從權威，一些有能力、有想法的年輕學者無法充分發揮創造能力。可見，中國傳統文化的高權威特征抑制了人們的競爭意識和創新思想，也不利于建立起公平公正的競爭機制。

（2）不確定性避免

中國文化的不確定性避免得分為3，總排名68，有較高的不確定性避免反應。儒家文化一直倡導中庸之道，安分守己、明哲保身，具有明顯的保守傾向，對不確定性包容性較低。儒家強調人們嚴格遵守秩序，以維護君主政權的統一和社會的穩定。所謂“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槍打出頭鳥”的觀念使人們固步自封，喪失個性，追求穩定保守的生存狀態。而科技創新需要的是善于質疑、打破常規、敢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熊彼特認為科技進步是“非連續的范式轉移”，即“創新性毀滅過程”，是對以往認知、觀念的顛覆再造。顯然，中國人長期形成的保守觀念，使得他們在面對實際問題時，缺乏主動求知求變的動力，習慣用以往固定的思維模式進行處理，科技創新的意識也被逐漸弱化，明顯抑制了科技創新思維的發展。

（3）個人主義/集體主義

中國文化的個人主義得分為20，在74個國家中排名56，屬于高度集體主義文化類型。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強調個體對群體的服從與歸屬，在人與社會關系問題上重整體、輕局部、重和諧、輕競爭。這種集體主義文化對科技創新的影響是雙方面的。一方面，當今學科發展縱向化和交叉化，科學研究已經不能單靠某一個研究者就能有所創新，必須依靠大量信息的交換和團隊的合作。1901年到1972年間286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中，三分之一是與他人合作而獲獎，可見，科技創新是需要協作的。[6]另一方面，過于強調集體主義，為維護集體的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會挫傷個人的創造性和積極性。而中國的集體主義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家族制度，注重“關系取向”和 “身份取向”，強調維護人際關系網的穩定。[7]這種對關系的重視會導致小集體主義，使個人過于依賴團體的社會資源而缺乏創新拼搏的熱情，不利于整個社會創新意識的普及和推廣。

（4）男性主義/女性主義

中國文化的男性主義得分為 66，在74個國家中排名13，具有明顯的男性主義特征。“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一直在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即使現在倡導男女平等，女性更多參與社會經濟活動中，事實上社會中男性和女性仍然存在較大差異。女性在各行各業擔任領導職務的比例仍大大低于男性。[8]而且，市場經濟制度下，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更加物質化、功利化，權力和財富是衡量個人成功的標志。而中國傳統的“學而優則仕”思想，推崇學習知識的目的是步入仕途，治理國家，政治色彩濃厚，這種對社會地位和權力的重視符合男性主義的特征。

科技創新的過程漫長艱辛，會面臨各種挫折和困難，因此需要堅忍不拔，不屈不撓的精神。中國自古倡導“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這種積極進取、頑強拼搏的精神體現了積極的人生態度，促使學者在科研攻關中不畏挫折，不動搖、不放棄，直至實現目標。另外，男性主義倡導的理性思維也有助于構建科學合理的規章制度，從而做到權責清晰，保證科研團隊的創新活動的有序開展。

（5）長期傾向/短期傾向

中國文化的長期傾向得分為118，在39個國家中位列第一，是典型的長期傾向文化類型。中國傳統文化倡導勤儉節約、持之以恒的美德，堅持以長遠發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發展，人們熟知的典故“滴水穿石”、“愚公移山”表明中國人重視恒心和毅力。而且，中國傳統教育注重知識的積累，所謂“不積畦步，無以致千里”，“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都說明中國人對待學習持有踏實、勤奮、堅忍不拔的精神。科技創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經歷了長期的量變積累最終到達質變，創新就是一種質變，新思想、新發現的產生是以過去的學習積累為基礎，因此傳統文化這種長期規劃的特點可以為科技創新提供堅實的知識儲備，使科學研究更具務實性和規劃性，有助于中國學者在創新過程中堅持不懈、克服困難、持之以恒。

結論

在Hofstede的國家文化模型中，中國傳統文化在五個文化維度中表現出明顯特征：高權力距離似的年輕學者遵從權威，阻礙公平競爭機制的構建；高度的不確定避免，使得研究者思維僵化，墨守成規，這兩種特征對科技創新都會產生抑制作用。高度集體主義特征會對科技創新產生正負兩方面的影響。男性主義特征體現出的吃苦耐勞、堅忍不拔的精神能幫助研究者克服困難，并建設合理有序的創新制度；長期傾向注重研究的積累和總結，能為科技創新提供質變的基礎，這兩種文化特征都會科技進步和創新產生積極影響。（作者單位：華東交通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項目資助：2007年江西省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課題項目中國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的影響；江西省新型工業化與城鎮化軟科學研究基地。

參考文獻：

[1]鄧厚平.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能力的影響[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信息與管理工程版），2007，29（8）：42.

[2]陳春花，劉國江.中國文化的特征分析及對組織學習的影響[J].理論與改革，2006，（6）：129.

[3]陳東平.以中國文化為視角的霍夫斯泰德跨文化研究及其評價[J].江淮論壇，2008，（1）：124.

[4]李文娟.霍夫斯泰德文化維度與跨文化研究[J].社會科學，2009，（12）：127.

[5]Geert Hofstede，Gert Jan Hoftede.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 [M].NV：Mc Graw Hill，2005：161-211.

[6]魏書敏，劉君雯.從Hofstede的文化視角看中國文化對大學生創新能力的影響[J].黑龍江高教研究，2010，（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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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訓效果評估的原則

培訓效果評估是整個能級護士培訓體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質量控制的角度來說，是達到患者期望護理結果的體現。評估應遵循客觀性原則，以客觀的標準和方法評價客觀存在的事實;遵循系統性原則，用系統論的觀點進行評價標準的建立、評價方法的選擇;遵循連續性原則，進行連續的、長期的監督評估，才能綜合地、完整地反映培訓的最終效果;遵循定量評估方法與定性評估方法相結合的原則。

二、培訓效果評估模型

國內外應用最廣泛的培訓效果評估模型是柯氏四層次經典評估模型。柯克帕特里克依據行為學的研究結果，將培訓效果分為：反應(Reaction)、學習(Learning)、行為(Behavior)、結果(Results)四個遞進的層次。該模型為能級護士培訓效果評估提供了一種較為完整的思路和操作流程。

三、培訓效果評估方法

1.反應層評估。

反應層評估主要是衡量護士對培訓項目總的反應和感受，是在培訓結束后了解護士對培訓內容、培訓教師水平、培訓設施等的評價，以及自己從培訓中得到的收益。常采用問卷調查法，可對能級護士的培訓組織形式、培訓目標及課程滿意度等進行調查，了解護士對培訓的看法、態度或培訓項目的有效性，進而改進和完善培訓項目。此評估方法易于實施，也易于分析和總結。

設計一份能夠量化護士反應的調查表，是問卷調查評估的關鍵要素。調查表的設計應保證護士在盡可能少的時間內提供盡可能多的信息，且便于統計分析，注意圍繞反應層的評估重點。滿意度的衡量尺度宜采用Likert量表的五級記分方式，主要采用封閉式問題，開放式問題可適當結合。筆者所在醫院對層級培訓的理論和技能項目，均采用問卷調查法了解培訓項目的有效性，調查方式采用的是現場集中發放問卷，填寫完畢即刻收回。收集護士對培訓的感受和意見，能較好地體現培訓項目的有效性。然而，問卷調查存在主觀性較強的缺點，容易以偏概全，護士的個人喜好很容易影響評估結果，因此，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結合訪談、小組討論等評估方法，可獲得更深入的信息。

2.學習層評估。

學習層評估是衡量護士通過培訓后，多大程度上實現了知識、技能及態度的轉變，宜在培訓進行時或培訓結束后立即對護士學習的效果進行評估，常采用測試法、情景模擬法等。測試法在能級培訓中主要使用書面測試法和技能測試法。書面測試是能級護士培訓及晉級考核中評估護士培訓后知識掌握程度的重要方法。技能測試以操作技能評價標準，了解護士通過培訓對與崗位勝任力密切相關的操作技能、流程、工具和方法的熟悉與掌握程度。測試法在護士培訓效果評估方面直接且有效，但不能完全反映能級護士的態度、行為，所以應結合情景模擬法、問卷調查法等補其不足。情景模擬法可用于評估能級護士的臨床能力和操作技能。該法對護士的應變能力、搶救能力和合作能力具有良好的評估作用，常用的方式有客觀結構化臨床考試、標準化病人、角色扮演法等，能夠最直觀地反映短期培訓效果。缺點是專業性強，模擬情景如果設計得不科學、不合理，就達不到考核成效，且須占用較多的時間、資源，成本較高。筆者所在醫院的護士晉級考核中使用以上方法，從不同角度、層面考察護士的臨床能力和操作技能，能較好、較充分地觀察能級晉級護士各方面的能力和績效。

3.行為層評估。

行為層評估是在培訓結束三個月或半年后對護士學習行為的改變進行評估。該層次的評估能較好地反映培訓的效果，常采用360°績效評估法、觀察法。360°績效評估法主要是對能級護士培訓后在工作過程中的態度、行為方式的變化和改進方面進行評價，可考察護士能否將培訓中所學知識和技能學以致用，是否具備承擔崗位責任的能力。通常是向能級護士所在科室護士長、醫生、同事及服務對象(患者和家屬)開展問卷調查或訪談，同時開展護士自我評價，對護士工作態度、工作行為及解決問題的能力等方面的轉變形成綜合評述，從而得出被評價護士的全方位績效。其中，患者滿意度調查是最關鍵的調查部分，因為患者是護士培訓行為轉變后的直接感受對象。筆者所在醫院對患者的調查內容包含：護士的健康宣教、護士的態度、護士的專業技術等。科室護士長及同事則著重被調查護士層級培訓前后崗位勝任力、與患者和家屬溝通交流能力等的轉變。

觀察法是護理專家或護理管理者在工作環境中實地觀察能級培訓后的護士回到崗位工作的行為變化，是對護士的能力進行評估。該法在真實的環境中切實地反映護士的實際能力。徐新菊等應用迷你臨床演練評量工具對護士臨床跟班考核進行直接觀察，就護士臨床工作綜合能力進行觀察判斷，效果良好，值得借鑒。

4.結果層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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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科技考古；計量分析；發展趨勢

科技考古是考古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主要是指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人類文化遺存以及與人類活動相關的自然遺存，獲得更多的古代人類活動信息，從而盡可能地構建古代人類社會的面貌。

19世紀中葉，近代考古學開始形成。進入20世紀以后，各種自然科學和技術都有快速發展，并在國外考古學中得到廣泛應用。中國的科技考古事業可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逐漸發展到21世紀的今天已有較大進步和喜人成績。

科技考古涉及的范圍比較廣泛國內已有學者專文介紹過，它包括年代學研究、環境、植物與動物考古學研究、體質人類學研究、物質結構及化學元素分析、田野考古新技術、計算機技術考古及文物保護等方面。

科技考古的文章主要發表于《考古》、《考古學報》、《文物》、《考古與文物》、《故宮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國歷史文物》（ 原《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 、《江漢考古》八種考古類刊物上。其中《考古》、《文物》、《考古學報》是中國文物考古界公認的三大權威刊物，代表了中國文物考古的學術主流，都是重要的中文核心期刊。

有學者采用科技文獻計量學的方法，在對九種中文核心期刊（其中八種考古類核心期刊，一種為物理核心期刊）《考古》、《考古學報》、《文物》、《考古與文物》、《故宮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現《中國歷史文物》）、《江漢考古》、《核技術》等所刊登的科技考古論文的統計中發現：我國科技考古論文統計曲線呈現三個平臺，它印證了我國科技考古的三個歷史發展階段：即倡導期（1950-1977），初步發展期（1978-1989），快速發展期（1990-2002）。這種采用科技文獻計量學的方法，對中文核心期刊所登載的科技考古論文進行文獻計量統計，很有學術意義和價值。我們借鑒文獻計量學的方法收集和整理我國科技考古文獻，不僅看文獻的數量，也分析文獻的質量和內容。綜合上面各種因素，本文選擇了考古學界認可度較高、影響較大的考古三大刊近十年發表的文獻進行統計和分析，以期了解和總結近年來我國科技考古的發展情況，進而提出對我國科技考古發展趨勢的一些拙見。

考古三大刊十年來（2005-2014）來共發表科技考古論文150篇（見表1）。每年大約都有10多篇文章，每年文章的數量變化不大，其中《考古》最多，有87篇，占總數的58%，《文物》的數量也不少，約占33.3%，《考古學報》數量最少。

按大分類統計（見表2），年代學研究19篇，環境考古學（含動植物考古）研究32篇，體質人類學研究7篇，物理化學分析技術70篇，田野考古新技術16篇，計算機考古3篇，文物保護研究8篇。數量統計表明：高新技術在考古中應用的次數頻率在增多，其中應用最多的是物理化學方法（含核技術），特別是金屬分析占據重要位置，環境考古學研究呈上升趨勢；傳統的碳十四測年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許多考古新技術的應用無法從這三大期刊中反應出來，這三大期刊更多的反應的是這些技術對考古研究的促進作用，許多領域還沒有廣泛的推廣開來，受眾的群體還不多，所以科技考古要得到發展，首先就要突破傳統考古，將自己的優勢發揮出來，讓更多的人參與進來，適當的降低門檻。

十年來我國科技考古事業的確有較快發展，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 （1）《文物》、《考古》雜志開辟的“科技考古”專欄，幾乎每期都有科技考古文獻發表。（2）各地的文物，考古雜志都有一些科技考古。（3）一些科學史研究雜志也有科技考古文獻發表。（4）近年來發表的考古報告和出版的考古報告，大都附有科技考古分析報告。（5）有數量可觀的“科技考古”論文集出版。（6）一些考古文集和科技史論文集中發表了部分科技考古論文。（7）近年來舉辦了數屆“科技考古學術研討會”。（8）一些高校紛紛成立科技考古系，培養科技考古方向的碩士和博士生。（9）部分高校和研究單位先后成立科技考古研究室（所）。（10）各種中外聯合考古隊在全國各地的考古工地上正在進行不同規模的科技考古調查和發掘。（11）中外學者合作的科技考古研究也正在進行中。

通過分析近年來科技考古的成果，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問題：1、科技考古基礎理論的建設很薄弱；2、科技考古學的多學科協作研究還不夠深入；3、我國考古發掘和考古研究的國際合作還不夠活躍。

總起來看，隨著考古學對生態環境、文化整體面貌以及文化間相互關系綜合研究的不斷加強，近年來科技考古的研究重心也在產生變化。如果說過去的研究更偏重于單個遺址、單一材料或某一種技術手段的應用，那么現在的研究更強調研究對象的整體性和研究方法的關聯性，具體說來，如下3個趨勢正變得越來越明顯：

一是更加注重研究古代人類與社會及自然環境的關系，對古代遺物和遺跡的分析研究不再停留于“是什么”的層面上，而是要繼續探究“為什么”的問題，也就是文化嬗變的動力問題。科技考古與考古的關系變得更加密切，因為兩者的目標其實并無二致。科技考古越來越多地強調最大限度地提取考古遺物和遺跡所蘊含的信息，并從各個不同學科的角度加以釋讀或分析，以期更全面地了解研究對象所處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及其演變的規律。

二是更加重視不同區域技術與文化發展所顯示出的獨特性，冶金考古對云南、新疆和陜西漢中等地區金屬技術特征的揭示就是很好的例證，玉器考古對各地玉料礦物學特征的揭示亦復如是。注意技術與文化演進中的區域性特征，不僅有助于認識地理及環境背景的重要性，而且是為了更好地探討不同區域或不同人群之間的文化交流與互動，從多種角度揭示文化演進背后的動力。

三是科技考古各分支學科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這不僅體現在研究對象可能出自同一考古遺存，而且體現在研究手段上互相借鑒、互為補充，從而使得相關研究更加全面而深入。隨著研究方法或手段的不斷進步，研究者能夠獲得的信息也更加豐富，因而能以更廣闊的視野、更多樣的角度來分析或闡釋這些信息，并有條件展開綜合性的比較研究。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計算機的應用越來越廣泛，計算機軟件越來越多樣，許多都能很好的促進科技考古的發展，我們需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向其他學科，其他國家，其它領域學習，拓寬視野，利用更好的科學技術來協助考古研究。

參考文獻

[1]梅建軍：《近兩年我國科技考古研究的新進展》，《中國科技史雜志》第31卷， 2010年第1期。

[2]錢俊龍等：《從九種核心期刊的文獻計量分析看中國科技考古的發展》，《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04年第7期。

[3]向安強：《從考古三大刊文獻計量分析看中國科技考古十年（1995―2005）l展》，《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

篇4

以色列研究人員找到一種讓截癱人士和“閉鎖”綜合征患者與外界溝通的方法,甚至還能利用他們的鼻子操控輪椅。

研究小組利用一個可以將鼻壓轉化為電子信號的設備,成功地令“閉鎖”綜合征患者在不依賴刺激物的條件下書寫信息,并能令截癱患者有效地操縱電子輪椅。

這種“鼻息控制器”通過一條橡皮管戴在鼻子上,這與醫院病人用于吸氧的管子沒有什么不同。但并非所有人都能使用這種鼻壓裝置,因為研究發現在健康對照組中有1/4的人對軟腭的控制不足。軟腭是鼻腔通道的一部分,可以讓你控制吸氣強度。但對那些有著足夠軟腭控制能力的人來說,鼻息控制器能讓試驗對象享受到新的自由度。

研究者先對36位健康者通過控制鼻壓來玩電子游戲的反應時間和精確度進行測試,同時測試他們使用鼠標和游戲控制桿的能力。研究小組發現,對軟腭擁有良好控制的人,其鼻息控制的可靠度與熟練使用鼠標和游戲控制桿的可靠度相當。

研究小組對3名“閉鎖”綜合征患者進行試驗,這種疾病使患者只能通過眨眼睛來和別人交流。其中2人很快就學會利用字母選擇和組詞程序進行溝通和表達。

對那些有著行動或交流障礙的人來說,鼻息控制器能為他們提供一種使用各種設備的方式,從而提升他們的生活品質。

小腿粗老人患心臟病幾率低

法國科學家發現,小腿粗并非壞事,這可能預示著心血管功能良好,發生血栓和心臟病的危險也越小。

法國國家健康和醫學研究院的?蘇里克博士及其同事共同完成了這一研究。

專家調查了法國第戎蒙彼利埃及波爾多的6200多名居民,其年齡在65-84歲。

結果發現,與小腿細的老人相比,小腿粗的老人發生頸動脈斑塊的幾率要低29%。

專家指出,小腿的粗細與向大腦供血的關鍵通道頸動脈密切相關,小腿越粗,頸動脈出現斑塊或阻塞的危險就越小,發生血栓和心臟病的危險也越小。

專家已將小腿周長作為診斷頸動脈硬化的新指標。

上班路途遙遠易出現疼痛焦慮等健康問題

上下班路途太遠,耗時太長,是許多大城市上班族面臨的問題。一項調查指出,上班路途遠近,與健康密切相關。

研究者調查了近千名公司雇員,結果發現,上下班時間單程多于90分鐘的人,超過1/3經常出現脖子疼或背疼。而交通時間短于20分鐘的人,只有不到1/10的人會出現此種情況。此外,上班路途遙遠的人更容易出現焦慮、失眠等問題。對此,研究者建議,上下班時最好先步行一段路,再乘坐交通工具。(李姜)

英國研究發現重色輕友是普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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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我國傳統藝術的現代化引發了爭論，中國藝術界只有立足當下，正確理解“現代性”，客觀地對待經濟、文化的全球化，發揚“拿來主義”精神，區別對待西方的現代科技文化與文化藝術。將西方現代藝術與中國傳統藝術辯證、有機的結合起來，方能實現傳統藝術真正的現代化。

前言

由于“現代性”的內涵是隨著時代、地區、民族等因素而產生不同，所以我們要將這個概念運用到中國傳統藝術的現代化問題中時，必須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用辯證、發展的方法將西方的“現代性”與中國的傳統藝術中“民族性”的有機的結合起來。

一、藝術“現代性”的產生與發展

對于什么是“現代性”，福柯在其《什么是啟蒙》中說：“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可以把現代性想象成為一種態度而不是一個歷史時期。所謂態度，我指的是與當代現實相聯系的模式；一種有特定人民所作的資源的選擇；最后，一種思想和感覺的方式，也是一種行為和舉止的方式……”。因此，“現代性”實際上是一種超越、發展傳統的行為或觀念。黑格爾更認識到了現代性對于藝術的現實意義：藝術家擁有創作的自由：

l9世紀中后期至今的現代、后現代主義藝術運動，就是藝術家們自由的進行藝術創作，不停突破傳統、進行各種藝術實驗的表現。但是，二者所表現出的“現代性”含義又是有所不同的。現代主義藝術中的“現代性”與歐洲工業革命引起的社會物質和精神層面的動蕩有著不可磨滅的關系。工業革命導致尼采所說的“上帝死了”，宗教神話思維被現代科技理性所取代。這種宗教整一性意識遭到徹底破壞，必然帶來了全社會性的困惑、混亂和焦慮。藝術領域中先后出現了印象主義、后印象主義、野獸派、立體主義以及表現主義、未來主義等各種我行我素的實驗藝術，就是藝術家面對這種社會劇變所作出的反應。而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痛苦以及現代科技的突飛猛進后，藝術家們開始將自己完全淹沒在現代科技文化的浪潮中，不再象19世紀的痛苦掙扎，通過回歸自我來對抗科技壓力，而是開始滿心喜悅的享受了，后現代主義也就是因此現了。雖然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后現代主義的出現與風靡，標志著統治西方200多年的“現代”世界觀的危機，但實際上“后現代”又何嘗不是一種新的“現代”觀呢，它們只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文化的發展呈現出了與傳統更多更大的不同而已，他們是有著本質的聯系的。因此，當我們借鑒西方的“現代性”觀念時，必須用辨證和發展的眼光來看，而不可斷章取義。

二、西方“現代性”的擴張

除了用歷史發展的眼光去看“現代性”，還要注意由于發展先后、經濟基礎不同、社會制度差異等因素所造成的東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強勢和弱勢之分。注意到這個因素，就不會迷失自我而盲目的被他人所左右。

發端于經濟全球化的文化全球化，就是這么一個源自西方世界的強勢文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以其強大的經濟、科技實力不僅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導，也成為“文化全球化”的主導；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扮演著弱勢的角色，傳統文化不得不面對著伴隨經濟全球化而來的西方現代、后現代文化的猛烈沖擊。“全球化”的美國文化被形象地概括為“三片”，即代表美國飲食文化的麥當勞“薯片”、代表著美國電影文化的好萊塢“大片”、代表美國信息文明的硅谷“芯片”。而在藝術領域，美國在二戰后借助其霸權化的科技、經濟、政治地位向滿目瘡痍的歐洲推廣美國式藝術，先后樹立起了滴灑抽象表現主義、集合主義、波普藝術、極少主義、觀念主義等符合美國意識形態需求的藝術流派，并使之隨著經濟全球化擴張到世界各地。在二戰后3O年內，美國式藝術成為世界性藝術，成為世界藝術發展的風向標。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奈認為，相對于政治經濟的硬力量，文化是一種軟力量，但是它對社會的影響力和滲透力卻是持續不斷的。英國學者湯林森更認為這是一種新的文化殖民，是文化帝國主義的在全球的擴張。雖然湯林森說的看起來有點偏激，但是文化全球化傳播的力度和強度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其發展勢頭不容忽視。

因此，面對從西方蜂擁而來的現代、后現代藝術文化，作為發展中國家同時又有著歷史悠久的文化藝術成就的中國，保持一顆清醒的頭腦是相當重要的，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要妄自菲薄。

三、中國傳統藝術的現代化

如何實現中同傳統藝術的現代化，現在存在三種觀點：一，立足于過去。贊同這種選擇的人主張用“傳統文化中的許多優秀部分”去“抵制隨著改革開放而來的西方腐敗的意識文明，保持民族固有的美德與自尊”。二，立足于未來。贊同這種選擇的人，強調“中同畫可以推向世界，為了世界性、歷史性的需要，讓世界接受中國畫”，立足于現在。這批論者傾向于中國美術的現代化，面對嚴峻的現實，對傳統進行深刻的反思。很明顯，前兩種觀點不僅忽略了傳統的實踐性或延續性，把傳統看作靜止的、凝固著的東西，還屬于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觀，是不明智的，也是行不通的?而第三種觀點是較為符合現實需要的，岡為它是以發展和辯證的方法去看待和解決我國藝術目前面臨的問題。首先，我國藝術必須是要發展的，而來自外部的促動和營養是必不可少的素。比如，被中華民族視為悠久歷史傳統的象征的“塔”這種建筑形式，其實是來自印度的舶來品，是隨著佛教在東晉傳人后才在中困遍地開花的。中世紀時期的伊斯蘭圍家之所以獲得在科技文化上的巨大發展，是因為他們翻譯了大量卉希羅的文化典籍，而歐洲的文藝復興也是以這些著作作為啟蒙和基奠的。現代的美國文化之所以能在全世界迅速傳播，除了其科技、經濟高度發達的原因外，其本身的文化“雜合”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此，并沒有什么純粹的文化可供民族主義膜拜；文化藝術的發展，除了在自身尋找發展規律外，尋求外來文化的幫助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在吸收外來文化的時候，以何種態度對待隨經濟、科技、傳媒浪潮奔襲而來所謂“強勢文化”，是傳統藝術現代化的一個關鍵：美同在世界上確實占有領先地位是科技文化，此，正如有史論家所說的“美國當代藝術與其說是藝術，不如說是技術的表現”在它的后現代藝術里，從集合主義、波普、超級現實主義、構成主義、大地主義、裝置藝術以及廣泛化的觀念主義藝術，無不充斥了美國科技文化語境中的圖像和技術產品，科技文化的產物成為藝術家創作的表現對象和手段以新奇體驗代替審美，混跡于生活取代藝術的精英意識成為藝術的新內涵此，這種藝術已經完全脫離藝術的文化傳統只是高度發達的科技、經濟甚至政治的產物。以這種認識為前提，就不會將“非藝術化”的后現代藝術與發達的科技文化混為一談，不會盲目的崇拜或反對外來的現當代文化一以“拿來主義”的方式，對于我圍經濟科技發展有利的先進的科技文化可以全盤接受，而對不符合我閏發聰現實，與我周藝術傳統形式或意識完全割裂的后現代芝術．就要小心謹慎，只能吸收其“合理內核”了。

除了純藝術領域，在應朋藝術領域也要特別注意防止中國本土文化識別特征的喪失、從西方傳到中國的現代藝術設計由于其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以及它本身所具備的易推廣、易操作等的特性，使其在短短幾十年內廣泛進入了我們的生活。然而，這種“繁殖”迅速的現代藝術設計，卻會因為他的標準化、可量化、科學化的特性卻極容易使一個國家民族的傳統藝術設計喪失殆盡。在現代藝術設計剛剛在歐洲推廣的時代，莫里斯的新工藝美術運動就是歐洲傳統手工藝在遭到幾乎是滅頂之災時對現代藝術設計的反抗。我國目前的藝術設計正在重蹈覆轍，中國優秀的傳統藝術已被許多開口包豪斯、后現代的現代設計師拋擲腦后，難怪一位日本設計師看過了浦東蔓延的摩天大樓后說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話：“中國沒有現代設計!”。因此，在學習利用西方現代藝術設計時，不僅要看到它的優勢，更要認識到他的局限：過于注重功能和形式而沒有文化底蘊，放之各國皆準卻而沒有民族特色。這種統一的設計思路和模式將會使我們的現代文化完全失去中國的民族特色。只有采取雙贏的結合戰略，將源自西方的“現代性”與我國的“民族性”相結合，將西方現代藝術思想和中國傳統藝術有機的結合，才既能實現中國傳統藝術的現代化，又能保持了藝術的中國身份。將西方現代藝術設計注重功能、標準、量化的特點與我國傳統設計中的注重感性、象征的審美特色以及深厚的文化內涵相結合，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傳統藝術設計的現代化；認清西方現代、后現代藝術實際上是西方工業革命、現代科技革命的產物這個事實，就會知道中國傳統藝術的現代化不僅要吸收西方現代藝術思想，更要考慮到我國的當下社會發展階段，更要考慮我國本身的藝術傳統。只有這樣，才既不會陷入設計領域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又不會失去藝術的中國身份。

篇6

【關鍵詞】上海/地理學

【正文】

一、中國地理學的開先河之作

1858年（咸豐三年），英國人慕維廉（W.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總局出版。該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寫的地學文獻。慕維廉是英國傳教士，1846年來華，居住上海。他和洪仁軒有交往，曾到南京考察的政治、經濟、宗教。他的中文著述還有：《大英國志》、《天文地理》及《知識五門》。《地理全志》由“廣學會”發行，是適應維新運動而出版的科學著作。該書分上、下編，共十五卷，線裝木刻本。上編主要講地理，除總論外，分別論述亞西亞、歐羅巴、阿菲利加、亞墨利加、大洋群島等五個地域，“分文、質、政三等”論述。下編主要講地質，標題是：地質論、地勢論、水論、氣論、光論、草本總論、生物總論、地文論、地史論〔1〕。 將世界地理的知識介紹給了中國。之后，上海還陸續出版了《繪地法要》（著者不詳，金楷理、王德均譯，1875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地繪圖》（富路瑪著，傅蘭雅、徐壽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候叢談》（著者不詳，金楷理、華衡芳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繪海圖全法》（華爾敦著，傅蘭雅、趙元益譯，1901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等介紹西方地理學方法技術的著作以及《八省沿海圖》、《平園地球圖》（兩圖均為江南制造總局出版，年代不詳）等地圖。

1901年，在上海南洋中學任教的張相文編寫了《初等地理教科書》（二冊，上海南洋公學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初版）和《中等本國地理教科書》（四冊，上海蘭陵社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版）。此兩書是我國最早的地理教科書，印行總數達二百萬部以上，為地理學知識在我國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貢獻〔2〕。

1908年，張相文著中國第一本自然地理學著作——《地文學》（地文學一詞來自日本，即自然地理學），由上海文明書局印發，至民國二年（1913年）已發行了第三版〔3〕。 作者鑒于當時一般的地文學著作不是譯自東洋就是西洋，故撰此書，“會萃各大家學說，博引旁搜，一切證例悉以中國之事實為本”，力求“親切詳瞻”〔4〕。 這在當時也是一個可貴的創舉。

張相文在《地文學》緒論中，一開始就說：“地文學者，地理學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濟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於枯寂無味，而於他學科亦多互相關聯，如天文學、地質學、動植物學、人種學、氣象學、物理學、化學，莫不兼容并包，以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統合各科，而蘄進于實用，此地文學所以為最重要之學科也。”此言時至今日仍有參考價值。

《地文學》一書，篇幅不多，全書共197頁， 附中西對照表長達13頁，附彩色圖十余幅。該書的特點主要有：

（1）內容分星界、陸界、水界、氣界、生物界五編。

（2）“參酌東西各大家學說”。如講到太陽系的形成時， 介紹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說。

（3）對于舊地學家迷惑不解地許多自然地理方面的事物， 均能科學地闡明其形成原因與發展規律。例如，在講到片麻巖的形成時說：“原始界（太古界）巖石，層理清晰，乍見兒如水成巖，而其成分則為結晶質；又與火成巖無異，是為化形巖（變質巖），大抵受地下之熱力與壓力，使最古之水成巖，悉數融解，再為凝結，逐變為片麻巖。”

（4）重視聯系中國實際。“舉為例證，以本國為宗， 其為中國所無，或調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關系者，兼及他國”如講到地質時代各界、系地層時，就指出其在我國的分布，講到河口泥沙沉積時，則以崇明島為例而加以說明。

（5）“尤時時注意實用，如防霜、避電、培植森林、 改良土壤等，各舉其要，以為實地應用之資”。

二、活躍的地理學術組織及刊物

后，上海地理學的發展出現一段頗為繁榮的時期。除了繼續介紹國外地理學的知識和思想外，中國人自己的研究活動逐漸地活躍了起來，研究人員不斷增加，研究活動向有組織的方向發展。在這段時期先后出現“中華地學會”、“建國地學社”和“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三個地理學術組織，并發行了《地學季刊》和《地理之友》兩個地理學術刊物。

1.中華地學會及《地學季刊》

中華地學會于1931年1月成立，由葛綏成（中華書局編輯）、 盛敘功（暨南大學教授）、李長傅（東方輿地學社兼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編輯）、丁紹恒（大同大學教授）、劉虎如（商務印書館編輯）等人發起，先后參加會員約80人，其中大部分系上海方面的會員，外地會員約20余人，分布在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及遼寧等地。

該會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編輯出版《地學季刊》。1932年1 月創刊號出版，共刊載18篇文章，合計約20余萬字，由大東書局印行。“發刊詞”稱：“地學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關系，使吾人于世界各處之風土人情，能詳釋其因果，尋求其系統，以明今后應如何改造之途徑。……同仁有鑒于此，組織中華地學會，以期交換知識，發展地學。內而國計民生，外而國際概況，俾有真確之認識。期有裨益于中華之建設，固意中之事也”。至1934年底，《地學季刊》一卷四期出齊，共80余萬字，此時由于印刷困難，1935年2月2日舉行第三次年會，討論季刊的繼續出版工作，并修改會章，改選職員，聘請丁文江、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楨、金兆梓、翁文灝、費伯鴻、舒新城、為名譽會員，選舉葛綏成、李長傅、盛敘功、丁紹恒、顧因明、董文、楚曾、洪懋熙、褚紹唐為執行委員、葛綏成為總務主任、李長傅為編輯主任、褚紹唐為干事。《地學季刊》第二卷起改由學會自行印發，每期約15萬字，內容理論與實際并重，著重系統研究和現代趨向，至1936年底后又出版了四期，共約50余萬字，由上海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各大城市均有特約代售處。

1937年抗戰開始，因會員分散，季刊無法繼續出刊，學會工作也告停止。至此，《地學季刊》共出刊了2卷8期，合計約130萬字， 刊載各類文章124篇（其中包括續載7篇，譯文24篇，如不計續載則為117 篇）。其類別為：1.介紹辯證唯物主義的地理學思想的論文6篇；2. 經濟地理及人文地理10篇；3.自然地理12篇；4.中國地理28篇；5.歷史地理（包括邊疆地理、地名學及地理學家）19篇；6.外國地理6篇；7. 地理教學9篇；8.游記及考察9篇；9.地方志17篇；10.書目及書刊評介3篇；11.國外地理動態及會務報告5篇。

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種思潮都在此匯聚。當時上海地理學的領域中部分人士開始接受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并介紹新哲學觀點的地學刊物。這方面的文章計有楚圖南的“人文地理學的發達及其流派”、李長傅的“地理學研究的新階段”（2卷1期、2期）、“轉形期的地理學”（2卷4 期）等約10多篇。

楚圖南在“人文地理學的發達及其流派”一文最早介紹了新社會派的人文地理學的基本思想：“這個學派最先的淵源，當然要從嘉爾（即馬克思）算起，他的《資本論》的名著里已經提出了經濟怎樣為一切歷史建筑或社會建筑的基礎。由于經濟手段或經濟關系的變化，而歷史或社會也不能不隨之而變化。將這個原則應用于地理學上的問題，即人地相關的問題。于是發生了人類歷史的發展即人類文化的發展是自然契機（因素）規定了呢？還是社會契機（因素）規定了呢？據蒲列哈諾夫的意見，自然環境是最終的規定。但自然環境對于人類的影響，則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為媒介而主要地影響人類，這便是這派人文地理學的最基本見解或根本原則。這個原則的最初應用，始于墨西尼可夫的《文明與歷史上的大河》，其方法和體系的大致規定，則始于威特福噶爾諸人的《地理學批判》。”李長傅在該刊二卷中連續發表了四篇介紹辯證唯物主義地學觀的文章。他在“科學的地理學的新轉向”一文中批判了當時流行的人地關系論后指出：“人地關系的缺憾，據威特福噶爾之說，陷于速成推理法，把人與地的中間項的勞動過程漏掉了，其結論是任意規定，雖有時正確，但常常半正確，甚至完全錯誤。要救濟這缺憾只有利用辯證法的唯物論”。他又在“轉形期的地理學淺釋”一文中認為：“正確的地理方法應是辯證唯物論，它應用于社會科學即唯物史觀，應用于自然科學即自然辯證法。人對自然的活動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因此發生人對自然、人對人們二種活動……，自然以勞動過程為媒介，才能在人類之社會生活中發生作用。所以，一切人文地理學的現象，其主動力不在自然、不在人類，而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該文還引介威特福噶爾的圖式，說明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勞動力、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的不同特點由此形成不同類型的人地關系，這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地理學的中心思想。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的文章不得不用隱晦的詞句論述，如資產階級為“布爾喬”，馬克思為“馬卡爾”、“嘉爾”等巧妙地躲避當時政府的審查。

《地學季刊》中關于中國地理方面的文章，李長傅的“中國地理區域論”（1 卷1期和3期）兩篇文章是比較系統的中國地理的區劃研究。前文介紹了中國各種地理分區（如張其昀、翁文灝、香川干一、葛德石、博克斯頓、洛克斯比的分區和田中季作的東北分區等），并加以評論，最后提出作者的意見，分全國為25個地理區。后文分為緒論和本論兩段。緒論歷述地形區（野田勢次郎、史密斯、李長傅）、氣候區（竺可楨、甘德樓）、生物地理區（鄒樹文、錢崇澍）等部門分區及綜合分區（張其昀、葛德石、香川干一及李長傅等）。作者將全國分為北部、南部、東北及西北四大區，26個分區，并論述了各分區的特征。以上兩文是我國三十年代較系統的地理區劃研究論文。

李長傅的“中國湖泊的研究”（1卷4期）論述了湖泊的意義、分類、成因、變動與人生的關系及我國湖泊的分布等。此文亦為我國早期系統的全國湖泊研究論述。

褚紹唐的“中國都市的地理因素”（1卷2期）對我國205 個較大的城市，從地理位置、腹地條件、水運和氣候條件及經濟基礎分析了我國都市的地理因素，為我國較早研究都市地理因素的文章。

《地學季刊》在歷史地理方面主要有楚圖南的“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2卷3期）。該文討論了歷史地理學的定義、發展史略、研究的重要性、有關的科學、歷史地理學與唯物辯證法、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目的等。作者還提出了必需以唯物辯證法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地理，同時指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最終目的不僅是說明歷代疆域沿革，最重要的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以歷史的地理因素或條件，來闡發中華民族、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的性質和發展的過程。

在地名學方面，葛綏成的“地名的研究”（2卷1期），論述了地名的意義、種類、構造、變化、同地異名及別稱、地名和國語、翻譯地名應注意的事項等等，是我國最早較系統的地名研究論述。李長傅的“揚子江名稱考”（1卷2期）指出在隋唐時即有揚子橋，揚子津之名，唐永淳元年（682年）曾在揚子橋設揚子縣， 揚子津揚子江之名已散于詩歌文章中。當時揚子江僅指揚州以南的大江。至1658年（順治十五年）馬尼刺大學教授D.F.Navarette始稱中國最有名的大河洋子江， 意為“大洋之子”（Son of Ocean），后又譯為揚子江，并謂此江發源于云南。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者馬卡尼（Marcartney）至揚州，稱自此至揚子江巖約二英里，此后在國外的文獻中，遂多稱全江為揚子江。

關于地理景觀方面的論述，葛綏成的“景觀研究（1卷4期）論述了文化景觀、空中攝影、景觀綜合、景觀論等內容，主要根據日文材料，此文為我國介紹景觀論的早期論述。

轉貼于 此外，還有盛敘功譯介的日本黑正巖的“科學的經濟地理學”（ 1卷1期、2期），德國威特噶爾的“中國農地的灌溉問題”（2卷2期）和“中國治水事業與水利事業”、丁紹恒的“中俄界約桌原委與邊防之危機”（1卷1期）、葛綏成的“十年來的中國疆域和政治區劃的變遷”（2卷1、2期）、褚紹唐的“中國地圖史略”（1卷4期）、 楚圖南譯的“近代地理測量及繪圖學之發達”（2卷2期）、何錫昌的“自然科學體系所見地理學之地位及其本質”（1卷3期）、張淪波的“地理科學之解釋及其代表作”（1卷3期）、周宋康的“地理環境決定論”（2卷3期）、葛綏成譯Taylor.G的“環境和人種”（2卷 3、4期）等較重要的文章。以上說明，30年代上海中華地學會編輯的《地學季刊》站在時代的前列，起到了推動我國地理科學發展的作用。

2.建國地學社

建國地學社由盧材禾（社長、復旦大學教授）、樂漢英（上海藝術研究社出版部主任）、陳聞遠（南京朝報編輯）、盧毅（復旦大學教授）、黃望平（中華鐵工廠工程師）、莊國鈞（立達圖書公司經理）、王成祖（大夏大學文學院院長、圣約翰、東吳大學教授）、黃國璋（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北平師范學院地理系主任）、陸承蔭（中華輿地學社繪圖組長）、蔣天任（蘇州中學講師）、申廣霆（暨南大學助教）12人發起。據他們向當時社會局申請備案〔5〕的理由稱：（1）集合地理學者，研究專科學術；（2）聯絡會員感情，增進工作效能；（3）協助政府推進地理教育，并研究地理建國方案，以為政府之參考；（4 ）促進國民理解地理建國之重要，以養成正確之國家觀與世界觀。他們準備做的工作有：（1 ）聘請專家編輯地理教材，地圖以及各種專門著作；（2 ）計劃制作地理模型、儀器、照片，以應一般教學與普及之需要；（3 ）對本國各區域作精密之實地調查（注重土地利用），出版報告；（4）舉行學術演講；（5）搜集地學資料，會員約30至50人。據筆者訪問當時活躍在上海地學界的現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的錢今昔教授，該學會在上海雖未開展較有影響的活動，但當時的地理學工作者積極以地理學參加抗戰后國家重建的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3.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

1947年8月31日，中國地理學會在上海召集年會， 討論中學地理課程問題，因時間匆促，一時未能獲結果，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褚紹唐三人負責召集上海中學地理教師作一討論。9月10日， 中學地理討論會在曉光中學開會，各大中學地理教師共二十九人出席，由葛綏成報告開會宗旨，許逸超講述地理學教育的趨勢。旋即討論地理教學實際問題，如教學時間問題、高中自然地理教學問題、高中本國地理區域問題、各省區域面積問題、外國地名譯音問題。討論結果由于問題頗大，需較長時間討論與研究，乃決定籌備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王文元、邱祖謀、盧材禾、褚紹唐、陳爾壽、陳大森、朱jǐng＠①琳九人為籌略委員。10月5 日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在市立育才中學成立，到會會員四十七八，會上洪紱先生作了中國省區改造問題報告，最后逐條討論章程并選定第一屆理監事。推舉翁文灝為名譽理事長、王成祖為名譽副理事長、許逸超為理事長、葛綏成、盧材禾等14人為監事，褚紹唐為總干事、葛綏成為總編輯、洪紱、丁錫祉等11人為研究委員。該會成立后為了使外地同行加入便利而更名為“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同時在國內各重要城市均進行組織分會。武漢分會由鄒新垓主持；北平分會由王成祖、李良驥二人主持；東南分會由李式金（廈門大學）主持；南京分會由孫承烈（南京中國地理研究所）主持，西北分會由馮繩武（蘭州大學）主持；昆明分會由王立本主持，貴陽分會由王鐘山（貴陽師范學院）主持；臺灣分會由任德庚（臺北師范學院）主持。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已成一全國性的地理學術組織〔6〕。 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其旨趣擬本純學術之立場，探討新地學之真義，以效之方法，使達成教育之目的，并期待群策群力，搜輯地學之新資料，以謀有所貢獻于我國之地理教育”。〔7〕

中國地理教育研究會成立后，會務積極進行，1947年10月21日召開首界理監事會，并歡迎中央大學李旭旦教授由美國返國，開會時由李先生報告了美國地理教育狀況，并決定該會刊物名稱為《地理之友》，創刊號于1948年3月出版〔6〕。該研究會的主要活動是編輯出版《地理之友》。翁文灝在其發刊詞中稱：“地理研究對于國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類文化等，都有莫大的關系。……我國科學地理師資的缺乏，教材和教法的欠當，是人所共曉的事，以至三十年來的地理教育，始終在非驢非馬的狀態中。……但補救之道不外兩點：一是普及地理教育灌輸正確觀念和知識；二是服務地理界的同志，要從今后下決心訓練自己，同時放棄一味室內埋首陳書的陋習，各就所在各地做實地考察。這樣時日一久，自有相當滿意的收獲。我希望‘地理之友’的同志，能負起這等使命！”

至1949年前，《地理之友》共出版兩期，第1 期文章有：許逸超“地理學的因素和原則”、洪紱“地理教育之目的”、葛綏成“記清代地圖學家鄒代鈞”、丁錫祉“地理基圖”、李震明“中國地形的區分”、楊景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領土之變更”、馬湘泳“錢唐江下游地形實察與今后潮汐之影響”、李震明書評“南海諸島地理志略”、任德庚“新生的菲律賓共和國”、褚紹唐“修正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草案意見書”、章生道“北行紀要”。第2 期文章有：劉恩蘭“我國疆土拓殖的地理背景”、王成祖“地理教材的適用”，劉德生“臺島地形隨筆”、盧材禾、秦華麟“臺北區域地理”、徐俊鳴“河南的地理形勢和軍略價值”、陳爾壽“當前我國水利建設的三大要務”、章生道“佘山地形考察”、唐永鑾“東北地理景觀”、秦華麟“〔新書介紹〕諶譯中國區域地理”、陳大森譯“剛果河之游”。許逸超在“地理學的因素和原則一文中認為研究地理的因素可分為兩組九個，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四個半因素。研究地理要根據因果原則、通論原則、分布原則。分布原則是地理學特有的原則。“地面上任何現象涉及到分布，就含有地理的意義。火山的原因和現象，個別敘述，地質的意味很濃，但尋求火山的分布，并問為什么地球上的火山帶要環繞著太平洋沿岸，這就是地理了。”很好地表述了地理學的特質。但文中也存在著當時地理學者將自然現象同人文現象簡單類比的問題，“至于我們中國，有人說是老而不死的一個國家；早晚能否大地回春很難推料。我們知道，這種由幼而壯而老而返老還童的輪回哲學，本是地形學的基本原則，今日人文地理的許多現象，也都可以引用了。”洪紱在“地理教育的目的”一文中提倡了地理的愛國主義教育功能，“地理學為中學初級教育重要之一門，應使學生認識中國大好河山，無盡之富源，與我刻苦耐勞之人民，從而引起愛國愛鄉之念。學地理始知中國之偉大，其在世界之使命，并藉以明晰中國文化之地理基礎，以冀從因襲的，傳統的文化根基上，創造一個有意識的，合理化的新文化。在物質方面，由目前在崩潰中的傳統的經濟重建科學的技術的經濟，……。”李震明在“中國地形的區分”一文中闡述了中國地形的要點、分布、界線、幾種特殊的地形（黃土、赭色砂巖、石灰巖地形、沙漠）和五大地形區（青藏高原、蒙新沙漠草原地域、北部地域、中部南部地域、東北地域）。王成祖在“地理教材的適用”一文中講述了區域的順序、位置的意義、地形氣候的比較、分布范圍的確定、統計數字的應用、時事發展的詮釋、風土人情的影證、風景區的描摹、圖解的補充、中外地理的差別十個地理教材適用的問題。陳爾壽在“當前我國水利建設的三大要務”一文中論述了當時我國黃泛區的復興問題，YVA （長江上游水利計劃）的夢想和南北兩大港口（北方塘沽港的繼續修筑和南方黃浦港的正式開辟）三大水利建設要務。在黃泛區的復興問題中提出“不僅是希望這個區域能夠恢復昔日的舊觀，并且可以將‘工業農’的理想在這里作為試驗，……”。它們反映了當時上海地理學和地理教育研究的水平。上海解放后，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繼編了一期《新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理學會成立，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逐并入其中，刊物停辦。

三、地理教育事業與地理學著作和地圖的出版

上海的地理教育在中國也是較早開始的。1870年，上海同文館開設了地理課〔8〕；1876年創辦的格致書院也開設有地理課〔8〕。1897年創辦的南洋公學也開設了地理課〔8〕，1899年至1903 年中國近代地學大師張相文在此教授國文與地理〔9〕。

1929年，大夏大學高等師范專科開設了史地組，后在文學院下設史地系。開設有人生地理、中國地理、外國地理、地理繪圖、地理教學法、自然地理等課程。主要任課教師有：葛綏成、李長傅、鄔翰芳、孟壽椿、王成祖等〔10〕。1931年，暨南大學史地系成立，先后開設了中國地理、歷史地理、地理學史、氣象學、地形學、經濟地理、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地圖學等課程。楚圖南、王庸、王勤＠②、王成祖、姚明輝、許逸超、盛敘功、洪紱、王文元、褚紹唐、葛綏成等先后在此開課〔11〕。復旦大學在抗戰期間成立了史地系，其設立的目的是：“養成能獨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養中等學院史地課之良好師資”；“灌輸全校學生以史地知識”〔12〕。開的地理課程有：中國地理、氣候學、地圖學、經濟地理、地學概論、人文地理、亞洲地理、美洲地理、歐洲地理、政治地理。任美鍔、葉粟如、顧頡剛等曾在此任教。〔13〕

這一時期，上海憑借其雄厚的研究、出版力量，出版了許多地理學著述，它們中較有影響的有：葛綏成編著《世界文化地理》、《地理數學法》、《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地形學》等書；李長傅的《人文地理學》、《地理政治學》、《轉形期的地理學》、《南洋地理志略》等書；盛敘功的《農業地理》、《交通地理》；丁紹恒的《近代本國地理沿革志》；張資平的《地圖繪法和繪制》；楚圖南的《地理學發達史》等書。地圖出版在國內更是一枝獨秀，大量的地圖出版機構（如世界輿地學社、東方輿地學社、大眾輿地學社、中華輿地學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地圖。其中《申報地圖》為我國的地圖出版做出了重要貢獻。《申報地圖》是上海《中華民國新地圖》和《中國分省新地圖》的習慣統稱，是上海《申報》為創刊六十周年而于1930年秋由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開始編繪的。它在地學上的貢獻主要是根據古今中外經緯測量成果，運用等高線，并采用分層設色法編繪，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它為我國地學所做的另一貢獻是為我國培植了地圖印刷力量。（原有人主張到日本小林又株式會社膠印廠印刷，印價較便宜，但丁文江等人最終確定在上海出版）。至1949年后，我國印刷質量較高的地圖大都由當時《申報地圖》培植起來的上海中華廠承印〔14〕。

解放前上海地學一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了從譯介到獨立研究不斷發展；研究力量從個體到形成組織；內容逐漸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地理教育較發達；地理出版興旺等特征。上海是我國近代地理學研究、教育和傳播的一個重要中心，為我國地理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參考文獻

〔1〕王子賢：《簡明地質學史》，河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02至206頁。

〔 2〕林超：《中國現代地理學萌芽時期的張相文和中國地學會》， 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地理系資料室。

〔3 〕張天麟：《張相文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的貢獻——紀念“中國地學會”成立七十周年》，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地理系資料室。作者為張相文堂兄弟。

〔4〕《地學雜志》創刊號：紹介圖書。

〔5〕上海市社會局第五科36組55號（上海檔案局全宗號6、目錄號5、案卷號1807，該資料現藏上海檔案館。）

〔6〕“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務概況”，《地理之友》1卷1期。

〔7〕“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緣起”，《地理之友》1卷1期。

〔8〕唐振唐：《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頁。

〔9 〕張天麟：“張相文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的貢獻——紀念‘中國地學會’成立七十周年”。

〔10〕《大夏大學年鑒》民國十八年，藏華東師大檔案館。

〔11〕據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錢今昔教授回憶。

〔12〕復旦大學歷史檔案第5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