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社會學范文

時間:2023-03-31 14:5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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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社會學

篇1

關鍵詞:發展社會學;發展趨勢;話語分析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自己特定的對象。這在自然科學中是十分明顯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都有著各自十分確切的對象。然而,當我們談到發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時,我們馬上會有幾分猶疑,這是因為,作為它上一級學科的社會學目前正處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之中。自19世紀以來,雖然社會學成為標準意義上的學科已近200年,但是,它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缺乏一個占統治地位的中心理論。在塔爾科特·帕森斯以前,雖有韋伯和涂爾干對社會學學科化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從學科演進角度來看,他們的工作也還只是些嘗試性的綜合。在他倆之后,帕森斯是現代社會學的真正奠基性人物,正是他使得社會學成為孔德意義上的社會物理學。他的一般行動系統理論(generaltheory of action system)多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現代社會的重要參照。然而不幸的是,帕森斯的貢獻要么沒有被人認識到,要么就是被人誤解了,所以,在他之后的研究者們,基本上沒有領會到帕森斯嘗試為社會學奠定起像物理學意義上的基礎理論的企圖。結果,帕氏之后的社會學發展狀況基本上可以用“群雄逐鹿”四個字來形容,各種理論流派橫行,各個社會學家互不買賬,爭先創立自己的門派,新功能主義、符號互動論、沖突論、現象學、常人方法學此起彼伏。既然作為發展社會學上一級學科的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如此混亂,那么,到了發展社會學這里,如何界定其研究對象,也成了比較令人頭疼的事。

正因為存在上述這種混亂局面,很多研究者索性將現代化等同于發展社會學。也就是說,將發展社會學研究等同于現代化研究。從20世紀60年代到2l世紀的今天,現代化理論仍是發展社會學的主流話語。在目前關于發展社會學的介紹中,不管怎樣批駁現代化理論,都顯得極其無力,這是因為對現代化作批判的批判理論大多也是以現代化理論作為話語基礎的。這種情況表明,現代化已經成為了一種普遍的意識形態。

發展的現實已經表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努力基本上是以失敗而告終的。非洲、拉丁美洲、亞洲部分國家的貧困日益加深了。在過去,我們可以看到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展早期出現的殖民掠奪、人奴販賣、殖民戰爭(比如20世紀兩次大戰)等人類危機。近期而言,邊緣國家(地區)出現了普遍性的能源缺乏、貧困化、環境污染等等問題。就貧困來說,據聯合國《1998年人類發展報告》,在1997年,富裕國家的人口僅占全球人口的兩成,卻消費掉全球八成六的商品和勞務;而最貧困的兩成人口則只享受到全球1.3%的消費。據Gtovanni Arnghi測算,在1980-1988年,拉丁美洲(包括巴西)的平均GNP指標下降了46%(如果排除巴西則為54%),中東和北非則下降了27%(其中土耳其和埃及則為31%),西非和東非下降了60%,南亞下降了10%,東南亞下降了35%(其中印尼和菲律賓則為50%)。就環境污染來說,20世紀60-70年代,在低、中收入地區開始工業化的時候,美國、日本等發達地區開始把污染性工業向外轉移,歐、美、日等地區的污染性工業份額持續減少,拉美和亞洲等低、中收入國家的污染性工業份額逐漸上升。

以上現實體現了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意味著現代化理論的目標被扭曲了;二是說明發展社會學處在危機之中;三是表明認清發展社會學發展趨勢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可以從歷史過程幫助我們看到這門學科的產生過程:問題是如何提出來的?困境在哪里?如何從困境中突圍?

1950年,經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庫茲涅茨(S.Kuznets)提議,在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中創立了一個經濟增長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成立之后,組織了一系列的學術活動,并創辦了名為《經濟發展與文化變遷》這個刊物。當時的主編是由研究發展中國家的著名學者霍塞利茲(B.F.Hoselitz)擔任。依托這個刊物,1951年5月,該雜志社舉辦了一個學術討論會,與會學者討論了貧困、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并且首先使用“現代化”一詞來描述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特征。1960年,各國學者云集日本箱根,參加了名為“現代日本”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這個會議第一次系統、認真地討論了現代化問題,為現代化論題確定了一個大體認同的8項基本標準:(1)人口比較高度地集中于城市,整個社會越來越以城市為中心;(2)使用非生物能源的程度比較高,商品流通廣泛,服務設施增加;(3)社會成員在廣大的空間內相互作用,廣泛參與經濟和政治事務;(4)村社和代代相傳的社會群體普遍解體,導致個人有更大的社會流動性,個人在社會的行為具有更廣泛和多種不同的范圍;(5)全面推廣文化知識及隨之而來的個人對其周圍環境傳播的世俗的和越來越科學化的傾向;(6)廣大和深入的大眾交流網絡;(7)政府、商業、工業等大規模社會機構的存在及這些機構中日益增多的官僚組織;(8)在一個大的民眾團體控制下,各大民眾團體加強統一(即國家),這些單位之間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加(即公共關系)。

應該說,上述標準是綜合性的、社會性的。然而這些標準后來被人誤用了。因為后來者越來越傾向于用數字去說明現代化。比如,美國學者列維(M.J.Levy)在《現代化的后來者和幸存者》一書中將現代化標準定義為非生物能源與生物能源的比率。他認為,比率越高,則現代化程度越高。20世紀70年代,另一位美國學者英克爾斯(Alex Inkeles)給出了度量現代化的10個標準:(1)人均國民生產總值3000美元以上;(2)農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比例低于12%-15%;(3)服務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45%以上;(4)非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重在70%以上;(5)識字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6)大學入學率在10%-15%以上;(7)每名醫生服務人數在1000人以下;(8)平均壽命在70歲以上;(9)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在50%以上;(10)人口自然增長率在1%以下。

社會發展是綜合性、社會性的,如果單純用數字來界定發展,很可能產生為數字而數字的做法。我們知道,社會不可能純粹依靠邏輯計算而活,還有文化、價值、情感、情緒、社會結構這些重要東西。所以,越到后來,現代化理論似乎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從戰后發展中國家的表現來看,追求GDP效應超過了現代化的其他目標。一味追求經濟發展產生了很多惡果,比如貧困、環境污染、人權缺失等問題。

上述表明,現代化理論目標被極大地扭曲了,即以數字來呈現發展狀況。然而數字的增長并不能解決發展問題,因為數字并不一定能說明現代化使誰受益了,使誰受損了。實際上,用數字來表明發展狀況,往往會被發展中國家的優勢群體利用,因為這些群體往往是制定國家發展計劃的主導者,他們采納的發展理念、統計方法往往是非整體性、非社會性、生產性的,即一味追求經濟發展,喜歡用國民生產總值等指標表示發展速度,對投資的重視勝過對分配正義的重視。

對我們來說,現代化理論目標被扭曲這一事實引出了兩個實質性問題:我們如何判斷發展社會學所處的境況?我們如何界定發展社會學?

第一個問題:目前,發展社會學到底處于一個什么樣的發展境況之中?發展是“終結”了,還是被“低估”了呢?這個認識困境是針對現代化理論越來越意識形態化而提出來的。因為與現代化理論相關的關鍵詞:比如現代性(moder-nity)、現代化(modernization)、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西方化(westernization)這些詞匯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另一方面,一些新詞匯越來越有取代上述關鍵詞的趨勢。廣為人知的新詞匯有:全球化(globalization)、區域化(region-alization)、本地化(10calization)、文化多樣性(culture per-sity)。新詞匯的涌現意味著什么呢?它們意味著現代化不是唯一值得追求和羨慕的對象了。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變化,一個根本的原因還在于現實本身,聯合國的十年發展計劃基本上以失敗告終,原先的縮小南北差距的美好愿望基本上已經幻滅,南北之間的鴻溝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就連亞洲四小虎等“新興工業化經濟體”(NIEs)在1997年金融危機面前也僅是個“紙老虎”。總之,人們從現代化理論能幫助發展中國家進步、發展的迷思中走了出來。

由于對現代化理論失去了信任,發展社會學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已經存在身份認同危機了。然而,人們的行動必須要有理論框架來指導,沒有指導的行動是沒有目標的行動,沒有目標的行動自然也就不構成為行動了,而僅是一種刺激反應式的行為。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恰當的發展理論,發展中國家可能更容易陷入萬劫不復之中。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對于發展社會學而言,的確存在著需要“拯救”的要求。也正因為如此,發展社會學既面臨著“終結”的危機,也面臨著發展的“契機”。

第二個問題,如何界定發展社會學。我們認為,要拯救發展社會學,需要用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去矯正現存的發展理論。所以,我們給發展社會學下的定義是,發展社會學是一門用社會學的觀點、方法去矯正發展理論的學問。這樣一個定義包括以下幾層意思:(1)發展理論有一定問題;(2)解決發展理論的問題需要運用社會學知識,更確切地說應該是用到“社會理論”的知識;(3)發展理論的發展是有希望的,發展并沒有“終結”。

現代化理論是西方的產物,它的產生有著它自己的土壤。比如西方現代化理論是以三個革命為背景的。西方世界先后經歷了工業革命(英國)、民主革命(法國)、教育革命(美國)。這三個革命協同宗教運動改革,最終在西方發達國家建立起了一個公民宗教式的現代社會。如果站在西方的立場上看現代化理論,現代化理論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要把現代化理論這件“黃袍”加在發展中國家這個“病人”上,就可能會出大麻煩。

因此,以現代化理論為標志的發展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水土不服”的確是一種危機。不過這種危機絕非到了使發展“終結”的程度,因為新的趨勢、新的方法已經有利于我們來拯救它了。接下來,我們將剖析發展理論的產生過程,通過這個過程,我們認識到,發展不是終結了,而很可能是被低估了。

為了進一步澄清這種可能性,我們必須認識發展理論的框架、維度、過程和要素,以及必須了解發展的實施主體都可能是哪些,這些主體之間的斗爭與發展觀念之間有何關系。換句話說,發展社會學之所以能帶有社會學的意涵,就是因為它堅持認為,發展是一種社會性建構,只有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才能看清發展的含義、發展的行動者等實質性內容。

首先,發展在社會發展的各個時期有不同的含義。在19世紀末期,發展的含義主要是工業化或者是趕上工業化。正如馬克思所說:“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這是“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進入到20世紀上半葉,發展完全被等同于工業化,被等同于經濟發展。隨著系統理論在社會科學各學科的推進,帕森斯等理論家意識到經濟系統如果沒有文化、法律、政治諸系統的支持,經濟系統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在20世紀50年代,現代化在帕森斯一般行動系統理論影響下成為一種普世性學說。由于現代化理論的繁盛之地在美國,美國文化的色彩主要是進化論的、實用主義的,所以,現代化理論的色彩主要是進化主義的。很顯然,現代化理論的經驗基礎主要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當這種理論被原封不動地搬到不發達國家時,就出現了困境。因此又有了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它們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心一外圍結構理論背景下,都主張民族國家的自主發展。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資本通過跨國企業等新形式仍牢牢地控制了利潤的中心國家流向趨勢。結果出現了兩種現象:一是出現了依附理論的變態形式,即“不發展的發展”的主張,二是出現了一些所謂的“第4世界”,即發達國家不愿管,跨國公司不愿去投資的地方。在依附理論之后,則是綜合發展觀和新自由主義的興起。綜合發展觀強調實質理性和以人為目的的發展。新自由主義強調通過經濟結構改革、去管制、私有化等措施發展經濟。兩者都有一定問題,前者對發展中國家人民來說,是空洞的囈語,后者則是為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集團打開了通過剝奪公共財產以“致富”的方便之門。在它們之后的發展觀是一種激進主義的批判觀,認為發展帶來的只是災難,帶來的是極權主義的泛濫。很明顯,整個過程表明,當現實改變后,理論視角相應變化,其中的發展意涵也跟著變換了。

其次,我們來審視發展理論的一般方法。通過發展含義的變遷,我們可以看到,發展視角是在不停地改變的。因此,發展理論的研究者們日益覺得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審視某個發展理論的重要性。Pieterse提出了任何一個發展理論都可能存在七個維度。這七個維度主要是指,任何一個發展理論產生于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政治背景,它有一定的因果關系假設,以某種知識論為基礎進行理論構筑,以某類群體為訴求,以及有對將來發展的預測。

比如我們可以通過這七個維度去審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本著作。在這本書里,Max Weber關心的問題是,雖然中國、古埃及、印度都不缺少理性,然而,為什么資本主義獨獨在西方世界得到發展,并蔚為大觀。We-ber試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起源之間建立因果關系。知識論是建構主義的,方法論則是理解主義方法論。在代表方面則是新教徒,新教徒成為資本家是為了上帝的榮耀,是為了獲得救贖。在圖像方面,則是韋伯勾勒的資本家形象,以及富蘭克林所說的資本家精神。另外,韋伯在這本書里還刻畫了人將來的“鐵籠”這樣一種比較陰郁的命運。

當然,通過這七個維度去認識某個理論,并不意味著涵擴了整個理論的內涵,這只是出于分析比較的需要,采取的是一種韋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ideal type)式的分析方法。

第三,發展理論其實是國際政治經濟斗爭的表現。上面關于發展理論的幾個維度其實可以從實踐斗爭導致理論上的轉換來理解。這個轉換的一般過程是:實踐研究政策意識形態圖像理論意識形態政策實踐理論意識形態圖像政策…。從轉換的具體過程來看,發展理論的具體形態既與全球霸權均勢相關,也與發展領域的行動者相關。從19世紀到20世紀80年代的近200年間,發展理論的具體形態是隨世界霸權均勢變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殖民人類學是與英帝國的擴展始終關聯在一起的,美國在工業化追趕階段也把它們視為發展的主要指導理論,但當美國處于霸權地位時,結構功能主義甚至成了官方哲學。隨著民族國家的紛紛獨立,不結盟運動和77國集團的先后成立,新成為它們去殖民化的主要話語。進入到20世紀80年代,全球化和NIEs成為發展的主要現象,一方面,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成為發達國家的制定政策的主要基礎,另一方面,在NIEs地區,越來越強調國民能力和國家發展問的關系。

一個社會的發展始終要由一些行動者去推動。發展理論的具體形態會受到這些行動者的強烈影響,因為這些行動者其實是一些利益關涉者(stakeholder)。在制度層面上看,國家、國際金融機構、聯合國系統、市民社會有不同的取向,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主要著眼于經濟,容易受到各自系統內利益集團的影響。聯合國系統和市民社會通過超政府性組織(如WHO、ILO等)、非政府組織人民的利益(如NGO等)去行動,它們以政治科學、人類學、社會學、生態學以及性別研究為學科基礎,追求更加綜合性的發展戰略,并以社會為出發點和著眼點。

通過前面知識上的準備,我們現在可以歸納一下發展社會學的趨勢。首先是關于發展理論的一般趨勢。

篇2

趙保佑等認為信息社會學雖是一門交叉性的學科,但因其更多地涉及社會學的內容,又主要以信息與社會的關系相互相影響為研究對象,所以在學科的大類劃分中,信息社會學應屬于社會科學研究的范疇[6]。謝俊貴認為信息社會學是一門信息時代的社會學,它是對工業時代社會學的一種全面超越和整體發展。盡管信息學知識是信息社會學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基礎知識內容,但信息社會學的母體學科應當是社會學[5]。符福峘認為信息社會學這門新興學科是在已有分支學科的基礎上,為適應現代社會需要而發展起來的,是信息科學、社會學和行為科學等學科的交匯點,屬于社會學科體系,信息社會學屬于應用社會學的范疇[7]。魏秋玲則認為從目前科學的多元整合趨勢來看,信息社會學可歸屬信息科學和社會學兩大學科范疇。信息社會學是工業時代社會學向信息時代社會學轉變的前導,信息社會學承擔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工程技術“三不管”地帶的大量課題[8]。信息社會學的學科性質已經較為明確,雖然這是一門具有交叉性質的學科,但眾多學者較為一致地認為其還是應該歸屬于社會學的范疇。

2關于研究意義

謝俊貴認為信息社會學研究的目的不只是研究某種關系、某種特征,還需要研究信息社會的社會規劃、社會規范和社會管理問題。如果沒有這些研究,信息社會學就不能成為一門學科,而只能成為一項課題或一個問題[5]。胡昌平[3]認為信息社會學的研究必將豐富信息、情報科學的研究內容,開拓新的研究方向。其研究成果正作用于社會學及信息、情報科學領域;從發展觀點看,其意義已經超出了成果本身的價值。趙保佑等人則認為研究情報社會學的理論意義包括兩個方面:一則有助于豐富和發展社會學理論,二則為情報學研究的深入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研究情報社會學的實踐意義表現在促進社會政治經濟發展方面,對我國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具有現實意義。研究情報社會學的教育意義在于情報是一種重要的智力資源,是人類的寶貴財富[6]。無論是從社會學角度還是信息學角度來進行信息社會學的研究,對人類社會運行和發展均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通過對我國信息社會學研究近況的了解和研究,也不難發現一些諸如在研究方面更注重理論而輕實踐、內容仍有待于進一步深化等問題。這些都是信息社會學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3信息社會學的發展趨勢

3.1信息社會學的發展趨勢

3.1.1信息社會學的發展速度加快

網絡環境下,信息向社會的傳播是全方位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已連接了170多個國家和地區,各國政府以至私人公司都建立了自己的網站以公布、獲取和傳播信息,網上信息資源的數量正在迅速增長。在這種形勢下,信息社會化的理論研究將得到普及,社會信息意識普遍提高,從而把信息社會學的研究與發展推動到前所未有的階段,且這一浪潮還將繼續不斷地向前發展。

3.1.2信息社會學理論體系走向完善和成熟

信息社會的實質是高新技術社會,它的發展和成熟需要各個領域高新技術的協同支持。因此,信息技術革命將把全球高新技術的發展推向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并引發一場巨大的產業革命,有力地推動社會和生產力的發展。目前信息社會學正在總結社會信息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從感性認識不斷升華為理性認識,理論體系已基本形成,并不斷走向完善和成熟。

3.1.3信息社會學研究向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方向發展

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是科學研究取得成效的基本方式。信息社會學理論作為科學技術知識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實踐中已成為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全球網絡化環境下,信息社會實踐正以科學理論為指導,從而確保信息社會實踐的科學性和方向性,不斷地推進信息社會學理論向著更加完善、系統和成熟的方向邁進,為人類科學技術的研究與發展提供新的發展模式。

3.2我國信息社會學研究進展

3.2.1研究主體趨于成熟

目前,我國信息社會學研究存在著研究主體成分單一、結構松散、興趣不夠專一等缺憾。這些情況明顯制約著我國信息社會學研究的深入開展。隨著社會信息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信息社會學研究在下一階段必將受到我國信息學界和社會學界的廣泛重視,信息社會學研究主體在多方面推力的作用下,必將逐步走向成熟,并具有研究主體成分齊備化、研究主體單位組織化、研究主體成員逐步專業化等特點。

3.2.2研究內容趨于深化

盡管我國信息社會學研究取得了重要發展,但目前的研究內容仍不夠深入,其主要原因是我國信息社會學尚處于初建階段,且我國信息社會學研究對象尚不成熟。下一階段,我國信息社會學必將其研究內容的深化作為研究的主要任務,深化和務實研究將成為一種迫切的社會需要。我國信息社會學研究經過10多年的實踐,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研究經驗,信息社會學研究已經有了深化發展的可能,務實性、具體性、實用性的研究將迅速增多。

3.2.3研究方法趨于多樣化

通過分析過去10多年我國信息社會學研究的實踐發現,信息社會學研究方法不無缺憾。這些缺憾主要集中在文獻研究者多,實地研究者少;定性研究者多,定量研究者少;主觀理解者多,客觀解釋者少。這些缺憾必然嚴重影響我國信息社會學研究的發展。我國信息社會學研究方法在下一階段必將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趨勢。屆時,各種信息社會學基本方法將結合使用。

3.2.4研究進展趨于加速

篇3

一、基本情況

目前,我市社會救助制度從無到有,不斷健全完善,初步形成了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自然災害應急救助制度為基礎,以醫療、教育、住房、司法等專項救助制度為支撐,以慈善事業為補充的社會救助體系。

(一)城鄉低保實現應保盡保。國務院1997年提出在全國開展最低生活保障的試點工作以來,我市從1998年開始實施城市低保,2000年開始實施農村低保,保障制度不斷規范完善,保障范圍不斷擴面增大。目前,全市納入城市低保的困難群眾已由啟動之初的3088人增加到8.8萬多人,年發放保障金1.3億元;納入農村低保的困難群眾也由啟動之初的8821人增加到12萬多人,年發放保障金5700多萬元。城鄉低保實現了應保盡保。城市低保標準由啟動之初月人均100元提高到200元,農村低保標準由年人均500元提高到900元,有效保障了貧困群眾的基本生活。

(二)城鄉醫療救助日趨完善。在城鄉低保制度不斷完善,貧困群眾基本生活問題得到有效保障后,國務院在2003年提出對貧困群眾開展醫療救助試點工作。我市于2004年和2005年分別啟動了農村和城市醫療救助工作,經過不斷規范和完善,逐步取消了醫療救助門檻和病種限制。年救助最高金額由啟動之初的2000元提高到5000元,農村醫療救助人數由啟動之初的1.8萬多人增加到16.5萬多人,城市醫療救助人數由啟動之初的100人增加到1.1萬多人。年發放救助金分別由啟動之初的397萬元和10萬元,增加到目前的1400萬元和800萬元,有效地緩解了困難群眾的治病難問題。

(三)社會福利工作蓬勃發展。為提高和改善農村“五保”和城鎮“三無”對象等特殊困難群體的生活條件,從2001年開始,民政部先后實施了“星光計劃”和“幸福家園”工程。近年來,我市以實施“幸福家園”工程為契機,投入資金4000萬元,新建和改擴建福利機構11所,新增床位1624張;同時,投入資金1.2億多元,新建和改擴建農村敬老院102所,新增床位3600張。目前,納入國有福利機構供養的城市“三無”老人達900多人,孤殘兒童達50多人;納入農村敬老院集中供養的“五保”老人達4260人,集中供養率由2004年的10%增加到32%,供養標準由月人均100元提高到180元。

(四)專項救助制度全面建立。2004年,我市建立了社會救助體系建設領導小組,進一步完善了災害救助政策。僅2008年,全市救助因災困難群眾達20多萬人,救助城市流浪乞討人員達4000多人次;實施對困難群眾的住房救助980多戶,救助面積達4.8萬平方米;實施教育救助貧困學生達2萬多人,救助金額達200多萬元,有效地緩解了困難群眾在生活、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困難。

(五)救助資金投入逐年增長。隨著社會救助工作力度的不斷加大,救助標準不斷提高,各級對救助資金的投入也在不斷增長。目前,社會救助資金的構成以中央和省級財政為主,市、縣兩級財政配套部分救助資金和福利彩票、慈善資金作為補充。近年來,各級加大了救助資金的投入力度,社會救助資金逐年增加。僅2008年,全市用于社會救助和救災的資金達13.6億元。

二、存在問題

(一)管理體制不夠健全。目前,社會救助管理體制上存在多頭管理、條塊分割的情況。社會救助工作由多個部門分別承擔,這種管理格局增大了協調任務和難度,也容易出現重復救助和漏助的現象,一方面造成了救助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部分需救助的對象處于管理盲點被遺漏,而得不到救助,客觀上也影響了救助的效果。

(二)運行機制不夠暢通。近年來,隨著城鄉低保、醫療救助工作的開展,社會救助工作量倍增,但基層救助工作力量有減無增。目前,我市212個鄉鎮主要從事社會救助工作的民政助理員僅289人,其中的126人還是兼職,而他們要直接面對的是數十萬救助服務對象,工作任務異常繁重。同時,社會救助工作基層網絡平臺建設薄弱,多數鄉鎮民政辦未配備電腦,大量救助信息和檔案仍靠手工操作,嚴重制約了救助工作高效、規范運行。

(三)城鄉發展不夠平衡。由于城鄉救助制度設計上的差異,農村社會救助無論是在資金投入、標準設立和救助人口比例上都遠遠低于城市,少數確需救助的農村特殊困難群眾不能得到及時有效救助,加之絕大多數區縣無專門的流浪救助機構,流落到縣及鄉鎮后無人救助的情況時有發生。同時,城鄉救助制度相互獨立,缺乏銜接,而伴隨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長期割裂的城鄉救助體系已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

(四)受助理念存在偏差。歷史上的社會救助是一項慈善事業,是建立在施恩論的基礎上的,社會救助是對窮人的一種施舍和恩賜,受惠者容易缺失自強、自立、自主的精神,漸漸衍生出等、靠、要等惰性心態。這種傳統的社會救助思想,嚴重影響了當前社會救助工作實踐,少數救助對象錯誤地認為一旦進入救助體系就終生受益,進易出難,滋生長期依賴救助的思想。

三、對策思考

推進社會救助事業又好又快發展,應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堅持以人為本,統籌兼顧,科學制定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救助標準,逐步形成穩定的社會救助資金投入機制,統籌兼顧城鄉發展,建立以基本生活救助為基礎,相互銜接配套的社會救助體系,確保社會救助事業協調可持續發展。

(一)加強綜合協調,健全社會救助工作管理體制。社會救助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工程,健全社會救助工作管理體制,是做好社會救助工作的保障。救助對象千差萬別,救助資源又分散在不同的部門,由單一部門獨攬社會救助事務,既不現實也不利于救助對象需求的滿足。因此,應建立綜合協調機制,理順社會救助工作的管理體制,促進社會救助工作的良性運行。應充分發揮社會救助工作領導小組的協調組織作用,統一政策,協調配合,全面管理和監督社會救助工作。應建立部門聯動、社會參與的多邊救助機制,加強溝通與合作,定期交流信息,協商救助行動,逐步形成信息共享、相互配合、協調運行的管理體制。

(二)加強隊伍建設,創新社會救助工作運行機制。一是應著力建設專業化的社會救助隊伍,在城鄉基層設置社會救助服務崗位,可由社會工作者應聘上崗,政府按崗位需要購買服務;二是應健全整合基層社會救助工作力量,在村(居)委會設置救助工作聯絡員,并根據便民和有利于推進工作的原則,可打破鄉鎮建制,積極探索分片建立社會救助工作室;三是應建立基層社會救助信息服務網絡,宣傳救助政策,救助信息,方便困難群眾求助和咨詢;四是硬充分發揮群眾自治組織和社會組織的作用,有效掌控社會救助對象的基本信息,建立救助對象進入和退出機制,實施動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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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一個時期可以被稱為社會語言學的學科開拓時期。除原有的三大領域外,社會語言學又開拓了其它領域的研究,其中以互動社會語言學、言語社區、言語接觸等領域的研究發展最快。

1.互動社會語言學互動社會語言學成形于20世紀80年代初。甘柏茲的《話語策略》[4]的出版,標志著互動社會語言學作為社會語言的一個分支正式建立。互動社會語言學重在研究如何用語言學的知識解釋人際交流的過程和結果,其理論的核心是“互動”,認為具有交際功能的言語互動才是語言的本質所在,一切語音、語法規則的價值只存在于具體的交際活動之中,通過言語互動產生交際效果的語言形式才是語言事實。甘柏茲在他的論著中提出了會話策略、語境提示、會話推斷等一系列核心概念。會話策略是指會話參與者能夠維持會話繼續、增進雙方相互理解的能力。會話推斷即話語理解的情景化或語境化過程,其基本功能是在評估交際參與者雙方目的的基礎上作出相應的反應。語境化提示即提示有關交際知識,尤其是語境的語言信號,包括語碼轉換、超新段標記等,其基本功能是在交際互動中引導指示話語、預測行為情景。此外,Goffman、Brown、Levinson、Tannen等的研究也對互動社會語言學理論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Goff-man進一步補充完善了Gumperz的語境推理,強調社會互動的作用[5];Brown和Levinson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影響力的禮貌原則;Tannen則將研究中心轉向異性之間的言語互動,特別強調談話的節奏性。

2.言語社區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是不同說話人群體內部或群體之間的語言使用狀況,因而對這個群體的界定是十分必要的。社會語言學沿用Bloomfield的speechcommunity的叫法以及他的言語互動觀[6],摒棄結構主義的“理想”同質狀態,朝著“真實”的言語社區的方向不斷前進。Hockett、Lyons認為言語社區具有單語性,即某一語言社區內只流通某一特定語言(方言)。甘柏茲對言語社區單語性的論斷提出質疑,提出言語社區也可以是多語的,為避免“以語定區”帶來的單語限制,提出把“共同使用的言語符號”和“共知的社會規范”作為言語社區的兩條主要標準,整合了共同準則的變異遵守等觀點,指出言語社區是由共同規范和愿望結合在一起的、組織起來的講話人的多樣化的系統,進而強調了言語社區的系統性和規范性。隨著言語社區界定的不斷深化,言語社區第一、語言第二的原則越來越明確,并占據主流。此外,個人認同在言語社區的界定中同樣備受關注。LePage指出言語社區中個人認同的重要性,每個人都是許多不同言語社區的成員,在不同的情況下認同不同的言語社區。此后,Preston、Rosen、Saville-Troi-ke、Meyerhoff等都對個人認同問題作了研究。

3.語言接觸19世紀史密斯、特魯別茨柯依對施萊格爾“譜系樹”理論的“同構”和“對應”提出質疑之后,語言接觸逐漸成為備受關注的研究領域。早期語言接觸研究主要從語言內部結構因素的角度研究語言接觸,直至Kipar-sky提出社會因素決定語言接觸深度的觀點,語言接觸的研究才逐漸成為社會語言學的一部分。此后,這一觀點被大批學者認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Thomason的語言材料及觀點。語言接觸研究可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分為語言結構的研究和語言使用的研究。語言結構的研究,即以接觸中一種語言為基本視角,研究其在詞匯、語音、語法三個層面受到其他語言的影響情況,主要關注的是語言借用和語言干擾。語言使用的研究涉及面較廣,主要關注語言轉用、語言混合和語碼轉換。語言接觸可以導致社會雙語的形成,而社會雙語現象又可分為穩定和競爭兩種情況。對于穩定的社會雙語現象的理論研究,主要歸功于Fishman。Fishman在Ferguson研究的基礎上完善了“雙言制”理論,認為不同的語言變體有著嚴格的社會分工;同時,提出“語域”理論,用以分析語言變體在缺乏社會規范時的使用情況[9]。

二、國內的社會語言學研究

(一)引進期社會語言學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傳入中國。直至80年代末,國內語言學界才開始接觸西方社會語言學理論,此時以理論及研究方法的引進為主,尚未展開結合漢語實際的深入研究,主要表現在理論譯作和通論性著作的出版。因此,將這一時期稱為社會語言學的引進期。理論譯介方面,大批國外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通過翻譯的形式被引入國內語言學界。1980年到1982年,特魯基爾的《社會語言學導論》(林書武等譯)在《國外語言學》連載。1987年,《社會語言學譯文集》(祝畹瑾編)和什維策爾的《現代社會語言學》(衛志強譯)出版。通論性著作有陳原《語言與社會生活———社會語言學札記》(1980)、《社會語言學》(1983),陳松岑《社會語言學導論》(1985),游汝杰、周振鶴《方言與中國文化》(1986)。

(二)模仿期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西方的社會語言學理論的引進仍在繼續。較上一時期而言,運用社會語言學理論及方法解決中國的社會語言學問題已成為這一時期的研究主流,故而將這一時期稱為模仿時期,即模仿西方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時期。專題研究成果集中在語言變異、語言接觸、互動社會語言學、言語社區理論等幾個領域。1.語言變異研究研究內容涉及語言變異的重要性、具體語用中的語言變異、語音詞匯句法變異、特定地區語言變異等。具體語用中的語言變異居多,包括廣告中語言的變異現象、教學及詞典編纂領域的語言變異現象、網絡語言中的變異現象等。學者對語音、詞匯、語法的語言變異研究都有涉獵。語音變異方面,以個體音變研究為主。趙一農[10]從語音變異研究出發,論述語言的自我調節機制。詞匯變異方面,王立、程祥徽、蘇金智等研究的是人體動作詞語、新詞、詞語差異方面的詞匯變異;蘇金智則從詞匯變異角度研究語言變異與多樣文化的關系。句法變異方面的研究較少。2.語言接觸研究國內的語言接觸研究已涉及語言接觸的多個領域。趙杰從語言接觸引發語音干擾的角度,研究北京話受滿語和旗人話影響所產生的“融合式音變”現象。蘇金智從語言接觸引發借詞的角度,研究漢語借詞,提出借詞演變的基本模式。吳雅萍從語言接觸導致語法滲透的角度,研究漢語語序對少數民族語言語言的同化作用。羅美珍從語言接觸導致語言替換、語言影響、語言混合和融合三種現象出發,對五色話、白話、五屯話、干河灘保安語的語言質變進行考察。綜上所述,國內的語言接觸研究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仍處在具體例證階段,即運用西方語言接觸理論及方法,例證中國的語言接觸問題。3.互動社會語言學研究劉煥輝的《言語交際學》是國內言語交際研究的開山之作。此外,具有較大影響的還有姚亞平的《人際關系語言學》和劉煥輝、陳建民主編的《言語交際與交際語言》等。20世紀末,孫維張、呂明臣的《社會交際語言學》著重理論闡述,強調言語交際的社會性,試圖從宏觀角度建立交際語言學的基本框架。岑運強從人類學史、語言學史及言語語言學的視角,追溯言語交際語言學在東西方的源頭,首次從結構上分出說服學、回答學、語境學、語言變異學,從功能上分出一般社交學、演講學、辯論學、談判學、推銷學、廣告學。4.言語社區研究言語社區理論是近年來剛剛引入中國社會語言學界的新理論,鄭海翠、張邁增、張紅燕簡要探討了言語社區的相關理論。楊曉黎對構成言語社區的基本要素問題展開討論,對言語社區理論中的“設施”要素提出了質疑[15]。夏歷依據在京農民工的資料,質疑言語社區的“地域”要素[16]。但言語社區方面較有影響力的重要理論尚未建立,仍處在萌芽階段。國內學者的關注點仍集中在運用此理論的實證性調查方面周剛對海外華人、校園、網絡等社區內的群體言語進行了實證性的研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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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兩年是我一生的重要階段,是學習專業知識及提高各方面能力為以后謀生發展的重要階段.從跨入大學的校門的那一刻起,我就把這一信念作為人生的又一座右銘.

大學兩年里,在提高自己科學文化素質的同時,也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質,使自己成為德,智,體諸方面全面發展,適應21世紀發展要求的復合型人才,做一個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大學兩年,塑造了一個健康,充滿自信的我,自信來自實力,但同時也要認識到,眼下社會變革迅速,對人才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社會是在不斷變化,發展的,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自身還有很多的缺點和不足,要適應社會的發展,得不斷提高思想認識,完善自己,改正缺點.要學會學習,學會創新,學會適應社會的發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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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法經濟學;公民社會;大發展

中圖分類號:D90-05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8-0160-02

公民社會是法權意義上的一個歷史范疇,通常是指資產階級革命以后建立的民主社會。說它是一個歷史范疇,是因為在公民社會之前是封建制度下的君主社會,在它之后也有各種形式的專制社會(如軍事專制、家族專制等)。從法學意義理解,公民社會就是所有公民是國家的主人,公民是享有完全法律權利的主體,而被剝奪基本法律權利的人屬于非公民――即罪犯。公民社會的發展不僅僅是經濟文化的發展,更本質的涵義是社會法律關系的發展,即建立更加合理、公正、平等的社會法律關系。公民社會的建立標志著人們法律地位和法律關系的歷史性變革。公民社會意味著人在法律上具有人身自由、政治自由、宗教自由和經濟自由等。人身自由的實現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前提;政治自由是公民成為社會主體和主宰的基礎;經濟自由是社會活力、社會發展的基本保障。這些自由既由法律規定和保障,又受到法律約束和限制。如一個人的行為自由和言論自由不能妨礙和損害他人的權利和利益,不能違反規定的法律程序和公共利益(如,示威游行須先申請并獲得批準),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也是如此。所以,在公民社會自由與法律之間有一個界限,有一個度。公民社會的另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平等與公正,而平等與公正的標準及其實現的路徑(或程序)也是由法律來規定的。然而,在公民社會法律上的平等和公正與事實上的平等與公正還有不同程度的差距。如人人都有選舉和被選舉總統的權利,而事實上有條件、有資格參與競選總統的人只是少數,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這只是法律意義上的一種平等權利而已。關于公民社會中自由、平等、公正與法律之間的關系問題,主要由法學和社會學來研究,我們在這里主要是探討經濟領域的自由、平等、公正與法律之間的關系問題。在公民社會,人身自由是經濟自由的前提,而經濟自由又是在法律的框架內進行的,無論是個人、企業還是政府,其經濟行為都要受到法律的約束,即經濟自由的邊界是法律,即使政府的經濟行為也不例外。在公民社會,人們享受法律所賦予的各種經濟權利,同時也必須承擔法律所規定的相應經濟義務,如納稅義務、環保義務等。公民社會的基本經濟原則是平等與公正,無論是生產領域還是交換領域,法律都規定了實現平等與公正的標準、程序和方式,但這也只能是一種法律意義上的平等與公正,與實際上的平等和公正還相距甚遠。例如,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平等從來就不存在;各地區之間、跨國公司和小企業之間,由于資源優勢和經營規模差距巨大,所以最終的經濟發展和經濟效益不可能是平等和公正的。在公民社會有5種經濟權利應是平等和公正的:財產權(法律地位與保護)、經營權、勞動權、參與國家的經濟決策權和享受公益與福利的權利。對于這些權利別的暫且不論,僅就勞動權和參與國家經濟決策權來說,要實現真正的平等與公正就很難。法律規定公民有平等的勞動權利,但卻難以實現勞動機會的平等。參與國家經濟決策是公民的權利,但真正操縱國家經濟決策的始終是那些擁有經濟實力的利益集團。另一方面,公民社會中的經濟權利與經濟義務常常并不對稱。例如,有些企業獲得巨額利潤,但卻沒有承擔起相應的環境補償義務;有些富人利用社會平臺和資源賺了億萬財富,但卻沒有繳納相應的稅金。總之,在公民社會,無論是政治上、經濟上還是在社會領域,一方面人們要實現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目標,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法律的約束和限制;一方面是人們擁有法律意義上的自由、平等權利,另一方面又存在大量事實上的不自由、不平等和不公正。因此,公民社會的建設與發展呼喚法經濟學的大發展。

參考文獻:

[1] 方芹.設立親屬拒證權的法理分析――以法經濟學為視角[J].廣東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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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發展觀是推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思想,其核心是“以人為本”,實質就是要把科學發展的成果體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體現在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求上,體現在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上。黨的十七大報告把“優先發展教育,建設人力資源強國”放在加快發展社會事業的首位,向全黨全社會發出了“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的號召。科教文體等既是社會事業,更是民生之本,切實解決好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使全市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對共建和諧社會十分重要。所以,要牢固樹立“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意識,要在關注民生,解決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遇到的具體困難,多動腦筋、多下功夫、舍得投入。只有這樣,才能讓人民群眾滿意,才能為我市的更大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阻礙落實科學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通過前一階段的學習和調研,對科學發展觀的實質和內涵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對當前分管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一)高水平科技人才短缺,高新技術發展緩慢。

我市企業高水平科研人才少,生產一線高級技工總量嚴重不足,博士、碩士等高層次人才匱乏。農業科技人才多以推廣類型為主,創新型科技專家少,現有農業科技人才的工作條件差、生活待遇較低,造成一些水平較高的農業科技人才的流失。目前,我市現在重點企業57戶,已有18戶企業完成了產業升級和技術改造,開發科技新產品20種,但是尚未有一戶企業通過高新技術認證,導致全市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比重偏低,對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小。

(二)教育發展不均衡,制約發展規模與進程。

我市義務教育發展顯現出辦學條件、教師資源配置、教育質量、學校管理水平“四個不均衡”。職業教育雖已發展了二十多年,但由于經費、師資、辦學理念等方面的原因,我市職業學校招收學生素質普遍不高,學校培養的學生質量較差。還有我市職教中心還沒有實質性整合,在辦學體制、機制、模式等方面還比較單一,主要實行政府投入、教育部門主辦、全日制的學歷教育。這種情況與“政府主導,依靠企業,充分發揮行業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公辦與民辦共同發展的辦學格局”還有著很大的差距,從而制約了職業教育的發展。我市義務教育發展顯現出辦學條件、教師資源配置、教育質量、學校管理水平“四個不均衡”。

(三)農村文體設施建設薄弱,農民群眾業余生活單調。

文體方面存在著城鄉文化發展不平衡和公共體育設施缺乏問題。幾年來,雖然加強了農村文化建設,但是受鄉鎮重經濟輕文化、文化場地簡陋、文化工作者素質不高等原因,導致農民文化生活貧乏、活動形式單一,城鄉之間文化還是存在著一定的差距。我市還沒有一處為全民提供競賽、健身、訓練服務的大型體育設施,這已經不能滿足群眾健身、競技訓練和體育競賽的需要,鄉鎮更是缺少開展體育運動的場所。

(四)廣電產業發展思路不寬,節目質量需進一步提高。

我市依托現有廣電資源開展多種經營以及主業延伸業務的辦法不多、力度不大,我市電視臺自辦節目尚未實現全覆蓋;新媒體業務研究的不夠,邁的步子不快,事業發展的支撐力不強。新聞宣傳跟進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落實“三貼近”上還存在著一定的欠缺,在大的宣傳戰役中展開集中報道、深度報道不夠;個性化節目、品牌欄目不突出;地域特色文化利用挖掘的不夠;節目制作手段、形式還有欠靈活。

三、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社會事業發展

以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為契機,堅持解放思想、改革創新,把科學發展觀貫徹落實到每項工作的各個環節,不斷推動科教文體等社會事業又好又快發展。

(一)完善科技人才激勵機制,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優化財政科技投入結構,逐年提高科學技術投入占財政支出的比例。要堅持引進與開發本土人才相結合,重視和關心科技人才的培養,根據我市經濟發展的難點和重點,組織專家攻關,保證項目研究經費,為科技人才提供展示才華的平臺,做到用事業留人;關心科技人員的成長,幫助解決工作生活中的困難和問題,做到用感情留人;認真落實科技人員的有關政策和待遇,穩定科技人員隊伍,做到用良好的待遇留人。圍繞企業新產品開發,爭取國家和省的政策扶持。積極應對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的新變化,組織相關部門和企業認真研究高新技術企業面臨的新情況,重新制定完善企業科技投入政策,加強科技人才的培養,組織自主知識產權技術攻關,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專利技術,申報認定1-2戶高新技術企業。

(二)堅持教育優先發展,全面推動教育事業均衡發展。

進一步落實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嚴格落實生均公用經費標準,安排專項資金扶持農村薄弱學校的發展;理順教育專項資金的使用渠道,由教育部門統一規劃使用。促進教育均衡發展,增加對薄弱校的投入,加強農村中學寄宿制學校建設,優化寄宿環境,對小學進行布局調整,優化配置教育資源、提高辦學效益;以百強校建設為重點,著力提高職業教育辦學質量,2009年完成職教中心綜合樓建設,并實現以*一職為主體,與*二職、大賚鄉職業學校、*電大等學校的實質合并。健全教育督學督導機制,解決教育督導室存在的人員、經費等突出問題,加強對全市教育工作的督學督導,確保省對我市政府教育工作督導評估在年內順利通過驗收。進一步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結合我市人才引進戰略契機,吸引全日制碩士生回我市任教,提高教師學歷達標率;圍繞吉林省特崗教師計劃的實施,補充農村中小學教師短缺問題;深入開展“城市支援鄉鎮、強校支援薄弱校”活動,通過組織學科帶頭人、骨干教師開展送教下鄉活動,帶動鄉鎮教師整體素質的提高;盡可能多的為教師提供到先進地區、學校學習的機會,提高教師教學水平;建立健全教育教學質量監測評價和教學指導體系,完善實施校長競爭制、輪崗制等制度;加強師德師風建設,細化師德行為規范,建立社會、學校、教師、家長、學生五位一體的師德建設長效監督網絡和有效考核機制。

(三)強化公共文體服務體系建設,不斷滿足群眾文體需求。

重點支持農村文化建設,扶持農村文化大院的農民自辦文化活動,并輔導他們開展經常性的文體活動。加強農家書屋建設和管理工作,使之充分發揮作用,服務于農民生產生活。加強全國農村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工作,為農民提供良好的實用信息服務,促進農民增產增收。繼續開展文化下鄉活動,把送戲、送電影下鄉作為主要載體,將歡樂送到農家,讓農民享受到改革開放帶來的豐富的文化成果,進一步豐富農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從提升*軟實力的目標出發,以完善城市體育設施建設為重點,加快全民健身活動中心建設。加快建設全民健身服務體系,推進群眾體育活動向縱深發展。以發展現代服務業為抓手,推動體育產業取得新突破。按照上級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和行政管理改革的要求,理順電影管理體制,平穩完成電影行政職能調整劃轉工作,實現電影統一歸口管理,年內完成由文化部門和廣電部門之間的職能調整劃轉。

(四)加快推進廣電產業發展,切實提高節目質量。

篇8

我不愿意看到它淪為一個達標評比的工具,希望它能在引導縣域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能源六位一體的科學發展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縣域科學發展需要度量的不僅是科學發展,而且有區域發展,區域發展本身也有基于不同學科理論的科學發展問題,這一點好像并沒有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視。因此,要按照區域條件,因地制宜制定發展規劃,才能保持區域科學發展。區域發展還有一個科學分工和規模經濟的問題。沒有規模經濟和因地制宜的科學分工,管理成本就會增加,土地的生產潛力就無法被充分地挖掘和利用,就沒有縣域經濟的科學發展。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不能用一般發展的數字來代替科學發展的指標,即不能用發展的絕對數字來度量科學發展,一定要用諸種發展之間的相關比率這種相對數字來度量科學發展。比如,一般的GDP不能度量一個地區的科學發展程度,因為科學發展與GDP之間并不存在正相關。只能用科技GDP、綠色GDP和能源GDP這些相對數字作指標,才能量度出縣域發展的科學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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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非學歷教育 學歷教育 學習型社會

非學歷教育是指學歷教育以外的、根據各種實際需求而進行的教學形式,主要有崗位培訓、項目培訓、專業技術培訓、行業培訓和各種層次、行業的繼續教育,以及包括各種內容在內的中短期培訓。它是依賴市場經濟需求而成長起來的,和以學習經歷為標志的學歷教育相對應的一種教育模式。非學歷教育在構建學習型社會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非學歷教育與學歷教育的差異

學歷教育是包括初級義務教育、中等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以及高等專科、本科、研究生教育在內的,以學習經歷為標志的教育模式。它擔負著教育的基本任務,學習內容系統而循序漸進、學習時間固定而有層次,學科設置偏重于理論傳授和書面訓練,對于實踐中產生的新經驗、新知識、新理論一般不會在學歷教育中得到迅即的顯現,對于一些前沿成果,往往是經過反復論證和實踐應用后才納入學歷教育的課程內容的。另外,學歷教育的課內知識及其應用,在教學中多采取模擬性手段,理論的顯現過程也是演繹式的(例如實驗室教學方式和書面推導方式)。這些都和實際應用基本上形成脫節狀態。

非學歷教育具有培訓時間上的短期性、培訓項目上的實用性和培訓知識上的實效性。并且非學歷教育一般都采取集中學習的方式,對一個實用性內容,在短期內實現領會和掌握,無需顧及其他相關內容的齊頭并進,學習的知識非常集中具體。非學歷教育的內容不存在課程的概念,它只是某一項目和某種需要所必須具備的相關知識。一般并非為了積累而學習,總是為了實際需要而進行學習,目的性既明確又具體。它很少追究理論產生和發展的淵源,只注重其使用價值。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非學歷教育培訓的內容總是引領社會經濟發展的最新知識的產業應用,例如計算機培訓、商務英語培訓、股市現代經營培訓、最新保險培訓和現代文秘、現代經營管理培訓等。它是為最新知識在產業中大規模應用所做的先期準備。

二、非學歷教育由邊緣走向核心

經濟飛速發展,科技日新月異,人們對教育的需求也急劇膨脹,學歷教育很難滿足人們的需求,非學歷教育逐步由邊緣走向核心。

1、終身教育的需要

終身教育由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組成。對每一個社會人來說,學歷教育大都集中于個人生活的早期。非學歷教育則貫穿于走向工作后的各個階段,而且與個人的生計緊密相連。

教育應該是人的一生中持續不斷的過程,應該能在每個人需要的任何時候,以最好的方式為其提供必要的知識技能。終身教育不僅強調個人的終身學習,更要求全社會的人都要能夠不斷地、靈活地學習。在傳統的學歷教育觀念下,要推行終身教育,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在時間、空間、精力以及財力上都無法承受,而這一功能只能由非學歷教育來完成,非學歷教育能使受教育者得到靈活、多樣的學習機會,貼切現時的、前端的學習內容,以全面地提升自我素質,更好地融入社會,服務社會。從終身教育的角度看,現代社會的非學歷教育已不再是學歷教育的輔補充教育,而是使社會成員能不斷跟上社會步伐、持續取得個人成就的十分重要的教育。

2、高新技術的需要

隨著高新技術在工作現場的廣泛使用,專業技術崗位的智能結構向深度化、復雜化方向發展,高深的專業技術成為獨立的學習內容。近階段,國際上已出現各種高技術、高水平的國際專業技術資格證書,例如微軟公司的MCP(微軟產品專家證書)、MCSE(微軟系統工程師證書)、MCSD(微軟系統開發專家證書)、網絡設備公司的CCIE(網絡專家證書)等。而如國際注冊會計師證書、GRE、MBA等早已為我國大眾所熟知。近年來,證書教育的重要性充分顯示出來了,而這些證書的獲得都需要非學歷教育來完成。

3、自我實現的需要

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既使學習成為人們生存與發展的基本需要,又為人們終身學習提供了必要條件。學習不只是一種投資,還是一種享受和消費,即學習不只是人力資源開發的過程,更是人的自我實現的過程。在當今社會,提高生活質量逐步成為人們的需求,而生活質量的提高必然要增加人們生活中的文化教育含量,這種趨勢在我國一些地方的非學歷教育中已經有所體現,因此,非學歷教育已成為個體自我實現的需要。

三、發展非學歷教育是構建學習型社會的重要途徑

構建學習型社會已成為21世紀我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目標和方向。非學歷教育作為終身教育體系中的重要一環以及構建學習型社會的主要力量,只有適應構建學習型社會需要,不斷地反思與創新,把握各種非學歷教育的發展機遇,才能在構建學習型社會中有所作為,并在構建學習型社會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的改革與發展。非學歷教育可以通過發展社區教育、成人教育、職業教育和網絡教育等來建設學習型社區、學習型農村、學習型企業和學習型網絡,從而實現學習型社會的建構。

1、發展城市社區教育,構筑學習型社區

社區是社會的基層組織,社區教育是終身教育的基層陣地。社區教育從20世紀80年代在我國產生以來,經歷了一個探索發展過程。在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中,有的地方把社區教育和教育現代化結合起來,并且自覺地用終身教育的思想指導社區教育,使社區教育內涵深化,更具時代特征。學習型社區是指以社區終身教育體系和學習型組織為基礎,能保障和滿足社區成員學習基本權利和終身學習需求,從而促進社會成員素質和生活質量的提高,以及社區可持續發展而創建的一種新型社區。

學習型社會建設是以人為本,以社區教育為手段,以學習型家庭、單位建設為重要的教育,目的在于滿足社區居民需求,提高居民素質。社區應根據區內的人員層次,采取靈活多樣的教育形式,如專家講座、報告,組織觀摩、座談、交流等學習活動。以學習促工作,以學習促發展。樹立以學習為本、終身學習的理念,要勇于實踐,及時總結,善于宣傳,營造出時時學習、處處學習、人人學習的濃厚氛圍。社區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構筑全民終身教育體系,營造學習型社會環境方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學習型社會的建設使社區教育正在逐步成熟。

2、抓好農村成人教育,提高農民素質

“農業興、百業興,農村穩、天下穩,農民富、國家富”,農業問題始終是我國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問題。目前,農業面臨的問題是調整農業結構,推進農業現代化,增加農民收入,解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和再創業等一系列問題。而解決問題的根本是盡快提高農民的素質。通過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加快建設現代農業的步伐,把流動的農業人口負擔轉化為人力資源。

當前我國農村勞動力中小學以下文化程度占38.5%,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占11.7% ,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占0.52% ,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僅占9.1%,農民的文化、技能素質亟待提高。基于此, 2003年10月,中國頒布《2003-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對農民工培訓規劃做出了具體規定。2006年至2010年,對擬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的5000萬名農村勞動力開展引導性培訓,并對其中的3000萬人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同時,對已進入非農產業就業的2億多名農民工開展崗位培訓。由此可見,農村是個市場極大而且潛力巨大的非學歷教育市場,農村成人教育要把握機遇,深入農村與農村整合,使農村成人教育成為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與農村經濟發展的結合點。圍繞這個結合點,根據我國農村勞動力和農村經濟的實際情況,確定新的戰略、制定新的對策,充分發揮自身功能,設計盡可能符合他們需求的教學內容,使他們意識到提高自身素質的重要性,進而提高自身的生活質量,并要鼓勵引導他們不斷學習新的知識以增強自身的素質,為農村人力資源開發、建設學習型農村做出貢獻。

3、推進員工職業教育,創立學習型企業

職業教育是構建學習型社會的重要支柱。職業教育既是與經濟和市場直接聯系的,培養應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就業教育,又是面向不同層次學員和全體社會成員的全民教育。職業教育的產生、發展與理論研究,孕育、培植和豐富了學習型社會的思想理論,職業教育的實踐成為學習型社會中最活躍、最有特色的部分,職業教育為學習型社會提供了新鮮的內容和形式。從某種程度上說,職業教育的發達與否,是學習型社會構建水平的標志。

在學習型社會中,學習型企業普遍存在,發展學習型企業是對現有企業教育制度的一種創新。創建學習型企業旨在通過學習改善個人和組織的行為,使學習的速度大于變化的速度,使員工的工作觀由被動反應型轉變為主動創造型,使個人與組織善于尋找最有效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增強組織和個人的自我成長能力,提升組織的創造力和超越力,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4、創建網絡平臺教育,開辟學習型新渠道

網絡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它對教育的影響也日益擴大。隨著計算機技術、多媒體技術和通信技術的發展,特別是互聯網的出現,給遠程教育提供了進行教學信息傳播的新途徑,彌補了面授教學在教學資源、教學時空等方面的限制,為個性化、自適應的探索式學習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形成了一種開放的、多媒體的、遠距離的優化組合教育模式,滿足了社會對非學歷教育的迫切需求。

相對于傳統的學校課堂教學,網絡教育具有獨特的作用,它使教育資源共享變為現實,為學習者提供個性化學習的條件,有助于實現交互式學習,有利于促進教育社會化和學習社會化。因此,進行網絡教育,創建學習型網絡,是構建學習型社會的又一途徑。

【參考文獻】

[1] 王憲昭:談企業教育中的非學歷教育[J].中國成人教育,1999(2).

[2] 劉瑛:發展終身教育 構建學習型社會[J].中國成人教育,2005(8).

[3] 李云霄:探究如何構建學習型社會[J].河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5(6).

篇10

關鍵詞:財政社會學;當代財政學;發展策略

財政社會學與財政學不同。財政社會學的整體結構注重研究財政與整個社會內部系統間的關系與收支系統內部的聯系。主流財政學家認為,應該將這些不同的關系割裂分開單獨認識,其公共財產交易體制在內部中的視野也就消失了。在這一問題上,國內外很多學者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與此情況不同的是,財政社會學主要研究稅收以及預算制度間的變革,極大程度上推動現代國家的構建以及政治文明的進步,從而使傳統的財政學打破了瓶頸。作為一門內容相較復雜的獨立學科,一直以來都有極大的研究價值,并始終向好的方向發展。

一、財政社會學思想核心

在財政社會學領域內,較有影響力的是長期引領世界學術潮流的學者瓦格納。他認為社會是一個廣義的體系,具體由經濟、政治以及社會三個系統構成。三者之間的關系相符相成,缺一不可。相關研究學者提出,共同體產生于國家之前,因此財政上的需求是共同體上升為國家的必要途徑,因此也使財政成為歷史上各國家的核心議題。財政社會學是分析社會的最好的出發點之一,特別是在新的經濟體制產生的情況下[1]。因此,對財政問題展開進行分析研究也是對整個社會認識全面的最為有效的途徑。在分析問題時,不能將財政問題看作是單一的問題,要從多方面展開思考,將其看作是整個社會的發展問題。

二、財政社會學研究背景下的社會情況

在重要的經濟轉型期,我國必須沿著財政社會學的理論在經濟上尋求突破口。在財政社會學的基礎之上,人民會對國家與社會的定義產生不同方面的理解范疇,從而得出一些更有創建性的結論。從此方面來看,財政學問題對于現代國家來說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整體上提升財務授予預算能力,國家的整體實力將會不斷加強。依據實踐理論,國家整體的權力劃分與制衡均得到了一定的保障。財政社會學本身就十分看重對于國家本身的研究,現代國家產生和整體經濟稅收制度的發展離不開財政社會學的介入。也就是說,財政社會學可將經濟基礎轉變為政治結構,無論從哪一角度出發,財政都代表著我國的總體實力,對財政社會學的研究也將決定國家的特點以及綜合面貌[2]。從財政社會學的核心理論來看,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之下,國家整體的經濟收支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整體的政治結構以及經濟活動方式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我國在此方面的經驗主要來自外國發達國家,針對財政社會學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方向。從整體上來說,財政社會學代表著整個國家的財政發展方向。

三、財政社會學研究價值

從當前我國國情來看,財政上仍有極大的上升空間。對于財政社會學的研究還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對于社會的發展來說,財政社會學的研究成果為各個方面帶來的改觀明顯,整體上可拉動社會經濟水平。許多財政制度也是以財政社會學為依據而制定的。因此,相關部門應加大對這一學科的重視程度。當前,國家正處于經濟的重要轉型階段,經濟財政體制上還面臨著很多方面的不足,這些缺陷需要財政經濟學的介入,從各個方面入手尋求突破口,對不合理的地方及時拿出理論依據進行改革完善[3]。經濟轉型期的社會不能跨越關鍵步驟,社會各個方面也應擔負起應有的責任,不斷改良整體財政情況。可以說,財政社會學的研究價值巨大,對我國全方面平衡發展有著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