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建筑史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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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問題的提出
《中國建筑史》屬建筑學專業理論課程,為檢驗教學質量的重要內容之一。課程內容涵蓋建筑的技藝、文史、藝術諸多方面知識,擁有理論、實踐兩大教學體系。一是作為理論課,使學生系統學習建筑理論,了解和掌握中國建筑歷史發展的脈絡、特點和成就,培養其社會責任、創新意識和人文修養等綜合素質;二是作為實踐課,使學生學習建筑營建技藝,初步掌握本土建筑的類型及其建造方式,具備分析、評價、借鑒我國傳統建筑典型實例構造方式和創作思想的實際能力,進而提升其建筑設計和實際動手水平。當下,隨著建筑行業與學科專業的發展,各高校的辦學方針、培養目標、教學模式、質量評估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尤其需要開展注重能力培養的課程教學改革,培養學生正確地、創造性地應用理論知識解決具體實際問題的能力[1]。顯然,傳統的中國建筑史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效果大多難以達到課程所制定的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目標與要求。鑒于此,“教育觀的一個重要轉變,就是由重知識走向重能力”[2],課程賦能教學改革也勢在必行。
2“多維賦能”的課程教學改革與實踐
2.1“多維賦能”教學模式
地方高校應用型人才培養,就是要使學生“獲得發展自身、奉獻社會、造福人民的能力”[3];堅持知行合一、學以致用。所謂教學“賦能”,意即培養能力。就建筑學人才培養來說,即要著力賦予學生活學活用建筑史論,具備高階思維、綜合應用、動手操作、創新創造、適應社會等能力,踐行“德育為先、能力為重、全面發展”[3]的現代教育理念。《中國建筑史》教學“多維賦能”何以可能?改革實際探索表明:在教學目標賦能、教學內容賦能、教學方法賦能、教學實踐賦能、教學評價賦能等方面均可有所作為,并收到預期成效。
2.2“多維賦能”教學改革與實踐
2.2.1教學目標賦能《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指出:要“堅持能力為重。優化知識結構、豐富社會實踐、強化能力培養。”2018版《全國高等學校建筑學專業教育評估文件》也明確了建筑學專業建筑史本科教育必須達到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掌握中外建筑歷史發展的過程與基本史實,熟悉各個歷史時期建筑的發展狀態、特點和風格的成因,熟悉當代主要建筑理論及代表人物與作品;另一方面熟悉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和既存建筑利用的重要性與基本原則,能夠進行建筑的調查、測繪以及初步的保護或改造設計。課程改革立足應用型人才的能力培養,多維賦能在目標定位上下功夫,使建筑學應用型本科人才能力培養達到預定的畢業要求。2.2.2教學內容賦能中國建筑史課程的教學內容分為必修和選修兩個部分。內容賦能通過專題化教學來承擔,以此加強學科專業關聯性、提升教學計劃靈活性、適應教學目標多樣性,擴大教學資源開放性[4],達到多維賦能的效率要求。教學內容分如下5個階段:第一階段:砥礪前行——中國建筑史序言。從建筑史代表性作品,到建筑、建筑學發展過程及其演變規律,綜述厚重的中國建筑歷史,進而汲取前人經驗,激發學生的好奇心、求知欲、責任感;開啟活學活用建筑史論至建筑設計的能動意識。第二階段:中國傳統建筑的理念、特征、演變、成就以及知識的表達。分為上棟下宇——中國古代建筑特征、源廣流長——古代建筑發展概況、天人合一——建筑意匠3個專題。采用先線上預習,后線下講授和研討的教學方法。課后要求學生梳理、拓展所學知識,繪制知識點譜系圖表,學習知識的整體架構、相互聯系以及邏輯結構圖文表達。第三階段:中國傳統建筑與文化的實例與價值。分為匠人營國、鄉土中國、廟堂高遠、華夏瑰寶、咫尺山林5個專題。內涵認知與體驗、分析與解碼、轉譯與思辨,并聯系實際安排學生對古城紹興等地的系列古建筑開展調查,提高學生對傳統建筑與文化的價值認知度。第四階段:中國傳統建筑的本土營造技藝的解讀與體驗。古建“文法”——宋、清建筑做法專題,在史論講授、研討的基礎上安排學生搭建若干典型古建模型的實踐環節,學生撰寫小論文,并交流、分享實際動手操作成果與心得體會。第五階段:近代中國建筑形式和建筑思潮的傳承、革新以及本土重構。對近代中國“西風東漸”建筑思潮開展課前線上導讀和課堂討論,探究中國傳統建筑理念及其營造技藝以及中西方理念融合的當代價值和創新應用。課后布置建筑小設計作業,將古建思想和技藝在當代建筑的創新應用作為成績的核心評價指標,最后完成分享、討論、評價學生設計作品,同步師生教學反思。在以上教學內容設計中,引入現場考察、制作、設計;文獻檢索、論文寫作、圖文表達等環節,把更多的賦能訓練融入到課程教學中,完成理論聯系實際并向提升應用能力和實踐能力轉化。與此同時,教學還自然融入課程思政元素進行德育賦能,突出思想引領和價值功能,探索立德與樹人、育人與立才相統一的教育實踐路徑[5]。教學融入央視欄目國家寶藏中的“樣式雷”視頻,探討“工匠精神”;融入梁思成、林徽因發現唐代佛光寺的過程,探討“家國情懷”;尤其是在實踐訓練的過程中,讓學生走進古村、古街、古鎮,自覺成為傳統建筑與文化的保護者、傳承者、創新者。2.2.3教學方法賦能課程主要采用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模式,契合應用型人才培養的需求,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以培養學生應用能力、自主學習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為基本取向開展教學方法改革[6]。依托超星學習通平臺①,整合了線上+線下的教學資源,改變單一史論教學模式和傳統作業形式,融入歷史街區的保護與改造、美麗鄉村建設與鄉村振興等實際案例講授,同時強化建筑實地調研、古建模型制作、地域建筑設計等實踐環節,理論聯系實際,有效賦予學生高階思維、綜合應用、動手操作、創新創造、適應社會的實踐應用能力。就教學方法賦能而言,改革實踐別注重運用以下幾個方法的實際運用,培養應用型創新創造人才:一是自主學習法,在教師引導下,通過學生線上線下自主查詢資料、選擇學習內容、整合信息資源、研討交流,提升專業高階思維能力;二是團隊合作法,學生自行選擇成員組建實踐團隊,以團隊合作形式進行相關建筑的考察調研、研討交流、設計制作、成果展示,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精神、創新創造思維、項目集體攻關能力;三是任務驅動法,任務驅動除了增加課堂教學實踐環節以外,還課內課外聯動,借助第二課堂有效補充,鼓勵學生參加各類競賽、比賽,開展理論、實踐、創新一體化運作,提高學生理論聯系實際和綜合應用、實踐創新的能力(圖1)。2.2.4教學評價賦能應用型地方高校的教學評價賦能,需要轉變觀念、勇于創新。不以卷面考試成績作為評價學生的唯一標準,把教學實踐環節以及學生的實際能力納入評價范圍。改進結果評價、強化過程評價、健全綜合評價,積極探索對學生自身能力縱向進步與發展的增值評價[7]。改革教學評價中加強賦能,則十分有利于提升專業學習效果和能力培養水平。首先,個性化多元評價賦能。為助力應用型人才培養,開展地域特色的建筑設計實踐教學環節,從選題的創新性、理論知識轉化應用、繪圖質量、語言表達、視頻效果等方面,對學生建筑設計能力進行評價考核。基于學生自我發展諸多個性差異,個性化多元評價賦能是在教學評價中一一對應,幫助學生發現興趣、挖掘潛力、發展特長、大膽創新。其次,全過程縱向評價賦能。教學的全過程是在課內課外、線上線下進行的,具有生成性和發展性,學生求知的日常性、訓練的自律性、成長的動態性,其本身蘊含著各種能力的生長,這就需要對其全過程縱向評價賦能,在線自主學習指導、課內外能力實訓、地域傳統元素批判、設計創新思維形成等方面均可有所作為。再次,開放式激勵評價賦能。激勵評價是一門藝術,特別需要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師生與領導之間開放式互動。激勵評價賦能展示的正能量,強調“以德為先、能力為重、全面發展,堅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知行合一”[8];而開放式相互激勵評價,可創設出學生的能力感和自信感,進而形成“比學趕幫超”的良好學習氛圍。
3實際成效與問題反思
篇2
鋼結構建筑是一種新型的建筑產業體系,其融合了建筑、鋼鐵冶金業以及目前炙手可熱的房地產業。鋼結構建筑不僅解決了鋼鐵業的產品渠道問題,也提升了建筑業的科技含量,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建筑業的能耗和污染難題,此外,鋼結構建筑為房地產業注入了新的血液。在2l世紀,鋼結構建筑作為綠色建筑、低碳建筑成為建筑業關注的焦點。
一、鋼結構建筑的發展現狀
鋼結構建筑在歐美市場已有了幾十年的歷史,并以其自身的優勢得到了普遍應用。據調查,全世界101棟超高層建筑中,純鋼結構的有59棟,達半數以上。同時,國外60%以上的高檔住宅也都采用了鋼結構。國外有專家認為,鋼結構建筑能保護環境、節約能源。是21世紀房地產產品的黑馬。
在我國,鋼結構建筑的發展和應用滯后于國外。由于鋼結構建筑的成本比之混凝土結構的建筑稍高,我國鋼結構的使用還主要是高層建筑、公共建筑等大型建筑,鋼結構住宅目前還比較少。鋼結構住宅在發達國家占到住宅總量的65%-70%,而在我國這一比例還不足5%。但隨著近年來經濟的發展,質量、品質成為人們消費的亮點。對于鋼結構建筑的市場需求也在逐步提升。據相關業內人士指出,由于鋼結構建筑優點突出,與美日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建筑結構中使用鋼結構的比例仍有6倍提升空間,預計未來5年鋼結構產量復合增速在15%以上。
從短期來看,鋼結構建筑的行業需求主要為新建廠房、體育場館、歌劇院等公共建筑。這些公共建筑不受地產調控影響,且地產調控使鋼價穩中有降。這就使得鋼結構公司可能在成本端受益,更促進了鋼結構建筑的發展。2010上海世博會吸引了國內外人士的眼球,在這個占地5.28平方公里的園區內場館使用鋼結構的建筑比例高達80%,無疑是鋼結構建筑發展的錦上添花之作,也印證了鋼結構的歷史舞臺已經鋪開。
二、鋼結構建筑的特點
節能環保是鋼結構建筑的主要特點,符合21世紀的生活理念與方式
隨著低碳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建筑行業也刮起了節能減排的低碳旋風。從材料上來說。越來越提倡綠色節能環保的裝修材料;從房屋結構上來說,大家越來越青睞輕鋼結構和木結構;而從節能減排的角度說,越來越多的人把節能和環保放在首位。
篇3
[關鍵詞]中國 建筑 設計 動勢
當下,隨著我國建筑文化事業的快速發展,一些國外的建筑師不斷積極參與到我國的建筑業的競爭中來,而且其建筑設計作品每每得以在中國中標。不能否認,“狼來了”固然是一種威壓,給人一種焦慮,但是也有它好的一面,這一方面使得國人面對具有國際水準的設計方案張開了視野、尋到了靈感,另一方面由于受到西方霸權文化的撞擊和擠壓,使得大量的中國本土設計師深感被邊緣化了,喪失了應有的話語權,大有一種落寞之感,以此反思自我。當然也有其雄強者不以為然,力挺“西風”,以民族尊嚴為基準、以理性明判為本位、以本土適應為導向,敢于站出來以表達自己的高見,相當一部分的設計師、學者以及關心中國現代建筑發展的民眾“對這些方案頗為不滿,認為它們不能反映中國特色,與中國實際不符”,故須理性對之。
一個時期以來,當遭遇多年的西風東漸之侵蝕后的大師與學人們,在經歷了一段效仿外人風氣之后,開始有了反思的需求和能力。因此,對之意氣風發,激揚文字,極力倡導著“結合文脈,反映地域特色”或“歷史內涵”。然而,再聯系眼下的投標與中標的情況,在中標方案中,除了“氣派現代”作為一個邊際走時外,其他則顯其跳蕩脫羈狀,成為最新一代域外圈落里的本土尤物或異變為裸的異國變種。沒了中國意識還不關緊,而失卻民族身份則應醒思。因脫胎換骨過于急切地忘記了自己的基因所在,行嗎?在這些建筑設計作品里,很少看不到些民族氣,在這些建筑所處的區域中沒法與中國的歷史發生聯系,更不要說其地方特色了。在近二十年來,因國門的大加開放,西方的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以及國際主義的建筑風格無情而多情地侵襲著祖國的大地廣廈,再造了一片中國都市現代化的“西洋面貌”。應該明白,中國是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大國,豈具有的歷史傳統,有弊也有利,明暗互現,我們現應以一種揚棄的態度來對待自己的民族歷史,弊端理應避之,而優良的一面則須發揚光大、遷延后世。因而說,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應與西方有所不同,這絕非是對被同化恐懼心態的作祟,也非獨標自我、妄自尊大的多情化做秀,而是因明乎其理:“建立在對傳統文化的揚棄的基礎之上,既丟棄又保留,那些優秀的美好的傳統理應留守下來,此是對民族文化的尊崇、也對美學文化的熱愛。而決不能為了所謂的現代化,把孩子和水一概拋棄,最終使得我們的建筑之廈、亦即現代化建筑地建立在對傳統建筑徹底背叛基礎上的一片廢墟之上。回觀歷史,80年代以來,在那些發展中全新推出的城市里,除了深圳等個別城市以外,而大量的中國的新城市則是通過拆舊建新所建起來的,也正因為如此,一大批的具有相當歷史價值的有地域特色的建筑被摧毀。”中國的現代化建筑是以毀滅文脈、毀滅地域特色為最后的代價。我們可以在西方的現代建筑中發現,像西方的羅馬、巴黎等城市,整個城貌在基本“保守”著那傳統建筑特色和骨架,民族的根脈成為他們顯示自尊和美德的重要依據和法則。中國則與西方對待歷史遺留的態度截然不同:即便像日本也十分注重對歷史的保護,使之傳統建筑與現代建筑互不干擾,并且善于將現代建筑深深融入傳統血脈中,這是國人比之令人羞愧不已的。
在對待本民族建筑事業的發展上,我們可以發現,中國與法國似乎在某些方面倒是接近的。比如說面對直接由國外建筑師設計的現代建筑時,如顯得極端自信的法國人那樣,中國人的心態也是那般的自信。有趣的是,法國境內的相當的知名建筑設計的完成是由境外設計師的功勞,而對于生性高傲的法國人來說又不能不由此引起陣陣騷動。當年,巴黎盧浮宮的擴建工程當由貝律銘主持設計時,對于這種金字塔式的入口設計方案多少巴黎人是極力反對的。其運用了古典比倒與傳統暗合的設計手法,頗出效果,其最終接受了時代的檢驗并得到各界的高度評價,現今看來,竟成為20世紀一個了不起的設計作品,法國人不是接受了嗎?在具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這一點上。中國與法國是一樣的。他們都對自己傳統文化抱自豪的心態,國內產生這種抵制國際潮流的情緒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篇4
關鍵詞:建筑工程;施工技術;現場施工管理
中圖分類號:TU198文獻標識碼: A
引言
工程項目施工現場管理是一項涉及技術、經濟、質量、進度、安全等各項管理的綜合管理活動,是工程項目管理的重要內容。能否做好現場管理關系到項目是否能按時完工、是否能夠盈利、質量是否達標、安全是否得到保障,因此做好施工現場管理是至關重要的。而且在企業的競爭中,做好了施工現場管理能為企業帶來更大的利潤,為企業提高競爭力提供了保障。在我國這種以建筑業為主要的國民經濟產業中,做好施工現場管理尤為重要。
一、施工現場管理的重要性
良好的施工現場管理是建筑界發展的必要趨勢,同時也是實現現代化生產的需要。在建筑行業的發展當中,建筑可持續發展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建筑企業所接受,而要貫徹可持續發展的方針,就必須要有良好的施工現場管理。建筑可持續發展是要求在保證工程質量、安全的前提下,用盡可能少的材料及工期對工程項目進行施工,而做好施工現場管理正好可以保證工程質量、安全、縮短工期、減少用材。在現代化生產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新工藝、新技術、新設備運用到高層、超高層、復雜的建筑設計當中,在這樣的一種趨勢下,工程施工的現場管理必須要同步跟上,保證用科學規范的、標準化的管理方法進行管理,使其能夠適應現代化生產的需要。
二、建筑施工現場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分析
1、施工人員管理不到位
建筑施工從設計到施工參與的工作人員數量較多,再加上建筑施工具有周期長、投入大的特點,因此參與的人員和勞動力數量一般很大,這也帶來了對施工現場人員灌流的難度,首先,建筑工程施工人員素質普遍偏低,缺乏專業素質,常常會出現施工人員違反操作規定而造成質量缺陷的問題,施工不當造成的安全事故頻發,給現場施工埋下了安全隱患。因此,在施工現場管理中,施工人員的管理問題一直是其最突出也是最難的問題。
2、現場物料管理不嚴格
建筑施工中所需的建筑材料是工程施工的基礎條件,在建筑工程的生產成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建筑工程施工中所用到的施工材料種類繁多、規格不一、性能各異。材料的保管問題和施工現場的設備管理都存在安全隱患,問題比較突出。進而影響施工進度和施工質量。此外,不注重對施工現場設備的管理和養護,導致設備老化現象嚴重,也會埋下施工隱患。
3、施工安全管理問題較為突出
安全施工對于建筑施工企業來說,不但影響著施工人員的生命健康安全,影響著工程進度,更決定著企業形象的好壞。建筑施工中建筑項目具有流動性、生產環境復雜、生產時間長、變化因素多等一般性特點,建筑工程的安全會影響施工人員或者是使用該建筑的人員的生命以及財產安全。建筑工程的安全甚至還會更進一步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性,所以建筑工程的安全生產具有重要的意義。在進行施工的時候,一些工作人員安全帽的佩戴不正確,甚至還有的工作人員沒有佩戴安全帽;在高層建筑施工現場,基礎開挖深度深,對相當深度范圍內的地基土要進行處理,如果支護方式對選擇不當會造成重大的生產財產損失,如滑坡對周邊原有建筑的影響,對施工人員的人生安全帶來嚴重威脅;施工現場的警示牌、安全警示標語的管理也比較馬虎;在施工現場的用電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很容易發生漏電事故。
4、追求施工進度,忽略經濟效益
在很多施工方看來,能夠如期完工是最重要的,因此只重視施工進度管理,忽視了安全、質量、成本的管理。在現場管理中,很多施工方一味的追求施工進度,并沒有將施工進度與經濟效益有效的結合起來,爭取做到經濟效益與施工進度并重,因此可能造成了項目的虧損,為了彌補這些虧損,最終運用不合理的,不正當的行為進行彌補。
三、優化施工現場管理的措施
1、加強施工現場管理教育
加強對施工現場作業人員的管理教育,強調施工現場管理的重要性,明確施工現場管理的目的。施工現場所取得的績效與現場作業人員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將工期最短、成本最低、質量最優與作業人員能夠得到的報酬掛鉤,提高現場作業人員的積極性。不定期的對施工隊伍進行考核,將施工現場管理的觀念深入到每位作業人員的心中。
2、加強安全教育,提高安全意識
安全生產是健全和諧社會,以人為本方針的體現,安全生產管理要貫穿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的方針。加強安全教育,提高現場作業人員的安全意識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讓每個作業人員明白生命財產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是高于一切的。施工方、建設方及監理方要隨時將安全管理實施到日常的每個工作細節當中,讓安全管理深入人心,排除安全隱患,做好安全檢查。
3、創新管理模式
隨著新工藝、新技術、新設備被不斷運用到工程建設中,施工現場的管理模式也要不斷創新,要使之符合現代化建設的特點。用機器加工代替手工作業及減少勞動強度來改革施工工藝;對于門窗及各種大面積使用的材料采用工廠化生產提高工作效力;必要的時候設置混凝土攪拌站,或者購用商品混凝土。運用新的管理模式,使得能夠適應現代化生產模式。
4、加強人員、材料、機械的管理
現場管理的實質就是對現場施工的人員、材料、機械進行有效的管理。在人員上提高作業人員的基本素質,滿足班組間的協調配合;對于施工現場的材料要做好購置及使用登記,用多少取多少,做到不浪費;對于施工機械要做好進出場安排、使用中的機械要安置好位置,減少施工過程中不必要的麻煩。
5、加強現場施工技術管理
5.1 建立完善的技術管理體系
根據現場施工的特點,安排施工管理能力強、工作責任心強、專業技術水平高、施工經驗豐富的人員組建技術管理體系,重點解決施工過程中遇到的技術難點和問題,并嚴格控制施工質量。在各分項工程開工前,按照既定施工方案向施工班組進行技術交底,再通過精心組織施工使施工順利進行。
5.2 建立并健全現場施工技術管理制度
5.2.1 建立現場施工檢查監督制度。按照相應的標準、規范、實施措施來對施工現場的安全進行監督、檢查,尤其要針對相應的危險源進行深入檢查,在發現問題和隱患后要第一時間進行整改。安排專門的安全員對工程建設過程進行巡檢,確保整個施工現場的管理制度正常執行。定期針對各個重要施工部分進行專項檢查,并且制定嚴格的考核措施。
5.2.2 建立現場施工技術檔案制度。技術檔案資料是工程建設單位、施工單位、設計單位等幾個部分所必須要用到的專業性資料,施工單位在對這部分資料進行移交的過程中,要確保資料本身的完整性、精確性,最終由建設單位來進行資料保存,這部分資料能夠為未來的建筑擴建、維修、改造等提供精確的數據。
5.3 加強進度管理,確保工程預期交付
5.3.1 檢查施工組織方案的實施。檢查施工隊落實施工組織方案的人員、機具情況,糾正錯誤和不合適的安排和做法;檢查原材料、半成品的進場情況,發現問題及時督促解決。
5.3.2 及時做好協調工作。一是積極排除故障,解決影響施工的停水停電事件;二是與工地周邊聯系,解決施工中各種糾紛;三是提醒施工人員,注意各種管道、配電線路的位置和走向;四是督促班組分工協作,按要求施工,確保按期交工。
5.4 注重建筑工地現場深基坑、基樁、灌注樁等施工技術
建筑工程中的深基坑支護施工技術,能夠全面的保護建筑地基的穩定性,一般采用土釘墻支護深基坑的施工,土釘墻是由天然土體通過土釘就地加固并和噴射混凝土面板相結合而成,從而形成一個類似重力擋土墻,從而依靠該種重力抵抗墻后土的壓力。土釘和土體形成復合體,同時提高了邊坡的整體穩定能力以及承載能力。在現場施工中基樁的種類較多,但都是為了全面的提升整個工程的堅固性。當地基上部軟弱而下部太深時要采用深埋基樁的情況,如果軟土層較厚,還要將基樁進行沉降,滿足地籍的承載力和變形要求。
灌注樁的施工技術一般都是采用錘擊震動或者震動沖擊等方式開展,杜絕軟土層對地基的危害,因此灌注樁在提升地基穩定性中具有更加針對性,對于灌注樁的混凝土澆筑要設置鋼筋槽籠進行地基的穩定,進而提升整個工程的質量。
7、加強質量管理
在質量管理是施工現場技術管理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質量管理的基礎上對施工過程中的對施工質量造成影響的相關因素進行管理與控制。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不斷優化管理機制,并對施工現場的監督措施及檢驗評價標準,以加強對施工質量的監管,從而保證建筑工程的施工質量。
結束語
施工現場管理是項目管理的主要內容,良好的施工現場管理是建筑企業獲得更大利潤的主要途徑,同時也是提高企業競爭力的必要舉措。建立最具優勢核心競爭力的施工現場管理機制,既保證著施工的效益和質量,也維護著建筑施工企業發展的命脈。不管是對于項目本身,還是為了企業的長遠發展考慮,制定一套科學合理、規范標準化的現場管理辦法都是必須的。
參考文獻
[1]邱培森.建筑電氣施工中的質量控制與防治措施[J].科技創新導報,2010,1(1):49.
篇5
1、房屋滲漏的原因分析
1.1 屋面
1.1.1 山墻和女兒墻泛水部位的滲漏應在屋面對應室內的滲水位置查看,很容易找到山墻、女兒墻與鋼筋混凝土屋面板連接泛水部位的裂縫。該裂縫與屋面平行,其滲水原因主要有2個:一是材料方面。由于這2種材料的溫度線膨脹系數不同(磚砌體的溫度線膨脹系數與混凝土的溫度線膨脹系數二者相差將近一倍),在相同的溫度下,使磚砌體和混凝土的變形值不同,而在其連接部位就產生裂縫。但在處理滲漏時,常常發現施工并沒按要求進行。比如。在山墻、女兒墻連接處的防水層沒有做成圓弧形,有的防水層在連接處沒有做到位,有的填嵌不嚴密不牢固,形成裂縫滲水的多發部位。
1.1.2 屋面天溝和檐溝和落水口的滲漏在現場察看時,經常發現屋而天溝檐溝的縱向坡度太小,有的甚至有倒坡現象,有的落水口高于溝面,這就使屋面天溝、檐溝排水不暢或積水,因而產生滲水。另外,施工時落水口的短管沒有緊貼基層,落水口沒有采用密封材料封口,做防水層時又增設附加層,這些都會造成滲水。
1.1.3 變形縫的滲漏最常見發生滲水的是采用鐵皮頂蓋的變形縫,原因是有的鍍鋅鐵皮頂蓋未能按流水方向搭接或接口未加焊,也有少數變形縫滲水是防水層卷材未斷開被拉裂,有的是變形縫未加干鋪卷材封蓋或加了而未達到規定要求,有的是未做附加層等原因而產生滲水。
1.1.4 穿過屋面管道的滲漏穿過屋面管道的滲水經常出現在衛生間排氣管、保溫層排氣管和廚衛間的排煙道。也有的是基層還沒處理好就做防水層及其他構造層,造成構造層與管壁連接處發生裂縫,形成雨水滲漏通道
1.1.5 屋面板滲漏屋面板滲水原因查找較為困難,往往是在維修時挖開了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屋面板滲漏有由于結構裂縫、結構體不密實、防水材料失效等原因所造成。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多數原因是由于屋面防水層與保溫層關系沒有處理好而產生。
1.2 洗手間洗手間滲水主要是施工與材料的原因,或衛生器具排水口與排水管連接的質量問題造成的。
如:大小便器、地漏下水管、上水開關、水龍頭等,排水立管未預埋防水套管,‘毛坯’洗手間在裝修時鉆洞損壞暗埋管,使用的塑料或鋁塑復合管質量差等。
1.3 外墻外墻貼磚。特別是在空心磚外墻貼磚而忽略底層抹灰,或外墻鋁合金窗與墻接口處出現滲水。
2、防治措施
從上述滲漏的現象及其原因分析的情況看,滲漏涉及到材料、設計、施工和管理等各個環節。所以要防治,必須是全過程的綜合防治。
2.1 屋面滲漏的防治
2.1.1 加強屋面構造層施工質量管理屋面構造施工時必須按工序分層分項進行檢查和驗收,做好檢查驗收的記錄并整理歸檔。要改變以往靠班組自檢的做法,在分項驗收中應有監理工程師、施工單位技術負責人參加驗收并簽證。 2.1.2 山墻和女兒墻滲漏對于山墻、女兒墻部位的滲漏,建議設計在結構上加強屋面與山墻、女兒墻的拉結增加拉結鋼筋。
2.1.3 天溝和檐溝及變形縫等滲漏滲漏原因雖各有不同,但也有共同之處,如坡度太小,收口處不密實而產生滲水。所以建議在天溝、檐溝、變形縫的施工時適當增大其坡度(>2%),在做防水層時都應增設附加層,并采用密封材料嵌填收口處。
2.1.4 屋面穿管漏水除了按要求做出圓弧和高臺外,也應先進行放水檢查,再做防水層,注意做好泛水。
綜上所述,對于鋼筋混凝土屋面來說,防止滲漏,主要應注意混凝土的振搗應密實。其次,施工過程中應防止出現施工縫。監理工程師和施工單位應共同進行1次漏水檢查,如發現滲漏水,必須查清位置,處理合格并簽證后,才能進行屋面抹面和防水層施工,以便形成一道結構防水層。
2.2 洗手間管道和地面滲漏的防治首先要把好備品、備件關。即在施工中加強檢查樣品。為防止地漏管道和大便器滲漏水,下水管穿過樓板的封堵,應作為一道工序檢查簽證,合格后才允許進行地面施工。對于蹲式下臥安裝的大便器,除檢查下水管封堵外。尚需通過試水,檢查結構是否漏水。一定要在結構和封管處不出現滲漏水時,才允許安裝蹲式大便器,這樣即使大便器破碎或接口處滲水,也不至于滲入樓下
2.3 外墻滲漏的防治對于外墻施工中留下的孔洞、框架填充墻的頂部、空心磚外墻的豎縫,首先需進行堵洞和勾縫,并作為一道工序來檢查驗收,驗收合格后才予以抹灰。墻面抹灰分為兩道:第1道采用1:3水泥砂漿,第2道采用1:2的水泥砂漿(均用細砂作集料)。2道抹灰的間隔時間為2-3d,間隔時間過短,基層砂漿尚未收縮,會影響效果。為使窗洞縫隙水不滲到墻體或室內,應在安裝鋁合金窗框前,在窗臺及窗洞兩側抹一道1:2.5厚度為20mm的水泥防水砂漿,并向外找坡,經監理檢查簽證后,再安裝窗框。
3、結束語
篇6
一、徽州文化的界定
要研究徽州文化,首先就要有對徽州文化較為清晰的界定。對此,可以說,學術界至今沒有統一的、明確論及的界說。據筆者的理解,所謂徽州文化即是指發生與存在于歷史上徽州的以及由此發生輻射、影響于外的典型封建文化。如此定義,至少包含以下四個方面的限定:
其一,我們說的徽州文化是指歷史上徽州區劃范圍內的文化。其地理區域范圍包括當年徽州府轄的6個縣,即歙縣、休寧、黟縣、祁門、績溪和婺源。
其二,徽州的歷史至少有五、六千年,其文化當然可歸為廣義的大徽州文化的范圍。但嚴格和典型意義上所說的徽州文化概念,主要還是指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設了徽州府后才全面崛起,在明清時達到鼎盛的文化,但這一文化與其早期發展及后期演變都有內在關聯。
其三,徽州文化不能僅僅指在徽州本土上存在的文化,亦還包括由徽州而發生,由本籍包括寄籍、僑居外地的徽州人而創造從而輻射于外、影響于外的文化,這其中的關鍵是要有對徽州的強烈認同。如朱熹,盡管他在福建,主要活動也在福建,但他祖籍在徽州,朱熹本人對徽州強烈認同,從來號稱“新安朱熹”等;同時,徽州人也更是強烈地認同朱子,視朱熹為徽州人的驕傲,在思想意識、觀念、道德、倫理、社會行為及活動的諸多方面都自覺不自覺地深受朱子思想的影響,故朱子的思想、學術活動等亦可作為徽州文化的內容。
其四,這里所說的“文化”應是取其廣義的概念,不僅指學術理論、文化藝術,還包括商業經營、宗法倫理、精神信仰、風俗民情、文獻著作、社會經濟、土地制度、歷史人物等等。
如此界定的徽州文化概念,實際是將徽州歷史文化作為一個獨立的、多元的、系列的整體,既有顯明的地理空間和時間流程上的限定性,又有內容實質上的限定性,以及由此限定而內在包括的對自身限定的一體化超越,決定了徽學研究的對象。由此,筆者不會同意有人將徽學(或稱之為“徽州學”)的研究對象僅僅限定為“是研究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在徽州這個封閉、落后、貧困的山區出現的一種具有豐富性、輝煌性、獨特性、典型性、全國性五大特點的徽州文化產生、繁榮、衰落的規律的學問。”(注:趙華富:《論徽州學的研究對象和意義》,載張脈賢、劉伯山等編:《徽學研究論文集(一)》,1994年10月。)將宋之前及以后的徽州文化斷然地割除在徽學研究之外,這里且不論其界定的內容是否準確,僅其忘記了徽州文化當有其來源即產生的歷史條件基礎及以后的演變來說,就應是不夠完整的。歷史當是不能簡單、武斷地人為分割而將分割后的片斷獨立純化成塊的。南宋至清末的徽州文化應是徽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或重點內容而不應是唯一內容。
實際上,徽州文化只是徽州歷史文化發展的一個階段。徽州早期的土著人是越人,最早的文化形態是筆者稱之為的早期江南越文化,其時限當是從遠古至春秋戰國,其時,徽州歷史文化尚未從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母體中分離出來以走獨具品格發展的道路。其后是山越文化,其時限為從戰國中后期至三國,這時的徽州社會與文化已開始從中華民族母體的社會文化發展中分離出來,但卻是走著一條停滯發展甚或出現倒退的道路,越人“入山為民”,以成山越,“依山阻險,不納王租”,生產方式上“刀耕火種”,生活習俗上,“志勇好斗”,烙有很深的半原始叢林社會與文化的痕跡,以至于有人稱這一時期是徽州歷史上的“黑暗”時期。(注: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頁。)東漢末年至南宋的長達一千多年的時期是筆者稱之為新安文化階段(晉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徽州設新安郡,故稱),徽州的社會與文化的發展,在這一時期,由于北方諸多土家大族的移民而帶來在人口、經濟、文化上的沖擊、碰撞及最后的整合,得到長足進步和快速遞進,封建化進程得到實現,至南宋時,越人已與遷居而來的北方漢人融合,徽州人已經是十分成熟的“封建人”;徽州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經突出,由徽州本土向外的徽州歷史上第二次移民——負移民的過程已經開始,它主要是通過科舉和經商兩條道路實現;徽州重儒、重文、重教的風氣已經形成,“黃巢之亂,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興則名臣輩出。”(注:淳熙羅愿:《新安志》卷一。)“新安自南遷后,人物之多,文學之盛,稱于天下。當其時,自井邑、田野以至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故四方謂‘東南鄒魯’。”(注:趙@①:《商山書院田記》。)并且也正是此時期,徽州已是作為了“程朱闕里”,是程朱理學的發祥地,(注:見拙作:《程朱理學淵源考》,《探索與爭鳴》,2000年第3期。)而程朱理學特別是朱子之學恰是徽州文化的理性內核。所以說,我們不能割斷地研究徽州文化,徽州文化只是徽州歷史文化發展長河中的一個階段,它直接孕育和發展于新安文化,后者是前者的基本來源。(注:關于徽州社會與文化發展的歷史分期,可參見拙作:《崛起的徽州文化學——關于文化學研究的一點意見》,《徽州社會科學》,1989年第1期。)
二、徽州文化的基本內容
徽州文化在南宋崛起后,經元時的發展,至明清,其發展已達到充分化。體系完整,內容深刻,特點鮮明,其輝煌性、豐富性,至少是表現在:
其一,南宋以后,徽州人幾乎是在文化的所有領域都有突出的貢獻,在文化的許多方面都有深刻的創造與發展,以至形成了各自有著自己風格與特點的流派。如商業經營上有著名的徽商(后文再述)。哲學上有新安理學,亦即朱子之學,其開山祖即朱熹本人,主要代表人物還有婺源的程洵、休寧的程永奇、汪莘及程大昌等,淵遠流長,特別是“在明清,朱子之學行天下,而講之熟、說之詳、守之固,則惟推新安之士為然。”(注:道光《休寧縣志》。)考據學上有徽派樸學亦即江戴樸學(江即江永,婺源人;戴即戴震,屯溪人),它作為乾嘉學派中的皖派,影響極大,清江藩評價說:“三惠之學興于吳,江永、戴震繼起于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注:清江藩:《漢學師承記》。)繪畫上有新安畫派,歙縣江韜(即漸江)被認為是其祖師,近代有歙人黃賓虹等。據有人統計,從明朝萬歷年間到清乾隆間的不到200年時間里,徽州共出屬新安畫派的大畫家60多人,其中的名家、大家的水平,按黃賓虹的評定,當“均在江浙之上”,可想影響之大。(注:李明回:《談新安畫派》,《安徽文博》,第4期。)篆刻上有徽派篆刻,它興盛于明清,著名代表人有何震、黃士陵等。據馮承輝編纂的《印識》記,僅明代一代,全國有篆刻家190余人,其中僅徽州的歙縣、休寧兩地就占35人,清代更多。(注:鄭清土:《何震和徽派篆刻》,《徽州學叢刊》創刊號。)刻書上有徽派刻書,它始于南宋,興于明清,在我國雕版印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明清“時人有刻,必求歙工”,(注:嘉靖《徽州府志》。)徽刻儼然
與常(州)刻、蘇(州)刻齊名為當時全國三大刻。版畫上有徽派版畫,它在中國美術史上獨樹一幟。明代萬歷年間有“無劇不圖”,“刻圖必然求歙工,歙工首推黃氏”之說。據統計,從明代萬歷到清初的100多年時間里,僅歙縣虬村一村黃姓以版畫為業者就達100多人。(注:周蕪:《徽派版畫史論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戲曲上有徽劇,它是京劇的前身,清乾隆年間,曾出現“四大徽班進京”,名噪一時。到了道光年間,北京則是“戲莊演劇必徽班”。(注:道光《夢華瑣簿》。)建筑上有徽派建筑,為中國建筑史上一絕。醫學上,有極負盛名的新安醫學,為我國醫學學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統計,從東晉到清末,徽州僅有史料可查的名醫就有668人,有225人撰寫了461部醫著,其中明清兩代有名醫605人,有245人撰寫445部醫著,在中國醫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注:李濟仁、胡劍北:《新安名醫志》,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棋藝上,新安圍棋自古至今就高手輩出,明清時圍棋界的新安派被譽為是與“永嘉派”和“京師派”齊名的三大派之一,其中歙縣人程汝亮是被王世貞在《弈旨》一書中列四個“明代第一品”的第一人;而歙縣人程蘭如則被稱為是與范西屏、施定庵、梁魏今齊名的盛清四大國手;(注:吳小汀:《明清時期圍棋“新安派”初探》,《徽學通訊》總第17、18期。)近代以后則有著名國手歙縣人過惕生、過旭初兄弟倆。徽州的傳統工藝更是蜚名于外,涉及各個領域。文房四寶藝術,徽州占有兩寶,即徽墨、歙硯,元之前還包括澄心堂紙、汪伯立筆;飲食烹調上,有著名的徽菜,它精選料,重色、重油、重火功,為全國菜系之一;雕刻工藝上,除上述版畫等外,還有著名的徽派磚雕,木雕、石雕,并稱“徽州三雕”。此外,還有徽派盆景、徽漆及各種竹、木編織工藝等等。這些都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當時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在這些領域里的精萃,曾各領幾十年、幾百年甚至上千年。
其二,在文化發展的有些領域,徽州或許尚未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派別,卻也出現了一批著名學者和杰出人物。如自然科學界,徽州是群星燦爛。數學上有數學大師屯溪人程大位(1533-1606年),他著有《算法統宗》十四卷,最大貢獻是將數學從籌碼記數發展為珠算計數,確定了珠盤式運算并完善了珠盤口訣,在國內外影響極大;物理學上,有物理學家歙縣人鄭復光(1780—約1862年),他精通數學、物理和機械制造,特別是在光學上貢獻最大,著有《鏡鏡冷癡》五卷,專論光學原理和光學儀器制造,是我國當時最主要的一部光學著作等等,以至有人說,一部徽州自然科學史也就是一部安徽自然科學史。(注:張秉倫:《明清時期安徽的科學發展及其動因初析》,《徽州學叢刊》,創刊號,1985年。)徽州的詩詞文學,雖然難以斷定它存在一個流派,但至少是存在一個龐大的群體。朱熹本人就是一位大詩人、大文學家,其古詩在南宋堪稱第一,(注: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五。)傳世的就至少有1200余首;祁門人方回(1227—1307年)的詞風、思想與辛棄疾相近;明歙縣人汪道昆(1525—1593年)不僅官居顯位,且其文學造詣頗深,其文學被譽為是明中期文學復古派“后五子”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特別是在布衣詩上,王士禎曾記:“論明布衣詩,極推吳非熊、程孟陽,海內莫不聞兩先生皆新安產也。”(注:《新安二布衣詩》,清稿本,藏祁門縣博物館。)有清一代270余年間,徽州至少可稱得上詞人的就有200多,詞萬首。在其他方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提到的唯一的中國人是歙縣人王茂蔭(1798—1865年),他是我國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理財和經濟思想史專家;休寧人朱升(1299—1370年)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經學家,還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戰略思想家,1337年他曾進言朱元璋“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對朱明王朝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黟縣人俞正燮(1775—1840年)是清朝著名的經學家和史學家;戲曲家有目連戲集大成者祁門人鄭之珍(1518—1595年),有明代著名戲曲家休寧人汪廷訥(1573—1619年),特別是汪廷訥,其不僅作品博采眾家之長,獨樹一幟,同時,他還是一位圍棋理論家,著有《坐隱老人弈藪》一卷和《坐穩隱先生精訂捷徑棋譜》5卷;語言學界,除朱熹、江永、戴震等碩儒大家多有研究外,不經名人士的研究也相當深入,如在徽州方言研究上,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特藏室“伯山書屋”(注:筆者2000年以前在黃山市工作期間,曾在徽州搶救和收集一了一萬一千余份(部)徽州文書原件,2001年5月19日正式捐獻給安徽大學,為此,安徽大學特設“伯山書屋”以藏之。)內就收藏有由婺源人胡昭潛抄,婺源人江湘嵐編著的《婺北十二都東山鄉音字類》手抄本上下兩冊和胡昭潛自著《休邑土音》稿本上下兩冊(注:這四冊手抄本書筆者訪得婺源同一戶人家,另有胡昭潛手抄《照錄家乘》、《八音之譜》、收租帳本等。),分類詳細、音準,可見徽州民間語言學研究之底蘊;教育學界徽州更是淵源流長,朱熹、鄭玉(1298—1358年)、趙@①(1319—1369年)、汪克寬(1304—1372年)等都是徽州有名的教育家,當代更有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歙縣人陶行知(1891—1946年);績溪人(1891—1962年)是當代文化巨子等。他們都對中國文化的發展作出過突出貢獻,其學術思想,都不僅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內容。
其三,除上述二方面外,徽州文化的內容還包括受上述因素及地理因素影響,由徽州社會自然衍生和客觀形成的一些獨特文化現象。如徽州號稱是一個契約社會,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的民間契約文書至少就有數十萬份,(注:見拙作:《徽州文書的留存及搶救》,《光明日報》2001年11月11日理論版。)早的是宋代的,明清最著,遲的據筆者所見直至1955年、1965年和1985年,(注:見拙作:《“伯山書屋”一期所藏徽州文書的分類與初步研究(上)》,《徽學》,2000年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年。)內容涉及土地山場房屋池塘等買賣、租佃雇傭關系、過繼入贅關系、商業資本籌集、訴訟案卷、宗族公約、民間借貸、鬮書、票據、會書等,不僅數量多,年代持續時間長,而且還很系統。如此契約社會現象在徽州是最為典型的,它透露著很深層次的徽州社會及人際關系的理性成份。再如徽州的宗法制度與宗族文化,其典型性和獨特性亦極顯著。徽州人由移民而來,聚族而居,休寧人趙吉士曾言:“新安有數十種風俗勝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動一póu@②;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譜系,絲毫不紊。主仆之嚴,雖數十世未改,而宵小不敢肆焉。”(注: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一二。)敬宗重族,強化修譜,謂之:“夫人之一生莫乎綱常之事,綱常之在莫過于譜諜。”“三代不修譜,則為不孝”(注:祁門《武溪陳氏宗譜》,藏安徽大學“伯山書屋”。)等。還有徽州的經濟社會結構和土地佃仆關系、徽州人的意識與價值觀念、徽州人的風俗與信仰、徽州方言現象、徽州棚民現象等,這些都是徽州特有或表現極為典型、極具特色的文化現象,也都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內容。
三、徽州文化興盛的原因
徽州文化當年能如此繁榮,并保持幾百年不衰是有內在的原因和基礎的。
首先是經濟基礎,這就是徽商。徽商是徽籍人的商幫,它當年是逼出來的。
徽州介于萬山叢中,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田少地瘠,“即富者無可耕之田”,“田瘠確,所產至薄,……視他郡農力過倍,而所入不當其半。又皆仰高水,故豐年甚少,大都計一歲所入,不能支之一。”(注: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糧食從來不能自給,所需糧食皆“仰四方之來”。特別是到了唐宋以后,“黃巢之亂”和“靖康之亂”連續兩度徽州移民的高峰,使徽州人口大增,以當時的徽州耕地狀況和生產力水平,幾乎達到飽和,于是民眾生存空間更小,徽民們“非經營四方,絕無治生之策矣”。(注:許承堯:《歙事閑譚》卷二十八。)于是“天下之民寄命于農,徽民寄命于商。”(注:康熙《徽州府志》卷八。)正所謂“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徽商遂在南宋時開始形成。當然,徽商的形成還內在地與徽州本土山經濟結構和以新安江為主干流的縱橫便利水系有關,山經濟結構本身的盈缺待補的不平衡性,內在需求以流通與交換來獲得平衡,滿足徽民的基本需求;發達的水系又帶來運輸的便利,使地處僻野山區的徽州的商品流通得以最為經濟的實現。(注:參見拙作:《徽商概論》,黃山市政協文史委編:《古代商人》,黃山書社,1999年。)但早期的徽商還是一種簡單的以徽州山林盛產的茶、木、瓷土及二次生產的漆、墨、紙、硯等換取徽州所需的糧、布、鹽等的缺盈互補貿易。到明以后徽商才得到大發展,不再局限于以徽州為中心的販買販賣,而是面向全國,經營規模也越來越大,經濟之道走向成熟,成為中國商界一支勁旅。清時,則又躍為中國十大商幫中居首之幫,這其中尤以鹽商、木商、茶商、典當四項為最盛。足跡遍及全國,遠涉海外;正所謂“鉆天洞庭遍地徽”,影響極大,以至有“無徽不成鎮”之諺。從徽商的賈道特點來看,徽商作為當時中國一代儒商,其“賈而好儒”,注重賈儒結合,賈仕結合,強化宗誼,重視教育,恪守賈道,營利甚巨。“百萬上賈者眾,二、三十萬中賈者不計其數。”所賺的錢,一是擴大再生產;二是弄文附雅,宿養文士,建會館、辦文會、興詩社、蓄戲班、印圖書、藏書史、筑園林等;三是發展教育,以“富而教不可緩,徒積貲財何益乎”(注:歙縣《新館鮑氏著存堂宗譜》卷二。)的思想意識,延師課子,加強對子弟培養,輸金資助,置學田和義田,辦族學,建書院,資府縣學等;四是輸入故里,修橋補路、興建土木、撰文修譜等。這就在客觀上為徽州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經濟后盾。
其二,是徽州文風與教育的基礎。徽州歷史上文風昌盛,教育發達,府縣學、書院、社學、私塾、文會極為昌盛。如書院,據有人統計,自宋至清,徽州六縣共建書院、精舍、書屋、書堂等共260多所,其中,宋代11所,元代21所,其余皆明清;(注:劉秉錚:《徽州書院沿革述略》,《徽學研究論文集(一)》。)社學,明洪武八年(1357年)正月詔書天下立社學,“延師儒,教民間子弟。”是年徽州六邑有社學462所,(注:《徽州教育記》,載《徽學通訊》第13—14期增刊。)康熙時,則達562所。(注:康熙《徽州府志》卷七。)私塾更是林立。“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十戶之村,無廢誦讀”,就是當時徽州文風昌盛的寫照。由于教育發達,人才也就輩出。據葉顯恩先生統計,中進士者,僅徽州本籍,宋代624名,明代392名(占明代全國進士總數的1.55%),清代226名(占全國進士總數的0.86%);(注: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第192頁。)再加寄籍外地的一起,則就多得驚人。狀元也很多,如僅清代,本籍加上寄籍合計17人,占全國總數的14.9%,(注:參見吳建華:《清代徽州狀元》,《徽州通訊》,第13-14期增刊。)僅次于蘇州府,全國名列第二。人才的輩出,以致徽州歷史上有“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兄弟九進士,四尚書者,一榜十九進士者”、“一科同郡兩元者”等之說。發達的教育,是徽州文化得以繁榮的溫床。
其三,是程朱理學的影響。徽州號稱“東南鄒魯”,是“程朱闕里”,程朱理學的發祥地。《程朱闕里志》記:“程朱之學大明于天下,天下之學宮莫不崇祀程朱三夫子矣。乃若三夫子肇祥之地又舉而合祀之,則獨吾歙。……朱學原本二程,二程與朱之所自出,其先世皆由歙黃墩徙,故稱程朱闕里。”“程朱三夫子,一自婺人閩,一自中山徙洛,其先世出歙之黃墩。”(注:雍正重刻《程朱闕里志·序》,藏黃山市博物館。)特別是朱熹的思想,對徽州的影響至深。朱熹曾兩次回徽省墓,角次皆講學授徒,論定高足者至少有12人。在徽州,朱熹為其朱氏及他姓,撰源考、作譜序、題牌匾、留詩句等等,文跡甚眾,留墨甚多,如筆者就收藏有一塊朱子當年題寫有“鳶飛魚躍”的碑刻,彌足珍貴。徽州更是“一以郡先師朱子為歸”,“我新安為朱子桑梓之邦,宜讀朱子之書,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以鄒魯之風傳子若孫也。”(注:清休寧《茗洲吳氏家典·序》。)徽商建立在全國各地的會館皆崇祀朱子等。朱子之學不僅深深影響徽州入仕、入學、入賈之人,也深入民眾意識,使徽州構成儒家思想進而兼容著佛道思想的厚重沉淀區,使封建化程度在徽州尤為甚重。這些都內在深沉地左右和指導著徽州文化的發展,使朱子之學成為徽州文化發展的強大思想意識上的支柱,構成徽州文化之理性內核。
其四、除上述三點外,徽州文化所能突出個性和特色的地方,還是第一,內在接受著徽州獨特的地理環境、山水資源情況的規限與影響;第二,內在深刻地接受著徽州移民社會和文化性質的決定和影響;第三,同步發生干涉地、雙向作用地接受徽州文化本身存在與發展過程之決定和影響,其中存在地緣與地理文化決定性、文化發生的邊界條件決定性和文化整體系統內部的協同影響性等諸方面決定因素。
四、徽州文化的歷史地位
徽州文化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后期,封建政權、思想、文化充分高度集權和加強一體化時期形成并獲得極大繁榮的區域文化,因此,它是作為一種典型的中國封建文化,封建性應是它的本質屬性。作為徽州文化基礎之一的徽商就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封建商幫,賈儒結合、賈仕結合、重親誼、重鄉誼等都是其封建性的具體表現;古徽州教育更是一種封建教育,其教材的選定、教程的安排、教授的目的等無不內在體現中國封建社會的內容和要求;更主要的是,作為徽州文化指導思想的程朱理學,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官方哲學,其一切都是在維護和辯護于中國封建社會。也由于徽州文化的封建性本質,因此,當歷史的腳步發展到近代,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束,徽州文化隨之一體化般地衰退、消亡也就必然。徽州文化在清末以后衰退了,輝煌屬于過去。
然而,曾保持興盛幾百年的徽州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史上是有其獨特、重要的歷史地位的。五千年傳統的中華民族文化可以說是一以貫之的中國封建文化,而中國封建社會在進入了南宋以后,開始處在后期,徽州文化正是在這一時期全面崛起并繁榮,它的全面性、豐富性、輝煌性使之成為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文化發展的典型投影;同時又由于徽州文化的獨特性、典型性、全國影響性,又使之成為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文化發展的典型縮影,從而確定了它典型代表和標本的地位。中國封建哲學意識形態文化發展的基本線索及其在晚期以后與徽州哲學意識發展基本線索的內在對應情況能很好地證明這點。
中國封建哲學意識形態文化一直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而儒家文化的發展又是經過幾個階段的。最初是以孔子和孟子的思想為
代表的經典階段,其次是董仲舒建立的“天命論”儒學階段。到了兩宋,由于社會的進步,特別是“佛教興,而中國哲學一時退處于無權;然其中固不乏獨至之處。宋學興,乃即以是為憑借,以與佛學相抗焉”。(注:呂思勉:《理學綱要》篇二,《理學三原》。)天命論形式的儒學日益顯示其不足,于是理學興起,將儒學理論化、哲學化,從而建立更系統、嚴謹的體系,程顥、程頤是理學體系的形成者,朱熹是集大成者,構成儒家文化發展的第三階段。理學之后則是儒家文化的衰退,至明清,啟蒙思潮、反理學思潮出現,形成了儒家文化發展的第四個階段。這一階段長達幾百年,其中又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早期啟蒙運動時期,其特點是披著封建文化的外衣反儒學、反封建;第二個時期是“五四”時期,其特點是明確提出“打倒孔家店”,接受科學與民主,提倡新文化。
上述基本線索,從理學階段開始就與徽州結下不解之緣。首先是理學,且不說徽州是二程和朱子的祖籍地,徽州人研究理學,又形成新安理學學派,以維護、繼承、光大朱子之學為宗旨,“嚴尊師道,精悟師訓”,著述甚豐,影響甚大,代表了朱子理學的正宗,獨領,既是作為程朱理學的典型投影更是作為了典型縮影。其次是在早期啟蒙運動時期,徽州人披著封建文化的外衣反理學、反封建又在全國最為出色。這其中戴震是世人公認的早期啟蒙運動的一面大旗。段玉裁評論說:戴氏的學說“專與程朱為水火”,“發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極圖。”(注:段玉裁:《經韻樓集》卷七。)梁啟超評價說:戴氏“欲以‘情感哲學’性哲學,就此點論之,乃與歐洲文藝復興之思潮之本質絕相類。”(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認為這是“為八百年來思想界之一大革命”,是“發二千年所未發”。(注:梁啟超:《戴東原圖書館緣起》。)孫叔平先生則更是明確地指出:“戴震是‘五四’運動以前對封建禮教發起勇猛批判的第一人。”(注:孫叔平:《中國哲學史稿》。)其三,作為“五四”時期,徽州人是一大旗手。作為擁有30多個博士頭銜,從小就接受徽州文化熏陶的,在這一運動中,提出文學改良,反八股文言;提倡中西文化結合,主張要接受西方文明;引入實用主義,倡導“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等等,這些思想及其實踐在當時以及之后都深深地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甚至幾代人。是世人公認的“五四”的最重要、最突出的代表之一。可見,宋以后徽州哲學學術思想的發展是完整地、典型地體現、反映了晚期中國封建社會哲學意識形態思想發展的基本線索和內容。
不僅如此,徽州文化的其他內容及徽州社會生活結構與方式也都是這樣那樣地在各自的領域成為中國后期封建文化形態在這些領域的典型投影和標本體現。例如徽商,它就是作為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商業發展及商幫形式的一個典型,其“賈而好儒”,賈仕結合,強化宗誼,重視教育的特點;采取走販、囤積、放債、壟斷的經營方式;善于察低昂、權取予等等,無不從中透露了當時中國十大商幫的一般。再如,中國后期封建社會的人倫、社會生活結構關系等都是恪守程朱理學的教化,人們重忠、重孝、重義、重節等等,而這又恰是以徽州最為典型、顯著。僅以徽州婦女為例,受程頤“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說教影響,徽州婦女殉理學之道者全國最著,休寧人趙吉士曾指出:“新安節烈最多,一邑當他省之半。”(注:趙吉士:《寄園寄所寄》。)民國修訂的《歙縣志》有16本,其中《烈女傳》就有4大本;在徽州為節烈婦女樹立的牌坊也是最多的,從一坊一表到一坊幾表甚或一坊上萬表皆具,如清光緒三十一年,徽州府建了一座“孝節烈坊”,竟集中表彰全府孝貞節烈女性達6萬5千余人,堪稱一奇。可以說,徽州是受中國封建倫理教化最甚,所受影響及毒害最深,體現封建儒教倫理最為典型的地區。
正因為徽州社會與文化是晚期中國封建社會與文化的典型代表和標本,因此,這也就決定了它在中華民族社會、文化發展史上有著獨特與重要地位,對其的研究也就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意義。(注:見拙作:《徽州文化研究的學術意義》,《新華文摘》,1998年第4期。)
注釋:
③《資治通鑒》卷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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