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疾人基本狀況調查報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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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 殘疾人； 齲病； 患齲率； 齲均

[中圖分類號] R 780.1 [文獻標志碼] A [doi] 10.7518/hxkq.2014.04.012

為了解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簡稱涼山州）彝漢民族殘疾人群口腔健康狀況，補充、完善我國口腔流行病學資料，為開展口腔疾病防治工作提供流行病學依據，切實為殘疾人服務，2012年對四川省涼山州彝漢民族殘疾人進行了口腔流行病學調查，現將調查結果報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調查對象

以集體常住人口為主，根據WHO《口腔健康調查基本方法》[1]，并結合第三次全國口腔健康流行病學抽樣調查方案[2]，采用分層、多階段、整群抽樣方法，選取四川省涼山州一市（西昌市）、三縣（布拖縣、木里藏族自治縣、會理縣）為調查地區，調查對象為46個鄉、鎮、街道辦事處，同時檢查部分特殊教育學校、榮軍院、殘疾人工廠、福利院的殘疾人；殘疾類型為肢體殘疾、視力殘疾、聽力殘疾、言語殘疾、智力殘疾、精神殘疾以及多重殘疾；臥床不起的殘疾人未必須要求檢查。

1.2 調查內容

檢查程序和使用器械均根據WHO《口腔健康調查基本方法》（第4版，1997）的調查方法和標準，并結合“全國第三次口腔流行病學調查方法”的要求進行。在自然光源下，使用平面口鏡和CPI探針檢查齲齒。齲齒檢查以視診為主，輔助以探診，檢查者按一定的順序（從18開始，至28，再至38，最后到48）對全口牙齒進行檢查，共檢查32顆牙齒。

1.3 質量控制

調查前培訓現場調查人員，統一認識、統一方法、統一標準，選出合格調查人員共6名，進行標準一致性試驗，與標準檢查者比較，6名檢查者的齲齒診斷Kappa值為0.75～0.90。檢查員現場檢查，記錄者填寫檢查記錄表，現場的技術負責人當場收集核對檢查表，數據錄入專人負責，并采取同份資料雙錄入，對數據進行比較與邏輯檢查，以減少誤差。

1.4 統計方法

利用EPI軟件建立數據庫，經過邏輯查錯證實無誤后，采用SPSS 13.0軟件包對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分析指標包括患齲率、齲均、齲齒充填率等。統計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獨立樣本t檢驗、卡方檢驗等。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本次共調查涼山州彝漢民族殘疾人3 439人，其中男性2 085人（60.6%），女性1 354人（39.4%），男女比為10.65；城市815人，鄉村2 624人，城鄉人數比為13.22；漢族2 177人，彝族1 262人，漢彝族人數比為10.58；年齡6～91歲，平均年齡（41.9±17.90）歲。

2.2 涼山州彝漢民族殘疾人齲患情況

涼山州彝漢民族殘疾人齲患情況見表1。從表1可見，涼山州彝漢民族殘疾人的恒牙患齲率為87.1%，齲均為9.53，其中，彝、漢民族殘疾人的患齲率、齲均分別為85.8%、9.93和87.9%、9.29，兩民族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齲齒充填率極低，僅為0.2%。

2.3 涼山州彝漢民族不同年齡組殘疾人齲患情況

涼山州彝漢民族不同年齡組殘疾人齲患情況見表1。從表1可見，涼山州彝漢兩個民族殘疾人群的恒牙患齲率、齲均均隨年齡增加而增加，35歲以上年齡組的齲均增加明顯，彝族增加高于漢族。不同年齡組殘疾人群彝漢兩個民族組間的恒牙齲患比較，34歲以下3個年齡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35歲以上年齡組齲患嚴重程度為彝族大于漢族，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4 涼山州彝漢民族不同性別殘疾人群恒牙齲患及充

填情況

涼山州彝漢民族不同性別殘疾人群恒牙齲患及充填情況見表2。從表2可見，涼山州彝漢民族不同性別殘疾人群恒牙患齲率、齲均分別為：男85.4%、8.43，女89.8%、11.21，女性高于男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19歲以上成年人各組男女間齲患嚴重程度（DMFT）均顯示女性高于男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5 涼山州彝漢民族城鄉殘疾人群恒牙齲患及充填

情況

涼山州彝漢民族城鄉殘疾人群恒牙齲患情況比較見表3。從表3可見，城鄉地區殘疾人群恒牙患齲率、齲均分別為：城87.9%、9.47，鄉86.9%、9.54，城鄉人群間齲患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城鄉人群齲患隨年齡增加而增加，不同年齡組城鄉齲患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2.6 涼山州彝漢民族不同類型殘疾人群恒牙齲患及

充填情況

涼山州彝漢民族不同類型殘疾人群恒牙齲患情況見表4。從表4可見，不同殘疾類型人群齲患嚴重程度不同，恒牙齲患（患齲率、DMFT）分別為：視力殘疾（89.5%、12.39）、聽力殘疾（89.6%、11.70）、肢體殘疾（87.8%、8.70）、言語殘疾（81.8%、6.52）、多重殘疾（85.7%、11.22）、精神殘疾（87.5%、8.75）、智力殘疾（73.2%、5.61）。不同殘疾類型人群彝漢民族間齲患嚴重程度比較，言語殘疾人群DMFT彝族（5.19）低于漢族（8.21）（P0.05）。

3 討論

涼山州地處四川省西南部，有彝、漢、藏、回、蒙等14個世居民族，2010年末，全州總人口478萬，少數民族253.2萬人（占52.8%），其中彝族236萬人（占49.4%），是全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

我國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顯示，殘疾人的增長速度超過總人口的增長速度[3]。據涼山州殘疾人聯合會統計（2010年），涼山州殘疾人總數為77 006人，其中男性47 115人（占61.18%），女性29 891人（占38.82%）。本次對涼山州一市三縣（西昌市、布拖縣、木里藏族自治縣、會理縣）殘疾人口腔疾病的調查，以鄉鎮為單位，調查了涼山州彝漢民族人群主要聚居區的各類殘疾人3 439人（其中男性2 085人，占60.6%，女性1 354人，占39.4%），調查結果具有較高的代表性。

殘疾人和健全人一樣，齲病是由宿主、微生物、飲食和時間4種因素并存且相互作用而導致發生[4]，但部分殘疾人由于自主生活能力的降低甚至喪失，使基本的口腔衛生得不到保證，更易罹患口腔疾病[5]。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四川省涼山州彝漢兩民族殘疾人恒牙齲病患病程度高（患齲率87.1%，DMFT 9.53），不同年齡組殘疾人群恒牙患齲率、齲均隨年齡增加而增加，符合一般規律。彝、漢兩民族殘疾人的患齲率、齲均間無統計學差異（P>0.05）（彝：85.8%、9.93；漢：87.9%、9.29），但35歲以上年齡組齲患嚴重程度明顯增加，且彝族大于漢族，有統計學差異（P

本研究中彝漢兩民族恒牙齲患程度極其嚴重，高于四川省青少年人群口腔健康結果[6]，也高于全國3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學調查結果[7-9]、四川自貢市殘疾人齲病調查結果（患齲率58.0%）[10]、成都市盲啞學校殘疾兒童齲病調查結果（9～14歲組患齲率43.3%，齲均1.4）[11]；而齲齒充填率在各類調查結果中是最低的。根據WHO對齲病流行程度的評價指標[12]，本次調查的四川省涼山州彝漢兩民族殘疾人恒牙患齲率屬于高水平，各年齡組殘疾人、各類型殘疾人的患齲率、齲均也均高于正常人及同類人群，其口腔健康狀況亟待改善。

四川省涼山州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特別是彝族聚居的布拖縣是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造成不同民族間齲患差異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兩民族的飲食文化和生活習慣不同。彝族作為中華民族少數民族組成的一部分，跨越兩種社會形態，由奴隸社會直接步入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巨大改變的同時，也帶來了生活及行為方式的改變，隨著經濟發展，職業范圍多樣化，人群主要膳食結構發生重大改變（如從以蕎麥、玉米及土豆為主的粗纖維膳食向高脂、高碳水化合物的轉變等），彝族年輕人群受教育人數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不斷增加，但總體人群文化程度低者（受教育年限

從理論上講，多重殘疾者的殘疾情況相對較重，在智力、認知、配合程度和交流上比其他單類殘疾可能更為困難，更不容易理解口腔護理的意義和刷牙的重要性，齲患情況在不同殘疾類型中應該是最嚴重的。但本調查結果顯示，視力殘疾者的齲患絕對值是最高的，這可能與本調查受檢殘疾人的年齡結構有關，齲患差異大多是在35歲以上年齡組表現出來的，國內外也尚無類似的調查結果報道，無法進行比較，這有待進一步分析研究。

本次調查顯示，涼山州彝漢民族殘疾人群齲齒充填率極低，這與其他研究[16]報道的殘疾人齲壞牙數值較高、齲補牙數值較低、治療率較低相一致。但本調查人群更為明顯，這可能與口腔保健水平較低有關。如此低的充填率也說明了殘疾者的家人對殘疾者的口腔衛生不關心或者缺乏足夠的知識和積極的態度。具體原因還需要進一步的調查分析。

因殘疾人群的特殊性，其治療也應有相應的特點與準備，應有專門為殘疾人進行口腔診療的場所。Liu等[16]研究中度到重度智障的殘疾人發現，齲病的充填率和智力殘疾程度有關系，隨著殘疾程度的加重，充填率降低。這可能與智障者殘疾程度越高，與人溝通的能力及理解力越差，在進行口腔治療時的合作程度也越差，從而無法進行充填治療。Glass-man等[17]指出，為正常人設計的口腔醫療器械，對于有肢體殘疾的殘疾人是不適合的，大多數的口腔門診都不具備為調整特殊及配合治療的專用設備，如麻醉機、心電監護儀、身體束縛裝備、專業檢查桌、舌抑制器等。美國也僅有20%的私人口腔診所可以為殘疾人服務[18]。因此，大多數口腔診所、醫院由于缺乏必要的設備而沒有能力接診殘疾人，殘疾人也無從就醫，更談不上進行口腔治療。對此，應引起口腔醫務工作者及衛生管理者的重視。

綜上，四川省涼山州殘疾人的患齲率和齲均屬于高水平，齲齒充填率很低，這說明對殘疾人群齲病治療的重視程度不夠。本調查首次系統地對四川省涼山州彝漢民族殘疾人群的口腔健康狀況和人群治療需要進行了流行病學調查，為了解四川省殘疾人齲病流行狀況、監測疾病發病趨勢的改變、以及對現有口腔衛生服務作出評價、制定并開展新的口腔衛生服務計劃提供了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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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排兵布陣，社工服務全覆蓋

一方面，經過經調查分析我區殘聯工作領域對專業社會工作人才的需求，試點階段設置10個社工崗位，采取“政府采購，民間運作”的方式，向社工服務機構購買服務。在區殘聯機關設置2名社工（區社工），主要負責服務在區級機構康復的殘疾人，負責全區殘聯系統社工的組織、協調、聯絡、制度管理、工作匯總、宣傳、大型活動組織及文案整理工作；8個街道依托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各設置1名社工（街道社工），運用個案、小組等專業手法深入轄區殘疾人及家庭，進行基本情況收集、建檔、訪視、資源聯絡與整合、殘疾人活動組織等工作。

另一方面，社工為殘疾人提供了康復服務、教育服務、就業服務、生活服務、文體服務、權益維護服務、心理疏導服務等方面的服務，從社會的角度了解其各種需求，并根據需求狀況制定全面的服務計劃，通過資源整合、專業團隊合作，解決殘疾人生活、職業、教育、心理、社會適應等方面的問題，力圖讓全區每個街道每個殘疾人都享受社工的個性化服務。

二、 循序漸進，各項工作顯成效

目前，__殘聯系統社工試點工作經過探索期（三月中旬至五月底）、體驗期（六月至八月）、工作期（八月至十月）的工作摸索和經驗積累，即將迎來十月至十二月份的評估期。經過認真總結與歸納，各項工作成效、措施和特點體現如下：

（一） 制度建設

上崗后便制訂了《深圳市__區殘聯系統社工試點工作方案》，為__區殘聯系統社工的管理模式作了整體規劃與統籌，該方案被市殘聯轉發給各區殘聯作為參考借鑒的經驗；經過__區殘聯領導、督導與各位社工的共同討論，由區殘聯兩名社工負責起草，制定了《__區殘聯系統社工例會制度》、《__區殘聯系統社工考勤制度》、《__區殘聯系統社工休假制度》及《__區殘聯系統社工報告制度》。經過2個多月的制度起草、修改、討論、制定與落實，__區殘聯系統社工的日常工作得到了嚴格的規范，保證各項工作井井有序開展。

（二） 項目活動

第一，完成了__區殘疾人基本情況與需求入戶調查項目，社工對全區在冊殘疾人家庭進行走訪調查，共建立1005個殘疾人檔案，掌握其就業、教育、家庭、心理及社會等方面的需求，對今后殘疾人福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直接的參考數據。目前已經完成了調查工作的數據錄入、需求匯總和調查報告等文字工作。

第二，策劃并參與__區社工宣傳周活動，發放宣傳單和服務卡，提供現場咨詢、需求登記、入戶走訪、轉介等服務，并通過活動與我區其他系統的社工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第三，參與各類扶弱助殘活動。如接手區殘聯婦委會的貧困兒童扶助活動，進行長期的社工幫扶行動，與__區福利中心老人共渡端午節的活動，每周六上午開展自閉癥兒童及家屬互助活動，通過游戲療法促進自閉癥兒童的社會適應能力的提升，增進家屬之間的交流與支持；第四，協助區殘聯愛心大廈殘疾人綜合服務中心服務項目的策劃與啟動工作，積極研究個案管理的運作模式，最大地發揮各服務項目的效能；第五，殘疾人義工隊伍建設。結合社工的價值理念，籌備組建我區殘疾人義工大隊，協助推動義工隊伍的組織建設、團隊管理、活動策劃、宣傳等工作。

（三） 實務工作

八名街道殘聯社工以街道殘疾人綜合（職業）康復中心為平臺，現已建立了1005個殘疾人基本檔案，累計完成或正在進行 約55次簡單康復訓練，29次簡單家居康復訓練，37個殘疾人個案工作，30個小組活動，46次公眾教育活動及助殘活動、30次照顧者輔導及配合區殘聯的各種相關工作。典型的小組及活動有：“和諧職康，溝通你我”——智障殘疾人溝通成長小組、殘疾人“人人享有康復服務”知識學習小組、殘疾人英語學習小組、“攜手奧運，你我同行”——殘疾人迎奧運活動、手工藝品興趣小組、自閉癥/智障兒童游戲小組、殘疾人電腦培訓小組、殘疾人歌唱小組、特殊兒童暑期學習培訓班、家居訓練小組、烹飪美食小組、殘疾人認知小組、盆栽學習小組、殘疾人生活自理能力提升小組等。

（四） 培訓交流

第一，參加深圳市崗前培訓7天，并參與市社工協會舉辦的各類講座；第二，參加鵬星社工服務社

社工半個月的崗前培訓，參與兩周一次的機構學習交流活動；第三，督導為社工提供了專業知識與技能方面的輔導，包括在港和在深培訓。7月中旬組織社工赴港考察培訓4天，并結合殘聯社工的實際工作和專業知識不足等特點，制定并實施了在深培訓計劃，先后進行了“社會工作與我”、“對智障人士的認識”、“對自閉癥的認識與處理技巧”及手藝品教授等培訓課題；第四，會議制度的制定為社工的日常交流提供了暢通的渠道，兩周一次的小組督導、每月一次的社工月度工作匯報會有力地促進社工間的工作交流，及時反饋工作信息。 （五） 總結與宣傳

區殘聯社工負責對各類培訓、會議和活動的文字記錄和建檔，按時向區殘聯、區社工協會、鵬星社會工作服務社報送工作情況總結，收集并報送各位社工的工作札記、感想和活動簡訊，目前已累計12次的工作信息發表于相關的網站、刊物（如__區殘疾人聯合會網站、青翼社會工作網站、深圳市鵬星社會工作網站、論壇和季刊）上；經過總結歸納，目前完成了6期工作簡報。

三、 齊頭并進，提升服務質量

（一）加強政策學習，鞏固專業技能

針對社工工作經驗缺乏、政策掌握籠統、理論結合實際的能力不足等現狀，在區殘聯領導的支持和社工督導的指導下，結合社工的政策與專業知識學習的需求，初步完成了《__區殘聯系統社工政策匯編》。匯編中收集了政府在殘疾人就業、教育、社會福利申請、維權等方面的文件和業務辦理流程說明；各類殘疾人的特點和突發事件的處理方法；__殘聯系統社工各項規章制度等。該匯編的制定旨在通過各類政策、專業知識的收集，方便社工在日常工作中查閱學習政策和理論，提高服務效能。

（二） 以人為本，資源整合，通力解決殘疾人問題

篇3

關鍵詞：城鎮化；藏區；教育救助

中圖分類號：G40-0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124（2012）06-0072-04

一、城鎮化進程對城鄉教育的沖擊

教育救助是調節教育公平的杠桿，是解決區域貧困差異的重要途徑，也是城鎮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鄉二元結構被打破，人口流動加速，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加劇，區域性貧富差距加大，少數民族相對貧困化程度加強，這些地區的人群、家庭、子女受教育的現狀堪憂。在藏區一些貧困地區，正常教學的基本設施和條件欠缺，貧困家庭無力支付子女接受教育所產生的支出。在人類社會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過程中，城鎮化對接受教育的主體也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沖擊，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人類的文明史先后經歷了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信息文明三個截然不同的歷史時期，與之相對應的，教育主體也先后形成了‘奴化’、‘器化’和‘人化’三種形態。” [1 ]在城鎮化進程中，教育模式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逐漸由傳統的教育模式向現代化教育模式轉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根本追求的教育模式正日益受到關注，然而在貧困地區實現這種模式的主體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教育救助的作用更加突出。

“教育救助”的概念學界意見各異，筆者傾向于廣義上的教育救助，即“國家、社會團體、個人為保障特定社會群體獲得接受教育的機會，從政策、物質和資金上對其所提供的幫助和支持” [2 ]。其特點是通過立法由政府或相關單位對生活陷入困境無法進行教育再投入的地區、群體、家庭、個人進行幫扶，以提高其文化技能，最終解決他們的可持續生計問題。

二、藏區貧困人群教育現狀

城鎮化進程帶來的藏區接受教育的貧困人群情況各異，歸納起來主要有殘障學生、貧困家庭學生、留守兒童與流動人口子女等。這部分人群的受教育現狀堪憂。

（1）殘障學生 截至2006年，自治區共有殘疾人特殊教育學校2所，分別是拉薩市特殊教育學校和盲人無國界組織的盲校。在特教班就讀的學生為145人，其中男生89人，女生56人。自治區共有殘疾人19.4萬，在特殊學校接受教育的學生145人，其所占比例為0.074%，這同藏區6～14歲學齡殘疾兒童占全部殘疾人數量的2.96%比較，入學特殊學校比率偏低；除去在特殊教育學校就讀的殘障學生外，在普通班跟班就讀的殘障學生有337人，男生214人，女生123人；兒童教育中，學齡殘障兒童1 513人，男生899人，女生614人，未入學殘疾兒童總數2 697人{1}。從以上數據看，學齡殘疾兒童入學率為36%，這同“全國學齡殘疾兒童，入學率為63.19%”{2}相比，差距依然很大。以2009年為例，自治區到該年年底，普通高等院校錄取肢殘學生2人。在自治區，殘疾人職業培訓機構有1個，全年接受了職業技術培訓的人數為47人，同全區19.4萬殘疾人的基數相比較，接受培訓的人數比例僅為0.02‰，這種受教育現狀堪憂。

（2）貧困家庭學生 城鎮化道路上，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加大，導致以農業收入為主的鄉村地區貧困化程度加劇，以日喀則地區謝通門縣貧困中小學學生家庭訪問實錄為例，“2007年‘格桑花西部助學’計劃組對該地區20個家庭展開調查，筆者統計發現，20個家庭中年收入超過2 000元的僅有兩戶，其余均在1 500元以下，人均年收入達到500元的僅有1家，其余在150～400元之間，這些家庭子女均在兩個以上，若有一個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其余子女便無錢上學。”{3}2006年《全國貧困生調查報告》顯示，在全國范圍內，平均每年每個家庭子女的教育支出包括生活費在內達到6 780元左右，若按此標準對比，以上家庭全年的經濟收入僅供一個孩子亦遠不能達到教育支出標準，在這種情況下，只能讓孩子輟學，而輟學造成的持續貧困將會形成長時期的教育惡性循環。需要說明的是，全國貧困生調查報告中全年教育支出平均費用是綜合城鄉家庭收入之后得出的平均數，日喀則地區調查的貧困家庭收入均集中在農村，家庭生產力依然維持在農耕文明時代，這種差距顯然很大，在藏區城鎮之中，這種差距相對小些，這種狀況正是城鎮化進程中的一大社會現象。

（3）留守兒童 在城鎮化進程推動下，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城，“據國家統計局有關資料顯示，至2006年底，外出務工勞動力已接近1.32億人，農村勞動力5.3億人，外出務工人數占農村勞動力的24.9%” [3 ]，人口的城鎮化流動形成了大量留守兒童，造成了較為嚴峻的留守兒童教育困境。“資料顯示，全國有5 800萬留守兒童，有4 000萬兒童年齡低于14歲。目前，留守兒童占全部農村兒童總數的28.29%，平均每4個農村兒童中就有一個多留守兒童。四川、安徽、河南、湖南、江西、貴州、廣東這7個省份的農村留守幼兒數量都超過100萬，學齡前留守兒童總和接近全國學齡前留守兒童總數的2/3。”{4}

同全國相比，自治區的留守兒童比例更大，該地區的留守兒童與內地比較，成因較為特殊。一方面，隨著城鎮化速度的加快，藏區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城市從事第二、三產業，受城鄉二元化機制的制約，農民雖進城，但卻不能完全享受到城市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他們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給父母看管；另一方面，一些在藏區工作的漢民族以及其他民族干部因為氣候、教育條件等原因，不愿將孩子帶在身邊，而是托管給親戚朋友，這樣便造成雙重的比其他地區更多的留守兒童。

（4）流動人口子女 20世紀90年代以來，自治區內部移民和流動人口問題成為國內外引人注目的社會現象，城鎮化的帶動，青藏鐵路的開通，促進了同全國各地的經濟文化交流，以發展型為主的人口流動在藏區日益活躍，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大規模流動，第二代移民已經出現，大量的流動兒童或被帶到城市或出生在城市，因戶籍制度以及教育資源的限制，大量適齡流動人口子女很難接受到城市同等的受教育機會。

調查資料表明，在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年齡段中因沒有本地戶口或支付不起較高教育費用有近9.3%流動兒童處于失輟學狀態，適齡兒童中近50%兒童不能及時入學。在自治區，流動兒童就學的渠道主要有以下3種：一是高價進入公辦學校借讀；二是進入民辦私立“貴族”學校；三是在簡易的流動兒童學校學習。但進入公辦及貴族學校的只是流動人口中的少數，大部分流動人口子女或進入簡易學校或輟學在家。

三、藏區教育救助問題原因剖析

藏區4類教育困境人群中，殘障學生處境最難，急需社會救助，然而這部分人群的教育救助存在系列問題。第一，從國家政策層面上講，形成一套完善的殘疾人教育救助法的起步較晚。第二，從管理機構設置上講，自治區特殊教育管理體系需進一步完善，特殊教育學校數量少，到目前為止僅有兩所，吸納學生人數145人，遠不能滿足殘障學生入學需求；第三，從特殊教育經費投入上來講，至今未將特殊教育和殘疾學生職業培訓的財政投入，納入各級財政預算，常是團委、婦聯、殘聯、慈善組織等團體根據自身職能自行展開幫扶助學活動，難以形成政策深入持續開展下去。

2004年湖南省首次出臺了《資助貧困殘疾大學生暫行辦法》，在全國率先明確了資助貧困殘疾大學生的具體標準。但遺憾的是，這一地方性法規只是對當年升入普通高等院校特殊教育學院的貧困殘疾學生進行資助。對于在小學與中學教育過程中已處于瀕臨輟學境況的殘障學生來講，這既是好消息，同時客觀上講又是遠遠不夠的。直至2007年國務院才頒布《殘疾人教育條例》，較為系統地對殘疾人受教育的權力、教育機構、保障部門等方面提出要求，為殘障學生接受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在貧困地區，實施進程依然較為緩慢。

對貧困家庭學生、留守兒童、流動人口子女實施教育救助存在的問題具有共性。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教育救助機構管理滯后、救助措施臨時性、救助資金來源不穩定、救助程序監管缺失，遠不能滿足該群體接受教育的需求。第二，需要救助的人口基數較大，財政對救助撥款未從救助對象社會實際需求出發，覆蓋面狹窄，慈善事業的救助未形成全民共識，甚至會出現負面效應，對社會救助事業帶來不利。第三，救助部門職責不明，造成救助單位各自為政，不能統一協作，一方面不能有效整合利用社會救助資源，另一方面會造成既有的救助資源浪費。

在2003年《自治區教育廳、自治區財政廳、自治區民政廳關于對農牧民特困家庭子女和享受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居民家庭子女就學減免學雜費及實行資助政策的通知》中可以看出，《通知》中對資助對象做出明確界定，即城鎮低保家庭子女才可享受該權益，一方面城鎮低保家庭的覆蓋面本身亦很狹窄，另一方面該政策僅針對城鎮低保家庭，而廣大農村貧困地區家庭便無此機會。另外，《通知》中指出要“嚴格控制享受減免、資助政策的學生人數，建立健全嚴格的審批制度”。這一救助政策可以惠民，但對救助人數的嚴格控制，以及現實操作中的各種原因，遠不能滿足貧困群體的教育救助需求。另外，《通知》中規定：“凡屬于享受減免、資助政策的學生，由學生向學校提出申請，由學校簽署意見后送學生原籍所在的縣級以上民政部門審核后上報自治區民政廳審批。自治區教育廳根據自治區民政廳的審批意見，給學生發放‘扶困助學卡’。考入區內外高校的特困學生可憑卡領取一次性資助金及享受學校的減免政策。”上述條件可以看出，一個貧困學生若要獲得助學金，需要過4道程序，首先必須拿到城鎮低保家庭資格，然后要經過學校、縣民政部、自治區民政廳3級主管部門，在執行過程中還會因宣傳不到位，家長不知政策而錯過機會，因此該項教育救助的惠及面可想而知。

教育救助之所以不能滿足近些年來藏區貧困人群的教育需求，究其原因，是深層次多方面的。第一，這是社會發展、城鎮化進程加速帶來的必然結果。城鎮化速度的加劇，農業收入與工業、經商收入差距明顯，鄉村相對貧困化程度加深，貧困致使這部分群體教育機會不均等、接受高等教育機會少、職業前景較低、群體自卑心理普遍，較早承擔起家庭生計重擔，形成持續貧困。第二，伴隨著城鎮化進程，人口流動加速，藏區大量鄉村父母外出務工，隨著經商人數的增長和經商時間的延長，多數父母無法將孩子帶在身邊看管，常將孩子留在鄉下；因父母經常不在身邊，留守兒童與家庭親人團聚頻率低，這些兒童存在不同程度的親子教育缺位現象，家長與孩子分離的時間越長，留守兒童親子教育缺位現象將越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留守兒童出現了眾多問題，如性格孤僻，心理自卑，學習興趣欠佳，成績差等，形成一些“問題兒童”、“問題少年”，這一現象近10年來在藏區迅速蔓延。第三，從受教育者本身來講，這部分群體社會心理認同感差。由于經濟條件、家庭背景、生活習慣、價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差異，這部分群體易受到歧視或自己心理產生落差，形成對周邊事物乃至整個社會的對抗情緒，這種因外生而形成內生性的社會認同感偏差易造成更為深層的社會問題。因此，救助不是萬能的，要解決貧困群體教育問題，需社會多方協作、共同努力。

四、合理構建藏區教育救助體制的幾點思考

合理構建藏區教育救助體制是藏區城鎮化進程中需要反思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解決民族地區城鄉貧富差距、幫助貧困人群擺脫貧窮漩渦，實現經濟自力的重要途徑，也是經濟發展后反哺于民的一項重要舉措。根據以上分析，建議如下：

第一，針對藏區殘障學生，在城鄉建立特殊教育系統工程。一方面成立專門調研機構，將區、市、縣、村各級需要救助的殘障兒童統計備案；另一方面針對調查資料有的放矢地建立配套設施，成立各級學校，確保殘障學生高入學率。這其中，政府的組織協調監管職能起關鍵作用。需要政府設專項救助資金，增加特殊教育資金投入力度；同時“針對我國現行地方政府教育財政投入監管制度存在的現實問題及其成因，創新監督體制、監督內容、監督方式與監督保障等，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地方政府教育財政投入監督制度” [4 ]。開辦特殊職業教育學校，開設適合殘障學生學習的專業，如盲人按摩、手工制作、通訊技術、藝術表演等可以揚長避短的專業，培養殘疾學生自謀職業技能，形成能培養出自力更生的殘障人才的教育救助體系。

第二，針對藏區貧困家庭學生，加強藏區貧困群體的自救意識。一是幫助貧困家庭樹立自救意識，提高自救能力，積極主動尋找致富門路，盡快實現脫貧致富。二是拓寬助學渠道，完善政府扶貧為主、社會資助為輔、學校自籌為助的長效機制，提高政府救助工作管理效率。與此同時，一方面要加大對貧困學生教育救助工作的宣傳力度，另一方面組織志愿者有針對性地對貧困學生進行一對一咨詢幫助。政府不是萬能的，要改變貧困家庭學生受教育的困境，需要全社會提高認識，共同行動，才能真正將教育救助事業切實推動向前。

第三，針對藏區留守兒童，要標本兼治。從根本上講，要加快該地區戶籍制度改革，逐步取消城鄉戶籍管理差距，解決進城務工農民的后顧之憂；同時，針對不得不與父母分離的留守兒童，需加強基層教育指導，充分發揮學校教育的特長，盡可能實現留守兒童寄宿制，使學生在學校里、在老師身邊感受到缺失的父母關懷，培養出心智健全的留守兒童。

第四，針對藏區流動人口子女，首先要打破政策壁壘，保障在城鎮務工子女能享受到同城市相同的教育權利，這是問題的根本所在。其次，解決或減輕城鎮流動人口在養老、醫療、失業等方面的生存壓力，增加其收入穩定性，從而為其子女接受持續穩定的家庭、學校教育提供保障。最后，實現政府、學校、家庭三位一體的有效互動，互補教育，完善流動人口子女教育救助政策，加大救助宣傳力度，增強自救與他救的主客體意識，形成以藏區為代表的良好的民族地區社會救助環境。

注 釋：

{1} 以上數據參見自治區殘疾人聯合會統計資料第11頁.

{2} 參見《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數據公報》第32頁.

{3} 以上結論是以2007年8月7日日喀則地區謝通門縣貧困中小學學生家訪錄的總結，資料源自http：///ArticleDetail/artid_927.

{4} 全國婦聯統計資料，由閆黨恩整理，資料源自http：///gdbb/2011-02/09/content_22018131_1.htm.

參考文獻：

[1]王俊恒.論社會發展中的教育主體觀演變[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12，（3）：108-111.

[2]焦存朝.論權益保障視角下農民教育救助制度的構建[J].農村經濟與科技，2010，（6）：42-44.

篇4

關鍵詞：小微企業;問題;措施;

文章編號：1674-3520（2015）-10-00-01

一、仁懷市小微企業發展狀況

仁懷市委政府高度重視扶持微型企業發展工作，認真落實微型企業“3個15萬元”的優惠政策，2012年開展微型企業發展工作以來，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大力扶持發展微型企業，積極推動地方經濟社會健康快速發展。

截止目前，仁懷市已發展微型企業400戶，注冊資金4143.1萬元，帶動就業2016人。六大重點行業113戶，占發展數的28.25%。政策重點扶持的返鄉農民工、大中專院校畢業生、復員退伍軍人、失業人員、殘疾人等五類人群為344人，占創業者總數的86%。其中返鄉農民工223人，占重點扶持人群的64.8%。

仁懷市在扶持微型企業發展工作中，共組織創業培訓5期，培訓人員達401人。召開5次評審會，審查通過了400戶微企申請者的扶持資質。到目前為止，財政補助資金已兌現286戶，共1430萬元。幫助62戶微型企業申請貸款930萬元。根據稅收獎勵政策，2012年度產生稅收的97戶微型企業共納稅2.62萬元，已經撥付到微型企業賬戶。

仁懷市委政府在扶持微型企業發展工作中，為了增強微型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積極引導微型企業注重發展自己的品牌，指導微型企業及時辦理商標注冊，促進微型企業實施商標戰略。目前，仁懷市已有2戶農產品加工、2戶糧油銷售公司、1戶核桃種植開發、12戶酒類銷售公司、1戶食用菌種植場等微型企業申報注冊品牌，現已接到國家商標局商標受理通知書18份，成功注冊商標6件。

2013年6月和9月，遵義市政協、省人民政府督查室分別就仁懷市扶持微型企業發展工作和 “3個15萬元”優惠政策落實情況進行調研、督查，對仁懷市扶持微型企業發展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

二、仁懷市小微企業發展問題

小微企業面臨的困難很多，經過調研，大概存在以下五個方面的困難或者問題：一是融資難。二是企業稅費比較重。三是原材料上漲和人工成本上升比較快。四是企業自身素質比較低，創新能力不強。五是從政府方面來看，提供的公共服務支持不足。本文著重分析前兩個因素。

（一）小微企業融資是小微企業根據自身生產經營狀況及資金運用情況，通過一定渠道和方式，利用內部積累或向企業投資者及債權人籌集生產經營所需資金的一種經濟活動。通過融資活動可以將有限的資源優化配置到效率較高的企業或部門。

1、融資結構來源不合理，甚至畸形。 小微企業的資金來源有內部資金和外部資金兩種途徑，但內源性權益融資比例過高。

2、是融資成本過高，困境加劇。 根據我國小微企業金融制度調查報告的數據顯示小微企業普遍反映融資成本過高。目前小微企業融資成本一般包括，一是貸款利息，包括基本利息和浮動部分，浮動幅度一般在20%以上;二是抵押物登記評估費用一般占融資成本20%;三是擔保費用一般年費率在3%;四是風險保證金利息，絕大多數金融機構在放款時以預留利息名義扣除部分貸款本金。

（二）企業稅費比較重。有分析認為，仁懷小微企業的實際稅負超過其收入的30%，稅費負擔甚至比大企業還要重。由于規模效益低，小微企業很難與大企業競爭，但是對小微企業的培育又非常重要。中國現行稅費體系下，企業的稅費負擔主要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一是稅收，如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城建稅等;二是對全部或部分行業無償征收的收費或基金項目，如教育費附加、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等;三是由企業承擔的各項社會保險基金，主要包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住房公積金等;四是行政事業性收費，包括政府部門或政府部門委托的部門收取的管理類、登記類和證照類的各種收費。

三、仁懷小微企業的發展措施

（一）解決融資難

小微企業自身方面：1、強化企業信用觀念。構筑良好銀企關系 信用等級是企業各方面素質的綜合反映。只有樹立正確的信用觀念，自覺按照誠信互利的原則發展與銀行的關系，才能得到更多的金融支持，減少企業生產和經營中的壓力和風險。2、要規范企業財務制度。這是企業獲得貸款的首要前提。小微企業要切實加強內部管理，要規范財務管理，嚴格按照會計法規和商業銀行要求，建立全面、準確、真實的財務制度，增加信息透明度，準確反映企業的內部財務和經營狀況，有效地提高自身的對外形象。3、小微企業要提高自身競爭能力。

政府方面：1、強化政府支持與引導。建立和完善對小微企業融資的扶持政策體系。引導民間借貸規范健康發展。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2、完善金融市場體系優化金融服務。建立完善的小微企業金融服務體系。 健全融資擔保體系。完善我國資本市場。放開多種金融產品。

法律法規方面：1、加強信用法律體系建設。信用法律體系建設目的是為了強化社會信用打擊社會失信行為。2、完善融資法律法規。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根據《立法法》的規定及時修改現行小微企業融資的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形成完善科學的法律體系。3、建立和完善投資者保護法律制。健全的投資者保護法律制度體系，有助于促進小微企業融資。因此，如何有效建立和完善投資者保護的法律制度，是改善小微企業融資問題的又一重要方面。

篇5

Tang Mengsha， Wang Guoping， Hu Hong， Yu Jiegen， Guo Shi（Department of humanity and management， Wannan Medical College，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course of hospital management， we carried out the reform of practice teaching， taking the form of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using the existing public management experimental teaching center. This article will introduce and summarize the content of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ospital management.

Key words： Hospital management Experimental course Teaching reform

醫院管理學是伴隨著管理科學的發展而產生的，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建立醫院管理學課程的學府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此后，許多西方發達國家紛紛開始設立衛生事業管理專業[1]。中國的醫院管理學正式走向科學管理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經歷了30多年的學科發展，醫院管理學的科學理論得到了不斷的更新和豐富。醫院管理學是衛生事業管理專業的專業課，它將管理學的知識運用到醫院管理當中，學好醫院管理學是對各門專業課的融會貫通，更是今后工作的需要。

管理學是實踐性較強的科學，是系統研究管理活動的基本規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學。管理學是適應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產生的，它的目的是：研究在現有的條件下，如何通過合理的組織和配置人、財、物等因素，提高生產力的水平。而醫院管理學不僅具有管理學的特征而且由于醫院的特殊性，醫院管理學又不同于普通的企業管理，所以要想真正學以致用就必須加強課程的實踐教學，這樣才能更科學地掌握這門學科。

但是，現有的一些研究和教學表明[2-3]醫院管理學的實踐教學更多是流于形式，學生看到的是滯后于現實的書本理論，很難對醫院管理有一個直觀的認識，也就不用說對課程的重視了。為了提高該課程的教學質量，筆者對實踐課程加以改革，讓學生走進醫院，通過自己的實踐調查發現醫院管理存在的問題，提高學習熱情，做到活學活用。

一、《醫院管理學》實踐課程開展的條件

（一）公共管理實驗教學中心的建立

近幾年來，皖南醫學院越來越重視復合型人才的培養，特別加大了實驗（實踐）課程的課時比例，實驗課與理論課同樣得到了校領導和學院領導的重視。因此，實驗課程的教學工作獲得了一些重要的教學資源，在此基礎上，筆者所在教研室于201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公共管理實驗教學中心。該實驗教學中心改善了管理專業的實驗教學條件，以往的實驗課只能在普通教室里進行，教學環境和場地設施都受到了限制；如今的公共管理實驗教學中心建立了實驗室信息管理系統，逐步實現實驗教學與管理的信息化、網絡化、智能化。實驗室基本實現了上課學生人手一臺電腦，引入先進的實驗教學軟件，形成與學生的實時互動；在實驗室內設置了多張“討論桌”，用于學生的問題討論環節；除此以外，還增添了演講臺、沙盤等設施，方便開展實驗教學活動。

（二）實習醫院的配合

由于醫院管理學課程的特殊性，其戶外的實驗課程對醫院的依賴性特別大。醫院管理學不同于普通的管理學，很多理論并不適用于生活中的傳統認知，偏偏這又是一門理論很枯燥的學科，很多學生會想當然感性地認識這門學科，而缺少實踐的理性認知，這一點正是醫院管理的癥結所在。因此，學好這門學科更需要學校為學生搭建實習平臺，讓學生意識到只有適合醫院系統的管理學才是醫院管理學。為此，學校為廣大學生安排多家醫院作為學生的長期實習基地，讓學生能真正把書本上的知識在實踐中得到體驗。

在長期的合作中，皖南醫學院與實習醫院保持良好的關系，既能得到學生對于實習的反饋意見，又能了解到醫院方面對學生實習情況的反饋，以便在理論教學中找到學生易犯的錯誤。在教學管理上做到了學生到實踐中去了解，老師在實踐中找到側重。有了這些好的方法與經驗才不至于讓醫院管理學是書本上的生澀理論而是生產中的寶貴認知。

二、醫院管理學的實踐課程實施

（一）實踐目標

醫院管理學是一門集醫學、管理學、社會學、市場營銷學等學科為一體的綜合性課程，這其中的理論知識單純依靠書本是無法講授清楚的，教師只有在講解課本知識的基礎上，讓學生在課外的醫院實踐中去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Massilas和Cox主張將課堂學習與社會中的現實問題有機聯系起來，重視引導學生去觀

察社會、了解社會[4]。

由于一般衛生管理專業的學生去醫院實習都要等到最后一年，而《醫院管理學》課程會在此之前就學完，這之間存在一個明顯的時間差，不能等到實習的時候才讓學生接觸醫院。所以，筆者要在醫院管理學的課程進程中，利用有限的實驗課時間，開展以醫院實踐調查為主的課程實踐教學改革。這樣一來，學生看到的就不僅僅是書本上的案例，而是會有一個鮮活的直觀視覺、觸覺和嗅覺，學生就會去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增加了對醫院管理學甚至是對其他專業課程的興趣。筆者開展的醫院實踐調查是醫院管理學實踐課程的重要內容，它能夠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同時在無形中提高了我們的教學質量。

（二）實施過程

醫院管理學的實踐調查活動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實施前的準備工作，醫院實踐調查和總結匯報，這三個階段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筆者在調查活動開始前，在課堂上進行實踐課安排的介紹，讓學生對整個實踐課內容有一個了解。相關事項主要包括：

（1）調查內容。利用已經學習的有關醫院管理學的理論知識對醫院進行實踐走訪，了解并記錄醫院的部門建設情況、就診流程與評價、就診環境及服務態度評價等。

（2）時間地點。主要是利用實驗課的時間外出走訪，按學號進行分組調查市內的三級醫院。

（3）人員安排。每10人為一組，每組推薦一名組長，負責調查活動的任務分配。

（4）組織匯報。每組推薦一名同學在公共管理實驗教學中心進行匯報，匯報內容主要是學生在醫院的觀察和記錄的匯總，并形成一份報告上交。

在上述準備工作完成后，就開始安排學生進入醫院進行實踐調查。在入院調查時有幾個重要事項需要學生注意：第一，學校會給學生開具相應的介紹信，表明此次調查的目的和性質，避免出現問題；第二，學生在醫院調查的時候要穿上學校發放的白大褂。學生在醫院進行實地調查時，一般不會提前告知院方，這樣能更準確地反映醫院工作的真實情況；如在醫院遇到工作人員詢問時，就可以出示學校開具的介紹信表明身份。調查的形式不限，可以借助現有的多媒體技術，利用拍照、視頻、錄音等形式進行記錄，方便后面的匯報工作。

做完醫院的實地調查后，學生就要開始將收集到的各種數據進行整理、分析，形成調查報告，并以PPT等形式在實驗中心進行分批匯報。由于本次調查選擇的對象均為三級醫院，所以還是有很好的對比性，詳見表1。

醫院實踐調查不僅是一個調查過程，也是教學實踐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授課教師將調查與教學緊密結合起來，在調查開始前教師對學生有一個集中的安排指導，在調查結束后的報告環節，老師也會依據學生的調查報告內容和質量對學生給予相應指導和評價。同時，學生也可以將自己在調查過程中遇到的一些感興趣的問題或者選題與畢業論文結合，作為自己畢業論文設計的一個重要參考依據。

《醫院管理學》是一門貼近生活的學科，學生在實習的具體環境可以很容易地接觸和了解，但有些醫院管理的知識是帶有偶然性的，比如“醫院糾紛的處理”學生在實習過程中可能感受不到，這就要求教師要特別注意引導學生。以“醫療事故的處理”為例授課老師對于這類問題采取了“提問―自學―引導討論―歸納總結”的流程，以問題為基礎的教學方法。在教學開始時向學生提出“造成醫療事故的原因有哪些？”、“如何解決醫療事故？以及國家在應對醫療事故有哪些措施？”學生可以根據老師提出的問題進行討論，然后老師通過實例來向學生講解，然后學生再分組討論，最后各個討論組根據討論的結果得出結論。

三、醫院管理學的實踐教學與總結

（一）匯報內容豐富，角度新穎

在學生的調查匯報中，筆者發現同學的匯報內容非常豐富，而且思考問題的角度也各不相同。首先，調查項目內容較多，涉及總體管理、服務管理、藥房管理、病床管理、信息管理、就診流程、衛生環境、交通管理等，在對醫院進行總結的時候能從優點和缺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并運用所學的專業知識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意見，可以看出學生是很認真的去到醫院進行實地觀察，發現問題后有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其次，同學們重點闡述調查問題的角度各不相同，有的小組拍攝了某位同學入院就診過程，以此作為切入點分析其中存在的問題；有的小組觀察醫院廁所的衛生狀況和是否為特殊病人設置殘疾人專用廁所；有的調查小組注意到醫院的交通混亂的問題，醫院門通缺乏管理，醫院內停車難、停車亂，這個問題看似小，但卻影響著醫院的整體形象，甚至影響了搶救病人的寶貴時間。最后，學生們充分發揮了團隊合作精神，在匯報中同學們闡述了小組隊員負責的任務，有些人負責拍照，有些人負責后期視頻制作，有些人負責報告書和PPT的整理書寫，整個過程都是分工協作、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由此可見，學生的實踐調查的確能發現一些平時被醫院管理者所忽視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能夠得到重視，將會促進醫院的發展和進步。

（二）發揮學生主體積極性，提高教學質量

實踐調查這種方法強調了參與者的主體作用，學生在實踐活動中，從調查前的準備工作到入院調查再到整理資料得出研究結果，這些都充分發揮了學生的動手動腦能力。在調查活動的全部過程中，全體同學都要參與進來，進行充分的討論學習，并且要親自去體驗和實踐。醫院實踐調查活動安排在課程進行中期階段，這樣既是對前期所學知識點的回顧與運用，更能促進學生對后期學習的積極性和對所學知識的思考。這個過程會增強學生的主體意識，促進積極性和創新能力的發揮，去解決實際工作、學習和生活中會遇到的問題。受時間所限不能讓學生到各種類型層次的醫院都有實習體會，這樣有些醫院管理的知識可能會有片面甚至偏頗的可能。為了解決這樣問題，筆者對學生的分組，要求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實施調查活動，每個團隊盡量安排不同醫院實習的學生，讓學生在小組討論中面對不同問題產生“碰撞”從而達到知識從生產中來卻又高于具體生產的理論知識。這就要求學生要有團隊意識而且還要有獨立思考敢于提出不同看法的精神，既要考慮到團隊的需求，學會與其他同學的溝通交流，又要能提出自己實踐中得出的不同看法。這種分工與合作的精神會貫穿整個學習過程，在調查時的協作會提高學生的工作效率，在研究分析時的協作會拓寬學生的思考角度。

篇6

[關鍵詞]城市　互聯網　信息差距　治理

[分類號]G203

1　引言

國內研究主要分析我國東西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信息差距及其社會影響。而新近的調查發現，我國互聯網的普及率差距超過信息差距的總水平…，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體間存在顯著的互聯網信息差距，而且還呈現出加劇的傾向。需要從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需求與認知能力出發，結合我國的互聯網發展模式與特征，探討治理差距的對策職稱論文。

本文首先區分互聯網信息差距的不同層次。在此基礎上，具體闡述我國城市群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狀況與成因，以促進就業與社會和諧發展為目標，明確治理差距的政策思路，基于我國城鄉二元分割的具體情境，提出分階段的治理措施。

2　互聯網信息差距的三個層次

雖然已有文獻尚未明確劃分其過程的層次性，但可以從中發現，群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涉及接入、使用、獲益能力差距三個層次。

2.1　第一層次——接入差距

以歐盟的互聯網調查和美國商務部的系列調查為代表，許多研究根據創新傳播理論分析了互聯網接入的發展過程。研究發現一國的不同社會群體開始接入互聯網的時刻、飽和率水平都有顯著差異，可以用圖1所示的分層模型來表述:

群體A屬于信息富有者，是一國最先接入互聯網的群體，該群體中的個體接入比例最高;群體C是信息貧弱群體，開始接入互聯網的起始時刻最晚、群體中僅有較低比例接入互聯網之后就不再有新增的采用者。

2.2　第二層次——使用能力差距

不同群體的互聯網使用能力存在較大的差異。使用能力包括基礎性技能、結構性技能兩個層面。基礎性技能即對網上文獻的閱讀理解能力，包括英文水平，主要是通過基礎教育取得的;結構性技能是使用互聯網收集信息、加工數據等方面的能力，包括使用超文本以及各類軟件等工具的能力，建立在基礎性技能之上，主要通過信息技術培訓與學習取得。參與網絡游戲、瀏覽網頁與設計圖文、開展網上交易之間的技能差別是顯著的。基礎性技能具有相對穩定性，而信息技術的發展推動著結構性技能持續變化。

2.3　第三層次——獲益能力差距

互聯網使用能力在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的輔助下，形成獲益能力，即運用互聯網支持工作、改善個人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是在信息社會中生存的一種戰略性能力。綜合已有研究，本文認為互聯網使用能力、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和獲益能力之間的關系如圖2所示，獲益能力差距最難以縮減。由于掌握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差異，即便在使用能力等同的條件下，圖1中的群體C從互聯網使用中獲得的收益也低于群體A和B:

3　我國城市互聯網領域的信息差距現狀

3.1　我國互聯網發展模式與信息傳播特征

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的互聯網發展建立在政府推進和外來技術的基礎上，形成了“政府一信息服務組織一用戶”自上而下的信息服務體系。自2005年后，我國互聯網快速普及，正處在快速擴張初期，開始向農村滲透。2009年普及率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09年12月已有網民3.84億，成為人口最多的網民國家。區別于發達國家的一個關鍵性變化，是產生了多樣化的互聯網應用方式創新。除電腦之外，手機、游戲機、電視機等，都已具備網絡接人能力，手機和電腦共為互聯網信息服務的重要基礎設施，互聯網隨身化、便攜化趨勢日益明顯。持續更新的互聯網媒介，推動了我國信息傳播向分眾化、個人化方向發展。

3.2　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

我國城市信息貧弱群體主要包括城市戶籍的無業與失業人員、在業低收入人員等以及農民工兩類。

3.2.1　城市互聯網接入差距

根據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關于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的調查報告，2008～2010三年中，我國總體互聯網接入率在持續增加，網民城鄉結構對比基本沒有變化;而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接入率遠低于平均普及率，其中農民工的接入率明顯低于城市戶籍信息貧弱群體的接入水平，幾乎沒有提高，如表1所示:

3.2.2　城市互聯網使用差距在以上海、廣州和北京為代表的大城市及其周邊城市中，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體之間存在明顯的互聯網使用差距。以互聯網發展全國領先的北京市為例，包括流動人口、郊區農民在內的各群體的信息化水平可分為高端、中端、低端三個層次，所占人口比例分別是9%、37.6%、53.4%。各群體之間在收入水平、電腦擁有率、互聯網接入、上網時間長度、網絡應用方式等方面差距較大。高端群體網絡接人率近100%，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廣泛使用電腦和網絡，平均每周上網時間超過30小時，網絡應用水平高;中端群體電腦擁有率超過五成，網絡接入率近50%，平均每周上網時間13小時;低端群體電腦擁有率低，幾乎不能上網、沒有郵箱。占人口半數以上的低端群體包括城郊農民、下崗與無業人員、殘疾人、家庭婦女以及農民工，傳統媒體仍是他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雖然缺乏國家層面的量化數據，北京市的互聯網應用結構作為一個參考，部分反映了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數量以及該群體與其他群體間的互聯網使用差距。

3.2.3　城市互聯網獲益差距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網絡應用產生的價值很有限。在我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制度環境缺乏穩定性、組織機構快速變遷、個體流動性大幅提升，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服務需求主要涉及就業、社會保障、子女教育、生活服務等方面，而利用互聯網提供上述服務，在我國仍處于初始階段。第24次CNNIC互聯網調查指出，農民工、下崗失業人員等群體因回避社會現實而上網的傾向，超出主動的互聯網應用，而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工作者、企業管理人員等則與之相反;農民工與辦公室職員在網上教育、網絡銀行、電子商務等應用的普及率上有巨大差距。第25次CNNIC互聯網調查發現，與我國整體網民相比，手機網民中農民工和城市無業、失業人員所占比例更高;而手機上網中使用率最高的應用是聊天，達到71.5%，信息貧弱群體從互聯網應用中獲得的利益十分有限。

4　我國城市互聯網差距成因與治理

4.1　群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成因

在個體層面，低教育程度、職業狀況、收入水平以及對互聯網的有限認知是我國城市互聯網接人與使用差距的四個主要成因，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對產生互聯網獲益能力具有重要的影響。CNNIC歷次調查發現，個人不上網的兩個主要原因依次為:缺乏上網所需的技能、不具備上網條件。國家統計局的《2009年農民工監察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外出農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比重占64.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3.5%，以從事低收入的制造業、建筑業和服務業為主。月平均收入為1417元，幾乎沒有在崗位上獲得信息技術培訓，制約著該群體對互聯網的使用。我國市場化定價的互聯網接入費用每戶平均77元/月，網吧上網費用平均44.8元/月(第22次CNNIC互聯網調查)，網絡接入價格占收入水平較高。城市戶籍的信息貧弱群體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略高于農民工，但是也難以支付市場化的信息技術培訓和網絡接入費用。信息貧弱者獲取信息的途徑以先賦性社會關系為主，鏈合關系短缺，導致其社會支持系統薄弱，難以通過使用網絡獲得利益。

在社會層面，農村互聯網信息基礎設施薄弱、城市公共信息設施的難以獲得性，是造成農民工、城郊農民這兩個細分群體低接入率的兩大外部主因。信息資源供給存在制度性缺失，是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獲益少的主要原因。信息貧弱群體對信息服務的類型和定價決策以及信息內容和傳播形式沒有實質性影響，公共信息服務體系對符合信息貧弱群體需求的信息資源整合不足，未能支持這一群體的就業、學習、生活事務。

4.2　治理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政策視角

城市信息化的本質是建立政府、企業和公眾之間的信息共享和良性互動，改善城市交通、教育、安全與公共衛生、社區服務等，促進城市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需要公眾的深度參與。我國城市信息貧弱群體數量龐大，與其他群體間存在較大的互聯網信息差距，城市信息化進程缺少堅實的社會基礎。在缺乏外部干預的情況下，現存差距將會加速擴大，互聯網差距會與既有的多種社會分化相互滲透，導致信息貧弱群體難以參與信息技術手段支持的社會活動，加劇這一群體在社會、經濟等多個方面的劣勢。

已有研究發現，僅采用技術性思路，例如改善互聯網基礎設施、降低互聯網接入費用、提供網絡技能培訓等技術性措施，不足以縮小群體間的互聯網信息差距。自2000年以后，相關政策設計開始轉向社會性視角，在采用技術性政策措施的同時，從信息貧弱群體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發展障礙出發，通過社會政策，向這一群體賦權，使之形成自我發展能力。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涉及教育、就業政策與信息化政策等多個領域，需要提高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使用能力和職業技能，增加其社會資本，完善公共服務，使這一群體獲得更多利益。一個有效的途徑是通過公私部門、非政府組織等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合作，共同治理互聯網信息差距。

5　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思路

需要根據《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建立一個社會矯正機制，縮小我國城市群體間的互聯網信息差距，改善信息貧弱群體的就業與生活狀況，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5.1　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戰略目標

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信息化發展的社會基礎還較為薄弱。本文認為，我國治理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目標應具有階段性，以提高接入率為基礎，設定近期和長期目標，見表2。

5.2　治理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對策

5.2.1　近期的治理措施

·改善互聯網信息服務的可獲得性。應加強城市公共網絡端口建設，將學校、圖書館、社區學習中心等接入互聯網，使信息貧弱群體能夠接觸網絡。建議以民政部門的社區信息化建設、各地區的社區學習中心為依托，通過社區、居委會統一管理，借助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向各類信息貧弱者提供廉租或捐獻電腦、免費或低收費網絡服務;各地區應探索將城市公共網絡資源向農民工開放的模式，改善他們對網絡的獲得。應融合網絡與傳統媒體，整合從中央到地方的已有信息資源和服務，向信息貧弱群體提供多樣化的信息渠道。

·提高互聯網使用技能與收益。目前面向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化培訓存在多方投入、多頭管理、缺乏整體規劃等問題，應鼓勵信息技術培訓機構、用工企業和非政府組織，以及開展就業支持計劃(例如國務院扶貧辦的“雨露計劃”)的政府部門進行合作，結合就業需求(無論是正式或者非正式就業)設計教學內容，使信息貧弱群體通過培訓提高信息使用能力，增強這一群體在就業市場上的靈活性。

5.2.2　長期的治理措施

·強化信息化的社會基礎。應推進競爭政策和普遍服務政策，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降低互聯網接入費用;根據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把握互聯網產業的發展趨勢，為本土產業技術創新形成包容性空間，繼續推進信息無障礙標準，增強縮減信息差距的技術基礎;借鑒國外經驗，重視全民信息技術教育，避免信息差距的代際傳遞。

·提高信息服務質量。采取措施促使各類信息服務主體承擔社會責任，要求電視、廣播、報紙、雜志、中文網絡等媒體對信息內容加強自律管理，創建符合信息貧弱群體需要與認知能力的信息內容。重點是加強電子政務建設，提高公共信息服務的用戶導向性，使城市信息貧弱群體能夠獲得關鍵性的公共信息服務。

·形成長效信息培訓運行機制。信息技術培訓需要進行平臺建設，吸引地方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的長期投入，對培訓項目進行科學的評估和改進。在實踐中，一些跨國公司聯合公益性、非營利性組織和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建立了面向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社區學習中心，項目設計和管理的規范性高，重視培訓師資和當地的骨干力量，產生了規模效應，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社區學習模式。

·增強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社會參與能力。我國在較長時期內不會改變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中高級藍領短缺的就業市場狀況會延續。城市信息貧弱群體就業以藍領職業為主，而當前的教育體系和就業選擇、社會資源分配不利于藍領。國家應提高職業教育的成效，創建更為多元的文化環境，使藍領在社會參與、經濟與文化資源分配中獲得更為公平的機會，提高收入和職業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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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保守黨；福利制度；政黨；政黨政治

中圖分類號：D731 文獻標識碼：A

政黨是20世紀英國政治的靈魂。二戰后，英國政黨政治著力推進社會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并最終促使世界第一個福利國家在英國建成。英國政黨政治是同福利國家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可以說福利國家是由政黨推動而建成的。政黨的立場、態度及其活動直接決定了社會福利與福利國家在英國的發展進程。保守黨和工黨是英國的兩大政黨，它們在福利國家與社會福利的發展進程中各自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本文主要探討保守黨在英國社會福利制度建立、發展和改革進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保守黨與英國福利制度的建立

英國自由黨在英國社會福利制度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奠基作用。20世紀初自由黨通過大選勝利取代了執政達20年之久的保守黨而成功上臺執政。為了順應社會改革的潮流，上臺伊始的自由黨于1906年便開始了大規模的社會改革和密集的社會立法活動。這些改革措施和立法活動為英國福利制度的最終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為自由黨博得了英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奠基者”的好名聲。那么，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執政達20多年的保守黨政府面對日益加劇的社會問題采取了什么措施來解決社會問題呢？這些措施對自由黨進行大規模的社會改革和社會立法活動有什么影響呢？或者換個角度來看，保守黨與英國社會福利制度的確立有什么關聯呢？事實上，在1870―1914年，保守黨執政期間組織過各種各樣的委員會對各類社會問題進行調查。這些委員會調查的問題基本涉及到社會問題的各個方面：工廠工作狀況問題；工匠和工人住房問題；國民救濟保險問題；濟貧問題；老年化問題；貧困問題；老年貧民問題；國民身體素質下降問題；公立學校兒童醫療檢查和營養問題等等。由于當時愛爾蘭問題的惡化、政黨競爭的錯綜復雜、悠久的崇尚個人奮斗的歷史和自助傳統以及對《濟貧法》所進行的一些改革等原因使得保守黨在執政的20多年里沒有能夠在社會領域內采取重大的改革措施，但是保守黨執政期間所組織的有關社會問題的委員會及其對各種社會問題所進行的廣泛調查和討論，其所采取的各項社會措施為以后上臺的自由黨政府制定有效的社會政策，提供了極具價值的資料和條件，同時也為自由黨政府建立有關社會保險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可以說，保守黨為英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確立起了正面的積極地基礎作用。

二、保守黨與英國福利制度的發展

1945年工黨的上臺執政沉重地打擊了保守黨。保守黨開始反思自己的社會政策，大膽啟用了在戰時促成聯合政府通過1944年《教育法》的巴特勒。巴特勒在1947年代表保守黨頒布了《工業》、《農業》等文件，文件同意了工黨的國有化、混合經濟、建設福利國家和實行充分就業的政策。這些政治主張極大地贏得了大批選民的理解、認同與支持，為保守黨1951年重新執政以及保守黨和工黨兩黨取得福利共識奠定了基礎。

（一）1951―1964年：社會福利制度鞏固和停滯的13年

1951年至1964年間是英國福利國家在戰后的擴張時期。那么，保守黨在這個執政期間對福利國家的擴張又做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成效？嚴格地講，保守黨這一階段只是保持工黨社會福利制度政策的連貫性，幾乎沒有出臺改進措施，重大的社會保障政策創新少之又少。從社會保障制度創新的角度來看，這一時期被看作是英國社會保障制度鞏固和停滯的13年。

這一時期社會保障政策領域最大的政策創新就是建立起第二支柱的職業養老金的養老保險制度。1958年，保守黨提出了《關于養老金制度的白皮書》的報告，倡導進行三大目標的養老金制度改革思想，主張最終建立與收入相關聯的養老金制度。這三大養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標是：其一，養老金制度要建立在堅實的財政基礎上；其二，鼓勵職業養老金制度的發展；其三，向沒有參加職業養老金制度者提供補貼。1959年，英國頒布了新的《國民保險法》，正式建立了與收入相關聯的養老金制度。這種收入關聯的養老金制度的明顯特點就是：以與參加者的其它收入相關聯的方式計發養老金，參加者的其他收入越高，則他將會得到的養老金收益就越高。同時，還需要附帶上一個財產審查的機制。新的《國民保險法》的通過標志著原本民間性質的職業養老金開始被納入到政府的政策體制之中，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認可。該法案強化了養老保障的第二支柱補充養老保險制度的作用。補充養老保險是一種職業年金計劃，雇主是資金責任承擔主體，在待遇上完全采取收入關聯原則。此后，職業養老金制度在養老金體系中的地位逐漸上升，這在英國養老保障政策發展歷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國民健康服務政策領域方面，首先，針對服務成本的持續增長，保守黨政府決心開始重視采取削減社會福利開支的一些措施。在1952年，政府引進了處方收費制度，同時還設立了負責調查國民健康服務成本的蓋力邦委員會。該委員會在1956年發表了《蓋力邦報告》，在報告中得出“國民健康服務的工作表現是甚為成功的”以及“醫療支出增長是可接受的”的主要結論。但是，處方收費制度及《蓋力邦報告》的結論引發了困擾保守黨政府的一些主要問題：“政府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在福利政策與其他公共政策之間進行配置？在福利預算內，又如何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國民健康服務體系中？”。針對這些問題，保守黨政府采取了對醫院的擴建和改造，制定了醫院發展的國家規劃，加大了醫院建設和改造的資金投入等措施來回應政黨和民眾的質疑。這些措施的實施結果導致“健康服務方面的擴張在國民收入中一直占有較大的份額，而且呈現出持續和顯著增長的勢頭”。其次，1959年的《精神健康法》是保守黨政府在醫療領域中唯一重大的立法項目，該法極大地促進了對精神病患者治療的靈活性和非正規性，因而具有劃時代的積極進步意義。然而，縱觀整個60年代，英國的國民健康服務制度經歷了從免費的保健服務這一基本原則的大規模倒退的歷程。此后直到1973年為止，國民健康服務一直在按部就班地運行著，沒有更多的重大改革或政策創新。

在教育政策領域方面，保守黨政府作出了很多創新。保守黨政府有一個重大的抱負：“為普選權和充分就業提供充足的教育，這將與保守黨的理念和政策相吻合。”，為此保守黨政府在1951-1964年期間，增加了國立教育資源，為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臺。與此同時，各種咨詢團體就教育的各個方面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對保守黨政府有影響的咨詢報告。其主要涉及到：提前輟學兒童的調查報告；15-18歲青年的《克羅澤報告》；對較低“學術”能力的兒童進行教育的調查報告；高等教育的調查報告；小學教育的報告等。其中《羅賓斯的關于高等教育的調查報告》導致了高等教育的迅速擴張，促使大學教育由精英教育轉向大眾化教育的步伐更快了。不過，1951-1964年的保守黨教育政策的創新基本上沒有超出1944年的《巴特勒教育法》的總體框架，只是一些零散的且本地化的創新，但它為創立一個健全的的教育體系奠定了基礎。

在住房和個人社會服務政策領域方面，其一，保守黨政府在此期間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公有和私有住房建造的住房成績，并使房屋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形式開始發生改變，自此房主自用房和地方當局出租房逐漸占據支配地位。其二，個人社會服務得到了穩定和鞏固的發展，服務的結構發生了重要的變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根據法令成立了專門的兒童服務機構負責兒童照顧問題、防止忽視和虐待兒童以及兒童犯罪問題；二是組建地方當局福利部門和醫療衛生部門負責地方福利服務或個人社會服務事務。社區工作職業、社區人員的培訓發展以及小規模的文明院建設得到了關注和重視，并取得一定的效果。

歷史學家們對英國政黨在福利國家的確立中所發揮作用的評論是工黨創建了福利國家，而保守黨鞏固了它。這個評價結論是比較中肯的。保守黨政府在此期間只是保持和鞏固此前的工黨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創新的很少，故而保守黨執政的這13年被人們看作是“社會福利制度浪費的13年”。

（二）1970―1974年：孕育之中的福利制度矛盾、困難和危機

在經濟形勢每況愈下、英國經濟病急劇惡化以及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的國際國內背景下，1970年6月18日保守黨希斯政府出乎意外地贏得大選，打敗了工黨而重新上臺執政。希斯政府在執政期間，第5次戰后經濟危機再度爆發，危機使保守黨政府遭受嚴重挫折。希斯政府執政期間在社會保障和住房領域的政策發展對后來的社會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其中最重要的社會保障問題涉及到繳費型養老金和家庭津貼制的發展。1970年保守黨政府制定了《家庭收入補貼法》以應對日趨嚴重的多子女家庭的貧困問題，但家庭收入補貼的復雜性、不成比例的行政成本、未能解決貧困與失業陷阱、領取率低等問題遭到了極大的批判。另外，1971年保守黨政府發表了年金戰略。其要點有三：其一，保障基礎年金，發展企業年金；其二，采取現收現付方式的基礎年金制；其三，保證最低限度購買力的基礎年金制。當時的社會保障政策的主要特點是尋求進一步低成本、容易實現的延伸選擇性的方式。如：擴大養老金發放的對象；降低領取孤寡撫恤金的門檻；發放照顧病殘人群的護理津貼等。在住房政策領域方面，首先，1971年保守黨的住房政策白皮書確立了三個目標：每家擁有一套體面地住房；在擁有和租房之間作出合理的選擇；提供并獲得住房補助的平等性。其次，1972年的《住房融資法》限制了地方當局建房的公共開支，提倡公平租金原則。這些目標與措施對住房政策的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導致了政府住房的財政責任逐步弱化。

然而，保守黨政府在健康、教育、個人社會服務等領域卻很少有重大變化。1970年7月，保守黨政府頒布了反對綜合教育的公告，取消了中央對綜合教育的支持，同時停止了學生的免費牛奶供應。1972年簽發的《教育：擴張的框架》白皮書使得90的4歲兒童接受幼兒園教育，增加了超過40的教師，促進了高等教育在十年內的增長。在1972年10月，保守黨希斯政府實施了專門照料殘疾人的護理津貼支付制度，同時還實施了家庭提供津貼的非繳費型計劃，這些具有福利政策的某種積極因素。

保守黨和工黨政府在創建和強化福利國家的過程中，都發揮了較大的作用。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福利項目在不斷增加，保障水平也在穩定的提高，福利門檻比較低，所以福利國家都處于不斷擴張時期，如此同時福利開支的財政壓力在不斷地威脅和制約著健康福利制度的正常發展，日益膨脹的福利支出壓力與日趨嚴峻的經濟形勢的矛盾日益突出，福利制度的矛盾、困難與危機也在福利國家的持續擴張中不斷孕育和發酵。

三、保守黨與英國福利制度的改革

英國經濟在整個19世紀70年代是與經濟危機并行發展的。經濟增長速度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都已降到西方國家的最低水平，國內財政狀況持續惡化，政府財政赤字總額達到1971-1979年同期的國民生產總值的5，通貨膨脹曾達到25，失業人數在1980年達到159.1萬人。失業問題加劇了社會動蕩，福利國家正在面臨全面的危機。困擾英國福利國家的主要問題表現在下面五個方面：其一，過度的福利支出導致國家財政危機日益加深；其二，固定資本投資持續下降導致經濟增長乏力；其三，勞動力成本提高致使國際競爭能力下降；其四，嚴重的福利依賴抑制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活力；其五，政府福利管理的低效率和官僚化導致管理機構臃腫和作風嚴重。日趨嚴重的國家福利危機迫使1979年8月上臺的撒切爾保守黨政府開始了長達18年的新自由主義福利國家改革的歷程。撒切爾的改革使英國的福利國家制度發生了重大的轉型。撒切爾所持的基本改革政策理念是英國的福利國家制度發生重大轉型的主要思想基礎。這些基本政策理念概括為：支持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主張個人自由競爭，調整國家福利責任范圍；限定總體經濟政策的領域，支持利用市場力量配置資源的作用等等。這些基本改革政策理念就會必然體現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實踐中。撒切爾極力主張：（一）社會福利政策是經濟政策的一部分，以社會保障制度補充勞動力市場的缺失；（二）減少自發性失業；（三）鼓勵民營化，收縮政府的責任邊界；（四）主張個別主義替代普遍主義，限定社會保障給付對象和維持最低限度的給付水平；（五）市場力量決定“自然”的就業水平。

在社會保障政策領域方面，1985年6月公布的《社會保障改革》綠皮書及12月公布的《社會保障改革--行動綱領》白皮書成為引發撒切爾保守黨政府1986年進行福利制度改革的主要依據之一。綠皮書和白皮書提出了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三項基本目標：其一，國家的基本責任是保障滿足公民的基本需要；其二，社會保障政策要與經濟目標和就業目標協調一致；其三，簡化社會保障制度，明確權利的授予規則。1986年通過的新的《社會保障法》圍繞這三大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目標對原有的社會保障制度進行了重大的改革，從而使其社會保障政策發生了重要的轉折。第一，在收入關聯養老金計劃方面：以一生平均收入為基礎調整收益計發辦法；調整未來退休人員享受養老金的最高比例等；第二，制定了旨在鼓勵私人養老金計劃發展的管理非國家養老金計劃的規則；第三，實現資產調查的社會救助方面的改革，采取客戶集體補貼金取代原有的收入支持政策；第四，設置社會基金，向客戶提供特別需要的給付以應對各種突發的危機；第五，以政府提供補助的方式鼓勵服務的民營化；第六，以求職者津貼代替失業補貼等。通過上述改革措施基本達到了抑制了基礎養老金的給付水準；界定了政府、企業和個人在基礎養老金、個人養老金與企業養老金中各自的職責邊界這兩個方面的目標。

在國民健康服務政策領域方面，保守黨政府主要在兩個方面進行了重大改革。第一，在初級健康照顧制度方面實施六點改革措施：開業醫生的醫療金融公庫民營化運作制度；許可保健單位設置自費項目收費制度；實施醫生退休管理制度；控制齒科保健活動的財政支出；眼睛付費制與競爭制的強化；家庭醫生的雇傭人員費用補貼制度等，這六項改革進一步萎縮了政府的職責邊界，強化了個人的健康服務的責任，降低了政府財政支出的壓力。第二，在“內部市場” 的改革措施方面進行了三項改革：增加了醫療機構的自；轉變了政府衛生部門管理職能；實行了采購者與醫療提供者分離的市場體制等，這三點改革主要達成了三項成果：確立了醫療收費的許可證制度，控制了公共支出，發揮了私人經濟的主動性。國民健康服務達到了既有政府干預的公平性和成本可控性，又具有市場的高效性和靈敏性。然而，醫療收費措施的實施影響深遠，徹底動搖了普惠制的健康服務思想。

在住房政策領域方面，保守黨政府面對嚴峻的住房公共開支壓力，于1980年頒布了《住房法》，推行公房私有化，大幅度提高住房租金。進一步強化私人部門、志愿者組織以及地方團體的住房開支責任，縮小政府住房福利支出的職責邊界。在教育政策領域方面，1988年保守黨政府頒布了《教育法》，確立了英國國立教育的法律框架，開始了教育體制的又一次重大改革。主要改革有三：其一，強化中央政府對教育的國家責任，取消地方政府的殘余責任。以法規的形式統一課程、統一測試、統一內容、統一時間等有利于中央政府控制的改革。其二，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增加學校的管理權限以及家長對學校的選擇權限，以利于教師和學校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務。其三，合并教育部和就業部，組建教育與就業部。新機構的工作目標是通過提高國家教育成就及技能的水平，促進高效、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來支持經濟的發展，進而提高國家的競爭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從戰后英國福利制度發展的階段來看，有兩個主要特點。其一，1945年-1979年是福利政策持續擴張、福利支出持續增加的一個重要階段；其二，1979年-1997年是福利政策不斷收縮、福利支出不斷削減、福利制度更加理性的一個重要階段。從政府承擔的職責演變來看，1979年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1979年以后，國家的職責邊界開始不斷收縮，市場和私人以及社會的職責不斷地擴大。從福利的體系和結構來看，福利內容雖然被改變，但福利國家的體系和結構沒有被破壞，仍相對完整。這主要是由于公民權的思想和福利國家的思想已經深深根植于國民的政治意識之中了。從福利國家制度模式來看，選擇性制度模式逐漸代替普惠式制度模式成為改革青睞的主要制度模式。普遍福利思想從長期來看受到了保守黨政府的侵蝕和局部瓦解。1979年以后的制度設計者主要從經濟的支持能力出發，來確定福利項目的設立和福利給付的水平，嚴格控制福利的支出。從福利國家制度的建設目標來看，保守黨政府的福利制度目標逐步與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目標相適應，為福利國家制度的可持續性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總而言之，撒切爾保守黨政府的改革為福利國家制度的改革樹立了新典范。從福利支出水平和福利制度的結構調整兩個方面來看保守黨政府的改革成果有三：其一，龐大的需要保障人口維持了福利支出總額的剛性增加，但改革使剛性增加的趨勢得到延緩和減弱，福利支出持續擴張的軌跡得到初步的扭轉；其二，改革真正實現了由意識形態驅動的大規模制度的轉變，普惠式的福利制度模式逐步讓位于補缺型福利制度模式。其中，住房私有化的改革是最為徹底、最見成效的領域。其三，貝弗里奇確立的福利國家的思想不斷得到侵蝕和瓦解。一個健康的合理與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相適應的福利國家制度正在建構與發展。

四、基本結論

社會保障制度自《貝弗里奇報告》的問世至新工黨的出現，始終是英國福利國家的核心。英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內容主要包括：一是繳費制國民保險給付制度確定了個人、企業對津貼的權利與義務；二是稅收支持的普遍利權利彰顯了英國福利國家的精神和要義；三是家計調查型津貼鎖定了最需要的保障人口等。首先，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內容的發展已經成為每個階段英國福利國家演變的縮影。有學者評價，福利國家成熟于20世紀40年代的普遍主義，繁榮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共識和富足，卻在70年代猶如秋天褪色的玫瑰一樣凋謝了。1973年石油危機以后，無論是工黨政府還是保守黨政府，英國的福利國家制度都成為振興經濟、強化財政控制的工具或犧牲品。自此，保守黨政府倡導地縮減福利支出的新自由主義共識日益取代了代表貝弗里奇主流思想的社會民主共識。其次，政黨政治與英國的社會福利制度之間存在著高度的同步性和相關性，政黨政治基本是主導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政策的重要因素。同時，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也左右著政黨的命運。撒切爾保守黨政府執政以后，顛覆了兩黨間30年的福利共識，對福利制度進行了重大的的改革轉型，改革轉型成功地醫治了由于高福利、高稅收、高通貨膨脹所帶來的英國“福利病”，但改革也擴大了社會的貧富差距，加劇了社會矛盾的激化。矛盾的激化升級結束了保守黨長達18年的執政歷史。再次，政黨政治更關注福利模式的選擇和福利政策制定的價值取向。在福利支出方面，保守黨反對福利國家，主張國家的職責應該不斷縮減。從80年代開始實施以削減福利開支為首要目標的改革，但實踐證明，福利開支削減的目標沒有達到，反而福利開支持續增加。由此看來，保守黨在福利開支方面的影響其實是很有限的。在福利制度模式的選擇方面，政黨政治的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起了決定作用。事實上，福利理念是一個屬于政治理念的范疇，福利理念在福利制度模式的選擇上起了決定作用。例如， 1951-1964年保守黨是堅定地普遍主義者，為此采取了一些列的福利擴張政策。1970-1974年由于凱恩斯主義的失靈，經濟危機的頻繁發作，保守黨政府努力使福利制度模式逐漸發生重大轉變，1986年的《社會保障法》所制定的措施充分體現了新自由主義福利理念，該理念將整個制度堅定地朝著選擇性方向推進。在公民權賦予方面及國家職責問題上，同樣體現了更多的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保守黨強調福利制度中互惠理念所包含的個人責任的公民權，也更強調市場是分配經濟資源的正確機制，限制國家的作用是福利制度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最后，政黨的政策主張、理論基礎和執政理念對福利制度建立、形成、發展和改革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保守黨以自由主義理論為依托，在政黨競選和執政期間，都極力把福利制度的發展和改革看作是最重要的大事。極力主張社會福利制度要與社會經濟目標、政治目標相適應。

參考文獻：

[1] 孫潔.英國的政黨制度與福利制度[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2] 丁建定.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 丁建定.保守黨與英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關系[J].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6）.

[4] 丁建定，楊鳳娟.英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2004.

篇8

近來,筆者對滬上部分媒體前階段世博報道進行了一番回顧分析,覺得有一個問題值得探討,那就是在世博會的最后階段,如能不滿足于熱鬧的“嘉年華”式報道,也不只是留下一些碎片化的信息,那么整個世博報道就可能取得更加驕人的成果。為此,世博會后期,有必要在總結分析前階段報道的基礎上,對這場歷史性的盛會作更深入的思考和開掘,避免成為“過眼煙云”,為未來留下更多值得永久記憶和回味的東西,并在后世博時期產生放大效應。

一、前期報道的得失長短

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是,國內各家媒體對世博會的報道都十分重視,無論是視覺還是聽覺都對人們形成了足夠強大的沖擊力。從世博第一天開始,上海的媒體報道天天不間斷,并始終保持著一定的數量。據筆者對新民晚報5月至8月世博專版的統計,4個月的報道共約1400多篇,平均每天有12篇之多,加上其他各個新聞版乃至專副刊的大量相關內容,基本上是“滿眼皆世博”,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力。

不過,實話實說,盡管可圈可點的報道和節目時有出現,但能真正讓人過目不忘,引人深思的內容還是偏少。為了最后階段報道的質量能有一個較大的提升,這里概括前一階段世博報道的兩個不足――

1.熱鬧有余,回味不夠

前一階段,各家媒體為世博報道搭建的“舞臺”可謂精彩紛呈:電視臺一天24小時各種專題節目滾動播出,讓人們隨時身臨其境地了解世博,比如從世博開幕前就開始的場館介紹系列節目,內容豐富詳實,加上背景資料介紹,其觀賞性甚至超過到實地參觀。而平面媒體為世博特刊開出的各種板塊和專欄的名稱,也豐富多彩,如文匯報在世博專版中,分別冠以“發現”、“文明”、“奉獻”、“我們”等名稱;新民晚報的兩大板塊“世博進行時”和“世博天下”中,讀者天天能見到諸如“世博先鋒”、“網上游世博”、“館外看門道”、“院士看世博”、“老外看世博”、“世博每日之星”等10多個小專欄,近期推出的“細細找問題天天有改進”專欄,很及時也很有晚報特色。

但是,仔細閱讀和推敲這些欄目之后不難發現,熱鬧非凡的各式名稱之下,其實內容大致相近,如一家晚報的“進行時”和“天下”兩個專版,其內容區別并不明顯,而一家日報的許多專版內容,其名稱似乎也可互換。也就是說,相對豐富多彩的形式,世博報道的內容就顯得比較單一和缺乏新鮮感。據筆者粗略統計,一家日報8月份出現最多的《世博發現》版面,25篇主打稿里,有3篇是品味電影的,還有3篇評述用雙手和用心去尋找生活樂趣,另外還有4篇基本屬于場館介紹。應該指出的是,內容相似的報道之間,通常只是并列關系,沒有“遞進”關系,總的印象是,記者“發現”的內容似乎還不夠精彩,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和值得回味的不夠多。而且,這樣的情況絕非個別報紙,而是比較多見。

2.開局有戲,后勁不足

筆者注意到,5月世博開幕初期,有的日報曾有意識地在其要聞版上,刊登過一些類似“記者觀察”的重頭文章,從一開始就提醒人們:“世博會不是嘉年華,不能High過就算!”同時還提出了一系列頗有深度的問題,比如“城市應該怎么建設?文化的不同性格造就了城市的不同性格。千人一面的城市是短命的。這些問題是不是值得我們思考?”還有“什么樣的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什么樣的生活觀念和實踐讓城市更美好?”“什么樣的城市發展模式讓地球家園更美好?”等。還有報道提出:“世博會將是一場思考后的歡樂頌”。雖然這些警句大都出自名人之口,但那些顯然經過認真策劃的報道,不滿足于表面的熱鬧和就事論事,而是抓住了問題的要害,也緊扣了上海世博會的主題,難能可貴。

可惜,良好的開局之后,卻沒有上佳的后續報道跟上,沒有一鼓作氣“乘勝追擊”,于是乎,已經點旺的火,因為沒有持續不斷地“添柴加薪”,火勢似乎并未始終“熊熊燃燒”。幾個月來,滬上媒體世博報道的量有增無減,但富有理性思考的深度報道仍是稀缺品種。

二、后期報道的提升空間

世博會落幕前的一個月,數以千萬計的觀博者在看完熱鬧以后,自然而然會有更進一步的要求,想琢磨出一些有深意的“門道”;而大多數駐園記者也已經積累了一定的采訪素材和經驗,這樣的當口,抓住最后階段的寶貴機會認真總結、提升,恰逢其時。

筆者在此對如何深化和提升世博報道提出兩點建議:

1.研究問題,引發思考

筆者認為,擺脫報道流于表面化有兩個關鍵點:其一,介紹情況,不僅僅停留在情況本身,而應深入挖掘背后的東西,直至深層次的意義所在;其二,提出問題,不僅僅停留在提出了問題,而應研究問題,引發思考和努力解決問題。

比如,前不久新民晚報有篇報道,從德國一個案例館的介紹,引出了城市居民自發拼車解決公共交通問題、同時又順應低碳環保的報道(新民晚報9月4日《同濟大學生團隊調查報告建議本市有關部門――學“不來梅拼車”解決交通難》)。這篇報道在“不僅僅停留在介紹本身”方面做得很好,它從“不來梅模式”聯系到上海的實際狀況,提出“這樣一個好的模式在上海有沒有發展前景呢?”其中引用了同濟大學學生的社會調查,結果是贊成度很高、實施度很低,尤其是政府管理部門至今對拼車說“不”。為此,記者借用調查學生的提議:對此類好事宜疏不宜堵,因此建議本市有關部門盡早研究出臺相關管理條例。

這篇報道欠缺的就是“僅僅停留在提出了問題”,本來它完全可以再往深度里開掘――為什么一個已經在德國順暢運行了20年的良好模式,在上海實施就困難重重?為什么調查中人們最擔心的是“個人及財產安全問題”?而這樣一些更深一步的發問,亦絕不是“有關部門出臺一個相關管理條例”就能解決的,而涉及“怎么樣的人可以完成和實施這個模式”、“上海人的素質可不可以借助此事得以提高”,這樣的追問,自然直逼“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主題。有積極推動力的報道,不僅可以催生一個城市管理條例的誕生,更重要的是可以帶動整個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

既然已經提出了問題,就應緊追不舍,步步深入,而不該淺嘗輒止。否則許多已經提出的有意義的問題,最后都會不了了之,這對于難得一遇的世博會報道,尤其會令人遺憾。

2.凸顯人物,加深印象

好的新聞報道,一定不會只見物,不見人;而一場世博盛會的成功,其實是由千百萬參與其中的人共同創造的。

志愿者,就是“世博人”中最光彩的一族,值得大做文章。但是,前階段記者筆下的志愿者,大都是一些放棄“小我”,在崗位上兢兢業業、鞠躬盡瘁的模范人物,比如有個“小白菜”,家里有7位親人在舟曲特大泥石流災難中失蹤,但他得知這一消息后,并沒有回家,而是選擇了繼續留在世博園疏導游客和幫助殘疾人抬輪椅。這樣的人物報道當然很感人,但畢竟還是比較浮于表面,甚至還會給受眾以“不近人情”的誤讀。其實,對志愿者的報道不妨再拓寬一些思路,

我們可以深入挖掘一下先進人物深層的心理活動和真實想法。比如,可以通過深入采訪,報道一個世博志愿者的困惑和煩惱,真實的展現可能更有感染力,也更容易引發有益的社會反響。因為一個世博志愿者背后,不僅有歷史上參與人數最多的200萬之眾的大團隊(上海參與世博會的志愿者已占城市總人口的十分之一,總數亦超過了北京奧運會),還蘊含著中國當今社會方興未艾的志愿者制度的發展軌跡。這一新生事物尚處于成長期,各方面還很不完善,所以,媒體對這個“標志著人類社會文明、進步、高境界”活動人群的報道,除了“歌功頌德”之外,發現問題,不斷完善,恐怕是一種更加珍惜和愛護的方式,也可以借著世博會的東風,讓志愿者精神在今后更長遠的城市生活中不斷發揚。而要達到以上目的,在媒體上再現一個個鮮活真實的志愿者人物,是最有效的方法。

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論及重大活動如何成功地做好深入報道,筆者想以同是在亞洲舉辦的日本愛知縣世博會為例。

愛知縣世博會是日本舉辦的第四次世博會。出師不利的是,政府申辦之初,當地民眾就是一片強烈的反對聲,最尖銳的問題是,世博會原來選址“海上森林”里的瀨戶,但那里分布著3000多種不同的野生動植物。民眾認為愛知世博會是打著環保的旗號破壞環保。正在這個爭執不下的當口,媒體披露了“擬建世博會場的森林里發現蒼鷹巢”的消息,此報道立馬在日本國內炸開了鍋。要知道蒼鷹在日本是被列入“瀕臨滅絕的野生物種”的。而這片森林正是蒼鷹的最佳棲息地。接著,媒體又連番報道了如在那里舉辦世博會,有可能引起的各種環境破壞問題。最終,日本政府接受了民眾“為蒼鷹讓路”的建議,把主會場改在了原來的奧林匹克青年公園。

從表面看,日本媒體似乎是在和政府唱反調,也似乎在為反對舉辦世博“推波助瀾”,但后來的事實證明,由于媒體尊重了民眾的環保理念,最終把壞事演變成了大好事,經過抗爭和論理的愛知縣民眾,把舉辦世博當成了自己家里的事情――他們自覺自愿地出錢出力,人人爭當志愿者,為了響應愛知世博會“自然的睿智”環保主題,民眾自覺地將11類垃圾分別投放。11類!一個近似于苛刻的要求,卻沒有一個愛知人嫌過麻煩,盡管主婦們為此每天扔垃圾的時間要多花15分鐘。而以上這些情況,又由日本媒體大力報道,他們以“小”見大,跟蹤報道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或志愿者,從每天都在老百姓家發生的日常小事中,挖掘出了精彩的世博報道。

日本愛知世博會成功報道給我們的啟示是:報道重大事件和活動時,記者要善于撥開表面現象看本質,面對蜂擁而來的各種新事物新現象,要有更高遠的境界和更深遂的眼光。當出現矛盾時,媒體心中自有“世博主題“這桿秤――愛知世博會提出的口號是“讓地球充滿微笑”,宗旨是通過世博會提醒人們清醒地意識到當前地球面臨的各式各樣潛在危機。所以,無論是具有爆炸性效果的“鷹巢事件”,還是微小到一個家庭主婦的日常生活,無一不是在緊緊扣住世博主題上做文章!

篇9

意外傷害（Unintentional Injury）是指身體受到外來的、突發的、非本身意愿、非疾病導致身體受到傷害的客觀事件[1]。孤獨癥（autism）又被臨床稱之為自閉癥或孤獨（autistic disorder）， 為當前廣泛性發育障礙（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PDD）代表性疾病之一， 給兒童身心成長帶來嚴重影響[2]。雖然全球醫學界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針對兒童意外傷害展開了相應的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但是由于成果過于分散， 尤其是在孤獨癥兒童意外傷害方面更是鮮少涉及， 使得研究領域仍然存在著較大的空白之處， 并且在臨床干預方面更是缺乏足夠的指導依據。鑒于此， 本文在收集國內外現有文獻資料基礎上圍繞孤獨癥兒童意外傷害研究進展做一綜述， 旨在為臨床干預提供科學指導， 現綜述內容如下。

1 孤獨癥兒童意外傷害類型的研究進展

關于孤獨癥兒童意外傷害類型的研究， 現有研究成果指出， 孤獨癥兒童意外傷害類型與正常兒童意外傷害類型并不存在明顯差異。依據國際疾病分類標準（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 意外傷害可分為以下十種：交通事故、中毒、跌倒/墜落、醫療事故、失火和燒傷/燙傷、溺水和窒息、運動與休閑傷害、物品傷害、職業傷害、其他[3]。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 意外傷害均是威脅兒童身心健康及生命安全的“頭號殺手”。世界衛生組織曾經所做調查研究報告指出， 全世界由意外傷害所致的死亡兒童數量占比超過了50%， 全面超越各種疾病所致的死亡總和， 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4]。國外研究指出， 在所有意外傷害類型中， 交通事故占比最高， 全球每年約有1000萬兒童因此而受傷， 死亡者約26萬左右， 其次為溺水， 發生數量在300萬左右， 死亡18萬， 即使是幸存下來的兒童， 其腦組織也會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損傷， 有些甚至是不可逆性損傷[5]。近些年來， 無論是哪種意外傷害類型， 其發生率均呈現出顯著上升態勢。而之所以交通事故發生的意外占比最高， 其原因可能在于步入現代社會后交通工具保有量的激增具有直接關聯性。由于交通工具數量的大幅增長， 使得人們出行更加便捷， 但是相較于交通工具保有量的快速增長， 交通通行能力卻并沒有得到顯著提升， 尤其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 交通通行壓力進一步提升。在相對滯后的通行能力制約以及交通陋習、交通參與者水平參差不齊等制約下， 使得交通事故發生數以及死亡人員數量均顯著高于同期西方國家。

2 孤獨癥兒童意外傷害成因研究進展

關于孤獨癥兒童意外傷害成因的分析， 目前并未有直接研究成果予以證實， 但是在參照兒童意外傷害成因研究內容基礎上本次研究將其總結為以下幾方面：①政府方面。校車超載是目前全球范圍內包括孤獨癥兒童在內的兒童意外傷害發生的重要誘因， 而該問題的發生則是與政府職能機構管理不到位具有直接關聯性。此方面發達國家在經過了血的教訓后普遍做的比較好， 校車購置及時到位， 使得由此所致的意外傷害兒童數量得到了有效控制。而對于發展中國家， 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差， 并且校車購置絕大多數源自于財政撥款， 使得在校車的購置問題上普遍面臨著無法獨立解決的困境。安全系數高的校車數量不足之下， 超載情形屢見不鮮。而隨著時代的快速發展， 交通工具保有量激增， 交通狀況更加復雜， 由此導致因交通事故所致的意外傷害兒童數量激增。②獨孤癥兒童自身因素。由于兒童各項身體機能尚處于發育狀態， 對于意外傷害的認知程度較低， 行為支配能力以及控制能力較差， 由此導致發生意外傷害的幾率隨之提高[6]。最新的《兒童意外運動傷害情況和家長認知報告》提示， 缺乏運動經驗、自我保護能力差是導致暑期兒童戶外運動密集時期， 尤其是親水活動時易于發生危險[7]。③家長因素。由于東西方在兒童發育成長階段采取的策略不同， 使得其成因各異。國外醫學界專家學者針對兒童意外傷害的成因集中在過于自由的培育策略上。在西方， 兒童成長過程中往往具有較高的自主性及自由性， 除了必須的干涉外， 家長并不會對兒童進行過多的干預， 由此導致兒童缺乏足夠的關注度， 在發生意外傷害后并不能夠在第一時間做出處置。而|方家長雖然對于兒童安全具備一定的重視程度， 但是在成長環境營造方面缺乏著足夠的認知， 日常生活中各種能夠對孤獨癥兒童造成傷害的工具隨處可見， 使得意外傷害事件時有發生。然而， 令人遺憾的是， 雖然現有關于兒童意外傷害成因的研究較多， 但是其研究的內容主要集中在臨床研究以及兒童“二次傷害”方面， 對其獨立風險因素的分析則鮮少涉及。特別是孤獨癥兒童意外傷害的成因并未有直接研究成果的支撐， 上述分析內容僅是參照正常兒童意外傷害研究成果， 可以說， 現有研究領域仍然存在著較大的空白之處。

3 孤獨癥兒童意外傷害流行病學研究進展

在對包括孤獨癥兒童在內的兒童意外傷害流行病學展開的研究證實， 其在所有意外傷害類型中占據前幾位的依次為：①溺水和室息。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公布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 在東南亞國家中， 溺水是兒童傷害死亡的首要原因， 而在所有年齡組中1～4歲兒童死亡率最高， 美國展開的兒童意外傷害流行病學研究同樣揭示， 0～3歲兒童溺水發生率最高， 可達2.3/10萬[8]。鄰國日本每年約有500名兒童發生溺水事件， 除了直接死亡的兒童， 存活下來的溺水兒童或多或少伴有腦組織損傷情形并伴有類型多樣的并發癥[9]。在所有發生溺水的兒童中性別占比保持著一個相對均衡的態勢， 溺水發生率并不因性別而存在明顯的差異性。②交通事故。美國加利福尼亞州（State of California）開展的一項時間跨度為9年代調查顯示， 因非致命通事故傷害而前往醫療機構接受治療的兒童數量在15000余人， 直接死亡者則在1180名左右[10]。因而， 該調查報告提醒美國市民需要密切關注兒童人身安全， 尤其是患有孤獨癥的兒童， 并不與周圍的人群進行交流和互動， 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不可自拔。并且往往對外界事物漠不關心， “呼而不聞、視而不見”成為其真實寫照[11]。一旦其獨自外出或者是橫穿馬路時， 往往容易發生交通事故， 更應引起孤獨癥兒童家長的注意。③跌落。跌落為全球范圍內導致兒童非致命傷害以及殘疾的首要原因， 并且是急診兒科最為常見的傷害類型， 發病年齡段多集中在5～9歲年齡段[12]。由于地域的差異性， 關于跌落的發生率以及致死率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性， 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國家和地區， 例如美國和西太平洋區域死亡率約在0.2/10萬以及1.0/10萬， 而在東南亞以及東地中海區域， 由跌落致死的兒童可達2.7/10萬和2.9/10萬[13]。④燒燙傷。根據WHO披露的數據顯示， 燒燙傷是東地中海區域兒童因意外傷害致死以及致殘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發生率約在112/10萬～518/10萬， 其中約有三成的燒燙傷兒童年齡

4 孤獨癥含義研究進展

孤獨癥一詞最早源于希臘語， 其本意意為自我， 最早用于描述較為明顯的行為特征。由于我國頒布的指南主要借鑒于西方研究成果， 在我國大陸地區醫學界以及特教界所廣泛使用， 而在日本、韓國、香港等地區則是采用自閉癥一詞[15]。但是不管采用那個詞匯， 其定義不存在明顯差異。以2013年最新出版的第五版《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內容為例， 該手冊中將孤獨癥做出了如下定義， 長時間持續存在的、多種場合存在的社交活動障礙、互動缺陷、言語或者是非言語的溝通困難、刻板重復的行為和興趣[16]。關于該病癥的分類， 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均將其歸屬于精神殘疾之下。中國殘疾人聯合會（China Disabled Persons’Federation， CDPF）于2006年將孤獨癥歸納為精神殘疾類別之下， 屬于一種神經精神發育障礙[17]。而國內外醫學界頒布的指南同樣是將其如此處理， 例如：美國精神病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編撰的《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制定的《國際疾病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中華醫學會編撰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方案與診斷標準（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na， CCDM）》等[18]。

5 孤獨癥兒童行為特征研究進展

孤獨癥具有以下幾個公認的行為特征：其一， 社會交往和情感互動缺陷。在西方醫學界研究中經常將孤獨癥兒童稱之為“星星的孩子”， 意指患有孤獨癥的兒童就像是天上的星星一般， 在遙遠并且漆黑的夜空之中獨自閃爍著， 并不與周圍的人群進行交流和互動， 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不可自拔。尤其是隨著孤獨癥病程時間的延長以及病情的加重， 此種情況愈發明顯， 甚至在家長或者是朋友在呼喚其名字時仍然沒有反應， 并不考慮或者是察覺包括父母在內的情緒變化， 最常表現出對周圍世界的“漠不關心”。當孤獨癥患兒處于熟悉的生活環境或者是面對熟悉的人時能夠做到最基本的語言甲流， 緣由在于絕大多數孤獨癥兒童在癥狀早期語言功能發育并沒有受到影響。但是在2～3歲之后， 孤獨癥兒童對于當下發生的情景反應明顯變慢， 經常性的答非所問， 在說話時談及的話題天馬行空， 對于自己十分感興趣的話題則能夠滔滔不絕的講述十數分鐘或數十分鐘， 卻并不在意其他人是否對自己說的話題感興趣。并且在言語描述內容中鮮少涉及情感的釋放以及互動， 不善于安慰他人的負性心理等。此外， 無論是國內研究成果還是國外研究成果均揭示了一個相似的特征， 即：孤獨癥兒童面目表情識別與正常兒童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性， 絕大多數孤獨癥兒童往往回避眼神的對視， 部分患兒歲雖然不會回避， 微表情的側重卻不同， 繼而表現出理解困難的情形[19]。

其二， 言語或者是非言語溝通困難。目前臨床發現的孤獨癥兒童絕大多數是由于家長發現孩子語言功能發育明顯滯后于年齡的增長， 在發現異常后前往衛生醫療機構就診方得以明確診斷。例如：正常兒童年齡在2歲左右時已經熟練使用語言了， 而孤獨癥兒童則沒有掌握此項功能， 或者是僅掌握幾句簡單的稱呼性語言， 部分患兒說話時與“機器人”類似。現代醫學研究對完整的言語定義包括了具有強烈的語言交流意愿及需要、能夠正確理解言語信息中的意義、可以準確定位言語信息真實意義的詞匯、將具有實際意義的詞匯由抽象狀態轉換為實際發音。孤獨癥兒童可能伴有一個或者是全部環節的問題， 當其缺乏明顯的交流意愿時， 孤獨癥兒童往往對外界事物漠不關心， “呼而不聞、視而不見”成為其真實寫照， 此種情況下必然不會有言語的形成。第二個環節問題則是孤獨癥兒童并不能夠準確理解整句話所包含的真實意思， 在于他人進行交流時經常表現為“鏡像語言”或者“回聲式語言”， 即：他人說什么， 孤獨癥兒童完全機械模仿。第三個環節問題為當前孤獨癥兒童最為常見的情形， 經常表現為日常說話書面色彩濃厚， 部分無法正確分辨別人的言語中是善意的玩笑還是惡意的嘲諷， 并且也經常會因為選詞不當而引起其他人的誤解。第四個環節問題則主要體現在發音上， 在表達自己的意思時通常與“機器人一樣”機械性的復述， 缺乏情感色彩。最新研究指出， “阿斯伯格綜合征”（Asperger Syndrome， AS）凸顯出的語言特點已經成為孤獨癥亞型的標志性特征之一， 被列入到了“孤獨癥譜系障礙”之中[20]。除了上述言語溝通障礙外， 非言語溝通障礙主要體現在先天性疾病患兒之中。在發現新奇或者是感興趣的事物后兒童會通過“一拍二指三看”以引起家長的關注， 即：拍著家長的同時向其面部望去， 并將引起自己興趣的事物指給家長來確認家長的表情， 此過程專業性學術術語叫做“共享注意（joint attention）”。而存在先天性缺陷的孤獨癥兒童一方面不具有主動發起共享注意的能力， 另一方面則存在被動的共享注意缺陷， 當其指向一個方向是往往無法及時做出反應或根本就不會做出反應。

其三， 重復刻板行為。對于孤獨癥兒童而言， 重復刻板行為是其極其明顯的標示， 通暢包括身體動作的刻板重復（甩手、聳肩、書本或者是筆不停翻動等）、物體分類按序擺放（將玩具按特定順序排列， 一旦打破該順序就會引起孤獨癥患兒強烈抵觸）、日常活動安排（按照設定好的時間表從事相應的活動， 在時間即將到來時不停地盯著鐘表， 多或者少一分鐘都不行）[21]。

6 討論

綜上所述， 關于兒童意外傷害的研究成果較多， 尤其是流行病學研究成果的日益豐富為明確兒童意外傷害的主要類型以及制定干預對策提供了有力幫助。依據現有文獻資料， 本文總結孤獨癥兒童意外傷害的類型主要分為交通事故、溺水和窒息、跌倒/墜落、燒傷/燙傷四種， 并且隨著時代的快速發展， 各自發生率仍然處于明顯上升態勢。提示臨床以及孤獨癥兒童家長應更加關注孤獨癥兒童安全問題。現有研究成果中與孤獨癥有關的成果多集中于含義、行為特征方面。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對于孤獨癥含義均不存在著異議之處， 差異僅在于名稱的不同， 但是并不會對各項與之相關的工作帶來不利影響。然而， 在兒童意外傷害的成因， 尤其是孤獨癥兒童意外傷害成因研究上國內外醫學界卻暴露出了明顯的不足， 特別是關于成因分析， 所研究的對象側重于正常兒童， 而孤獨癥屬于一種精神殘疾， 前者所得論斷是否能夠完全適用于孤獨癥兒童目前尚不得而知。此外， 由于我國在此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 并且孤獨癥兒童意外傷害問題并未引起醫學界的足夠關注， 使得研究進度明顯滯后于西方醫學界， 給臨床治療及干預工作帶來了較為嚴重的不利影響。因此， 本文總結今后醫學界關于孤獨癥兒童的研究方向將著重集中于以下幾方面：①孤獨癥兒童意外傷害類型。盡管國際疾病分類標準對意外傷害類型做出了明確的總結， 但是其是否適合于孤獨癥兒童仍然有待于進一步探索。而目前無論是我國還是全球范圍內孤獨癥兒童數量及發病率均呈現出明顯上升態勢， 所以孤獨癥兒童安全問題勢必會成為今后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議題。②孤獨癥兒童意外傷害預警機制的建。隨著老齡化問題的愈演愈烈， 包括我國在內的人口結構發生了本質上的改變， 孩子已經成為家庭的重心。孤獨癥兒童發生意外傷害后不僅給自身身心成長帶來嚴重不利影響， 同時也會進一步加重家庭經濟負擔。所以圍繞已經明確診斷的孤獨癥兒童開展預警機制的研究， 采取超前預警的方式來防止及降低意外事件發生率成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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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大學生；就業權益；法律保護

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迅速，2011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為660萬人，2012年為680多萬，“十二五”時期應屆畢業生年平均規模將達到近700萬人，就業形勢非常嚴峻，大學生就業壓力短期內無法緩解。

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目前大眾化教育下大學生就業權益受侵害的現象比較普遍：許多用人單位濫用用人自，就業市場出現很多侵權和歧視現象[1]，其合法權益遭到侵害而得不到及時有效救濟，更多的是因制度、法律法規等的缺失而不得不對遭遇不公時聽之任之，無法抗爭，不敢、不愿、也找不到主張自己的權利依據。

事實上，我國關于大學生就業的政策、法規、規章數量不少，但總體上還處于比較雜亂、重復甚至個別相互矛盾的情況，還遠沒有形成大學生就業的法律法規體系。國內對大學生就業權益法律保護的正面宣傳及保護研究較多，但少有專門論述大學生就業權益法律保護的文章。

一、我國大學生就業法律制度現狀探究

我國目前關于保護大學生就業權益的規定多為政策性的，法律性的散見于憲法、《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社會保險法》，《工會法》、《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失業保險條例》、《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暫行規定》等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法規及其他規范性文件中。

這些法律制度對我國大學生就業權益的維護確實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法治建設的不斷完善，其存在的不足是顯而易見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立法體系存在結構缺陷，二是對就業權等相關概念的界定不準確，三是對實施就業歧視的法律責任規定不明確，四賠償責任單一，五是救濟途徑局限單一，六是實施機制薄弱，落實不力。

二、國外大學生就業權益法律保護經驗

放眼國際，對如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大學生就業權益保護考察，我們發現其對大學生就業權益保護的重視主要體現在對有關法律法規的建立完善和就業市場的規范化管理上，重在提供完善的就業法律保障體系。在法規的制定上，不同國家地區通過制定一些相關的法律法規來規范和管理就業，既規范了畢業生勞動力市場，又保障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權利，同時也維護了各用人實體的合法權益。

為了促進就業，美國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法律，如《社會保障法》(1934年)、《就業法》(1938年)、《1964 年民權法》、《全國就業與培訓法案》(1973年)、《勞動力投資法》(1998年)等，為實施大學生就業服務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美國政府為了鼓勵大學生到特定地區或從事特定職業采取了許多激勵措施，其中最為常見的做法就是免除學生的貸款義務。美國政府對大學生助學貸款分為直接貸款與聯邦帕金斯貸款兩類，就直接貸款而言，對于連續五年在指定的小學或中學作為全職教師，從事低收入家庭學生的教學服務工作的大學生，可以享受貸款減免政策。在聯邦帕金斯貸款上規定，到指定中小學、全職特教、殘疾人職業、全職護士或醫療技術人員、全職法律執行官和教養官等部門或行業就業的大學生可全部免除貸款［2］。除了聯邦政府的貸款減免政策之外，各州還有不同的鼓勵政策規定。此外，聯邦政府還積極鼓勵大學生創業，在創業貸款、審批程序及審批費用等方面提供便利。

德國在就業法律法規方面有自己獨特的一面，是目前西方國家中制定最詳盡的解雇程序的國家，1947年德國就制定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隨后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勞動法規，如《職業教育法》、《就業促進法》、《訓練促進法》等，將大學生就業納入了法制化軌道，在擴大就業需求、促進就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德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也是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的世界典范，通過一系列法律，對社會成員的生、老、病、死、傷、殘、孤、寡、教育、就業、住房等方面進行保障。這對大學生就業權益保障非常全面及時到位，他們使大學生就業服務主體上更多體現為政府行為。

在實施機制方面，國外以及我國港臺地區早就建立了相應的機構以保障社會就業公平（包括大學生就業）。如美國的聯邦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它根據《聯邦機構平等就業機會申訴處理規則》對關于就業歧視的投訴開展調查并進行調解。當調解不成功時，投訴人可以向法院提訟。EEOC在全美下設50個地區辦事處，有效地調解了關于就業歧視的投訴。英國依據1976年《反性別歧視法》設立了公平就業委員會，該組織可直接向雇主提問并從回答中尋找相關證據，并可以為受害人準備書，全權代表其參加訴訟。我國臺灣地區為避免對婦女的就業歧視，各縣市政府成立了“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到1999年4月已有20個縣市成立此委員會。

三、我國大學生就業權益法律保護之建議

面對新形勢，無論是穩定就業、擴大就業，還是確保社會穩定，都迫切需要法律層面的保障。大學生就業權益保護是一復雜工程，“只有當個人遭受的侵權通過政府公平而可預期地得到了矯正，個人才能在法律上而不是在道德意義上享受權利”[3]。政府應盡快建立健全完善大學生就業權益保護法律體系。現提出如下思路建議：

1.修改完善憲法關于就業的規定

在憲法中明確規定禁止就業歧視，完善關于就業平等權的規定。就業平等權從性質上來講是一種憲法權利，對其進行憲法保護是最為根本、最為有效的救濟方式。

2.出臺反就業歧視法

目前有很多學者和人大代表強烈要求國家盡快出臺以維護人權、追求平等為宗旨的《反就業歧視法》，從制度上消除就業歧視，建立健全對被歧視者的救濟措施。如規定禁止在招聘廣告中排斥性別和生源地的表示等等，減少對于大學生就業過程中遇到的就業歧視現象。

3.制定有關大學生就業公平的法律

盡快制定有關大學生就業公平的法律法規，如《普通高校畢業生權益法》、《普通高校畢業生平等就業法》、《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促進法》，并把相關的優惠政策和保障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確，為大學生順利就業掃清道路。

4.制定大學生就業的社會保障立法

制定《工資支付法》，規范和約束雇主的工資支付行為，調整爭議較多的加班工資、假期工資、停工工資和延期支付工資行為等，這對引導大學生到非公有制單位就業及靈活就業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制定《大學生失業保險法》和《社會保障法》等相關法律，實現大學生社會保障相關法律的銜接配套。

5.出臺大學生就業服務法

這一法律應首先要明確大學生就業技能的培訓內容，完善職業供求信息制度，建立統一的數據庫，實現崗位與大學生的有效匹配，開發針對大學生就業的專門服務項目，制定出全國統一具有操作性的更加明確的激勵措施，對到艱苦地區和特定行業工作的大學生，增大其轉正晉級、工資補貼的幅度和比例，減免其在校期間助學貸款或代償學費，服務一定年限后，希望返回大城市就業應該給予政策便利和優惠等等。

6.加強行政立法

由于大學生就業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的政府職能部門較多，部門之間由于職責不同可能出現工作相互交叉、重復或者相互推諉。因此，政府應明確各級政府以及各政府部門之間在大學生就業中的具體職責，規范自身的政府行為，防止政府責任出現缺失。

7.加強地方立法

在構建保障大學生就業權益立法體系的過程中，地方立法層面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地方人大常委會和人民政府可以充分發揮地方立法可以結合本地區實際和立法程序相對靈活的優勢，制定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以滿足本地區實踐的需要，建立一個由點到面、由中央到地方的立體的法體系。

8.加強大學生就業市場的法律法規建設

完善大學生就業市場制度體系，加強就業配套制度建設，建立和健全畢業生就業市場運行規則，規范市場行為，做好大學生就業市場的預測與信息。在《勞動力市場管理規定》基礎上盡快建立和實施《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條例》，規定畢業生就業市場開設的條件、程序、監管辦法，反對不正當競爭，制止欺詐行為，完善畢業生就業市場中介組織的功能，建立良好的市場運行秩序，保證畢業生就業市場正常運行。

四、完善我國大學生就業權益保障制度

社會保障作為一項基本制度，是社會的“安全網”，也是經濟的調節器。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是現代國家的重要標志，也是現代政府的重要職責［4］。當然大學生就業權利的保護和促進，僅靠立法是遠遠不夠的，還在于己有的法律是否得到了遵行和落實。因此，大學生就業權益需要切實有效的實施機制加以保障和充分合理的監督機制進行制約，需要在行政執法和司法等法律實施過程中加強對其進行保護。

1.設立保障機構

設立一些專門保障平等就業委員會的機構，為弱勢群體提供就業歧視方面的咨詢和服務，以保障勞動者就業平等合法權益的實現。我國這一機構的名稱可為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

2.設立專門處理大學生就業糾紛的救濟部門

這個救濟部門一方面向大學生宣傳就業政策和平等理念，另一方面可直接開展查證工作。由于大學生受到就業歧視在我國具有普遍性、特殊性和嚴重性，一旦用人單位的行為被該機構認定為“就業歧視”，該機構可以首先通過非正式的程序，勸說用人單位放棄歧視性的雇傭措施，若調解或勸說失敗，則該機構可以代表大學生向法院提出，如果法院判定就業歧視成立，監督違法者對判罰結果強制執行。

3.建立公益訴訟制度

社會團體應當是社會保障公益訴訟制度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而賦予社會團體公益訴訟原告資格也是當今世界公益訴訟制度發展的趨勢之一，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完全可以代表大學生向法院提出。

4.完善行政救濟

盡快出臺《勞動保障監察法》并明確各級政府在勞動監察中的作用和責任，完善行政救濟將使大學生得到一個安全有利的就業環境，其就業主張也得到政府責無旁貸的支援。

5.加大勞動監督和懲罰的力度

為了有效保護大學生就業權益，有必要加大監督和懲罰的力度，對侵害大學生就業權益的，除了經濟賠償外，增加精神損害賠償，并給歧視者以行政處罰，對于后果嚴重、惡劣的行為給予刑事處罰[5]。

6.強化司法保

司法保護是保障大學生就業權益最為現實的途徑之一，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能恢復和補償大學生被侵犯的權益。司法保護主要體現在司法救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上，有必要為大學生這一弱勢群體提供一定的幫助和扶持，擴大司法審查范圍的內容、增設特別程序、推行簡易程序以降低訴訟成本、合理配置舉證責任，實行立案優先、審理優先、執行優先，以利于大學生的各種權益得到及時充分的救濟。

建立健全促進我國大學生就業的長效機制，法律化、制度化、規范化是必由之路，有效解決當前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切切實實維護好大學生就業權益，構建和諧社會，我國大學生就業權益法律保護工作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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