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經濟的例子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外資經濟的例子，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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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資并購；產業安全；風險管理

一、外資并購風險管理的必要性

1.符合國際慣例

為了有效保障本國的產業安全，通過法律法規對外資并購活動進行風險管理是一種國際慣例，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20世紀中后期已經相繼建立了外資并購風險管理體制，例如，美國在1975年成立了外國投資委員會，專門負責外資并購安全審查工作，該機構審核外國投資者對美國企業的并購行為是否會帶來國家安全風險，為總統最終做出是否禁止某項并購的決策提供建議。加拿大于1973年頒布了《外國投資審查法》，設立了外國投資審查局，對外資并購進行管理；澳大利亞于1975年制定了《外國兼并控制法案》，由財政部下屬的投資審查委員會負責執行[1]。

相比較而言，我國的外資并購風險管理起步很晚，2003年，商務部頒布《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2006年，修訂為《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2008年8月1日，開始施行《反壟斷法》，首次為涉嫌壟斷的外資并購管理找到了法律依據；2011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建立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通知》，提出將建立外資并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對并購安全審查的范圍、內容、工作機制和程序做出了明確規定，這是我國第一部專門針對外資并購風險管理的制度，2011年3月，商務部頒布了《商務部實施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有關事項的暫行規定》，進一步明確了安全審查的申請程序、申請文件、審查處理等方面的規定，標志著我國外資并購風險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

由此可見，我國在外資并購風險管理方面落后于發達國家幾十年，今后應該進一步完善外資并購安全審查制度，健全外資并購的法律規范，細化其中的具體內容，加強執行能力，要掌握適時適度的原則，既不能濫用，又不能不用，力爭在實踐中日臻完善。

2.保障國家的產業安全

自1995年WTO成立以來，經濟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客觀上要求生產要素跨越國界，在世界范圍內進行自由配置，在此大背景下，國際直接投資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迅猛發展勢頭，其中，以跨國并購為主要投資方式。2010年，在全球1.12萬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FDI）中，跨國并購的比例高達70%。

自中國加入WTO以來，并購日益成為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新趨勢，在華外資的并購規模持續擴大，從2000年的20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140億美元。外資并購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會帶來某些行業的生產效率上升，推動行業的改革與創新，但另一方面也會帶來一系列問題，例如：惡意收購、行業壟斷等。由于外資并購的對象，大多都是具有行業競爭優勢、發展前景良好的龍頭企業，一旦并購成功，勢必減少該行業的企業數量，有可能形成行業壟斷，對我國本土企業形成較大的沖擊。另外，如果外資并購的對象涉及到敏感行業，則會危及到我國產業安全，如美國凱雷并購徐工的案例，就屬于這一類型，我國商務部果斷否決了這一并購是十分明智的做法。

因此，加強外資并購風險管理，是保障我國產業安全的必然要求，是保證我國產業有序、健康發展的重要前提。

二、外資并購風險管理的國際經驗

1.國家安全的界定明確、操作程序詳細規范

以加拿大為例，國家安全的界定主要考慮以下因素：(1)投資對加拿大經濟活動的水平和性質的影響，包括對就業、能源和出口的影響。(2)加拿大人對加拿大企業的參與程度和重要性以及對加拿大企業所屬的產業的參與程度和重要性。(3)投資對加拿大生產率、技術開發、產品革新等的影響。(4)投資對加拿大產業內部競爭的影響。(5)投資與加拿大的產業、經濟和文化政策目標的一致性。(6)投資對于增強加拿大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有無貢獻。

加拿大的外資并購國家安全審查程序包括：通知、申報材料、審查、決定、實施等五個階段。《加拿大投資法》對每個流程都做了詳細規定[2]。

2.各部門密切合作、運行機制全面高效

以美國為例，外資并購管理機構為外國投資委員會，是一個跨部門組織機構，美國對涉及外資并購國家安全的幾乎所有部門都以法律的形式納入外國投資委員會當中，由財政部長擔任該委員會主席，其成員包括國防部長、國土安全部長、商務部長、國務卿、美國貿易代表、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司法部長、能源部長、勞工部長、國家情報局長等[3]，各部門密切合作，通過建立完備的協調機制、決策機制、執行機制和監督機制，確保整個運行機制全面高效。

3.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

以加拿大為例，外資并購風險管理的主旨在于保持開放的投資環境與維護國家安全之間的平衡。原則上，達到審查標準的外國投資必須得到相關部門的許可，即被認為能為加拿大帶來凈收益，而決定是否具有凈收益的標準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在實踐中，加拿大對外資并購的審查是相對寬松的，即：做到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

三、對我國外資并購風險管理的啟示

1.應進一步明確國家安全的范圍，深入細化操作程序

我國目前并購安全審查的范圍為：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軍工及軍工配套企業，重點、敏感軍事設施周邊企業，以及關系國防安全的其他單位；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關系國家安全的重要農產品、重要能源和資源、重要基礎設施、重要運輸服務、關鍵技術、重大裝備制造等企業，且實際控制權可能被外國投資者取得。

以上規定仍顯得過于籠統，應該借鑒國外經驗，把各類影響因素囊括其中，同時，進一步細化操作程序，提高執行力度。

2.應進一步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協作，建立起高效的運行機制

我國已經提出將要建立外資并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說明國家已經充分意識到各部門合作的重要性，但是目前一切還處于規劃準備階段，各部門的協作關系尚未理順，實際運行機制遠未建立，今后，應該在建立協調機制的基礎上，加強各部門合作，提高運行效率。

3.應根據實際情況，適時適度地調整政策，實現剛性與彈性的完美結合

經濟全球化趨勢不可逆轉，外資并購的形勢瞬息萬變，這就要求我國的外資并購風險管理政策不能一成不變，必須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適時適度地調整，在把握原則的基礎上，要有靈活性，即：剛性與彈性要完美地結合。

綜上所述，有效防范外資并購風險的關鍵在于完善的立法以及高效的執法，另外，要善于借鑒國外的先進做法，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積累經驗。同時，一定要把握好對外資開放與維護國家產業安全之間的關系，不能以產業安全為由排斥外資，但也不能放任自流，而是要通過法律手段規范外資并購行為，加強對外資并購的安全審查與監督，最大限度地減輕外資并購的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1]曾智慧.澳大利亞外資并購審查制度概述[J].商品與質量,2011(1).

[2]鐘貴.加拿大外資并購國家安全審查制度研究[J].中國電力教育,2010(2).

[3]羅猛,張社.美國外資并購國家安全審查制度新特征[J].黑龍江社會科學,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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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神經外科；低年資護士；急救培訓；護理

[中圖分類號] R473.6 [文獻標識碼] C[文章編號] 1674-4721（2011）06（a）-158-02

神經外科是專業性較強的科室，患者具有明顯的急、危、重等特點[1]，因此要求神經外科的護理人員具備較好的應急能力。臨床上護士的應急能力主要體現在對患者的病情具有敏銳的觀察力、縝密的分析能力、準確的判斷能力，以及具有較為熟練的護理技巧，可以對危重患者實施有效的急救措施。低年資護士主要是指從事護理工作5年以下，時間短、經驗相對欠缺的護理人員[2]。由于神經外科具有特殊性，為了提高對患者的搶救質量，2009年8月～2010年8月對本院神經外科24名工作不足5年的護士的急救能力進行評估，并針對不足之處采取措施進行培訓，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院神經外科有低年資護士24名，年齡18～24歲，平均23.8歲。其中本科2名（8%）、大專6名（25%）、中專16名（67%）。

1.2 培訓目標

①提高低年資護士對危重患者病情的評估能力和發現問題的能力，掌握急救患者的臨床表現如：腦疝、高血壓危象、抽搐發作、休克、昏迷、呼吸困難、心功能不全等。②提高護士的專業知識水平。護士必須具備良好的專業知識，才能很好地協助醫生進行有效的急救。③從護士操作的規范速度、搶救的程式化、主動配合能力、急救物品的正確使用率、個人在急救過程情緒控制能力等方面入手，使護士綜合素質得到全面提高。

1.3 培訓方法

1.3.1 培訓時間

理論、技能配合進行，培訓總學時42學時，每周3次，每次2學時，共7次。

1.3.2 培訓內容

1.3.2.1 急救理論知識的培訓根據神經外科的特殊性，對低年資護士的理論培訓包括：神經外科解剖學、病理學、專科常用急救藥藥理；神經外科常見的危急值及分析。

1.3.2.2 急救技能培訓搶救技能的培訓如：氣管插管配合、徒手心肺復蘇、亞低溫治療、吸痰、人工呼吸等。急救醫療器械的使用培訓如：除顫儀、呼吸機、心電監護儀、輸液泵等。急救護理流程培訓，如腦疝、高血壓危象、抽搐發作、休克、窒息的急救流程。在救治的過程中，低年資的護士由于心理素質差會導致手忙腳亂、不知所措，所以在日常的工作中時刻讓低年資護士保持一種緊張感，使其在面對神經外科急救時可以保持一種高敏的反應狀態。

1.3.2.3 低年資護士的綜合思考能力、溝通能力的培訓神經外科的護理工作比較繁瑣、體力支出較大、壓力很大，所以這就要求護士具有一定的綜合思考能力。根據患者的病情輕、重、緩、急來合理的安排自身的工作內容，避免出現時間和體力的浪費，造成自身壓力過大等。在工作過程中也要注重加強護士長、高年資護士與低年資護士之間溝通、護患溝通，三者建立良好的溝通環境，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3]。在對低年資的護士的工作中要進行正確的評價和積極的鼓勵，讓他們保持一種愉快的心情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與此同時也會大大的提高護患之間的交流質量，從而建立良好的護患關系。

1.3.3 培訓方式

1.3.3.1 課堂講授由本科學歷的神經外科主任醫師運用多媒體教學設備向護士講授神經外科解剖學、病理學、專科常用急救藥藥理；神經外科常見的危急值及分析。由本科學歷的心理治療師向護士傳授溝通技巧、壓力的應對。

1.3.3.2 情景模擬由本科學歷的重癥監護病房副主任護師示教急救技能、流程及儀器的使用。以假設急重癥情況，引導護士進行模擬的搶救配合和處理。以神經外科中較為常見的顱腦損傷為例，由2名護士配合，根據病情對患者進行采取有效的急救措施，在顱腦損傷合并出現呼吸道阻塞情況下，及時進行吸痰、吸氧、氣管插管配合，并全程錄像，操作完畢觀看錄像，由示教老師點評，發現問題重新練習，直至示教老師滿意為止[4]。

1.3.3.3 臨床實踐培訓將接受培訓的低年資護士分批調入重癥監護病房、麻醉科、心電圖室、兒科，將急救技能作為培訓重點，由該科的高年資護士進行臨床指導、培訓、考核，包括：吸痰、呼吸機使用、徒手心肺復蘇、降溫機使用、監護儀、小兒頭皮靜脈穿刺等。理論結合實踐，以這種方式對護士的觀察力、綜合思考能力、護理技術進行培訓。在急救過程中提高與患者家屬溝通能力，建立良好的護患關系；提高護士對病情綜合分析能力。每例急重癥患者進行護理結束后，與年資較高的護士進行交流，并獲得更多的急救相關體會、總結護理重點。

1.4 評價標準

通過理論考核、實踐技能考核評分，其中理論考核＜85分為不及格、85～89分為合格、＞90分且≤95分為良好、＞95分為優秀。實踐技能考核≥90分為合格，通過在臨床實踐中考核，如果無實例，則進行情景模擬考核。

2 結果

2.1考核前后情況對比

通過培訓后進行考核，并在培訓后的24個月內對神經外科患者急救過程中的措施評價、患者痊愈后評價，救治成功率等進行分析，與培訓前比較見表1。

2.2 護士對培訓的反饋

22名護士對培訓表示滿意，認為培訓內容較全面、實用，提高了自身的急救能力；2名護士認為滿意度一般，提示培訓時間倉促，內容難以消化。因此，在今后的培訓中，應適當增加學時，保證培訓效果。

3 體會

神經外科患者發病率高、病情復雜、危重、變化快，如顱腦損傷、腦血管疾病、脊髓疾病以及神經外科手術后產生不良反應等，因此對神經外科的護理人員要求也就相對的較高[5]。為了進一步提高神經外科病患的搶救質量，使急救工作更加細致化、專業化，對低年資護士要不斷的進行培訓，提高護士的綜合素質。

目前，低年資護士的急救培訓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所以在對低年資護士的培訓過程中既要注重實際操作能力還應注重其思考能力及心理健康等因素。通過相應的培訓提高低年資護士對神經外科患者的臨床癥狀判斷能力、急救措施應用能力，有效地提高救治質量。與此同時在護士長及高年資護士的幫助下使其身心得到一定呵護，可以有效地提高其工作效率，從而間接的影響護患之間的關系，達到護患之間的和諧相處。

[參考文獻]

[1]湯蘭.神經外科護士急救護理思維的培養[J].實用心腦肺血管病雜志,2009,6(7):625-626.

[2]李春玉,李玉肖,李瑛.低年資護士醫囑處理情況調查分析[J].南方護理學報,2005,12(11):13.

[3]陽世偉,莊小珍.護士臨床操作技能的培訓方法與效果[J].護理管理雜志,2007,7(4):41-42.

[4]岳靜玲,劉云東.情景模擬在急診教學中的應用[J].護士進修雜志,2000, 15(3):177.

[5]左磊.神經外科護士應急能力的培訓與思考[J].中國護理管理,2007,7(9):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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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人力資源管理;軟件外包;經濟危機;人力成本;企業文化

一、人力資源管理在現代企業中的重要性

當今世界,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知識的生產、擴散和應用。有知識、高素質的人力資源成為了現代企業最重要的資源。人力資源管理在企業管理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成為企業在激烈競爭中取得勝利的至關重要的因素。

二、軟件外包產業的興起

隨著全世界信息科學不斷突破,信息技術日新月異,軟件產業發展成為一個規模龐大,極具活力的產業。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和通訊成本的急劇下降,許多原來不可貿易服務(Non Tradable Services)的跨國流動成為了可能。在全球新一輪產業轉移的大潮中,服務外包成為推動全球產業布局調整的重要因素。隨著服務外包理念的興起,基于信息技術的服務外包--軟件外包產業,由于其自身特性最符合外包的模式,是服務外包中發展最快的產業,也是目前服務外包中發展規律最成熟的產業,占全球外包市場的份額估計在50%～65%之間。軟件外包產業成為軟件業中重要的一個分流。

以印度為例,印度軟件服務外包產業在上世紀末的“千年蟲”大戰中開始嶄露頭角,2008年以前一直保持著驚人的增長速度,成為拉動印度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使印度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中國,軟件外包企業雖尚屬起步階段,近幾年的大幅度的業務增長也引來各方關注。科爾尼公司在《2004年度中國服務外包產業發展戰》對各國吸引離岸軟件外包業務的能力進行了綜合評價,中國巨大的勞動力市場及較低的勞動力成本使得中國吸引離岸軟件外包業務的競爭力僅次于印度。軟件產業是以人的智力勞動為主的高技術產業,軟件外包活動的最大目的在于發包方利用承包方較低的人力資源成本來降低整個軟件開發成本。人才是軟件外包產業最重要的資本。

三、經濟危機的爆發

2007年8月美國全面爆發次貸危機,至2008年9月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產,次貸危機發展為國際金融危機,其影響從金融層面傳導到實體經濟層面,危機的國際傳導效應增大了全球經濟的風險,世界經濟形勢急轉直下。這一危機已經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種種跡象顯示,其負面影響還將持續下去。經濟危機的爆發使得全球的軟件外包產業增速放緩,軟件外包產業原有的外部內部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許多矛盾被激化,潛在的問題一一浮出水面,既是檢驗從前管理的最佳時刻,也為今后的管理提供了方向。服務外包相對于其他產業,其競爭優勢更多地取決于服務提供商的人力資本水平。在全球化的競爭中,服務外包的人力資源管理有著毋庸置疑的重要性。軟件外包產業本身具有許多獨特之處,使其人力資源管理極具探討價值。

(一)經濟危機下軟件外包企業的現狀

此次經濟危機引起的全球經濟衰退,導致了全球軟件外包的需求放緩或減少。從地區而言,軟件外包的主要發包市場來自美國、日本、西歐。在此次經濟危機中這些國家都不可幸免成為重災區。以產業而論,金融業一向占據軟件外包的重要位置,此次危機由金融而起,對于軟件外包產業中與金融相關的業務的影響猶為嚴重。根據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Inc.旗下外包咨詢公司TPI的數據顯示:2008年第三季度簽署的外包協議金額為6年來季度最低水平。當季金額在2,500萬美元以上的大額外包協議僅有128項,總價值大約144億美元。交易數量較上年同期減少大約20%,比第二季度減少22%。以全球最大的軟件外包承接國印度為例,據印度國家軟件協會估計,由于印度IT產業40%的年盈利來自于全球金融服務商,其外包產品的61%是售往美國,30%的市場在歐洲國家。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印度國家軟件協會Nasscom預計,2008年印度軟件外包行業的整體盈利能力將下降5%～6%。

(二)應對危機,人力資源管理應具有的原則

經濟危機下,全球軟件外包的需求放緩或減少,導致企業的收入減少、利潤降低、閑置人員增加,企業財政狀況也隨之降低。對于軟件外包企業而言,人力成本是最大的成本。閑置人員增加使得最大的財富變為最大的負擔。此時人力資源管理的對策變得更為緊要。經濟危機下,人力資源管理的對策應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1)對策應有理,是指要有合理性、有人性化,首先當然要符合國家的法律法規,其次對于企業內部而言,要制訂出的方案應合理、人性化。(2)對策應有利,指要達到目標,要對企業有利,既要重視眼前利益,更要考慮長

期效益。(3)對策應有節,指要有節制,應有適度原則。任何過度的措施,都不可避免對員工及企業帶來傷害。

四、人力資源管理在此次危機中的對策及分析

(一)降低人力成本

全球軟件外包的需求放緩,最直接的對策就是降低人力成本。優化企業本身的人力資源,企業內部人員調整是一個不錯的手段。優化企業本身的人力資源,不僅能使人力成本降低,也能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既符合眼前需要,又符合長遠利益。企業內部人員調整,應由企業最高領導到普通員工共同參與,要達到企業的需要,降低人力成本,也要考慮員工個人的期望。使員工能調整到自己最適合的位置,因材施用,調動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提高生產性。優化企業本身的人力資源也應注意適度原則,軟件外包企業是屬于典型的服務業,員工經常直接面向客戶,太過頻繁的調整,會給客戶帶來企業不穩定的觀感,減低客戶對企業的信賴度。

除了優化企業本身的人力資源之外,裁員或減薪是最常用,也能夠快速見效的降低人力成本的手段,裁員與減薪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不容忽視。在經濟危機發生前,整個軟件外包產業處于上升期,需要大量兼具外語與技術于一身的復合型人才,軟件外包人才一直存在著重大缺口。軟件外包企業為了培養出一個合格員工,從招聘到培訓往往花費巨大,裁員意味著這些花費的流失。從長遠來看,軟件外包產業還是一個新興而并有著活力的朝陽產業,業務需求放緩只是一時現象,軟件外包人才供給市場依舊不足,吸引優秀的軟件外包人才仍是中長期人力資源規劃的戰略目標,如何在裁員與吸引優秀的軟件外包人才之間找到平衡是一個關鍵。

除此之外,有研究表明,當企業裁員之后,剩余員工自動跳槽的情況會有所增加。裁員與減薪也會導致員工們的工作積極性也會有所下降。這可以用美國著名管理心理學家施恩(E.H.Schein)提出的“心理契約”(Psychological Contract)進行解釋:心理契約是“個人將有所奉獻與組織欲望有所獲取之間,以及組織將針對個人期望收獲而有所提供的一種配合”。雖然這不是有形的契約,但卻發揮著有形契約的作用。原來員工們在一個軟件外包企業內,相信用他們的努力和能力可以換回一份有保障的工作職位,這份有保障的職位為員工提供前前了不斷增長的工資、覆蓋全面的福利和職務的不斷升遷。裁員與減薪,有可能導致這種“心理契約”的改變,對公司信任度的降低。員工會因為裁員而變得恐慌,對公司的忠誠度下降,也會因為減薪而沮喪,喪失原有的工作熱情。這些都會導致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下降,在經濟危機下使企業變得更為危險。

由此可見,裁員或減薪是可行的,它能解決企業眼前的困境,符合企業的眼前利益,是有利的。為了減少裁員或減薪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在制訂和實行措施的同時應保有: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從有理的原則出發,裁員或減薪前首先要認真分析企業的人才結構。軟件外包企業有低端人才(如程序編碼員),中端(如系統工程師),高端人才(如項目管理),裁員或減薪要合理,針對不同層次的人才采取不同的措施,保持核心隊伍的穩定。

企業應根據績效結果,使裁員或減薪一定程度上起到正面的激勵作用。在制定方案時,應考慮多方因素,盡量消除員工的恐慌心理,對前景的憂慮。如變單純的減薪變為與企業效益掛鉤的薪酬調整,給員工帶來正面的激勵。實行措施時,更要注意人性化的管理,無論是對被裁員工的員工還是對剩余的員工,無論是減薪多少,都要及時溝通,適時通知,在可能的前提下,多尊重理解,減弱負面影響。無論怎樣合理的裁員或減薪如果超過了一定的比例,都不可避免對員工及企業帶來傷害。在公司能夠正常運營的前提下,措施還應該有所節制。

(二)深化企業文化

企業文化是企業員工在較長時期的生產經營實踐中逐步形成的共有價值觀,信念,行為準則及具有相應特色的行為方式,物質表現的總稱。企業文化可為企業決策提供正確的指導思想和健康的精神氣氛,企業文化也有著激勵作用,積極向上的思想觀念及行為準則,可以形成強烈的使命感和持久的驅動力。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為了提高競爭力,軟件外包終端客戶的要求也隨之提高,由于需求的放緩,二包三包市場的爭奪也變得更為激烈。為了搶奪市場,企業員工要花費比經濟危機前更多的精力和時間去努力,即使如此還是會經常面對失敗。此時,員工很容易產生挫折感,變得情緒消極。

在經濟危機下,企業財政狀況也隨之降低,激勵機制中最常用的物質激勵受到很大的制約,貫徹企業文化顯得更為重要,更為有利。積極倡導已有的企業精神,企業文化,并在此基礎上,深化應對經濟危機的信心,培養愈挫愈勇的信念。以此來激發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和創造性,更從而提高企業的凝聚力,增強企業的競爭力。企業文化不應是空話,是唱高調,而應潛移默化,企業內部自上而下,應該多溝通多交流,通過宣傳,通過身體力行來貫徹。當外部環境的壓力越是巨大時,只要導向正確,更能激發企業內部的凝聚力,企業文化將變得更為豐富與頑強。

(三)調整組織架構

軟件外包產業是全球化浪潮下的產物,外部經濟環境對其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全球經濟風云萬變,有高峰,有低谷,有著一定的周期性。受此次經濟危機的警示,使我們發現靈活多樣的組織架構可使企業在多變的經濟環境下更容易生存,更容易發展,如分離附屬、輔助部門,特別業務外包等。靈活多樣的組織架構可以使經濟前景良好的情況下,迅速擴張,提高承接業務的能力,在經濟蕭條的時刻,可以及時收縮本身的規模,又不傷元氣,保持核心戰斗力。

經濟危機下,使得軟件外包產業的發展變得有些艱難,只要積極面對,堅定信念,渡過這一難關,軟件外包產業必將必將更加壯大。軟件外包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應該在此次危機中克服困難,抓住機遇,積極改進,變得更為成熟,更為順應時代的發展需要。

參考文獻

[1]彭劍鋒.人力資源管理概論.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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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規制外資并購政策的主要特點：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建立必要的產業防護網，同時避免對外資的規制過度

自美國獨立以來直到上個世紀中葉，美國聯邦與各州政府先后頒布了許多針對外資的規制法案、法規。與當今美國大力提倡投資自由化不同的是，在美國還是一個凈資金流入國時，美國政府就十分重視應對外資進入對國家安全可能產生的隱患，為此制定了非常詳細、全面的法律法規，從而保證一方面能充分吸引外國資金的流入；另一方面極力避免外國資本控制本國經濟局面的發生。

美國的規制外資并購的法律依據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國內并購與外資并購同樣適用的并購規則（主要以保護市場公平競爭為目的）；二是有關法律中對外資的特別規制規則（主要以維護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為目的）。

總體上看，美國在規制外資并購方面，體現了“松緊有度、外松內緊、操控在我”的特點，既盡量遵循給予外資平等待遇的國際慣例，又充分考慮美國的國家利益而對外資進行必要的“設限”；既以相關立法為基礎、強調有法可依，又給予政府執行部門在實際中靈活應對的空間；既制定有“內外無別”的一般性兼并規制規則，又在專門的行業法規中對外資進入采取區別對待的限制措施；從而一方面能夠在廣泛的行業領域允許外資進出自由、充分吸引外資，另一方面又建立了足夠的產業“防護網”防止外資進入引發國家安全方面的隱憂。

（二）英、法、德等歐洲經濟強國規制外資政策的主要特點：總體上采取的是中性的規制政策，但“外松內緊”，更多依靠非正式防范機制與規制手段

直到20世紀初期，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經濟強國主要扮演著資金提供國的角色。二戰以后，隨著美國、日本資本的大量進入，這些國家才開始面臨如何應對外資進入的挑戰問題。雖然，在正式的立法方面，這些國家沒有頒布任何歧視外資的法律法規，但還是采取了一系列正式與非正式的防范機制與規制手段來應對外資進入可能給本國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正式的規制手段包括外匯管制、敏感行業的外資設限等。而非正式的規制手段主要包括以下三種：首先，通過國有企業控制命脈部門，使外資難以進入這些部門。其次，對惡意并購的限制增加了跨國公司通過并購方式進入這些國家的難度。再則，通過與跨國公司之間簽定自愿性協定的方式，在零部件采購當地化、產量增長控制、出口額度等方面對跨國公司提出具體的要求，從而對重大外資項目進行必要的規范與引導。概括地講，英、法、德等歐洲發達國家與美國一樣，對外資總體上采取的是中性的規制政策，但也是“外松內緊”，除戰略性產業對外資明確設限外，更多地是依靠各種非正式的規制手段避免外資進入可能造成的負面效應，使其最大限度地服務于本國經濟發展的整體利益。

（三）日本規制外資政策的主要特點：對外資的開放充分考慮本國的產業成熟度、產業安全度，采取“先保護育成、后開放競爭”的方針

在發達國家中，日本對外商直接投資（特別是外資并購）的規制制度是較為嚴格的，而且其對外資的開放是分階段、漸進式的，在對外資的逐步開放過程中，日本強調了對本國產業“先保護育成、后開放競爭”的方針。

在1963年前，日本對外資股權的限制比例一直控制在49%以下。1949年至1967年期間，外商直接投資只占日本全部外國資本流入量的6%。1963年后，日本逐步提高了外資控股比例，某些之前的限制類產業也開始向外資開放，但外資進入這些產業要經過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單獨甄別與嚴格審查。1967年，日本進一步推進了外資自由化進程，將33個產業安全度較高的產業劃歸為“一類產業”（如家庭用具、玻璃制品、照相機、制藥業等），外資可控股50%，但同時在日本合作方的主營業務、最低控股比例、董事會席位等方面都有較嚴格的規定，從而確保了日方對合資企業的控制權。此外，有17個產業類被劃歸為“二類產業”（如普通鋼材、摩托車、啤酒、水泥等），外資可控股100%（即允許獨資），但這些都是日本企業已獲得很強競爭力、產業安全更高的產業。而且，無論“一類產業”還是“二類產業”，外資以并購方式進入都是不允許的。1969年，日本又在一類與二類產業目錄中分別加入了135與20個產業類別。但物流、石化、汽車等關鍵產業仍未向外資開放。70年代以后，日本雖進一步地逐步取消了對外資的各種正式限制措施，但仍依靠著各種非正式的防范機制來應對外資（如本地銀行與企業間的相互持股），使其進入受到很大限制。1971年至1990年間，外商直接投資額只占日本同期固定資產形成額的0.1%。

（四）新加坡利用外資政策的特點：鼓勵性政策與必要的規制并重，對外資流向的引導以及吸引外資的手段“與時俱進”

新加坡采取的是鼓勵外商直接投資、對外資“公平對待、內外無別”的政策，在大多數產業領域，對外資的股權比例與產品內銷沒有采取限制性措施，對外國資本流動與收益匯出也采取較為寬松的態度，但并不意味著新加坡對外資的態度是“放任自流”的。首先，在關系到國家安全的重要領域，新加坡仍保持對外資的必要規制。其次，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新加坡政府都根據本國當時的產業發展重點與引資優勢來制定恰當的利用外資政策，對外資的流向進行引導，使其符合本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進程。

二、拉美與東歐國家在外資并購影響本國產業安全方面的負面教訓

（一）跨國并購對拉美國家經濟發展造成的不利影響

自上個世紀80年代初發生債務危機之后，拉美國家都紛紛實行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實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跨國并購的投資自由化政策。

從利用外資對巴西等國所產生的積極作用看，外資大量流入改變了巴西等國80年代以來投資率持續較低的問題，對幫助其走出80年代“失去的10年”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同時，跨國公司的進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業的效益，加強了基礎設施部門的投資建設，并通過帶來比較先進的技術、全球化的營銷網絡，對增加出口產生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但外資大量流入也加大了拉美國家對外資的依賴性，加大了這些經濟體對“外部因素”變化的敏感性與脆弱性。

1．外資在部分行業居壟斷地位、市場集中度加大。有些跨國公司在進入拉美一些國家后，依托其強大勢力，通過收購當地企業（特別是收購與之相競爭的市場領先企業），很快獲得了占壟斷地位的市場份額，造成這些國家部分重要行業被外資完全控制。

2．跨國公司與本國企業差距不斷加大。跨國公司利用競爭優勢排擠本國企業，造成拉美國家內外資之間的差距不斷加大。

3．跨國公司在原材料、設備采購方面存在一定的“進口偏好”，影響了其技術外溢性。如上世紀90年代實施外資自由化政策以來，外資企業進口占巴西進口總額的比重從38.8%上升到60.4%，而外資企業出口占巴西出口總額的比重從46.8%上升到60.4%，說明外資企業的進口相對于出口，增長的快得多。外資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在原材料、設備、技術采購方面依然依賴原先的供應商網絡，而這一“偏好”是不利于本國相關配套企業、供應商網絡通過吸引外資獲得技術進步與產業發展的。

4．外資并購對新增生產能力及就業的貢獻不大。外資并購一般不像新建投資那樣，能給東道國帶來新增生產能力并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相反，在汽車和金融行業的許多并購重組往往導致公司裁員，從而減少就業。例如，在巴西，跨國公司對當地汽車、銀行業的收購導致大幅裁員的現象屢有發生。

5．跨國公司的資金外移對拉美國家外匯賬戶平衡產生不利影響。在拉美，跨國公司以利潤轉移的形式向外轉移資金，也對拉美經濟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響。

（二）東歐私有化對外資收購國有資產放任自流而造成嚴重后果的教訓

波蘭經濟學家波茲南斯基在其《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一書中對東歐各國在其私有化過程中，由于采取對外國資本無所顧忌地出售國有資產的策略而造成的種種危害進行了詳細、透徹的分析。

根據波茲南斯基的介紹，外資“全面接管”東歐的國有固定資產，并沒有給這些國家帶來所期望的良好市場機制、法制環境、技術進步與先進管理經驗，反而帶來一系列不利后果，如國民經濟嚴重衰退、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主要產業被外資全面控制、本國產業一蹶不振、技術進步受阻、利潤外流造成外債水平不降反升、國內市場壟斷加劇、國家職能弱化、出現“畸形”的資本主義等等。

三、結論與啟示

（一）不同的國家類型，關于外資的產業安全觀是不同的

從地緣政治與國家發展戰略等角度看，大國與小國對于建立完備的本國工業體系與實現本國經濟的自主獨立性，其強調程度是不一樣的。而從強勢國家與后發國家的比較上看，在本國產業成熟度、國際競爭力上的強弱差異，也決定了其處理外資與本國產業的關系、看待外資影響本國產業安全的態度與眼光是不同的。具體分析各國的情況，可以看到，歐美等國是屬于“大國成熟型”，本國經濟在資金、技術乃至國際經濟秩序話語權等方面均處于強勢地位，因此其看待與外資有關的“產業安全”問題，更多地是考慮如何避免外資進入帶來國家安全隱患或損害國家經濟整體利益，而非就具體產業來論安全。而日本在上世紀60―80年代期間，屬“大國趕超型”，其產業安全觀既與歐美等“大國成熟型”不同，也與新加坡等“小國趕超型”不同。由于強調本國工業體系的建立與經濟上的獨立自主性，因此在國內某些產業成熟度尚“欠火候”時，仍十分重視具體產業的安全問題，其對外資的規制也就會更多地是就如何保護尚不安全的產業來論安全。相比而言，新加坡從其國家發展戰略上看，主要是強調如何使本國經濟（包括內外資）在全球范圍的國際產業鏈分工中占據最有利的位置，因此，主要是從如何使引進的外資有助于實現這一目的從而保證國家經濟持續增長來論與外資有關的安全問題的。

（二）目前世界各國中主要存在四種類型的利用與規制外資模式，但在主要發達國家與成功實現經濟追趕的國家中，沒有一個對外資是采取放任自流態度的

首先，美、英、德等發達國家，目前在全球化中，居于強勢地位，主張全球范圍的投資自由化，其外資規制政策一般是“中性的”，但實際操作中也非對外資完全放任自流，而是“外松內緊”，主要依靠各種非正規的防范機制來控制外資進入的成本與風險。除上述經濟強勢國家的“中性型”外資規制模式外，在發展中國家中、工業化后發國家中，按其對外資規制的松緊度，又分為三類，一是鼓勵型（如新加坡），二是限制型，三是放任型（拉美、東歐一些國家為代表）。

在利用、規制外資政策方面，由于各國國情不同、所處發展階段不同，沒有一個普遍適用的成功模式可以照搬。但有共性的規律，即主要的發達國家以及成功實現經濟追趕的國家，沒有一個對外資是采取放任自流態度的。而對外資進入毫無顧忌的國家，如波蘭等東歐轉軌國家、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無一不嘗到了這一輕率態度的苦果。

（三）對外資應鼓勵與防范兩手抓，對其“利”加以鼓勵、引導，對其“弊”加以限制、防范

從各國經驗看，當采取了恰當、符合本國國情與發展戰略的外資規制政策使這兩組關系處于平衡狀態時，往往利用外資的收益大于成本。相反，如果應對外資的政策不當，導致兩組關系失衡（如“跨國公司強、本國政府弱”或“外資強、內資弱”）時，外資利用的成本將大大超過其收益。

因此，對外資應鼓勵與防范兩手抓，其松緊度的把握、政策組合的設計，應根據本國所選擇的發展戰略、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產業成熟度與國內外形勢、條件，適時靈活地調整，作到“審時度勢”、“與時俱進”。可以說，外資是一把雙刃劍，而能否用好這把劍，關鍵要看東道國政府是否具有足夠的調控駕馭能力，是否采取正確的調控政策與手段。

（四）在利用外資的類別上，應強調綠地投資為主、并購投資為輔

東歐與南美一些國家的教訓給了我們這樣的啟示：經濟開放度越高，國家必要的管理調控職能越要加強。應完善制度，避免國有資產被賤賣，避免外資在對國有資產的并購中享有“超國民待遇”或明顯處于國內企業無法與之競爭的優勢地位。在利用外資的類別上，應強調綠地投資為主、并購投資為輔，因為綠地投資更有助于增加一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帶來先進技術、創造就業機會、增加市場競爭，而這正是多數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的主要初衷。從國別比較看，愛爾蘭、新加坡與東歐、南美國家都采取了投資自由化的政策，但一個以綠地投資為主，一個以外資并購、收購為主，直接影響了兩類國家的引資效果。再有，就是不能在條件未成熟時完全放開資本市場管制，資本市場的自由化應是漸進的；對外資企業通過外貿結匯、外資銀行的渠道外流其利潤、紅利也應有所警惕、有所防范。

（五）制定符合國情的外資并購規制政策體系，實現內、外資的“共榮”與“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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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凈水處理；臭氧；紫外線；生物活性炭

DOI：10.16640/ki.37-1222/t.2017.01.026

1 凈水處理技術簡介

隨著我國水源污染情況的不斷加劇，凈水處理技術日趨復雜。本文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在保證出水水質的標準的同時，在傳統的凈水處理技術上不斷融入新的技術，以助于提供凈水處理效率。

1.1 臭氧-生物活性炭

臭氧-生物活性炭技術是指在生物活性炭處理水質前，先預臭氧化。此法可以使水中一些原來不容易生物降解的有機物變成可生物降解的有機物，臭氧化的同時還可提高水中溶解氧的含量，使活性炭保持好氧狀態，在炭粒表面生長著大量的好氧微生物，充分發揮它們對有機物的分解作用，從而顯著地提高凈水處理能力，保證出水水質，并延長了活性炭的使用周期[1]。

1.2 紫外線水質處理器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生活品質提高，相比較傳統的二氧化氯、次氯酸鈉等消毒方式，人們迫切的需要一種高效且無副作用的殺菌消毒技術來提高現代給水消毒的質量，而紫外線給水就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紫外線水質處理器集光學、微生物學、化學、電子、流體力學等綜合科學于一體，采用特殊設計的高效率、高強度和長壽命的紫外線殺菌裝置產生的強紫外線照射水流，能使細菌病毒喪失自我復制的能力，既而使水質得到殺菌、消毒和凈化的目的。

2 紫外臭氧協同生物活性炭凈水處理技術工藝設計

2.1 紫外線的選用

在凈水處理中所用的紫外線水質處理器發出的就是UVC短波紫外線，一般分為185 nm和254 nm兩種。

UVC波段，波長100～280nm，又稱為短波滅菌紫外線。它的穿透能力最弱，波長短能量大，具有殺菌作用，能分解分子的結合。對固體表面和水中污染物的光處理來說，只有UVC具有強的作用效果[2]。

2.2 反應機理

（1）紫外線對生物活性炭影響。生物活性炭通常能夠去除水中的余氯，但缺點在于它需要不斷再生，而且經常遇到細菌滋生的問題。而紫外線對于殺菌有著明顯的作用，因為即使是在微量的紫外線投射劑量下，也可以破壞一個細胞的生命核心―DNA，因此阻止細胞再生，喪失再生能力使細菌變得無害，從而達到滅菌的效果。因此紫外線能使生物活性炭使用不受細菌滋生影響，凈化的水質中余氯含量很小。

（2）紫外線對臭氧影響。紫外線對臭氧的影響是由Garrison等人在治理含復雜鐵氰鹽廢水中開發出來，他們發現該法對處理難氧化的物質十分有效，試驗表明，將紫外光線輻射與臭氧相結合，能使氧化速度提高10～104倍。

3 實驗分析

3.1 實驗裝置

本次試驗利用上海管道純凈水股份有限公司在杭州的某小區凈水處理項目，根據設計的紫外協同生物活性炭凈水處理技術工藝，在現場搭建完成一套10T/h的凈水處理設備。

3.2 數據記錄

實驗中，我們設置了4個水樣采取點：

（1）原水：市政自來水。

（2）水樣1：自來水為原水，不開啟臭氧發生器和紫外線水質處理器的情況下，最后的凈水水箱出水。

（3）水樣2：自來水為原水，開啟臭氧發生器，但不開啟紫外線水質處理器的情況下，最后的凈水水箱出水。

（4）水樣3：自來水為原水，同時開啟臭氧發生器和紫外線水質處理器的情況下，最后的凈水水箱出水。

實驗數據記錄如下：

3.3 結果分析

從上述表格的水樣檢測結果，可以看出：

（1）三種凈水處理技術都能對原水進行一定的處理，使得最后的水質得到提高，但從強到弱為：紫外臭氧協同生物活性炭>臭氧-生物活性炭>生物活性。

（2）臭氧-生物活性炭技術相比傳統的生物活性炭技術，在水質處理效果上有一定的提高，尤其是PH能提升為弱堿性，耗氧量去除率接近40%，但是研究發現， 臭氧處理會提升水中AOC含量，即使后續有生物活性炭降解，當效果也不理想，這表明經臭氧處理后的水中有一部分生物不可降解的有機物被轉變成為生物可降解物質。

（3）紫外臭氧協同生物活性炭技術能使水中色度、濁度能進一步被去除，而耗氧量的去除率超過50%，更能降解因為臭氧而升高的AOC，亞硝酸鹽和余氯的指標也遠低于標準要求。對于水中PH值稍有影響，當仍處于中性到弱堿的區間內。

4 總結

通過對現行的凈水處理技術研究，提出紫外臭氧協同生物活性炭技術的可行性，進行設計、實驗和數據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可行的，且比單一的臭氧-生物活性炭技術處理能力更強，水質更好。

（1）紫外臭氧協同生物活性炭能進一步提高水中的物理指標，如色度、濁度、PH值等。

（2）紫外臭氧協同生物活性炭由于紫外的殺菌功能，能抑制細菌滋生，在更全面地對水質進行殺菌同時，使得活性炭提高余氯的去除率。

（3）紫外臭氧協同生物活性炭能催化臭氧在水中的分解，提高水中溶解氧含量，有助于活性炭去除有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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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外資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之一，當今世界，經濟正在日益朝著一體化方向發展，構成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兩大支柱除了國際貿易活動之外，便是國際投資活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短短24年的時間發展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高技術產品生產和出口國之一，信息技術產品規模甚至位居世界前列。要想繼續在國際上提升我國的經濟地位與話語權，更加充分利用外資方式的多樣化，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提高利用外資質量,以此進一步來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是我國必須繼續努力的方向。

關鍵詞 利用外資 跨國公司 FDI產業國際競爭力 經濟發展

一、我國利用外資的發展歷程與特點

（一）投資方式由中外合資朝著外商獨資方向發展

在外資經濟貿易發展的初級階段，中外合資作為一種雙贏的引資，投資方式曾被廣泛的利用，并且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成為外資經濟的主要形態。隨著市場環境的改善，不確定風險的降低和各國投資政策的放寬，規范和透明，外商獨資的企業迅速利用這一良好經濟機遇迅速發展起來。跨國公司實施獨資化方式主要有新建獨資企業，在原有合資企業中增加投資和擴大股份占有額，或者直接收購和兼并國內企業。

在華外資企業對中國創新基礎設施具有較高的評價，說明中國已經具有了良好的技術發展基礎和較強的技術學習能力。在我們的調查問卷中，外資企業普遍認為中國社會的學習能力較強，中國的產業技術水平較好，中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素質較好，可以滿足企業的需要；在談到來華投資的動機時，大多數外資企業認為中國廣闊的市場前景、政府優惠的政策是外國企業來華投資的主要原因。

（二）投資規模不斷擴大，保持著較快增長速度，但投資領域有待拓寬

隨著國際分工的發展，它極大的影響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速度，商品結構和市場結構，也使得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增大。改革開放至今，我國在吸引外資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目前我國已經躍居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資國。1997東南亞金融危機我國盡管受到一定的影響，利用外資金額先有所減少，但是自從1998至今都穩步增加，并且外資投資重點也由數量轉向質量，提高了產品的價值利用率。其次，投資領域也得到了進一步拓寬，但仍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從產業分布觀察，一方面受我國經濟發展仍然處于工業化階段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國際產業分工變化和產業國際轉移影響，外來資本進入我國的主要投向一直以第二產業為主，尤其集中在制造業。全國經濟普查資料顯示，2004年，按照上述各項指標計算，從事第二產業的企業單位數占全部外資企業的76.0%，第三產業占24.0%；第二產業吸納的就業人數占89%，第三產業占11%；第二產業擁有的資產總量占58.3%，第三產業占41.7%；第二產業當年實現的主營營業收入占78.11%，第三產業占21.89%。雖然外貿經濟不斷在試圖拓展投資領域，但從1997年至今第二產業一直占全部合同外資總額的七成左右，而第一和第三產業所吸引的直接外商投資比例一直很小，這應該引起我們的思考和重視。

（三）投資企業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

從地域分布看來，外商直接投資比較集中，90%以上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并且趨勢一直比較穩定。一方面受地理和資源條件影響，另一方面受國內經濟發展區域不平衡的影響，進入我國的外來資本絕大部分集中在東部地區。根據全國經濟普查數據，到2004年末，在全部外資企業單位數中，廣東、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北京、遼寧、天津等9個東部省（市）的占比已經達到88%，遙遙領先于中西部地區；依據資產總量計算，9省（市）所占份額也已達到74%。

隨著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以及中部崛起政策的實施，也起到了一定的刺激和促進作用，外商了逐漸加大了對我國東西部地區的關注與投資。

二、外資集中的工業領域對中國工業增長的貢獻

據有關資料，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國內汽車制造企業達200多家，平均生產規模為二百多輛/年，最小企業的僅為年產十多輛，規模經濟效應根本無法體現。隨著德國大眾、美國通用等跨國公司的進入，中國的汽車制造業發生了本質性變化。經過一段時期的競爭，國內汽車制造業優勝劣汰，存活企業的生產規模普遍擴大，外資對工業總產值的貢獻較大。 轉貼于 中國論文下

三、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FDI

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縮寫，譯為國際直接投資，是一國的投資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國境投入資本或其他生產要素，以獲取或控制相應的企業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得利潤或稀缺生產要素為目的的投資活動。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以東部地區為代表，我國在充分利用勞動力，自然資源等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通過吸收FDI和接受國外企業的代工合同等方式積極嵌入全球價值鏈，迅速建立起全面開放的外向型經濟，通過融入全球經濟，實現了經濟的持續增長。在這一過程中，FDI的快速增長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FDI從1990年的102.89億美元，大幅增加到2006年的694.7億美元。快速增長的FDI通過經濟起飛資本，推動當地產業結構升級，增加勞動力就業，促進加工貿易發展等推動我國經濟的迅速增長，對外貿易擴大和產業進步。其中，跨國公司是FDI的主要形式。由于跨國公司投資具有規模大，起點高，投資總額大的特點，可彌補我國建設資金的短缺，尤其是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建設。另外，隨著跨國公司投資力度的增強，增加了我國的財政收入，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也有利于我國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

四、結論

中國廣闊的市場前景、政府優惠的政策是外國企業來華投資的主要原因，我們將繼續發揮對外開放優勢，在鼓勵跨國公司擴大對華直接投資的同時，加快利用外資增長方式轉變，更多廣泛的吸引適合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的先進技術，管理知識和高素質人才。引進外資將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動力之一。

參考文獻:

[1]羅智波.中國利用外資的形式與對策社會科學研究.2009(5).

[2]桑百川.外資控制并購國有企業問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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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資；環境規制；產業結構；技術創新

DOI：10.16315/j.stm.2016.03.001

中圖分類號：F276.3 文獻標志碼：A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對外開放已經成為一種主流形式，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為了發展經濟，為外資的流入提供了相對便利的政策環境，使我國一度成為吸引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據《中國統計年檢》統計數據，2014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已達到1195.62億美元，與2005年的603.25億美元相比，增幅達98%，這使得外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外資在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不可避免的對我國環境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尤其是近年來，雖然政府采取了各種污染治理措施，但各地霧霾現象依舊愈發嚴重。環境問題的產生，一方面是自身原因，即一國為實現預定目標不惜以環境為代價；另一方面則是外部因素導致的，最明顯的就是外資對環境的影響。正確合理的分析外資的環境效應，尤其是在環境規制作用下，對于政府正確指導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更好發揮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論和政策指導意義。

1文獻評述

對外資環境效應的分析，目前已經形成了2個對立的學派，即“污染光環”假說和“污染避難所”假說，針對這兩個假說，國內外很多學者通過選擇不同的研究對象、數據和方法，分別來證明各自假說的正確性。前者認為外資引進的同時能帶來先進的技術，例如更清潔的生產技術，以此來提升東道國的環境質量，即外資的引進利大于弊，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Wayne等指出FDI的溢出效應可以提高東道國的企業生產效率，進而會改善東道國的環境質量；He通過首次建立五等式聯立模型，估計中國29個省工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面板數據，結果顯示，FDI對工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總影響是很小的結論；鄧柏盛等通過分析國際貿易和FDI對EKC曲線的影響發現FDI有助于我國環境質量的改善；周力等在對我國30個省、直轄市的面板數據進行聯立方程和情景模擬估計后，發現FDI的增加會促使工業污染的減少；黃菁使用我國217個城市的工業污染數據，分析發現FDI有利于我國環境狀況的改善；此外，許和連等也得到了類似結果。后者認為發達國家的環境管制較為嚴格，而發展中國家相對寬松的環境政策會吸引大量污染密集型產業，從而導致東道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即外資引進弊大于利，主要研究有：夏有福理論分析了外商投資污染密集產業及對我國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Matthew等認為當東道國腐敗程度較高時，FDI利于污染避難所的產生；沙文兵等通過分析我國30個省五年的面板數據，得出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生態環境具有顯著的負面效應，并且東中西部影響不完全相同的結論；蘇振東等對我國30個省份的動態面板數據進行廣義舉證估計，認為外資引進對我國環境具有明顯的負面作用，并且東中西三大區域各不相同。

除此之外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辯證的來看待這一問題，如陳建國等認為FDI與我國各個經濟區域的環境污染狀況關系雖然密切，但影響方式和程度卻各不相同；包群等分析了外資進入對環境質量的雙重影響，論證了在環境質量滿足正常商品假設的一般情形下，外商投資對東道國當地環境的影響具有倒U型曲線關系；楊博瓊等論證了FDI對污染物的排放作用取決于國內投資的結論；楊杰等檢驗了FDI的環境效應存在收入門檻和人力資本門檻。

以上的大多數分析都是建立在Grossman等提出的規模、結構和技術效應基礎上，但是必須認識到，政府的環境規制，尤其在以我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更是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把政府的作用考慮進來已經很有必要。目前，已經有學者認識到政府環境規制的作用，典型的有郭紅燕等、史青和張宇等，但此類研究只是少數，并且都是單純的把環境規制指標引入到模型中進行實證分析，對具體影響機制缺乏探討。本文基于政府污染治理力度在不斷加大，但環境問題尤其是霧霾卻不減反增的現實，來探討政府環境規制在外資引進中的影響機制，更加注重不同區域不同性質政府監管的不同影響，從而更全面的解釋我國不同區域的政府環境監管的效應差距。

2模型建立和數據來源

我國引進了大量外資，在享受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時，其是否也會產生其他方面的影響呢？由此，本文在傳統的經濟活動通過規模、結構和技術效應影響環境的基礎上，引入政府的環境規制作用，即將其作為“第四效應”，研究在環境規制存在的情況下，外資的引進通過這些效應對環境治理起到了抑制還是促進作用，及其在不同區域是否有所差異。

首先參考Grossman等首次提出的經濟活動通過規模、結構和技術3種效應來影響環境的觀點，本文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被解釋變量Plu：環境污染情況，鑒于近年來環境污染指標的設定多種多樣，在全面反映環境狀況的指標設定上還存在一定的爭議，因此本文只選取了我國碳排放量來進行實證回歸。由于目前我國沒有公布各個生產活動的碳排放量數據，因此碳排放量的估算借鑒徐國泉、楊樹旺等人的做法，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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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8年數據顯示(見表1)，廣東省外商直接投資金額g處于全國領先地位，2000年為2165億美元，分別是北京5.4倍、天津6.6倍、上海2.2倍、遼寧3.3倍、江蘇2.9倍、浙67.4倍、福建4.6倍、山東5.6倍，而到2008年廣東省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增加至3726億美元，分別是北京3.8倍、天津4.0倍、上海1.3倍、遼寧3.0倍、江蘇0.9倍、浙江2.4倍、福建3.3倍、山東3.7倍，從近十年的發展來看，廣東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增長幅度不大，而江蘇、浙江、上海、山東等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在大幅增長。尤其突出的是，江蘇引進、利用外資已成為其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從直接利用外資能力看，2000年廣東直接利用外資能力為68.8％，在經濟發達的幾個省份中位列第一，2000年到2008年，其直接利用外資能力逐漸下降，但在全國仍位列前茅；從1985年至2009年廣東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及其占全國比重數據來看(如圖1所示)，廣東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逐年增長，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初，廣東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占全國比重達到最高峰，以后逐漸下降，近年保持在20％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直接利用外資的能力提升較快，近年上升到全國第一，江蘇也穩步提高。數據分析顯示，近年來外商投資的方向發生了改變，從投向珠江三角洲地區逐漸向長江三角洲及環渤海地區轉移，而且外商投資主體、外資進入的產業、外資的產業鏈布局等方面，江蘇與上海都走在前面。

從外商的投資主體看，江蘇、上海的外資總體質量比較好。廣東省引進的外資項目仍以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為主。目前來源于香港的資金約占廣東省全部外資六成；而來自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周邊國家的實際投資約占總量的7.5％，來自歐盟、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約占總量的4.85％，比重明顯低于江蘇。港資企業中勞動密集型傳統產業占很大比例，使得廣東省外商投資項目規模普遍偏小。而江蘇、上海外商投資的主體逐步由港澳臺中小資本轉變為跨國公司。全國項目平均合同外資815萬美元，江蘇、遼寧、山東省分別為1197萬美元、1460萬美元、821萬美元，項目平均規模均遠超廣東省。江蘇省外商投資項目規模“十一五”以來1億美元以上大型外商投資項目達365個，迄今已有430多家世界著名跨國公司在江蘇投資設立了993個項目。歐美日國家跨國公司投資項目一般規模較大，項目帶動和輻射能力很強，質量較高。

從外資進入的產業分布看，江蘇、上海更趨高端，結構更加優化。廣東省服務業吸收外資比重從2006年的24.4％提高到2009年的38.8％：制造業吸收外資中，2009年裝備制造業比重超過50％，重化工業比重接近20％。相比之下，江蘇、上海吸收外資投向正從一般加工業逐步向現代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滲透。江蘇圍繞打造滬寧線IT制造業、沿江裝備制造業和沿海加工制造業三大產業集群，重點吸收新能源、新材料、醫藥及生物技術、環保、軟件和服務外包、傳感網這六大新興產業的外資項目。上海第二產業吸收外資以汽車、IT、化工等高端制造業為主，同時服務業利用外資十分活躍，占吸收外資八成，已經成為外商投資的主要領域。

從外資的產業鏈布局看，江蘇、上海的投資系統化、總部化程度更高。廣東省引進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和研發中心數量相對較少，在2007年商務部認定的365家帶有總部性質的外商投資性公司，上海占43％，北京占38％，廣州和深圳合計僅占7％。全國外資研發機構，40％以上集中在長三角地區，30％以上分布在環渤海地區，僅有18％分布在珠三角地區。同時，世界500強企業在華研發機構有進一步向長三角地區集中的趨勢。目前分布在長三角的世界500強企業研發機構，是2000年的2倍多，而珠三角地區增加的研發機構數量不足1倍。目前已有206家跨國公司在上海設立總部、研發中心，上海市總部經濟發展能力位居第二，僅次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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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自主治理；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比較

1 什么是自主治理理論

當代公共選擇學派和公共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在大量實證案例研究的基礎上,開發了自主治理理論,并由此成為歷史上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自主治理理論集中體現在奧斯特羅姆1990年的著作《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之中，核心內容包括三個方面。首先，她指出傳統的分析公共事務的理論模型主要有三個，即哈丁的公地悲劇（1968）、dawes等人的囚徒困境（1973，1975）以及奧爾森的集體行動邏輯（1965），但是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不是市場的就是政府的，而且得出的結論往往是悲觀的，她指出當前解決公共事務問題的或者以政府途徑（利維坦）為唯一或者以市場途徑為唯一的途徑是有問題的；然后，她通過對制度供給、可信承諾和監督這三個難題的分析，認為沒有徹底的私有化，沒有完全的政府權力控制，公共池塘資源的使用者可以通過自主治理的方法來解決。第三，通過分析分布在世界各國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包括瑞士和日本的山地牧場及森林的公共池塘資源,以及西班牙和菲律賓群島的灌溉系統的組織情況等等,奧斯特羅姆總結和界定了其中八項原則。

2 我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形成與現狀 1 我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形成

1978年后，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為基礎的雙層經營體制的確立，使得傳統集體經濟組織基本瓦解，但由于農業本身的特性，農民不組織起來是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因此，中央根據日本等先進發達國家的經驗，決定了走合作化的道路。以此為背景，我國農民開始走上了合作化之路，在演進過程中，逐步形成了當前農村社區合作經濟組織和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這兩種模式。

（1）農村社區性合作經濟組織。

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之后，中央要求對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分設改革，建立鄉村地區性合作經濟組織。同時，在相當于生產大隊的的范圍內設立村，成立村民委員會，在原生產隊的基礎上又成立了村民小組。在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的層次上又設立了村、組的社區性合作經濟組織來承擔村組的行政和經濟職能。由此形成了兩種不同層次的農村社區合作經濟組織體系。

農村社區合作經濟組織源于人民公社體制，是對人民公社體制的替代，因此殘存了一些人民公社體制的特征。農村社區合作經濟組織做為一個經濟組織，不僅具有經濟組織職能，還具有政權組織的職能。正是由于這一特征，我國農村社區合作經濟組織普遍存在產權模糊、組織目標不明確等問題。

（2）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

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之后，隨便市場化進程的逐步推進，我國已經開始出現大批專業化的農戶，但是由于農民在流通領域里討價還價的能力很弱，所以在市場經濟中處于被動地位。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一些農民聯合起來共同參與市場競爭，逐步形成和發展成為現在我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另一種模式即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相比農村社區性合作經濟組織而言建立起了比較明晰的產權，但由于大多在政府、龍頭企業或農村能人的推動下成立，并實際處于其的控制之下，仍然無法形成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 2 我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現狀

雖然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大力推行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然而由于社區性合作經濟組織和專業性合作經濟組織自身存在的問題，合作化程度卻很低。根據農業部門提供的數據，我國參加組織的農戶僅占鄉村農戶總數的9.8%，不僅遠遠低于歐美日等發達國家90%之上比率，也距巴西、智利等國80%的比率甚遠，甚至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等亞洲國家入合作經濟組織的農民也占30%-60%。

如何解決我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存在的問題？奧斯特羅姆的自主治理理論給出了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她認為在沒有徹底的私有化，沒有完全的政府權力控制，公共池塘資源的使用者可以通過自主治理的方法來解決。這恰恰符合我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現狀，政府、龍頭企業或農村能人不能代表集體的利益，而只有農民自身才可以代表。自己的東西自己做主，自己的利益自己來把握，這樣才能激發農民的熱情，建立起有效的監督和管理機制。因此我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應該走自主治理的道路。

3 中外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自主治理方面的比較

目前國外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主要有以美國為代表的專業性合作經濟組織和以日本為代表的綜合性合作經濟組織這兩種模式。無論哪一種模式，都建立了良好的自主治理機制，這也是這些外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奧斯特羅姆在其的著作《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之中總結出了長期有效自主治理的八項基本原則。筆者將這八項基本原則概括為產權明晰、集體參與、有效的監督和管理機制以及外部對組織權最低限度的認可四個方面。下面就從這四個方面來將我國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與國外的這些組織做一個比較。

（1）產權明晰。我國社區性合作經濟組織本應為集體財產集體所有，但實際卻是大多由少數人占有和支配，造成產權模糊不清。而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由農民自愿入股組建起來，本應建立了明晰的產權機制，而實際情況卻是由于許多地方政府強烈的推動發展的動機，主張主要農民愿意加入就可加入，造成很多合作組織成員在加入時無須繳納股金，這樣產權就模糊不清。與此相比，美國的專業性合作經濟組織是嚴格由成員投資入股成立，因而產權非常明確。而日本的農業協同組合則是由農民建立的帶有半壟斷色彩的龐大組織體系，不僅包括基層和縣級組織，還有全國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日本農業協同組合產權歸全體成員所有，也非常明晰。

（2）集體參與。這里指的集體參與是指組織的成員都可以參與組織章程、規則等重大事項的制定和修改。我國社區性合作經濟組織與村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融為一體，具有黨和政府在農村的最基層組織機構的性質，農民自然無法參與制定和修改各項規則。我國的一些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主要是由財政部支持的）已經建立了一人一票的表決機制，但大多的合作組織農民并未真正享有表決權，一般成員基本隨大流。有些直接由管理層決定，還有的實行一股一票制，這樣股份占大頭的龍頭企業或農村能人就能通過這樣控制合作組織。美國的專業性合作經濟組織規定任何社員都有一票表決權，只有少數合作組織規定在“一人一票”的基礎上安排一些額外票，但為了防止有些人利用額外票謀取私利，法律還對此作出了限制性的規定。日本的農業協同組合則是通過全體成員參加的組織員大會來行使組織員自己的權利，決定農協的各項方針和重大事項。

（3）有效的監督和管理機制。我國社區性合作經濟組織由于是小數人占有和支配集體財產，農民的投票權行使起來比較困難，無法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領導者可以隨意處置集體財產，管理也不科學。我國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大多成立理事會做為合作組織的決策中心，但理事會成員受到政府、龍頭企業或農村能人的影響較大，也無法形成有效的民主決策機制，也無法對合作組織的經營管理進行有效監督。而美國的專業性合作經濟組織實行民主管理和平等合作，合作組織成員從普通的農場主到董事長，都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董事會聘請專門的公司經理來管理組織的日常事務。而董事會是組織的管理機構，由組織成員民主選舉產生，使之代表全體成員的利益。日本的農業協同組合有理事會和監事會來對組織進行管理和監督，理事長的權力是由全體成員參加的組合員大會賦予的，而監事會成員則是有全體成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來產生，這樣就保證了合作組織可以代表全體成員的利益，組織的各項活動也受到了監事會的有效監督。

   （4）外部對組織權最低限度的認可。這是指組織成員自己設計制度的權力不受外部政府權威的挑戰。我國社區性合作經濟組織同與村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融為一體，自然受到政府部門的制約。而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雖然是獨立的組織，但不管是其成立，還是建立之后的管理和經營，都與地方政府脫不了關系，自主性大打折扣。美國的專業性合作經濟組織的規章制度則是由全體成員民主協商完成，并且美國國會于1922年就已將專業性合作經濟組織從謝爾曼托拉斯法中豁免出來。而日本政府則是通過對農業協同組合大量的支持和幫助來保證自己農業政策的貫徹和執行，農協的制度安排是由全體成員參加的組織員大會來制定。

4 初步的政策建議

為何我國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難以形成有效的自主治理機制？筆者認為原因主要在于政府過多的干預。我國實行的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土地等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因此政府干預甚至直接管理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從理論上來說是合適的。然而，正是政府的過多干預，造成了我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效率低下，發展緩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的經濟體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相應的管理體制也應該隨之而改變。只有轉變政府職能，建立真正農民自主治理的機制，我國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才能順利發展下去。我國政府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出發來促進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

（1）首先必須要保證農民的自主治理權力。對于社區性合作經濟組織，應從與村委會、黨支部等基層黨和政府組織混合的狀態中脫離出來，變成一個獨立的組織，同時農村基層政府應變管理為服務，將管理權交給農民。而對于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應大力宣傳和貫徹《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該法突出了農民的主體地位和農民對合作組織的民主管理，明確了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市場經濟地位。同時，地方政府不應再根據自身意愿來干預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管理，并對龍頭企業或農村能人控制合作組織進行嚴厲的制止。

（2）其次是提升農民自主治理意愿。保障了農民的自主治理權力，合作經濟組織要想發展，還應有農民的自覺參與。目前我國的社區性合作經濟組織和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農民成員自主治理意愿都很低，主要是因為自身主體地位得不到保證和沒有形成完善的利益分配機制。我國政府應引導合作經濟組織形成完善的利益分配機制，將按勞分配和按資分配相結合，分配時向農民傾斜。

（3）另外還應提高農民自主治理的能力。無論是社區性合作經濟組織還是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要想持續順利發展下去，組織成員應有一定的自主治理能力。而目前我國農村現有勞動力的素質普遍比較低，因此政府應加強對現有農村勞動力的教育與培訓，開展一些專門針對合作組織成員的短期培訓。同時在一些大學和科研機構開展相應的研究活動，對農民的自主治理提供理論支持。

（4）同時政府還要加大扶持力度。第一要加大財政扶持力度。每年應拿出一定的資金來支持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同時給與合作經濟組織一定的稅收優惠，減輕其的負擔。第二是加強金融支持。我國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普遍存在資金不足的困難，各級金融機構應放寬對其的貸款限度，同時培育小額貸款組織，規范和引導民間借款。第三，地方政府應積極幫助解決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經營管理中遇到的一些實際困難，并加大技術支持力度。

［1］郭翔宇．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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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直接投資 復雜系統 正效應 負反饋 影響因素

伴隨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國際資本流動速度和規模都有較大的提高，特別自2008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以來，以我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國際資本流入大幅增加。國際資本流動主要采取國際直接投資（FDI）和國際證券投資（FPI）的方式。不同類型的國際資本流動，會對接受國的經濟增長產生不同的影響。在我國FPI市場不健全的情況下，FDI成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渠道。在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和跨國公司全球經營戰略的大背景下，在引進和運用FDI過程中，如何趨利避害達到促進本國經濟更快發展的作用，是我國面臨的重要課題。

國內外FDI的經濟增長效應研究綜述

從總體上看，目前學術界對FDI與發展中東道國的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關系及其影響因素，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證分析方面，其研究都并不充分。這些研究成果要么過分強調國際資本流動的福利效應，而不考慮東道國的發展階段特征；要么只強調FDI短期的作用，而忽視長期資本流動的作用。很少綜合考慮國際資本流動的經濟增長效應及其影響因素。這些結果大相徑庭的研究成果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測度方法和統計模型的差異，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實證分析中采用資本帳戶自由化指標或國際金融一體化等單一或者少數指標作為解釋變量對經濟增長進行線性回歸。實際上經濟增長是一個復雜系統，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呈混沌態，普通的線性回歸由于考慮要素的不全面性導致了研究結果的迥異，因此從多因素、多視角研究FDI的經濟增長效應問題成為大勢所趨。

FDI的經濟增長效應與復雜系統

FDI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不確定性表明FDI并不是作為一股獨立的力量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的，其常常與引起經濟增長的其他因素聯系交織在一起，情況不同導致并不是所有的國家都能從國際資本流動中獲得增長的正效應。國際資本的趨利性與東道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引進外資目標相互沖突說明FDI的經濟增長效應依賴于一定的條件。FDI的經濟增長效應屬于典型的復雜系統，影響因素繁多；這些影響因素之間不僅有從屬關系，而且有先后順序、演化等關聯，由于各種因素相互聯系增強，FDI對經濟增長效應呈現較復雜結構，關系復雜，同時具有突現性、非線性和動態性。

復雜系統視角下FDI的經濟增長機理

對東道國來說，FDI只是一個潛在的經濟增長促進因素，它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實際作用依賴于許多因素。利用復雜系統理論對FDI的經濟增長效應進行研究，就是強調用整體論和還原論相結合的方法去分析FDI的經濟增長效應這一復雜系統，按照復雜系統理論要求對其存在、運動、發展的機理，作出超越矛盾二元結構簡單思維的立體理解。筆者在研究中利用復雜系統理論來對FDI的經濟增長效應闡述，試圖解釋FDI經濟增長效應的運行機理。

（一）FDI視角下經濟增長效應系統構建

FDI 對東道國資本形成的促進作用是受到許多因素制約的。除了FDI 的不同形式會對資本形成有不同的效應之外，東道國的發展階段不同從 FDI 獲得的正負效應也會不同；FDI 的資金來源不同也對東道國的資本形成產生不同的影響；不同動機的 FDI 也會產生不同的資本形成效應，間接影響經濟增長。

1.FDI的經濟增長效應系統的內部要素分析。FDI的經濟增長效應系統的內部要素首要的應是FDI的構成，資金、技術及生產資料、知識等，不同的FDI構成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也不同，內部要素還包括：

系統中FDI 的方式。首先，FDI 對東道國資本存量增加的幅度取決于 FDI 的方式。FDI 作用于對東道國國內資本形成包括三種形式：一是綠地投資形式。即在東道國建立新企業，FDI可以直接擴大東道國的投資規模，增加東道國的經濟總量；二是并購模式。FDI通過跨國并購東道國的企業，激活東道國的資本存量，但不增加資本總量；三是利潤再投資。FDI在東道國獲得利潤后再投資。連續的投資和綠地投資都可以促進東道國國內資本存量的增加，直接作用于經濟增長。

系統中FDI 的資金來源。FDI的資金來源渠道不同，對東道國資本形成的作用不同。一般來說，FDI資金來源有以下五個方面：跨國公司內部、利潤再投資、東道國金融市場、投資國金融市場、國際金融市場。跨國公司內部資金、投資國金融市場、國際金融市場募來的資金直接增加東道國的經濟總量，利潤在投資和東道國金融市場卻不直接增加經濟總量，但是可以激活東道國儲蓄來間接作用于經濟。

系統中FDI 的投資動機。如果FDI是跨境投機性資本流動，那其對宏觀經濟增長帶來一定程度的不穩定性，會顯著提高SCF對宏觀經濟增長的邊際影響，而國內基準利率上升及本幣升值都會引致投機性資本流動對宏觀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程度的回調效應。如果FDI是長期生產性項目投資，則會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和實現利潤最大化。

2.FDI的經濟增長效應系統的外部影響因素分析。具有趨利性的FDI并不能自動地產生經濟增長效應，它需要東道國具備相應的對國際資本吸收、消化和利用的能力和條件。FDI所產生的技術擴散（包括技術轉移和技術溢出）能促進一國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但這種效應的實現主要取決于東道國的學習、吸收能力，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東道國人力資本的開發狀況。

FDI在東道國產生的經濟增長效應還與東道國的工業發展階段、勞動力的熟練程度、技術水平、產業和外資政策及需求變化等密切相關。特別是利用關聯效應推動產業結構優化主要受制于技術的吸收能力、技術發展與再創新的能力程度。實踐證明，越是實現結構進步和產業重組成功的國家，越容易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由此形成了FDI與東道國產業升級的良性循環。這也表明，東道國生產要素與FDI帶來的生產要素的有效融合，可以使FDI對東道國產業結構的優化產生最大限度的正效應。

（二）FDI視角下經濟增長系統運行機理分析

FDI一直被認為是對東道國經濟增長貢獻最直接方式，是因為FDI不單是資本流動，而是包括資本、技術、知識的總體轉移，FDI視角下經濟增長系統運行機理如圖1所示。

1.FDI帶動資本集聚和增值效應。綠地投資模式直接擴大投資規模；并購方式或者追加新投資方式能盤活東道國資本存量，從而提高東道國投資規模。選擇FDI方式的東道國與外國投資者一般在投資前就明確了投資項目，而且雙方的投資項目多為生產性項目，這種項目帶來的資本聚集更為明顯。FDI 對資本形成的直接效應是彌補了東道國的儲蓄缺口，并不一定對長期的資本形成和供給起到穩定的作用，但會提高東道國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效率。雖然從長期來看其流出量要大于其流入量，但東道國不僅可以提高投資企業的生產率從而獲得直接收益，更為重要的是FDI對同一部門的其他企業或其他部門企業的生產率產生影響，從而獲得間接的效應，這種間接效應通常稱為溢出效應。因此，FDI 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形成的作用主要體現在間接效應上，FDI 的進入使得東道國經濟不僅出現量的增長，而且有可能出現質的變革。另外，由于東道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加快而提高了其區位優勢，會吸引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并使流入額大于利潤流出額，從而會表現為正效應。

2.FDI帶動技術轉移和溢出效應。FDI帶動經濟增長還體現在機器、設備等技術性的生產資料的轉移，以及技術培訓、經營管理、市場銷售等技能的轉移。還伴隨著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人力資源的引進等，這些生產要素的引進自然有利于提高東道國資本產出率。技術溢出效應是先進技術的引領者對其他國家相關產業的技術進步起到的積極影響。尤其是FDI進入高壁壘產業可以優化資源配置的效率，競爭壓力的增強和有關示范效應能夠促使當地企業更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源，使東道國企業提高生產效率。另外外國公司與當地公司在同一個市場上相互競爭時，當地公司為了在競爭中不處于劣勢，必然會增加研發經費，提高企業的技術水平，生產率的提高是成就了一種“廣義”的技術進步。技術溢出是一種正的外部效應，但不是在發展中國家經濟活動本身內部獲得的利益。

3.FDI帶動人力資源和管理水平提升效應。從東道國經濟增長的視角考察，FDI進入后主要形成對資本形成的作用機制和勞動力轉移機制，技術積累和技術進步機制，產業結構優化機制，從而促進東道國的經濟增長。FDI通過訓練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者，提高東道國人力資源數量、質量。為了使其技術、設備能夠有效運轉和經營方針能有效貫徹，跨國公司就必須在東道國培養掌握其經營理念、經營管理知識和技術能力的人才。

4.FDI帶動產業優化整合效應。與發達國家相比，后進國家普遍存在著經濟結構、特別是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FDI可帶來產業部類內的調整，即由低生產率、勞動密集（低技術密集）型產業向高生產率、高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由低技術、低附加值產品或服務向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或服務的升級。另外FDI可提升東道國消費層次，引發國內相關產業的投資。但是，這些正的效應是一種理論上的預期，需要在一定條件下才能實現；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可能不出現這些效應，甚至可能產生負的效應。這些負效應表現為： FDI通過在東道國金融市場借款，會擠占原本東道國企業可利用的儲蓄，從而使得受到信貸約束的東道國企業在本國金融市場融資的更加困難。從長期來看，跨國公司進行 FDI 獲得利潤的回流量要大于投資的流入量，從而造成對東道國投資的“擠出”效應。跨國企業擠占國內企業的市場份額，造成國內企業減產或者破產，投資萎縮。大量地利用 FDI 對國內產生通貨膨脹的壓力。

結論

近年來，中國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FDI在我國的經濟效益總體來說還是利大于弊的。但是隨著我國經濟轉軌和產業結構的升級，以復雜系統視角多方位、多視角考慮FDI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正負效應，在積極穩妥地推進資本賬戶開放的進程中，提高自我資本形成能力，控制國際資本的規模，積極培育資本市場，充分有效地監控國際資本的流向和流量，合理高效地利用FDI，才會逐步減少對國際資本的依附保持我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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