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銀行發展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外資銀行發展，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繼2002年東亞、匯豐、渣打、恒生銀行等第一批外資銀行內地分行獲準開辦網上銀行業務以來，花旗、德意志、摩根大通和瑞穗實業銀行又獲準開辦網上銀行業務。先后有花旗、匯豐、渣打、德意志等銀行上海分行和新加坡發展銀行等獲準QFII證券托管業務和網上銀行業務。部分外資銀行還相繼推出了結構性存款、多幣種賬戶、活期存款賬戶透支和買方付息票據等業務。經國家外匯治理局批準，上海最近又在全國率先實施外資銀行外匯貸款治理改革試點，在滬經營的外資行可自行審核辦理外匯貸款利息和費用的收付。

經營特點顯著

客戶選擇趨同。我們在對上海近20多家外資銀行的調查中發現，外資銀行的貸款對象中有80％—90％的客戶是其本國在華的獨資或者合資企業以及相關的外籍人士。這一方面是因為外資銀行是隨其本國在上海和江浙的直接投資和貿易服務而來到上海的，大型跨國公司的母公司往往與其本國銀行簽訂了全球合作協議，其在華子公司將理所當然地選擇其母國銀行的在華分行。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對本國的企業有可靠的信息和資信評級，可以做出相應的貸款和投資。

業務經營集中。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其母公司的主辦銀行也隨之紛紛進入中國，為這些老客戶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務。截至2003年7月，上海市外資金融機構的外商投資企業貸款余額為54.29億美元，占全部外匯信貸的79.6％。大多數的外資銀行，非凡是歐洲的銀行、日本的銀行和韓國的銀行，批發和公司業務占80％以上。外資銀行業務集中不僅表現在公司業務上，還表現在外匯業務上，在34家可以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中，九成以上外資銀行的外匯業務占其全部業務的八成以上。

地區差異性強。在滬的外資銀行，無論是在客戶方面還是業務取向以及經營戰略上都表現出了一定的地區差異性。如美資銀行實力雄厚，客戶資源豐富，業務拓展能力強，金融品種差異性大，經營方式靈活。歐洲的銀行則表現出了穩健成熟的特征，他們更關心未來的發展空間。亞洲的銀行由于文化差異小，進入市場更輕易一些。

人民幣融資渠道狹窄。截至2003年7月末，在滬外資銀行人民幣業務發展迅速，人民幣資產已達418.83億元，人民幣業務已經成為外資銀行盈利的重要來源之一。但是，外資銀行人民幣資金的主要來源仍局限于本幣存款和同業拆借，分別占人民幣負債總額的54.14％和29.17％。外資銀行普遍反映人民幣融資渠道狹窄，放貸的人民幣絕大部分來自于同業拆借。因拆借多是短期資金，因此外資銀行很難發放中長期人民幣貸款。央行提高存款預備金率后，近期國內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已要求各分支機構停止向市場拆放，這意味著外資銀行的人民幣資金融資更為趨緊。

在滬外資銀行的市場份額有下降趨勢。在滬外資金融機構人民幣的存款余額占比從2001年底的0.99％提高到2003年8月末的1.6％，貸款余額占比則由2001年底的3.92％下降到2003年8月末的2.7％。外資金融機構的外匯存款余額占比由2001年底的11.54％略提高為2003年8月末的15％，外匯貸款余額占比則由2001年底的48.40％大幅下降到2003年8月末的5％。競爭有冷有熱

來滬的外資銀行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當年就可以開展全面的外匯業務，但對開展個人零售業務的準入順序不同，中外資銀行在競爭方面表現出了如下特點：

同一國家或地區的競爭大于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競爭。調查中，瑞穗實業、三井住友和日聯銀行均表示，他們的目標客戶仍是日資企業，原因是對其資信比較了解。所以，日資銀行間公司業務的競爭就格外激烈。

在外匯結算業務上也是如此，由于同一國家和同一地區的幣種相同、業務特點相同，因此，競爭也就更為激烈。

同質業務的競爭大于不同質業務的競爭。同質業務是指那些性質相同，差異化不大的業務，如貿易結算業務，這是上海中外資銀行共有的業務。所以，中資、外資、中外資銀行間都存在激烈的競爭。企業的偏好，銀行的服務水平，地區的滲透能力，以及與其他業務的連帶關系都可能成為決勝條件。比較而言，中資銀行間的競爭更為激烈。我們應當十分注重這類業務的惡性競爭問題。

此外，在托管、信用卡，咨詢服務方面，各外資銀行間也有激劇的競爭。當前，渣打銀行、東亞銀行與匯豐控股以及匯豐控股與花旗銀行間也存在全面的競爭。

公司金融業務的競爭大于零售業務的競爭。公司金融業務對地域文化、風土人情的要求沒有個人業務那么多，限制也比較少。目前零售業務開展較好的只有花旗、匯豐幾家大銀行，且又集中于高端客戶。歐洲的大部分銀行暫時都不想在中國大陸開展零售業務。目前，已有德意志銀行和荷蘭銀行上海分行開展了個人零售業務。合作逐漸深入

今年，外資銀行與中資商業銀行多方合作正在進一步加強。

在資本合作方面，外資銀行與中資股份制銀行合作的意愿強于與四大國有銀行。調查中發現，大多數的外資銀行更愿意與中小商業銀行進行股權合作，因為他們創新能力強，經營靈活，不良資產率低，有很強的后發優勢。如匯豐集團收購上海銀行8％股權，隨后又參股平安保險公司；花旗銀行收購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的股權，成為浦發行的第四大股東。

在具體業務合作方面，外資銀行更傾向于實力雄厚且信譽較高的國有商業銀行。如花旗銀行為了提高客戶資金到賬速度，安裝了工行和農行的資金清算系統。三井住友等銀行也傾向于與中資的大銀行合作，認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擁有的戰略資源更輕易提高其業務處理能力。

從合作意愿上來看，美資和日資銀行明顯要比歐洲銀行強。日資銀行和美資銀行在個人業務、零售業務、網上業務和中間業務方面的競爭尤為激烈，他們都傾向于與中資銀行合作，以緩解網點的不足，比如瑞穗實業就希望與民生銀行合作開展保理業務，花旗銀行預備和浦發銀行在銀行卡領域開展合作等。相比而言，由于歐洲銀行在經營策略上不預備在個人業務上投入較多，他們與中資銀行的合作意愿便不那么強烈。焦點初現端倪

目前，外資銀行基于成本效益的分析和對中國經濟的理性預期，仍處于戰略布局階段，但是，隨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的兌現，中外資銀行競爭的帷幕漸次拉開，競爭的焦點也初現端倪。

國內優質客戶的爭奪愈演愈烈。中資行與外資行優質客戶的定位都集中于：世界500強在華企業、跨國集團分支公司、信譽良好的三資企業、部分經營情況良好的國有及民營高新技術企業和個人高端客戶。據統計，目前外資銀行在華機構的絕大多數的客戶對象是其所在國或地區的對華投資企業和跨國公司，以及三資企業，大致比例為50％-60％，中國國內的企業只占10％—20％。甚至有些外資企業，非凡是日資企業，直接在董事會章程中寫明，一切外匯業務需在本資銀行辦理。問題是應設法避免中資銀行已經擁有的大量優質客戶不斷流失的狀況，中資銀行應設法避免再出現“愛立信事件”。據統計，中國銀行業60％的利潤是來自10％的優質客戶。外資銀行具有雄厚的實力和全方位的服務優勢，中資銀行則有本土優勢和現有的政策保護，基于此，對國內優質客戶非凡是國內有潛力的中小企業和高端的個人客戶的爭奪將會日趨激烈，成為競爭焦點。

國際結算業務的較量寸土不讓。雖然外資銀行在客戶資信調查、金融咨詢服務和投資銀行業務上有很強的優勢，但是，由于約束較多，比如，目前外資行對中國市場占有的份額有限，非凡是零售業務方面，利潤低、周期長、風險大、機會成本較多，外資銀行不想過多涉足。

當前，中外銀行真正的業務較量就是國際結算業務。這種業務以國際貿易為背景，風險小，操作規范。其客戶基礎是在華的三資企業，其中部分客戶是外資銀行從本國帶來的，外資銀行正是把這批客戶作為“搶灘”點，鞏固其在華的立足點后，再拓展其他客戶群。外資銀行憑借金融結算技術先進、國際網點多、操作規范以及與跨國公司的長期合作關系，與中資銀行搶奪市場。外資銀行的進出口結算雖然限制在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結算以及經批準的非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結算和放款項下的進口結算，但因為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規模大，國有銀行受沖擊仍很嚴重。比如外匯匯款外資銀行通常1天可以到賬，而中資銀行要2至3天，所以大型三資企業基本上都在外資銀行辦理國際結算業務，隨著外商投資和國際貿易量的大幅提高，外資銀行的國際結算優勢會進一步顯示出來。

公司業務爭奪近于白熱化。外資銀行大多實行全能銀行的經營模式，與嚴格分業治理的中資銀行相比，其全方位的服務易于滿足客戶多元化的業務需求，外資銀行竭力與國有商業銀行爭奪的企業或行業，除了外商獨資企業、合資企業外，還包括中國的外向型企業，跨國企業、大型集團公司和高新科技企業以及有發展前景的民營企業。因外資銀行能為這些企業提供包括現金賬戶的支付、抵押貸款、融資租賃、職工養老保險計劃、消費貸款、企業資產治理和投資顧問等一攬子服務，且有助于其擴大出口，降低成本，所以這些企業會選擇那些服務方式靈活、效率高、態度好的外資銀行。

在滬部分外資銀行已經開始在零售業務方面做好充分的預備，他們布設網點，與中資銀行合作，建立信用卡中心，非凡是汽車金融服務公司進入中國后，將會對國內四大銀行的銀行卡業務和消費信貸業務帶來極大的沖擊。

此外，花旗等8家外資銀行搶先注冊多項專利，僅花旗就有19項專利進入最后審批階段，而國內四大國有銀行目前只有11項專利。花旗的19項專利有3個共同特點：第一，大多冠以“系統”、“方法”之名，是一些商業方法；其次，他們主要是配合新興的網絡技術或電子技術而開發的金融服務與系統方法；其三，多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的發明專利。花旗銀行19項發明大多直指網上銀行業務，這是外資銀行爭奪國內客戶最快和最有效的途徑。同時，這些專利申請一旦成功，不僅可以強化花旗自身的服務能力，從專利轉讓授權中獲利，更為重要的是，一旦同臺競爭，稍有侵犯就有可能面臨巨額罰款，最終面臨被迫退出市場的危機。

人才競爭決定中外資銀行的成敗。外資銀行的雄厚實力、有效的激勵措施和靈活的用人戰略以及豐厚的待遇都對中資銀行提出了挑戰。近年來，國有商業銀行甚至央行和政府機關的部分資深職員以及高級治理人才，流失到外資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給中資銀行帶來損失，同時，也為外資銀行帶來了大量的客戶資源和無形資產。相比之下，中資銀行對人才的重視遠沒有落到實處，應當充分熟悉到人才的競爭將是一個焦點問題。

存在的問題不容忽視

惡性競爭不利于銀行業的健康發展和金融體系的穩定。某些銀行，為了完成考核指標、爭奪客戶，不顧風險、不顧回、不計成本，打球，有些中資銀行對外資銀行的人民幣同業借款利率不斷下降，甚至下浮到30％-40％。如此低的利率在使外資銀行獲利的同時，也使他們對中資銀行的風險意識和治理水平疑慮重重。類似的惡性競爭，只能加大經營風險，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最終導致系統風險。

中外資銀行的差別待遇和經營模式的不同，不利于公平競爭。目前，外資銀行享受了部分超國民待遇。從中外銀行稅收負擔差異來看，中資銀行比外資銀行至少高出五個百分點；外資銀行的外匯貸款可以結匯，而中資銀行則不可以；外資銀行上海分行的經營地域可以擴展至江浙兩省和其他開放人民幣業務的城市，中資銀行的分支機構卻不可以跨地區經營。這種不平等的情況擴大了外資銀行單個機構的經營地域，降低了外資銀行的網點成本。毋庸置疑，稅收、中間業務治理等，外資銀行其實也部分享受了超國民待遇。

外資銀行混業經營，中資銀行分業經營，經營方式的不同帶來了競爭力上的差異。盡管外資銀行在中國必須按中國的法律要求來做，比如，花旗銀行由銀監會監管，所羅門美邦由證監會監管，旅行者集團由保監會監管。花旗的代表處、分支機構不能兼營，人員也不能交叉，建筑物要分開。但是，花旗集團內信息共享，網絡統一，其保險客戶、證券客戶和銀行客戶之間可以相互影響。而中資的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卻是各自為戰，無法共享信息。

與外資銀行相比，中資銀行在競爭和風險的考慮上就稍嫌不足。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有關協議，我國將逐步取消對外資銀行外幣業務、人民幣業務、營業許可等方面的限制，履行如下承諾：正式加入時，取消外資銀行辦理外匯業務在客戶對象方面的限制，外資銀行可以立即向中資企業和中國居民全面提供外匯服務，且不需要進行個案審批。正式加入時，立即答應外資銀行在現有業務范圍基礎上增加外幣兌換、同業拆借、外匯信用卡的發行、國外信用卡的發行等業務。2003年底開放外資銀行對中資企業人民幣業務。2006年底，答應外資銀行向所有中國客戶提供服務，這意味著加入后五年內，外資銀行將享受國民待遇。三年寬限期很快就到，中資銀行在經營目標、治理模式、金融創新和體制改革上都沒有根本的改變。中資銀行在國家信用的擔保下，在各種政策的保護下，依靠其本土優勢，仍然占據著國內市場的壟斷地位，不少人很快就淡忘了“愛立信事件”之痛，放松競爭意識，淡化風險意識。以美洲銀行為例，其非利差收入構成就有存款賬戶服務費、銀行卡服務費、信托服務費、交易收入、私有權益投資服務費、貸款銷售服務費、證券銷售服務費和分支機構及業務銷售收人等11項內容。而我國的商業銀行，實行嚴格的分業治理，普遍存在著中間業務起步晚，范圍窄，創新能力差，產品單一，缺乏吸引力的問題，中間業務中起主導作用的是那些籌資功能較強、日常操作簡單的結算類和類業務。近年來，中資銀行加強了金融創新的力度，紛紛開發新的金融產品，推出買方付息票據和保理業務，同時，央行和監管機構也積極鼓勵各商業銀行的金融創新，減少審批環節，從結算賬戶到銀行卡的推廣都給予足夠的支持。但是，如若中資銀行不從根本的觀念上進行改變，不把利潤和風險收益回當作經營的目標，沒有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激勵機制以及風險內控機制，就無法形成核心競爭力，賴以形成壟斷的本土優勢和網點優勢，就會成為桎梏和戰線過長的成本劣勢。

篇2

關鍵詞：中外資銀行合作合作領域合作方式

中國已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成員。按照中國入世的承諾和協議關于金融業開放的時間表，2007年外資銀行已經可以在中國金融市場經營人民幣業務，對外資銀行已經逐步實行國民待遇，外資銀行基本上實現了與中資銀行在同等的經營環境中運營。毫無疑問，外資銀行將與中資銀行開展激烈的競爭，中國金融業將會面臨較大的壓力和沖擊。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中國金融業的進一步開放，也為中外資銀行的合作雙贏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一、中外資銀行合作的利益分析

2007年，外資銀行已經可以在中國金融市場經營人民幣業務，標志著中國銀行業進入了全面競爭時代。目前，從總體而言，外資銀行具有中資銀行所無法比擬的競爭優勢，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市場同樣面臨著新的挑戰，在某些方面，中資銀行具有相對競爭優勢。如果雙方進行合作，優勢互補，將促進雙方更快的發展。

1、中外資銀行競爭優勢比較分析

中資銀行有如下相對競爭優勢。首先，中資銀行有國家為堅強后盾，有中央銀行提供信用手段作為抵御市場風險的保障，具有較高的社會認同度和親和力，擁有長期、廣泛、穩定的客戶基礎。其次，中資銀行在中國運營多年，對于中國國情、文化背景與國內金融市場有著深刻的認識，具有豐富的本土經營經驗，尤其是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十分了解，熟悉央行的監管規則與條例，深諳中國市場的規則。第三，中資銀行擁有覆蓋全國的網絡、充足的人民幣來源、完善的人民幣清算系統及較強的國內市場分銷能力，在人民幣配套服務上具有優勢。

外資銀行的相對優勢在于資金實力雄厚、資產質量優良，有較高的信譽和良好的市場形象，具有金融混業經營、綜合服務的業務優勢。同時外資銀行金融技術和風險管理水平較高，在產品的開發與創新、高收益和高附加值的中間業務及投資銀行業務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另外，外資銀行在全球擁有廣泛的業務網點和先進的通訊網絡，在境外分銷方面具有優勢。

2、中外資銀行合作的利益互補分析

從以上中外資銀行的相對優勢比較分析可以看出，中外銀行都有各自的優勢，正好互補。因此，中外資銀行攜手合作，將各自的優勢相結合，做大市場，將極大地促進雙方更快發展和進步，實現雙贏。

中資銀行通過合作至少可獲得以下利益。首先，提高技術水平，增強業務拓展能力。中資銀行在合作中可以借鑒外資銀行先進的管理經驗、金融產品、營銷方法和客戶服務，推動自身的技術進步和金融創新進程，提升經營管理水平和經營效益，迅速增強競爭力。其次，外資銀行的進入，有助于我國銀行乃至整個金融系統引入完整的信息披露制度。外資銀行的報表披露、會計和報告方式與國際接軌，中資銀行在這方面可以向外資銀行學習，從而從整體上提高銀行業信息披露的質量。再次，降低了中資銀行進入海外市場的門檻，加快業務的滲透與擴展。外資銀行的全球網絡體系為中資銀行開拓國際金融市場提供了便利。通過合作，一方面降低了中資銀行進入海外市場的風險，另一方面也防止了業務發展中與外資銀行可能發生的惡性競爭，加快自身的國際化步伐。

對于外資銀行來說，在中國加人WTO后的一段可預見的時期內可集中發展具有相對優勢的業務。外資銀行只有與中資銀行合作，借助中資銀行的資源、網絡優勢和客戶的淵源關系，彌補自身在網點、人民幣資金清算及客戶信息等方面的弱勢，才能迅速實現其擴大業務和產品范圍，提高市場占有率的發展戰略。而且，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逐步開放，外資銀行更加注重與中資銀行的合作伙伴關系，合作層面由初期的同業拆借等人民幣融資業務向多領域發展。如花旗銀行為了提高客戶資金到賬速度，安裝了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的資金清算系統，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也得到了相應的手續費，并獲得了人員培訓機會，實現了雙贏合作。

因此，中外資銀行應加強合作、互惠互利，謀求共同發展。目前，中外資銀行的新動向也說明，中資銀行尋求與國際金融業開展合作的戰略構想與外資銀行尋求中國合作伙伴以拓展業務的意圖不謀而合。同時，我國2002年2月4日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為中外資銀行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可見，中外資銀行的優勢互補和雙贏合作是完全可行的。

二、中外資銀行的合作分析

1、中外資銀行的合作領域

中外資銀行在技術、市場等方面的互補優勢為兩者的業務合作奠定了基礎。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克服各自短期內難以克服的劣勢，實現合作雙方互惠互利是中外資銀行合作的強大動力，同時也具有廣闊的前景。

外資銀行在國內業務，尤其是人民幣資金業務方面，更多地需要中資銀行的合作，雙方合作領域集中在調撥外匯和資金清算服務、轉匯款或委托付款、人民幣資金拆借、人民幣全國(同城)代收代付業務、備用信用證擔保人民幣貸款業務、人民幣銀行承兌匯票轉貼現業務、國內外客戶調查等多個領域。中資銀行可利用自身龐大的網絡機構為外資銀行人民幣零售業務的開展提供便利，從中收取手續費，從而把網點優勢轉化為利潤。

而在國際業務方面，中資銀行需要外資銀行的合作，雙方合作領域集中在外幣國際清算、外幣現鈔業務、外幣信用卡業務、外幣資金拆借等多個領域。尤其是國際貿易融資服務領域，中資銀行可以參加多邊銀行合作體系，實現征信時客戶信息的共享，通過銀團貸款與信用證擔保業務，為客產的國際貿易提供融資便利，同時利用外資銀行在世界各地的處理中心、先進的技術平臺、專業化的管理以及規模效應，從而節省成本，提高效率。此外，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還可以在投資基金托管領域、消費信貸領域、證券承銷業務、銀行內部運作機制重組、資金借貸領域、人員培訓等領域實現全方位、多層次的合作互利。

2、中外資銀行的合作方式

中外資銀行已經以不同的方式展開了合作，如在外幣國際清算、外幣資金拆借、人民幣資金拆借、人民幣全國代收代付等方面進行了廣泛的合作。合作的程度也由最初的局部業務初級合作發展為多種業務相結合的縱深合作的態勢。根據中外資銀行的相對優勢，中外資銀行可以通過以下方式進行合作。

(1)技術合作。中資銀行在經營管理和金融技術方面明顯遜色于外資銀行。外資銀行通過提供人員培訓、管理服務以及有關國際通行慣例的專業技術等方式的技術合作，將有助于提高和改善中資銀行的運作機制，完善中資銀行的內部管理體制。外資銀行則可通過技術合作加深在中國市場的認識，為進一步在中國開展業務奠定基礎。目前，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已在技術方面的進行合作，中國建設銀行已同多家外資銀行達成了技術合作協議，這些外資銀行將為中國建設銀行提供全方位的技術援助。

(2)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中外資銀行為了實現共同的發展目標，結成戰略伙伴，也是中外資銀行合作的一種主要方式。過去，這種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主要集中在現金管理方面。中資銀行大都與外資銀行簽署了協議，雙方互相提供清算、資金折借等服務。例如，中國建設銀行已同多家外資銀行(包括花旗銀行、JP摩根大通銀行、新加坡大華銀行等)達成了技術合作協議，現在這種戰略合作正在向基金管理方面拓展。近年來，中國的基金業發展速度較快，中資銀行大多與基金管理公司簽署了托管協議，但中資銀行在基金管理技術、業務經驗、產品創新方面較為落后。通過建立戰略聯盟伙伴關系，外資銀行可為中資銀行提供資金、人員及產品設計培訓，幫助中資銀行建立基金管理服務的運營基礎，提高中資銀行基金管理技術水平。這種合作不僅有利于中國基金業的健康發展，也有助于外資銀行在中國業務的拓展。中國建設銀行和交通銀行先后都與JP摩根大通銀行在基金管理方面展開了戰略合作。而中國農業銀行也與德意志銀行合作，為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客戶提供現金管理服務。

(3)股權合作。資本合作必將成為中外資銀行合作的一種主要形式。通過產權方面的合作，從中資銀行成本收益的角度看，部分分支機構、網點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與外資銀行進行股權合作，不但可以降低成本、減少管理難度，還可以學習外資銀行的先進管理經驗，并移植到中資銀行其他分支機構，促使其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和現代企業制度優化資本結構，建立科學規范、決策高效、穩健發展的經營機制，從而提高整體管理和服務水平。

從外資銀行這一方面來看，其運營都是以贏利為主要目的。增加分支機構的高成本以及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使得外資銀行在短期內不會大范圍增設業務網點，因此，外資銀行就可以通過產權合作與中資銀行建立更牢固的合作關系，并利用中資銀行的地緣及機構優勢拓展在中國的業務，謀求更大的發展。他們一般先通過參股合作，然后再利用于自身在管理、技術和全球網絡的優勢逐步掌握主控權，有些外資銀行甚至一開始就期望實現相對控股。在收購對象方面，外資銀行更青睞股權相對分散的中小股份制銀行，以便其今后實現控股。2002年1月15日，原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公開表示，歡迎外國資本參股中國的股份制銀行，外資的比例在25%以內是允許的。2002年2月1日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更是為中外資銀行的資本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礎。由中國建設銀行、香港名力集團、中國經濟技術投資擔保公司、摩根斯坦利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投資組建的中金公司也為中外資銀行合作成立合資公司做了有益的嘗試，都是直接吸引外資直接參股中資銀行進行合作的成功先例。可以預見，以經濟發達城市的商業銀行為中心，中外資銀行將會有更多的資本方面合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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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外資銀行 本土化 市場 人才管理

外資銀行是指在本國境內由外國獨資創辦的銀行。外資銀行的經營范圍根據各國銀行法律和管理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2007年，為踐行中國入世承諾，一大批外資銀行獲批成立。其提供的企業銀行服務包括商業融資、企業存貸、資金管理、貿易服務；個人銀行服務包括存貸、財富管理以及私人銀行、信用卡借記卡等。國內現在主要有以下幾家外資銀行：花旗銀行、東亞銀行、恒生銀行、渣打銀行、美國銀行、匯豐銀行、華僑銀行、滿地可銀行等。

一、外資銀行的競爭優勢

據銀監會資料顯示，近十年來，外資銀行資產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19%；利潤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26%，這無不得益于外資銀行自身所具備的優勢，下面我們將進一步分析。

（一）資金雄厚和完善的制度

與中資銀行冗余臃腫的政策相比，外資銀行以花旗為例，擁有上百年的歷史，已經擁有雄厚的資金支持，完善的體制制度和高效率的工作流程。例如在風險評估和內控優勢方面，作為從事跨國經營的商業銀行，各外資銀行擁有成熟、完整、高效的風險評估和風險控制機制，并能確保各外資銀行在高風險和信息化的經營環境中，防范各種金融風險，實現其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的經營目標。加上長期市場風雨的沖擊和悠久的跨國經營歷史，為其高層管理部門積累了豐富和有效的風險控制經驗。

（二）產品和品牌優勢

有明確的市場定位，重視產品的創新，在科學分析客戶和細分市場基礎上，推出具有吸引力的多樣化產品。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的金融創新意識強，在有效防范風險的前提下，鼓勵金融創新，并將金融創新能力的高低，作為衡量銀行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比如，匯豐銀行已于2006年7月份在內地推出以港幣和美元為主的固定利率按揭貸款業務，并且固定利率貸款的利息是低于浮動利率貸款利息的。永亨、東亞、恒生等銀行甚至通過貼息業務搶奪人民幣的房貸業務。據有效數據統計，內資銀行現有的房產信貸產品只有260多種，而外資銀行的信貸產品多達2萬多種。重視品牌形象的建設，注重產品的標準化和一致性，實施品牌戰略，增強品牌產品在社會公眾中的吸引力。

二、外資銀行在中國利潤低的原因

盡管外資銀行在中國經濟金融改革發展過程中，自身得到了快速發展。但五年過去了，外資銀行市場占有率未升反降。根據銀監會的統計數據：2012年末，外資銀行占中國銀行業總資產的1.93%，而其稅后利潤只占中國銀行業的1%左右。對于解釋這一現象，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外資銀行缺乏網點的支撐

外資銀行由于在華開設年限短，網點少。網點少，存款就少，存款少，貸款自然就少。加上最近幾年整體市場經濟的形勢不太樂觀，零售業務盈利受損便會進一步導致網店擴張遲緩，陷入惡性循環。

（二）產品創新不足，同質化嚴重

外資銀行原有優勢在于高端理財、銀行卡和網上銀行等業務，然而中資銀行學的很快，迅速趕超。這就導致了銀行間產品及服務同質化嚴重，外資銀行的原有優勢難以發揮，中國五大行的盈利能力主要依靠國內壟斷和政策支持，外資銀行難以尋求政府的保護。

（三）服務創新不平衡，注重高端客戶，忽視普通客戶

以花旗為例，對公業務服務的是跨國企業和大型企業，對私業務服務的是存款達到50萬以上的大客戶。從某一程度來說，僅關注了高端客戶而忽視了普通客戶。而隨著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銀行數量不斷增加，而在跨國公司和大型企業有限的市場數量下，必然導致競爭的加劇，每家外資銀行的單位市場份額趨向遞減。

（四）金融衍生品遭到質疑

伴隨著金融危機的來臨，外資銀行最為人熟知的金融衍生品一夜之間被視為“毒物”。負面新聞頻出，外資銀行信譽遭到質疑。

三、外資銀行在華應對策略

（一）產品的創新和本土化

開發外資銀行金融理財業務的種類，更好地滿足客戶的需求。投資者在房地產價格過高、股票市場不景氣等缺乏投資工具的大環境下，投資金融衍生品是他們最廣泛的選擇，這一市場存在巨大的潛力。外資銀行針對這一市場需求，應開發出更為廣泛的金融衍生品滿足各個階層不同消費者的投資需求，并招募本土化的人才對他們進行培訓，結合他們的資源更為有效地防止負面新聞頻出。

（二）服務創新的本土化

外資銀行注重高端客戶，忽視普通客戶。而隨著經濟發展的加速，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創業，中小企業面臨著融資難等問題，“影子銀行”也日益成為銀行業關注的前沿問題。外資銀行在高端客戶的紅海中，單位市場份額驟減的情況下，應注重開發中小企業客戶這一藍海，制定中小企業信貸的不同要求，劃分不同的客戶群，滿足不同的市場需求占領各個子市場。而在對私業務方面，可設立別的事業部服務于普通客戶，與高端客戶相區別，如東亞銀行的“一元開戶”政策和面向不同的消費群體如白領發放信用卡業務。

（三）管理人才的本土化

外資銀行聘請本土化的管理人才，不但大大節約了管理資源，使管理更切合當地實際，同時與當地政府關系也更加緊密和融洽；不但培養了大批本土化管理人才、業務人才，使各項政策順利實施，同時也為長遠發展提供強有力的后勁；不但使本土文化跟上全球化發展，使內外溝通更加容易，為當地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同時也使文化融合更加和諧，為以后的發展打下扎實的基礎。

四、結語

在認識到外資銀行的優勢和不足后，我們應當結合其優勢并充分發揮，正視發展中的問題和不足，著重外資銀行的本土化建設，使其更加地貼近百姓生活，不再是高不可攀，唯有如此才是外資銀行的未來經濟增長點所在。

參考文獻：

篇4

摘 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金融市場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在全球金融環境發生改變的大背景下,中國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日益則為全球金融機構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尤其是在銀行業的發展方面,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發展面臨著巨大的機遇,同時也面臨著諸多挑戰。本輪危機過后,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發展戰略會發生一定程度轉移,以力爭擴大客戶資源,發揮自身優勢,從而大力提高市場份額。

關鍵詞 后危機時代 外資銀行 發展趨勢

一、危機后全球金融市場發展趨勢

1.金融危機難以阻礙金融全球化的進程

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是此次金融危機爆發前存在的兩個趨勢,金融全球化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金融全球化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不可抗拒的一個潮流。雖然此次金融危機帶來的連鎖反應波及全球,在全球范圍內也出現了反對金融全球化的聲音,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推進的大趨勢下,金融全球化也將進行下去。但與此前金融全球化進程有所不同的是,危機后金融全球化的推動力量以及發展重心可能會有所不同,且面臨的監管環境也將發生變化。

2.危機后全球金融市場格局重心逐漸轉移

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歐美等發達國家銀行業損失慘重,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難度較大。而同時新興市場國家金融業損失較小,而且隨著新興市場國家實體經濟的不斷發展,也必然會推動金融業等虛擬經濟的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加速全球經濟格局的轉變,同時也意味著金融市場的重心逐漸發生轉移,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金融市場規模將大幅提高,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將處于加快轉變之中。

3.國際銀行業競爭格局發生變化

雖然危機中歐美銀行業遭遇重創,很多大型銀行虧損嚴重,且由于貨幣貶值和去杠桿化而導致市場份額有所下降。與此同時,銀行業競爭的天平向發展中國家市場傾斜,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新興市場國家銀行業的發展,同時也提升了其競爭力。不過同時也應注意到,雖然發達國家銀行業在金融危機中損失慘重,但其在全球銀行業競爭中的霸主地位并未得以改變,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大型銀行在全球銀行競爭中依然處于主導地位。尤以美國為例,金融危機中美國政府通過注資、并購等形式,使美國的6大銀行和5大獨立投行發生天翻地覆的劇變,在全球前25家大銀行中占據6席,摩根大通、美洲銀行和花旗銀行超越英國匯豐銀行居前3位。而且日本3大銀行也未受重大影響,繼續居于全球25大銀行之列。

4.全球范圍內金融監管力度將會加大

金融危機的爆發與金融監管不力有直接的關系。這次金融危機后,許多國國家的監管當局都認為危機的發生與監管理念沒有跟上金融系統的變化有關。因此后危機時代,全球金融監管在監管理念、監管規則、監管方法等方面開展根本性改革。首先,金融業監管方面將會擴大監管范圍,將重要的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工具以及第三方服務機構納入監管。其次,全球范圍內金融監管約束將會加強,如限制過度杠桿以及加強金融交易信息披露等。未來監管當局會加強對金融產品和金融機構的杠桿比率的控制,除純經紀業務和結算服務外,所有業務均應有資本約束。同時會加強場外市場交易的監管,要加強對沖基金的信息披露。各國應擴大對本國金融監管范圍,對所有金融機構銀行、證券、保險、金融產品與衍生品及金融市場實行全面監管,確保各金融市場之間監管信息通暢和信息共享,防范跨行業風險。

二、后危機時代外資銀行在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

在全球金融環境發生改變的大背景下,中國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日益則為全球金融機構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尤其是在銀行業的發展方面,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發展面臨著巨大的機遇。

1.后危機時代中國金融市場潛力巨大

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措施和經濟刺激政策,使得中國經濟率先從金融危機中復蘇。同時,中國的銀行業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成功的經受了考研,顯示出多年來金融改革所產生的積極效果。經過危機的洗禮,我們看到中國的金融業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而且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以及中國金融市場開放力度的進一步加大,以及危機后全球金融業重心呈現出向亞洲轉移的新趨勢,這些都凸顯出中國金融市場未來發展的潛力巨大。這種巨大的發展潛力不僅對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也為城市商業銀行、外資銀行等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中國的銀行市場遠未飽和。

2.危機中部分外資銀行在華業務不降反升

在本輪全球金融危機中,雖然外資銀行所受損失要遠遠大于中資銀行,但那主要是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的分支機構所受到的損失要小很多,甚至有些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發展更為迅速,與母國銀行的業績形成鮮明對比。外資銀行在中國市場的信心和投入都沒有受到重大影響。而且由于中國金融市場環境相對要簡單,外資銀行在中國面臨的機遇也較好。

3.外資銀行在管理與技術等方面擁有強大競爭力

相對于中資銀行而言,很多外資銀行在經營理念、產品創新和人才管理等方面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這些正是外資銀行在中國發展所特有的優勢。

在經營理念方面,外資銀行一直把盈利性放在首位,而且秉承以“客戶為導向”的理念,注重對客戶具體需求的調查和溝通,通過細化市場等方式為客戶量身定做個性化服務。而且注重盈利性的同時,還強調安全性和流動性,這說明同中資銀行相比外資銀行商業化程度較高。產品創新也是外資銀行同中國銀行業競爭的優勢。目前,中國國內大多數銀行的主營業務依然集中在存貸差方面,利差收入占全部收入的80%甚至更高,中間業務收益僅占總利潤的10-15%。而外資銀行的主營業務則是中間業務,而且中間業務收入、資金交易收入和利息差收入約各占三分之一,比較平衡。由于中間業務所具有的高盈利性和高服務性,未來銀行業競爭的核心必然將集中于中間業務的競爭。而在此方面外資銀行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可以利用其豐富的金融創新經驗,在個人理財、現金管理等中間業務領域發展客戶群,提高在中國的市場份額。此外,外資銀行還擁有先進的信息技術平臺,遍及世界的機構網絡體系,24小時快捷的咨詢渠道,可以為客戶提供個性化的差異服務,這種技術上的硬件優勢極其派生的服務優勢是對中資銀行的巨大考驗。

三、后危機時代外資銀行在中國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1.危機后外資銀行遭遇信譽危機,在中國市場份額下降

金融危機下,因為國外母公司的虧損嚴重,外資銀行在華分支機構也遭遇了巨大的信譽危機。金融危機之前,很多客戶被外資銀行提供的高投資回報率所吸引,但危機爆發后,這些客戶很多都迅速轉向中資銀行更為安全的投資。為此許多外資銀行流失很多客戶資源。除此之外,危機發生后中國啟動巨額經濟刺激計劃,信貸投放總量增長30%,但外資銀行在拓展業務過程中并沒有能借勢取得發展。中資銀行原本就在整個銀行業體系中占據著絕對的優勢,外資法人銀行所占比重相當低,而經過此次金融危機的沖擊,外資銀行的市場份額進一步下滑,目前市場總份額維持在2%左右。

2.外資銀行可能面臨更嚴格的監管環境

雖然中國金融業絕大部分市場都已開放,但外資銀行對中國的監管環境依然存在擔憂,尤其是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對外資銀行的監管將會更加嚴格。現在外資銀行必須要應對不斷加強的監管力度,其中包括新賬戶的開立指引、客戶賬戶余額對賬、針對房地產抵押貸款的新限制以及理財產品的推出。這些日益嚴格的監管環境對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生存與發展形成了巨大的壓力。

3.中資銀行的競爭將成為外資銀行在中國的最大對手

金融危機發生后,同外資銀行相比中資銀行所受沖擊較小,并乘此機會縮小了與外資銀行的差距,隨著中資銀行服務能力和產品質量的不斷提高,以及其在中國無與倫比的網點優勢,外資銀行面臨著比其他因素更為嚴峻的形勢。在理財、銀行卡和網上銀行等業務領域,中資銀行都在不斷努力提升自身的競爭力,促使外資銀行在優質服務上與中資銀行展開競爭,而外資銀行在創新方面的能力和優勢卻因為各種限制而無法完全施展,這使得外資銀行在發展過程中倍感壓力。

四、后危機時代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發展趨勢與策略分析

1.完善東部重點城市布局,加大中西部中心城市的網點建設

2010年是中國經濟走出危機后鞏固提升的一年,在各項區域發展規劃統籌協調之下,中國經濟有望實現更加均衡和諧的發展。尤其是中央政府發展中西部地區的各項政策措施不斷推出,為廣大中西部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提供了諸多機會,尤其是對中西部投資力度的不斷加大,必然會帶動當地對金融機構的需求。在此背景下,以追求金融資源為戰略目標的外資銀行必然會在完善東部重點城市網點布局的同時,加速對中西部中心城市金融市場的開拓。而重慶、成都、西安等城市將成為外資銀行中西部布局的重點,同時安徽、內蒙古、廣西、海南等省區有望成為外資銀行青睞的新熱點。

2.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將加速亞資銀行進入中國的步伐

雖然亞資銀行在中國的發展要遲緩于歐美銀行,但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亞資銀行加快了在中國的發展。恒生銀行、富邦銀行、香港大新銀行、馬來西亞聯昌銀行等紛紛加大對中資銀行的股權投資。而且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正式啟動,以及EPA補充協議六的影響將進一步顯現和兩岸金融合作備忘錄的正式生效,東南亞地區銀行、香港地區銀行和臺灣銀行都將加大對內地市場的滲透,這也是中國在亞洲經濟中影響力不斷提高及于亞洲地區經貿聯系日益密切的大背景下,亞洲銀行加速進入中國市場的所表現出的利益訴求。

3.加大農村市場建設力度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發展呈現出一種新的現象,即外資銀行“下鄉”,匯豐、渣打開設了多家村鎮銀行,而花旗也在湖北公安縣、赤壁縣和大連瓦房店等先后設立多家貸款公司,外資銀行開始進入中國廣大的農村市場,這標志著中國金融業開放的力度進一步加大。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前景廣闊,但為農村市場所提供的金融服務有非常單薄,這種尚待大力開發的農村市場,將成為外資銀行業務發展的新機遇。

4.業務發展突出自身優勢,加大中小企業市場開拓

在具體業務實施開展方面,未來外資銀行將繼續利用自身優勢,深入挖掘客戶需求、進行產品創新和加強風險控制,同時會加速銀行卡、個人消費貸款和中小企業融資等業務的發展。尤其是在中小企業融資方面,外資銀行逐漸由多年來重點面向大型企業集團等高端客戶的戰略轉移為親民策略,這是因為外資銀行認為中國中小企的融資困境對金融機構而言是一個巨大的契機。因為一方面中國數量龐大的中小企業對金融服務存在巨大的需求,另一方面外資銀行如果想加快在中國的發展,就必須大力發展龐大的中小企業客戶群,以此來破解網點稀少、客戶資源欠缺以及存款和貸款額度的政策限制等方面的劣勢。外資銀行可以利用其強大的全球網絡和國際清算系統,幫準中小企業尤其是外向型中小企業拓展業務,規避風險。

參考文獻:

[1]劉鵬.后危機時代歐美銀行業的幾個趨勢.中國金融.2010(6):69-70.

篇5

關鍵詞：外資銀行;信貸可得性;中小企業融資;社會福利

中圖分類號：F8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8（05）-0071-07

一、 導 言

由于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是有益的［1，2］。因此自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摒棄金融管制或者金融抑制政策的做法，加快對本國金融部門的改革和開放，以促進金融發展。這些努力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外資銀行進入管制的逐步撤銷，從而使得外資銀行在發展中國家的進入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同時也引起了廣泛的理論與政策爭論。

在關于外資銀行進入利弊得失的眾多爭論中，外資銀行的進入對一國總體信貸水平尤其是對東道國中小企業發放貸款水平的影響的爭議格外引人注目。當然，這一方面是由于外資銀行在這些發展中的東道國信貸市場上不斷提高的市場份額所引發的人們的推斷。正如表1所示，在2000-2004年外資銀行的信貸增長率在除泰國等受東亞金融危機影響較大的國家以外的主要新興市場的經濟國家都保持在高位水平；另一方面是由于東道國的中小企業的確在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現實中在發展中國家融資困難恰恰是制約這些國家中小企業發展的關鍵障礙。如表2所示，通過對國際金融公司針對80個發展中國家的問卷調查的分析，發現融資困難在制約各類規模企業成長的11個關鍵障礙排序中排名都非常靠前，針對中小企業的情況更是如此，其排名僅次于稅收和管制因素處于第一位。

支持外資銀行進入的人認為，外資銀行擁有先進的技術和監管手段，有助于增進國內銀行市場的競爭進而增加信貸的可得性，并能夠比國內銀行能夠更好地實現規模經濟和風險的分散化［3，4］。而反對者則認為，由于距離等方面的緣故，從經營策略上看，剛剛進入某國的外資銀行往往將其經營對象瞄準東道國的三類目標：跨國公司、本土大公司和本土高價值人群，即所謂的“摘櫻桃”效應就是對這種經營特點的最好概括［5］。進而，東道國國內的中小企業是難以獲得外資銀行的信貸服務的。與此同時，東道國國內銀行也不能夠彌補這一不足 ［6］。因為國內銀行此時正面臨著外資銀行的巨大競爭壓力，自身正經歷著經營成本提高，盈利空間縮小的困境，從而使得這些銀行很難抽出精力去給那些經營規模不大、貸款需求零星分散、信用不健全，且抵押品不足的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服務。由此，外資銀行的進入并沒有解決長期以來就存在的中小企業貸款問題，相反，卻有可能加劇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而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對外資銀行僅僅將其經營對象瞄準高端消費者是否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還尚無定論［8］。實際上，只要國內銀行能夠繼續貸款給信息更加不透明但獲利頗豐的企業，就不會存在社會福利方面的損失，并且外資銀行的進入將導致一個福利增進型的市場分割格局。而另一方面，如果外資銀行進入的結果是將一部分國內銀行驅逐出國內信貸市場，導致很多信息不透明企業的融資受到約束，總的信貸總額就有可能下降，能夠獲利的投資機會將會喪失，社會福利就有可能惡化。

對上述情況做出理論解釋正是本文的工作。本文在拓展的Stein［9］和Detragiache等［10］模型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解釋外資銀行進入和國內信貸供給水平的模型，從市場均衡結果、社會福利、成本效率等幾個角度對外資銀行進入發展中國家的綜合影響進行分析，以期對中國今后的銀行部門進一步的開放改革有所啟示。

表1 主要新興市場國家銀行信貸的累計增長率（2000－2004年）

單位：％ 國

別[]外資銀行[]國內私有銀行[]國有銀行[]泰國[]－10[]Na[]2阿根廷[]－9[]61[]60哥倫比亞[]38[]109[]86土耳其[]67[]114[]159匈牙利[]113[]129[]53韓國[]223[]80[]27智利[]247[]106[]114墨西哥[]555[]－46[]Na

注：Na表示數據缺失。

資料來源：IMF和BIS問卷調查。表2 各類規模企業的成長障礙排序 排序[]所有企業[]小企業[]中等企業[]大企業1[]稅收和管制[]2.87[]稅收和管制[]2.90[]稅收和管制[]2.96[]政策不穩定[]2.712[]融資困難[]2.81[]融資困難[]2.88[]融資困難[]2.86[]稅收和管制[]2.63[]3[]通貨膨脹[]2.80[]通貨膨脹[]2.87[]政策不穩定[]2.84[]通貨膨脹[]2.624[]政策不穩定[]2.80[]政策不穩定[]2.80[]通貨膨脹[]2.81[]融資困難[]2.595[]匯率風險[]2.53[]街頭犯罪[]2.60[]匯率風險[]2.56[]匯率風險[]2.466[]腐敗[]2.53[]腐敗[]2.60[]腐敗[]2.50[][]2.45[]7[]街頭犯罪[]2.5[]匯率風險[]2.52[]街頭犯罪[]2.43[]腐敗[]2.458[]反競爭行為[]2.37[]反競爭行為[]2.43[]反競爭行為[]2.37[]基礎設施[]2.389[]有組織的犯罪[]2.32[]有組織的犯罪[]2.39[]基礎設施[]2.27[]有組織的犯罪[]2.3110[]基礎設施[]2.28[]基礎設施[]2.24[]有組織的犯罪[]2.26[]反競爭行為[]2.2011[]司法效率[]2.14[]司法效率[]2.11[]司法效率[]2.16[]司法效率[]2.18

注：障礙程度：1.沒有障礙，2.較小障礙，3.中等障礙，4.較大障礙。

資料來源:Schiffer and Weder（2001）［7］

二、 相關文獻綜述

在一個信息完全的競爭市場上，外資銀行在發展中國家的進入無疑具有福利增進的效果。這些銀行擁有先進的技術、更多的分散風險的機會和良好的公司治理，因而能夠以更加優惠的利率向企業提供信貸并增加整個市場的信貸容量。然而如果銀行對借款者質量的信息的了解是不完全的，銀行就必須對各個借款者進行甄別和監督。如果外資銀行僅僅在監督信息披露較好的借款者方面擁有優勢時，外資銀行進入對信貸可得性、效率和社會福利的影響可能就是混同的。

（一）理論研究方面

Stein［9］建立了一個理論模型，用高層管理者和基層信貸員之間的距離約束（包括文化和地理兩個方面）對外資銀行在信貸決策上的謹慎行為進行了解釋，認為正是這種距離約束導致了對信息更加不透明的中小企業的貸款的減少。Detragiache、Tressel和Gupta［10］的理論模型認為在監督高端借款者上擁有優勢的外資銀行的進入會使該部分借款者獲益，但其進入可能惡化其它借款者的境況并且導致整個社會福利的降低，另外該模型還表明如果外資銀行的市場份額越大，則該國對私人部門的信貸就越少。Petersen和Rajan［11］從關系型信貸的角度研究了外資銀行進入對總信貸水平的影響，認為伴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市場競爭會加劇，以往建立起來的關系型融資關系就會受到破壞，中小企業的信貸可得性會降低，社會的總信貸水平也會下降。但Dell’Ariccia和Marquez［12］通過建立一個理論模型卻得出了恰好相反的結論，認為當國內銀行面臨著外資銀行的激烈競爭時，國內銀行會通過向建立了關系型借款關系的客戶提供更多的信貸支持，使得市場的總體信貸水平上升，所有借款者都將從外資銀行的進入中獲益。國內王博［13］根據轉型時期我國銀行和企業的基本特征，建立了一個包括家庭――企業――銀行的三部門兩期模型，討論了單純的貿易部門開放以及貿易和金融部門的同時開放對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不同效果，認為允許外資銀行的進入會增加總體信貸水平和中小企業的信貸可得性。

（二）實證研究方面

一方面由于外資銀行的進入會直接增加一國的信貸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外資銀行進入對東道國國內銀行信貸影響的不確定性，導致了外資銀行進入對東道國國內總信貸水平的影響呈現混同性的特征。一項關于企業家的調查研究表明，伴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企業的信貸約束水平將會降低［14］。Giannetti和Ongena［15］對東歐國家的研究同樣表明，外資銀行的進入使得所有的企業都會獲益，雖然信息透明度較高的大企業的獲益更為明顯。Papi和Revoltella［16］的研究發現，外資銀行的信貸主要是提供給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子公司，因為對當地私有部門信息的評估非常困難，很多企業缺乏透明性甚至無法得到相關信息，外資銀行通過“摘櫻桃”行為，挑選最優質的借款人，尤其是來自母國的公司。Clarke等［17］通過對拉丁美洲國家信貸行為的研究表明，外資銀行與國內銀行相比在平均水平上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更少，雖然這在擁有較大外資銀行份額的國家并不是事實。Weller和Scher［18］利用BIS的銀行業統計資料，對107個發展中國家在1985-1997年間的外資銀行的情況進行了全面整理，結果發現，雖然有些國家在外資銀行進入后，其國內信貸有所增加，但另一些國家則相反，與外資銀行的進入并行的現象是東道國國內信貸的減少。在最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中，Detragiache、Tressel和Gupta［10］表示在一些貧窮的國家，外資銀行參與程度越高，對私人部門的借貸就愈少。外資銀行滲入愈多的國家，信貸增長也愈慢、信貸的可獲得性降低。但是，他們沒有發現外資銀行在新興市場經濟中存在這種負面效應。

其它關于外資銀行和國內銀行借貸行為的國別研究包括Bhattacharaya［19］研究了巴基斯坦、土耳其和韓國的國內銀行市場，結果表明允許外資銀行進入能夠增加國外資金對國內項目的資金資助。Goldberg， Dages和Kinney［6］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在阿根廷和墨西哥等新興市場國家中，外資銀行的信貸資金供給行為(包括在金融危機中)的作用。Haber和Musacchio［20］對20世紀90年代墨西哥經驗的分析表明，伴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信貸尤其是私人信貸水平將會下降。Mian［21］通過對巴基斯坦8000多份商業貸款的調查研究表明，國內銀行同外資銀行相比對信息不透明企業的貸款更多，并且在收回違約債務方面的成功可能性更大。Gormley［22］通過對存在外資銀行的地區和不存在外資銀行的地區的借貸行為的比較研究發現，處于頂端的10％的企業將會從外資銀行的進入中獲益，而其它企業將經歷大約7.6%的信貸可得性的下降。

本文將發展一個理論模型以解釋在監督高端客戶方面具有優勢的外資銀行的進入、對借貸市場均衡、信息不透明的企業的信貸可得性以及社會福利、成本效率的影響。

三、 基本模型分析

（一） 基本模型構建

假設市場上存在兩類行為人，一類是銀行，另一類是企業，時期僅有兩期。并且假設銀行市場是充分競爭的，銀行擁有充足的資金供給并且資金的供給成本被標準化為1。企業風險中性，并且可以被劃分為兩大類三種類型，第一類是擁有好項目的企業，其又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類型是擁有硬信息的大企業Eh，另一種類型是僅擁有軟信息的中小企業Es，第二類是僅有壞項目的企業Eb，并且我們假定這三類企業的在全部企業中的占比分別為λh,λs,λb，則λh+λs+λb=1。同時我們假設企業類型是私有信息，也就是說每個企業都知道自己的類型，但市場上的其它參與者都不知道，且企業除了能在銀行獲得融資以外，沒有其它的私人融資來源，銀行可以提供無限的資金供給。

擁有壞項目的企業Eb在第一期擁有一個初始投資為1的項目，該項目在第二期會以概率π獲得收益Rb，假設Rb>1，同時假設該項目具有負的凈價值，即πRb1。為了分析的簡便，我們假設好項目和壞項目在獲得成功時的收益相等，即假設Rb=Rg=R>1①，但二者在獲得成功的可能性上存在差別。

假設銀行存在兩種在事前監督企業類型的技術：一種是銀行通過檢查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抵押品等會計信息來識別Eh的硬信息監督技術，此時要花費成本Ch，通過該技術銀行可以將企業Eh同企業Es和企業區Eb分開來，但該技術無法區分企業Es和Eb。為了識別Es和Eb，銀行還必須監督諸如企業家才能等軟信息，此時要花費成本Cs，且Cs>Ch。

（二）僅有國內銀行的均衡分析

在項目開始融資的第一階段，銀行將為其潛在客戶提供一系列利率和監督戰略的組合契約，例如銀行可以提供一個利率和無監督成本的組合契約、一個利率和僅監督硬信息的組合、一個利率和監督軟信息的組合契約等等。而各個潛在的借款者可以選擇一種銀行提高的契約組合或者拒絕借款。此時將形成四種可能的均衡結果。

① 假設好項目和壞項目的收益相等僅僅是為了分析上的方便，放松該假設不會改變模型的基本結論。

第一種結果為混同均衡結果。此時沒有任何監督并且所有企業都接受這個結果。此時銀行為了實現盈虧平衡所要索取的利率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rp=1[]λh+λs+πλb=1[]π+(1-π)(λh+λs) （1）

為了讓所有的企業都接受這個混同均衡結果，項目的收益必須足夠大，即滿足條件R>rp。并且沒有其它更具吸引力的利率，由于監督企業硬信息比監督企業軟信息的成本更低，因此滿足該情況的一個充分條件就是：

rh=1+ch>rp（2）

當監督硬信息的成本相對于由于借款給擁有壞項目的企業所造成的潛在損失足夠大時，該條件自動滿足。

如果該條件不被滿足，混同均衡將不是最終的均衡結果。銀行將監督大企業的硬信息來吸引企業Eh，并索取利率rh。而在Eh企業能夠將自己成功的分離出去的情況下，銀行既可以通過監督擁有軟信息的中小企業Es并僅借款給Es企業，形成第二類均衡結果――分離均衡，也可以通過不監督擁有軟信息的中小企業Es，形成第三類均衡結果――Es和Eb混同的準混同均衡。而在項目的收益不能彌補銀行監督軟信息的成本或逆向選擇的成本時，形成第四類均衡結果――借貸約束均衡，此時僅有Eh企業獲得融資。

當且僅當條件條件rs=1+Cs

p=1[]λs[]λs+λb+πλb[]λs+λb

=1[]π+(1-π)λs[](1-λh)（3）

對比式（1）和式（3），并且注意到λh>0,1-λh-λs>0的事實，易證λh+λs>λs[]1-λh，因此混同均衡的利率水平rb總是小于p，因為在非混同均衡下Eh類的企業被甄別出來并且被排除在混同均衡之外，此時銀行必然要面對一個更加惡化的借款者的集合。

四種均衡的結果總結如下：

A．混同均衡，如果R>rp且rh>rp，此時為混同均衡，所有的項目都獲得了融資，并且沒有任何監督成本被支付。

B．分離均衡，如果rh

C．準混同均衡，如果rhp,并且rs

D．借貸約束均衡，如果rhrh,并且R

（三）允許外資銀行進入的信貸市場均衡分析

考慮外資銀行進入的情況，假定外資銀行與國內銀行相比由于擁有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因此在監督擁有硬信息的企業Emh上具有成本優勢，用Ch-δ表示，但由于關系型貸款、地理、文化、習俗等原因而在監督擁有軟信息的企業Es上存在劣勢，其成本用Ch+δ′表示，其中δ>0,δ′>0。為了簡化分析，我們假定當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在提供服務方面不存在差異時，企業會選擇到本國銀行借款。

很明顯，前面提到的四種均衡結果的結論依然成立，除了在rh的定義中將銀行監督擁有硬信息時所花費的成本Ch替換為Ch-δ，相應的其它情況亦是如此。由于外資銀行的進入，擁有硬信息的企業Eh以更大的概率被分離出去，混同均衡變得更加不可能。在僅有國內銀行的非混同均衡中，由于結果不依賴Ch，因此當這三個可能結果出現時參數取值并不發生任何變化。

下面讓我們考慮信貸在本國銀行和外資銀行之間的配置。如果均衡結果依然是混同均衡，此時沒有任何監督成本發生，則外資銀行擁有的良好的監督硬信息的技術則是無關緊要的，所有企業將僅從國內銀行那里借款，形成國內銀行供給所有市場份額，而外資銀行不提供任何信貸的結果，此時總的信貸總額為1。而在其它情況下，擁有硬信息的大企業Eh，由于在外資銀行處能夠獲得更好的貸款條件，將在外資銀行處借款，而其它企業則在國內銀行處借款。在準混同均衡條件下，總的信貸總額為1，外資銀行所占份額為；在分離均衡的條件下，總的信貸總額為λh+λs，外資銀行所占份額為λh[]λh+λs；而在信貸約束均衡D下，信貸總額為λh，外資銀行所占份額為1。

伴隨著越來越多的外資銀行進入，國內借貸市場的總體信貸水平呈下降趨勢。實際上由于Eh和Es在各國比例上的異質性，這會使問題變得更加復雜。至于一個國家究竟處于上述討論的四種均衡結果的哪一個，則主要取決于監督成本的大小。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外資銀行的份額越大的國家，國內的私人信貸就越少。

四、 外資銀行進入的成本效率

和社會福利分析

（一）成本效率與外資銀行的進入

如果我們用管理費用（overhead costs）來表示成本效率的指標，在外資銀行的進入導致經濟的均衡從混同均衡向其它均衡演化時，管理費用必然上升，然而這種上升卻不一定是福利惡化的。

考慮成本效率和外資銀行進入的關系，該模型的結果仍然是模棱兩可的。不同均衡類型下的成本效率與外資銀行進入狀況的關系可詳見表3。

表3 成本效率和外資銀行進入的關系 []混同均衡[]準混同均衡[]分離均衡[]信貸約

束均衡[]監督成本與

總信貸的比率[]0[]λh(Ch-δ)[]λh(Ch-δ)+λsCs[]λh+λs[]Ch-δ外資銀行

市場份額[]未定[]λh[]λh[]λh+λs1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伴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如果經濟的均衡是從準混同均衡向分離均衡演變，則監督成本就會上升。而隨著外資銀行份額的不斷提高，均衡將由分離均衡向信貸約束均衡演化，相應的監督成本則會出現下降。實際上，由于各個國家所處的均衡位置的不同，我們無法就成本效率和外資銀行進入份額得出任何一成不變的確定關系。

（二）均衡的福利分析

由于存在逆向選擇，初始均衡必然并非社會最優，那么外資銀行的進入能否減輕市場扭曲，增進社會福利呢？結果是未定的，主要原因是在外資銀行進入的情況下，擁有軟信息的企業Es的境況不但不會變好，而且有時會變壞。

如果我們將社會福利定義為：社會福利＝總產出－投資成本－監督成本。那么考慮非混同均衡的情況，伴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監督硬信息的成本由Ch下降到Ch-δ，使得混同均衡對于Eh不再具有吸引力，此時均衡結果是非混同的。那么伴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均衡結果能否發生變化呢，比如從分離均衡變為準混同均衡呢？答案是否定的。實際上當混同均衡被排除掉以后，均衡結果將不再依賴于參數Ch，所有最初的均衡結果是分離均衡的將依然是分離均衡，其它情況亦如此。對于企業Es和Eb來講，均衡支付并未發生任何改變，而對于企業Eh而言，由于其支付了更低的利率，因此其境況會變好。所以如果初始均衡不是混同的，則外資銀行的進入具有福利增進的效果，但福利收益的分配不是均勻的，它將被擁有硬信息的大企業所獨吞。

如果最初的均衡結果是混同均衡，且監督企業Eh的成本非常低，則伴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混同均衡將不再是最終的均衡結果。在監督擁有軟信息的企業Es的成本也較低的情況下，均衡將由混同均衡A變為分離均衡B，此時Eb類企業將不再獲得融資，總的信貸水平下降，但其對總的社會福利的影響是模糊的。其大小取決于不借款給Eb類企業的收益同監督其它企業所花費的監督成本的大小的比較。其中社會福利會下降的一個可能原因是監督成本Eh可能會小于通過較高的成本對Eb類企業的補貼。由于成本還包括了監督Es類企業的的成本和考慮到Eb類企業的項目獲得成功后的租金所形成的機會成本，在Ch=rp-1條件下所發生的由混同均衡A向分離均衡B的變遷如果是社會最優的，那么就必須要求在監督硬信息方面的成本有一個較大幅度的下降。

在監督擁有軟信息的企業Es的監督成本非常大且逆向選擇的成本卻非常小的條件下，均衡將由混同均衡演變為準混同均衡C。此時將Es和Eb類企業相分離將是無利可圖的，總的信貸水平不變，而由于增加了額外的監督Eh類企業的成本，致使社會總體福利水平下降。

在監督軟信息的成本和逆向選擇的成本相對于項目的總收益R都較大時，均衡結果將由混同均衡A演變為信貸約束均衡D，此時由于Es和Eb類企業都將不再獲得融資，總的信貸水平必然下降，然而此時對社會總體福利的影響卻是模糊的。其大小取決于不再為Eb融資所獲得的收益同監督Eh的成本以及失去為Es類企業融資所獲得收益的比較。實際上在監督擁有硬信息企業的成本Ch很高時，將會導致社會總體福利的下降。

五、 結論和相關政策建議

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外資銀行傾向于借款給擁有硬信息的大企業而不是擁有軟信息的中小企業［14］。在本文中，我們構建了一個解釋外資銀行進入效應的模型，結果表明：由于外資銀行在監督硬信息方面具有成本優勢，但在監督軟信息方面處于劣勢，伴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總的信貸水平、成本效率和社會福利有可能得到改進，但這種結果并不是自然而然就一定成立的。對于模型的某些參數而言，外資銀行進入的“摘櫻桃”效應可能會非常明顯，而該效應會減少給中小企業的貸款，增加銀行的管理費用并最終有可能造成社會福利的降低。

外資銀行的進入對東道國的國內信貸水平的影響具有雙重性，它既可能帶來信貸緊縮，也可能帶來信貸擴張。在信貸緊縮情況下，外資銀行進入在促進東道國國內銀行改進經營管理技術，提高效率的同時，又很好的抑制了這些銀行的盲目投資和信貸，因此，是有利于東道國銀行體系的穩定和健康發展的。相反，若外資銀行的進入僅僅導致更多信貸擴張作用和市場的過度競爭，則外資銀行和東道國的國內銀行必將一起陷入“擴大貸款――違約風險增加――不良貸款增加”的惡性循環中，使東道國的經濟、金融領域出現過熱現象，相應的金融體系則走向脆弱。

據此，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要解決在金融開放尤其是外資銀行進入過程中我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不僅要從增強中小企業實力、建立完善的擔保和社會征信體系等增強中小企業自身資信水平的方面出發，還要考慮我國銀行業的全面開放背景，解決銀行尤其是外資銀行不愿給中小企業貸款的問題。不能僅僅采取國家信貸政策指導、政府政策鼓勵等短期的強制性、半強制性方法，更重要的是要采取治本的策略，從解決商業銀行（包括外資銀行）對中小企業 “惜貸”的成因入手，通過經濟的或半經濟的綜合手段，改善商業銀行經營的外部市場環境，促進商業銀行（包括外資銀行）主動向中小企業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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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資銀行 本土化 應對措施

1979年日本輸出入銀行獲準進入北京設立代表處，這標志著外資銀行首次進入中國市場，至此，外資銀行在我國已經發展了30多年，但是外資銀行在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著很多問題，影響外資銀行在華本土化進程。當今，我國對外資銀行限制逐漸放松，外資銀行應抓住機遇，分析外資銀行在華發展面臨的問題，制定正確有效的應對策略，推動外資銀行在華的發展。

一、外資銀行在華發展面臨的本土化問題

（一）高素質金融人才流失

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初，外資銀行對爭奪金融人才的爭奪被視為是中資銀行發展面臨的巨大挑戰。目前，情況已經出現了一些變化，據普華永道自2005年至今的“外資銀行在中國”的調查可知，發掘和留住優秀的金融人才已經成為了外資銀行在華發展的主要挑戰之一，外資銀行高層紛紛選擇跳槽中資銀行。中資銀行的薪水及業務競爭力的提高，對外資銀行造成了巨大沖擊，使外資銀行原有的對人才的吸引力消退。普華永道曾調查多家在華外資銀行，員工流動率均在10%～20%之間。

（二）銀行覆蓋區域較小

與中資銀行相比，外資銀行的機構數量較少，且大多數都位于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匯豐銀行是中國區域規模最大、網點最多的外資銀行，截至2010年年底，匯豐銀行在中國只有106個網點，其中23分行主要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經濟發達城市，其他外資銀行的網點數最多也就三四十家。2009年年底，中國城市銀行中較大的北京銀行在北京地區就有150家支行和一家村鎮銀行，相比之下，外資銀行的弱勢顯而易見。

（三）溝通成本較高，難以發揮優勢

中資銀行與中國企業有著相同的成長文化背景和長期合作的豐富經驗，使得中資銀行比較熟悉中國企業的的溝通方式以及對其服務的流程，兩者之間建立了比較穩定的關系。大部分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市場的時間較短，對中國企業的需求和溝通服務方式的了解程度不夠，使外資銀行的一些優勢也發揮不出來。外資銀行有著高端理財優勢，外幣投融資、理財等業務一向是外資銀行的強項，然而外資銀行的理財產品紛紛出現零效益和負收益，引起了不少中國客護質疑。中資銀行具有長時間積累的人脈關系和客戶數據，并且一貫深受我國各級政府及管理層的信任，這些都是外資銀行所不具有的優勢。

二、外資銀行實現本土化的策略

（一）提高員工忠誠度，防止人才流失

提高員工的忠誠度是一個漫長而艱巨的任務，必須要從人才的招聘、培養、維持等各方面做起。員工忠誠度的培養要與人力資源管理相結合，對不同類型的員工要提供不同的管理政策以提高員工滿意程度，從而降低人才流失率。要為員工提供有競爭力的報酬、建立良好的獎金福利制度;績效評估要與其他人力資源模塊結合起來，構建完整的人才成長體系;建立離職員工面試制度，了解員工離職原因，并且要知道離職員工去了什么公司以及員工去該公司的原因。

（二）提高網點覆蓋率，多方位構建渠道

首先，外資銀行要積極與中資銀行進行合作，而并購中資銀行無疑是外資銀行本土化的最有效的方法。目前我國對外資銀行仍然有一定的限制，一家外資銀行要入股中資銀行最多不能超過兩家，使其收購中資銀行有一定限制。外資銀行與外資銀行各有各的優勢，外資銀行要充分考慮中國國情，與中資銀行加強合作，吸取經驗，盡量實現本土化。其次，外資銀行要擴大金融市場。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經濟發達的大城市，廣大農村一直被金融機構所忽視。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發展，政府多次提出要大力發展農村金融，但是中資銀行在村鎮銀行上的布局不積極，這對外資銀行進軍農村市場十分有利。花旗銀行自2009年以來就建立了多家村鎮銀行，主要為當地村民及農業發展提供資金支持。

（三）打造本土化品牌，聯系實際發揮自身優勢

外資銀行在本國的經營規模和業務范疇不可能完全復制到中國來，因此外資銀行應根據實際情況，選擇一些自身具有優勢的，并且符合中國宏觀經濟策略的以及符合中國消費者需要的業務范圍和產品類型，以便能更好的為客戶服務。外資銀行要樹立品牌意識，從中國當地市場特點和人文環境切入，深入了解消費者的生活習慣、購物習慣、心理需求，抓住主要矛盾，明確定位，形成良好的品牌效應來擴大消費市場和帶動業務發展。與此同時，外資銀行在外幣投資、理財產品等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外資銀行可結合當地村民的需求及金融政策發揮這些優勢。

三、結語

縱觀外資銀行在中國發展的歷程，要實現本土化是一個漫長而艱巨的任務，一些外資銀行不太熟悉中國金融環境，進入中國市場的時間較短，缺乏對中國國情及文化歷史的了解，使其難以真正融入中國市場，實現本土化。因此，外資銀行應該深入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狀況，揚長避短，優化服務，不斷創新，努力解決在中國本土化進程中的一些問題，推動外資銀行的長遠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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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資私人銀行 發展對策 探究

一、引言

私人銀行業務是面向高凈資產（HNW-High Net Worth）客戶提供頂級專業化的一攬子金融產品和廣泛的金融服務。私人銀行業務起源于瑞士，在國外已有上百年的歷史，在2007年國內開始正式開展私人銀行業務時，眾多外資私人銀行也紛紛在華開展私人銀行業務。但整體來看，發展勢頭并不強勁。

二、外資私人銀行業務開展情況

表2：外資銀行私人銀行業務開展情況

表中反映了主要幾家外資私人銀行業務情況，通過這些數據和各外資銀行的網站信息，外資私人銀行在我國的發展主要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一）資產準入門檻相似

可以看到，除了花旗銀行和德意志銀行以外，其他銀行都將私人銀行業務門檻定在100萬美元。這樣的規定，使得客戶在選擇私人銀行服務時能在同一資產水平下比較選擇更適合自己的私人銀行。

（二）外資銀行總數較少

在中國境內開展私人銀行業務的外資銀行相對較少。一方面是由于國內政策的限制，2007年開始外資銀行才可以從事個人人民幣零售業務，原始客戶資源較少。這大大增加了其在中國開展私人銀行業務的難度。另一方面則受到客戶對銀行品牌的認知的影響。高端人士在選擇私人銀行時，首要考慮信譽和品牌，因此，許多不為客戶熟知的外資銀行并沒有在國內開展此項高端服務。

（三）業務開展區域集中

外資私人銀行主要定位在上海、北京、廣州這三座城市，在近幾年也未大規模在全國拓展。主要是因為這三座城市的高凈值人群較集中，特別是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聚集了大多數私人企業主類型的高凈值人群。另一方面，這些地區也聚集了最頂尖的金融專業人才為高端人士提供專業化服務。

三、外資私人銀行業務發展制約因素

整體而言，國內私人財富管理市場還面臨著資本市場不發達、資本管理、金融分業經營等限制。具體來講，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相關法規制度限制

國際上大多銀行的私人銀行業務都是在混業經營的條件下開展的，而我國目前仍然實行嚴格的分業經營，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外資銀行發揮其在私人銀行業的優勢條件。同時，我國尚未建立專門針對私人銀行業務的管理辦法和監管制度，對外資銀行來講，業務開展更是一個很難把握的尺度。私人銀行業務開展相對混亂，面臨較大的風險。

（二）現有客戶資源較少

由于長期的經營和擴張，中資銀行已經建立了豐富的客戶資源，可在現有客戶中直接挖掘符合條件的高凈值人群。然而，外資銀行的個人零售業務起步于2007年，存在著起步晚、擴張慢的問題。客戶資源較少直接影響了外資銀行私人銀行的利潤與發展空間。

（三）本土化需求尚未充分滿足

私人銀行業務是泊來品，在國際上已經發展的相當成熟。但是少數外資銀行在國內開展業務時仍采用其在國外的經驗模式，這不能從根本上滿足國內高凈值人群的投資、消費需求。

四、外資私人銀行業務發展對策

（一）探索發展模式，拓寬客戶資源

外資私人銀行應充分了解國內高凈值人群的研究，不斷探索在華發展模式，制定符合自己發展的戰略規劃，以服務品質為核心，保持服務和產品的延續性，樹立忠誠的品牌認知。同時，充分發揮機構內部聯動協調的優勢，讓投資銀行與私人銀行部門之間共同開發客戶，加強交叉銷售的力度，這不僅可以滿足客戶全方位的需求，也可以通過部門之間的交叉銷售挖掘潛在客戶。

（二）發揮全球化優勢，樹立國際化品牌

與中資銀行相比，外資銀行具有全球的網點支持、豐富的境外市場經驗。在滿足高凈值人群全球資產配置、提供專屬定制化服務方面，外資私人銀行可以充分發揮全球化優勢，整合全球資源，將國內服務與境外業務對接，滿足高凈值人群海外投資，企業全球擴展等需求。通過發揮全球化優勢，也能體現外資銀行私人銀行的核心競爭力，從而樹立國際化的私人銀行品牌，吸引更多高端客戶。

（三）立足本土需求，打造高端服務

外資銀行在中國發展私人銀行業務時，不能只照搬外國模式，要充分了解中國市場和中國高凈值人群的特點。服務過程中，要全面了解高凈值人群的文化背景、心理需求、消費偏好，有的放矢得滿足其不同需求。在選定目標客戶群時，可優先考慮有海外資產配置需求的為首要目標，將家族財富管理，全球化資產配置，企業投融資等業務作為核心，提供高端服務，打造高端品牌。

從宏觀層面上來看，中國人民銀行、銀監局、證監局等監管機構也應及時出臺私人銀行相關業務的指導規范和法律法規，規范中國私人銀行業務，共同促進中國私人銀行業的進一步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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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外資銀行；銀行業；影響

一、外資銀行的定義

所謂外資銀行，是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法律、法規，經批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的下列機構：一家外國銀行單獨出資或者一家外國銀行與其他外國金融機構共同出資設立的外商獨資銀行；外國金融機構與中國的公司、企業共同出資設立的中外合資銀行；外國銀行分行；外國銀行代表處。[1]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牙買加體系的建立，各個國家對于金融管制越來越松，均實行金融自由化政策，所以一個國家的銀行進入其他國家經營，就是一般意義上的外資銀行，其中包含外商獨資、中外合資和中外合營三種結構。

二、外資銀行在我國發展階段

我國在2006年12月11日開始允許外資進入我國，降低了外資銀行的進入壁壘，但事實上外資銀行從改革開放開始就已經進入了我國。具體有以下幾個階段：第一階段（1979-1993）：外資銀行的進入示意銀行代表處的形式開展的，第一個設立代表處的為日本輸出入銀行，之后匯豐銀行等外資銀行陸續在我國北京、上海、經濟特區等地開設代表處。第二階段（1994-1997）：我國設立了對于外資銀行在國內經營的行政法規，于是外資銀行在我國上海浦東地區進行了試點營業。第三階段（1998-2001）：這一階段為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的時期，由于東南亞整體經濟不穩定，所以外資銀行緊縮了在我國的業務擴張。第四階段（2001-2006）：2001年，我國正式加入WTO作出時間表決定開放外資銀行在華業務，不斷的完善外資銀行進入的法規和行業標準，但是這一階段，外資銀行在華業務出現了緊縮，究其原因是外資銀行更傾向于與國內銀行實行合資、合營方式的經營。第五階段（2006至今）：外資銀行獲得了國民待遇，于是大量外資銀行進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為美國花旗銀行，其在2008年的次貸危機中美國營業部損失巨大，但在華的分支機構獲得盈利，幫助了美國本部度過了難關。

三、外資銀行對我國銀行業的影響

（一）外資銀行進入對我國銀行業的有利影響

外資銀行的進入是我國加入WTO的要求，根據多年實踐來看，外資銀行的進入對我國銀行業的發展也是有促進作用的。第一，能夠降低我國銀行業市場集中度。我國的大部分銀行都以國家為背書發展的，私營銀行不多，所以壟斷較強，不利于市場競爭的產生，所以外資銀行的進入有利于降低我國銀行業市場集中度。第二，提高我國銀行業效率。我國銀行由于壟斷較為集中，加之老百姓更加相信國有銀行，所以導致這些銀行效率低下，那么外資銀行的進入會產生鯰魚效應，提高我國銀行業的效率。此外，外資銀行的先進的管理方法和服務理念，都能夠通過其進入我國而帶動我國銀行想更好的方向發展。第三，能夠增大我國銀行業產品的差異化。一是，外資銀行的進入使國有銀行有了競爭意識，能夠促進中間產品的創新；二是外資銀行的進入將幫助我國進行了銀行業的細分，從而調整了我國銀行業的市場結構。第四，外資銀行的進入，能夠使我國流入更多有質量的外國資本，使我國創新型企業更容易得到融資機會。此外，外資銀行的進入能夠帶來資本外溢、技術外溢、知識外溢等效應，提高了我國銀行業的市場績效。第五，有利于促進中外的交流。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的思想以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為基礎，我國文化以儒家思想為本，兩者之間有巨大的差異，外資銀行進入有助于促進中外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能夠是我國銀行業取其長處，避其短處，促進我國銀行業的長期健康發展。

（二）外資銀行進入對我國銀行業的不利影響

外資銀行的進入雖然能夠帶給我國銀行業很多好處，但是也帶來了一些不利的影響，具體如下：第一，加大了中資銀行的經營成本。我國銀行業受到外資銀行的沖擊，則必然在產品創新、科研等方面進行投入，提高了長期的經營成本。此外，中資銀行為了確保自己的市場份額，則會設立多個銀行網點，就增加了短期成本。第二，外資銀行的進入對我國的經濟安全存在影響。外資銀行的進入如果不進行監管，則可能對國家的經濟、金融安全造成不利的影響，因為外資銀行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經營目標的，所以不會考慮其政策的外部影響，譬如外資銀行大規模進入拉美國家、韓國，都造成了這些國家的債務危機。但是對其進行監管，對于我國來說也是增加了很多的政策不確定性，對中資銀行的發展也產生了政策性的沖擊。第三，造成銀行業的不穩定。外資銀行一般是集團性業務，有銀行、保險、證券等業務，而我國對于這些方面缺乏有利的監管法律和法規，就導致金融產品較易出現交叉情況，導致銀行業的市場結構變得復雜。第四，外資銀行傾向于向我國外資企業提供服務，對于我國本土企業和公民提供的服務尚屬有限，這不利于我國銀行獲得外資銀行的外溢效應。第五，外資銀行由于具有更高的工資，吸引了大量的金融人才進入，我國國內銀行與外資銀行的人才競爭一般處于下風，從而導致我國人才出現了外流和外溢，從而不利于國有銀行的健康發展。

我國加入WTO承諾了允許外資銀行的進入，我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加上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等情況的發生，很多外資銀行都愿意進入中國市場進行經營。本文從外資銀行的定義、外資銀行在華的發展歷程兩個方面入手，研究了外資銀行進入對于我國銀行業的有力影響和不利影響，以期對于相關機構能夠提供些許建議。

作者:楊惠平 單位:天津商業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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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資銀行；銀行體系；階段性影響；經濟安全

中圖分類號：F83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3－0044－05

一、前言

東道國開放金融體系、引入外資銀行是希望引入競爭后提高本國的金融銀行業服務水平和素質，滿足產業戰略發展的需要，是經過謹慎的思考和權衡取舍下的選擇。一方面，東道國引入外資銀行的收益或潛在收益主要有：第一，通過加劇銀行間的競爭可以提高國內市場上金融服務的質量和可獲得性；第二，促進銀行監管的法律法規、行業自律規范的建立和完善；第三，有利于本國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獲得資本；第四，外資銀行金融管理的“技術外溢”，有利于提高東道國金融和銀行人才的發展。但引入外資銀行并不是沒有成本和代價的，另一方面，引入外資主要成本或威脅有：第一，帶來很高的競爭壓力和成本，外資銀行優厚的工資待遇會挖走本國銀行的金融人才。國內銀行并不一定能在競爭鍛煉中成長，反而可能因此萎縮；第二，外資通常傾向于和大型跨國公司或國內大企業往來，國內中小企業獲得的融資服務可能會更少；第三，外資不一定按照本國政府意愿行事，可能會削弱東道國銀行體系穩定性和政府對經濟的控制能力，從而威脅經濟安全。本文在總結主要學者觀點的基礎上從演化和發展的角度分析外資銀行進入對東道國銀行體系穩定性影響，提出階段論的分析方法，以便更全面地看待新形勢下銀行業外資進入的發展趨勢，保障國家經濟安全。

二、外資銀行進入東道國的現狀

國際上最通用的做法是以外資銀行數量與本國銀行機構數量的比以及外資銀行資產占本國銀行機構總資產的比兩大方面的指標衡量外資銀行進入東道國的程度，并以此考察東道國銀行體系的受影響、潛在的非穩定性、外資銀行與東道國銀行的競爭以及外資對金融的縱深程度。一般比例越高，外資參與進入東道國金融銀行系統的層面越大，同時也間接反映出外資銀行對東道國金融銀行的控制力量越強，金融滲透范圍也越廣，過高的比例會嚴重威脅國家經濟安全；過低的比例則會影響銀行業運作和發展，缺乏競爭、金融開放程度比較低的同時監管水平也缺乏提高的激勵。因此，適當的比例能使得外資銀行的進入揚長避短發揮其對東道國金融發展的積極作用同時不會威脅東道國金融銀行系統。

表1顯示了1996－2003年三個大洲主要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外資銀行的進入程度。拉美國家：外資銀行的數量比小于資產比，其開放程度很高，外資銀行規模大，主要通過收購國內銀行的方式進行，外資銀行進入金融體系很深。其中墨西哥外資銀行資產比達72.3％，數量比與資產比的差值超過40％，在墨西哥貨幣危機之后外資銀行對其進行了瘋狂滲透，控制國民經濟多個領域，嚴重威脅了國家安全，至今墨西哥政府仍未能控制金融業。中歐國家：外資銀行的數量比小于資產比，其開放程度高，前蘇聯加盟國轉軌時期，外資銀行進入多、規模大。除俄羅斯外其余國家的比例均維持在很高的水平。亞洲國家和地區：外資銀行的數量比高于資產比，外資銀行規模普遍小于本國銀行，除香港外，東道國對外資的開放程度存在一定的管制和進入障礙，經歷過金融危機后各國對待外資更加謹慎。不同國家根據其各自的金融發展程度會有不同的外資進入程度。

按照WTO的約定，我國金融市場已在2007年取消外資銀行開展業務的地域和客戶群體方面的限制，外資銀行進入全面人華的局面，對國內銀行的條約保護和過渡期已經結束。截至2006年末，74家外資銀行在中國設立了分行，另有186家設立了代表處，預計2010年，在華主要的40家外資銀行將有20～30家外資銀行轉制為外資法人銀行；員工人數比2006年將增長113％，由16752增至35685名，外資銀行在我國的規模和進入程度不斷加大，國內銀行必須全面面對來自外資銀行的競爭，從而帶來行業結構性變化和不可避免的沖擊。

三、外資銀行進入對東道國銀行體系的影響

對外資銀行進入對東道國銀行體系穩定性影響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成本收益分析上，必須進行針對性強、可量化的動態分析，國內外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主要有：

(一)競爭效應和效率提高。不少學者都認為外資銀行進入對提高競爭程度和完善競爭功能有顯著作用，特別是外資銀行進入通過對市場可競爭程度的影響，將對提高東道國銀行體系的效率發揮積極作用(Claessens與Glaessner，1998；Claessens與Klingebiel，1999；Hawkons與MihaJjek，2001等)；由于市場機制的發揮和外資的進入加劇了行業競爭，Claessens、Demirguc-Kunt與Huizinga(2001)的研究發現外資銀行的進入確實對發展中國家的銀行業帶來了更大的競爭壓力。同時，由于之前國內壟斷利潤的打破，外資銀行的競爭效應降低了東道國銀行的盈利水平。總體而言，外資銀行的進入顯著降低了東道國銀行的盈利性和總成本，說明外資銀行進入對提高銀行體系的效率具有顯著影響。不過，也有研究指出外資銀行競爭可能對東道國銀行的盈利性產生沖擊，從而對銀行體系的穩定產生威脅(Boyd、Nicolo與Smith，2003)，主要表現在：(1)外資銀行以其優質完善的服務挖走了較多的具有盈利性的市場和財務狀況好的客戶，使得東道國銀行的盈利性遭受沖擊(“摘櫻桃”戰略)；(2)外資銀行優厚待遇使得不少國內銀行的人才跳槽到外資銀行，國內銀行人才流失；(3)國內銀行多年的混業經營使得其在專業化很強的業務中經驗不足，其市場細分和定位也不夠專業化。這一切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如果本國銀行體系是相對無效率的并且處于較差的資本狀況下，則其對增大的競爭壓力的反應可能是從事風險性極高的信貸活動以獲得足夠的利潤邊際，這將把銀行推向倒閉的邊緣。

(二)監管強化與市場細分。引入外資銀行競爭可以產生東道國銀行部門監管強化的效應。外資銀行的高技術業務和產品促使本國監管當局提高監管隊伍的質量與規模，因此無論是對本國銀行還是對外資銀行都可能提高監管水平。而且，在監管過程中，外資銀行通常重視對會計報告等的信息揭示制度。如果東道國銀行注意仿效，則信息的透明度會有

所改善。但是，監管制度的是否強化與監管環境的是否完善主要取決于東道國的政府行為傾向性。而監管環境和制度的不確定性往往是外資銀行預測在東道國經營、獲利的重要影響因素。

普華永道在2005年和2007年對加家外資銀行在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影響因素和遇到困難的調查發現，監管環境是影響未來變化趨勢的最重要因素，而且各銀行關注各項法規之間的一致性、協調溝通以及法規的明確性等。目前，理論界就監管制度強化對外資銀行的影響進而影響東道國銀行體系穩定性影響的討論尚未有定論，Paul Krugman(1998)認為應加強金融管制以防范危機的產生，而Barth、Caprio與Levine(200la)對107個國家的銀行宏觀層面的實證研究證明較多的管制會更大可能性地帶來系統的銀行危機和較低的銀行效率，不過，他們沒有專門研究微觀層面的銀行監管與銀行效率和穩定性的關系使得該結論仍具有爭議。不管爭論如何但基本一致的看法是取決于東道國監管制度的一致性和執行的公平性；監管歧視也是影響外資銀行在東道國經營的主要因素之一。

專業化分工有利于提高效率，金融市場細分有利于專業化銀行的分工細化、市場細分，加大外資銀行的進入深度，促進全行業效率的提高；但專業化帶來金融工具、手段的過于單一和依賴某些收入。削弱了銀行規避風險的能力，造成銀行業不穩定性提高。目前，對于穩定性研究的文獻主要集中于競爭效應對穩定性的影響，關于市場細分和專業化對銀行體系穩定性影響文獻暫時比較缺乏。

不管是東道國銀行還是外資銀行都要權衡專業化(分業經營)、市場細分和本企業分散投資、多元化收入對抗風險能力的保證兩者之間的關系，以規避風險穩定客源增加收入為經營目的。

(三)系統性危機的可能性。外資銀行是否能對東道國銀行體系的穩定作出貢獻，關鍵之一在于其進入是增加了還是降低了銀行體系發生系統性危機的可能性。雖然其進入提高了效率加大了競爭，但如果通過滲透、控制國內銀行達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時便危害了國家銀行體系的穩定，這種競爭和效率效應是不可取的。學者們對此形成兩派對立的觀點，一派認為外資進入危害穩定性：Demirguc-Kunt和De-tragiache(1997)運用53個國家1980-1995年數據研究了金融自由化與金融脆弱性之間的經驗關系，得到金融自由化增加了銀行危機發生可能性的結論。但該項研究沒有分析外資銀行參與和市場集中程度與銀行危機發生可能性之間的關系；Barajas、Steiner與Salazar(2000)比較了金融放開后在哥倫比亞的外資銀行和當地銀行之間的業績后發現，外資銀行的進入加劇了競爭，使國內銀行貸款質量下降，增加了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另一派則認為外資進入促進穩定性，并提出了不少的證據：Levine(1999)在Demirguc-Kunt和Detra-giache(1997)對銀行體系危機研究的基礎上，運用多元Logist模型對部分新興市場國家數據進行經驗分析，結果發現，外資銀行進入程度與銀行危機發生概率呈負相關關系。Peek和Rosengren(2000)指出，外資銀行在金融危機的時候可能給東道國帶來更多益處，這是因為外資銀行可以通過在東道國提供避風港以減少資本外逃；在危機期間和危機過后繼續貸款，并且對出問題的銀行補充資本。葉欣、馮宗憲(2004)通過運用Logist經濟計量模型對50個國家(其中包括30個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1988－1997年的數據進行分析，得到外資銀行進入數量的增加將顯著減少銀行危機發生可能性的結論。

上述兩派雖各有道理并有相應的實證證據，但尚未能有統一的認識。本文認為這類研究文獻主要存在以下一些局限：第一，上述研究沒有區別系統性危機和非系統性危機作用于銀行體系穩定性的不同影響程度，之后陸續有區分研究的文獻，不過尚無比較好的可量化方式；第二，雖然研究樣本大多選取發生銀行或金融危機的區域和時間段，具有代表性，但是會因為危機的眾多不確定性以及計量的偏離產生結論的誤差；第三，不少研究的模型都選取Logist模型，而模型本身的局限會使得結論分歧較大，并且這類模型大多證明能穩定體系這個結論；第四，外資銀行在平時或危機時是否影響東道國銀行體系穩定性取決于銀行在該國的經濟戰略和母國利益，宏觀的經驗證據無法解釋各國獨特的國情和外資銀行的具體微觀戰略。所以學者們選取不同的國家樣本，由于各外資銀行采取的策略不同導致即使是同一研究方法得到的結論也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徑庭。

(四)信貸與存款的穩定性。穩定的信貸能保證客戶、企業以及整個銀行業的信譽，增強危機期間對銀行體系的抗風險信心；穩定的存款能夠防止惡性事件對存款來源以及轉移對銀行法人的沖擊，提高銀行體系的穩定性。在這點上學界的觀點是比較統一的。在穩定性方面，學者們多認為對外資銀行進入的限制會使得信貸組合比較單一、存款質量相對較低，同時銀行部門的脆弱性上升(Barth、Caprio與Levine，2001b)，只有能迫使準確信息披露和增強私人部門竭盡全力的管制才是最能促進銀行效率和穩定的；在競爭性方面，學者們則認為因銀行存在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存款市場的競爭也許會加劇銀行體系的脆弱，但主要是錯誤的政策導致了銀行競爭與穩定的協調問題(Matutes與Vives，2000；Cordella與Yeyati，2002)，他們同時指出可以通過適當的制度安排與監管措施來規避風險，以防范競爭造成的銀行危機。

但上述研究大多基于宏觀層面研究，缺乏對外資銀行在各國的微觀戰略、危機期間采取的措施不同的研究，導致理論結論和現實危機有較大的差距。東道國發生危機后外資銀行大規模退出和進一步滲透的現象都有存在，針對本地銀行的部分惡性事件時常發生。

表3列出了部分國家危機前后外資銀行的信貸和存款浮動，在拉美和東中歐，危機期間存款的上升并沒有穩定東道國危機時的銀行體系，反而外資銀行進一步滲透，并且從該國銀行中掠奪了大部分的存款來源，加劇了危機的程度，從表中還可以看出信貸的升降并不以保證東道國銀行穩定為基礎，而是以外資銀行面對危機采取的戰略滲透還是收縮而定，這種不確定性加劇了對危機時的悲觀預期。

(五)發生危機時外資銀行的收縮業務與敵意收購的傾向性(涉及國家經濟安全)。在東道國危機時，外資銀行采取

收縮或者滲透政策，能否幫助東道國穩定銀行體系降低風險，企業微觀戰略利益和母國國家利益往往高于經濟和市場因素，并在各國呈現不同的特征，也就出現了部分學者的國別研究與多樣本國國際比較得到的結論與現實不一致：同是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巴西政府能平穩渡過危機后繼續發展，但墨西哥的金融銀行業卻幾乎被外資控制。張蓉(2006)通過比較新興東南亞國家和拉美國家外資銀行數量、源屬國、經營管理水平以及政府管理能力，指出拉美國家外資銀行未能發揮效應的一些政治經濟因素以及未能發揮正面效應的原因――一國引人外資銀行必須考慮國家金融初始條件和經濟安全。

四、外資銀行進入對東道國銀行及銀行體系穩定性階段性影響

總結上文我們可以看到：在東道國危機時，外資銀行采取的戰略是滲透還是收縮是影響東道國銀行體系穩定性的最重要因素，促發危機的程度又和各國的金融銀行發展程度相關：而在非危機時期，外資銀行在東道國的正面作用主要集中在競爭的引入、效率的優化、人員服務、金融創新上，而這些促進因素的代價是東道國廣大的市場和低效率缺乏競爭力的本國銀行。因此，本文以為對東道國銀行體系穩定的研究不能僅僅局限在層面或微觀層面，也不能使用單一模型進行實證檢驗，應采取階段性研究而非時間性研究，并從演化和發展的角度進行分析：

第一階段：初期開放

在東道國金融體系比較弱或剛開放時，外資銀行的進入確實會對壟斷、低效率的本國銀行業注入一針強心劑，其金融“技術外溢”發揮著明顯的正外部性，東道國廣闊的市場和潛在利潤也是外資不斷進入的目的，此階段外資銀行對東道國銀行體系穩定性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同時，外資銀行尚未能站穩腳跟，其微觀戰略一般會順應東道國的需要以求得到在該國發展的機會。我國現在就處于初期開放階段，所以學者們基于我國現階段外資銀行的研究、普華永道2005年和2007年的調查都能得到積極正面的結論。

第二階段：成熟和完全開放

由于東道國銀行受到競爭效應的影響，逐漸與國際接軌，增強了競爭力和效率提高；同時，東道國政府信息披露不斷完善，積累了一定的監管經驗，宏觀政策促使開放進一步深入至完全開放。外資銀行和本國銀行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此時外資銀行對東道國銀行體系穩定性的促進作用達到最大。外資銀行與東道國銀行同臺競爭，相互促進并進一步瓜分或細分市場，外資銀行逐步掌握或涉及一些東道國銀行無法涉及或處于相對劣勢的領域，并擁有對東道國金融銀行業某些領域的決定權。Claessens與Glaessner(1998)、Claessens與Klingebiel(1999)、Hawkons與Mihaliek(2001)、Claessens、Demirguc-Kunt與Huizinga(2001)以及葉欣、馮宗憲(2004)和張荔、張蓉(2006)研究得到正向效應結論的發展中國家樣本絕大多數都是處于初期開放階段或成熟和完全開放。

第三階段：滲透與收縮

當東道國市場份額趨于飽和，本國銀行與外資銀行水平接近，利潤進一步壓縮，此時外資銀行要么采取進一步滲透蠶食國內銀行份額保持其經營和利潤，進一步控制東道國業已占領的領域；要么收縮業務選擇新的東道國，退出在某一東道國的競爭或保持現有規模和水平。此階段外資銀行對東道國銀行體系穩定性由于蠶食與收縮、進與退并存，體現出不確定性和波動性，穩定性有所下降。東中歐國家一些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和拉美部分國家現在處于這個階段，由于過渡的開放及政府監管力度所限，本國銀行業已被進一步蠶食，不少本國銀行都退出競爭領域或被兼并，國家金融穩定性不斷下降。Barajas、Steiner與Salazar(2000)研究的哥倫比亞正是處于該階段，因此得到外資銀行使得國內銀行貸款質量下降，增加了整個金融體系風險的結論也是情理之中。

第四階段：危機時期與敵意入侵

此階段是在第三階段積累到矛盾不可詞和或遇上金融危機時發生的。外資銀行出于其經濟利益和母國政治利益。戰略上會傾向于選擇利用東道國無暇顧及的空隙采取系列惡意事件打壓東道國銀行或進一步滲透，通過經濟達到敵意入侵的目的，控制東道國的金融銀行體系；選擇收縮前也會促使資本外逃，不讓東道國危機危害自身利益。此時東道國銀行體系的穩定性呈明顯的負向作用。墨西哥和阿根廷就是在危機中整個金融銀行體系受到外資銀行的全面控制，經濟發展陷入被動局面(林晶，2001)；而東南亞國家在金融風暴中由于危機程度過深，嚴重影響外資銀行利益，并且上演了亞洲版的“特拉吉效應”，為避免惹火燒身，外資銀行紛紛帶著資本外逃或收縮業務，沒有起到當初預想的穩定銀行體系的作用反而加劇了危機深度和蔓延。

五、結語

通過上述“階段性”方法的分析，我們發現外資銀行進入對東道國銀行體系穩定性影響隨著開放階段的深入呈現倒“U”型的變化。這是使用時間性分析無法得到的結論，也是學者們研究出現分歧的原因之一。有的研究開放時期的前階段，如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有的研究危機前后，如哥倫比亞或墨西哥，以此形成了不同的結論。

篇10

    【關鍵詞】外資銀行 銀行監管 對策

    一、對外資銀行實施監管的意義

    銀行監管,是經濟金融監管的一個分支,是由中央銀行、銀行監督委員會或其他金融監管當局、有關機構,代表社會公眾對銀行經營管理的各個方面實施監督管理的行為。

    銀行作為一國金融體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擔負著重大的社會責任。其能否穩健運行關系該國的經濟、政治的穩定,具有極其重要的社會意義。因此,銀行監管受到了各國金融監管當局的普遍重視。各國金融監管當局紛紛根據本國銀行業運行的實際情況對本國范圍內的銀行實行嚴格的監管。這里當然也包括該國境內的外資銀行。隨著經濟的全球化,金融市場的界限越見模糊,外資銀行大量存在于各國金融領域,它的高速發展給該國經濟穩定和金融安全帶來了多方面的影響。各國不得不加強對它的監管置于重要位置。但截至目前,理論界尚未形成完備的外資銀行監管理論體系。各國的外資銀行監管實踐仍依靠原有監管理論體系的指導。對此,作者認為,外資銀行本是銀行,對其監管的區別主要來自各國實際情況的不同,而監管理論對它是完全適用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國尚屬發展中國家,對發展迅速、影響日益擴大的外資銀行實行審慎的監管,能維護國家經濟穩定,保證國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外資銀行在我國的發展現狀和特點

    (一)外資銀行在我國的發展現狀

    截至2007年10月,我國已有外資獨資銀行20家;中外合資銀行3家;另有72家外國銀行設立了130家分行,191家外國銀行設立了241家代表處。截至2007年底,我國共批準匯豐、渣打、花旗等21家外資銀行將在華分行改制為法人銀行。(注:法人銀行在業務范圍、稅收等方面享有優惠。外資銀行隨時可轉為法人銀行。)外資銀行在我國發展十分迅速,現已具有相當規模。

    (二)外資銀行的發展特點

    1.外資銀行經營范圍、業務范圍不斷擴大。2006年12月11日,我國對外資銀行實行全面的國民待遇,外資銀行不再受到行業和地域限制。外資銀行發展進入加速階段。依托成熟的市場營銷策略,外資銀行經營范圍和業務范圍不斷擴大,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力逐步加強。

    2.外資銀行資產質量、盈利能力逐年提高。隨著外資銀行逐步熟悉我國市場規則,其經營狀況日趨穩定,市場份額逐步恢復,盈利能力穩步提高,資產總額持續增加,僅2002年至2004年就從3330.5億元增至5159.95億元,占我國銀行業資產的1.8%。

    3.參股中資銀行速度加快。在《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的指引下,外資參股中資銀行的速度不斷加快。外資銀行參股中資銀行,一是出于對長期經營戰略的思考;二是希望借中資銀行不受政策限制和網點設置完善之利,繞開各類限制,快速進入零售市場。如花旗銀行和浦發行聯手推出的花旗參與管理和技術合作的雙幣種信用卡就是這方面的典型。

    論文出處(作者):

    三、我國外資銀行監管中的問題

    (一)監管法規不健全

    監管的有效性依賴于監管的法制化,而我國的金融立法嚴重滯后。引進外資銀行已近20年,卻無一部約束外資銀行的專門法律。這使外資銀行有機會利用法律漏洞規避監管,嚴重影響了對外資銀行的監管效力。200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和《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細則》彌補了這些漏洞,但相關法規的健全工作遠未完成。

    (二)監管方式單一

    目前,我國外資銀行監管還停留在傳統“經驗式”管理階段。主要實行報送稽核。監管部門對各外資銀行報送的報表、材料進行全面分析,以確認其經營的合規性。而對于外資銀行運營的風險性監管上處于空白狀態。

    (三)監管資源嚴重不足

    由于外資銀行的開放性比較強,對其的監管需要高質量的資源。目前,我國外資銀行的監管在資源方面相對缺乏。包括監管人員、信息系統等方面的不足。在監管人員方面,表現為量不足、質不高。尚未建立完善的認證制度和后續教育系統。在信息系統建設方面,缺乏靈敏、準確、高效的監管信息系統。在監管信息流程上,表現為低效率性。金融監管當局與相關機構缺乏信息交流。

    (四)缺乏與外資銀行母國監管者的合作

    當今世界金融體系間的跨國聯系不斷加大,僅在某一國范圍內考察金融監管問題已不能滿足金融監管的需要。政府和金融監管當局要加強與各外資銀行母國監管者的合作,以協調監管措施,降低共同面臨風險。而我國金融監管當局再這一方面尚處于十分被動的境地。

    四、對改進我國外資銀行監管的建議

    (一)健全監管法制

    要加強外資銀行監管,我國就必須結合本國實際,參照國際公認的準則(如巴塞爾協議),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監管法律,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外資銀行法。從法制角度,規范外資銀行的行為,授予監管機構足夠的權利,為監管工作提供基礎條件。

    (二)多元化監管方法和手段

    當前我國對外資銀行監管的手段單一,落后,主要是現場與非現場監管,而且兩者缺乏銜接。因此,必須使監管手段多元化,由行政監管手段向經濟性、法律性監管手段轉變,充分實施現場與非現場監管、外部審計、審慎監管會議、三方會議等多樣化監管手段。

    (三)健全風險監管體系

    目前我國對外資銀行的監管多停留在合規性監管層面,而忽視了風險性監管。我國應根據巴塞爾協議的有關標準,制定嚴格、周密的風險監管體系,將外資銀行的經營風險納入監管,保證全面、客觀、合理的實施監管。

    (四)建立監管人才培養和認證機制

    加強我國外資銀行監管要依賴大量專門人才,監管當局應主導建立完善的人才培養和認證體系。可邀請高校等研究機構參與其中,確保培養認證機制的專業性。

    (五)加強信息交流,與各國監管機構堅強合作

    為了應對各國金融體系相互聯系不斷加強的現狀,我國監管當局應主動同各國監管機構建立長期、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機制。以協調各國監管手段,降低共同面臨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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