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族音樂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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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樂學研究論文

音樂學研究論文是我國在此學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體現，也是音樂學學科構建的主體。2012年，我國較為優秀的音樂學研究論文主要刊登于國內音樂專業和藝術類學術刊物上，內容涵蓋音樂學子學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領域。2012年，民族音樂學研究領域發表的論文數量最多，內容豐富多樣。以中國民族民間音樂調查與分析為主要內容的代表論文包括：張伯瑜《云南個舊市大屯鎮洞經音樂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運河號子中的山東音樂淵源》、袁靜芳《走近藏哇寺》、趙塔里木《蒙古族額魯特部民歌特征的鑒別與解釋》、錢茸《淺析滬劇唱詞音聲的地域性音樂價值――兼推“雙六選點”分析模式》、黃婉《在“挪用”中飾變與創造――文化生態視野下的2012基諾族“特懋克”節》、李明月《“堂名”憶舊：蘇州地區十番鑼鼓生存現象探微――以常熟辛莊“春和堂”為個例》、楊和平《民間禮俗的音聲表達――以蒲城喪葬儀式音樂活態現狀調查為例》等。有關民族音樂學方法論的研究論文主要包括：洛秦《“音樂上海學”建構的意義、研究架構及其問題思考》、管建華《東西方音樂的帕斯卡爾式的歷史沉思》、《音樂學與音樂人類學的哲學基礎之比較――兼及中國傳統音樂研究的反思》、薛藝兵《通過田野走進歷史――論中國音樂人類學歷史研究的途徑與方法》、楊民康《音樂民族志書寫的共時性平臺及其“顯―隱”歷時研究觀――以云南與東南亞跨界族群音樂文化書寫為實例》、宋瑾《從“音樂”到“音聲”――音樂人類學學科邊界問題》等。此類論文凸顯作者群體對民族音樂學歷史維度的思考，以及鮮明的跨學科傾向。此外，還有部分文章從傳統音樂的保護與教學入手展開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華《熟、背、析、研――教學體會》、張應華、謝嘉幸《我國當代少數民族音樂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討》、沈洽《以人為本的多元―本位音樂教育――基于人類學和民族音樂學視角的思考》、葉松榮《學科發展的瓶頸――關于中國傳統音樂理論學位論文寫作中的局限性探討》等。

2012年，西方音樂史研究論文主要集中于巴羅克時期以前的早期音樂上，代表論文包括余志剛《中世紀音樂教學漫議》、姚亞平《歐洲早期音樂傳統與20 世紀現代作曲觀念》、伍維曦《與中世紀晚期多聲部彌撒套曲的體裁特性》、周耀群《關于“文藝復興時期音樂”的兩部斷代史的比較》等。這些論文從各位學者的獨立研究角度出發，對西方音樂早期歷史的不同細節開展研究和思考，試圖在理論闡述中深化對音樂史局部細節和音樂歷史觀念形成的認知，進一步喚起人們對古今歷史比較和創作、教育問題的重視。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德國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誕辰200周年紀念，瓦格納研究論文亦成為2012年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的重點，代表論文包括：劉經樹《“清楚變化了的音樂創造”――瓦格納的“音樂戲劇”構想》和楊九華《“”的闡釋 ――再論瓦格納樂劇中的婚姻倫理觀》。另外，對于經典音樂的審美闡釋和音樂流派研究的代表論文可舉鄒彥《貝多芬（Op.31-2）的標題性內涵》和劉瑾《審美困境與現性重建：對新浪漫主義音樂產生及意義的美學思考》。

在中國古代音樂史領域，學者們將目光紛紛投向中國與境外音樂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宮宏宇《基督教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的盲人音樂教育――以安格妮絲?郭士立、穆瑞為例》、陳應時《唐傳日本調名曲名考》、鄭祖襄《談楊蔭瀏對田邊尚雄“中國音樂外來說”的批評》、葉鍵、黃敏學《18世紀西方傳教士的中國音樂研究及其學術史影響》，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論文《域外漢文音樂文獻述要》。古代音樂史研究的另一個范疇集中于音樂考古，代表論文有：方建軍《鐘離國編鐘編研究》、《音樂考古學的六個課題》、王子初《我們的編鐘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畫“雜懸”圖及其實驗心理學解釋》。在近現代音樂史領域，2012年的研究論文主要是對近現代音樂家的學術紀念，論文包括：楊和平《論李凌的音樂美學思想》、俞玉姿《略談老志誠先生的音樂思想――紀念老志誠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居其宏《我國新音樂發展戰略的設計師和先行者――蕭友梅音樂思想與創作教育實踐的跨世紀回望》等。中央音樂學院發起的“國家音樂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領域。2012年集中發表的論文包括：呂鈺秀《他者對于一個國家音樂想象的建構藍本》、李淑琴《從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學術化――對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蒲方《中國近現代音樂歷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復雜性》等。

2012年，我國音樂美學領域的研究論文首先以評述于潤洋教授美學研究貢獻為主導，代表文章包括葉松榮《論于潤洋西方音樂史學研究中的理論建構》、何寬釗《論于潤洋學術研究中的歷史意識》、柯揚《承先賢之法，啟后生之思――論于潤洋對卓菲亞?麗薩音樂美學思想的繼承與發展》等。其他論文則是不同學者對音樂美學理論、趨勢與應用問題的獨立闡發，例如韓鍾恩《判斷力批判：置疑音樂美學學科語言并及音樂學寫作范式》、劉研《審美經驗的復興――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實用主義美學觀與通俗音樂》、張晶晶《對阿多諾中的一個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與解讀》等。

二、音樂學專業教育教學

2012年，我國的音樂學專業教育教學向著精英化、集約化和實力化的方向努力邁進。在專業音樂院校和綜合大學音樂學院、音樂系的主導下，音樂學專業教學已經形成比較成熟的發展體系。在不同層次音樂學專業招生方面，各個院校和科研機構結合音樂理論研究的現實需求，招生數量略有緊縮，考試難度相對增加。如此舉措，不僅維護了音樂學專業精英化教育的傳統，同時也對當代大學生的理論基礎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層次的學術人才培養上，各個院校特別重視理論培養和藝術實踐的結合，鼓勵學生將研究重心立足當代、返觀歷史，積極參與音樂田野調查和音樂表演活動，在親身實踐中鍛煉學生的研究能力。各個院校給予學生相對寬松的課程安排，不但要求學生學好音樂理論知識，還不斷啟發學生對其他藝術領域和更廣泛的社會文化產生興趣，獲得更為廣博的文化見識，充分增強學生的學術實力。音樂院校采取各種手段對學生的學習進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過論文評比、音樂論壇、大師講座、理論訪談等多種形式鼓勵學生集中精力投入學習，增長自身的學術本領。學生的畢業論文答辯活動日益規范，答辯通過標準相對嚴格，有效防止學生論文品質和學術素質的整體下滑。

除了各個音樂院校和科研機構的日常教學工作外，音樂學界在2012年還積極開展音樂學教學研討、論文評獎和專題講座活動，有力推動音樂學專業教學工作，促進院校間交流合作，增加校園學術氛圍。2012年2月，第四屆中國音樂評論“學會獎”評選征文活動正式展開。活動向海內外華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發表的音樂評論參選，并在中國音樂評論學會第五屆年會召開之際集中評審。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樂學院舉辦了“中國音樂史學術交流系列專題1：國家音樂史”活動。斯洛伐克音樂學者奧斯卡?艾謝克應邀參加活動，共同探討“國家音樂史”寫作的方法手段和內容選擇。2012年10月，上海音樂學院先后組織了“第九屆（2012）錢仁康音樂學術講壇”和“音樂學學術論壇”，以此作為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動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藝術學院百年校慶舉辦系列學術講座，邀請資深專家舉辦專題講座。

三、音樂學學術會議

2012年，我國音樂學界各類學術會議相繼舉辦，有力推動了同領域專家學者的學術交流，促進專業學術會議向著常態化、正規化的方向邁進。在民族音樂學領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承辦的“當代社會中的傳統音樂國際研討會”在上海音樂學院舉行。與會專家以音樂同社會政治、變革的關系為主題，著重討論當代語境下的民族音樂學研究視角與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國傳統音樂學會第十七屆年會在西安音樂學院召開。會議提交論文摘要240余篇，內容涉及黃河流域音樂文化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音樂生態研究、音樂與科技、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等研究領域，呈現出學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學科發展趨勢。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第十三屆年會在新疆師范大學召開。會議圍繞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中國跨界民族音樂文化研究、高等音樂藝術院校少數民族音樂教學改革研究三個方面議題展開探討，充分展示了我國近年在少數民族音樂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國際音理會亞洲大洋洲地區音樂學會首屆學術研討會暨亞太民族音樂學會第十七屆國際學術研討會、泰山學術論壇在山東濟南舉行。來自亞太地區的音樂學家圍繞亞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區民族之間的音樂傳播與交流、構建適合于亞太地區各國的傳統音樂理論體系等議題做主題發言。

在西方音樂史研究領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樂學院舉辦“2012?上海音樂學院?瓦格納國際學術論壇”。 論壇聚合國內最優秀的瓦格納研究學者同國際瓦格納研究實現對話，提升我國的音樂學研究水平，增進與西方學術界相關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由中國西方音樂學會主辦，四川音樂學院承辦的“2012西方音樂學會青年學者論壇”于9月21日在四川音樂學院舉行。 會議由九位西方音樂史專家對11名青年學子的課題發言進行交流點評，旨在促進青年學者的科研工作和學術交流，積極培養理論新秀。在中國音樂史研究領域，9月24至26日，中國音樂史學會第十二屆年會暨第七屆全國高校學生中國音樂史論文評選“徐小平獎”頒獎大會在沈陽音樂學院舉行。會議對“契丹音樂史”、“音樂上海學研究”等新課題給予充分重視，并對中國音樂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樂美學領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與對話――全國中青年音樂理論家論壇”在華南師范大學舉辦。論壇邀請全國50名中青年音樂理論家參會，論題涉及多個學科，促進音樂學學科間的相互對話和啟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國音樂美學學會筆會”在華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舉行。筆會圍繞 “音樂美學學科資源考掘” 和 “身體在音樂審美活動中的作用” 兩大主題進行研討。

四、音樂學紀念與交流活動

2012年，中國音樂學界舉行了多項學術紀念和交流活動，對于音樂學院系建設和老一輩音樂理論家的學術貢獻加以總結，并對中國音樂學的對外推介與交流做出貢獻。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迎來了建系30周年紀念。系列紀念活動由學術研討會、紀念座談會、學術講堂系列、學術成果展、學生音樂會等活動組成。全系教師還集體出版了學術研究文集，對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樂學院舉辦“馬思聰百年誕辰紀念活動”。 其中的學術研討會對馬思聰的學術造詣、音樂創作、教育教學和學術精神展開深入的討論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樂學院隆重舉辦“春雨潤物 學海成洋――于潤洋八十春秋學術研討會”。近30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和同事學生圍繞他的學術品格、理論特色和歷史貢獻進行了深入研討。2012年，恰逢中央音樂學院資深音樂學教授張洪島先生百年壽辰。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對張洪島教授的學術成就和教學工作進行重點回顧。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樂學院舉行“紀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誕辰學術研討會”。全國10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學術研討會，對王光祈作為中國音樂學開拓者的歷史地位和學術成就進行回顧、梳理和闡釋。在對外學術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陳應時、方建軍、李玫等中國學者應邀參加第七屆東亞律學大會并宣讀論文。此次學術交流與研討活動，引起東亞音樂研究機構對中國律學學者研究成果的密切關注。

五、音樂學理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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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音樂學研究方法探索 文章 來 源 3 e d u 教 育 網

本文重點強調的是任課教師應該主動地在教學中介紹與滲透比較音樂學的研究方法,通過結合課程實例,由淺入深地進行講授,引導學生運用研究方法對所學內容進行思考,教學效果則會更好,也是加強師生交流的有效方法與途徑。筆者的前輩導師曾教導說:“把搞學術研究比做一個雙輪并行的手推車,首先要掌握準確、全面的資料,即搞好資料學建設;其次要掌握科學的研究方法,搞好方法論建設。這樣,把兩個建設搞好了,承載車身重量的雙車輪也就準備好了,才能滿載豐碩的科學成果而歸。”這個例子充分說明,進行學術研究,對于材料的熟悉和方法的掌握是至關重要的,不可缺其一,否則,都將無功而返。我們把這個鮮明的例子拿到教學中來做一比較思考,能夠受到許多啟發。從19世紀下半葉起,以古典進化論為代表的民族學和人類學家們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的辦法,對原始部落民族文化進行的研究,對音樂文化領域的研究工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股學術潮流無疑也給作為歐美以外的異國音樂研究以極大的沖擊和推動,無論在理論還是方法上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比較音樂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產生19世紀80年代。提到“比較音樂學”這個學科,必須提到兩位奠基人。一位是奧地利音樂學家阿德勒,他在1885年的《音樂學季刊》創刊號上發表《音樂學的范圍、方法及目標》,在文中不僅把音樂學作為音樂學術研究領域的總稱確定下來,而且首次提出了“比較音樂學”的概念,并將其界定為“從人種學的角度對民族音樂進行比較研究”,從而確立該學科在音樂學研究中的地位;另一位是英國數學家、語言學家埃利斯,他在1885年發表的《論諸民族的音階》,首創了細密的音程計量體系——音分標記法,通過對希臘、阿拉伯、印度、緬甸、泰國、爪哇、中國等國家音階的測定,得出全世界的音階“不是只有一種,也不是所謂的‘自然的’,而是非常多樣的、非常人工的、非常隨意的”,對歐洲音樂中心論發出了第一次挑戰。這種產生自科學實證的認識給當時西方世界對非歐洲音樂的固有觀念帶來了強烈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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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藝術歌曲；文化；美學

中國藝術歌曲的創作和發展至今已經有80多年的歷史，形成了獨特的美學特征。中國藝術歌曲植根于中華民族的音樂基礎，貼近人民的現實生活。中國藝術歌曲的發展過程就是突出美學價值的過程，在當代藝術文化中不斷凸顯。對中國藝術歌曲發展產生的美學特征進行分析和整理，對當代中國藝術歌曲演唱的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對豐富人們精神生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當代藝術歌曲的發展特點

1.1 鮮明的民族性

植根于中華民族的根基是當代藝術歌曲鮮明的特點，它是民族精神的形象代言。音樂界經過探討，普遍認為藝術歌曲的演繹需要民族化，要與中國大眾接受的風俗人情、思維方式、審美情趣相結合，我們的語言、表達方式、情感都應該具備氣質的氣派，最終對藝術歌曲的唱法達成了共識，并將藝術歌曲的民族化往前推進了一大步。[1] 改革開放以后，新思潮的涌入使得藝術歌曲的創作和演奏出現多元化狀態，內容和形式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中華民族的藝術歌曲作品在世界舞臺上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

1.2 與時俱進的時代性

中國藝術歌曲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每一個發展階段都具有與時俱進的時代特征。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學習和借鑒的姿態容納世界上政治和文化上的優點和長處。藝術上的體現更是豐富多彩，多種新思潮的融合讓藝術歌曲的創作、演繹、傳播迎來了鼎盛時期。當代藝術文化交流過程中，藝術歌曲體現了與時俱進的發展潮流。

1.3 融合過程中的創新性

將源自于西方的體裁中國化、民族化是創新，用中國傳統詩詞作為藝術歌曲創作題材是創新，將西方作曲技法與中國民族調式和民間音樂相結合是創新，將民族樂器和民間音樂伴奏形式引入藝術歌曲表演是創新，將中國傳統民族唱法和民歌演唱風格融入藝術歌曲演唱依然是創新。[1] 當代藝術歌曲的不斷發展中，融合過程中的創新性貫穿于始終。中國藝術歌曲既重視中華民族文化的血脈，又吸收借鑒外來優秀音樂元素。中國藝術歌曲不斷融合的過程不僅表現在體裁的西為中用方面，而且表現在中國藝術歌曲對西方藝術作品的理解、認識、應用上。

2 藝術歌曲在當代藝術文化中的美學價值

中國藝術歌曲有接近于歐洲藝術歌曲的表現方式，也有具有美學價值的突出形式。當代藝術歌曲一方面體現了學習歐美作曲技術，走發展民族音樂道路的思想；另一方面，它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融合，具有“詩化”的意蘊和典雅的氣質等獨特的美學特征。中國藝術歌曲作曲家在借鑒西方藝術歌曲創作技法的基礎上，融合了中國的傳統音樂，為發展民族音樂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藝術歌曲既具有鮮明的藝術特征，又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

2.1 意蘊深遠的詩歌之美

詩貴意境，詞貴意象，是詩界的一種習慣的說法，并非歌詞歌詩無須講究意境，恰恰相反，意境美是中國藝術歌曲歌詩的重要的美學特征。[2] 中國古代作家創作了許多經典的古詩詞，中國藝術歌曲的作曲家將其引用到創作當中。中國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從中國音樂歷史發展的歷程來看，道家的自然樂論和儒家的禮樂文化共同奠定了中國傳統音樂美學思想的基礎，深刻影響著人們的音樂思維方式。

2.2 兼收并蓄的技巧之美

當代藝術歌曲是一種講究技巧，對音樂技法有嚴格要求的藝術表現形式。藝術歌曲是旋律與歌詩的完美融合，只有扎實的音樂功底才能將優秀的藝術歌曲演繹出淋漓盡致的效果。音樂藝術是技術性很高的一門學科，作曲家沒有技巧就沒有話語權。在藝術歌曲創作上忽視技術的掌握，讓情感表現代替技術運用，用內容來取代形式，這種行為得不償失。方式技巧的欠缺，會使作品編得無力與貧乏。當代中國藝術歌曲業逐漸形成了兼收并蓄的技術之美。作曲家在創作中體現出音樂風格的同時，也努力探索民族音樂表現技巧，突出了中國美學品位與傳統文化的深遠影響。

2.3 貼近社會的現實之美

貼近中國社會的現實之美是中國當代藝術歌曲最普遍的美學特征。例如，歌頌祖國的藝術歌曲有《我愛你中國》《長江之歌》等，描繪愛情的有《敖包相會》《草原之夜》等。這些歌曲成為了具有深遠影響力的優秀作品，也成為了大眾人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作曲家不僅促進了中國藝術歌曲的可持續發展，而且突出了貼近社會生活的現實之美。在人民的現實生活積極地謳歌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現實生活之美，起到了愉悅身心、陶冶情操的作用。當代藝術歌曲的發展承擔著反饋、監管社會形態、促進社會發展的職責，整個藝術歌曲創作的歷程見證了不斷走向中國的復興之路。在社會實踐中，藝術歌曲作為一種精神動力存在，用這種方式真實地記錄社會，及時地反饋社會，從而不斷地推動社會發展。

以傳統技法創作與現代技法創作的現代藝術歌曲，表現出了兼收并蓄、尊重差異的整體美感。對中國藝術歌曲的演唱，讓聽者感受到了意蘊深遠的詩歌之美。藝術歌曲的創作源于現實生活，折射出了貼近現實的社會之美。伴奏表演的技術之美，影響著藝術歌曲界的發展方向。對當代藝術歌曲的美學特征需要不斷地探索和研究，立足實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音樂教師要根據學生的音樂基礎，因材施教幫助學生演唱中國藝術歌曲，平衡技術與藝術之間的關系，在教學中傳遞藝術歌曲的美學價值。我們要繼承民族藝術傳統和審美情趣，大力推動中國藝術歌曲發展，為中國藝術文化教育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參考文獻：

[1] 岳李. 20世紀中國藝術歌曲發展軌跡初探[D] .南京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7：58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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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時空：據資料顯示，擔任中國民間歌曲集成、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與曲藝音樂集成的編審工作是您由作曲專業轉向音樂學領域的導火索。

樊祖蔭教授：這種說法并不準確。我在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和本科學的是作曲，工作之后，在中央音樂學院與中國音樂學院教的也是作曲與和聲學。和聲學的教本采用的是【蘇】斯波索賓的《和聲學教程》，其主要內容是歐洲古典樂派與浪漫樂派時期的“共性和聲”，既沒有涵蓋古典樂派之前和浪漫樂派之后的技法，更沒有與中國音樂相關的內容。為了彌補上述缺陷，并能將和聲學與中國音樂實際相結合，我制定了向傳統和聲學兩端擴展的研究計劃：第一步是研究以多聲部民歌為主的中國民間多聲部音樂；第二步是研究與近現代音樂相結合的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為此，從1980年春節開始，我都會利用每年的寒暑假及赴各地開會、講學的機會，深入到聽說有多聲部民歌的各民族、各地區去進行田野考察。開始的目的就是單純的收集多聲部音樂，但是研究各民族多聲部民歌所碰到的問題就不僅僅是形態本身，還必然會涉及民族的歷史、文化、宗教、民俗、語言等與音樂生成背景相關的屬于音樂學范疇的問題，所以我由作曲轉向音樂學領域可以說是不自覺地跨界。對于我本人來說，自己的專業仍是作曲技術理論，但是因為在研究過程中撰寫了不少多聲部民歌方面的文章，有人就認定我是搞民族音樂學的，也被“集成”編輯部看中請我擔任了中國民間歌曲、器樂曲、曲藝音樂三個集成的全國特約編審。參加各省（區）“集成”卷的編審過程，使我補上了民族民間音樂的課程，學到了許多東西。

音樂時空：堅實的作曲理論為您的民族音樂學研究提供了哪些幫助？

樊祖蔭教授：這個問題要從對音樂學的理解來談，我對音樂學的看法可以歸納為兩句話，第一是研究音樂的學問，第二是研究音樂與文化關系的學問。因為這個學科的性質是音樂學，因此首先需要認清研究對象的音樂構成，如果沒有堅實的音樂技術理論基礎，就無法將音樂本體搞清楚，這樣會為音樂學研究帶來諸多困難。我因為是學作曲的，對技術理論比較熟悉也比較重視，事實上，我國的很多音樂學家都是從作曲理論出身的，比如西方音樂史專家于潤洋先生和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專家汪毓和先生等等。然而現在有些年輕人，不重視音樂本體，不懂得技術理論，寫文章時只好回避音樂，他們的研究成果可謂是“不談音樂的音樂學”，為了扭轉這種局勢，目前國內很多音樂院校的音樂學系都增強了對音樂本體的教學。當然，音樂學包括了很多方面，音樂形態學也是其中之一，從民族音樂學研究的角度來說，不能止步于音樂形態的分析，還要進一步了解音樂與其文化背景的關系。也就是我要說的第二步――追問，音樂為什么是這樣的？它是怎么產生和形成的？這些問題涉及民族、民俗、語言、宗教等諸多領域，都需要對音樂與其生成背景（包括自然地理、文化歷史等）的關系進行有說服力的闡釋。

音樂時空：您曾經提出“音樂無論被視為一種文化，還是將音樂作為載體，通過音樂來研究文化，都不能脫離對音樂本體的研究，應當把文化因素與音樂的產生、形成、發展以及音樂風格等特征相聯系”。在具體研究過程中，我們該如何把握文化與音樂的關系？

樊祖蔭教授：這也是做音樂學必須解決的問題。在具體研究過程中首先需要有問題意識，也就是自己給自己提問題。比如我在研究刀郎木卡姆的時候，發現它的切分節奏特別多，唱腔旋律從第一個音到最后一個音幾乎都用切分，于是提出“刀郎木卡姆的節奏為什么是這樣的”的疑問，并請教了我的老朋友、新疆民族藝術研究所所長周吉先生。他給出的答案是語言的影響：刀郎人采用粘著語，重音后置，促成刀郎木卡姆中的切分音節奏。這個答案當然是對的，但對我來說并不滿足，因此提出了第二個問題“世界上有多少族群使用粘著語？”，得到的答案是所有阿爾泰語系的族群全部使用粘著語，包括分布在中國、蒙古、土耳其、朝鮮等多個國家的數十個民族。于是又引出了第三個問題“既然阿爾泰語系的族群都采用粘著語，那為什么其他民族，甚至刀郎地區以外的維吾爾族的音樂，卻沒有像刀郎木卡姆這樣多的切分節奏？”為了尋找答案，我進一步考察了刀郎人的語言、舞蹈等各方面的因素，因為音樂形式的生成往往受多種文化因素的影響；不僅如此，音樂形式也有自身的發展規律和歷史的繼承性。總之，音樂形式的生成是由多種因素所決定的，而不僅僅是一種因素，這就需要多方面的考察和深層的思索。關于這方面的問題，我最近發表于《音樂研究》上的文章《音樂形式的生成背景追問》里面有較多闡述，可以參考。

音樂時空：您既是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的名譽會長，又是中國傳統音樂學會的顧問，我們想請您進一步談談中國的傳統音樂與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關系。

樊祖蔭教授：上世紀80代成立兩個學會是有歷史原因的，由于過去長期對少數民族音樂重視不足，傳統音樂研究主要集中在漢族音樂領域，因此在1984年之后成立了兩個學會，將傳統音樂與少數民族音樂作為兩個研究方向，目的是為加強對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力度，但是兩個學會的宗旨是一樣的，都屬于中國傳統音樂的范圍。兩個學會成立之后，各自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都取得了豐厚的學術成果。少數民族音樂學會組織編寫的《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史》與《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即是其中突出的成就。但我們的最終目標是編纂完整的中國音樂通史，將少數民族音樂和漢族音樂融在一起，而不是單獨分離。事實上，盡管目前傳統音樂學會比較偏重漢族傳統音樂研究，但是并不排除少數民族音樂，比如區域音樂的研究，很多區域中都包括了漢族和少數民族，青藏高原地區的傳統音樂研究排除了少數民族音樂還能剩下什么？因此，研究中國傳統音樂，不能將漢族與少數民族分離，而應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觀念來做整體性的統籌考慮。

音樂時空：在剛剛召開的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第十四屆年會上，您擔任了侗族音樂分會場的評議專家，我們希望您能夠對對侗族音樂的研究現狀做一些點評。

樊祖蔭教授：侗族大歌是我國音樂學家參與研究最多的一個音樂品種，以前的研究打下了很好基礎。最初受到關注的是侗族大歌的形態層面，此后研究思路不斷拓寬，例如侗歌與侗族社會歷史發展的關系、侗歌與侗語關系、侗族大歌一詞的意義等等都成為學者的研究對象。在方法論上也有了很大轉變，居住式的田野考察成為主流，歷史文獻與實地考察相結合，涌現出一批優秀的年輕學者，比如中國音樂學院的趙曉楠副教授、四川音樂學院的楊曉副教授等等。同時，貴州當地的學者對侗族音樂的研究也在逐漸深化，各方面都在進行開拓性發展，張中笑先生的《侗鄉音畫》就頗具代表意義。《侗族大歌研究歷史五十年》對侗族大歌的研究歷史進行了梳理與總結，現在學者們對侗族大歌的研究并未止步，而是在繼續拓展與深化。

音樂時空：您近期對侗族音樂有哪些關注？

樊祖蔭教授：目前我比較關注侗族大歌功能的轉移問題，現代唱侗族大歌與過去相比，有些功用已經發生了變化，在我看來，侗族大歌第一個傳統功能是繁衍種族，在過去，青年侗族男女想要戀愛、結婚都需要會唱侗族大歌，現在的侗族大歌基本上已經失去這個功能。不過，人際交流的功能尚在，只是發生了明顯的功能轉移，成為侗族與外地人、外族人交流的工具。1985年我去小黃寨，全村男女老少都圍在一起唱歌，這就體現了它的交際功能。同時，那個時候聽大歌是免費的，現在要錢了，他們組織歌隊到旅游點、到北京等地的大飯店演出（“文藝打工”），這說明侗族大歌的經濟功能在上升。此外，民族身份認定的功能得到了保留，每個侗寨的大歌（尤其是序歌）是不同的，由此可以分辨出演唱者來自哪個侗寨；由于侗族大歌不斷參加國內外的比賽并獲獎，促使歌隊更多地關注自身的藝術功能，也為整個侗族贏得了榮譽。因此，現在侗族大歌的功能更多地轉移到身份認定、人際交流、發揮藝術功能和經濟效益等方面。以前的百科全書式的傳承歷史、傳承知識的功能逐漸消失，因為這些知識可以通過學校教育獲得。傳承機制也發生了巨大改變，以前侗族小孩出生前后媽媽就要哼、教歌謠，四、五歲開始學唱大歌，十三四歲學唱情歌，年歲大了參加老年歌隊，這一整套傳承機制現在幾乎沒有了。所幸的是貴州現在很重視學校音樂教育，尤其在榕江、從江、黎平三地做得更好，但是學校教育的方式遠比不上原本的自然傳承。老師擔心談情說愛的內容對孩子產生不良影響，所以很多歌詞以及旋律都重新編寫，從傳承的角度來看是不完整的。綜上所述，對于少數民族音樂要注意功能的轉移和變化，對它們的研究涉及到傳統音樂的傳承與保護的問題。

音樂時空：實踐方面，您的足跡遍布大江南北，在田野考察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經歷？

樊祖蔭教授：作為民族音樂學研究者，田野考察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到目前為止，國內我只有沒去過，留下印象深刻的經歷很多，這里只舉一個發現羌族多聲部民歌的過程。我到云南考察藏緬語諸民族的音樂，發現彝族、哈尼族、納西族、傈僳族、白族、怒族、藏族等基本上都有多聲部民歌；后來赴四川考察羌族，卻沒有發現多聲部民歌的存在，走訪了多位研究羌族音樂的專家，得到的答案仍然是羌族沒有多聲部民歌。我認為這種現象從文化傳播學上來說似乎是不合情理的，因為操藏緬語的各個民族，在族源上大多與羌族有關，都是羌族在遷徙過程中與當地原住民相融合而形成的，作為“流”的各民族保存了多聲部民歌，而作為“源”的羌族卻反而沒有留下多聲部民歌的痕跡，這是為什么？是在歷史進程中消亡了？還是隱藏在什么地方沒有被發現？帶著這些問題，我查閱了《羌族史》，方知道羌族在從大西北向西南地區轉移時，第一個落腳點是在四川的松潘縣，隨后再次轉移時在松潘留下了部分羌民。我當時猜想，在那時留在松潘的羌族的后裔中可能還留存有原始文化中的多聲部民歌。剛巧這時四川阿壩州邀請中國音樂學院幫助做民歌集成的記譜工作，我當時抽不出時間，便委托作曲系師生代為留意松潘縣上交的民歌錄音帶，看那里是否有羌族的多聲部民歌。結果有個學生帶回一盤磁帶，里面有兩首被刻意洗過，但是沒有完全洗掉的合唱歌曲，這正是我要找的多聲部民歌。第二天我就動身前往松潘，找到采集這些歌曲的人，問他為什么洗掉這兩首歌曲，他說因為唱得不齊，我說我就要找這樣唱得不齊的民歌。于是他帶我爬山來到海拔2500多米的大耳邊村，吃晚飯的過程中，附近幾個山頭的羌族群眾都聚集在外面唱歌，我飯都沒吃完就跑出去采錄，他們一整晚所唱之歌都是重唱或是合唱，沒有一個人的單聲部歌曲。后面幾天我到這些村寨進行實地考察，發現當地還保留著羌族早期的許多風俗，他們的活動，包括勞動、祭祀都是集體的，甚至談戀愛都是在休息時集體唱歌。由于居住之地山高坡陡，很少與其他民族交往，也很少受到他民族文化的影響，因而包括多聲部民歌在內的早期文化得以保留。后來我將這些資料整理好交給四川省文化局，請他們繼續調查，最終收錄在四川民歌集成中。對于這段經歷，我至今記憶猶新。從發現羌族多聲部民歌這一經歷之中也可以看出，做音樂學研究不是純音樂形態的問題，除了音樂之外，還要具有民族學與語言學等相關學科的基本知識。

音樂時空：您的研究涉及四十余個少數民族，您是怎樣看待“局內人”與“局外人”的關系？

樊祖蔭教授：這是個客觀存在的問題，由于很多少數民族暫時沒有具有研究水平的“局內人”，導致大量課題都是“局外人”在做研究，包括國外學界也是如此。多年來，漢族學者在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上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由于不懂語言等許多客觀困難，研究也受到一定的制約。因此，要重視對少數民族音樂人才的培養，中國音樂學院是教育部少數民族高層次音樂人才培養計劃的培養單位，每年招收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20名碩士生和5名博士生，以后還要爭取增加名額。對培養出來的少數民族音樂人才，要求他們回到本地區從事本民族音樂的研究和教學等方面的工作。若干年后各地區各民族的人才會積累到一定規模，這屆年會上我們看到貴州、內蒙古等地的少數民族音樂學者群已經逐步建立、壯大起來，他們為當地的音樂事業做出了驕人的成績。我們不能否定“局外人”的作用，更期待 “局內人”的加強，希望漢族與少數民族的研究隊伍為了同一個目標更好地結合起來。

音樂時空：目前，我國55個少數民族音樂受到民族音樂學工作者的重視程度不一，以本屆年會的“貴州民族音樂文化研究專題報告”為例，發言主要集中于侗族、苗族、布依族音樂研究領域，其他民族鮮有涉及，這樣的發展趨勢是否會導致我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失衡？

樊祖蔭教授：是的，這是當前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中存在的一個問題。我們應當擴大研究視野，尤其應當關注無文字的、人口較少的民族的音樂現狀。從“非遺”保護層面來說，語言問題更應提到議事日程，民族語言一旦消失，依附于語言的音樂就會消失，老人們去世后，語言和音樂都會隨之消亡。因此需要國家加大力度關注少數民族語言的傳承與保護。現在受到重視的少數民族音樂基本上都是有賣點的“非遺”項目，比如前面提到的侗族大歌等，對于其他不受重視的少數民族音樂種類的研究與保護問題，需要我們學會的全體會員主動關注與參與。

音樂時空：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是近年來廣受關注的話題，作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的成員，您認為非遺保護工作對少數民族音樂的當代傳承有哪些重要意義？

樊祖蔭教授：少數民族在我國總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但是他們的音樂文化卻十分豐富，這是無法用百分比來形容的，是少數民族與漢族一起締造了我國音樂文化的多樣性。在我看來，保護“非遺”首先是在保護民族文化多樣性，同時也是在保護中華民族文化的基因。我們提出的“原生性”就是在強調基因，因為保護的極終目的是為了發展，但發展要依據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而不能盲目照搬外來的文化。我在不久前完成的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我國少數民族音樂資源的保護與開發研究》即將出版，里面專門講到了“非遺”保護的意義以及如何進行“非遺”保護與開發等重要問題。

音樂時空：您曾說“民歌被搬上舞臺后，它就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原生態了。我理解的原生態民歌是社會生活中自然存在的、與生活環境緊密相聯的民歌。”那么，利用高校教育資源傳承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否也面臨著破壞其原生態的問題？

樊祖蔭教授：是的，原生性的音樂搬到舞臺上與進入院校課堂里都會變成次生性，因為脫離了原來的生態環境。但是從傳承的角度，學習民歌還是要原生性的。誠然，所謂“原生”，也只是現存的“原貌”，而音樂誕生時的原貌早已無處尋覓。除了原生性與次生性之外，還有一個再生性的問題，它們涉及到民歌的傳承和傳播兩個方面，傳承一定需要本真的東西，傳播相對來說就放寬了很多，因為很多原生性的東西很難傳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洛賓改編的歌曲，他將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的民歌記錄下來，將歌詞翻譯為漢語，對旋律也進行了某些加工，所以才能夠在全國范圍傳播。我作為原生民歌大賽的評委已有多年，發現很多歌手唱的已經不是原生民歌，于是我們在今年的第七屆原生民歌大賽上主動將比賽分為原生組和改編組，這樣對民歌的傳承與傳播都十分有利，同時也能夠吸引更多的歌手來參賽。

音樂時空：在您看來，我國少數民族音樂學學科發展在當下面臨的主要問題有哪些？

樊祖蔭教授：作為音樂學的發展方向來看，首先是對現有的研究的仍需繼續深化與開拓；其次是對新音樂學的思考――追問音樂與人類、與社會、與文化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第三是對一些少數民族音樂研究領域的補白；第四是學習和領會我國社會學家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問題，這是一個全面的概念，我們做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不僅要著眼多元，也要把握一體，研究少數民族在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發展中起到什么作用。

篇5

關鍵詞：屈家營古音樂，保護現狀，創新開發

廊坊自古為元、明、清三朝的京畿門戶，歷史悠久，人文薈萃，有著深厚的文化積累。宋遼時期，兩國疆界分廊坊于南北，楊家將守三關的英雄悲歌就發生于此，至今永清縣仍保存著的宋遼古棧道，就是宋遼對峙時宋太祖趙匡胤所建的戰爭防御體系，被譽為“地下長城”。正是因為廊坊有著不同尋常的歷史，才鑄就了其璀璨的文化。

任何音樂文化都離不開歷史文化的熏染，在廊坊固安就流傳著一個很獨特的音樂文化現象，那就是被譽為中國“音樂活化石”、“中國文化之瑰寶”的“屈家營古音樂”，與西安仿唐樂舞、湖北編鐘樂、北京智化寺古樂并稱為中國四大古樂。固安的“屈家營古音樂”，樂風古樸，音樂以其嚴格的教習制度，保持了古樂的純凈，直至今天仍彰顯其特有的古韻。從永清縣保存的“地下長城”到固安縣的“屈家營古音樂”，就印證了廊坊悠久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歷史。

近些年來各級文化部門對“屈家營古音樂”進行了多方面的保護工作。筆者在對“屈家營古音樂”現狀進行了多方了解和調研后，進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闡述：

1.“屈家營古音樂”的現狀

1.1“屈家營古樂”的歷史淵源

“屈家營古音樂”創始于元明時期,源自佛寺，后流傳于民間，以口傳心授的方式代代相傳，其演奏多以音樂會的形式出現。它的這種演奏形式也是我國保存較完整的古代音樂形式。音樂以吹奏和打擊為主要的演奏樂器。論文大全。其演奏的樂器包括管、笛、笙、鼓、镲、鈸、鐺和云鑼，也有用于集合會員和初會開道的大號銅鑼。“屈家營古音樂”的音樂內容極其豐富，包括宗教佛事、民間哀樂、故事傳說、封建宗法、軍政事務、自然生態、節令、動物、景致與儒家學說、人物、事跡等諸多方面。其現存的作品有《玉芙蓉》、《紂君堂》等13支套曲；《金字經》、《討軍令》等7支大板曲；《五圣佛》、《賀三寶》等20多支小曲和一套打擊樂曲。由普通流行的傳統曲牌和本身獨有的曲目兩大類組成。在演奏時，每一個演員都有其固定的角色，有總管、攢管、香首、師者和一般會員、會友等。

“屈家營古音樂”的演奏有其特定的時間。一般會在，農歷正月初一與七月十五這種傳統活動日中演奏。正月初一的演出是拜會和游廟。七月十五的演出是紀念祖師師曠和超度亡靈。除此之外，平時在趕廟會和給喪事送樂以及參加求雨等活動中演奏。

從“屈家營古音樂”的古樂文化，到演奏的曲目可以窺見，其音樂內容和演奏風格之豐富，樂譜之完整，技藝之精湛，顯示了它的獨特，更顯示了它600年來聲聲不息的旺盛的生命力。

1.2 屈家營古音樂的保護現狀

自1984年起，當地文化部門就開始了對“屈家營古音樂”進行緊急的搶救及整理保護工作。經國務院批準，“屈家營古音樂”于2006年5月20日，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中央音樂學院院長趙沨、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所長張振濤等百余位中外學者及專家，曾慕名前往固安縣考察“屈家營古音樂”。他們一致認為：“屈家營古音樂”的樂風相當于西方巴赫時代的音樂風格，音樂平和、古雅，是我們現在能聽到的唯一的古代宮廷音樂。1987年6月19日，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在北京召開了亞太地區音樂學術討論會，“屈家營古音樂”以其特有的音樂會形式參加表演。與會的二十多個國家的一百多位專家觀看其演奏，之后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們認為“屈家營古音樂”是世界古老的音樂藝術之一，堪稱“世界音樂之根”。其“屈家營古音樂會”被世人所矚目。

“屈家營古音樂”在受到國內外音樂界鐘愛和褒揚的同時，河北省及廊坊市各級政府和文化部門也已經行動起來，對它進行保護和整理。2009年6月由河北省文化廳監制，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錄制，由河北百靈音像出版社出版發行的《河北民間音樂傳統曲目集成（CD）》中收錄了全省31個代表性音樂會的傳統經典曲目，共計432首，其中包括廊坊的屈家營、南響口等在內的十一個音樂會的錄音和錄像。收錄廊坊的“屈家營音樂會”、“南響口音樂會”等音樂會樂曲160首，時長約14個小時。在錄音、錄像期間，演奏“屈家營古音樂”的民間藝人，盡情展示了自己的演奏技藝。其中最具特色的有雙管演奏樂手，他能同時吹奏兩個管子；雙云鑼手同時能敲擊兩個云鑼，其技術之精湛、花樣之繁多，讓在場錄音、錄像及文字記錄的專家們嘆為觀止。

1.3“屈家營古音樂”的延續與繼承

從古至今，我國的音樂教習多以口傳心受為主。“屈家營古音樂”就是仍保留著以身口相傳為文化鏈接而得以延續的，可以說它是活的文化。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很多年輕人已經不再了解，那曾經古老滄桑的宮廷雅樂了，更多的是搖滾、爵士音的沖擊。那么，要想使“屈家營古音樂”這一文化瑰寶得以繼承，培養傳承人，創造古樂更多的傳承人資源，已成為一個更嚴峻的問題擺在了我們的面前。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河北省文化廳已于2008年正式將演奏“屈家營古音樂”83歲的老樂師馮月池和32歲的年輕樂手屈炳慶，確定為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在屈家營村還培養了一批年輕的學員，按音樂會會規有條不紊地向老樂師學藝，為古音樂的傳承增添了新的活力。因為音樂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具有其特殊性，河北省文化廳做出的這一決定，為傳承人的保護和開發新的傳承人資源，邁出了可喜的一步。論文大全。

1.4“屈家營古音樂”的建設

為了搶救、挖掘、保護“屈家營古音樂”及“屈家營古音樂會”之形式；為了發揚光大這一民族文化，從廊坊市到固安縣都采取了很多有效地保護措施。其中，固安縣出臺并實施了搶救保護“屈家營古音樂”的“五個一工程”，出版了一本古樂圖書（即趙復興編著的《古樂奇葩》，已由中國文聯出版社于2008年11月正式出版發行）、并錄制了一套古樂光盤、還培養了一支年輕隊伍、建設了一處陣地、形成了一個很具規模的產業。政府部門通過縣、鄉、村三級融資的方式，解決了音樂會堂土地使用的問題，先后完成了會堂通柏油路、通電、打井等基礎性建設工程。2000年春，屈家營音樂會堂建設工程開始正式啟動，會堂位于屈家營村東，占地9.8畝。2005年8月，會堂主體落成，建筑面積達966.5平方米。從各級政府大力加強對“屈家營古音樂會”的建設，為喜愛和研究“屈家營古音樂”的愛樂者們提供了一個平臺。

2. 對屈家營古音樂的創新開發

2.1在現代文明下古樂保護的新矛盾

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得以延續與它至今仍存在的環境即“生境”有著直接的密切關系，保護古音樂不僅是要留住它的聲和形，更要注重保護使之生存的這種“境”。正如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它“不僅存處在一種歷時性的‘傳統’中，而且處在一種共時性的‘生境’中，……其共時性的‘生境’，也不會是一個封閉性的單一的‘點’，而是一個能和相關文化、相關生態、相互影響或互相作用的動態系統”（1）。也就是說，當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離開了其所存在的文化生態，其性質就可能發生無法估量的改變。

在現代文明的經濟大情境下，要想使具有古樂特色的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得以延續并發展，一般地做法是把其推向市場。一些音樂制作者為了迎合市場需求，在原有音樂的基礎上加入了一些現代原素。那么，這種古樂進入經濟市場就會脫離自身的生長環境，將失去原來固有的古韻之味。在市場化的今天，如果為了保留其原味而沒有融入現代的理念，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屈家營古音樂”要進入經濟市場，人們是否能接受這種“新”的古樂表演，也成為了一個新的矛盾問題擺在了我們的面前。

當今，若想永遠的繼承和保留“屈家營古音樂”，那么，進行科學的，全面的保護，并對其進行有針對性的創新開發，形成產業化才是它的必經之路。產業化對文化的傳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也只有在這種發展的前提下才能保持古韻之味如長青之藤永遠不衰。

2.2 借高校教育優勢，尋找專業人才

一個國家國民的素質的高低，首先要看其國人對其文化的知曉。那么，對國粹之精華的知曉首先要靠教育的傳播。

2.2.1教育的傳承與創新，給古老音樂注入了春天的魅力

高校是傳承教育，施教學生的沃土，如能讓古樂在課堂上響起，讓年輕學子們感受古老的“屈家營古音樂”的魅力。聆聽和觀賞這種以笙、管為吹奏，云鑼為打擊的音樂合奏形式，激發學生的學習、研究和創作欲望，從而使他們成為這支研究隊伍的生力軍，讓古老音樂永葆春天的魅力。

如果將“屈家營古樂”以音樂鑒賞課的形式引入課堂，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進行合理的改編創作，并與原來的古樂進行對比欣賞，這樣還能激發學生們的學習興趣和和創作熱情。學生們還可將它做為畢業論文的一個研究方向，創建研究小組，對其進行專業的、多方面的、多角度的研究。

2.2.2通過高校教育培養的專業精英，建設多元產業化團隊

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要產業化開發，既要保持原生態、又要有利于傳承，還要進行表演上的創新、提高音樂的觀賞性和傳播性，是一系列矛盾的探索性的事業。那么，多學科的參與，與多元化、系統化的研究已勢在必行。

屈家營村位于固安縣中南部，隸屬于禮讓店鄉,地處京、津、保三大城市的中間地帶。可借助周邊高校的人才優勢和高校的學術環境，研究一套合理的開發戰略，即通過高校教育培養專業精英，建設多元產業化團隊，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戰略手段。論文大全。在京、津及廊坊市各高校具有音樂、經濟、市場營銷、管理學、史學、傳播學、旅游管理等眾多專家，在他們的把脈和引導下，能從更高層次探索古樂的產業化之路，提升古樂的鑒賞價值，為產業化開發做科學的技術指引。

通過對“屈家營古音樂”現今的保護和開發，要想使這支古樂不像夜空滑落的流星，只有一閃即逝的光芒。那么，只有堅持走教育傳播古樂文化，教育培養精英，政府為其制定專門之政策，大力做好傳承人的培養，走產業化之路，才能使“屈家營古音樂”成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寶庫中永遠不會流失的并閃光的鉆石。

注釋：

①楊曉.音樂學院與音樂性非物質文化遺產.音樂創作,2007年第二期.

②周文中,鄧啟耀.總序――民族文化的自我傳習、保護與發展.周楷模,云南民族音樂論.云南大學出版社,2000,5.

【參考文獻】

［1］固安縣文化體育局.屈家營音樂搶救保護工作的情況.2009,3.

［2］中國藝術報莫讓古樂再“斷弦”——老音樂家與河北屈家營音樂會的保護.

wenhuacn.com/news_article.asp?classid=11&newsid=4576.2006-12-22.

篇6

【關鍵詞】 薩頂頂；超功利；天人合一；自語；多元化

[中圖分類號]J60 [文獻標識碼]A

薩頂頂是一個無法用常規來定義的歌手。她的音樂交織著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民族唱法與電子聲完美融合的多種音樂元素。《萬物生》和《天地合》兩張唱片在全球的發行，不僅給她帶來了世界性聲譽，同時也使得中國的流行音樂在整體上得到了改觀，將中國的流行音樂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從某種意義上說，薩頂頂對于當前的中國流行音樂具有著“里程碑”的作用，誠如作曲家劉曉耕所說：“中國的樂壇上我們看到的是千人一面，都是一個模樣，一種聲音。這個其實會令人討厭。而她（薩頂頂）的聲音突然讓我發現，怎么還有這樣唱歌，怎么還有這種語言。我雖然聽不懂她唱什么，但是她表達的音樂的信息，讓我的神經觸動。”（CCTV-10人物專訪）薩頂頂以其極富顛覆性和開創性的音樂特質，給我們展現出流行音樂的另外一種可能性。

一、超功利的創作理念

中國傳統音樂美學的一個重要特點表現為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如《荀子·樂論》中就明確指出音樂的特殊社會作用：“樂合同”，音樂可以使人與人之間保持一種和諧的關系。同時它也有著“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移風易俗”的功用。這種觀念直接給后世的音樂創作帶來深刻影響，一直到近現代。在19世紀末，中國處于戰爭和社會大變革時期，強調音樂的社會功能，努力讓音樂發揮啟蒙作用、為時代服務，幾乎是當時音樂創作的風尚。建國后，國內特殊的政治環境又使得音樂成為“階級斗爭與生產斗爭的武器”。時期，音樂僅僅是一種“政治聲音”。

改革開放后，逐漸寬松的社會環境以及經濟的繁榮，使得傳統“嚴肅音樂”開始面臨著依托文化工業而飛速發展起來的“流行音樂”的極大沖擊。正如梁銘越先生所說，“由于人們已厭倦過去多年的說教音樂，取而代之的是通俗音樂的興起”[1]。20世紀80年代，一個全新的重感性價值、日常生活審美化、世俗化的社會環境逐漸形成，流行音樂也越來越成為迎合大眾文化心理需求的一個重要方面。“人們需要具有娛樂文化性質的音樂來使自己獲得愉快。這種現象也一直保留至今，所以流行音樂的作者大多是為迎合大眾的文化心理而進行創作，內容多以日常生活、愛情的題材為主……”[2]

傳統音樂過于強調音樂的功利性，顯然不符合音樂自身的發展規律。而當前流行音樂又過于強調其商業性與娛樂性色彩，這使得中國的音樂陷入一種發展困境。

薩頂頂音樂創作的突圍成功，無疑給當今的中國流行音樂發展提供了極富價值的借鑒和參考。首先體現在創作理念上。薩頂頂的創作理念不僅是對于傳統功利主義創作美學的反叛，同時也是對于30余年來中國流行音樂的超越。薩頂頂不止一次地在訪談中說到：“當去做藝術的時候，我們千萬不要有目的性地去做。”（《MOGO音樂專訪》傳奇女伶薩頂頂專訪）在她看來，最健康的創造藝術的方式，是使自己沉浸在藝術的世界里。薩頂頂認為，音樂應該不為任何目的服務，它只是一種不涉利害的自由的愉快，創作音樂就應該避免那種帶著目的的不健康的方式。“我覺得藝術一旦帶有了目的性，可能就會變得不是你最終想要的那個東西，也不會是你希望它達到的那個高度。”薩頂頂如是說。

音樂創作的“無目的性”，恰恰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某種“合目的性”。拋開功利主義的創作理念，薩頂頂十分強調音樂與人的精神世界的溝通。她曾多次說明，《萬物生》是要給人帶來寧靜感，《天地合》則試圖傳達出一種喜悅感。薩頂頂認為，音樂與人的精神世界是冥冥之中沒有任何目的地結合在一起的。薩頂頂將音樂創作中的“感覺”擺在十分顯明的位置，她說：“藝術是某種感覺。”（雅燃獨家專訪薩頂頂）在創作一首歌時，她首先從感覺上進行定義，待感覺找到后，再把具體的內容填加進去。換句話說，“感覺”是首要的，而內容其次。從這個意義上看，音樂的內容首先就在于那種不依附于“具體歌詞”的“感覺”。而這種“感覺”，也即體現為一種“合目的性”。實際上，我們可以將這種“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看作是康德“審美不涉利害”觀念在21世紀中國音樂創作的回響。

著名奧地利音樂學家愛德華·漢斯里克（Eduard Hanslick）在《論音樂的美》中指出：“音樂美是一種獨特的只為音樂所特有的美。這是一種不依附、不需要外來內容的美，它存在于樂音以及樂音的藝術組合中。優美悅耳的音響之間的巧妙關系，它們之間的協調和對抗、追逐和遇合、飛躍和消逝，——這些東西以自由的形式呈現在我們直觀的心靈面前，并且使我們感到美的愉快。”[3]49薩頂頂的創作理念在某種程度上與漢斯里克的表述十分接近。她在拒斥功利主義音樂觀念的同時，十分注重捕捉樂音的感覺，并試圖將這種感覺延伸開來，使人聽了之后能從現實環境中抽離出去，或者內心產生一種微妙的變化。“音樂作品是有思想情感的人的精神所創造的，因此作品本身也有充滿精神和情感的高度能力。”[3]53薩頂頂的音樂所給我們帶來的美的愉快，也許在一定程度上正如漢斯里克所說的，是“與精神內涵有著最密切的關系”[3]52。

二、深刻的精神內涵

薩頂頂的兩張唱片在精神內涵上有著一以貫之的承繼性。她以孫子《天倫》中的一段文作為其依據，“天地合乃萬物生”，并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她說：“我覺得這一句話帶給我們很多很多的思考，所以就用了《萬物生》為名。”她說，萬物生是宇宙間萬物的開始，是不可阻擋、生生不息的一種生命力。第二張“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愿意和身邊的事物相合，也能時刻提醒自己做人不要太驕傲，這是心態與理念的改變。”《萬物生》中，薩頂頂選取作為背景，運用一些人和自然、和宗教的關系來表達對于信仰的思考。而在制作《天地合》時，薩頂頂已在全球巡演了22個國家和地區，在接觸過多樣的文化之后，她突然覺得：“與其讓人去思考，還不如讓人喜悅起來。”在她看來，喜悅很重要，它可以使人忘記很多的煩惱，可以解決一切矛盾和糾紛。這張唱片中，薩頂頂選擇了西南少數民族的一些元素和內容，唱的是人和自然之間微妙的、美好的、喜悅的感情。

薩頂頂的音樂充滿了想象。沉浸于她的富于靈動的歌聲當中，我們似乎可以從所處的環境中抽離出去，眼前浮現起一系列美好而安寧的意象：萬物初開的蒙昧早晨、圣潔的唐拉雅秀、月光下的村莊、傣家的米酒、藍色的駿馬、裊裊的炊煙等等。她用音符構筑了一個自由、仁愛、和諧的世界。我們只要閉上眼睛就仿佛能看見青山綠水、世外桃源。在那里，人們快樂簡單，唱歌跳舞，敲著銅鑼，辛勤勞作。我們感受著這無限永恒的世界，與它相溶。

音樂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這種“意味”在薩頂頂這里實際上就可以歸結為人與自然、與萬物之間的和諧。而這恰恰也正契合了中華文化傳統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主要基調，張世英先生認為它“給中國人帶來了人與物、人與自然交融和諧的高遠境界”[4]。這一思想集中體現在儒道兩家的哲學當中。道家偏重“自然”，強調人要順應自然，以天合天，不做違背自然本性之事。儒家偏重“人文”，強調“性天相通”、“天人合德”。它們都反映了人對于“天”，即大自然的一種依賴感與親和感。中國哲學從人與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關聯的角度來考察二者之關系，認為人應當以自然界為精神家園，熱愛大自然，與萬物和諧共處。在現代工業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已經惡化到自然要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地步，這是目前人類亟需解決的問題。中國的“天人合一”哲學，對于由“人類中心主義”思想所引發的生態危機，有著重要的補偏救弊作用。也許就如季羨林先生所言：“在今天，只有東方的‘天人合一’思想方能拯救人類。”[5]

然而，薩頂頂的音樂并不僅僅是對于傳統“天人合一”文化精神的簡單重復，它同時也標示出一種新的時代色彩。從薩氏的歌聲中，我們甚至能感受到一種新型的生態美學觀念，人類應該以一種普遍共生的審美態度對待自然，同自然形成中和協調、共同促進的關系。薩頂頂對于自然的尊重和贊美，恰恰也體現出一種“主體間性”的美學思想。

薩頂頂通過音樂來構筑人與自然之間的美好和喜悅情感。她認為語言（包括梵文）是人與自然的溝通和交流方式；音樂和靈感都是很自然的東西；而且她試圖尋找最切合自然本性的抒唱方式（包括自語）；她對原始性的文化十分感興趣，深深地被少數民族的和自然一起生活的狀態所感染；她甚至明確表示自己向往原始社會的愛情，率性而天然。

薩頂頂在專輯《天地合》的扉頁這樣寫到：“暫且放下我們作為人類驕傲強勢的一面，慢慢地隨著呼吸去尋找天地初始時人與自然的那份和諧統一。”在她的歌聲中，我們似乎可以感受到莊子“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可以感受到她對于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拋棄。

三、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

薩頂頂的音樂表現形式可以說是極為獨特的。她是“中國第一個用梵文演唱歌曲的人”，她會用梵語、漢語、藏語和“自語”四種方式進行演唱，而其獨創的“自語”又是她最重要和最引人注目的表現形式。薩頂頂善于從自然界的各種聲響中尋求一種音樂旋律的可能性，并主張從各種不同的語言中尋求無限可能的聲音張力，以此表達自己。對此，作曲家何訓田做過如是評價：“這個歌手最可貴的地方，在于她能夠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而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人是用別人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甚至用別人的方式表達別人的思想。”

關于從自然界中尋求音樂旋律。在薩頂頂看來，聲音是沒有極限的，而我們學習連聲的各種方法，“都是為了讓你找到你聲音的多種可能性”（快樂大本營09年5月23日專訪薩頂頂）。這樣的話，其實就完全可以把自己回歸自然，去模仿自然界的聲音，這個時候，你“可以是樂器，可以是動物、一汪泉水、一朵小花，可以是各種東西……”（雅燃獨家專訪薩頂頂）。薩頂頂的音樂和靈感來源于自然，她甚至認為，走在路上聽到的汽車聲音，包括生活中任何的聲音，都可能變成音樂的靈感，它們都是一種自然的積累。如此一來，聲音的塑造性將打開到一個極為寬廣的層面，自然界的所有聲音都可以成為音樂里的可能性，并運用到音樂里。如《錫林河邊的老人》中就有模仿羊叫的音響效果，這種聲音是經過歌者精心創作出來的，被有意識地編配在音樂作品的整體中，體現出一種創造性因素。

關于運用不同的語言進行表達。任何一種語言都有著自身的發音系統和結構，就如薩頂頂所言，每一種語言的內部節奏及音序都不同。當要借助語言進行演唱時，就必然要尊重語言內部的機制。如果要盡可能地擴容音樂中的聲響效果，采用多種語言進行演唱無疑將是一種有益的嘗試。作為一個可以用梵語和藏語演唱歌曲的歌者，薩頂頂坦言，用梵語和藏語演唱，并不意味著自己就精通它們，“……最重要的是我發現了很多文字中都蘊含著旋律，我敢于把這些旋律用原本的語言表達出來”，“選擇不同的語言演繹主要是因為當中有不同的情感”。正是觸摸到了不同語言內部的旋律，同時又“希望還給音樂它最本質的功能”，薩頂頂于是選擇了一種別人聽不懂的語言來演唱，如梵語的《萬物生》，藏語的《媽媽天那》。事實證明，這種實驗性的操作具有著它的可行性。聽者雖然聽不懂薩頂頂所唱的歌詞內容，但是她的音律一樣能打動人。薩頂頂的這一探索正是要告訴聽者，音樂是沒有語言界限的，我們在不懂得語言的前提下，照樣可以實現精神上的溝通。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薩頂頂所運用的多種語言都屬東方語系。她認為，“東方很多文字中，傳達出一種神秘、遙遠的東西，一些不同于現實層面、物質層面的東西”。而這也正是薩頂頂音樂中所追求的精神層面的東西。對此，法國音樂家艾瑞克評價說：“我雖然不是很理解（她的歌詞），但是中國那種感覺和歌曲的聲音，對我來說像魔法一樣，仿佛她的聲音來自另外一個星球！”

關于自語。薩頂頂將其視作為是一種“藝術觀點”。她說：“自語演唱是我自己創造出來的一種新的演唱形式，是我獨有的音樂，我在自己獨有的音樂中創造著自己，主宰著自己，表達著自己，我的音樂里面只有我自己的影子。”確實，自語是薩頂頂最重要和最引人注目的表現形式，她在訪談中都特別會談到這一點。在她看來，自語無需用任何現成的語言作為歌詞，而是隨著自己的心意，咿咿呀呀地吟唱。這種獨特的“自語”式演唱，以無意義的隨興哼唱表達自己情緒，來期待心與心的純粹交流和感動。薩頂頂說，自語并不是胡言亂語，“這是我的一個想法，就是人們往往說話，語言到了一個層面之后，感情濃烈到一個程度，語言就有限了”（CCTV-10人物專訪）。自語是超越任何語言的音樂情感的自然流淌，這也被薩頂頂認作是最初的、最樸質的情感表達方法。她認為，每一個人在沒有學會復雜語言的孩童時期，都會經歷一個最原生態的階段。那個時候的情感是不受任何理性的、復雜的語言體系的束縛，因而也更加純真和直接。這種獨特的表現方式突破了歌詞所陷入的局限，它完全是一種即興發揮的偶然性音樂，“它本身的產生，就是很即興、很意外的”。聽者根本無法聽懂薩頂頂自語中所演唱的內容，然而，為什么一定要拘泥于歌詞呢？相反，沒有歌詞，人的想象力完全得到釋放，這也使得薩氏音樂充滿了無窮的意義張力。在談到《錫林河邊的老人》時，她說，當唱道“我的外婆，白云捎去我的歌聲”時，竟感到歌詞是如此蒼白，“太有束縛感了，它束縛了我的想象和回憶”。于是，薩頂頂決定放棄歌詞，用自語抒發感情。與之類似的如《希然寧泊》、《拉古拉古》、《云云南南》等歌曲，都是運用了一些非語義性的音符進行演唱。薩頂頂通過這些努力告訴我們：“語言和交流溝通，其實根本不需要符號，更多的需要心與心的對應。”人們完全可以忽略掉歌詞，讓自己的內心融入音樂。這種富于探索性的演唱方式，更是被環球唱片亞太地區總裁Max Hole稱為“與神交流的語言”。

薩頂頂是一位真正自由的歌者，她把自己對于音樂的體會通過一種最為獨特的表現方式演繹了出來，她的音樂超越了概念的框定和語言的界限，她用自己獨特的表現形式帶給了聽者以精神上的享受。薩頂頂說：“……藝術是需要不斷創新的，而真正的藝術家就是要在藝術上開創一個新的時代，引領出一種新的藝術形式，并且把這種藝術形式充分地展現出來，讓大眾都從這種藝術形式中得到享受。”她做到了。

四、多元化的音樂元素

薩頂頂的音樂中交織著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民族唱法與電子聲完美融合的多種音樂元素。對此《觀察家報》做出評價說，薩頂頂的“音樂令人驚艷，她融合了細致優雅的東方民族旋律與西方的節奏和電子音樂”。就傳統意義而言，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民族與世界之間是一種對立性存在，而薩頂頂致力于消除這種對立，實現融合，并借此展示出音樂元素的多元化并存。

首先看傳統東方元素。薩頂頂的音樂深深地扎根于中國的文化土壤，她曾表示希望把融合各個民族音樂的大中華文化背景介紹給聽眾，要將中國古老文化的精髓通過音樂的方式帶到全世界。“我歌曲的靈魂代表著中華民族的文化”，正是在這樣一種清醒自覺的民族性自主意識的支配下，薩頂頂“蟄伏四年，游歷各國采風”，以此來為自己的音樂創作汲取充足的養分。在她看來，亞洲的音樂在西方音樂面前很不自信，在這種情況下，薩頂頂毅然決定開發出自己獨特的音樂。她揮起民族古老文化的大旗，給世界音樂帶去東方神秘的色彩。“我要打入他們（歐美）市場，秘訣還是得用自己本土的音樂。”“我一直堅信，只有從自己民族和傳統文化中發掘出來的音樂，才能真正的影響世界。”帶著這種自主意識，薩頂頂積極地從民族文化的原始宗教、民間音樂、鄉土音階中吸取養分，巧妙地將藏族、蒙古族、云南各少數民族的音樂風格融匯一起，將質樸的歌謠、獨特的民族樂器以及原生態的人生呈現了出來。在演唱風格和舞臺妝扮上，薩頂頂也給我們呈現出瑰麗的民族特色和異域風情，帶給聽者一種強烈的視覺震撼。她將民俗風情元素推廣至廣闊的世界舞臺，充分展示了東方的神韻之美。

再看現代西方元素。研究電子音樂元素一直以來都是薩頂頂的興趣之一。薩頂頂首次出現在公眾面前是在2000年的CCTV歌手大獎賽，隨后她發行的專輯《自己美》，使她成為“中國第一電子女聲”。事實上，薩頂頂的音樂融匯了很多的現代西方元素，她把東方的音樂融進西方的電子音樂，充分展現出民族的東西和產業化的制作結合所潛藏的無限生命力。在西方電子音樂元素的烘托之下，其音樂骨髓里的東方特質得到進一步強化，顯得更加出彩和現代。就像音樂制作人Tom Nichols所說：“……當把她的嗓音和這樣的現代音樂形式，充滿了鼓點，貝司、吉他和其他制作技術結合起來的時候，實在是非常酷，聽起來非常非常酷。”

不僅如此，薩頂頂的個人樂隊也同樣充滿了多元的特質，不僅有歐美的電音器材，還有中國傳統的樂器。古箏、琵琶、馬頭琴、葫蘆絲、竹笛、蘆笙、鍵盤、電吉他、貝司、架子鼓等在薩頂頂的音樂中得到了完美融合，形成一股異常強大的聽覺震撼，彰顯出薩頂頂不同尋常的多元化音樂風格。對此，薩頂頂說：“我不拘束于任何一個音樂元素，不捆綁任何的單一文化，也許我的音樂蘊涵著太多的文化信息，并且這些信息之中沒有唯一性和重復性，但我用這些已有的文化信息重新組建了自己的音樂體系，使得這些文化信息得到了重生的機會，讓古老和現代糅合在一起，讓各個民族元素融合在一起，讓世界和中國聯系在一起，這就是我的音樂，這就是我獨特的處理音樂方式……”

五、結語

薩頂頂的音樂以一種超功利的創作理念、深刻的精神內涵、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和多元化的音樂元素，給當代中國的流行音樂帶來了沖擊。這也使得“薩頂頂音樂”成為中國流行音樂史上最富于反叛性和開創性的具有開先河意義的新的音樂形式。其音樂所發生的影響，薩頂頂自己曾做過恰切的估價：“我覺得是新東西對人心態的鍛煉，由于我的給予，觀眾的接受度會發生變化，不再以固有心態判斷和欣賞新東西；而很快也會有別人做不一樣的東西，然后形成一股風潮，最終，中國流行音樂的整體得到改觀。”“如果沒有我，中國流行音樂應該挺不多樣性的。”薩頂頂音樂創作的探索和實踐，不僅給當代中國流行音樂的發展提供了參考，甚至給整個亞洲音樂的發展帶來啟迪。

需要指出的是，薩頂頂富于先鋒性意義的音樂極大地擴容了人們的音樂聽閾范圍，一旦這種特質性的東西演變成為一種普遍性，如她所言“形成一股風潮”了的話，那么人們是否還會帶著如此欣喜和驚奇的心情去期待和追捧？薩頂頂曾表示說，自己的第三張唱片“絕對不會再有地域元素了，我會再想出新的內容”。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她的進一步創新。另外，關于“自語”，薩頂頂表示這是一種很即興、很意外的偶然性音樂，而當這種偶然性音樂反復被巡回演唱時，它是否已經僅僅成為了一種表演，而失卻了其本真的意義？然而不管怎么說，薩頂頂的音樂使得中國的流行音樂變得更為豐富和多元化，在整體上得到改觀，將中國的流行音樂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參考文獻：

[1]梁銘越.社會意識形態與中國音樂風格的相關性[G]//中國音樂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

[2]莊元.論流行音樂的三大基礎[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04（3）.

[3]愛德華·漢斯里克.論音樂的美[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2.

[4]張世英.天人之際——中西哲學的困惑與選擇[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篇7

用音樂輔助中學語文教學，效果是很好的，但在實際運用中，應注意以下一些問題：

一、運用音樂輔助中學語文教學，不能違背語文教學內在的規律性

運用音樂輔助中學語文教學，應注意選擇，不能想當然，不要認為只要是音樂，就能運用于語文教學之中。隨便拿一首樂曲或一首歌去應付，會導致教學的失敗。事實上，音樂運用于語文教學中的操作性是很強的，有其內在的本質規律。語文教學不能忽視常規的教學，不能忽略基本知識的掌握和篇章句段的理解，不能忽略師生之間的交流。一些字、詞、句等語文基礎知識往往不是聽音樂所能掌握的。運用音樂要講究針對性，要記住它只是一種輔助的教學方法。

二、注意音樂在語文教學中的地位

音樂雖然可以融進語文教學，但它并不是主角，語文課畢竟不是音樂課，音樂不能超越語文的常規教學，它是作為教學方法之一而存在。語言文字仍然是主角，音樂只能充當伴舞、配角，因而不能喧賓奪主。因此，我們始終要明確這樣一個概念:語文課堂中的音樂，只是教學的輔助手段，是提高教學效率的一個載體，帶到語文課堂中來的音樂，其目的也只能是為教師授課時的“一支粉筆一本書，一塊黑板一張嘴”增添道具和色彩，而不是語文學習的主要內容。否則把語文課上成樂曲欣賞課，本末倒置，效果就會適得其反了。

三、在使用音樂時要注意“留白”

留白原是國畫創作中的一種構圖方法，它的意思是計白當黑，可創造出虛實相映、形神兼備、無畫處皆成妙境的藝術境界。語文課堂在文章處理上，也要把握住突破口、關鍵點，找到文中四兩撥千斤的地方。教師是導演，決不能身兼主演，切莫忽視學生的主體地位，不要剝奪了學生思考的時間和空間。文學講究“意境在詩外”，音樂里有時“無聲勝有聲”，而這種感覺，只有讓學生身臨其境，沉浸其中才能體味。比如教授蘇軾的《赤壁賦》時，配放民族管弦樂曲《春江花月夜》。在音樂的欣賞過程中，教師不要用自己的“標準答案”來解說，不要“配樂朗誦”，要把音樂還給學65生。欣賞完畢，教師也莫急于講解，此時無聲勝有聲，繞梁的余音正是把學生帶入最高境界的最好媒介，也就是老子所說的“大音希聲”。

四、注意音樂播放的時機和時長

并不是所有的課文教學都用音樂，都需要音樂，我們必須在認真備課的基礎上精心選擇音樂，細致地進行操作。除欣賞式的播放外，一般的樂曲播放應在備課中根據需要進行節選，否則一曲下來六、七分鐘，學生的思維反而會遠離教學內容。還要注意調控音樂播放的時間和音量，過多的音樂會分散學生的注意力，而過高的音量也會影響師生的交流。

五、注意音樂的選擇

在語文課堂中使用音樂作為輔助教學手段，要與音樂課區分開來，所以選曲尤為重要。

（一）樂曲的節奏要與教學內容相符用音樂營造良好的課堂氣氛可以使學生準確地捕捉信息，更全面地理解文章的主旨。如果作品的內容歡快、愉悅，就應該選取節奏明快、歡樂的樂曲；如果是表現悲傷情感的散文、詩歌，則應選取舒緩、了一幅幅迷人的春景圖。學習課文時，我們不妨把這些優美的文字、景色訴之于聽覺——共同欣賞歌曲《春天在哪里》，用活潑、歡快的曲調激發學生興趣，帶領學生進入情境，暢想美好的春之景，深刻體味其中的生命躍動。如果學習郁達夫的《故都的秋》則不宜選用歡快之曲了。《故都的秋》表現的是蒼涼、蕭瑟的秋景，反映出來的是作者那顆孤獨、凄涼的心，冥冥之中有一股鮮活的力量，因此，選擇配樂曲目應側重于用低沉而略帶亢奮的樂曲。講授戴望舒的《雨巷》就不能用輕快活潑的輕音樂；而講授白居易的《琵琶行》時，最好是選用琵琶曲。只有古樸的語言配上古樸的音樂，才能使學生在音樂感受中領悟作者和琵琶女相似命運的感嘆。一般地說，配樂以純音樂為主。從體裁上來說，寫景的散文、詩歌配以輕音樂，像鋼琴曲《水邊的阿狄麗娜》等。音樂素材不僅要根據體裁來確定，還要根據文本的情感點來選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人的心臟搏動是每分鐘60——80次，它按照這種節奏向大腦輸送血液，節律平穩安靜。在比較安靜的環境中，人能明顯地感覺到自己的身體、自己的生命均按此節奏在微微地前后搖動著。這種節律，是人體賴以生存的基本節奏，人腦就是在這種節律下有規則地調整著全身的活動，并積極地思維著。因此，用以開發智力的音樂節奏，應該是二拍子，或者是四拍子的，它的速度也應該是每分鐘60——8066拍。

（二）歌詞的內容要與文章思想相符學習充滿親情的文章，比如贊美、頌揚母愛的，我們可以選《白發親娘》《我的母親》《媽媽的恩情》等；學習朱自清的《背影》可選用《父親和我》《父愛》等。講解體現教師崇高精神的文章，我們可以配以“靜靜的深夜，群星在閃爍，老師的窗前徹夜明亮。”這些歌曲的內容與我們要講授的文章內容具有很好的關聯性，可以幫助學生更充分地理解文章思想。

（三）語文課上選用的音樂貴在和諧、流暢在剪輯上應當過渡自然、不留痕跡，音樂的節奏應當與教師組織教學的節奏同步，應注意尋找合適的銜接點和恰當使用音樂銜接的技巧。如：音樂接點要輕起輕落，接點前后的音量基本相同，把接點安排在教師講解與效果音響之中，或在樂曲轉換間作暫時的停頓等。音樂應與教學內容和諧，既要注意不同節奏的教學內容與不同旋律樂曲的和諧性，又要處理好不同調式和不同風格的音樂素材的和諧性，緊張的氣氛應選配節奏稍快和節奏感強的樂曲，愉悅的氣氛則選配節奏歡快明朗的樂曲。在調式上、風格上差別太大的音樂素材（如：古典音樂與現代音樂、西洋音樂與民族音樂等），即使它們的旋律和節奏都匹配，應用在同一節課上，也會給人以首尾脫節、前后相悖、若現，把音樂引入中學語文教學是用以抵消學生對單純講解可能產生的枯燥無味的厭倦感，使學生以飽滿、愉悅的情緒，全身心地把注意力投入到獲取語文課的主要教學信息之中。如果喧賓奪主，沖淡教師的講解和學生的發言，就會把學生的思緒帶出課堂，遷移到欣賞音樂的境地。選配的音樂內容在風格上要健康、樸素。禁止將庸俗、低級的音樂引入語文課，音樂出示要把握好火候，做到“該出手時才出手”。

六、注意防止學生“走神”

在實際音樂欣賞過程中，許多學生往往會在聆聽音樂的開始時，能在一定的時段內使自己的心靈與音樂保持一定程度的同步，并隨著音流的起伏產生種種情緒反映。但一段時間過后，不少人會開始胡思亂想，并通過這種音響產生種種聯想，或對自己某些曾一度經歷過的場景、場感和某些體驗過的情緒、情感，不由自主地陷入沉思和漫無邊際的回憶。這實質是一種走神。當然，這種聆聽狀態不一定是壞事，或許他們還會在這樣一種過程中得到某種精神滿足而感到心曠神怡，還或許從中領悟到某種詩情畫意，或因67此對自己以前經歷過或閱讀過的詩篇或文學意境有一種意想不到的感悟。但我們也得承認，這相對于聽樂之始所懷的目標，已經偏離了航向。因此，基于這種情況，教師應該把握住播放音樂的時間，做到恰到好處。

第二節注意提高語文教師的綜合素養

一、教師應該具備先進的教育理念

用音樂輔助中學語文教學，無疑對現任語文教師提出了更高的素質要求。教師應該有開放的先進的教學理念，有對學生心理的準確把握，有對當代文化包括通俗文化的正確態度，這樣才會在語文教學中自覺探索并使用這一新的方法。我們很難設想，一個對當代文化現象毫無認知，對通俗文化抱有成見的老師能夠在課堂上利用流行歌曲的歌詞與學生進行交流；一個從來不喜愛音樂也不會欣賞音樂的老師會給學生營造出美的課堂氛圍來。

二、教師應具備一定的音樂欣賞水平

運用音樂輔助語文教學，教師必須具備一定的音樂欣賞水平，這是最起碼的實踐基礎。如果教師本人對音樂一竅不通，未能領會樂曲的含意，也不向行家請教，就用這種方法進行教學，當然會貽笑大方，效果也適得其反。試想一個五音不全、對音樂一竅不通的語文教師，在教學中如何能選好音樂，又如何能指導學生在語言文學和音樂的殿堂里遨游？要具備一定的音樂欣賞水平，需要教師平時對音樂作品的大量接觸、品味、欣賞，同時也應兼及其它藝術種類的學習。只有在一定積累實踐的基礎上，才能夠逐步提高自身對音樂的感悟能力、欣賞能力，才能準確判斷音樂作品水平的高下與風格基調的異同，從而準確恰當地選擇適合語文教學的作品。一般來說，不好的音樂有如下特點：（一）具有病態性質的美，它的美很不大方，而是矯揉造作，帶有使人不愉快的刺激性；（二）雖有音樂靈感性，但不具有開拓思維的想象力，音樂無高尚的意境，樂思淺薄；（三）使大腦得不到安寧；（四）音樂樂思纏綿，振奮不了精神，聽后感到疲倦；（五）和聲無規則，刺耳，毫無美感；（六）節奏較亂，規律性的重拍幾乎不存在，聽起來在心理上得不到平衡，干擾了生命同步律；68（七）樂隊滑奏太多，油腔滑調；（八）歌詞低俗。那么，聽哪些音樂對學生的發展是有利的呢？一般來說，好的音樂大致有如下特點：（一）具有自然、和諧、優雅性質的美，使人產生愉快的感覺；（二）具有開拓思維的想象力，能將人引入高尚的意境，以帶給人靈感；（三）使大腦得到休息和平靜；（四）音樂樂思慷慨激昂，振奮精神，；（五）和聲優美，給人以美感；（六）節奏和諧，具有規律性，能使心理上得到平衡，氣息產生共鳴；（七）歌詞高雅、優美、有意境。諸如《兩把吉他》、《古堡之月》、《再見，羅馬》、《牧場上的家》、《環游世界》、《威尼斯之夏》、《葡萄牙的四月》、《貝爾西茲的自行車》、《倫敦德里小調》、《重歸蘇蓮托》、《西班牙之雨》、《陌生人在伊甸園》、《藍星》、《瑞典狂想曲》、《在巴黎天空下》、《我的意大利》、《春江花月夜》、《夢幻曲》、《天鵝》等等。

三、教師應具備一定的音樂知識

除了在中學語文教學中引入的音樂成分外，語文課文中也有大量的詩歌和一些戲曲的片段，這些內容或多或少都涉及一些音樂史和音樂常識。因此，要搞好這一類語文課的教學，每一個語文教師都應當掌握必要的音樂知識，并準確地把這些知識引入到語文教學。這些知識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古代樂律知識《明湖居聽書》中的“五音十二律”。五音，是指“宮（1多）、商（2來）、角（3米）、徵（5索）、羽（6拉）”，再加“變徵（4發）、變宮（7西）”，就是現代簡譜的七個音階名。十二律，是指“黃鐘、大呂、太簇（còu）、夾鐘、姑洗（xiǎn）、中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yì）、應鐘”。《戰國策》中荊軻刺秦王，易水訣別時，荊軻的好朋友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變徵之聲（F調），曲中多“4發”音，音調悲涼哀樂，感動得送行者人人垂淚。元雜劇《竇娥冤》中的戲曲音樂，為“六宮十一調”。六宮，是指“黃鐘宮、正宮、仙呂宮、中呂宮、南呂宮、道宮”，十一調，是指“大石調、小石調、高平調、般涉調、歇指調、商角調、雙調、宮調、角調、越調”。元雜劇的曲調規定，每折只能用同一個宮調的若干曲牌組成的套曲。課文中節選的“法場”（第三折），用的是正宮調，包括“端正好、滾繡球、倘秀才、叨叨令、快69活三、鮑老二、耍孩兒、二煞、一煞、煞尾”十支曲牌。元散曲可以合樂清唱，分為小令（一支曲子）和套曲（多支曲子），仍然有宮調名，雎景臣的套曲，“般涉調”（宮調名）、“哨遍”（曲牌名）、“高祖還鄉”（標題）。套曲只能清唱，不能搬演，但套曲是雜劇唱詞的基礎。

（二）古代音樂史知識從古到今，音樂與詩歌就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春秋時期編訂的《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分風（民歌）、雅（宮廷歌曲）和頌（頌歌）三部分。《伐檀》《碩鼠》是兩首古老的山西民歌，《關雎》是古老的河南民歌，《無衣》是古老的陜西民歌。戰國時代的愛國詩人屈原，就是根據湖南民間祭祀曲編寫了《楚辭·九歌》。漢代設立了音樂機構“樂府”，專門采集民歌，制訂樂譜。著名的漢樂府《孔雀東南飛》《陌上桑》《子夜歇》《折楊柳歌辭》《西洲曲》等，都選入了中學語文教材。可惜的是，《詩經》《樂府》，只有歌詞保留下來，樂譜大都失傳了，所以今人不知怎樣唱，雖有后人譜有《木蘭辭》《琵琶行》等歌曲，但已不是古樂府音樂了。唐代設立了音樂機構“教坊”，收集了很多詩詞歌曲和曲譜。

當時不少詩人的詩詞，都譜成歌曲，廣泛傳唱。如王維的“陽關三疊”（《送元二使安西》）、李白的《清平調》《關山月》、王昌齡的《出塞》、王之渙的《涼州詞》、白居易的《憶江南》、張志和的《漁歌子》、盧綸的《塞下曲》、李煜的《虞美人》等等。現在，敦煌曲譜已由葉棟破譯成現代曲譜，我們也可以聽聽一千多年前的唐代音樂了。詞是音樂與文學合的藝術形式，又名“曲子詞”“歌曲”“琴趣”“詩余”“長短句”等。柳永、蘇軾、辛棄疾、姜夔，他們都是詞人，也是音樂家。最有名的宋詞歌曲，如柳永的《雨霖鈴》、蘇軾的《念奴嬌》《水調歌頭》、辛棄疾的《西江月》《永遇樂》、姜夔的《揚州慢》等。元雜劇和明清傳奇，都是綜合性的戲劇藝術。關漢卿的《竇娥冤》、王實甫的《西廂記》、馬致遠的《漢宮秋》、高明的《琵琶記》、湯顯祖的《牡丹亭》、洪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都是聞名世界的戲劇作品。到了清末，產生了最有代表性的戲曲藝術——京劇，還有其它說唱藝術。《明湖居聽書》中的歌唱奇才王小玉，就是以演唱山東梨花大鼓而出名的。

（三）器樂知識中國古代的民族器樂，按演奏方式，分為“吹、拉、彈、打”四類；按制作樂器的材料，分為八類，就是所謂的“八音”：匏土革木，金石絲竹。匏為笙、竽之屬，成語“濫竽充數”的“竽”，就屬此類；土為塤，就是用瓦器制造的樂器，《廉頗藺相如列傳》中，藺相如請秦王擊盆缶，缶屬此類；革為皮，即牛皮蒙的鼓，《曹劌論戰》中，軍中70所擊之鼓，屬此類；木就是用木器制作的樂器，和尚敲的木魚屬此類；石為玉石之器，《石鐘山記》中提到的“罄”，就屬此類；金為鐘鏞，就是用金屬制造的樂器，“無射鐘”、鑼、鈸、戰國編鐘，都屬此類；絲為琴瑟，凡使用弦索的樂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中，曾皙所彈奏的琴，《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十五歲學彈的箜篌，《荊軻刺秦王》中，高漸離所擊的筑，《琵琶行》中，歌伎演奏的琵琶，都屬此類；竹為簫管，橫吹笛子豎吹簫。由于大腦是一個復雜的機構，各種音色對大腦起著不同的作用。所以例舉一些常見的樂器的音色在大腦中產生的心理現象：長笛：音色優美柔和，有濃郁的鄉村情調。它的慢奏能勾起回憶，快奏表現天真快樂。它可以幫助去掉“心理雜質”，安心定神，協助人們的思維更富有邏輯性和創造性，幫助人思路專一。黑管：音色光輝華麗，豐滿圓潤，音域寬廣，表現力強。高音活潑歡快，中音幽默可愛，低音甜美空虛。在大腦疲勞時，它可以使人思維敏捷，思路活躍，體內腎上腺素增加。薩克斯：音色圓潤甜蜜，情感真摯動人，有親切感。可以作為調劑情緒的一種需要。圓號：音色豐滿，甜美剛毅。有英雄豪邁的氣概。音域遼闊、遙遠、安靜、朦朧，反映出空幻、憂郁、沉思的情調。它可以幫助增強形象思維中的幻覺。提琴：小提琴音色變化很大，給人幸福、甜美、快慰、恬靜的感覺；中提琴則含蓄內在、穩重成熟；大提琴渾厚飽滿，對平靜大腦、推動思維活動很有幫助。二胡：可以激發人的愛國熱情，從而增添奮發向上的激情。還能增強大腦的記憶力。琵琶：可以幫助人頭腦清醒，減輕疲勞，增加。由于它是彈撥樂器，對大腦的聲能刺激也是敲擊性的，時時提醒你注意它的變化，所以只適宜單聽，鋼琴也是這個道理。

（四）語文知識中包含的音樂常識例如語文課本上有些成語與古代音樂有關：一鼓作氣、濫竽充數、有板有眼、四面楚歌、靡靡之音、黃鐘大呂、高山流水、異曲同工、弦外之音、膠柱鼓瑟、銅琵鐵板、對牛彈琴、余音繞梁等等。

結語

春夏秋冬，走過四季都是詩；天地之間，人生百味皆成文。語文學習，便是讓學生發現美、感受美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曲悠揚動聽的旋律，一段歡快明朗的節奏，一個刻畫得細致入微的人物形象，都會撥動學生內心的那根求知之弦，增強他們的參與意識，培養他們發現美、表現美、欣賞美、創造美的能力，進而全面提高了他們的綜合素質。學生從語言文字中領略自然之美，人文之美，人性之美，而音樂便是這其間的潺潺流水，緩緩流入學生的心靈，回環、旋轉、陶冶、蕩滌，它更是語文課堂的一劑活水，使整個課堂活力四射，魅力無窮。何況語文與音樂又有著天然的、廣泛的聯系，語文學科的綜合性決定了它與其它學科的相互包容，相互滲透。貝多芬認為音樂應從男人心中燒出火來，從女人眼中帶出淚來。此語道出了音樂與激情融為一體的關系。讓語文教學走近音樂，讓音樂走進語文教學，語文課堂將會是另一番天地，學生會因此有一個愉快的學習情境，語文學習也會在愉悅的情境中得以升華。讓學生在愉悅中學習，在享受中提高，這是語文教學的極致，也是我們的探索與追求。只要能有利于課堂教學質量的提高，只要能平添語文的無窮魅力，大大激發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使語文教學形式豐富多彩，我們又何樂而不為呢？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在以往的教學及論文寫作的過程中，我在我所任課的兩個班級中進行了如下實驗：前一個班采用音樂滲透法，后一個班則按傳統常規方式教學，經過一年的學習之后，我進行了一次測試，發現前一個班在學習成績、思維能力和情操素養等方面明顯優于后一個班，前一個班學生的情緒與紀律也明顯好于后一個班，前一個班學生普遍認為語文學習有興趣，并且有很多學生已由厭惡轉而開始喜歡學習語文了。實踐證明，利用音樂輔助中學語文教學，以樂傳情，使學生得到文學美學與音樂美學的雙重熏陶，可以收到調動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深化了學生對語文的理解、陶冶情操、營造學習氛圍等效果，尤其是它對培養學生多方面素質起到的積極作用，在實施素質教育的今天更具有顯著意義。在本論題的研究中筆者還存在一些困惑，其一，音樂的作用除了輔助課堂教學和綜合性學習，是否還有助于其他語文學習領域或學習方式；其二，就音樂與語文教學存在72的更深層關系能否開拓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比如一部樂曲的主題與主題變奏交錯出現之于語文課圍繞一個主題展開的多元對話；交響樂中各種不同音色樂器的配合演奏之于師生角色的協同共進；合唱中的領唱、對唱、伴唱和和聲之于語文課堂上的師生、生生互動等等。這些研究將有待于來日，有待于筆者的進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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