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保障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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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緒論】香港醫療保障制度的經驗與啟示緒論
【第一章】醫療保障基本概念與研究理論基礎
【第二章】粵港醫療保障制度的發展歷程與基本現狀
【第三章】粵港醫療保障制度的比較分析
【第四章】粵港醫療保障制度差異性的根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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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保險;補充醫療保險;醫療保障體系;保險機構
社會的進步、生產的發展必然離不開醫療保險,醫療保險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生產發展重要保證。醫療保險的存在免去了勞動者的后顧之憂,能夠使其安心工作生活,進而提高勞動生產效率,促進生產的發展;同時也保證了勞動者的身體、心理健康,使勞動力正常再生產得到保證。同樣,補充醫療保險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我國醫療保險結構不太完善,醫療保險發展困難重重,大力推進發展補充醫療保險,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補充醫療保險的概念及其種類
(一)補充醫療保險的概念
我國建立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只能滿足較低水平的基本醫療需求,且覆蓋面很窄,農村人口尚在覆蓋范圍之外。在建立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同時,同步發展補充醫療保險,補充醫療保險是相對于基本醫療保險而言的一個概念,基本醫療保險只能滿足參保人的基本醫療需求,超過基本醫療保險范圍之外的醫療需求可以其他形式的醫療保障予以補充。顯然,補充醫療保險是基本醫療保險的一種補充形式,它是我國建立多層次醫療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補充醫療保險的種類
補充醫療保險有以下幾種方式:(1)企業補充醫療保險。(2)大額醫療費救助。(3)個人賬戶過渡性補助。(4)公務員醫療補助。(5)商業醫療保險。
與基本醫療保險相比,補充醫療保險不經過國家立法強制實施,而是由用人單位和個人來自愿參加的。基本醫療保險與補充醫療保險并不重疊沖突,而是互為補充,不可相互替代,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給職工提供醫療保障服務,進而起到穩定社會、促進發展的作用。
二、補充醫療保險在我國社會保險體系中的發展狀況
第一,補充醫療保障體系框架架構實現基本構成,補充醫療保險在中心大城市發展較快,基本框架基本覆蓋二線城市,企業和個人投保積極性很高。但是,在農村的醫療保障水平偏低,加上我國的補充醫療保險發展比較落后,農村在補充醫療保險方面存在著主要問題,補充醫療保險保障的發展水平慢慢要適應社會發展的水平,實現社會主義特色補充醫療保險體系。
第二,補充醫療保險成效初步顯現。相比之下,新農合融資不到八百億,支出不到四百億,受益人大概是4億左右,新農合的參保人大概是8.5億左右,平均以后就會發現,新農合人均一年受益是100多塊錢,靠國家舉辦的醫療保險去治療大病、特種病是不現實的,況且也不符合保險中的關于報銷的相關規定,那么靠的是補充保險這條途徑,自補充醫療保險發展以來,無論是融資還是支出受益還是在大病、特種病醫療報銷上都取得了顯著成效。
第三,補充醫療保險社會化管理服務體系的逐步建立,伴隨著基本醫療保險改革的推進,各個省市地區也都相應建立了補充醫療保險經辦機構,充實了經辦人員管理隊伍,并且大部分地區建立了補充醫療保險信息系統,從而實現信息共享和聯網結算。補充醫療保險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國家和地方政府的有力支持。北京市基本醫療保險規定68號令“第四十一條 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企業和事業單位可以建立補充醫療保險。企業補充醫療保險費在本企業職工工資總額4%以內的部分,列入成本。”另外財稅〔2009〕27號,“自2008年1月1日起,企業根據國家有關政策規定,為在本企業任職或者受雇的全體員工支付的補充養老保險費、補充醫療保險費,分別在不超過職工工資總額5%標準內的部分,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準予扣除;超過的部分,不予扣除。”
三、補充醫療保險在我國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社會弱勢群體得不到更好的保障。由于經濟發展產生收入差異,我們國家在補充醫療保險的城鎮方面,尤其是中心城市,像上海、北京、深圳等發達的城市做得比較好,其他城市做得也不太好。在農村可以說補充保險基本是零,農村現在雖然有一些少量的商業醫療保險,但是可供選擇的也是非常少的。我們國家的保險密度是人均1.5個保單,農村幾乎是零,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計的。補充醫療保險畢竟是商業保險,農民要買商業保險的經濟能力、消費能力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國外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和目前我們國內一些大中城市解決的辦法就是建立補充醫療保險,補充醫療保險急需大力發展,農村“大病致貧”、“大病返貧”得不到有效解決。
第二,對于控制醫療費用來說對全球都是個棘手的問題,對各國保險公司而言都是一個挑戰。補充醫療保險與補充養老保險相比,醫療保險費用控制做起來比較難,利潤率比較低,商業保險機構的積極性不大,導致補充醫療保險的第二支柱難以發展起來。
第三,道德風險難以控制服務水平參差不齊保險操作規范不完善。
四、補充醫療保險發展過程中存在問題的對策
第一,通過建立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在滿足基本醫療保障基礎上提高補充醫療保障水平。開發適應不同需要的多種補充醫療產品,滿足不同個人和企業多層次醫療保障需求,利用先進的健康管理技術,提高參加保險人員的就醫服務水平,改善參保人員健康狀況。
第二,要完善支付結算方式,確保補充醫療保險基金的安全、有效運行。有關方面,給予商業保險機構在做醫療補充保險的時候一些優惠政策,鼓勵他們更多地去舉辦生產、設計,補充醫療保險產品,適應社會的需求這也是商業保險機構的一個新的增長點,既有利于商業保險的發展,又有利于社會的需求,有利于滿足農村的醫療補充保險的需求。
篇3
一、我國農村新型合作醫療保障制度面臨的困境
(一)政府在農村醫療保障中責任缺失。第一,政府主體責任不明確。從醫療保險的特殊性來看,農村醫療保障具有公共產品的特點,它是促進整個農村經濟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制度。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應當義不容辭地承擔起公共產品的供給責任。從某種意義上說,政府的參與和支持是建立農村醫療保障的根本前提,承擔農村醫療保障責任的主要是國家,其次是社會。如果農村醫療保障資金主要來源于個人平均繳納的費用,這就不是社會保障而是“自我保障”。然而,在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建設過程中,政府的主導責任是缺位的,這主要體現在政府醫療保障體系的結構失衡。以2000年為例,農民人均衛生總費用為188.6元,城市居民人均衛生總費用為710.2元,前者僅為后者的1/4。農村衛生事業費占全國衛生事業費的比重僅為32.72%。同時政府衛生預算支出在城鄉之間的分配極不合理。2000年居民個人衛生支出占醫療費用總數的比重已達到60%以上,而農民個人支付的醫療費用則達到90%。第二,政府財政投入不足。中央政府主張“舉辦合作醫療,要在政府的組織領導下,堅持民辦公助和自愿參加的原則。籌資以個人投入為主,集體扶持,政府適當支持。要通過宣傳教育,提高農民自我保健和互助共濟意識,動員農民積極參加。要因地制宜確定合作方式、籌資標準、報銷比例,逐步提高保障水平。”然而,當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障政策所存在的最主要問題就是缺乏資金投入,特別是中央政府的財政投入。由于財政有限,國家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主要集中于城市醫院的建設,對農村衛生院的投資很少,所以農村衛生院的設備簡陋,人員素質不高。
(二)農民對制度的不認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試點中取得的成績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很多問題也隨之出現。第一,農民主動參加合作醫療的意愿較低。合作醫療提供的保障范圍較窄、保障水平低,無法為大多數參加者提供較高的補償。由于亂收費、亂集資現象的存在使得農民對主管部門不信任。很多農民怕交了錢不能受益,也害怕出現“領導干部吃好藥,農民群眾吃草藥”的現象。另外,農民對合作醫療政策、對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不甚了解,也是原因之一。第二,農民的逆向選擇問題。由于國家規定必須堅持農民自愿原則,這就體現出其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身體健康狀況差,疾病風險大的農民,傾向于參加合作醫療;而身體健康、疾病風險小的農民,利用醫療服務的概率低,預期效用低,因而不愿意參加合作醫療。如果參與合作醫療的多為健康狀況差的人,那么醫療基金的使用必定加大,可能導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抗風險的能力更小,整個制度將難以正常運行。第三,合作醫療基金籌集困難。合作醫療基金的主要來源是農民自己籌資,但農民大多數位于貧困地區,收入水平相對較低,其經濟收入只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幾乎沒有多余的資金可以投入到合作醫療中。第四,許多基層干部本身對醫療保障制度在認識上有所偏差,還有一些干部甚至對合作醫療制度有畏難情緒,認為收費難、管理運作難、使群眾滿意更難,所以在推廣合作醫療的過程中缺乏主動性,這些問題致使大多數農民對農村醫療保障仍然抱著觀望的態度,影響了農民參加合作醫療的積極性。
(三)法律制度的缺失。我國至今還沒有一部單獨的法律法規出臺,專門規定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問題,只是正在一些農村地區進行試點,并出臺了一些相關意見。如,2003年1月衛生部等部門《關于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規定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概念及到2010年實現在全國建立基本覆蓋農村居民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目標;2003年12月衛生部、民政部等聯合的《關于進一步做好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的意見》,充分肯定了創建新型合作醫療對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試點工作的主要目標任務。但是上述意見只在宏觀層次具有指導意義,本身并沒有上升到法律層次,沒有規定具體的權利、義務及職責。可以說,我國目前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基本上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立法滯后勢必造成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實施過程中缺乏足夠的法律依據,僅僅依靠政策規定和行政手段推行,則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我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法律實施和法律監督機制相當薄弱。例如,籌資機制,盡管中央政府明確表示將對農村醫療給予資金扶持,但關于扶持比例是多少、資金如何到位等這一系列問題缺乏相應的責任規范和制裁辦法。在實際運作過程中主要是地方政府使用其行政手段加以實施。而由于缺乏強有力的監督機制來確保政府為農村醫療保障投入配套和充足的經濟資源,致使政府投入資金常常不能到位,這就使得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運行失去了最基本的保證。由于缺乏法律意義上的嚴格管理與監督機制,農村醫療保障資金運作效率不高,透明度低,出現了諸如挪用、截流醫療保障資金的行為,導致農民對以新型合作醫療為主要內容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缺乏熱情。
二、重構我國農村新型合作醫療保障制度
(一)差異化的農村醫療保障模式。我國農村醫療保障的模式主要有福利型、風險型、福利風險型合作醫療。福利型合作醫療,其特點是通過較少的資金籌集,解決日常普通疾病的門診醫療費用,即“保小不保大”;風險型合作醫療,其特點是集中有限的資金對因病遭受重大損失、面臨因病致貧危險的農民予以幫助,其抗風險能力強,能減輕高額醫療費用對農民家庭的負擔;福利風險型合作醫療,這是在福利型合作醫療的基礎上引進機制形成的一種合作醫療形式,它可以解決多數人的小傷小病,減輕了群眾的負擔,受到大多數農民的擁護。由于我國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差異很大,因此應根據不同的模式建立不同的農村醫療保障形式:其一,城鄉一體化醫療保障制度。對于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農村,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農民已經不只滿足于風險型的合作醫療,對醫療保障的福利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可以采取福利風險型合作醫療的模式。同時,可以將農村的醫療保障納入城市醫療保障體系,取消城鄉之間的界限,這樣可以拓寬醫療保障基金的來源,擴大醫療保障的覆蓋面,提高資金的運營效率。其二,農村社區衛生服務制度。在我國中部地區,適用風險型醫療保障制度,可以使用和推廣以鄉村衛生院為中心建立農村社區衛生服務制度,其主要資金來源包括村集體衛生保障基金、農民個人互助和國家投入的基金。其三,風險型合作醫療制度。西部欠發達地區或貧困地區,由于經濟發展程度不高,農民收入水平低,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大病、重病對他們的打擊。因此,采用風險合作醫療保障制度,建立大病醫療統籌,實行個人繳費、集體扶持和政府資助相結合的籌資機制。
(二)明確政府責任。首先,基于在低水平的經濟發展條件下要迅速推進工業化進程的考慮,國家為解決工業化所需的資金問題,不得已采取暫時犧牲農民利益的做法,待國家實現了工業化以后再來解決農民問題,這種二元結構的社會經濟政策所導致的城鄉差別巨大的客觀現實,短期內不可能使城鄉醫療保障制度完全統一起來,城鄉之間醫療保障范圍與水平的差距是長期存在的。但由于農民的收入水平低,因此作為公共產品的醫療保障不應該僅僅局限于城鎮居民,更要面向廣大農村。從某種意義上說,農民比城鎮職工更需要國家在醫療保障方面的支持與保護。這是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也是使整個社會都能獲得最大收益的公共投資。其次,建立面向全體國民尤其是農民的醫療保障體制,也有利于維持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障制度的正常運行。此外,隨著我國不斷向城市化發展的趨勢,農村人口持續不斷地向城鎮遷移,如果不解決農民的醫療保障問題,勢必對城鎮醫療保障制度造成巨大沖擊,影響城鎮醫療保障制度的平穩運行。所以,在解決農民醫療保障問題上,政府不僅應充分發揮政府財政對預防保健和公共衛生服務的支持作用,加大財政資金向農村傾斜的力度,更重要的是應引起政府對全社會的高度重視,將農民醫療保障制度逐步納入國家社會保障的總體規劃。
(三)基金籌集與管理機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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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隨著“讓人人享有基本醫療服務,建立覆蓋全國城鄉的醫療保障體系”目標的確立和“全民醫保”制度的推進,中國特色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框架已基本形成,在制度層面上實現了“全民醫保”。關于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及醫療救助制度的城鄉統籌發展研究逐漸升溫,制度設計的科學性和實施的有效性依然是政策研究的關注熱點。國內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全民醫保目標的建立及其實現途徑;醫療保障的城鄉統籌和一體化的理論研究現狀;各地城鄉醫療保障統籌發展的實踐研究;比較和借鑒國外全民醫療保障制度的經驗教訓方面。國外關于中國醫療保障體系城鄉統籌的研究較少,主要集中在對中國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的研究以及對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的國際經驗研究。最后對國內外研究現狀進行相關評述。
隨著“讓人人享有基本醫療服務,建立覆蓋全國城鄉的醫療保障體系”目標的確立和“全民醫保”制度的推進,由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及城鄉醫療救助制度構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框架已初步形成。我國醫療保障制度的建設步伐明顯加快,醫療保障制度體系已經在制度層面上實現了“全民醫保”,中國特色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框架已基本形成。關于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及醫療救助制度的城鄉統籌發展研究逐漸升溫,制度設計的科學性和實施的有效性依然是政策研究的關注熱點。國內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關于全民醫保目標的建立及其實現途徑方面
隨著“讓人人享有基本醫療服務,建立覆蓋全國城鄉的醫療保障體系”目標的確立,“全民醫保”已達成了共識,全民醫保是實現醫藥衛生事業社會公益性的鑰匙,是醫療體制改革的突破1:3(顧昕,2008);在未來的改革中,必須打破城鄉、所有制等界限,建立一個覆蓋全民的、一體化的醫療衛生體制(葛延風,貢森,2007);要建立重健康和重持續的綠色醫保制度(褚福靈,2008)。但是由于目前存在的醫療體制改革困境和二元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全民醫保的實現還有待于進一步地對醫療衛生體制進行改革與完善,全民醫保尚未成功(顧昕,2008)。但對于如何實現全民醫療保障體系,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和改革方案。通向全民醫療保險的可行之路是一條漸進之路,將會擴大現有三大公立醫療保險(即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的覆蓋面。此外,政府通過完善醫療救助制度資助城鄉貧困家庭參加公立醫療保險,從而構成一個制度全覆蓋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這一路徑已達成了廣泛共識并已在逐步推進。強化政府責任,構建與目標體制相適應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全面推進醫藥分開,建立并逐步完善籌資與組織管理體制(葛延風,貢森,2007;翟祖唐,2007;唐鈞,2007;胡大洋,2008;萬筱明,陳燕剛,2008;劉曉暉,2008;李明強,2008)等宏觀策略方向也逐步得到了認可,但在具體實現途徑上還存在的分歧與爭論。如強化政府籌資責任方面,有的專家強調“補需方”,即新增政府財政醫療衛生投入的主要流向是醫療保障體系,政府應該在其中扮演鼓勵者和資助者的角色,通過補貼吸引和鼓勵廣大農民參加醫保,同時資助弱勢群體(尤其是城鄉低保對象)參加醫療保險(顧昕,2008)。但也有的專家從國情出發,認為補供方,由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機構直接提供基本免費的服務是更為現實可行的選擇(葛延風,貢森,2007)。這些理論爭論和政策建議為后來者的研究。提供了參考與啟迪。
二、關于醫療保障的城鄉統籌和一體化的理論研究方面
隨著“全民醫保”目標的提出,國內學者對于社會保障城鄉統籌問題的研究和討論如火如荼,從多個角度探討醫療保障的城鄉銜接和統籌發展問題。
1.從二元經濟社會角度出發,探討城鄉醫療保障制度的并軌與銜接問題。在二元社會經濟結構下,中國醫療保障制度表現為二元醫療保障體系,二元保障制度使其自身在運行過程中存在醫療資源分配嚴重不均衡的問題,醫療社會保險服務呈低效率狀態,難以體現國民醫療保障權益的公平性(鮑震字,王智廣,2007)。打破二元結構勢在必行,從而提出了城鄉保障制度銜接的目標模式——“從二元到三維”(王國軍,2005)。
2.四大板塊問的相互整合銜接的研究。在全民醫保這個大目標一致的前提下,專家們各抒己見,提出了不同的統籌整合路徑:“一個制度、多種標準”為醫保改革的突破15(劉繼同,2006);在“托低就高”的途徑下實現城鄉醫療保障整合管理(周壽祺2007);采取“三支柱”促進城鄉醫保一體化的實現(孫祁祥,2007);依托“新農合”編織全民醫保網;醫療保障制度要分層次(唐鈞2008);實現全民醫保需要配套改革(吳成,2008);三大公立醫療保險實現信息共享,可以實現醫療保障的城鄉一體化(顧昕2008)。同時農民工的醫療保障問題亦日益受到重視。農民工是一特殊群體,他們多數流動于城市和農村之問,他們面臨著兩種選擇: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鑒于兩者的保障程度有限,近期不宜作出硬性規定,兩者的結合可以提高農民工醫療保障的程度(胡務,2006)。
3.城鄉醫保統籌發展過程中的道德風險問題的研究。醫療行業信息不對稱和技術壟斷,使得該領域供方的道德風險發生頻率高且規避難度大,導致了醫療費用的急劇攀升,進而損害了醫療保險制度的效率基礎(王保真,2007),并且是對誠信建設和信任系統的破壞(王建,2008)。應嚴控道德風險,重建信任機制。具體途徑:加快醫保覆蓋面,縮短其自費患者與參保患者之間的“雙軌制”與“價格差”;約束與限制不合理的醫藥行為,做到既能使患者看好病,又能促使與激勵供方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還能有效控制供方的不合理開支,形成醫保經辦機構與醫療機構之間風險共擔的合作博弈機制(王保真,2007)。對醫療服務供給方、醫療服務消費者、醫療保險經辦機構進行各種制度調整,在強化制度建設的基礎上,重建人們對制度的信任以及對專家的信任(王建,2008)。
三、各地城鄉醫療保障統籌發展的實踐研究方面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總結和探索各地的模式,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對制度創新大有裨益。各地關于城鄉醫療保障統籌發展的制度創新和付諸實踐的模式探索日趨增多,例如全民醫保標向性探索的“石獅實驗”:石獅市五個試點村以整村的形式與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簽訂合約,試行新型全民醫療保險(尹海濤,2005);上海浦東城鄉醫療保障體系一體化的發展策略——城鄉階梯式醫療保障體系的構建(田文華,梁鴻,陳琰,曲大維,許非,2005);河南舞鋼市全民醫保的“破冰之舉”:舞鋼市通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和城市居民合作醫療3種形式,初步形成了全覆蓋、無縫隙的全發醫療保障制度體系(仇雨臨,2006;楊力勇等,2006);廈門市欲在全國率先實現“全民醫保”(郡芳卿,2006);湖南省石門縣在在進行醫療救助與新農合制度有效銜接時所采取的措施被稱為降低或取消新農合起付線模式,也稱為“零門檻”方案。湖南省石門縣為了搞好醫療救助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起付線和封頂線的有效銜接,除對五保對象的醫療救助不分病種和農村低保對象常見病和慢性病的醫療救助實行“零起付線”外,還對農村合作醫療的補助實行了“零起付線”(李鋼,盛學慶,2006)。昆山市農村城鄉一體化醫保(金健宏,2006),全民醫保試點:安徽金寨縣的成功與其一系列財政改革措施,財政支出結構調整以及財政支出順序優化等密切相關(中國衛生產業,2007),珠海模式的試水:通過建立“大病統籌救助、中病醫療保險、小病治療免費”三道醫療保障防線,旨在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和“人人享有醫療保障”的目標(袁澤春,2008)。鎮江的成功經驗是把社區衛生服務與醫療保險相結合,實施一系列醫保社區創新配套政策,打造“l5分鐘社區基本醫療服務圈”,增強了居民的基本醫療服務可及性,其成功經驗值得借鑒(陳新中,2008)。浙江省和江蘇省在處理新農合與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制度相銜接的過程中,在解決兩個制度覆蓋人群的交叉問題上,地方政府的兩種主要解決方式;一是自主選擇,規定城鎮居民(包括參合農民)可自助選擇新農合或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但不能重復參加,浙江省采用了該種方式;二是按居住地劃定覆蓋人群,規定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主要覆蓋縣城以上城區內的城鎮人口,新農合覆蓋縣城以下的非農人口,江蘇省采用了該種方式。此外,在城鄉人民生活水平和城鄉一體化程度較高、已無戶籍劃分的地區,部分地方政府也作出了將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統一納入城鄉合作醫療的探索(,汪早立,張西凡,程念,2008)。重慶市在進行醫療救助與新農合制度有效銜接時所采取的措施被稱為綜合補償模式,也稱“三明治”模式,“重慶模式”的核心是一個“三明治”式的政策組合版塊,在農村醫療保障體系中體現得更為突出。這塊“三明治”的夾心層是制度的中堅即“新農合”,底部和頂部的兩層是制度的輔佐即“醫療救助”(趙小艷,2008)。這些實踐探索為本研究提供了實證支持和對照樣本,增強了本研究的可行性和價值。
四、比較和借鑒國外全民醫療保障制度的經驗教訓方面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比較和借鑒國外全民醫療保障制度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提出完善中國城鄉基本醫療保障體系的思考和建議。宏觀層面的經驗借鑒主要有:烏日圖(2003)分析研究了西方國家醫療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及改革措施;4Jr雨4~(2oo3)評述了針對醫療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醫療保險支出過度膨脹、醫療資源浪費嚴重和醫療服務質量低下等問題,世界各國采取了增加稅收和醫療保險費收入,增加病人自付醫療費用的比重,加強對醫療保險服務機構的監管,社會保險機構自己辦醫院等措施。這些對正在實施中的我國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孫浩(2006)、郭小沙(2007)、王雁菊(2007)分別介紹了澳大利亞、墨西哥、德國、英國的全民醫保制度,認為應建立適合中國基本國情、承認地區發展不平衡并逐步實現全民覆蓋的醫療保障體制;丁潤萍(2007)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城鄉醫療保障制度進行了比較分析。廖明(2008)評述了印度的全民醫療體系;李蓮花(2008)通過比較分析韓國和臺灣地區的全民醫保過程,總結他們的經驗和教訓,探討對我們全民醫保的啟示。李明強(2008)主要研究了泰國、新加坡和墨西哥等國家在醫療保障制度創新上的經驗。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國的現實情況,討論了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制度設計,以及實現醫療保障全民覆蓋的實施路徑。楊紅燕(2008)選擇了英國、德國、法國、日本、韓國、巴西和墨西哥等典型國家,采用國際比較的方法對實現全民醫保的經濟、社會、人口等條件進行了總結。認為強大的經濟基礎是實現全民醫保的前提,人口結構的變化是建立全民醫保的非決定性影響因素,政府關注與社會形勢是建立全民醫保的關鍵因素。并得出結論:中國目前還不具備實現全民醫療保險的條件;但中國可以利用職域保險、地域保險與商業保險相結合,公共衛生、預防保健與醫療救助相結合等多樣化的制度安排,在“全民醫療保障”的層次上實現“全民醫保”。
通過對這些文獻的整理,可以得出的經驗是,醫療保障要關注窮人和弱勢群體,城鄉一體化及普遍覆蓋,特別是印度農村的三級醫療保健網、泰國的全民健康保險計劃對于中國更具有啟示意義。
國外關于中國醫療保障體系城鄉統籌的研究較少,主要集中在對中國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的研究以及對農村合作醫制度建設的國際經驗研究上。
(一)對中國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的研究
首先是對新農合制度建設的必要性與改革目標研究方面,一個國家的衛生政策雖然不可能完全消除居民問的健康不公平現象,但國家有義務與責任減少這種不公平現象的擴大趨勢(Hossain,S.I,1997;Bogg,L,2002)。改革目標含糊不清和充滿歧義是中國衛生改革面臨的最大問題(WilliamHsiao,2000)。第二:在農民參合意愿影響因素研究方面,AliAsgary,KenWillis,AliAkbar,TaghvaeiandMojtabaRafeian(2004)等采用重復投標博弈法(iterativebiddinggametech.nique)問卷格式,使用伊朗全國2139個農戶數據,進行了農民醫療保險參加意愿的影響因素實證研究。B.古斯塔夫森(2005)從構建農村醫療保險制度視角,展開了居民醫療支出不公平性以及健康風險沖擊對農戶收入的影響研究。Cook等(1999)在對中國和亞洲國家的社會保障問題進行分析時,提出了依賴性——脆弱性——貧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第三,對農村醫療保障體系中存在不公平現象的研究:RaviKanbu(2005)分析了中國不同區域,特別是城鄉之間衛生保健的不平等現象;BjornGustafsson,LiShi(2004)考察了中國農村衛生服務方面的支出和貧困之間的關系;OfraAn-son,Shi~ngSun(2004)以河北省為例,具體考察了中國農村存在的健康不平等現象;
GuyCarrin,AvivaRon和YangHui(1999)等根據14個試點縣的情況,分析了中國合作醫療制度改革對改善農村健康保障困境的影響以及有待解決的問題;YuanliLiu,WilliamHsiao和KarenEggleston(1999)著重分析了中國衛生體制變化帶來的城鄉在健康保障領域嚴重的不平等;ChristopherJ.Smith(1998)分析了當代中國的現代化和衛生服務體制,揭示了城鄉健康越來越大的不平等缺口。‘
(二)對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的國際經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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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模式探討
2012年8月以來,國家發展改革委、衛生部、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民政部、中國保監會等六部委聯合《關于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以來,大病保險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大病保險的開展,不論是對于我國醫療保障體系的改革與完善,還是對于社會公共管理中政府職能的轉變,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具有以下基本特點:首先,資金來源是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基金結余或籌資。其次,保障范圍是在基本醫療保障的基礎上,對大病患者發生的高額醫療費用給予進一步保障。第三,承辦方式是采取向商業保險機構購買大病保險的方式。第四,覆蓋面惠及十多億農村和城鎮居民。這些特點決定了大病保險屬于基本醫療保障范疇,是一個準公共產品。結合工作實踐,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城鄉居民大病保險發展進行積極探討。
1 承辦方式的選擇
城鄉居民大病保險采取政府向商業保險機構購買的方式來承辦。地方政府衛生、人社、財政、發改委等制定大病保險的籌資、報銷范圍、最低補償比例,以及就醫、結算管理等基本政策要求,并通過政府招標選定承辦大病保險的商業保險機構。對于此種承辦方式,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商業保險存在利潤動機,不應允許其參與基本醫保;另一種意見認為,采取向商業保險機構購買的方式承辦大病保險,是醫改領域的一大重要突破。
政府要實現公共目標,不管是自己提供公共服務,還是購買商業機構的服務,都是需要成本的。通過購買服務可以減少政府機構和人員設置,大幅降低自辦成本;可以引入競爭機制,提高制度運行效率和透明度,提供更好的服務;商業機構則通過提高效率來降低成本,獲取法定的利潤。從整體上看,公共服務的社會成本是會降低的。保險業參與基本醫療保障項目經辦的實踐也表明,政府購買服務的確是做到了醫保項目的運行成本降低,服務質量得到提高,醫保基金安全運行,人民群眾得到實惠,政府公共目標得以實現。
《意見》確定了“政府主導與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相結合”的基本原則,明確提出“在確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監管的前提下,積極提倡以政府購買醫療保障服務的方式,探索委托具有資質的商業保險機構經辦各類醫療保障管理服務”。大病保險采取政府職能部門監管,由商業保險機構承辦,把基本醫保與商業保險結合起來,通過行政機制和市場機制的對接,引入商業保險機制參與社保公共服務提供,是貫徹落實醫改精神的具體體現,也是醫改“建機制”的重大創新和突破。
2 多方共贏的發展模式
政府要實現其公共政策目標,可以自己直接提供公共服務,也可以通過向市場購買服務來實現。從一般意義上來講,市場機制的效率往往高于政府直接提供服務的效率,市場能夠發揮作用的地方一定要讓其能夠有發揮的空間與條件,政府則集中精力進行統籌規劃、制定政策、籌集資金和行政監管等工作。這樣,可以使得公共產品“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服務更好、專業更強”,運行機制具有可持續,從而保證公共目標的長期穩定實現。大病保險是如此,社會公共管理的很多領域也是如此。
從近幾年保險業參與醫療保障體系建設的實踐看,如果制度設計得當,可以實現參保人、政府、醫療機構和保險公司的多方共贏。其一,通過商業健康保險,可以提高參保人的保障制度,可放大保障效應。其二,通過商業健康保險,可以降低政府機構的負擔,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和服務水平。政府可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將商業保險機構的專業技術、管理經驗和網絡優勢應用到基本醫療保障領域,提高對社會醫療保障事務的管理效率和服務水平。其三,通過商業健康保險,可以規范醫療行為,合理利用醫療資源。其四,通過商業健康保險,可以促進保險公司發展。一是可積累大量基礎數據資料,為今后的長期科學經營奠定基礎。二是可培養健康保險和健康管理的專業隊伍,打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三是可發揮商業保險機構在專業管理、風險控制、理賠服務等方面的專業優勢,提升商業保險機構的社會認可度和美譽度。
3 準入機制及市場監督
大病保險具有服務人群多、社會影響廣泛、管理和服務要求高等特點。從公司角度看,準備進入大病保險業務領域的商業保險機構應具備高度的社會責任感,立足于長期經營,從戰略發展角度審慎考慮,要有嚴格的進入和退出機制限制。從監管角度看,應當實行嚴格的市場準入機制,通過資質審核,使有雄厚資本實力、專業管理能力強、業績優良的商業保險機構參與其中,形成適度、有序競爭的局面,避免惡性競爭,不斷提高服務質量和水平,確保大病保險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4 部門利益協調機制構建
對于大病保險,進而對整個醫療保障改革,需要一種超越部門利益的戰略思維、制度安排和協調機制。其一,對于發展大病保險的目的,應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大病保險不是一個行業或部門(保險業或保險監管機構)的事,發展大病保險的目的是為了構建更加完善的國家醫療保障體系,減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更好的實現“人人享有健康”這一醫改戰略目標,是為了使整個經濟社會更好地發展。其二,大病保險有其功能邊界,應當與其他制度配合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大病保險是國家醫療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大病保險在發展過程中,需要強調與其他相關制度特別是國家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的配合。其三,對于大病保險和醫療保障制度改革中的部門利益沖突,應有完善的協調機制。大病保險在業務上歸保險監管部門管理,但在發展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與國家的發展改革、衛生、財政、人力資源部社會保障、民政等部門發生聯系,從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出發,在醫改領導小組的框架下,建立更加有效地超越部門利益的協調機制。
5 完善正確的大病定義和制定相適宜的保險政策
社會保障資源和環境承載能力是極其有限的,因此、對大病的定義也應該逐步從傳統的意識中解脫出來,要用新的理念更新原有的定義概念。目前醫學醫療技術無法治愈和緩解的病癥、以及治療費巨額的再不能算是大病了,大病應根據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的工作生活環境、不同的社會貢獻、不同的生命價值選擇觀念來區分和定義;能夠以有價值的消耗社會醫療資源和不擴大平均主義、不因為疾病而產生新的貧困為衡量區分標準,最終要以能推進社會資源有效持續利用、逐步形成有司法解釋和法律約束的大病界定標準。不提倡也不保障僅靠大量或過度消耗社會醫療資源維持生命特征、也要防止有限的社會保障和醫療資源過度濫用和為特權階層無償享用,提倡通過市場調節機制全民有償分級選擇使用的大病保險機制,在大病保險的政策設計中首先要杜絕制度中的盲目和漏洞。
6 實踐中的若干具體問題
6.1 可持續性與籌資機制
大病保險資金來源主要是基本醫保基金結余。目前,城鎮居民、新農合基金整體上有一些結余,為開展大病保險提供了較好的財務基礎。為實現大病保險制度的可持續性,大病保險需要在一開始就建立長期穩定的籌資機制,可從新增財政補貼和個人繳費中予以解決,形成多渠道籌資機制。
6.2 保本微利原則的實現
大病保險遵循收支平衡、保本微利的原則,兼顧各方的需求,既有利于充分發揮大病保險資金的使用效率,也有利于讓商業保險機構保持承辦大病保險的動力,實現大病保險制度長期、穩定、持續運行。與純粹商業保險不同,大病保險是一個準公共產品,體現著社會責任,商業保險機構不應從中獲取過高利潤,只能是微利。
6.3 大病保險與基本醫療保險的一體化
大病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在保障程度和服務管理上相互銜接,適合采取一體化管理的方式。二者采取一體化管理的方式,有助于減少基本醫療保險和大病保險的重復投入和管理,節約運行成本,有助于從診療行為的源頭開始進行醫療行為監控,最大程度降低不合理醫療費用。
6.4 業務核算
為保證大病保險的公益性,商業保險機構經營大病保險業務,應當與其經營的其他商業保險業務分開管理,單獨核算,真實、準確地反映大病經營成果和損益情況,確保政府公共目標低成本、高效率實現。
綜合所述,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大病保險和商業健康保險的角色和作用,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平衡把握大病保險和商業健康保險的發展與監管的關系,并且妥善協調相關部門的利益沖突,使大病保險這一民生工程健康發展,造福于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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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合作醫療保險的理論模式
初級醫療合作社它是由一個特定社區的消費者成立,重點是在于以社區為基地,為居民提供綜合、持續的醫療服務。會員擁有的醫療卡上有不同醫生的醫療記錄、治療和保健策略等內容,作為病人的個人記錄,由病人自存保存。它的好處,在于它能夠提供靈活的醫療服務管理模式。
社區醫院合作社社區醫院合作社是由于消費者希望引入或者維持本地的醫院服務而成立的。它的運作可以是社區醫療保健中心,資金可以來自社員會費和部分政府資金。這種模式的合作社通常是由同地區的人民和組織聯手組成,一般和地方政府有密切聯系。
醫療保健服務和產品購買合作社它是由醫療保健服務和產品的消費者,通過與供貨商洽談并簽訂合同后成立的。它既可以和供貨商議價,以保證其會員可以較優惠的價錢得到產品和服務,也可以和政府有關部門商議,建立另類保健計劃,社區可以在公營醫療系統外,用他們自己所繳納的健康稅,與服務供貨商簽訂按人頭收費的合約。
醫療保險合作社醫療保險合作社的成立是為會員提供醫療保險服務。它的成員可以由個人或團體組成。這些保險服務是互濟性質的,實行成員之間的風險分擔,但合作社也可以透過向其它商業或醫療保險合作社購買再保險,或者加入他們,組織協會網絡,更好地管理風險。
綜合服務與保險合作社它是由保險供給者(保險公司)和服務供給者(合作社)組成聯盟,要求消費者以預付方式購買服務套餐,然后向提供者購買標準醫療保健服務。融購買者與提供者角色為一體的好處是能提供預防性的醫療保健,同時方便醫療照顧的持續性和綜合性的財政安排模式,同時由于它是由消費者監管,這種監管架構又能夠減少對消費者者的不利。
經濟發達國家的四種醫療保障典型模式
國外醫療保險制度的歷經百余年的發展與演變,已日趨成熟與規范。按照保險繳費的渠道不同,經濟發達國家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有四種模式:
福利保險型模式英國是最早實行福利型醫療保險管理模式的國家,醫療保健制度主要由國家保健服務制度和私人醫療保險構成。在英國醫療總費用中,來自政府稅收的費用約占79%,患者自付費用部分約占醫療費用總開支的4%。該種模式的特點是:政府直接管理醫療保險事業,政府收稅后撥款給公立醫院,醫院直接向居民提供低價甚至免費服務。
社會保險型模式作為醫療保險制度的創始國,德國醫療保險制度一直堅持并積極奉行“互助共濟”、“以服務作為實物所得”(被保險人在取得必需的醫療服務時,原則上無需自己支付費用)、“多元化保險”和“自我管理”的原則。德國醫療保險基金實行社會統籌、互助共濟,主要由雇主和雇員繳納,政府酌情補貼。參保人的配偶和子女可不付保險費而同樣享受醫療保險待遇。18歲以下無收入者以及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數額的,可以免交某些項目的費用。德國沒有統一的醫療保險經辦機構,而是以區域和行業劃分為7類組織,各醫療保險組織由職工和雇主代表組成的代表委員會實行自主管理。
商業保險型模式20世紀60 年代初美國提出了國家醫療保障制度目標,美國城鄉醫療保障制度以民間、營利性醫療保險機構為主體,主要關注老年人、殘疾人、低收入者以及失業者,也就是人們所說的“老年醫療保健”以及“窮人醫療補助”這兩個方面。美國商業保險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參保自由,靈活多樣,適合參保方的多層次需求。這種以自由醫療保險為主、按市場法則經營的以盈利為目的的制度,其優點是受保人會獲得高質量、有效率的醫療服務,但這種制度往往拒絕接受健康條件差、收入低的居民的投保,因此其公平性較差。
儲蓄保險型模式作為世界上最富有效率的醫療保障制度國家,新加坡醫療保險制度由個人儲蓄計劃、大病保險計劃和窮人醫療救濟計劃三部分組成。其中個人儲蓄計劃屬于全民強制性質,而大病保險計劃則是自愿性質的醫療保險,窮人醫療救濟計劃則屬于政府提供的免費醫療救助項目。這種適合本國國情、覆蓋城鄉民眾的醫療保障制度體現了公平與效率原則,有效地解決了新加坡勞動者晚年生活的醫療保障問題,但過度的儲蓄可能會導致醫療保障需求的減弱。
發展中國家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
當前世界上中等收入國家醫療保障制度大致有三種類型:
免費醫療保障制度主要國家有馬來西亞、南非等6個原屬于英國殖民地國家。在這種制度下,政府對鄉村地區的成員提供免費基本醫療服務,貧困地區以及醫療條件差的地區其住院病人可以全免,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員都要負擔非基本醫療服務費用。
全民醫療保險制度以巴西為典型代表。早在1976 年巴西就制定包括醫療保險在內的、面向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免費制度。巴西的醫療保險事業由社會福利部管理,下設國家醫療保險協會,由該協會自辦保險醫療機構。在衛生服務網布局上,巴西著力重建遍及城鄉的三級醫療服務體系,第一級以農村或城鎮社區門診部為基礎,主要針對“小病小禍”,使大多數居民免費獲得初級衛生保健服務;第二級以專科和普通綜合醫院為樞紐,主要針對常見病和多發病,解決大多數患者的住院診治問題;第三級則以大型綜合醫院為依托,主要從事疑難雜癥診治、醫學教學科研。居民患病后,必須首先在當地初級醫療機構就診,經初級醫療醫生同意,才能轉到中級或高級醫療機構診治。在經費投入方面,巴西的衛生事業經費堅持以政府投入為主,同時實行多種渠道籌集資金。農民以稅收附加的形式交納保險金,再加22%左右的國家財政補貼。醫療保險基金采用集中收繳、分散包干使用的辦法,即中央社會福利部通過銀行和財政籌集,根據各州和地區按接診人次上報的實際需要,經社會福利部審查和綜合平衡,將經費下撥到州,各州再根據預算,經州長批準,下撥經費。
城鄉有別的社會醫療保險制度這些國家包括墨西哥、智利、韓國以及泰國等。總體上看,這些國家包括醫療保障制度在內的整個社會保障制度覆蓋了城市居民,而鄉村醫療保障制度則相對較為滯后。20 世紀90 年代以來著手進行國家健康保險制度重建,逐步建立起面向城鄉各個階層的疾病保障制度,減少政府在社會保險方面的直接參與作用,加強政府對社會保險的法律保證以及制度規范和制度監督上。墨西哥全國共有三大醫療保險系統:全國職工社會保險協會的主要對象是企業工人和農業工人,會員約為4600萬;國家職工社會保險協會的主要對象是政府工作人員和文教科研人員,會員約為800萬;免費醫療救濟的對象是城市和偏僻地區的貧困居民,受益對象大多數為農民,約有1400萬。農村貧困居民的醫療服務由全國職工社會保險協會的農村事務部總協調員負責管理,由政府和協會簽訂協議,利用協會的人才和物力為沒有能力支付醫療費用的貧困農民提供免費醫療救濟,費用全部由政府負擔。農業工人的醫療保健服務由保險協會下屬的醫院提供,全國各級社會保險協會下設醫療機構1500多所,為保險協會的參加者提供免費醫療。這些醫療機構分一級、二級和三級。一級為診所,只看門診,設少量床位;二級為綜合醫院;三級為醫療中心,是最高水平的醫療機構。對協會成員的醫療實行劃區逐級轉診的辦法,約85%的病人都能在門診得到醫療。貧困農民則到由政府開辦的醫院就醫,也可到政府與協會簽訂合同的診所和醫院醫治。
醫療保險“福利危機”及其調整措施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普遍推行擴張性社會保障政策,相繼出現醫療保險費用支出過度膨脹、醫療資源分布不均且浪費嚴重、醫療服務質量下降等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各國紛紛采取各種措施,以降低經營成本,提高醫療服務的質量。主要改革措施有如下內容:
加強對醫療保險服務機構的管理和監督比如政府統一規定或限制藥品的使用范圍和醫療價格,對于超過的部分,醫療保險機構不予報銷;規定醫院每年總支出的最高限額,實行總量控制;醫院采取的醫療方案或醫生開具的處方單要接受專門的監督委員會審查。近年來,在美國興起了由醫療保險機構和醫院簽訂合同,使醫院實行自我約束,以控制醫療費用開支的做法,大大節約了醫療費用的支出。
引入市場競爭英國通過建立內部市場機制來規范醫院的行為。如準許地方衛生局從自己管轄范圍以外的醫院引進低成本的醫療服務,甚至可以引進私人醫院服務,這就形成了醫院之間的競爭。
醫療保險機構自己辦醫院墨西哥社會保障協會主管全國私營企業的社會保險,一方面自辦醫療單位,實行嚴格的分級醫療。依據病情,逐漸轉移第一級分片診所、第二級綜合醫院、第三級專科醫院。另一方面注意保健和預防宣傳,建立體育場館等公共健康實施,從源頭上控制醫療費用。
引入新醫療保險模式――管理式醫療概論管理式醫療是一個處于發展中的概念,目前雖無公認的標準定義,但具有嚴格的醫藥使用審核、對醫生醫療行為的監督與分析、制定服務質量改善計劃等基本特征。在服務中保險和醫療提供這兩項功能的整合,極大地改變了對醫療提供者的激勵,這也是管理式醫療保險模式能夠降低費用的根本原因。有數據顯示,與傳統的保險公司單純依據服務多少而后收費的方式相比,要少支出15%-40%的醫療費用。
此外,增加稅收和醫療保險費收入,提高病人自付費用也是比較理想的改革措施。
對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持續發展的啟迪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鑒國外鄉村醫療保障制度的經驗,對探索和建構中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啟迪很多。
必須發揮政府在農村新型合作醫療中的職能西?舒爾茨指出,對于現代經濟來說,人的知識、能力、健康等人力資本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比物質資本和勞動力數量的增加重要。醫療保障是一種典型的公共產品,具有其自身的公益性,這就要求政府給予適當的投入和支持。一是財政投入,各級政府應當把對農村合作醫療的補貼作為一項預算內財政支出,列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以保證資金的穩定性,并要根據財政狀況不斷地增加投入。同時,政府還應積極引導社會各界對農村合作醫療的社會慈善捐贈,以進一步提高農民的醫療保障水平。二是政策支持。國家或省級政府要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使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得到法律的保障和監督,保障和促進這一制度的規范、穩定運行和持續發展。三是管理監督。政府要轉變職能,重點應該是從“辦”醫到“管”醫,從行政管理轉為依法管理。在加強對全社會醫療資源監督管理力度的同時,擴大醫療機構的自,使醫療機構能夠適應社會不斷變化的需求,及時調整自己。
建立合作醫療的法律法規,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保持合作醫療制度的良性運行機制是個復雜艱巨的課題。從各國醫療保險運行的實踐來看,要建立良性的運行機制,必須加快社會保險立法,運用立法來規范和統一衛生行政主管機構、醫療保險操作機構、醫療服務提供機構和患者的行為,并且制定基本醫療消費控制標準,對醫藥的使用實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而且,最好立法規定醫療保障的適度強制性。美國醫療保險依靠企業、個人自發性地加入民間商業保險,形成一批被各類保險“遺忘的群體”,這也是美國醫療改革所提示的最大教訓。只有適度的強制性,才能保障籌集到更多的資金,用于更大范圍農民的醫療保障服務項目。
加快建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城鄉分割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中國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大障礙。在傳統的城鄉二元體制分割下,對于務農的農村人口、失去土地的農村人口及農民工而言,城鎮社會保障制度可望不可及;而農村社會保障又嚴重供給不足,使農村居民難以享受到醫療服務。統籌城鄉,不是城鄉統一、劃一,而是整體的保障體系、不同的保障水平、靈活的保障方式與多樣化的保障模式。針對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采用合作醫療、商業醫療保險、醫療救助等多種形式,滿足農民的多種醫療服務需求。
必須建立貧困農民醫療救助制度在當前財政支付能力有限的情況下,構建完整的預防、醫療和救助體系尤為重要。醫療救助是指政府和社會對貧困人口中因病而無經濟能力進行治療的人實施專項幫助和支持的行為,包含三方面的內容。一要在逐步加大貧困地區衛生扶貧投入、重點加強基礎衛生設施建設、預防傳染病、地方病發生的基礎上,把重建農村公共衛生室作為突破點,以提高鄉村醫療水平、平抑藥價、恢復公共衛生預防保健體系等,從而在整體上改善農村的衛生醫療狀況。二是建立合作醫療保險制度,以最大限度地減輕患病農民的醫療支出。三是建立貧困農民醫療救助制度,以幫助貧困農民參加合作醫療并為醫療費用支出特別巨大的貧困農民提供適當補償。醫療救助的方式有很多,按照當前農村的情況,主要可采取減免貧困農民醫療費和合作醫療繳費、給予超過一定數額醫療費的重病農民適當的一次性補償、組織城市醫生下鄉服務等。
篇7
1 對社會醫療保險需不需要營銷的討論
社會醫療保險的營銷,就是將多層次體系下的各險種,通過創造、傳遞和傳播優質的顧客(參保者)價值,獲得、保持和發展參保人群。當“使推銷成為多余”,營銷目的便得以實現,醫療保險擴面工作也變得簡單有效,“廣覆蓋”、“大數法則”等迎刃而解。
1. 1 從市場角度看,醫療保險和其他保險一樣,是非渴求商品
醫保經辦機構必須主動推銷和積極促銷,善于使用各種推銷技巧尋找潛在顧客,甚至采用高壓式的方法說服他們接受其產品,從而使更多的人群加入到社會醫療保險體系中來。
1. 2 從醫療保險的需求特性看,疾病發生的隨機性造成對醫療保險需求的隨機性和不確定性
我國醫療保險起步遲,保險制度不完善,醫療保險市場處于短期非均衡狀態。受收入、保險意識、效用偏好等因素的影響,相當一部分人群還沒有被納入醫保體系。由于潛在的醫療需求沒有得到釋放,醫院的市場化取向得不到有效滿足,其利益、運營效率甚至是社會福利都受到了損害。營銷就是善于為醫療保險刺激出需求,促進市場的均衡運動。醫療保險的經辦機構應該通過營銷試圖去影響需求的水平、時機和構成。
1. 3 從社會屬性看,“城鎮”向“全民”跨越后,社會醫療保險的參保擴面工作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
原來的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參保群體是城鎮各類組織以及這些組織中的勞動者,通過政府的強制性力量使醫療保險得以覆蓋問題不大。但是,向“全民醫保”跨越的過程中,靈活就業人員、外來務工人員、自謀職業者、新成長勞動力、其他城鄉居民等,其數量比原來意義上的“職工”要多得多,醫療保險覆蓋這些人群,政府的強制難以奏效;而借鑒商業保險的辦法,運用營銷手段擴大人群覆蓋,促進“全民”目標的實現,這也是新形勢下加強醫保經辦機構能力建設的重要方面。
1. 4 從其本身特性看,社會醫療保險應具有社會營銷觀念
社會醫療保險組織的任務就是在多層次的醫保體系下,確定各類人群所對應的諸目標市場的需要、欲望和利益,并以保護或者提高參保人員和社會福利的方式,在滿足基本醫療保險方面比商業公司更有效、更有利地向目標市場提供所期待的滿足。因此,社會醫療保險的經辦機構要通過營銷活動,維護和改善客戶(參保人員)關系,考慮社會與道德問題,平衡醫、保、患利益關系。社會醫療保險理所當然地就要在效率、效果和社會責任方面,于某種哲學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營銷活動。
綜上所述,社會醫療保險作為公共服務產品,需要用市場化思維,借鑒產品(服務)營銷的原理,使市場主體更多地選擇醫療保險,讓更多的人群加入到社會醫療保險的“安全網”。
2 社會醫療保險的營銷設計和實施
和其他產品、服務的營銷一樣,社會醫療保險的營銷要以4ps理論(產品product、渠道place、價格price和促銷promotion)作為行動的指導。同時,作為公共服務產品,除了傳統的4ps外部營銷外,還要加上內部營銷和交互作用營銷兩大因素②。內部營銷,就是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要加強對經辦人員的培養和激勵,全機構都要有“營銷”觀;交互營銷,是指經辦機構經辦能力、服務參保單位、參保人員的技能。
2. 1 營銷定位:“全民醫保”下的適應營銷
覆蓋全民的社會醫療保障體系,將打破城鎮職工的界限,面向社會各類人群,以統賬結合的基本醫療保險為基礎,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獨立與企業事業單位之外,資金來源多渠道、保障方法多形式、保障水平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也就是說,在國家規定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以外,需要根據人群特點、收入水平和醫療消費等,建立多個高低不等的醫療保障層次,至少是一些過渡性、補缺性的保障形式。這樣,“多種模式”、“多種辦法”就賦予了社會醫療保險產品的概念。以產品觀念為導向的社會醫療保險體系的覆蓋,要求經辦機構根據社會人群分布狀況和收入水平的實際,調整完善政策體系和制度安排,甚至開發設計新的險種產品,以滿足社會各類人群的醫療保險需求。社會醫療保險的營銷需要適應新的形勢,突出目標市場、參保人群需要、整合營銷和醫療保障水平四個支柱,確立營銷觀念,避免營銷近視癥③——參保人群并非在購買保險,而是在購買健康保障。這樣,不管是響應營銷(尋找某些人群業已存在的需要)、預知營銷(預測某些人群的需要),還是創造營銷(設計新的險種或者參保繳費辦法),社會醫療保險體系可以在不斷的調整完善中符合參保人群的認知價值,吸引和維系參保人群,從而在總資源一定的限度內,保證醫、保、患三個利益關系方處于能接受的滿意水平。
2. 2 營銷機會:“全民醫保”下的營銷環境
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一系列理論、思想和觀點,有力地推動了社會醫療保障事業的改革發展。全民醫療保障體系的構建,使醫保經辦機構的工作內涵發生了重大變化,相當一部分“自由人”要歸攏到醫保體系中來,這意味著經辦業務需要采用由外向內的觀念,營銷環境恰恰在不斷創造著新的機會。從宏觀環境看,我國實行醫療保險制度改革以來,城鎮職工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基本建立,社會成員醫療保險的意識越來越強,各級政府把覆蓋全民醫保體系的建設擺上議事日程,并在小康進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工作部署進展上明確了新的目標。從微觀環境看,由于政府的規制和法制的健全,使組織為員工參保有了“保障”;同時,個人由于經濟環境、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響,選擇性注意逐漸強化,通過有效地營銷來影響購買行為,是社會醫療保險擴展參保人群的重要手段。營銷環境的變化,要求社會醫療保險必須一改過去大眾化方式,不能僅僅停留在政策體系設計的基礎上,讓各類人群來“對號入座”。相反,要據此進行微觀營銷,對潛在的各類參保人群進行行為細分,并有針對性設計保險產品或調整完善繳費機制。比如,江蘇鎮江市針對外來務工人員、下崗失業人員、農民工等在醫保體系中設計的住院醫療保險,是相對于基本醫療保險的一種較低層次的過渡性保障形式,參保人員以上年度社平工資為繳費基數,以首次參保的不同年齡,按3%—8%的比例繳納住院保險費。在向飲服行業、建筑業外來務工人員“營銷”該險種的過程中,針對這類群體年齡輕、流動性大的特征,調整為以社平工資60%為基數、按行業平均年齡(最低限)3%比例繳費,這種微觀營銷取得了較好效果。
2. 3 營銷戰略:“全民醫保”下的營銷差異化
有別于商業保險的利益定位,參保的各類人群在這個體系中是具有特定利益的。在向目標市場傳播特定利益這一核心觀念的同時,社會醫療保險還要通過進一步編織差異網來體現實體。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形象差異化,就是造就人群對社會醫療保險較商業保險的不同認知方法。首先,在社會醫療保險體系中,要建立一個不同制度安排的特點和參保建議;第二,更多地應該通過事件和公益活動傳遞這一特點,從而使之與商業險相區分;第三,它要利用各種營銷組合產生某種感染力,更好地發揮制度地牽引作用。
2. 4 傳播營銷:“全民醫保”下的營銷方案
整合營銷傳播是一種從顧客角度考慮營銷過程的方法。在多層次的社會醫療保險體系下,經辦機構要通過有效的傳播手段與現行和潛在的關系方和各類人群溝通。因此,除了依靠強制力和傳統的動員參保手段,還必須針對不同的傳播目標,選擇不同的傳播渠道。
2. 4. 1 具事實勞動關系的人員:公共關系與宣傳。主要是在政府強制力以外彌補剛性所帶來的缺陷。對具有事實勞動關系的人群,要更多地采用社會營銷觀念,采取事業——關聯營銷的方法,即積極地使用保障全民健康的形象,構建與參保人員的利益關系,借以改善經辦機構的名聲,提升知曉度,增加參保者忠誠。通過公共關系、宣傳,使社會醫療保險:具有高度可信性,通過新聞故事和特寫等使之更可靠、更可信;能夠消除防衛,可以接觸一些回避、拒絕參保的單位、人員;戲劇化,通過公益、政府財政杠桿等使醫保制度和產品惹人注目。
2. 4. 2 斷保人員:客戶關系型營銷。即經辦機構通過有效利用參保人員信息,在對參保人員了解的基礎上,將營銷針對特殊人群個性化。比如,對具有固定勞動關系的人員,一旦其下崗失業無力參保,對這些斷保或是封存人員,可以由統賬結合的基本醫療保險轉向單建統籌的住院保險,一旦此類人群經濟狀況好轉,再回到基本層次;再有方法就是給這些群體以繳費照顧,調整繳費基數或比例。這種營銷手段的關鍵是建立客戶數據庫和進行數據挖掘,進而進行數據庫營銷。
2. 4. 3 新成長勞動力:網絡營銷。新成長的勞動力是網絡一代,其特點是:選擇權是他們深信的價值觀;他們需自己改變自己的主意;他們更喜歡自己作出決定。對此,醫保經辦機構要善于利用網絡和先進的數字化傳媒技術進行醫療保險的營銷。
2. 4. 4 城鎮其他居民:直接營銷。直接營銷的渠道很多,如面對面推銷、目錄營銷、電話營銷等。關鍵問題是營銷渠道的構建。針對城鎮居民的分布特點,社會醫療保險的經辦機構需要向社區延伸,不斷完善和構建社區平臺。社區平臺包括街道(社區)的勞動保障平臺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只有這些平臺建設到位并卓有成效地開展營銷活動,才能提高成功率。
3 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的營銷行為討論
社會醫療保險的營銷主要是由經辦機構來完成的。經辦機構作為營銷組織,必須重新界定它的角色。
3. 1 牢固樹立營銷觀念,建立全機構營銷導向
參保擴面是經辦機構的一項突出任務,也是經辦能力高低的“試金石”。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內部職能劃分是多樣的,但它必須是一個強有力的面向所有參保人群的組織,這種導向使得參保擴面工作應成為全機構的事,營銷導向也應是全機構的。“全民醫保”目標的確立,要求體現在工作和部門定義、責任、刺激和關系的變化上。特別是醫保信息系統的建立和完善,使經辦機構的一切任務都面對著參保人群。內部各職能部門都要接受“思考顧客”的觀念,即強調為參保單位、參保人員的服務。同時,只有當所有的部門執行一個有競爭力的參保人群價值讓渡系統時,營銷才能有效展開。只有確立全員的營銷觀念、改變內部的薪酬結構、開發強有力的內部營銷訓練計劃、建立現代營銷計劃體制、提高員工營銷能力,“經辦”的目標和水平才能提升到新層次。
3. 2 經辦機構要苦練內外功,實現新突破
內功是就是在多層次醫保體系構架下,強化保險產品力、提升組織力、管理力、營銷力,進入精耕細作、精細化管理的科學狀態;外功是由關注政策體系、制度安排,轉向關注參保人群,由坐門等客轉向目標營銷。依靠壟斷做“老大”或依靠政府強制力推動參保的空間越來越小。因此,必須真正學會關心參保人群利益,從目標人群的需要和利益出發,規劃市場營銷渠道,設計策劃促銷途徑。要學習和借鑒商業保險公司的經驗,掌握現代保險營銷的有效方法。比如:重視客戶關系管理,提升服務價值,重視多種營銷組合,加強營銷隊伍建設、營銷社會保障理念、強化經辦機構文化建設、改善營銷環境的關系主體——醫院、同業、媒體等。
注釋:
①dictionary of marketing terms, 2nd ed. , ed. peter d. bennett( chicago: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1995).
②christian gronroos, " a service quality model and its marketing implications, "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18, no. 4( 1984) : 36-44.
篇8
云計算作為分布式計算、網格計算等技術的繼承與發展,已經成為當前工業化與信息化“兩化”融合發展的主要技術實現路線。本文首先簡要介紹了云計算技術的概念與特點,其次闡述了云計算技術對醫療衛生信息化的影響分析,最后給出了云計算技術在醫療衛生信息化建設中的應用策略,為“十三五”國內醫療衛生行業的信息化建設提供參考。
【關鍵詞】云計算技術 醫療衛生信息化 應用研究
1 前言
中國新一輪醫療體制改革以來,醫療衛生信息化作為醫療行業經營成本降低,工作效率提升的有效抓手,已經在國內醫療衛生行業中普遍開展。根據《醫療衛生第十二個五年計劃規劃》的要求,“十二五”期間國內醫療衛生行業圍繞建設國家、省級、地市級等三級信息平臺,建設電子健康檔案和電子病歷兩個數據庫,構建一個醫療衛生專用網絡,健全醫療衛生信息標準體系為目標,加快推進國內醫療衛生信息化進程。經過“十二五”的五年建設,80%以上醫院部署應用了醫療信息系統(HIS),健康檔案、電子病歷等120余項信息標準得到修訂與增補,我國醫療衛生信息化建設取得了顯著進步。但是,也存在頂層設計缺乏統籌,建設格局條塊分割,重復建設現象嚴重等問題,醫療衛生信息資源整合優化趨勢更加明顯,智慧醫療、移動醫療、家庭醫療等發展理念開始深入人心。因此,開展云計算技術在醫療衛生行業的應用,用好用實虛擬化技術,是立足現有建設成果,提升醫療衛生的體系保障能力的有力抓手。
2 云計算技術概述
云計算技術是一種網絡信息資源虛擬化技術的集中體現。自2006年美國亞馬遜推出世界首個云計算系統――亞馬遜云服務(Amazon Web Services,簡稱AWS),云計算開始在全球范圍的快速的推廣應用,據Gartner公司統計,2015年全球云服務市場規模達到2450億美元,已經成為全球信息化建設的主要經費組成部分。同樣,國內互聯網企業也對云計算技術基礎架構的靈活性、可擴展性的作用高度關注,經過近幾年發展,騰訊、百度、阿里巴巴等企業已經完成云計算架構的發展,并在市場運營領域進行了廣泛的應用。云計算技術作為一個發展的理念,其理論研究者與技術實現者從不同視角對云計算技術概念進行多樣化描述,現階段較為權威的概念描述是美國NIST給出的定義:云計算是一種按使用量付費的服務模式,已以形成網絡、存儲、應用、服務等資源池為目標,實現對網絡資源的虛擬化的整合優化,增強可靠性、通用性和可擴展性,實現網絡信息資源的利用率最大化。通過云計算定義可以看出,云計算技術以形成基于網絡環境的計算資源池為核心目標,強化對網絡資源的靈活調配、削峰填谷,主要具備以下特點:
(1)強調對網絡資源的統一管理;
(2)強調對網絡資源的均衡負載;
(3)強調對網絡資源的動態調控;
(4)強調對網絡資源的智能重組;
(5)強調對網絡資源的成本壓縮。
3 云計算技術對醫療衛生信息化建設的影響分析
簡單而言,“智慧醫療”是云計算技術域與醫療衛生業務域相結合的產物,包含醫療資源整合、醫療遠程協同、醫療信息安全等方面,它以構建以患者為中心的醫療全生命周期服務體系為核心目標,堅持整合醫療信息資源,增強業務互聯互通,加強機構遠程聯動,逐漸實現業務應用、基礎平臺、硬件設備等層級的信息共享。當前,云計算技術包含Iaas(基礎設施即服務)、Paas(平臺及服務)、Saas(軟件即服務)等三個維度,對醫療衛生信息化建設中的影響主要表現為:
3.1 在Iaas應用層次上
云計算技術要求醫療衛生領域的服務器計算資源與光纖通道存儲設備資源進行虛擬化,實現物理上分布的計算、存儲硬件資源的集中管理與統一調配。強化以虛擬機(VM)的形式,對各醫院、醫療點、衛生主管部門提供硬件環節支撐。初步估算,云計算技術在醫療衛生行業的推廣應用,可以使國內醫療行業減少50%以上硬件設備采購投資及60%以上的設備運維成本,應用經濟效益顯著。
3.2 在Paas應用層次上
云計算技術要求以醫療行業公共云與醫院私有云相結合的方式,構建形成全國醫療衛生公共服務平臺,實現醫療管理、醫療業務信息的融合共享,實現面向公共與醫療衛生行業服務,包含公共衛生、醫療保障、藥物配備、醫療協作等功能。
3.3 在Saas應用層次上
云計算技術要求基于安全保密的前提,實現跨單位、跨部門、跨系統、跨領域中醫療數據的服務共享,形成患者為中心的醫療服務信息的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實施對患者的電子病歷的增量管理,滿足患者危急轉院、異地就醫的醫療信息動態支援保障。
4 云計算技術對醫療衛生信息化建設的應用策略
云計算技術在醫療衛生行業的應用,涵蓋要素多,集成難度高的龐大信息工程,國內相關專家已經開始著手考慮智慧醫療在《醫療衛生第十三個五年計劃規劃》的應用方式,因此抓好云計算技術域與醫療衛生業務域的融會,落實好國務院工業化與信息化“兩化”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是醫療衛生信息化建設“大處著眼,小處入手”的必由之路,經研究,云計算技術對醫療衛生信息化建設的應用策略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4.1 以全國醫療公共云平臺建設為著力點
持續推動面向社會公共服務與醫療衛生行業服務的信息化進程,提升公共衛生、醫療保障、藥物配備、醫療協作等服務保障能力。針對目前醫療資源分布不均衡,大型醫院看病難等問題,開展自助服務機、醫院門戶網站、微信公眾號等多種方式的醫療衛生服務,推動“初診在社區,看病在醫院,康復回社會”的新型醫療保障模式,提供醫療服務效率,加快患者、藥品、醫療設備的流轉速度,減少優勢醫療資源的閑置浪費。
4.2 以面向個人的智能醫療可穿戴設備為切入點
持續推動醫療服務由醫院集中式向家庭分散式的延伸保障。依托智能手表(手環)與智能內衣等技術,實現對家庭危重病人與遺傳病史的人員的生命體征實時監控,給出重大疾病威脅報警。同時,借助遠程視頻看診可視化技術,實現對異地、分布的病人的病狀判斷,以及所服藥物品種、劑量的在線指導。
4.3 以醫療衛生信息標準體系的修改完善為立足點
持續加強醫療信息標準對醫療衛生信息化全民參與、自我發展的促進作用。按照“統一系統架構、統一數據編碼、統一服務接口”等方式,修改完善醫療標準體系中基礎類、數據類、標準類與管理類等標準,推動云計算技術在醫療衛生行業的應用深度與廣度,提供系統拓展性與適應性,降低系統建設風險。
5 結束語
云計算技術作為當前主流的網絡信息虛擬化技術,在國內外電子政務、企業指導、航空物流、金融證券等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現階段,國內專家學者不斷推出“智慧醫療”的研究專著,可以看出,今后一段時間,智慧醫療將是醫療信息化發展的重要方向,應持之以恒的加強關注研究,結合自身工作實際開展云計算技術的應用實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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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獨居老人:社會支持:醫療照顧
一、研究背景
據統計2001~2020年,是快速老齡化階段。這一階段,中國將平均每年增加596萬老年人口,到2020年老年人口將達到2.48億人,老齡化水平將達到17%。因此老年人問題將會面臨嚴峻考驗。在老齡化的嚴峻考驗中,獨居老人問題尤為嚴重。獨居老人一個人孤身生活,缺乏支持,所以目前僅靠獨居老人自己在家庭中養老很艱難。
結合專家學者的研究及筆者了解,在所有的需求中,獨居老人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是最迫切的;同時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過程中,醫療保障也是重中之重。結合這種必要性及可行性,筆者采用社區研究,對泰安市3個經濟發達社區的獨居老人的醫療服務需求及提供情況進行了調查分析。
二、研究對象與方法
此次調查的獨居老人是指65歲以上,有單獨居住的事實或每周不與配偶、子女或親友等共同居住兩天以上且非居住于機構中的老年人。
調查采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在定量調查方面,針對研究對象的年齡特點,本研究采用結構式、封閉性問題的訪問問卷形式對居委會提供的獨居老人名單,隨機抽取120位社區獨居老人進行面對面調查,共獲得有效問卷106份,最后用SPSS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在定性調查方面,從106個樣本中選取有代表性的15位獨居老人進行了半結構性深度訪談。
在此次調查回收的106份問卷中。涉及男性41名,女性65名。被調查者的年齡分布為,65~69歲共13人,70~79歲共54人,80~89共39人,最低65歲,最高95歲。在婚姻狀況方面,喪偶92人,占86.8%;離異者10人,占9.4%;一直未婚者4人,占3.8%,無其他婚姻狀況。在教育程度方面,不識字的有15人,占14.2%,小學/掃盲班水平的為29位,占27.4%,初中學歷的有32,占30.2%,高中的有23人,占21.7%,大學文化程度的7人,占6.6%。雖然整體學歷層次不高,但相比較其他老年群體,教育程度相當。
三、獨居老人的醫療服務需求狀況
服務需求是個多維度的概念,但總體來說主要包括物質需求、精神服務需求、醫療服務需求、日常生活照顧需求4個層面。調查發現,在獨居老人群體中,醫療服務需求是所有需求層面中最強烈的(見表1)。無論是何種社會特征的老人,醫療對他們來說都是個嚴重的問題。
因此本文主要探討獨居老人的醫療服務需求狀況及其應對策略。結合前人研究及本次調查結果,主要從兩個維度來反映醫療服務需求狀況,即醫療費用保障、醫療照顧。下文分別就這兩個基本方面展開分析。
(一)醫療費用保障需求
本調查對醫療費用保障需求的了解是通過醫療費用的負擔感知情況來反映的。對獨居老人而言。由于其日常經濟開支已經比其他老年群體多,相對應,在同樣的經濟來源下支付醫療消費的能力就弱,因此他們的“看病貴”問題更加突出。
從表2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的獨居老人認為現在的醫療負擔比較重甚至非常重,不構成負擔的僅占很少比例。所以,一旦生病,他們所能做的就只能是“小病忍著,大病抗著”。
(二)醫療照顧需求
從表3上可以看出,雖然對醫療照顧的評價要好于醫療負擔,但有將近一半的人認為得到的醫療照顧為一般水平。對獨居老人而言,除了醫藥費負擔過重外,最迫切的需求就是醫療照顧。
四、影響獨居老人醫療服務需求的因素分析
通過對社區獨居老人醫療服務需求的了解發現,在當前社會保障水平下,獨居老人自身、社會支持水平等影響獨居老人的醫療服務需求。
(一)獨居老人自身因素
經過調查與訪談發現,不同特征獨居老人的醫療服務需求有所不同
1、在醫療費用負擔感知方面。調查發現,獨居老人的性別、年齡、文化程度、以前的職業類型、健康自評狀況等都對醫療費用負擔感知狀況有所影響,其中年齡、職業類型、健康自評狀況的影響更強烈。(1)年齡方面。一般來說,獨居老人的年齡越大,身體機能老化情況越嚴重,越容易生病,相應的醫療費用負擔感知越強烈。(2)職業方面。退休前為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獨居老人,因為能夠享受到醫療保障制度的福利,醫療費用負擔小;而企業退休工人對醫療費用的反映最強烈,因為自身經濟水平較差而退休前的工作單位報銷很少。(3)健康自評狀況方面。對健康狀況評價越高的獨居老人認為醫療負擔越小,因為他們不用在醫療方面消費太多。
2、醫療照顧方面。經過調查與訪談發現,獨居老人的職業類型與健康自評狀況對醫療照顧影響更強烈。退休前為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獨居老人因為有經濟能力,對醫療照顧質量期望較高;健康自評狀況較低的獨居老人更迫切的需要醫療照顧。
(二)社會支持水平的影響
可以為獨居老人提供社會支持的主要有政府、社區、社會團體等正式支持和子女、親戚、鄰里、朋友等非正式支持。不同的支持水平對獨居老人的醫療服務需求影響不同。
1、醫療費用負擔感知方面。(1)政府支持。經前人研究及本次調查發現,政府對醫療保障的投入方向及投入水平對不同群體的醫療費用負擔影響強烈,如果自我負擔能力弱的獨居老人能被納入基本醫療保障范圍內,將會大大減輕此群體的醫療費用負擔情況。(2)子女支持。在目前醫療保障制度下,能否得到及得到多少子女的經濟支持對獨居老人的醫療費用負擔影響也很強烈,能得到子女經濟支持的獨居老人醫療費用負擔會大大減輕。
2、醫療照顧方面。社會支持水平對獨居老人醫療照顧需求的影響也很強烈,具體表現為:(1)子女支持。調查發現,有子女且能夠得到子女照顧的獨居老人醫療照顧需求不再強烈,因為他們的需求得到了滿足;而沒有子女或得不到子女照顧的獨居老人更多的依賴其他支持力量。(2)親戚支持。在子女支持力量缺失的情況下如果有同城親戚的照顧,獨居老人對正式支持的醫療照顧需求則較低。(3)鄰居支持。從支持效果來看。鄰居的支持對老年人能夠得到較好的醫療服務有較高的“性價比”優勢,特別是當出現突發疾病時。但調查卻發現獨居老人對能夠得到鄰居醫療照顧需求并不強烈,期望不高。(4)社區支持。當獨居老人的非正式支持力量不夠時,獨居老人對能夠得到社區醫療照顧的需求比較強烈,希望在社區建設的過程中,能夠提高社區照顧水平。
五、結束語
篇10
關鍵詞: 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研究進展
中圖分類號:R19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06-0277-02
0 引言
十七大報告指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堅持以人為本,就是努力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而健康則是人全面發展的基礎。它是體現人權、生存權、公平權的標志。2009年7月,財政部等部委下達了《關于完善政府衛生投入政策的意見》,對基本醫療保障將逐步提高籌資水平和政府補助標準,公共財政等一系列政策支持,有利于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的實施。
1 城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及其均等化內涵的界定
1.1 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內涵 基本醫療衛生服務(Basic health services)的概念最早是由Winstow提出的,最初以初級衛生保健的形式成為各國政府和衛生部門的實施策略[1],具有公共品或準公共品性質。馬安寧等[2]給基本衛生服務的定義是“從現實性出發,指現階段能夠實現的、最大效用的、充分體現公平的、基本免費的、在基層衛生機構可以獲得的服務”。楊永梅[3]指出,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是指政府利用權力或公共資源,為滿足居民基本健康的平等化,在分擔居民健康風險的條件下,提供居民需求導向型的衛生服務。周壽祺[4]認為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包含基本醫療服務和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兩個方面。綜上所述,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應該主要由政府負責提供,為了滿足廣大人民民眾最基礎的健康權而開展的包括公共衛生服務、基本醫療服務以及基本的醫療保障在內的一系列公共服務。
1.2 均等化的內涵 從字面理解,“均等化”包含著均衡、相等的意思,而均衡有著調節、平衡的過程,最后達到相等。對于均等化的涵義,學術界的眾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給出了自己的理解。管永昊提出,均等化核心在于為每個人提供大體上平等的競爭機會[5]。安體富等[6]認為均等化應該包括機會的均等和結果均等兩層含義,同時指出,這里的相等只能是大體相等,不可能絕對相等。常修澤[7]對中國現階段基本公共服務內涵進行了研究。他認為均等化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理解:全體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務的機會與原則應該相等;結果應該大體相等;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過程中,社會成員應該享有自由的選擇的權力。鐘鎮強[8]總結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必須有以下六個特征:相對性、是地域性、是層次性、城鄉一致性、同一基本公共服務的地區一致性、不同基本公共服務間的水平相等。同樣。在醫療衛生領域,均等化應該在結合區域經濟文化差異、地方財政能力的基礎上強調機會的平等,結果的大致均等。
1.3 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的具體內涵 我國新醫改方案中明確提出“把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努力實現全體人民病有所醫”,奠定了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的改革方向。我國的城鄉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范圍包括“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藥品供應保障體系,形成四位一體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9]。符壯才[10]同樣認為基本醫療服務均等化就是指全體公民享受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機會均等、結果大體相同,并強調應該將基本醫療服務的差距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范圍以內。
還有一些學者從健康、衛生服務需要、衛生籌資、衛生服務可及性以及政府衛生投入的角度對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進行闡述。于風華等[11]認為,健康是最大的福利,衛生保健與醫療保障制度具有基礎性、戰略性地位,政府在衛生保健與醫療保障制度中應承擔主要責任,因此,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均等化應該考慮健康公平性,盡量使每一個人都擁有同等的、公平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質量。馮顯威指出,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均等化應該從服務的內容看,根據公民的衛生服務需要來確定[12],即指有相同衛生保健需要的社會成員,能獲得同樣的衛生服務,而有更多衛生保健服務需要的社會成員,應能獲得更多的服務提供。梁萬年[13]指出,政府對衛生的投入應使經濟收入低的人受益,即必須重視政府對衛生投入的公平。
2 國外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研究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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