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范文
時間：2023-11-06 17:53:33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哥倫比亞百科全書定義信貸為“回報未來支付承諾而獲得的貨物，服務或錢”。而消費信貸定義為由個人家庭獲得購買其他物品而價值高于其財產的一種信用。廣義上，消費信貸是包括了各種分期付款信貸（如信用卡）以及非分期付款信貸，房屋凈值貸款等（即貸款用于其他用途而不是房地產的，但家庭留置權擔保），均屬于消費信貸。
盡管消費信貸的理論定義是很清楚，但是人們對信貸和債務之間的區分仍不是很清晰。信貸是指必需品購買（如汽車，房子）的融資，具有積極的作用；債務則是非必要消費品的借貸，具有一定的消極作用。有時在科學研究時也會采用類似的分類。Lea定義信貸為依據商定條件的延期付款，但是不存在買方和賣方之間的協議，作為買方的延期付款；而債務是在可預見的未來不能償還的債務。
隨著消費信貸的使用不斷上升，眾多研究者對這一趨勢進行了大量的經驗研究，然而，研究大多集中在這一現象中的某些特定方面。近年來，信貸市場的發展和經濟的產出增長之間的關系再次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最近研究表明，信貸市場的不完善，是所有經濟體本身固有的，可能使得經濟體系中資源分配產生摩擦。具體來說，意識到信貸市場的不完善可能會導致信貸的限額配給，因此，需要防止企業家的借款高于所需的資本投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市場的不完善性，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信貸市場的發展將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因此，本文從消費信貸的特點、分類出發，并結合我國消費信貸發展現狀，分析消費信貸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及其必要性。
消費信貸的分類及其特點
在現代經濟生活中，隨著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和改善，使得市場消費供給結構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但是面對價格昂貴的耐用消費品，如住房建設、汽車等的快速發展，使得收入水平不夠高的居民在短時間內難以備齊相應的資金，進而形成如今的消費信貸經濟。它不僅能為居民解決資金的難題，即購買耐用消費品和住房的價款，同時是一種促進消費商品生產和銷售的有效方式和手段。據統計，若不采用分期付款這一消費信用的典型支付方式，西方汽車的銷售數量將會減少1/30。此外，通過消費信用在企業中應用后，還有利于促進新技術的應用、新產品的推銷以及產品的更新換代，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目前有關消費信貸的分類存在不同的標準，本文根據國內信用消費的構成將消費信貸分為以下幾種（趙楊，2009）：
住房貸款。住房貸款是最早出現的消費信貸形式，也是目前所占比重最大的消費信貸形式，在促進住宅消費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又稱為居民住宅抵押貸款。它是商業銀行通過要求開發商為購房者（借款人）作擔保，或以借款人所（將要或已經）購置的住房產權為抵押的擔保抵押貸款，借款人從銀行獲取貸款，以解決用戶購房難和開發商售房難的問題。這種貸款期限一般較長（10-30年），也是一種分期付款方式。
汽車貸款。隨著汽車工業的發展，銀行與汽車銷售商通過汽車消費信貸方式向購車者所需的資金提供擔保貸款，目前其所占比重僅次于住房貸款。它對汽車工業的發展有著重要促進作用，由于激烈的市場競爭，汽車制造商為了擴大其市場購買力，或者是對某些車型和車種進行促銷，會提供優惠的汽車貸款業務，使得其處于有利的競爭位置。對這種高折舊率耐用品—汽車而言，其貸款期限均有汽車加速折舊的要求，一般期限為3-5年，不得超過5年，屬于中短期貸款。
信用卡貸款。作為當今最流行的消費信貸方式之一一信用卡貸款，它是由銀行等金融機構或其他財務機構發行的一種特殊信用憑證，如借記卡、貸記卡、賒賬卡等；同時它也是一種無擔保貸款，主要根據持卡人已往的信用記錄來確定其貸款額度。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全球消費信用卡種類不斷增加，其數量也在大幅度上升，目前全球已超過10萬億張信用卡。盡管我國的信用卡消費業務在快速發展，直到2008年我國消費總金額為1.2萬億，但是由于起步較晚，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其現金滲透率還是比較低，這也表明我國信用卡產業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和潛力。
盡管以上三大類消費信貸已占信用消費的90%以上比例，除此之外，還包括了旅游貸款、教育貸款、家用電器貸款、小額消費貸款等。
我國消費信貸的發展現狀
我國正式以住房為突破口開展的消費信用始于20世紀80年代，目前尚在起步和探索階段，這不僅與我國的經濟基礎和市場條件有關，而且也與我國居民傳統消費觀念有關。此外，在擴大內需、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方針指導下，我們應增大宣傳力度，引導和鼓勵消費需求，消除居民的保守觀念；在體制上，不斷完善消費信用制度和運營機制，采取適當的收入分配政策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強消費者的信心。
從現實情祝來看，我國是人口大國，具有巨大的消費需求，然而我國市場上表現為消費品市場供給大于需求，且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過度增長，出現了儲蓄存款相對過剩現象。出現這一現象與我國消費信貸發展狀態有關，存在較多因素制約消費信貸的發展，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其原因：
篇2
【關鍵詞】居民消費 經濟增長貢獻率
一、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測度的計算方法
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百分比=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經濟增長率 （1）
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消費增長額/GDP增長額
（2）
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城鎮居民消費增長額/GDP增長額 （3）
農村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農村居民消費增長額/GDP增長額 （4）
二、居民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貢獻率分析
根據公式（1）（2）（3）（4）分別計算出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百分比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農村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計算結果如下：
2001-2010年GDP增長率分別為9.72%、9.00%、12.17%、17.02%、14.99%、16.32%、22.24%、17.55%、8.01%、17.12%。
2001-2010年城鎮居民消費率分別為54.97 %、53.87 %、53.76%、59.53 %、53.65 %、57.32%、53.26 %、60.36%、74.00%、30.02%。
2001-2010年農村居民消費率分別為14.27%、11.98%、3.58%、12.04%、14.06%、12.48%、11.58%、14.18%、11.89%、9.90%。
2001-2010年城鎮居民消費率分別為40.71%、41.88%、50.17%、47.49%、39.59% 、44.84%、41.67%、46.17%、62.11%、20.12%。
2001-2010年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百分比5.34%、4.85%、6.54%、10.13%、8.04%、9.35%、11.85%、10.59%、5.93%、5.14%。
由計算結果可以看出，2000-2010年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整體呈上升趨勢，居民消費（城鎮和農村）都在逐漸下降，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低于GDP的增長。就長期來看我國居民總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雖然一直不斷增強，但是消費貢獻率偏低，不利于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雖然我國的最終消費率偏低，但是在經濟增長的三大需求中，消費需求始終占據主導地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份額最大的需求。
從消費率的國際比較來看，我國2000-2010年的平均居民消費率為55.07%，世界低收入國家為80%，中等收入國家為71.9%，顯然，我國目前消費率不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明顯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2000–2010年居民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平均為55.07%，其中，城鎮居民消費的貢獻率為43.47%，占居民消費對GDP貢獻率的78.94%，農村居民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平均為11.60%，占居民消費對GDP貢獻率的21.06%，這10年間城鎮居民消費對GDP貢獻率都高于農村居民消費貢獻率，即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要高于農村居民，同時農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在逐步提高，這說明近年來國家采取一系列刺激農村消費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農村消費的快速增長。
消費需求不僅是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以上數據顯示，目前我國消費需求的波動總是小于GDP的波動，從長期來看，消費支出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波動應該大致相同，我國目前消費相對平緩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我國經濟增長，沒有充分發揮貢獻作用。
三、拓寬國內消費需求對策
（一）采取有效的收入分配調節措施，抑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提高整體消費傾向
根據我國當前收入分配中的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第一：逐步打破壟斷，盡可能讓各行業公平競爭，并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第二：強化稅收對個人收入分配的調控功能，逐步確立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以其他稅種為補充的個人收入稅收調控體系。第三：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手段，扶持和鼓勵再就業，從而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二）加快發展更加開放、流動性高的勞動力市場
數據標明，農村居民收入中越來愈多的本分來自于工字形收入，農業收入占比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提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快發展更加開放的、流動性高的勞動力市場，通過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平抑區域之間的工資率差異。
（三）優惠財政支出結構
國家財政用于行政管理的支出過多，而在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支出過少，導致在很多年份擠出了居民消費，因而在財政政策方面，應關注以下二個方面。（1）調整優惠財政支出結構，加強資金保障，向明顯偏低的農業支出、公共衛生服務、基礎教育、社會保障等項目傾斜。（2）加稅收征管，嚴格控制減免稅，嚴厲打擊各種偷騙稅等違法活動，同時嚴格控制行政經費支出，避免行政管理支出上漲過快的局面。
（四）中長期優惠消費結構體系
增加居民收入是消費穩定增長的關鍵。只有居民收入穩定，才能從根本上增加消費，確保居民消費事實上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深化改革是消費穩定增長的必要條件，形成一種正常的消費實現機制，減少消費環境不好對消費的制約。對城市和農村實行不同的消費政策，消費方式多樣化。大力擴展信貸消費、網絡信息消費、租賃消費等方式，改變傳統消費觀念，促進消費便利化。
參考文獻
篇3
關鍵詞：經濟增長；消費；投資；協整；Granger檢驗；誤差修正模型
中圖分類號：F2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6)06－0117－05
一、數據選取與處理
本文選用湖南的國內生產總值作為經濟增長的代表變量，選取居民消費作為消費的代表變量，選取資本形成總額(支出法下的國內生產總值中的資本形成總額)作為投資需求的代表變量，選取凈出口(其中凈出口：出口一進口)作為出口需求的代表變量。
研究的數據區間是1978～2004年，均為年度數據。各類指標名義量、指數的數據選取均來自各期《湖南統計年鑒》。為剔除物價因素的影響，分別用以1978年為基年的零售價格指數將國內生產總值、居民消費的各期數據調整為以1978年價格表示的實際數據；使用資本形成總額指數(環比指數)將各期資本形成總額數據換算為以1978年價格表示的實際數據；對于出口和進口額，先將各年的數據以當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換算為人民幣表示的價格，然后用1978年為基年的零售價格指數進行調整。
將經濟增長、消費、投資與凈出口的實際量分別用Y、C、I和NE表示，為了減少數據的異方差和波動性，分別對各實際量取自然對數，用LY、LC、LI、LNE表示。
二、協整分析過程與結果
(一)時間序列平穩性的單位根檢驗
如果非平穩時間序列在經過d次差分后變為平穩時間序列，則稱這樣的序列是d階單整，記作I(d)。進行協整分析之前必須檢驗序列是否為I(I)。本文運用ADF方法對各個變量的單整性進行單位根檢驗，對LY、LC、LI、LNE等變量單位根的檢驗結果見表1。
檢驗結果顯示，所有變量原序列的統計量的ADF絕對值均低于5％臨界值水平，這說明原序列在5％的顯著性水平均接受零假設H0=0，因此，所有的原序列都是不平穩的。四個變量系列在經過一階差分后，其中LY、LC、LI的ADF統計量在5％水平顯著，而ZXLNE的統計量則在1％的水平顯著，這說明四個序列的一階差分序列是平穩的，因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LY、LC、LI、LNE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即I(1)。
(二)協整關系檢驗
運用Johnsen(1988)和Juselius(1990)所提出的Johnsen檢驗對本文的多變量系統進行檢驗。根據AIC信息準則，VAR模型中的自回歸滯后階數應取為1，但是協整檢驗卻表明無協整關系，或者協整關系中的回歸系數不符合經濟意義，故取自回歸滯后階數2。另外，由于各個變量具有明顯的確定性趨勢，因此將協整方程設定為含截距項。
采用Johnsen檢驗的最大特征值法，協整檢驗結果見表2。
表2結果表明在顯著性1％和5％水平，最大特征值顯示在四個變量之間存在一個協整關系。該協整關系可以表示為：
(三)基于水平VAR的因果關系檢驗
選取自回歸滯后階數分別為1和2，對各變量的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見表3。
由以上的長期因果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滯后1期的檢驗結果證明存在從GDP到消費的因果關系，投資和GDP之間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即投資水平的提高可以從Granger原因上導致GDP水平的提高，GDP水平的提高也從Granger原因上導致投資水平的提高；凈出口和GDP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投資不是消費的Granger原因，而消費則是投資的Granger原因，即消費水平的提高可以從Granger原因上導致投資水平的提高。在凈出口和消費之間、凈出口和投資之間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這說明湖南的凈出口水平還相對較低，對于經濟的影響力度還十分有限。變量之間的長期因果關系如圖所示(略去凈出口的影響)。
從以上的因果分析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1)從消費到GDP的因果關系不顯著，原因可能是由于消費品生產領域對GDP的拉動作用主要反映在消費品原產地，而湖南卻缺少全國性的知名品牌，消費對于GDP的拉動作用主要來源于商業利潤。(2)盡管不存在從消費到GDP的直接因果關系，但是由于消費是投資的因，而投資又是GDP的直接因，因此消費成為GDP的間接因。這說明湖南消費水平的提高首先是導致投資水平的提高，通過投資水平的提高間接導致了湖南GDP水平的提高。(3)經濟增長是消費擴大的直接因，這說明消費水平的提高來自經濟水平的提高。
(四)誤差修正模型的建立
建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的過程是，先估計由LY、LC、LI、LNE這四個I(0)過程組成的向量自回歸模型，然后將前文估計出的協整關系以誤差修正項的形式引入到模型中來。四個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可以誤差修正項形式表示為：
按照前述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形式，將向量誤差修正模型設定為協整方程中含截距項，VAR中不含截距項的形式，將自回歸滯后階數設定為2。模型設定如下：
模型反映了變量之間的復雜聯系，對這種關系進行考察分析有助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下面對此展開分析。
1．關于各變量影響經濟增長的方程。首先，滯后1期的非均衡誤差項對現期經濟增長有正向調節作用。當產生正的非均衡誤差時，將使得短期GDP往上調節；反之，則使GDP向下調節。所有的變量通過滯后1期的非均衡誤差項作用于短期經濟增長。
就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而言，滯后1期的消費增長率具有正系數，這說明短期內消費增長會導致經濟增長，消費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為0．141，即消費每提高1％，GDP隨之提高0．141％。
就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來看，在短期內，滯后1期和滯后2期的投資增長率的系數都為正值，這說明短期內投資的增加能有效提高短期GDP水平，刺激經濟增長。短期投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為0．222，即投資每增長1％，使得經濟增長0．222％。
就凈出口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而言，在短期內，凈出口增長率的系數為正，說明凈出口增長對短期經濟增長有正面的刺激作用，但是由于彈性系數較低，僅為0．013，因此凈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很弱。
就經濟增長自身的作用而言，短期內，滯后2期的經濟增長對短期經濟增長的彈性為－0．678，這說明經濟增長率在短期內有一種回歸正常水平的
趨勢。
2．關于各變量影響消費水平的方程。滯后1期的非均衡誤差項對現期消費增長有正向調節作用。當產生正的非均衡誤差時，將使得短期消費往上調節；反之，則使消費向下調節。所有變量都通過誤差修正項對現期消費產生影響。
就經濟增長對消費水平的影響而言，在短期內，滯后1期的經濟增長率的系數為負，而且t檢驗值不顯著，這說明消費并不受短期收入變化的影響，這預示著消費的持久收入理論假說是和湖南的現實相符合的。
就消費增長的自身作用而言，滯后2期的消費增長率的系數為0．336，這說明短期的消費增長對現期的消費增長有正面的作用，居民的消費習慣在短期內存在慣性的作用。這一點和杜森貝里在消費的相對收入理論中提出的消費行為的不可逆性相符合。
投資對消費的作用為0．212，但是這種作用同樣不顯著。
3．關于各變量影響投資水平的方程。誤差修正機制對于短期投資增長的影響不顯著，這說明GDP、消費、投資水平對長期均衡的偏離不能在短期內對投資水平形成顯著的影響。
在短期內，就經濟增長對投資的影響而言，短期經濟增長率的系數為2．485，這說明短期GDP每增加1％，能夠使投資提高2．485％。而就消費對投資的影響來說，滯后1期的消費每提高1％，則會使投資增長0．6％，這說明短期內消費的增長能對投資增長起著拉動作用。短期內投資增長自身的變動對當期的投資沒有顯著影響，凈出口的增長變動也不對短期投資形成顯著影響。但要說明的是，收入和消費對投資系數的t檢驗值均不太顯著，這說明收入和消費短期內對投資能產生積極作用，但是這種作用可能不太明顯。
以上結論綜合說明：一方面，改善投資環境、提高消費水平、保持經濟持續增長對于投資水平的提高有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投資對于短期宏觀經濟因素還不太敏感，這可能是由于多年以來所形成的僵化的投資體制造成的。
4．關于各變量影響凈出口的方程。四個變量偏離長期均衡關系的波動，通過滯后1期的誤差修正項對短期凈出口發生作用，但是由于t檢驗統計量較小，使得這種作用并不顯著。
短期內所有變量的增長率波動都不能對凈出口形成顯著的影響，這說明湖南的凈出口水平還很低，尤其是和其他變量的相關性不強，這也表明在投資、消費、凈出口和經濟增長所組成的四變量系統中，凈出口還具有較強的自發性和外生性。
(五)基于ECM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基于ECM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可以揭示變量之間的短期因果關系。各變量對短期經濟增長率的因果關系，可以就相應的參數作約束檢驗。假設相應的變量系數為零，如果假設被接受，則可以認為該變量對經濟增長沒有短期Granger因果關系。否則，接受該變量對經濟增長存在短期Granger因果關系。
限于篇幅，這里僅列出經濟增長的誤差修正模型表達式：
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盡管消費在長期內作為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并不顯著，但是在短期內，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直接因。投資在短期內依然是湖南GDP增長的直接因，和前面水平VAR的檢驗結論結合起來，說明投資對于湖南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拉動作用。變量之間的短期因果關系如圖4所示(略去凈出口的影響)。
GDP、投資和凈出口在短期內都不能形成湖南消費增長的直接因，這說明消費的變動對短期因素的影響不太敏感，消費在短期內相對比較穩定。
GDP、消費和凈出口在短期內都不能形成湖南投資增長的直接因，而水平VAR的分析結論從長期來看，GDP、消費是長期投資增長的因。這說明短期內，湖南的投資對經濟環境因素的敏感度不高，而長期的良好的經濟環境會導致高的投資水平。
各變量對凈出口的短期變動不能形成顯著的因果關系，這說明湖南的凈出口水平還很低，而且具有自發性，對短期或長期經濟因素都還不太敏感。這一結論也是和前面的分析相符合的。
三、結論及政策啟示
1．湖南的經濟增長與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之間存在穩定的長期關系，消費水平對湖南經濟增長的長期彈性為0．574，投資對湖南經濟增長的長期彈性為0．465，凈出口的作用還比較弱，為0．062。這種長期穩定關系對湖南經濟增長有正的促進作用。因此，從政策上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避免經濟的大幅度波動有利于湖南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2．在短期內，投資增長對湖南的經濟具有更加明顯的作用，其短期彈性為0．222，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為0．141，投資和消費均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因。在長期內，投資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因，消費作為GDP的直接因不顯著，它通過對投資的作用形成GDP的間接因。因此，以擴大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可能不會有明顯的作用，湖南的經濟主要是由投資來驅動的，從政策上加大對投資的鼓勵力度，對于湖南經濟的短期繁榮和長期增長是重要的政策選擇。
3．在短期內，投資對經濟環境的敏感度還不高，這也說明原有的投資體制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投資主體的投資積極性，因此，擴大投資必須要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的改革，落實企業的投資自，放開民營資本的投資領域，積極引進外商投資，提高短期投資對宏觀經濟環境的敏感度。
篇4
［關鍵詞］消費；增長；經濟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9-0136-01
消費與增長,傳統的計劃經濟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帶來消費的增加,增長對消費起著決定性作用。經濟增長了才能適當增加消費,消費基金的過快增長會影響和妨礙經濟發展,并以此為依據安排經濟建設和制訂宏觀發展計劃。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我們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變革,也獲得了認識和理論上的突破,那就是不僅增長決定著消費,同時消費對增長具有拉動作用,消費拉動作用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超過投資的影響作用,決定著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和質量的高低。這一增長觀點可以從下面的經驗材料和理論獲得支持。第一,高收入高消費與低收入低消費兩種模式比較。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歷史經驗表明,與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相比,1979年后我國經濟發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獲得巨大的提高,原來的低收入低消費,經濟發展滯緩模式已徹底改變。即使是同一時期在我國不同地區,例如，東南沿海地區與西部地區,不同的消費模式伴隨著不同水平的經濟增長。再以美國等發達國家為例,高收入高消費模式,伴隨著成功的經濟增長。所以,低收入低消費伴隨著經濟增長的滯緩和效率低下；高收入高消費伴隨的是經濟增長的高產出和高質量。第二,生產函數理論。勞動力是經濟增長的重要要素,而勞動力離不開消費。衣、食、住、行消費是勞動力的基礎需要,沒有這些消費活動也就不存在勞動力,消費水平決定著勞動力的總量水平和素質構成。所以,消費不但是人口再生產需要,也是經濟活動的必要前提條件,經濟活動最原始的、首要的是從消費開始的。消費決定了勞動力,勞動力傳導著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和貢獻。
經濟增長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它受許多因素影響,例如,消費、投資、國際貿易、勞動力、科技進步、經濟體制以及政府政策等。對于投資、勞動力生產要素研究已取得相當多成果,但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研究,仍有許多空白。近兩年來,需求不足的負面影響越來越明顯,需求不足業已成為經濟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在基礎設施薄弱,生產要素瓶頸作用顯著的情況下,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比較明顯,擴大投資成為主要的手段。隨著經濟總量擴張、基礎設施完善,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益逐漸降低,拉動作用逐漸減弱,這時,消費拉動作用會明顯增強,并成為刺激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貢獻率是我們研究消費和投資拉動作用所采用的一個指標。消費貢獻率是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即在GDP增長中消費因素所占的比重。投資貢獻率是指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即在GDP增長中投資因素所占的比重。
外貿又如何呢？確實,外貿占我國GDP的比重是越來越高。如果不考慮購買力評價以及某些不可比的因素,2008年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已達50%左右,出口所占比重也超過了25%,出口增長率達22%,2009年1―4月的出口增長更是達到了驚人的39.6%。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盡管中國已經加入了WTO,“世界工廠”的地位呼之欲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市場前景廣闊,但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出口有所不妥。原因有三：一是國際經濟正處于美國“互聯網蕭條”帶動下的下滑周期,并有可能出現3~5年的中期調整；二是去年以來伴隨美元匯率的貶值導致人民幣相應貶值的因素不可持續；三是出口日益面臨貿易保護主義、人民幣升值等的威脅。退一步設想,就算外部形勢很好,但走在出口導向型道路上的國家是那樣多,而國際經濟的波動又是那樣的強烈,以中國偌大之市場潛力及經濟規模,將最主要的一塊寶押在業已人滿為患的出口導向型道路上是需要謹慎的。
篇5
關鍵詞：三大需求 GDP貢獻 經濟影響＼
消費、投資和凈出口是促進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強大動力，通常被稱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具體分析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大要素對新疆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有利于我們深入考察宏觀經濟政策的實際應用效果。鑒于數據的完整性，本文以1991年以來按支出法統計的20年GDP的具體數據出發，就三大需求要素及其變動趨勢，對新疆GDP增長的貢獻率及其對經濟、物價的影響做一簡要分析。
一、三大需求貢獻率及拉動經濟增長百分點分析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定義（2005），貢獻率是指三大需求增量分別與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增量之比。按支出法統計的GDP是從需求角度衡量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量指標，由最終消費、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凈出口三部分構成，其公式為：
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最終消費+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十貨物和服務凈出口
三大需求要素各增加量之和即為當年GDP總的增加量；其中每一要素的增加量占GDP總增加量的比重就是當年該要素對GDP增長的貢獻率，而用這一貢獻率乘以GDP的年增長率就是該要素對當年CDP增長拉動的百分點。
（一）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
1991——2010年20年間，最終消費、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分別為：53.46%、57.77%、-11.23%。整體上看，資本形成總額對新疆經濟增長的貢獻大于最終消費和凈出口的貢獻，其平均貢獻率為6.21個百分點，即在GDP年均10.01%的增速中。其中，資本形成總額平均拉動經濟增長6.21個百分點，位居三大需求之首。
剔除物價因素后，從總體趨勢上看，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波動性也最大。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1992年、1993年、1998年、2001年、2003年和2009年分別達到高峰值150.52%、169.49%、163.69%、126.01%、110.57%、116.36%。分別拉動當年經濟增速的19.72、17.29、12.28、10.84、12.38、9.43個百分點。而在1995年、1999年落至低谷，貢獻率分別為-111.85%和-111.53%，分別拉動經濟-10.18和-8.25個百分點。20年間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峰谷值落差較大，相差近300個百分點。之所以會出現以上較大的波動，緣于新疆投資政策的變動。
（二）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為平穩
1991——2010年，GDP增速平均為10.01%，其中最終消費平均每年拉動經濟增長4.87個百分點。最終消費對新疆經濟增長的貢獻位居第二。
從時間區間波動來看，在三大需求中，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波動幅度最小，多年來基本保持穩定，是新疆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和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在1991——2010年間，最終消費需求貢獻度基本上是在7%-95%區間波動。20年間最大波峰值出現在1996年，貢獻度達到167.91%，拉動經濟增長10.91個百分點。
2009年，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美元貶值、俄羅斯“灰色清關”事件及“七五”事件影響，新疆對外貿易和工業經濟遭受重大挫折；與此同時，受益于國家拉動內需和傾斜政策，新疆投資和消費對經濟拉動作用巨大。
（三）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波動較大，且對經濟增長呈負效應
1991——2010年間，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平均貢獻度為-11.23%，拉動經濟增長-1.05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呈負作用。
從時間區間波動來看，貨物和服務凈出口的貢獻度呈雙“W”狀，波動較為劇烈。波動較大的年份是1993年、1995年、1998年、2001年、2009年，貢獻度分別為-118.39%、116.74%、-111.11%、-104.99%、-111.66%，峰谷值相差235個百分點。以2009年為例，新疆服務和貨物凈出口值為-5388973萬元，比2008年減少了692740.51萬元，是20年間貨物和服務凈出口下挫幅度最大的一年，當年服務和貨物凈出口對經濟拉動的負面作用達到-9.04個百分點。
二、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彈性系數分析
投資和消費需求彈性系數，分別是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與投資和消費需求增長速度之比，反映投資和消費需求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說明投資或消費需求每變動一個百分點帶動經濟向相同或相反方向變動多少個百分點。
1991-2010年新疆GDP增速與投資彈性系數、消費彈性系數
注：1、本表中C代表最終消費；I代表資本形成總額（為了保持前后文數據一致性）
2、表中數據以1978年為基期剔除物價因素，為實際增速和實際彈性系數。
（一）投資彈性系數
上表說明，1991——2010年，新疆投資彈性系數的平均值為0.93，即投資增長1個百分點，能帶動經濟增長0.93個百分點。分時期來看，“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四個時期新疆年均投資彈性系數分別為0.88、3.12、0.65、0.87。從歷年彈性系數來看，投資彈性系數變動沒有明顯的趨勢性，相對消費彈性系數較為平穩。
從表1-2可以看出，1991——2010年，新疆GDP年均增速為10.01%，投資年均增速為10.77%，投資增長速度大于經濟增長速度。投資的波動幅度明顯小于經濟增長波動的幅度。
（二）消費彈性系數
1991——2010年，新疆GDP年均增速為10.01%，最終消費年均增速為8.97%，消費增速小于經濟增速和投資增速。20年間，新疆消費彈性系數的平均值為1.12，即消費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帶動經濟增長1.12個百分點。分時期看，“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四個時期新疆平均消費彈性系數分別為1.41、0.94、1.42、0.86。
總體上來看，消費的波動幅度大于經濟增長波動的幅度。但是從各時期來看，消費波動幅度時而大于、時而小于經濟增長波動的幅度。從歷年彈性系數來看，消費彈性系數變動沒有明顯的趨勢性。但是其波動性較投資彈性系數較大。
三、投資、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及其對物價的影響
（一）投資需求拉動經濟及其對物價的影響
根據剔除物價因素后的數據測算，20年中，投資增長帶動經濟增長的速度大于推動物價上升程度的年份有11個，占55%。總體來看，投資增長對經濟實際增長的拉動作用要大于對物價上升的推動作用。
分階段來看，前10年，投資增長帶動經濟實際增長的速度大于推動物價上升程度的年份僅有4個，占40%；后10年有7個，占70%。說明新疆近10年投資規模的增長對拉動經濟快速增長的效果要大于對物價的推動作用。
（二）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及其對物價的影響
消費需求的正向影響度可以說明市場消費需求增長的適度性。當正向影響度大于50%時，則說明這種消費需求的增長是適度的；否則，就是不正常的。
根據測算，消費拉動對經濟名義增長與實際增長的作用是起伏變化的，消費拉動對經濟的正向影響度最高時2009年達到167.2%，而最低時為1994年19.67 %。1991—2010年，20年中有9年的正向影響度是低于50%，占年數比例45%。說明55%的年份中，消費增長拉動經濟實際增長的效果大于對物價上漲的拉動。
四、結論
（一）三大需求要素既獨立存在，又相互關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中，三大需求之間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1991—2010年間，三大需求對新疆經濟增長的貢獻由大到小依次排序為：投資需求、消費需求、貨物和服務凈出口需求。
（二）20年間三大需求總量、其變化值與GDP增速關系來看，由于消費需求呈平穩增長態勢，服務和貨物凈出口的總額較小，貢獻率較小，因此，投資對GDP的增速起著關鍵性作用。經濟要實現平穩增長，必須使投資保持一定的增速；否則，其將對經濟增長有明顯的阻礙作用。
（三）1991-2010年，新疆投資增長速度大于經濟增長速度。新疆投資彈性系數的年均值為0.93，即投資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帶動經濟增長0.93個百分點。投資的波動幅度明顯小于經濟增長波動的幅度。“十一五”期間，新疆投資彈性系數為0.87，比“十五”多0.22。
（四）1991-2010年，新疆消費增速小于經濟增速和投資增速。消費彈性系數年均值為1.12，即消費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帶動經濟增長1.12個百分點。“十一五”時期新疆平均消費彈性系數為0.86，比“十五”少0.56。
（五）總體上來看，新疆在1991—2010年的20年間，投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要大于對物價上升的推動作用。
（六）1991-2010年間，新疆有55%的年份中消費增長拉動經濟實際增長的效果大于對物價上漲的拉動。
參考文獻：
[1]伍戈.三大需求對我國GDP增長的貢獻率簡析[J].中國
統計，2010（3）.
篇6
關鍵詞：居民消費；經濟增長；灰色關聯度；重慶市
引言
傳統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決定經濟增長速度與質量的三個主要因素為消費、投資、凈出口，即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隨著我國市場經濟地不斷完善，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國內消費需求、投資、出口都在逐年上升。因此，分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對探索經濟增長的動力，對政府制定宏觀調控政策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國是一個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東西部經濟界限分明，所以本文采取了局部分析，本文選取了西部唯一的直轄市重慶作為研究對象，從1997年直轄以來，經濟快速發展，國民經濟水平明顯提高。本文利用灰色關聯度理論模型對其居民消費、投資、凈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進行實證分析，進而明確消費、投資、出口對重慶市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
一、理論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來，我國宏觀經濟增長方式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國民經濟開始走出短缺狀態的束縛，買方市場初步形成，經濟增長方式開始由供給主導型向需求主導型轉變，需求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日益顯現。近年來，我國消費需求相對不足，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突出因素。“十二五”規劃再度提及消費、投資和出口，消費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明確提出“堅持擴大內需戰略.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加快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局面”。因此分析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針對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國內學者從不同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進行了探討。劉飛在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一文中，從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及貢獻率持續下降的角度出發，探討制約消費的主要因素，并通過計量模型實證分析了制約因素與消費的內在關系。徐鳳等依據1978―200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及居民消費支出的有關數據，運用協整理論，在中國居民消費與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中，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兩者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消費對經濟增長具有長期穩定的促進作用。“中國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1978―2004）”（馬光輝等），以我國1978―2004年相關數據為研究基礎，以計量經濟學中的平穩性檢驗、協整分析和格蘭杰因果關系為理論基礎，實證分析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農村居民消費、城市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的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而李欣則通過福建省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協整研究，運用協整理論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福建省國內生產總值和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福建省國內生產總值和居民消費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陜西省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協整研究（李紅霞），運用協整理論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陜西省國內生產總值、居民消費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和短期的動態變化。
國內外對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均做出了巨大貢獻，為進一步研究打下良好基礎。本文嘗試運用另一種方法――灰色關聯度分析方法――對重慶市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研究探討，針對西部的代表性經濟發展區，得出重慶在西部的大環境下結合自己特色，提出擴大內需、提高經濟增長速度的相關建議。
二、灰色關聯度模型理論
灰色系統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由我國控制論專家鄧聚龍教授首先提出并創立的一門新興學科，它是基于數學理論的系統工程學科，是一種解決和處理復雜系統問題的理論。灰色關聯度模型分析主要是根據不完全的信息，把對所要分析研究的各因素進行有關的數據處理，然后在隨機的因素序列中找出彼此之間的關聯性，由此發現主要矛盾，并找到有關的特征和對應的主要影響因素。并根據分析對象時序數列曲線的相似程度來進一步判斷其關聯狀況，如果兩條曲線越相似，說明其關聯度越大，反之則說明彼此的關聯度較小。
四、灰色關聯度比較分析
通過灰色關聯度的分析，我們得知重慶市消費與生產總值的關聯度為0.96854，固定資產投資與生產總值的關聯度為0.921644，凈出口對生產總值的關聯度為0.836051。從數值上可以看出，居民消費對重慶市經濟增長的關聯度最大，其次是固定資產投資，最后才是凈出口。這說明本市甚至于全國，都應該致力于擴大消費需求，消費是我國經濟增長一個重要的點，我們應該充分利用國內消費需求增長的巨大潛力，聯合投資和出口的作用，將我國的經濟增長推向更高一個層次。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灰色關聯度來分析了重慶市消費、投資、出口對本市的經濟增長的關聯度，從中得出，消費需求是經濟增長的推動器，可以拉動經濟增長，是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基礎。現結合重慶市的實際情況，提出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幾條建議：
1、提高居民收入，調節收入分配關系
消費是收入的函數，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收入增長越快，消費需求會增長越快；而收入增加緩慢，則消費需求增長也缺乏動力；所以，通過調整居民的收入分配比例，加大居民收入的提高，是擴大消費需求的主要渠道。由于重慶是個內陸城市、農村性城市，地處山地，人多地少，農村人口大，形成了重慶很多農民工進城打工或者外出務工的現象，造成了農村、城市大量的勞動力外流，消費需求也隨之外流。所以，我們應該加強本地的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加強“三農”建設，使得城鄉統籌發展。
2、促進農村經濟快速發展，大力開拓農村市場
重慶市人多地少，有大量的閑置勞動力，特別是農村市場蘊涵著巨大的消費潛力，較快地提農民收入和擴大農村消費，對促進經濟增長具有重要影響。具體可以采取：通過優化經濟結構，大力發展特色農業、訂單農業，擴大無公害食品的生產，促進油菜籽、豆類主導產業的發展；加大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力度，提高農業資源的人均占有量，提升農村勞動力的市場競爭力；加大貫徹落實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戰略舉措，利用“家電下鄉”，促進農村地區的消費市場。
3、積極發展消費信貸，加快個人信用體系建設
消費信貸主要是把居民未來消費和現期消費結合起來，促使居民的消費計劃成為跨時期的滿意消費。要把信貸消費意識引入個人消費觀念，重點是要引導中等階層的收入消費，把自我積蓄型滯后消費轉變為信用支持性的提前消費。加快消費信貸法律體系建設，統一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積極推廣信用消費等現代消費方式，把潛在需求轉變為現實消費，如開放居民的消費信貸，推行符合條件的人員進行住房、汽車等高檔消費品的消費信貸，鼓勵支持收入穩定的消費者進行提前消費。
4、優化消費環境，規范市場流通秩序
首先要改善消費市場的硬環境，加快生活消費的基礎設施建設，以現代化流通設施建設帶動市場持續的改善。其次要調整傳統的流通方式，加快發展連鎖、市場、購物中心等于現代化大生產相適應的流通方式。再次，要做好相關的售后服務、技術服務工作，是居民購買耐用消費品無后顧之憂，為居民消費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同時，要完善消費市場的軟環境，將規范市場秩序的政策措施法制化、制度化，完善保護消費者利益的法律體系，構建有利于各階層提高消費傾向的軟環境。
5、完善文化和旅游消費，促進消費結構的調整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文化、旅游消費作為直接層次上的最終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促進居民消費上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所以我們應該大力引導文化和旅游的消費。重慶作為一個山城，有它獨特的優勢和特點，不僅有獨一無二的“山城棒棒軍”，還有出了名的重慶火鍋，更有著熱情似火的山城人民。具體措施包括：開展大型文化旅游交流活動；扶持小農經濟的發展，官民結合，發展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勝地；進一步拓展電子信息、家政服務等第三產業的服務性消費，引導消費結構不斷升級。
結語
本文通過重慶直轄以來至今的年度數據，運用灰色關聯分析了經濟增長與居民消費、投資、進出口的關聯度，得出了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也證實了我國經濟發展國策的正確性，即經濟增長最終要通過擴大消費需求來實現，特別是如今我國的擴大內需政策。無論如何，本國的經濟最終還是要靠本國消費來發展，我們應該處理好消費、投資、和出口的關系，分清主次、輕重緩急，共同又好又快的發展我國經濟，使我國經濟發展走向更高層次。（作者單位：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于俊秋，何辛銳.內蒙古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J].經濟論壇，2009（11）.
[2]鄧莉，冉光和.重慶市農村金融發展和農村經濟增長的灰色關聯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5（8）.
[3]鄧聚龍.《灰色系統基本方法》[M].武漢： 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87.
[4]孫海濤，宋榮興.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計量經濟分析[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2（1）.
[5]袁建文，蒙明忠.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J].經濟縱橫，2011（16）.
[6]任善英.消費與經濟增長的灰色關聯度分析―以青海省為例[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2（2）.
篇7
關鍵詞：壽險業；經濟增長；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一、文獻綜述
近年來，保險業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方面的實證研究逐漸增多，由于使用方法和數據不同，對于兩者的因果關系尚缺乏統一的實證研究結果。肖文、謝文武（2000），欒存存（2004），饒曉輝、鐘正生（2005），胡宏兵（2007），錢珍（2008）等運用VAR或ECM方法實證分析保費收入與GDP的關系，得出了經濟增長推動了保險發展，但保險發展對經濟增長作用并不顯著的結論[1-5]。任燕燕、徐曉艷（2008）實證結果表明，經濟增長對保險業發展的作用遠大于保險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對作用大小進行了量化[6]。張連剛、李興蓉（2008），張淑英（2008），高樹棠、周雪梅（2009）等分別利用成都市、河北省、甘肅省數據，實證得出了保險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單向granger原因[7-9]。張穎（2010）的實證結果顯示保險業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雙向影響[10]。張風科（2011）利用VEC模型研究保險業發展與消費增長的關系，實證結果為保險業發展和消費增長具有單向因果關系，保險業發展有利于消費增長，而消費增長對保險業的影響較小[11]。以上都是針對整個保險業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的，單獨驗證壽險業或財險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較少。卓志（2001）用多元回歸方法對影響壽險需求的因素進行分析，認為保費增長的收入彈性較大，GDP增長是影響中國壽險消費的重要因素[12]。謝利人（2006）通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模型對保險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研究，發現財產保險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負作用，人身保險的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推動作用[13]。李明（2010）以新疆1980—2008年的財費保費、人身險保費和GDP進行實證分析，發現短期內經濟增長是財險和人身險發展的單向Granger原因，從長期來看，壽險的增長可能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14]。張玉凱（2012）利用2000—2010年季度壽險保費和GDP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結果為GDP是壽險保費的Granger原因，壽險保費并非GDP增長的Granger原因[15]。
發達國家保險深度和保險密度一般都比發展中國家高，說明經濟發展水平對壽險業的影響。同時，經濟發展狀況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壽險業的發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刺激了壽險業的發展。進入80年代以后，由于其經濟增長相對趨緩，發達經濟體壽險業的增長率也隨之下降。國外關于保險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在21世紀以來有了較大發展。Ward&Zurbruegg（2000）對OECD九個成員國的研究表明，保險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長期穩定的關系，某些國家的保險市場發展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而在其余國家則相反[16]。
二、數據來源及實證分析
（一）數據說明
壽險業的健康發展對于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具有重要意義。雖然我國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斷上升，但貧富差距較大，占比高的中低收入階層用于壽險的支出有限。短期內GDP拉動壽險保費的增長主要是高端保戶消費所致，由于壽險保單期限長，具有耐用消費品特征，高端客戶一般不會持續購買，這也是GDP增長僅在短期拉動壽險發展的原因。由于新型壽險占據保險市場絕大部分，其保費較高，保障程度有限，對中低收入階層來說均是奢侈品，而中低收入階層占比大，導致GDP在中長期拉動壽險業發展的作用不顯著。另外，經濟增長并不能直接導致壽險業快速發展，壽險業的發展還受居民保險意識、社會保障程度、家庭規模等其他各種復雜因素的制約。經濟增長對保險業的發展作用較小，說明壽險業發展更多是依靠自身創新、提高經營效率等措施所產生的結果，這也間接說明了我國壽險業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三、促進壽險業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建議
壽險保費收入與許多經濟因素相關，如經濟發展水平、金融水平、社會保障制度等。壽險作為無形非渴求性商品，收入或財富低于一定程度，消費者無能力購買。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越高，生活水平相應提高，財富也會增加，壽險消費越大。因此，可以把經濟發展看成是壽險需求增長的先決條件，也是拉動壽險需求的主要動力。把經濟增長作為影響保險需求的主要因素，已成為保險經濟學界的一般共識。
為發揮經濟增長對壽險業發展的正面影響，建議在加快和規范壽險市場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縮小收入差距，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壽險有效需求；鑒于壽險具有準公共產品的特性，建議國家相關部門提高對壽險業的政策支持力度。建議降低純保障壽險的營業稅和所得稅，對商業養老保險實行稅收遞延的優惠政策，加快壽險業發展步伐和覆蓋面，擴大稅延型養老保險試點。加大對壽險業的有效宣傳和有效引導，轉變微觀經濟主體對保險的守舊看法，以將社會的儲蓄轉化為壽險保費，使壽險發展與經濟增長實現良性互動的關系。
參考文獻：
[1]肖文，謝文武.中國保險費收入增長的模型分析[J].上海金融，2001（4）：27-28.
[2]欒存存.我國保險業增長分析[J].經濟研究，2004 （1）：25-32.
[3]饒曉輝，鐘正生.保險能否促進經濟增長——基于中國的實證分析[J].上海經濟研究，2005（12）：14-19.
[4]胡宏兵.中國保險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協整分析：1999-2007[J].山東經濟，2007（11）：74-30.
[5]錢珍.經濟增長、居民消費與保險發展的長期聯動效應分析[J].統計與信息論壇，2008（7）：50-54.
[6]任燕燕，徐曉艷.中國保險業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J].山東大學學報，2008（1）：91-96.
[7]張連剛，李興蓉.保險增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J].商場現代化，2008（6）：263-264.
[8]張淑英，燕.河北省保險與經濟協調發展分析研究[J].河北金融，2008（3）：62-63.
[9]高樹棠，周雪梅.甘肅省保險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J].湖南財經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9（4）：60-61.
[10]張穎.中國保險發展的周期性與影響因素的計量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10：95-109.
[11]張風科.中國保險業發展與消費增長的關系研究[J].保險研究，2011（12）：18-23.
[12]卓志.我國人壽保險需求的實證分析[J] .保險研究，2001（5）：10-13.
[13]謝利人.保險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J] .求索，2006（8）：45-47.
[14]李明.區域壽險和非壽險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J] .新疆財經大學學報，2010（1）：36-39.
[15]張玉凱.我國壽險保費收入與經濟發展的實證研究[J] .現代商貿工業，2012（7）：7-8.
篇8
關鍵詞：政府支出；經濟增長；文獻；述評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I(2011)03－0126－04
經濟增長問題一直是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實現經濟持續增長是各國政府努力的方向。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各個時期、各個學派受到持久的爭論。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是否有影響?如果有影響，這種影響是正還是負?以索羅斯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沒有影響。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出現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則認為經濟增長是由人力資本、技術進步等系統內生因素決定的，政府支出可通過影響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水平等內生變量而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從此，政府支出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進入了經濟學家的研究視野。隨著經濟增長理論的演進，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探討也不斷走向成熟。
一、政府支出與經濟增長的理論發展脈絡
有關政府支出的最早文獻是16世紀20年代威廉?配第的《賦稅論》，威廉在文中指出，政府必須履行公共支出的職能。西方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認為，政府的活動屬于非生產性勞動，它為了履行職能而耗費社會財富會妨礙資本積累和國民財富的積累，因此，政府要盡力減少公共支出，僅用來建設并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公共設施來履行國家的義務。隨后的大衛?李嘉圖也宣揚了類似的思想：政府財政支出對經濟基本上無影響。可見，在古典理論階段，關于政府支出的研究不多，只是存在思想萌芽。，
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創造性地提出了政府投資需求思想，他認為政府在經濟蕭條時期應該擴大投資性支出，以通過乘數效應帶來收入和人員就業的成倍增加。20世紀50年代，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遜通過一般均衡分析法，對公共產品供給理論進行了完整的描述，發表了關于政府支出的經典論文。自此，政府財政支出的研究進入財政學領域的正室。
英國經濟學家皮科克和懷曼斯(1961)提出了“梯度漸進增長論”，對財政支出問題進行了剖析。“梯度漸進增長論”認為，在正常年份公共支出呈現一種漸進的上升趨勢，只有當社會經歷激變時(激變可以是戰爭、經濟危機或其他災害)，公共支出才會急劇上升，而過了激變期，公共支出水平就會下降，但一般不會回到原來的水平，因此在政府支出的統計曲線上，呈現一種“梯度漸進增長”的特征；1969年，德國財政學家查理?馬斯格雷夫年提出了“經濟發展的政府投資支出增長理論”，該理論認為，在一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初始階段，公共部門的投資在整個國家經濟總投資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以便為經濟“起飛”階段打下基礎，之后政府將繼續進行公共部門投資并使之逐步成為“私人部門”投資的補充。由此可見，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政府支出的范圍也不同。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政府支出的重點是為社會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經濟發展進入成熟期后支出重點轉向提供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福利等方面；阿羅和庫爾茲(Arrow，Kurz，1970)最先將政府支出引入經濟增長研究中，他們認為外生的政府支出的變化僅影響經濟轉移動態，而不會改變經濟的穩態增長率；1990年，羅默開創了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認為長期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解釋的，他在“知識外溢增長模型”中證明了積極的財政支出政策可以提高資本和知識積累水平(1986)，他在“內生技術變化增長模型”明確了積極的財政支出政策對研究開發的促進作用(1990)。至此，政府支出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走向成熟階段。
巴羅(Barro，1990)構建了一個包含政府支出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發現政府支出的變化會顯著影響經濟的穩態增長率，當政府增加消費性支出后，GDP增長率和儲蓄率會下降；當政府增加生產性支出后，GDP增長率和儲蓄率起初會上升，但最終還會下降；Landou也通過對經濟平均增長率的回歸分析發現：人均GDP增長率與政府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政府支出特別是消費性支出對經濟增長具有反向作用；Battaglini和coate發現當稅率、政府債務以及政府公共產品的提供處于合理水平時，政府支出與經濟增長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Barth和Bradley發現實際GDP增長率與政府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現負相關；Batro(1990)以及Barro and Sala I Marti(1992)提出的“生產性政府服務公共品增長模型”和“擁擠性公共品增長模型”認為政府的公共服務與私人資本具有互補性，他們直接把公共支出流量納入生產函數，并進一步強調政府支出是“經濟增長的催化劑”。
之后經濟學家們通過一般均衡或動態一般均衡模型，深入研究了政府支出的各組成部分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格魯斯曼和赫可普曼指出，企業的研究與開發活動不僅提高企業自身的技術力量并獲得收益，而且具有完全的外溢效應或稱技術的外部性，使公共知識的存量增加。這種技術的外部性決定了政府提高在該領域支出的必要性；Easterly和Rebdo認為政府投資性支出占GDP的比重與經濟增長率正相關，特別是投資于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的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阿格赫恩和豪威特也強調了政府對研究開發、革新、人力資本形成等方面進行投資的必要性。格羅默和拉溫庫曼則指出，政府在道路、機場、港口以及公共部門研發等方面的公共投資不是純公共產品，而是非排他性的和部分非競爭性的，由政府提供的不同程度的擁擠性公共產品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不同的。
我國學者劉溶滄和馬拴友(2001)運用1998－2000年數據，研究了我國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結果表明政府投資沒有擠出私人投資，同時促進了非農就業增長。政府支出規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根本上取決于其對總產品的邊際效應，我國政府勞務是生產性的，擴大公共服務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張清(2002)以1952－2002年的數據為分析對象，研究了我國政府支出與經濟景氣指標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政府支出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著長期的動態均衡關系，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拉動作用；莊子銀和鄒薇(2003)的分析也表明，投資增長率、政府公共支出增長率與GDP增長率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公共投資對私人投資并不存在擠出效應，相反兩者間存在很強的互補效應；王力(2003)則著重分析了我國政府支出對GDP的產出彈性，得到社會文教費對GDP的產出彈性為負，產出彈性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費支出，其次為資本性支出，經濟建設支出的產出彈性很小；張明喜和陳志勇(2005)也發現中國的公共支出對經濟增長存在
正相關關系，財政支出的邊際生產力顯著大于1；付文林和沈坤榮(2006)卻認為，政府預算內支出的GDP占比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關系，經濟建設性支出與GDP增長率正相關；劉俊英(2008)基于協整理論和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系統考察了政府支出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影響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研究發現：生產性支出、非生產性支出和政府機構支出三項支出變量為非平穩的二階單整，它們與總產出及全社會固定資本形成額等經濟變量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生產性支出即基本建設性支出、增撥企業流動資金、挖潛改造資金和科技三項費用、支農支出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較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非生產性支出即文教科學衛生支出、工交流通部門事業費、地質勘探費三項支出與中國的經濟增長之間有較顯著的正向關系；政府機構支出即行政管理支出、國防支出與中國的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二、政府支出與經濟增長的經驗研究
政府支出影響經濟增長的經驗分析在1990年后引起了廣泛關注，國內外出現了大量的相關經驗研究文獻。由于研究方法的差異以及生產性政府支出歸類的不同，理論模型的結論與經驗研究的結果并非完全一致。經驗研究的內容主要集中于政府基礎設施建設支出、教育支出、居民消費、政府支出規模、政府支出總量等方面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政府基礎設施建設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學者們的研究結論比較一致：政府基礎設施建設支出提高了私人投資的收益率和勞動生產率，對經濟增長起著積極作用。Asch Auer(1989)以美國和其他OECD成員國為例進行研究，認為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支出提高了私人資本的收益率和生產率，其中核心基礎設施投資對生產率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而非核心基礎設施投資對生產率無影響。Easterly Rebel利用28個國家1970－1988年的數據進行研究，認為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支出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Miguel D.Ramirez將公共資本存量引人生產函數構造了一個擴展的c－D生產函數，利用墨西哥1955－1994年的數據就公共資本的構成與勞動生產率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政府增加基礎設施投資能夠顯著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政府增加消費支出能夠顯著降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Devarajan、Swaroop和鄒恒甫(1996)研究了43個發展中國家政府支出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發現經常性支出對經濟增長存在正效應，而資本性支出則與經濟增長負相關，并且生產性支出過度對經濟增長有負影響。Gupta(2005)通過對39個低收入國家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后發現，將財政支出主要用于人員工資的國家具有較低的經濟增長率，而將財政支出主要用于資本品和非工資的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較高。
關于政府支出總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學界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有負面影響。羅默的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占GDP比例一定的情況下，提高政府公共支出對經濟增長有正效應，如果超過這一比例，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巴羅(1991)的研究也證明政府消費性支出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蘭多(Lan－dau，1986)利用65個發展中國家1960－1980年的數據研究后發現，政府支出特別是消費性支出對經濟增長具有反向作用。Engen和Skinner(1992)對107個國家1970－1985年間的政府支出與經濟增長進行回歸分析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德瓦拉金(1996)等通過對43個發展中國家的研究，認為生產性支出過度使用對經濟有負影響。我國學者郭慶旺、呂兵洋和張德勇(2003)利用我國1978－2001年的數據進行了經驗分析，結果顯示政府公共支出總規模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而生產支出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生產性支出中人力資本的投資比物質資本的投資更能提高經濟增長率，而R&D投資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又大于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第二種觀點認為政府支出會促進經濟增長。Rub－binson(1977)利用相當大的跨國樣本數據得出，政府消費支出占GDP比重的提高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拉姆(Ram，1986)利用115個國家20年的投資、產出和經濟增長等數據，對政府消費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作了相關的計量分析，發現政府支出規模對經濟增長具有正效應，在政府支出占GDP比例適當的條件下，提高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有正效應，而且這種正效應在低收入國家表現的更明顯。Barro(1990)將政府支出流量直接納入宏觀生產函數，從中得到一個重要結論：政府支出作為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內生變量，可以通過改善單個要素生產率而促進經濟增長，只要它的規模保持在一個合適的范圍內，政府支出就有利于經濟的長期增長。第三種觀點認為政府支出與經濟增長沒有顯著關系。Jonas Angell等利用OECD國家1970－1995年的數據，研究認為公共部門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顯著關系。納爾遜和辛(Nelson，Singh，1994)利用欠發達國家的數據研究表明，中央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對國家的經濟增長在20世紀70年代有負影響，在80年代不顯著。埃文斯(Evans，1997)研究結果也表明，政府消費占總產出的比例與人均產出的相關性不顯著。
我國學者龔六堂、鄒恒甫(2000)通過建模和實證分析認為政府資本性支出的增長對經濟增長沒有統計學上的影響，經常性支出可以促進經濟增長，而政府資本性支出與經常性支出的波動對經濟增長是負影響；孫群力運用協整理論、向量自回歸、誤差修正模型和格蘭杰因果關系的分析框架，研究了我國政府投資和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的短期影響與長期關系，認為在長期內，政府消費與經濟增長是正相關的，而政府投資與經濟增長負相關。在短期，滯后兩期的政府投資是經濟增長的原因。
教育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是通過人力資本投資。Romer(1986)和Lncas(1988)的研究對此做出了突出貢獻。Romer認為技術進步表現為私人廠商投資于研究活動而生產出的新知識，而Lucas則認為技術進步是教育部門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以及在生產過程中人力資本溢出的結果。Helms(1985)利用美國48個州1965－1979年的數據回歸后發現，增加教育支出可以提高以個人收入表示的經濟增長。Glom and Ravi Ku－mar(1992、1997、1998)、Radanovich and Zilch(1999)建立了包括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在內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模型中公共教育支出直接影響人力資本積累，最終影響長期經濟增長。zhan(1996)、Miles－Far retie andRou bin(1998)、Braining and Vidal(1999)認為公共教育支出通過鼓勵私人投資也可間接影響經濟增長；Lan－
kan和Simpson(2004)通過將私人和公共投資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投入建立內生經濟增長模型，重新考察了政府支出與增長的關系，認為當其他決定增長的因素在一般均衡分析中受到反向影響時，公共教育支出對增長的正的、直接作用會被減少，甚至為負，經濟增長對公共教育支出的反應為非單調的，這種關系還依賴于政府支出的水平、稅收結構以及生產的技術參數等；劉治松，賈凱威(2009)采用1980－2007年的數據，運用VAR模型方法，對遼寧省政府教育支出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整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表明：遼寧省政府教育支出與經濟增長呈現出短期波動與長期均衡的運動軌跡。
關于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國內外相關研究很豐富。從理論上講，政府支出的增加會抑制居民消費的增長即“替代效應”，同時，政府支出的增加也可能會促進居民消費的增長即“互補效應”。Bailey(1971)認為政府支出與個人消費支出之間存在替代關系；Barrow(1974)認為如果資本市場完善，理性消費者在進行效用最大化的過程中能夠前瞻性地認識到當前債務融資對未來稅收的影響，則政府支出為籌措資金采取何種方式是無關緊要的；Karras(1994)認為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存在互補關系，政府支出增加將提高居民消費的邊際效用水平。對私人消費的支出，政府角色逐漸由補充轉換為替代；Tsung－Wuho(2001)通過對OECD的24個工業國的研究，證實了這種替代關系；我國學者黃頤琳(2005)通過構建RBC模型，利用隨機動態一般均衡方法對中國經濟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我國政府支出的增加導致居民消費的減少，二者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Shclarek(2004)認為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有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效應，但沒有證據支持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的擠出效應；夏興園、洪正華(2002)、劉宛晨(2006)對我國政府支出的消費傳導機制進行了研究，認為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存在互補效應，即政府支出的增加促進了居民消費的增長，尤其促進了農村居民消費的增長。
通過理論回顧，我們可以看出政府支出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已經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國內外關于政府支出與經濟增長的理論與經驗研究層次逐步加深，一般均衡理論得到廣泛的應用，永久收入假說、RBC模型以及生產函數得到了拓展；在經驗研究中應用了包括向量自回歸模型、協整理論、工具變量等計量分析方法，提高了模型的估計精度。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突出問題，比如如何定義生產性支出和非生產性支出，比如實證檢驗是建立在何種基礎之上，比如國內研究的樣本數據大多采用時間序列數據或者截面數據，對面板數據模型的應用較少，比如定量研究的模型分析中較少考慮經濟變量之間的動態關系和區域差異，這些應是未來研究和探索的重要領域。
參考文獻：
[1]威廉?配第，賦稅論[M]，商務印書館，1981
[2]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M]，商務印書館，1981
[3]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M]，商務印書館，1983
[4]Bailey，Martin.Nation income and price level，New York McGrawhill.1971
[5]財政部課題組，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關系計量檢驗[J]，經濟研究參考,2001
[6]夏興園，洪正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效應研究[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7]胡書東，中國財政支出和民間消費需求之間的關系[J]，中國社會科學，2002
[8]黃頤琳，中國經濟周期特征與財政政策效應――一個基于三部門RBC模型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2005
[9]劉宛晨，袁闖，我國財政支出的消費傳導效應分析[J]，消費經濟，2006
[10]Romer,Paul M.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ouranl of Political Ecmnomy,Vol.94(1986)
[11]龔六堂，鄒恒甫，政府公共開支的增長和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J]，經濟學動態,2001
[12]郭慶旺，呂冰洋，張德勇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增長[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3
[13]劉進，丁偉，劉軍民，關于公共支出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與實證研究[J]，財政研究，2004
[14]孫群力，公共投資、政府消費與經濟增長的協整分析[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5
篇9
【關鍵詞】投資；經濟增長；關系
投資、消費和出口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可見投資是影響經濟增長的基本要素之一，對經濟持續、協調、穩定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本文通過對膠州市近年來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分析，說明投資波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重要聯系。
一、投資與經濟增長的定性分析
從概念上講，經濟增長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潛在的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的增加，投資作為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投資分為固定資產投資和流動資產投資，其中對經濟增長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固定資產投資，固定資產投資是建造和購置固定資產的經濟活動，包括固定資產更新、改建、擴建、新建等活動。
投資和經濟增長是相互促進和相互制約的關系，一方面投資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貢獻，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另一方面經濟增長又強烈影響和決定著投資行為，沒有投資行為，經濟增長就缺乏后勁兒，沒有經濟增長，投資就成為了無源之水。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可以分為供給效應和需求效應。供給效應是指投資能夠增加有效供給，通過投資實現生產規模和生產能力的增加，從而提高有效供給，促進經濟增長。需求效應是指投資作為三大需求之一，對經濟增長具有強大的拉動作用，投資對經濟增長既有供給效應，又有需求效應，既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又是誘發經濟波動的主要因素，具有“雙刃劍”的作用。投資應服從和服務于消費，消費產生需求，投資產生供給。我們在處理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時，既不能忽視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又不能盲目的依賴于投資，既要重視投資的需求效應，又要重視投資的供給效應。
二、投資與經濟增長的定量分析
本文搜集了1990年以來膠州市固定資產投資總量數據和相應年度的GDP產生數據，對數據的相關性進行了梳理，從膠州市固定資產投資總量和GDP總量相關性的散點圖可見，多數年份的散點都分布在一條直線附近，隨著固定資產投資額的逐年增加，膠州市GDP總量也在逐年增長，可以判定固定資產投資和GDP總量之間存在著較強的線性正相關。
從另一個角度看，固定資產投資曲線與地區生產總值曲線的走向基本一致。以下數據為1990年以來膠州市固定資產投資和GDP發展之間的關系，兩條曲線大致平行增長，說明兩條曲線高度相關。
如果把膠州市每年固定資產投資數據視為變量X，把相應年度的GDP預測值視為Y，則Y=1.307x+783175，根據變量之間的關系，通過變量X的變化，可以預測Y的數據，為經濟建設發展提供一定置信度下的參考性材料。
三、從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和投資率看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固定資產效果系數：是指報告期新增地區生產總值與同期固定資產投資額的比率。它是反映單位固定資產投資額所增加的國內生產總值數量的指標。
固定資產投資率：是指一定時間固定資產投資額與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這個指標反映的是地區生產總值用于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
下表為膠州市1990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與地區生產總值表，并計算了相應年度的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和當年的投資率。從數據的演變過程，可以看出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隨著時間的發展逐步降低，而投資率卻大致呈現逐年增大的趨勢，尤其兩千年以后，膠州市固定資產投資率都保持在兩位數，2013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78.8%。
首先看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它反映的是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創造出的地區生產總值，從1990年的投資1萬元能拉動經濟增加15.38萬元到投資1萬元能拉動經濟增長8.42萬元的1999年，再到投資1萬元，僅能拉動經濟增長1.27萬元的2013年，膠州市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逐年減少。這反映出了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拉動的基本規律，在1990年還算改革開放初期，膠州市經濟總量還很有限，消費和出口能力還相當有限，固定資產投資的突然增加，對經濟拉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樣的過程持續到將近2000年，膠州市的經濟總量開始大比例增加，膠州市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居民和政府的消費能力和城市本身的出口能力都在大規模增加，且其增加對GDP的影響超過了投資增加對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致使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在逐年降低。
篇10
一、評價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標準。
在論證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時，目前，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證上都還沒有一個一致的結論。正如伊斯特林(Easterlin)所言：“沒有證據證明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系統相關關系究竟是正的，還是負的。”（注：李建民、王金營：“中國生育率下降經濟后果的計量分析”，《人口與經濟》2000年第1期，第8-P16。）這樣，在評價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時便缺少一個統一的科學標準。人多一定會給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嗎？僅從人口密度上來講，根據資料（注：《國際統計年鑒》，(2000)年。），1998年的人口密度印度是每平方公里295人，而中國香港6690人，日本334人，韓國469人，英國239人，德國230人。這些國家或地區并不認為人多是其主要的人口問題，有的國家還苦于生育率低和勞動力短缺。因此把人口增長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妨礙是不科學的。
在討論印度人口對經濟增長造成巨大壓力可考慮：人口與消費、人口與投資、人口與分配、人口與就業、人口與耕地、人口目標與經濟目標等。本文主要從需求角度探討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人口增長對經濟的妨礙按現代馬爾薩斯主義觀點是從積累與消費的關系通過如下途徑實現：人口增長—總體消費所占比例大—杜會積累比例少—儲蓄、投資受限制—經濟增長受限。這樣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關鍵在于按照這樣的途徑是需要一定條件的。
二、對印度1991-1998年（注：本文選取印度1992-1998年的數據，是因為1991年6月拉奧上臺后，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支持下，印度對傳統的經濟體制及運行機制進行了大膽改革，1991年7月了“經濟改革計劃”，90年代以來印度經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人口與投資的實證分析。
按人口對經濟增長妨礙的這條途徑看，人口增長壓力使經濟增長的努力集中在消費品生產方面而不是生產資料生產方而。同時人口增長會減少個人儲蓄，特別是用于投資的儲蓄更加困難。這就妨礙生產的改進和增加，限制經濟增長。這樣來看人口增長應該與儲蓄和投資增長的受阻有一種強相關關系。現將1992-1998年的人口增長與投資及儲蓄聯起來分析：
表1：（單位：%）
附圖
資料來源：1、表格中①、⑤數據見《國際統計年鑒》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統計基數不統一，這里對①做了一下處理，（⑤1994年數據缺失，為了計算的方使估計為19.0）。
2、②③④數據見Im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Yearbook。IMF，1999（②1998年數據缺失），第513頁，并進行了計算。
3、⑥數據見StatisticalYearbook，forty-fourthis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數據見《國際統計年鑒》，2000。
從表1的數據可直觀地看出人口自然增長率（Pr)、投資率(Ir)、總固定資產增長率(GFCr)、私人存款增長率(PDr)定其存款增長率(TDr)的年度變化軌跡發現：人口自然增長率呈現出整體回落的趨勢，與經濟增長關系不大，這應該說是七十年代以來印度推行“國民節育”人口政策的結果，當然也有經濟發展帶來的子女撫養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響，不過至少可以判斷人口增長率下降帶有極強的外生性。而投資率(Ir)尤其是總固定資產增長率(GFCr)與經濟周期性波動幾乎一致，經歷了90年代前期迅速上升和后期的穩定回落，帶有極強的內生性。而對經濟發展后勁很重要的儲蓄的變動對投資和經濟增長有一定的滯后性。
從表1中數據可看到經濟增長(GDPr)與投資(Ir、GFCr)的關系比校緊密，但人口與儲蓄和投資的關系并不明顯，儲蓄(PDr、TDr)的變動甚至與投資的關系都不明顯，人口增長、儲蓄、投資都有各自獨特的變動途徑，這是一個與前面的推斷很矛盾的結果。為更好地驗證這個結果，以下先取表1中的人口自然增長率與投資率，人口自然增長率與定期存款增長率進行最小二乘法線性回歸分析（注：本文中的最小二乘法線性回歸是用SPS510。0軟件做出來的。）。
附圖
據此也可以得到結論：人口自然增長率與定期存款增長率和投資率的相關性很差；人口增長，儲蓄存款和投資形成各有自己特殊的途徑。
從另一角度來，人口增長—總體消費所占比例大—社會積累比例少～儲蓄、投資受限制～經濟增長受限這樣一條途徑要發揮作用還依賴于這樣一種假設：印度經濟發展是“投資約束型”而不是“需求約束型”，這一條件在“短缺經濟”成立。但“短缺經濟”只是“轉型經濟”國家特有的現象。且對印度來講經濟發展沒有“投資瓶頸”的問題。這里有三個表現：(1)，對外開放，外資大量涌入(實際上，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任何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只要自己不搞封閉，如果存在良好的投資機會，不會沒有投資資金的涌入，全球僅游動資金就有10幾億美元)。(2)，居民儲蓄存款大幅增加。(3)，外匯儲備增加。見表3：
表3。（單位：DI和PD為億印度盧比，FR為美元）
附圖
資料來源：見Int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Yearbook，IMF，1999。其中的數據同WorldlnvestrnentReport，UN，1999，有所不同，不過并不影響問題的析。
這樣看來，印度經濟發展尤其是到了現在不是缺少資金，而是常常缺少投資機會，告別“投資饑渴”，挑戰“需求不足”。這可能是印度經濟以后所需要接受的更大挑戰。
三、印度1991-1998年人口、消費和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宏觀經濟學中有“乘數原理”，人口增長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就通過如下渠道由“乘數效應”給經濟增長帶來積極影響：(1)，新增人口增多—消費人口增多—消費需求增多～經濟增長。(2)，新增人口增多—對新增人口的生活、教育、住宅投資增多—經濟增長。1998年印度個人平均消費支出為287美元，通過“乘數效應”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就很容易看出來。
在論述印度人口壓力時往往從人口和投資的關系出發強調對投資的妨礙性，其實只要換個角度，就有不一樣的結論。看這樣一條途徑：人口增長—總體消費增加—刺激內需—乘數效應（同時對投資乘數效應）—經濟發展受到鼓勵。如果強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積極性時便涉及到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應，這是典型的積累與消費的關系問題。從理論上講積累與消費應該有一個最佳比例以促進經濟增長，但僅就目前而言，并沒有人能在理論上和實證上做出令人信服的論證，從根本上講無法判斷出增加投資或是增加消費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更大。各國具體經濟情況不一樣，有的可能需要較高的投資率，有的需要刺激需求，而更多國家要在需求上下工夫。現把投資、消費和凈出口與經濟增長聯系起來分析：
表4：總投資、總消費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單位：%）
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總投資(I)2.65-1.024.134.52-0.341.801.84
總消費(C)3.033.745.425，885.604.828.01
凈出口(E)-1.010.02-1.180.75-0.54-1.08-1.29
GDP(GDPr)5.45.08.17.47.45.05.8
資料來源：1，總投資、總消費和凈出口見《國際統計年鑒》(2000)。
2，GDP數據見StatisticalYearbook，forty-fourthi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數據見《國際統計年鑒》，2000。
通過觀察表四中的總投資(I)、總消費(C)和凈出口(B)對GDP增長(GDPr)的貢獻可以看到，在印度總消費對經濟的刺激作用是非常顯著的，而投資對GDP的增長作用不是很明顯，凈出口更是發揮了反作用。這和中國比較有較大的區別。（中國就90年代以來，總投資在經濟的增長中大體起到了50%的作用，凈出口在經濟增長中大體起到了10%左右的作用（注：見《國際統計年鑒》(2000)。））剛好印證了前面的強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積極性時發揮作用的那條途徑。
為更好地驗證，對總投資、總消費和凈出口和CDP增長進行最小二乘法線性相關分析。
表5：抽出表4總投資，總消費的增量結果（注：這里做增量的分析是因為投資(Ir)，消費(Cr)對GDP的貢獻是從總量的角度來統計的，而GDP是增量結果，這里需要統一。實際也對表四的數據直接進行了相關性分析，但是結果并不顯著，這也就驗證這里這樣處理的合理性。）
年份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Ir-3.675.150.39-4.822.140.04
Cr0.711.680.46-0.28-0.783.19
GDPr-0.43.1-0.70-2.40.8
表6：線性相關分析結果
附圖
據此可得結論：無論單獨做一元線性相關分析還是做二元線性回歸分析，需求中的總消費對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之間具有比投資更好的相關性（表6中的b和R[2]很明顯）；消費對經濟有更強刺激作用。這樣人口規模如果能夠刺激消費，再由消費帶動經濟增長，則印度人口問題就沒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反而是經濟增長的活力和動力。實際上就需求理論而言，消費對經濟的刺激作用總是第一位的，資本需求是不能脫離消費需求而獨立存在，消費需求減少，投資需求也會相應減少，兩者之間并不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就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兩者存在著相互促進的影響，消費會引導投資，投資收入刺激消費，如此循環。正如伊斯特林指出“已建立的居民戶的戶主或成員從新的就業機會和收入機會中已經獲得收益。獲得收益的居民戶將可能產生一種乘數效應和新的消費支出，也可能導致新的工商業投資。”（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經濟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第384頁。）單獨而言，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只有在“轉型期”國家才表現得特別突出。
從一定程度上講，人口增長是經濟增長的刺激因素和動力，人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人口增長放慢，消費減少，如人們生活水平沒有很快提高，就容易形成有效需求不足，不能創造出足夠就業機會和產品市場，造成資本閑置和產品過剩，這就是凱恩斯和漢森所提出的“停滯理論”（注：黃乾：“試論西方學者關于人口與經濟關系認識的演變”，《廣東社會科學》1999／年第2期，第136-142頁。）。從這一角度來講，印度人口所帶來巨大的國內消費需求使經濟增長后勁很足。當然，這一理論也遭到了一些經濟學家的否定，如熊彼特指出“欲望和有效需求并不是一回事”。羅賓遜指出，“有可能利用的勞動的增加，確實能使人的必需物品增加，但是能不能使有效需求增加呢？”（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經濟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第244頁。）。這些批評認為，人口帶來的消費欲望不一定會形成消費需求，實際上有效需求問題是分配領域中的公平問題，解決好公平問題，也就解決了這個問題，這應該是在別的領域探討的問題，而且，人口規模的巨大從需求的潛力來講，誰都不會否認。
另外，從印度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90年代經濟的飛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積累（見下表），可以說正是第三產業巨大的從業人口數量才托起了印度經濟的起飛。這一點中國有所不同，90年代以來中國三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中第二產業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70-80%的貢獻率（注：見《國際統計年鑒》(2000)。））。這一區別是有很大的意義的，第三產業看消費，第二產業看投資。第三產業是直接面對大眾消費者的，這說明了在印度的經濟增長中，居民消費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對印度而言經濟增長的重心是在于總需求中的消費。
表7：印度三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第一產業1.631.041.490.062.36-0.251.83
第二產業0.951.412.182.901.491.440.98
第三產業2.113.113.403.943.253.392.66
資料來源：《國際統計年鑒》(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的統計基數不統一，但是從相對指標來講不影響分析問題
人口增長放慢對經濟的抑制作用還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近鄰日本。日本人口總量已經由停滯到下降，可是日本人口的停滯乃至下降并沒有為日本的經濟增長帶來推動，相反，日本人口增長的停滯和嚴重老化，正成為經濟缺少活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印度人口規模帶來的經濟增長潛力。
隨著經濟發展，國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國內總需求也進一步擴大。隨著私營經濟發展，印度出現了一批大壟斷財團，具有極強購買力和消費需求；印度眾多中小企業家，擁有相當經濟實力；改革開放中出現了一大批暴發戶，積累了數億盧比財富，也具有很強購買力；長期以來印度對機關公務人員及知識分子實行較高工資政策，使其成為具有一定購買力的龐大群體；60年代中期以來的“綠色革命”、“白色革命”和“藍色革命”中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形成龐大的農村富裕階層。上述種種人形成的中產階級隊伍逐漸擴大，據估計其人數超過2億（注：文富德：“世紀之交的印度經濟發展及其前景”，四川大學南亞所，搜索所得。），這些階層巨大的消費需求對印度經濟而言，是極其重要的力量。印度市場潛力極大，為經濟發展帶來很強后勁，而這種市場潛力是由印度人口規模所提供的。
表8：印度消費品普及率
乘車普及率傳真機移動電話
（輛／千人）(1996)（部／萬人）(1995)（部／千人）(1998)
世界90.49355.3
印度4.411.2
資料來源：《國際統計年鑒》(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