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經濟與國民經濟范文
時間：2023-10-30 17: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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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國非公有制經濟與農民工的產生和發展基本上是同步進行的。改革開放以來，在非公有制經濟逐步壯大的同時，農民工的隊伍也越來越龐大。現在，非公有制經濟面臨著進一步發展的機遇，中國農民工也進入了全面市民化的關鍵時期，如何在推動非公有制經濟加速發展的同時，逐步實現農民工市民化，這是中國在轉型時期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
一、中國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的“逆市民化”現象
與其他國家鄉城人口流動過程不同的是，中國勞動力的轉移與市民化是分兩個步驟進行的：第一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非農化就業，即形成農民工，第二是農民工實現由農民到城市市民的轉化，即市民化。因此所謂農民工市民化就是指借助于經濟發展的推動，使農民工在身份、地位、價值觀、社會權力以及生產、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轉化。這是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解決農民工出現后所產生的許多社會經濟問題的根本出路。
目前，中國農民工市民化的現狀是：一方面既有的改革已經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掃清了各種障礙，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城鎮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農民工的規模越來越龐大；另一方面是沒有完成的改革為農民工的市民化設置了各種障礙，農民工的就業城鎮化與身份市民化發生了嚴重的偏離，致使農民工市民化不能有序進行，而且穩定性較弱。在這樣的背景下，城鎮的農民工只好游離于城鎮社會與農村社會的邊緣。目前這種邊緣化主要表現為六個方面：(1)工作性質邊緣化；(2)居住分布邊緣化；(3)社會地位邊緣化；(4)經濟地位邊緣化；(5)社會心態邊緣化；(6)繼承性邊緣化。基于這樣的背景，農民工進不能融入城市，退不甘回到農村，但隨著年齡的增大，最后也只能是非自愿返鄉繼續從事農業生產，從而形成鄉－城人口流動中的“逆市民化”現象。
世界各國鄉－城人口流動的歷史表明：在向城鎮轉移的過程中，農村剩余勞動力先后(同時)實現職業與身份的轉變，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的趨勢，也是城市化與市民社會發展的基礎。而我國農民工目前這種“逆市民化”的現象，顯然與我國深層次的雙重二元結構緊密相關。在我國城鄉之間、工農業之間存在巨大差距的情況下，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中國農村出現了空前的人口工業化、人口城鎮化的趨勢，是以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為基礎的。因此，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對我國二元結構矛盾的緩解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但是，與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同，我國不僅存在一般意義上的二元結構，而且還存在體制方面的二元結構，為保障國家工業化、計劃經濟的資源配置要求而人為設置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仍然在發揮、或者在變相地起作用。現階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盡管能夠為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創造就業機會，卻不能解決勞動者就業變化與身份轉化二者之間出現的分離后面的一系列的問題。換言之，就業安排與身份轉化是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發生的，非公有制經濟缺乏使農民工能夠在城市就業同時實現農民向市民轉化的內生機制和能力。農民工在城市就業，成為一種體制外的就業，這與城市市民在非公經濟中就業存在本質的差別。
二、非公有制經濟在推動農民工市民化方面存在的障礙
為什么要關注非公有經濟發展與農民工市民化之間的關系?問題的出發點在于我國非公有經濟已經成為農民非農化就業的主要載體。表1的數據顯示，城鎮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吸納就業人數從1990年的13,895萬人減少到2005年的7,298萬人，平均每年減少439.8萬人：非公有制經濟就業人數從1990年的2,348萬人增加到2005年的11,970萬人，平均每年增長641.8萬人，同時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同期中國就業人數一共增加11，076萬人，平均每年增長738.4萬人，這表明非公有制經濟吸納了新增就業人口的86.87％。
由于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與部分企業的倒閉破產，以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為代表的公有制經濟的就業容量出現了大規模的收縮。因此，在城鎮人口的就業都無法滿足的基礎上，這些企業已經無法大規模地吸納農民工就業。但是這一時期是中國農民工人數迅速增長的時期(見圖1)，因此，不斷增長的農民工只能選擇在非公有制經濟就業。在90年代以前，農民工主要是在鄉鎮企業就業。這一時期的鄉鎮企業，不同程度的存在產權不清晰的現象，隨著改革的深入，鄉鎮企業大多實行轉制；90年代以后，鄉鎮企業面臨二次創業，就業容量迅速縮小，這一時期農民工大規模跨區域就業載體主要由城鎮非公有制經濟承擔。基于這樣的背景，可以認為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農民工的主要就業載體。
盡管非公有制經濟為農民工主要的就業載體，但是，目前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還不足以支撐農民工向市民化的轉化。就業載體的不穩定是其首要原因。目前非公有制經濟提供給農民工的工作多是“生存型”的工作，這就決定了農民工既沒有時間、精力與財力去實現自身的提高與發展，而且這種“生存型”的工作位于勞動力市場的低端領域，發展起點低，職業升遷困難。另一方面，在現行的制度環境中，非公有制經濟無法提供給農民工長期而又穩定的就業預期，因此，農民工提高自身素質與技能的積極性受到壓制；部分非公有制企業使用農民工只從短期效益出發，不注。重農民工的培訓與提升，因此農民工始終處于低水平、低層次的產業領域，無法形成長期而又穩定的城市就業預期，只能游離在城市與農村的邊緣，不能有續而又穩定地實現市民化。
其次，非公有制經濟還沒有成為農民工的市民化載體。所謂市民化載體是指借助于就業載體的推動，實現農民工由農民到市民的轉變并融入城市生活的環境。因此，這種市民化載體包括了農民工的就業載體、平均的社會保障水平、社會的認可與平等的國民待遇等。但是，目前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顯然難以達到這樣的層次：(1)非公有制經濟無力將農民工的工資維持在與城鎮居民平均的水平上，只
好將其壓低在當地生存水平附近，這一基本事實使得農民工無法維持與城鎮居民同樣的生活：(2)非公有制企業沒有有效保障農民工的臺法權益，不僅工資水平低并經常拖欠，而且農民工的人身安全和尊嚴、平等擇業、勞動保護、社會保障、居住等合法權益也得不到有效保障；(3)社會長期以來形成的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偏見，使得在其就業的員工“低人一等”，在加上城市居民對農民工觀念上的根深蒂固的偏見與行為上狹隘的歧視，這就使得目前的農民工很難融人城市的主流生活；(4)現有的非公經濟無法實現農民工身份的轉變，現行的政策在給與非公有制經濟自行招聘人才的同時并沒有給與其相應地安排員工當地落戶的權力。顯然，非公有制經濟內部也缺乏保障農民工市民化的內生機制。
從發達國家鄉－城人口流動過程來看，只要有企業提供就業崗位，流動人口一般都能夠順利地在當地安居樂業。那么非公有制經濟在承擔農民工就業載體的同時為什么不能有續、穩定地推動農民工市民化，這其中既有非公有制經濟需要進一步發展的原因，也與目前體制環境有關系：
1、政府扶持國有經濟的內生偏好制約非公有制經濟順利發展。雖然目前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是中國市場經濟的主體，但是政府的理性選擇仍然是必須扶持國有經濟，主要表現在使國有企業在市場準入、稅費負擔、社會公共服務體系、金融資源的獲得與其他促進企業發展的優惠政策等方面具有優先權，并在制度上對非公有制經濟形成擠壓，這就使得不同所有制經濟在經濟政策方面不能“一視同仁”，使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競爭、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中處于不平等的地位。
2、政府官員的有限支持影響了非公有制經濟正常發展。政府官員是獨立的利益主體，有追其自身效益最大化的要求，政府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支持是以符合自身利益為前提。因此，地方官員在對待非公有制經濟上出現了悖論，該保護的不保護，該制止的不制止。一方面是政府對非公有制企業的合法權益保護不力，非公有制企業合法權益遭受侵犯的案例日益增多，一些行政執法機構對個體戶、小企業濫施罰扣的現象時常發生；但在另一方面官員為了追求地方GDP的增長與推卸政府應該承擔的公共義務，默許非公有制企業侵犯其員工的合法權益，導致許多非公有制企業無視甚至損害農民工最基本的合法權利，致使勞資關系矛盾日益加大，農民工無法順利融八城鎮。
顯然，發展的不足，使非公有制經濟無法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不能有力地支撐農民工市民化；不規范的企業行為，過度追求利潤最大化，也在侵害員工的合法權益同時，使農民工自身市民化的能力受到了鉗制。
三、非公經濟發展與農民工市民化的內在關系
推動非公有制經濟成為農民工市民化的基礎，這既是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也是非公有制經濟自身發展的需要。目前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是農民工的主要就業載體，順勢而為地推動非公有制經濟成為農民工市民化在實踐上具有可行性、在經濟上也具有可能性。
1、推動農民工市民化是源自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要求。所謂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責任除了為股東追求利益之外，也應當考慮相關當事人的利益，即影響與受影響于企業行為的各方利益。縱觀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歷程，企業從一開始產生，就承擔了一定的責任，并隨時代的變遷而不斷的變化：在上個世紀30-60年代，企業強調的經濟責任，即要為實現企業所有者、股東的利潤最大化負責，這時的企業理念是股東個人利益至上，企業經營者的唯一目的就是實現利潤最大化；在上個世紀60年代以后，隨著經濟快速發展所導致的環境保護問題的興起，以及經濟全球化的加快，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市場經濟規則與市場經濟內在的基本矛盾――勞資矛盾與社會道德，這就使得勞工問題、勞動權益保護等成了世界性的問題，企業的社會責任運動也就應運而生，并很快成為全球范圍內關注的話題。進入新世紀之后，中國非公有制企業的社會責任也愈發引起人們的關注，并成為非公有制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與應對的巨大挑戰。實際上，在現代社會中，不管是公有制還是非公有制的企業，作為一個社會組織，都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這就意味著，企業在追求利潤、追求企業擴展的同時，必須充分考慮的合法權益，包括農民工融入市民社會的合理要求。
2、推動農民工市民化是非公有制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需要。長期以來，一些農民工所在企業都存在認識的誤區。他們認為，由于中國存在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因此農民工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所以不必承擔他們在醫療、工傷、住房等方面的保險支出，并且缺乏對由農民工轉換而來的新產業工人應有的尊重和保護，再加上地方政府監管職責的缺位，這就使得農民工收入長期過低、社會保障不到位，甚至是工資都被長時間拖欠。不但如此，有的企業還把給予農民工平等權力與企業勞動生產率對立起來。但是，就非公有制企業而言，過多追求企業利潤的短期行為，而忽略農民工的發展與市民化，這實際上也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企業競爭實質上是人才、市場與技術等多方面的競爭，如果單純拘泥于勞動密集與產品的低成本優勢，而忽略了人的發展，企業的競爭優勢肯定難以持續。2004年爆發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民工荒”，就是企業長期忽略了農民工的權益與發展而導致的農民工用腳投票的結果。實際上，農民工的市民化，不但能促進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開發，而且也有利于人力資源配置機制的形成和發展，這就能促使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改進服務管理，從而激活企業的激勵、競爭機制，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更廣闊的空間。
3、企業給予正常待遇是推動農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出發點。要推動非公有制經濟成為農民工市民化的基礎，并不是要求非公有制企業去承擔企業以外的責任，而是要求企業改變用農民工的理念，正視農民工的權益，重視農民工的發展。實際上，只有企業能給予農民工正常的工資待遇、福利保障與升遷機會，農民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來逐步增強市民化的能力，從而有續與穩定地實現市民化。目前，要給予農民工正常的待遇首先就要求非公有制企業充分尊重農民工的價值，根據來源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市場開放水平、消費水平以及勞動力流動的心理成本等因素的變化相應地提高農民工的工資待遇；其次要堅決杜絕企業拖欠農民工資的現象，保證工資如期發放：第三要改善農民工的工作環境，嚴格按照國家標準與行業要求，為農民工提供必要的勞動保護條件和職業病防治措施；第四要保證農民工的基本福利，按照城鎮社會一般水平
的要求為農民工辦理基本的社會保險，為農民工市民化提供基本的保障；最后要注重農民工的培訓與提升，為農民工向上的流動提供創作必要的條件。
4、通過制度創新，非公有制經濟具有成為農民工市民化基礎的能力。目前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首先是黨和國家關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基本理論、方針、政策和制度已經基本形成，并將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第二是中國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的自身素質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企業規模日益擴大，競爭優勢不斷增強；第三是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已從原來數量擴張的階段進入加快發展、持續發展的新階段。中國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基本格局已經形成，并將進一步實行良性互動。非公有制經濟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中，既是生力軍，也是主力軍之一。
因此，隨著政策完善、制度創新與企業素質提高的推進，非公有制經濟必將迅猛發展，自身的實力也將日益增強。在這樣的背景下，非公有制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能力必將相應增強，能夠保障農民工的正常待遇，重視農民工的發展，給予農民工在城市長期而又穩定的就業預期，提供農民工融八城市主流生活的機會，在鞏固農民工就業載體的基礎上穩步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四、推動非公有制經濟成為農民工市民化基礎的制度創新
要想推動非公有制經濟成為農民工市民化的基礎，必須進一步加快制度創新：一方面要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推動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另一方面需要營造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環境，引導非公有制企業建立和諧的勞動關系，從而推動非公有制經濟成為農民工市民化的基礎，穩定、有序地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具體而言，這些制度創新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1、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制度
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創造一個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給予他們在市場準入、金融支持、土地與稅收等方面公平的待遇，是推動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基本要求。這首先就需要市場準入平等化，給予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同等的“國民待遇”，真正落實黨和國家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準八的政策，向非公有制經濟開放更多的領域，以拓寬非公有制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其次需要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提供融資便利，實現融資渠道多元化與金融支持平等化。要逐步改變政府對公有制經濟的“父愛貸款”，提高對非公有制企業的貸款比重；鼓勵金融服務創新，開發適合非公有制中小企業特點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建立健全信用擔保體系，架起非公有制企業與銀行信貸的橋梁；同時要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拓寬非公有制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第三是需要財稅支持的平等化，通過完善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稅支持政策，給予非公有制經濟在稅收、土地等方面公平待遇，為不同所有制經濟的發展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2、嚴格的產權保護制度
對個體私營企業財產權和收益權的保護，是充分釋放非公有制經濟潛能的需要，也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礎設施，但這只能由政府提供。目前，非公有制經濟產權和收益權經常受到兩個方面的侵害：來自民間的是對企業資產與生產成果的盜搶破壞，來自政府部門則是以撕毀合同剝奪企業的經營權來剝奪個體和私有產權。因此必須建立嚴格的產權保護制度，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這首先需要盡快加強和完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所必須的法制建設，充分保障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產權與收益權，使侵害非公有制經濟合法權益的行為得到法律制裁。其次需要建立政府行政約束機制，從根本上制止政府職能部門對企業的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亂檢查、亂評比以及執法過程中的不規范行為和其他不當干預。
3、有效的公共產品供給制度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經濟是主體，政府是為市場經濟服務的，因此必須建立與完善有效的公共產品供給制度，推動政府由“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務政府”轉變，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這首先需要建立合理的政商關系，明確政府作為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責任與義務；其次需要通過宏觀調控與嚴格的市場監管措施為各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經濟環境與金融環境，保障正常的市場次序；第三需要大力發展各類社會中介服務組織，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提供信息、咨詢、評估、中介、法律等服務，從而減少企業交易成本和機會成本，提高市場交易的成功率；第四需要加大對自主創業的政策扶持力度，支持開展企業經營者和員工培訓，加強科技創新服務，支持企業開拓國內外市場；第五需要政府加強交通、水利、能源、通信、城市公用等設施建設步伐，為非公有制企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
4、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
經濟的發展決定了企業的生產與組織形勢，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企業會采取不同的生產與組織形勢，并不斷進化。目前，在中國的非公有制經濟中，家族企業占據了較大的比例。不容否認，在私營企業初創階段，家族企業的家族經營制曾經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日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家族企業經營制在經營機制與管理制度上存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與缺陷也日益明顯。因此需要引導非公有制企業實行公司制改革，將非公有經濟體制的優勢與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有機結合起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制度上保證非公有制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當然，我們也必須從實際出發，針對非公有制企業發展的客觀情況和現實階段，探索符合現代企業制度方向的制度創新模式：總體上應以公司制作為制度創新的選擇，一些發展態勢較好的規模較大的企業可以向現代股份公司制轉變；部分中小企業應參照《公司法》，調整內部組織機制，向有限責任公司制靠攏；分散的個體、私營家族企業根據各自特色考慮向股份臺作模式靠攏。
5、統一平等的社會制度
統一平等的社會制度是推動非公有制經濟成為農民工市民化基礎的重要條件，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目前，完善統一平等的社會制度需要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是政府必須給予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同等的社會地位，正視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積極引導社會消除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歧視，尤其是對從其從業人員的歧視；另一方面是非公有制企業必須給予農民工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國民待遇”，要通過不斷協調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消除約束農民工融入城鎮主流生活的二元戶籍制度，創新企業勞動用工制度，從而提升農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推動農民工與城鎮社會的融合等。
篇2
一、唯有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方能走正路、走新路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強大的生機和活力，使我們走上了一條快速發展的軌道。經過改革調整，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重新綻放出活力，國有經濟牢牢掌握著國民經濟的命脈。國有資產總量不斷增加，控制力進一步增強，一大批極富活力的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脫穎而出。非公有制經濟幾乎從零起步，經過蓬勃發展，其產值比重、勞動力比重已占到半壁江山，一批現代化的私營企業競相涌現，成為我國重要的經濟增長點。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之中。
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發展新活力，這是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獨特優勢。與眾多欠發達國家和危機頻發的西方國家相比，中國擁有一支公有制經濟“主力軍”，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為實現自主發展、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奠定了基本制度條件；同時，中國打造出一支非公經濟的“生力軍”，加快了市場體系的培育和生產力發展，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從功能上來看，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
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是我們運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基本原理，結合我國具體國情所作出的現實選擇。一方面，我國走社會主義道路要以公有制為經濟基礎，這對于增進人民福祉、保障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任何時候都不能將全盤私有化作為改革發展的選項。另一方面，我們所建設的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多層次的生產力水平從客觀上要求有多種所有制與之相適應。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任何設計都不能主觀地超越這一階段。
“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與“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可割裂，更不能對立起來。忽視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會落入私有化的陷阱；忽視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就會導致經濟體制僵化，經濟活力不足。只有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才是確保改革正確方向的正路，才是振興和發展我國經濟的新路。
二、更好地體現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有制經濟的比重不斷變化，對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的探索持續進行。這種情況下，指出：“如何更好體現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進一步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
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而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如何，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作為市場微觀主體的國有企業是否能做大做強做優、是否具有活力和競爭力、是否可以發揮好各項功能。
國有企業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經過多年改革發展，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許多國有企業在提高經濟效益、資產保值增值、規范治理結構和管理制度創新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其主要經濟技術指標在國內位居一流，在國際上也屬于較好水平。如今，中國優秀的國有企業已經與各國一流企業比肩而立。2013年，在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世界500強中，由國資委監管的中央國有企業占了44家，其中不乏處于完全競爭性領域的企業，如中國建筑、中國鐵建、中國五礦、中國電子等。除了經濟績效的長足進步，國有企業在重大工程建設、科技自主創新等落實國家戰略方面也走在了前頭，在保障民生、抗震救災等承擔社會責任之際更是作出了表率。
有人認為，當前國有企業的優異績效來自其壟斷地位。事實上，如今我國絕大部分行業包括國有資本比較集中的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建材、建筑、機械制造等，都已形成充分競爭格局。壟斷性國有企業只占少數，而且要執行政府定價，不能通過壟斷價格獲取超額利潤。也有人提出，國有企業必然滋生腐敗。應該說，企業腐敗作為一種職務犯罪，在任何所有制企業中都有可能出現。國有企業出現的腐敗問題要通過完善治理結構、加強制度監管、嚴肅黨紀國法加以解決，但不能因此就斷言國企必然腐敗，更不能以私有化的方法反腐敗。還有一種認識，將國企發展與改革倒退畫等號，認為唯有削弱國企，實現“國退民進”才是推進改革。這與三中全會《決定》強調“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國企改革絕不等于“去國有化”或“去公有制”，更不能以所謂“國際經驗”為依據，要求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將國有經濟的比重降低到10%。正如反復強調：“深化國企改革是大文章，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
為更好地堅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三中全會《決定》強調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并適應新的形勢、針對現存問題，提出了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舉措。在國有資產管理方面，適應混合經濟的發展、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體現國有資產“全民所有”的性質，《決定》提出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對繼續控股經營的自然壟斷行業實行改革；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和長效激勵約束機制，探索推進重大信息公開；合理增加市場化選聘比例，嚴格規范管理人員薪酬水平和職務消費等。這些舉措將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提高經營效率、合理承擔社會責任、更好發揮作用。
三、從多個層面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符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既與市場經濟具有天然聯系，又與多個層次的生產力水平相對接，它們的存在和發展，不僅在機制上有利于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有利于促進公有制經濟提高效率，而且在支撐增長、促進創新、擴大就業、增加稅收、滿足市場需求多樣性、增強社會經濟活力等方面顯示出巨大優勢。
這些年來，國家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使其發展環境不斷優化，規模持續擴大。以私營企業為例，目前數量已占全國企業總數的80%以上，注冊資本占全國總額的四成。在2013年中國企業500強中，有16家私營企業上榜，在紡織、鋼鐵、有色、家電、汽車、電信設備制造和金融業等市場化的主要領域贏得了一片廣闊天地。十年前世界500強企業中還看不到我國私營企業的身影，如今已經有8家企業進入這一梯隊。華為等一批領軍企業已經打造出世界一流的優質品牌，參與國家發展戰略、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不斷提高，社會責任意識也在不斷增強。面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快速發展，有些人擔心，非公有制經濟增長一分，公有制經濟就會萎縮一分，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就會動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事實上，我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以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為前提的，30多年來盡管公有制經濟的比重下降了，但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總量越來越大，控制力在增強，國有企業的效率和競爭力大大提高。
當前在改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環境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如市場準入制度不統一、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同時，部分非公有制企業自身在治理結構、經營行為和履行社會責任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也日益凸顯，這些都需要在改革中逐步改善。應該說，要實現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既需要鼓勵、支持，也需要加強引導。為此，三中全會《決定》從多個層面提出了改革舉措：在產權保護上，明確提出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在政策支持上，強調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在鼓勵混合上，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在加強引導上，鼓勵有條件的私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出依法監管各種所有制經濟。當然，非公有制經濟的進一步健康發展不僅要求改善宏觀外部環境，更有賴于各個微觀主體練好內功，在具備條件時推進企業制度改革，加快產業結構調整，不斷提高自身競爭力。
四、發展混合所有制要緊緊圍繞“兩個毫不動搖”
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鞏固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體現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重要實現形式。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混合所有制打通了各種所有制資本相互融合的渠道，可以放大公有資本特別是國有資本的功能，增強國有資本的控制力，也可以促進私營企業做大做強，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一些觀點將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看成是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之間此消彼長、你進我退的“零和博弈”，這是不符合三中全會《決定》對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定位的。有人將發展混合所有制解讀為是要稀釋國有經濟成分，減少國有經濟比重，也有人擔心推進混合所有制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沖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必須指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的前提是確保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目的則是實現“兩個毫不動搖”，促進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篇3
[關鍵詞] 宏觀經濟 產業結構 投資 消費 非公有制經濟原因
六年來,廣西經濟保持快速健康發展的勢頭好，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經濟增長進一步加快，經濟運行質量進一步提高。特別是從2002年以來,全區生產總值增長已連續五年保持在兩位數以上，分別為10.6%、10.2%、11.8%、13.2%和13.5%，“十五”時期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10.6%，高于全國平均增長速度，尤其是2005年和2006年經濟增長速度達到13%以上（如圖）。2005年全區生產總值已突破4000億元，經濟總量明顯增強，經濟運行的穩定性進一步增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全年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由2001年的4697元上升到2006年的10240元。財政收入由2001年的263.02億元上升到了2006年的568.08億元，六年的年增長率分別為19.6%、12.7%、11.8%、18.2%、17.7%和19.5%，年平均增速達16.6%，遠高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
廣西宏觀經濟運行的情況主要表現在產業結構、固定資產投資、消費、非公有制經濟等方面。
1.三次產業結構和行業結構不斷優化。第一、二、三次產業結構由2001年的24.9∶36.6∶38.5調整為2006年的21.5∶39.2∶39.3,其中，第一產業比頭兩年下降3.4個百分點，第二、三產業比重則提高2.6和0.8個百分點。廣西2001年～2006年三次產業結構情況如下表:
第一產業:內部行業結構不斷優化，在穩定主要農產品產量的同時，繼續深化農業結構調整，特色農業區域格局顯現，農業和農村經濟總體發展良好。一是糧食生產保持穩定;二是種植業結構調整成效明顯;三是優勢產業集群區域化特征顯現。農產品加快向優勢產區集中，優勢產業集群逐步顯現。
第二產業:工業經濟穩步發展，2001年～2006年第二產業年平均增長率為1.88%，重化工業特征日益明顯。廣西加快工業結構調整步伐，擴大工業技改投入，加大工業園區建設扶持力度，積極推進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通過改制重組工業內部結構得到進一步優化，高新技術業得到較快發展，企業克服了能源、原材料價格上漲的不利因素，廣西工業繼續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已開始步入快速發展軌道。同時，廣西重化工業特征日益明顯，增長速度已經連續三年保持快于輕工業。
建筑業也呈穩步增長趨勢。全社會建筑業完成增加值由2001年的145.68億元上升到2006年的286.4億元，年平均增長0.95%。全區具有資質等級的總承包和專業承包建筑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0.94億元增加到13.29億元，平均年增長幅度達到2.06億元；上繳稅金由6.04億元上升到22.81億元，平均年增長近2.8億元。
第三產業:內部行業不斷優化，交通運輸及郵電通信業、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繼續發展，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中的信息業和旅游業等新興行業得到進一步發展。
2.固定資產投資穩步增長，重大項目投資帶動作用顯著增強。六年來，廣西政府正確地處理好宏觀調控與加快發展的關系，同時繼續堅持投資拉動為主的方針，加大重大項目建設力度，積極發揮重大項目投資帶動作用。期間廣西投資的重大變化是小項目投資減少，重大項目投資帶動作用顯著增強。
3.消費增長總體平穩，增幅有所提高。2001年～2006年廣西消費需求增長總體平穩，增幅有所提高，確保了作為最終需求的消費對廣西經濟增長的必要拉動，增強了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同時，農村消費逐漸加快，城鄉增幅差距進一步縮小，城鄉消費呈現出同步增長的趨勢。
4.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廣西政治上鼓勵、政策上扶持、方向上引導、法律上保護，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進入金融服務、公用事業、基礎設施等領域，積極引導個體、私營企業制度創新，加強和改進對非公有制企業的服務和監管，全區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一是投資方面，非國有投資較快增長。二是消費方面，非公有制經濟零售額保持快速增長，市場份額繼續擴大。三是出口方面，私營企業出口居首位。
綜上所述，廣西經濟運行的主要特點主要表現在：經濟增長加快；三次產業協調發展，工業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國內需求持續旺盛，國外需求保持較快增長；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繼續提高；宏觀環境趨于寬松，微觀經濟主體活力增強。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國家繼續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扎實推進，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加快，中國――東盟博覽會繼續在南寧舉行，“兩廊一圈”合作的提出；這多重機遇將為廣西更好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快發展提供新的契機。
第二，當前廣西正市場導向的、內在的周期性擴張因素顯著增強，消費結構升級和民間投資成為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有力支撐。
第三，經過“十五”時期的發展，廣西的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經濟增長的穩定性不斷增強，已經具備了加快發展的條件。
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廣西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還存在一些問題:農業基礎薄弱,抵御災害能力不強，農民增收渠道不多;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較弱,產品競爭力不強，生產受市場需求約束加大;投融資渠道單一,項目前期工作滯后，新上項目難度加大;經濟增長方式比較粗放;就業、社會保障、扶貧開發任務還比較艱巨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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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廣西壯族自治區統計局:《2003年廣西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4（3）
[13]廣西壯族自治區統計局:《2004年廣西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5（3）
[14]廣西壯族自治區統計局:《2005年廣西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6（3）
篇4
近年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制定和出臺了一系列加快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措施，極大地推動了我市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2004年，全市非公有制經濟規模工業企業508家，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的75.7%；實現工業產值達132.85億元，比上年增長35.5%，占全市規模工業經濟銷售額的45%。非公有制經濟在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需求，解決社會就業，保持社會穩定以及為國家提供稅收和社會捐助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為國民經濟中極具生機與活力的組成部分，成為推動我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與經濟發達地區相比，我市非公有制經濟無論是發展速度、還是經濟總量和質量，都存在較大的差距。加快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大力提升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對推動我市在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中實現加快崛起和更大跨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加快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必須提高思想認識。年初，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這是一部全面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重要的政策性文件，對于推動非公有制經濟跨入歷史發展的新階段，實現更快更好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各級各部門都要認真學習，充分認識加快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加快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對我市調整所有制結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提高開放水平、增加就業崗位等，都具有重大意義。沒有非公有制經濟的大發展，就沒有三明經濟的大發展；沒有一大批非公有制企業的快速成長，三明經濟就缺乏生機與活力。抓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就是抓發展這個第一要務，就是讓一切創造源泉充分涌動。
加快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必須全力營造發展環境。要在政策上放寬，凡符合國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不違反產業政策的行業、領域及商品，均允許各類民間資本經營。要在領域上放開，鼓勵非公企業投資教育、醫療、衛生、體育等行業，參與山區、農業產業化等綜合性開發，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以及市政工程建設的投資經營；除法律明令禁止的領域，均對非公企業開放。要在政治上放心，努力營造非公企業及其從業人員在法律上有保障，社會上有地位，政治上有榮譽，經濟上有實惠，與國有、集體企業平等競爭、共同發展的良好環境，開創非公有制經濟突破性發展的新局面。版權所有
加快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必須強化政府服務職能。改進政府服務方式，把行政審批、行政強制、行政收費納入法制軌道；認真清理行政審批事項，簡化審批程序，減少審批事項，規范審批行為；積極試行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實行政策公告制度，職能部門新出臺的政策措施，必須以有效方式告知經營者；對限制性政策措施，不公告不得執行；加強行政服務中心建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務水平。消除一切妨礙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弊端、政策法規和不符合發展要求的做法。
加快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項重大舉措。只要各級各部門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確保國務院《若干意見》中的各項方針政策落到實處，我市的非公有制經濟必將迎來一個新的發展的春天，必將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篇5
關鍵詞：股份制；國有經濟；股東權；自益權；公司治理
一、股份制的概念及性質
股份制是指以投資入股的方式把分散的分屬于不同所有者的生產要素集為一體，統一經營，自負盈虧，風險共擔，按股份分利的資本組織形式和運營方式。股份制本身是中性的，不具制度屬性。不能籠統的說它是“公”，還是“私”。股份制誕生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土壤，但它是生產社會化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以及與之相伴隨而產生的股權與產權的“分離”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股權只代表一般財產權而非企業產權，只有控股權才代表企業產權的控制權，才有資格取得法人代表地位。
二、股份制的作用及其特點
從放權讓利的國有企業改革到推行股份制再到股份制經濟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說明我國公有制逐步采取了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形式和途徑，同時也說明了股份制對公有制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股份制有利于擴大公有制資本的支配范圍，增強公有制的主體作用。
股份制能夠容納不同發展水平的生產力，可以使分散的生產力迅速成為集約生產力，從而有利于發揮資本和勞動的整體效力。
股份制能夠兼容不同性質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形成一個既相互制衡又共同合作的利益共同體，從而有助于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
股份制是一種能夠主動運用社會資本力量，同時接受社會資本大眾監督的有效形式。國家和集體控股，可以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范圍，增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股份制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有利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增強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活力。
由上述可知，股份制有很強的兼容性，是公有制及國有經濟的理想選擇，是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狀況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求。股份制經濟的最大的優點就是能夠在不觸動各種所有制的財產權所有制的同時，通過所有制和經營權的分離，形成各種所有權的經營實體。這種經營實體既可以保持各種所有權的獨立性，又能共同使用交叉的經營空間，共同開拓新的經營空間，有利于克服各種所有制形式的封閉性，實行開放經營，有利于各種所有制擁有的資源在廣泛的經營空間內流動，優化組織和充分利用。可見股份制能將不同所有權融為一體，通過股權形式實現不同所有權的聚合是未來國有經濟完成改制所采取的主要實現形式。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積極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的主要形式，其政策含義非常重要。一是要更加積極地推進國有企業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革，積極吸引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的改革和改組；二是今后要盡量少搞國有獨資企業；三是國有投資公司，控股公司也可向非國有企業參股，但要公平競爭，不能依仗政府強令推行；四是重要的企業需要國有控股，要盡可能相對控股。個別仍需國有獨資的，要由多家國有主體共同控股，使出資主體互相制約；五是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必須考慮如何更好的利用控股公司，投資公司等對不同類型企業控股或參股，從事資本經營，實現國有資本保值增值。
隨著國有企業多元化產權關系的形成，公司治理結構不斷完善，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的目標就能夠在運營中實現，使原來沉淀的大量國有資本順暢地流轉。
三、國有經濟選擇股份制
十六屆三中全會總結了我國股份制的實踐，因此要以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積極推進股份制成為國有經濟的主要實現形式。
（一）發展國有資本控股或參股的股份制企業是推行股份制成為公有制主要實現形式的基本途徑
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和結構要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完善結合起來。在調整中逐步完善和發展股份制。如果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國有資本一般要保持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絕對控股就是國有資本占51%以上股份，相對控股是由于股權分散，國家掌握20%―30%的股份即可達到控股的程度）。國家今后新建的企業要注重采用股份制的資本組成形式和經營方式，進一步探索建立國有資本控股或參股的具有持續生機活力的股份制企業。
（二）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礎上，推行和發展股份制經濟的基本條件
在投資主體多元化，產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董事會，成為企業的最高權利機構，由股東會產生董事會，作為企業的決策機構，由董事會聘任經營管理者，作為企業管理的執行機構，股東大會，董事會，經營管理者三者之間形成制衡機制，建立科學的公司治理結構，從而真正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
（三）推行股份制能夠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增強國有經濟的影響力和帶動力
推行股份制有利于國有資本流動重組，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股份制企業提供了一種明晰的財產組織形式，便于國有資本通過資本市場在不同行業和企業間流動，國有資本可以轉讓股權，推出資本回報率低和經營管理不善的企業，避免國有資產閑置，還可以在資本市場上購買其他股票，“借雞生蛋”；推行股份制有利于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成為獨立的法人實體和真正的市場主體。
（四）發展股份制有利于國有經濟布局結構調整，增強控制力和實行真正的政企分開
股份制有利于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實行股份制經濟，有利于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和結構，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從一般性企業退出而轉向投入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從而增強國家經濟的控制力；股份制的“兩權分離”特征，有利于固有企業在改革中實現真正的“政企分開”；股份制還有利于實現政府公共管理職能和國有資產出資人職能分開。
綜上所述，股份制可以使國有經濟的資產順暢地流轉起來，把國有資本配置到能夠發揮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領域，推進國有經濟戰略調整步伐和提高國有資產重組質量，更好地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股份制還可以使國家通過“控股”來保持公有制主體地位，使國有企業實現自主經營，成為一個活的經濟實體，使國有經濟這種公有制形式在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中得以實現。
國有經濟選擇了合適的經濟制度，剩余的就是公司治理，而公司治理的實質是股東權的合理配置問題。
四、股東權概念的正確理解
股東是因出資而取得公司股份的公司成員，股東也是公司的共同所有人，但不是公司對財產的共同所有人，他們以共有人的名義所持有的權利和義務由股份衡量；股東權是股東對股份的所有權，是一種財產權；股東權是一種非財產權，但包含財產權內容，是區別于股權的一種社員權，股東權是一種以非財產權為主要內容之一的權利，是基于股東股份產生的一種法律地位，股東權是公司股東作為公司出資者按投入公司的資本額而享有的所有者的權利。
股東權包括自益權和公益權兩部分，自益權以收益權為主，包括：分紅權、股份轉讓權、優先權和剩余財產分配請求權等；而公益權主要為非財產權利，包括：知情權、質詢權、表決權和大股東表決限制權等，相對與收益為主的自益權而言，企業的治理癥結在于股東權的配置即尋求股東公益權的最合理實現方式。
五、股東權的配置
在我國，隨著投資主體多元化的出現，尤其是國有經濟選擇股份制，股東權之間的要求與沖突也顯現出來，由此出現的多元化主體尋求股東權的合理配置成為理性的要求。
董事制度的變革之所以與股東權配置有必然聯系，在于無論是否采用董事會中心主義的公司治理，均是以董事會為股東權沖突的連接機構。董事的股份累積選舉制就是合理配置股東權從而傳導董事會進行公司治理的有效模式之一。股份累積選舉權規則起源于美國依利諾伊州1870年所制定的憲法第3章第11條。日本在1950年修改公司法時也仿照了美國的條例，我國臺灣1966年修改公司法時第198條規定了這一法則，并要求強制執行。其方法為：股東大會選舉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董事相同的人數的表決權，可集中選舉一人，也可分散選舉數人。實質上是將股份按擬選董事人數放大后，賦予股東以集中或分散選票的權利，同時避免了控股股東利用控股權重復投票給自己董事的情況，這種方法絕對排除了控股股東壟斷董事會的情況。
如：控股股東持有公司1000萬股份，其余全部股東累計持有800萬股份，公司擬選董事5人，按我國現公司法選舉原則，如果控股股東推薦董事5人，每一候選人均獲1000萬股份的支持，而其它股東無論推選多少候選人，始終不會超過800萬股份的支持，這使得其他股東沒有候選董事達到法定要求。如果采取股份累積選舉法，則能完全克服。同樣持股，控股股東如推選5人候選董事，則每人只獲得1000萬股份支持，但如果其它股東聯合推選4人，則每一人可獲1000萬股份支持，與控股股東的候選董事股份支持相同，從而確保了其它股東能共同推選與其股份相對應的董事，有效的防止國有經濟的壟斷，有利于國有經濟的順暢發展，這樣形成的董事會客觀上代表了更多股東的利益。對中國而言，有必要強制執行股份累積選舉法，如何利用股東權合理配置達到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目的，仍需我國在將來的發展中進一步思考與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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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恩施；非公有制經濟；資金融通；途徑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在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過程中，非公有制經濟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已經成為國民經濟中最具生機和活力的組成部分。同時，黨和國家也非常重視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恩施州由于受地理環境、歷史原因、經濟基礎、傳統觀念等因素的影響，經濟發展緩慢，屬于貧困地區，突出表現在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滯后。然而，非公有制經濟融資難是導致恩施州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解決非公有制經濟融資問題對于加快恩施州開發建設就顯得尤其重要、更為緊迫。這個問題在全省、全國也具有普遍意義。
一、恩施州非公有制經濟融資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目前，企業融資的渠道和方式主要有四種：銀行信貸、發行企業債券、發行股票和企業內部積累。但體制、政策、企業內部等原因導致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恩施州非公有制經濟融資難的問題表現得尤為突出。
（一）非公有制經濟自身信用不足
有的非公有制經濟內部管理不規范，沿用家族式管理，缺乏市場化經營機制和科學化決策機制，極容易產生經營風險和決策風險。有的非公有制經濟財務管理制度不健全，不能提供準確、完整的財務會計資料，使銀行很難掌握其生產經營資金運行的真實性，從而對其開展信貸業務缺乏信任感。有的非公有制經濟規模小、產權不清晰，很難提供信用保證措施。有的非公有制經濟信用意識淡薄，逃廢銀行債務的現象普遍存在。
（二）銀行防范金融風險的“惜貸”
近年來，由于受“抓大放小”的影響，商業銀行投入的重點普遍放在大企業、大項目上，由于非公有制經濟大都是中小企業，缺乏必要的會計報表和審計報告資料，銀行無法對其進行信用等級評估，使銀行把非公有制經濟視為高風險貸款，過分強調了風險的防范和控制，忽視了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貸款支持。近年來，商業銀行實行集約化經營，加強信貸管理，以總行為一級法人，上收信貸審批權限，總行對各分行實行有限授權，除低風險授信業務外，所有的信貸審批權歸總行。加之非公有制經濟規模小、信用度低，難以符合銀行的信貸準入標準。這些都從客觀上給非公有制經濟放貸帶來了一定的難度。
（三）社會中介服務體系不健全
目前對非公有制經濟進行服務的體系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有的非公有制經濟在向銀行、信用社貸款的過程中，往往對企業的不動產、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作抵押登記，因手續復雜、費用高而增加了融資的成本，使非公有制經濟貸款增加了難度。還有的非公有制經濟由于社會上的中介擔保機構實力較弱，無法提供足夠的擔保，使融資難以實現。
（四）非公有制經濟科技含量低、規模小、發展方式粗放
由于多數非公有制經濟產品結構單一，起點不高，自主創新能力弱，發展方式粗放，沒有受國家宏觀政策支持的高科技項目，使得非公有制經濟失去了向銀行融資發展的機會。
（五）融資渠道狹窄、單一
目前，恩施州的非公有制經濟通過上市融資尚無可能，多數又不符合銀行的貸款條件，融資主要通過自籌資金和民間貸款來完成。因而，融資規模往往不能滿足其發展需要。
二、恩施州非公有制經濟融資的思路與對策
（一）認清非公有制經濟的成長規律，有針對性地確定非公有制經濟融資政策
按照格雷納分類方法，企業發展通常要經歷五個階段，即創新成長期、指導成長期、授權成長期、協調成長期和合作成長期。在企業不同發展階段，其主要的融資方式也隨之不斷變化，并且明顯表現出一種周期性。簡要地說，企業成立的時間越短、規模越小，其家族性或“親友性”特征越鮮明，內部信息的透明度就越低，這就決定了在企業的初創時期，一般很難借助風險投資、中短期貸款、投資基金等中間類型的外部融資獲取資金，而只能依賴初始內部人融資、貿易信貸或天使融資等方式獲得資金。所以，我們不能籠統地說非公有制經濟融資難，而是要針對那些具有一定的市場前景，但仍處于初始或資金負債率偏高、內部管理不夠完善和透明、信用狀況不理想等狀態下的非公有制經濟。只有這樣，制訂出的解決方案和政策才能有效。
（二）政府要為非公有制經濟融資搞好環境建設
各級政府一定要從長遠利益出發，強抓“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機遇，利用好國家給予的各項優惠政策，正確處理好保護銀行債權和發展地方經濟的關系，引導銀企關系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一是要穩步推進信用工程的實施。努力創建“誠信社會”，嚴格規范管理改制企業，切實保護金融債權。二是要通過建立政銀企聯系會議制度等途徑，解決好信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三是要強化法制建設，切實解決銀企借貸官司執行難的問題。四是建立非公有制經濟信貸擔保機構，建立地區性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擔保基金，切實解決非公有制經濟融資擔保難的問題。五是擴大招商引資，為非公有制經濟融資提供更加寬松的環境。六是要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企改革，為非公有制經濟收購國有中小型企業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七是引導非公有制經濟上市融資，進一步拓展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空間。
（三）加大國有商業銀行對非公有制經濟融資的支持力度
在當今信用缺失的情況下，風險防范顯得更為重要。一是各大商業銀行要在加強信貸風險防范、落實信貸擔保的基礎上，積極面向非公有制經濟開展小額信貸業務。二是要完善信用的評級體系，積極探索建立適應非公有制經濟的信貸評估標準和審批制度，提高授信效率，建立靈活、高效的非公有制經濟授信制度，改變單憑財務報表評估的做法，應根據實地調查核實企業現狀，實事求是、客觀公正地判斷信貸風險。三是要增加信貸品種，多方提供非公有制經濟信貸服務，積極開辦動產抵押、優質非公有制經濟聯保等多品種信貸業務，提高對非公有制經濟的信貸比重。
（四）非公有制經濟自身要規范企業內部管理
在政府扶持、銀行強化服務的同時，非公有制經濟自身要全面加強企業管理，提高產品質量和產品產量，不斷降低成本，提高企業經濟效益來建立企業的信譽。一是要不斷完善法人治理結構。通過企業內部改革，明晰產權，改變家族式管理模式，實行多元式產權管理模式，完善企業內部科學的激勵約束機制。二是建立健全企業財務會計管理制度。各企業都要按照財會制度的有關規定，客觀地、準確地記錄反映企業生產經營資金的運行情況，按期編制財務會計報表，接受外部審計和銀行對信貸資金的監管，同時也為投資者了解企業財務信息提供方便，從而增強銀行和投資者對企業的信任。三是要加強企業內部信用管理。企業首先要建立一套規范的信用風險管理制度，企業自身要重信用、守合同，同時要制約客戶講信用、守合同。加強信用管理不僅能夠提高企業在市場中的公眾形象，而且能夠增強企業的信貸能力。
（五）大力發展融資租賃業
融資租賃是指出租方融通資金為承租方提供所需設備，具有融資、融物雙重職能的租賃交易。融資租賃可促進投資，增加銀行在非公有制經濟的間接融資；可提高資產管理效益，發揮資金的最大效應；可加速技術更新降低固定資產折舊，發展融資租賃能夠拓寬非公有制經濟籌資的渠道。
（六）發展面向非公有制經濟的中小型金融機構
在不少發達國家，中小型金融機構具有廣闊的施展空間，而且其90%以上的資金貸給中小企業。一些中小型銀行還對中小企業實行特別的資金融通辦法，逐年大幅度擴大對中小企業的貸款規模。對那些前景良好、具有較大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則采取低息和優先支持措施，并且進行技術、經營等方面的指導，向中小企業提供最大限度的服務。有的還制定出中小企業特別支持政策和創立中小企業振興基金，幫助中小企業進行新產品的研究、開發、推廣等活動。目前看來，我國應大力發展中小型金融機構，在股份制商業銀行、地方性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或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以及未來的社區銀行中擴充針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金融業務，以滿足廣大非公有制經濟的需要，讓其在發展中得到中小型金融機構的支持。在大型國有銀行對非公有制經濟普遍“惜貸”的情況下，鼓勵民間中小型金融機構的發展是個好辦法。
（七）逐步將民間借貸活動納入規范軌道，承認其應有的地位，發揮其積極作用
近年來，我國民間借貸活動十分活躍，也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解了燃眉之急，而且規模不斷擴大，正從“地下”走向“半地下”。在中央銀行2005年度的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中，首次對民間融資活動做出了積極的評價，認為民間融資“具有一定的優化資源配置功能，減輕了中小民營企業對銀行的信貸壓力，轉移和分散了銀行的信貸風險。”而據中央財經大學《地下金融資本調查報告》課題組的估計，目前我國民間金融的規模已經是正規金融規范的1/3，全國地下信貸規模大約在7400-8300億元。央行對這一數值的估算則達到9500億元，約占GDP的6.96%。實際上，即使是在計劃經濟期間，我國民間互質的借貸活動也比較活躍，其特點是運作靈活方便、服務及時到位，因此需求很大。這就要求我們對民間信用活動有一個全新的認識并予以正確引導，推動其健康發展，并建立起相應的以商業擔保、互助擔保為主體的非公有制經濟信用擔保服務體系。
（八）通過“小股市”的發展，積極推動非公有制經濟直接融資
早在1931年，英國麥克米倫報告就指出了中小企業融資中面臨的缺乏長期性資金來源這一難題，認為中小企業融資存在著長期資金缺乏的“麥克米倫缺口”。發展區域性證券市場，為生存狀態好但缺乏流動資金的中小企業提供直接融資的便利，不但是對優質中小企業的巨大推動和實實在在的支持，而且也有利于將國務院關于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三十六條”落到實處。因為與間接融資相比，考慮到中小企業融資所具有的風險相對較高、缺乏足夠的經營信息、“麥克米倫缺口”等缺陷，直接融資具有更強的導向性和征對性，對于緩解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是十分有效的。因此要積極發展中小企業股票市場，開拓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渠道。要借鑒世界各國開辟面向中小企業新興股票市場的成功經驗。如美國NASDAQ市場、英國未上市股票市場（USM）和專門為小規模、新成立的成長型企業服務的另類投資市場（AIM）。法國、荷蘭在原已有SM、PM市場的基礎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又開通了歐洲新市場（EU-RO-NM）網絡，歐盟則開設了歐洲的NAWDAQ-EASDAQ，專門為歐盟內部的高成長型中小企業提供服務。在當前國有銀行對向非公有制經濟貸款“不屑一顧”或怕產生風險的情況下，在恩施州或者武陵地區發展區域性證券市場，使具備相應能力的企業通過兼并買殼上市，科技型企業利用高科技產業優惠政策，有條件的企業在海外上市等，這些都是改善恩施州非公有制經濟融資環境的可行辦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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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燁.金融政策應為落后地區發展提供資金支持[J].現代商業,20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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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族傳統的新春佳節到來之際，市工商聯隆重召開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春節團拜會。借此機會，我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協向在座的各位并通過你們全市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拜個早年，祝你們節日愉快，合家歡樂，幸福安康，鼠年大吉!
剛剛過去的2007年，是全市上下學習貫徹落實實黨的十六七精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之年，也是與時俱進、各項工作取得顯著成就的一年。在這一年里，全市人民團結一心，眾志成城，國民經濟繼續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工業經濟多項指標排全省前列，GDP總量比去年提高11.6％，城鄉居民收入有了顯著增加。同時,大力實施教育優先、態等六大工程，真心實意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深受人民群眾歡迎。此外，我市在榮獲五項全國優秀城市的基礎上，又瞄準建設“文化名城”的目標，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并成功的舉辦了首屆中國、XX詩人暨髡殘詩畫藝術節，獲得全國第一個“詩詞之市”的稱號。總之，今天的XX已成為洞庭湖西側的一顆明珠，湘西北區的一個亮點。
同志們，XX能夠取得長足的發展，與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共同努力是分不開的。你們圍繞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大局，積極開展參政議政工作，提出了不少很有見地意見和建議，為優化經濟發展環境，促進人市兩個文明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你們全力啟動民營經濟，極積參與國有企業改制，大力開展招商引資，努力做大做強自身企業，為增強我市的經濟實力，推進“三化”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你們致富不望回報社會，大力開展光彩事業，積極參與再就業優化工程和扶貧幫困、助學興教活動，取得了很大成績。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600萬人民表示忠心的感謝!
2008年，是實現“十一五”計劃的關鍵一年，也是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的重要一年。為此，市委市政府根據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結合XX市的實際，響亮地提出了今年及今后幾年全市工作總的指導思想、奮斗目標、工作思路和工作重點。其主要奮斗目標是：實施千億工程，打造“工業XX”，要經過5年左右的努力，使全市GDP總量達到1000億元，重點是大力發展以先進制造業為主的煙草、鋁材、林紙、珍珠、建材、鹽化工、機電、電力等優勢產業，力爭培育3至5個年銷售收入過億元的工業航母，發展一批年銷售收入過億元的中小企業群，爭創3至5個國內知名品牌。為了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將重點扶持30家農產品加工型、出口創匯型和勞動密集型民營修企業，通過三至五年努力，形成2至3家全國知名的民營企業集團，使民營經濟總量占全市GDPR的比重達到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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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市場經濟，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法
當市場經濟確立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后，我國企業法學界對以往單純或主要依所有制標準劃分企業形態幾乎異口同聲地持否定態度。實踐中，國有企業的公司制改造也方興未艾。在此前景下，我國國有企業如何界定、如何運用以及國有企業法的地位和作用等諸多問題就實實在在地凸現于我們的面前。視而不見或“猶抱琵琶”都不是我們應取的態度。筆者不揣冒昧，試圖作一粗淺探討。
一、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的重新界定
在我國，隨著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造的進行，國有企業的概念變得日益含混不清。從見諸于文字的各種論述中不難發現，國有企業已遠非過去那種有特定內涵的概念，它時而指資產完全歸國家所有，不具有公司形態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時而又指國有獨資公司和投資者均為國有股東的公司以及國家控股的公司。這種現象，對于我國的國有企業立法及其運作均造成了不良影響，原來以所有制為依據的國有企業法與現在以企業形態為依據的公司法在適用上出現了矛盾和沖突。由于這兩部法律在立法宗旨、立法背景、立法對象、運作規則方面均存在差異，但在中國現階段以及將來，完全取消國有企業是不可能的，那么國有企業的立法仍將存在，國有企業法與公司法的協調問題便成為我國現階段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而解決這一問題的前提則是界定國有企業的內涵與外延。只有正確地界定了國有企業的概念，才能明確國有企業法與公司法各自的適用對象，才能明確對不同類型企業的不同法律調整方式，也才能明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
中國作為一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國家，國有企業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曾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一大批國有企業也隨之將被改造成為公司制企業，而公司制企業的組織形式、運行規則都明顯地不同于原國有企業：
公司的財產權屬于公司法人，其財產的取得、維護、保管及使用均取決于法人意志機關，公司對于法人內部的人事享有絕對的權利，公司對自己的經營活動獨立承擔責任。而國有企業則是由國家享有財產的所有權，其財產的取得、維護、保管及使用需由法律加以規定，企業用于擴大再生產的資金由國家財政劃撥，同時向國家繳納利潤，國家對于國有企業享有人事任免權，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由政府委派，國有企業的重要經濟活動處于國家的經常監督之下。
正是由于這些明顯的區別，導致了公司制企業立法與國有企業立法的不同。中國目前對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改革的目標在使大量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公司制企業的同時，也給企業立法提出了一個嚴峻的課題：即國有企業的公司制改造是按照公司法的規則進行的，改制后的國有獨資公司、投資者均為國有股東的公司以及國家控股的公司仍然具有國家所有的性質，這些企業是否還受國有企業法的調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公司制企業仍按國有企業法運行，對國有企業的公司制改造將失去意義。顯然，改制后的國有企業不能再納入國有企業法的調整范圍，這便意味著國有企業法適用對象的改變。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有制的實現方式將不再是國有企業一種形式，不同形式的公有制企業也將由不同的法律進行調整。正是在此意義上，有必要對國有企業的涵義重新作出界定。筆者認為，在我國，國有企業立法中的國有企業應只限于企業全部資產為國家所有，又不具有公司形態的企業。這種認識是與我國的國情以及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相適應的。在我國現有的所有制結構中，全民所有制即國家所有制所占比例最大，現階段的公司制企業大多是國有企業經過公司制改造而形成和以國有資產出資新建的公司制企業。在新建的公司制企業中，又大多由國家控股或全部投資者均為國有股東，即使在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實現之后，非國有股在公司中占控股地位的概率肯定也低于西方國家，其中私人股控股的概率則會更低。因而，若在法律上把國有獨資公司和全體投資者均為國有股東的公司或國家控股的公司作為國有企業，賦予它不同于非國有股控股企業的特殊法律地位，由作為特別法的國有企業法來調整，將會混淆國有企業法與公司法的調整對象，從而大大限制公司法的調整范圍和作用，并且不利于形成符合公平競爭規則的平等主體。所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的企業立法，應把國有企業僅限于企業資產完全歸國家所有，又不具有公司形態的企業，并由作為特別法的國有企業法予以專門調整。而對于國有獨資公司和全體股東均為國有股東或國家控股的公司，則置于公司法的調整范圍之內，賦予它同全部非國有股東組建的企業以及非國有股控股企業平等的法律地位。當然，國有獨資公司和全體投資者均為國有股東或國家控股的公司不屬國有企業法調整，并不意味著此類公司的公有制性質的改變，而只是表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有制形式實現方式的改變。
由此可見，在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應明確界定為：資產完全歸國家所有、不具有公司形態的企業。這樣的國有企業應具有以下特征：
（一）企業投資主體的唯一性。即國家是國有企業的唯一投資主體。實踐中，代表國家作為投資主體的，既可以是中央政府，又可以是地方政府。國家投資設立國有企業，不同于合伙企業的設立以合伙協議為前提，也不同于公司的設立以公司章程為依據，而通常是依照國家制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而設立。
（二）企業經營目標的社會公益性。對非國有企業而言，利潤最大化是其經營的首要目標，其他各種非營利性目標，都只能是派生的、次要的。而國有企業的目標構成中，社會公益目標居于優先地位。國家是全社會的代表，這就決定了國家全額投資創辦的國有企業不能同其它非國有企業那樣單純或優先追求利潤目標，而必須以社會公益為主要目標。即是說，國家投資創辦國有企業的主要目的是履行政府應當承擔的職能，如安排就業，實現社會公平，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環境和基本條件。雖然追求資產利潤的增大也是國家和國有企業追求的重要目標。不過，利潤目標對于國家和國有企業來說，始終是服從于或服務于社會公平與安定，實現經濟和社會穩定發展的目標。
（三）企業經營決策的集權性。由于國有企業的投資者是國家，企業的經營者一般由國家直接任命或委派，企業的經營管理權集中在國家委派或任命的經營者手中，這種高度集中的企業經營決策體制，能夠有效地貫徹國家的意圖，實現國家特定的政治、經濟目的。
（四）企業法律調整的特殊性。國有企業的財產屬于全民所有，即國家所有。國家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為實現其特定的經濟目標，往往依據國家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對國有企業施以強于非國有企業的控制；同時，為了確保國有企業實現其社會功能，國家還賦予國有企業在生產經營中享有某些特權，如對某項社會事業壟斷經營、政府借款、直接征用土地等。此外，國有企業在生產經營中還比較容易得到國家的某些優惠待遇，如財政補貼、稅收減免、價格照顧、資金供應等。因此，現今世界各國，對國有企業一般都要進行專門的法律調整，在公司法之外，制定專門調整國有企業的法律、法規。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的運作
即便在市場經濟相當發達的西方國家，資產完全歸國家所有的國有企業也是為執行公共職能或行政職能而設立的。國家的管理并不只是局限于政治事務，還有社會秩序的管理，也包括社會經濟文化事業的管理，而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后者又成為日益重要的國家職能。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家主要職能從政治向經濟的轉移，是國家職能現代化的標志之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國有企業的存在更是無容置疑的。經過公司制改造后剩下的資產完全歸國家所有，不具有公司形態的國有企業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其一，由國家全額投資并經營壟斷事業的企業。這類企業由于其經營的壟斷性，國家都賦予其法律上的壟斷權，由國家規定固定資產投資額，企業可獲得國家限額和固定利率的貸款，國家預算給予無償補貼和企業稅收的特惠措施；準許企業舉借國外貸款等。其二，為政府投資企業。它由國家預算撥款設立，在組織上，它是政府有關經濟管理機關的內部組成機構，存在直接的行政隸屬關系，組織人事關系和經濟活動全部由政府決定，企業利潤全部（或部分）上繳中央財政或地方財政。
從性質上看，國有企業的雙重性表現為：第一，它是一種經營性組織。這是它作為企業所具有的基本屬性，不論國有企業基于何種目的而設立，也不論其從事何種行業活動以及是否以營利為目的，它都是以一定的物質資料和人力資源為條件，從事一定社會經濟活動，并以收益補償其投入或尋求投入增殖的社會組織。西方各國的郵政部門和某些國家鐵路部門以及我國某些政策性虧損行業的國有企業都屬此種。盡管這些企業的經營結果本身并沒有使國有資產增殖，甚至必然虧損，但這并不改變國家對這類企業提出的在完成公共職能的前提下，努力增收節支，減少虧損的經營性要求。第二，國有企業是為國家直接經營和管理公用事業和特殊行業的目的而設立的，因而又是對國民經濟運行產生決定性影響或是管理該領域經濟活動的政府行政部門的一部分。就后一種情形而言，可以說它是從事企業活動的政府部門或者說是具有行政部門職能的企業，代表國家對其所有領域的行政控制管理，自始就是它的主要使命之一。以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以企業利益服從國家利益，以經濟利益服務政治需要，是國有企業遵循的基本準則。國有企業對經濟領域的控制和管理既表現為國有企業對某些商業活動的壟斷經營，也表現為國家授予其掌管此類商業活動的行政權力。如國有郵政企業郵政經營規則的某些決定權。與國有企業的部分國家職能相輔相成，它也受國家或政府的直接管轄和監督，國家的決定、行政機構的命令和種種行政規章制度也都對國有企業的經營直接產生作用，與純粹的商業組織比較，它更具行政機構特點。由此可見，在我國，為醫治計劃體制下國有企業“內無動力，外無壓力”的弊病而開出的“政企分開”的藥方，顯然對于經過公司制改造后剩下的資產完全歸國家所有，不具有公司形態的國有企業是不妥的。“剪不斷，理還亂，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作為所有者的國家（政府）與國家完全所有的國有企業怎一個“分”字了得？就此而言，提高此類國有企業的效率，使國有資產保值增殖，防止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有意義的研究就不在于代表國家的政府與資產完全歸國家所有的國有企業要不要“分”，而是應深入探討代表國家的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管好此類國有企業。
正因為國有企業與政府的特殊關系，由于政府經濟政策的不斷調整，它在經濟運行中的獨立性亦是相對的。不同的國有企業和同一國有企業的不同時期，其獨立程度往往有很大差異。國有企業經營自主權的擴大和國家直接控制的放松常常使其獨立性不亞于其它企業。此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某一時期，適應國家干預經濟的需要，可能會擴大國家權力，限制企業自主權，使國有企業獨立性大大弱化；而在另一時期，為激發企業的能動性，改善其經營效果，又會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限制國家干預，使國有企業獨立性得以強化。就象我國多年來，對國有企業實行放權、收權的嘗試一樣，西方國家資產完全歸國家所有的國有企業的獨立性也始終處于不斷調整、變動的狀態，這種調整變動恰恰是國有企業雙重性質的反映，其企業經營性要求相應的獨立性，而其執行國家職能的性質，又決定其隸屬和服從國家控制的非獨立性。國家設立國有企業的目的正是要利用國有企業的這種雙重性質，實現對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的靈活調控。因此，對國有企業“時放時收，欲放還收”，正是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的正常表現。世界各國，概莫能外。
三、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法的地位和作用
國有企業法一直是我國企業立法的重點，在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通過直接投資開辦大量國有企業的形式參與國民經濟運行，并直接進行經營管理，使數量眾多的企業變成了國家的附屬物，企業不僅沒有與政府相對獨立的能力，反而是離開了政府就無法生存。我們現在進行的國有企業改革是要將大量的國有企業推向市場，使其脫離政府的懷抱而獨立自主地進行經營。為此，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學者們圍繞國有企業改革及其立法也見仁見智。面對我國國有企業的主力軍地位，學者們提出了不少看法，比較流行的觀點是要將國有企業推向市場，主要是改變我國目前仍以所有制為標準的企業立法現狀，逐步發展到依企業形態立法，取消以所有制為標準的立法。個別學者甚至對我國未來企業形態的總體格局作了新的設計，即我國未來企業形態應為公司企業法、合伙企業法、獨資企業三種，而國有企業則應全部改造為公司制企業，相應地企業立法也只應是公司法、合伙企業法、獨資企業法。似乎只要改變了企業立法的標準便可以解決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對這一觀點本文不敢茍同，筆者雖也認為我國以所有制形式作為企業立法的依據不利于我國企業的平等競爭，但一概否定國有企業立法的作用卻是失之偏頗的。本文認為：國有企業立法在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是必不可少的〔1〕。 這種立法絕不是我國過去以所有制形式為一切企業立法依據的重復，而是對我國體制改革后國有企業范圍的正確界定。
在我國過去由于認識方面的原因，大量地設置國有企業并使之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似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只有設置國有企業一種形式。實踐證明：這種形式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要實現經濟的良性發展，必須對我國的國有企業進行改革，使我國的大多數企業成為以追求資產利潤為第一目標的獨立生產經營主體，脫離政府的懷抱。具體地說，就是對國有企業進行公司制改造。這種改革便為企業立法提出了對國有企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問題，即是否所有的國有企業都要改變企業形態成為獨立的法人。本文認為：在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必須進行，否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無從建立，但是并非所有的國有企業都必須改變企業形式成為獨立于政府的主體，對那些于國民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且國家必須直接管理的企業仍應保留其國有企業的性質與地位，國有企業仍有其重要作用，對國有企業的有效管理是國有企業法的重要內容。
（一）國有企業的特殊性質決定了對其管理必須進行特別立法。縱觀世界各國企業立法，國有企業法獨立于公司法、合伙法之外是通例。在我國，國有企業對于公有制保護的特殊作用更是要求對其進行專門的法律調整，國有企業與其他形態的企業無論是性質、經營管理方式、經營目標還是與國家的關系都屬于完全不同的類型，將其納入一般企業立法的調整范圍是無法想象的。我國目前國有企業改革所碰到的難題是過去將一大批不應直接全部由國家投資興辦的企業也辦成了國有企業，使得應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變為了實現國家經濟職能的企業，從而導致企業經濟效益低下，效率不高，負擔過重。因此，國有企業改革的首要問題是深入研究公有制的不同形式和實現方式，尋求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殖的多種形式以取代過去僅靠國家全額投資興辦企業并直接經營管理的單一局面。但國有企業改革并不等于將所有的國有企業一刀切，全部公司化。而必須是對國有企業的現狀進行深入研究，分別不同情況，對應該進行公司制改造的，應通過改造使其成為真正獨立于政府的法人。而對于確是承擔國家或政府經濟職能的國有企業則應予以保留，在立法上給予特別規定，以保證國家政策目標的實現。這樣的國有企業法不是重蹈按所有制立法的覆轍，而是旨在實現一定的政策目標，以完善市場體系，是對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地位一律平等原則的一種補充。
（二）國有企業法是體現國家干預經濟意志的經濟法，它必須是從國家宏觀調控的角度對國有企業組織與行為的規范。一般說來，國家對國有企業的有效管理主要包括對國有資產的管理、對國有企業經營者的任免、對企業經濟活動的監督和財務審計檢查、權力機關的監督等方面，國有企業立法主要應圍繞這些方面進行，明確設立國有企業的標準，明確國有企業的行為方式和所要實現的政策目標，明確國有資產的管理制度、人事任免制度、對國有企業的各項監督制度，明確國有企業所能享有的國家優惠待遇以及不同于一般企業的法律特權等等。這些內容表明國有企業立法是不同于也不能等同于一般企業立法的特別法。
篇9
一、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意義
社會主義的本質內容之一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根本的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1、由于具有產權清晰等特點，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高效率的經濟組織，在我國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它們的迅速發展已成為拉動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力量。
2、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必然要求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產權清晰、多元的所有制結構為基礎的。我國改革和建設的實踐證明，沒有多種經濟成分的共同發展和繁榮是絕難搞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
3、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非公有制企業靈活的經營機制、較好的經濟效益和較快的發展速度，不僅對國有企業改革具有借鑒意義，而且給國有企業以壓力，促使其在競爭中不斷改革、提高、發展自己。另外，非公有制企業還通過兼并、收購、承包、重組等方式，參與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推動了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產權多元化的改革。
4、非公有制企業的發展有利于企業家的成長。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是社會經濟發展最重要的資源之一。由于從產生之日起就與市場緊密聯系在一起，非公有制經濟已成為培育企業家的重要搖籃，正在為社會培養和輸送大批經營管理人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所培育起來的創業精神，更是一筆無形的社會財富。
5、非公有制經濟的貢獻不僅在于創造社會財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還在于安排勞動力就業，維護社會穩定。近些年來，非公有制經濟部門的就業人口迅速增長，成為提供新增就業崗位的主要渠道，這有力地支持了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分流，減輕了改革帶來的社會震蕩。
總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不能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與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對立起來，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的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措施
1、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扶持。切實解決非公有制經濟土地使用難的問題，各級國土資源、城鄉規劃和建設行政管理部門要及時為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和個人辦理土地使用和規劃許可及相關手續。非公有制企業可依法平等競投、競買國有土地使用權和礦業權，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和限制。放寬私人資本進入領域。凡外商投資可以進入的領域和國家不限制的領域，都應允許和鼓勵私人資本進入。電信、電力、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和石化、冶金、有色等支柱產業領域都應大膽放手讓私人資本進入。鼓勵私人資本投資參股城市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和保險業。鼓勵私人資本出資組建信用擔保機構。鼓勵私人資本以多種形式進入國有企業。私人資本可通過參股、控股、兼并、收購等形式，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和資產重組。要引導有實力的優勢國有企業主動吸引私人資本進入，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要引導產品有市場但負擔過重、經營困難的企業，拿出優良資產吸引私人資本進行嫁接改造，扭轉發展的被動局面。積極引導私人資本的產業投向。按照國家的產業政策導向，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要與資源可持續利用、環境保護、勞動安全、職業衛生等要求相協調、相促進。按照發揮比較優勢、發展特色經濟的思路，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大力發展深加工和資源綜合利用型產業，大力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業，大力發展服務業，使之成為加快工業化進程的生力軍。
2、堅持發展是硬道理，推進體制創新、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一般而言，非公有制企業在初創時期，大多采取“家族式”和手工作坊式的生產經營管理模式，生產技術簡單，專業協作水平不高，所有權與生產經營權高度疊合，決策權高度集中于經營者個人手中。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和企業的發展，這種生產經營管理結構的缺陷逐漸顯現出來。要解決這些問題，使非公有制經濟向更高層次健康發展，就必須進行改革和創新。在產權制度上，要從不成熟的產權制度向成熟的產權制度過渡，實行產權多元化，發展股份制，建立新型的勞資關系，使企業成為公眾型企業，實現人才資本與貨幣資本的有效結合；在企業經營管理上，要從低層次、不規范向高素質、規范化轉變，摒棄落后的經營管理方式，從粗放型經營轉到集約化經營上來，從傳統的家族式管理轉到科學的現代化管理上來，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決策層、管理層和經營層分離的符合現代化生產要求的企業管理結構和管理制度，注重企業人力資源開發，讓員工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實現依法經營，民主管理；在企業組織形式上，要從小而散向公司化、集團化、股份合作化方向發展，采用科學的生產組織和勞動組織形式，建立高效、合理的企業組織體制，建立健全科學的監督機制，建立健全合理的分配機制；在企業發展上，要從短期行為轉到可持續發展上來，確立科學的經營發展理念，不斷適應經濟全球化和高新技術迅速發展的現實，把加快科技進步放在關鍵地位，重視科技投入，注重設備更新，積極采用先進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以先進的科學技術促進生產力的提升，使企業的發展真正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這樣，才能把企業做實、做強、做大，使非公有制經濟為加快國民經濟的發展，增強綜合國力，促進社會穩定做出更大貢獻。
3、進一步疏通和拓寬非公有制經濟籌融資渠道。要認真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各級財政在編制預算中要設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專項資金。主要用于培育有規模、有市場競爭力的非公有制企業做大做強，培育高科技非公有制企業提高科技競爭力、占領技術制高點，培育有一定品牌優勢的非公有制企業實施名牌戰略，擴大市場占有率，支持技術創新和工業園區建設，建立信用擔保體系，鼓勵專業化發展以及與大企業的協作配套等方面。建立和完善非公有制企業授信制度，合理確定授信額度。各商業銀行要積極開展非公有制企業信貸方式創新，推行以倉單、出口退稅、應收賬款等為抵押的貸款方式，試辦專利權質押貸款等信貸新業務。對符合上市條件的非公有制企業，要納入擬上市企業培育范圍，積極推介上市。允許民間資本以獨資或股份制形式成立各種非金融類投資公司。
4、營造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寬松環境。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加大政府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力度，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事項，簡化審批程序。對不符合政企分開和政事分開原則、妨礙市場開放和公平競爭的行政審批事項，要堅決予以取消；對可以用市場機制代替的行政審批事項，要通過市場機制來運作；對能夠由社會中介組織承擔的事項，要逐步轉移到社會中介組織；對私人資本投資的項目，無論其規模大小，在符合城市規劃、環境保護要求和保證安全生產經營的前提下，一律不再審批。依法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政府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不得在法律、行政法規之外設置針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前置條件，不得在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收費項目和收費標準之外收取其他費用，不得以任何借口和名目對非公有制經濟亂罰款、亂攤派。
篇10
現階段各類經濟成分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比較
在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現階段，各種經濟成分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都作出了貢獻，但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又有所區別。為評價不同的經濟成分對國民經濟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我們按照對工業總產值、社會零售總額、工商稅收、就業幾個方面的分類分別來考察不同的經濟成分所具有的貢獻。
表1 不同經濟成分對工業總產值的貢獻率（注：資料來源：《工商管理行政統計匯編》（1991－1998），國家工商管理局辦公室；1999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轉引自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200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1、58、24、25頁。）
年份
外資企業
私營經濟
個體經濟
1999
15.92
5.34
18.18
表2 不同經濟成分對社會零售商品額的貢獻（注：資料來源：《工商管理行政統計匯編》（1991－1998 ），國家工商管理局辦公室；1999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轉引自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200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版，第23、41、58、24、25頁。） 年份
國有零售額比重
集體零售額比重
私營零售額比重
個體零售額 1989
39.10
33.20
0.42
18.63 1992
41.29
27.91
0.83
20.27 1995
29.85
19.31
4.88
30.33 1998
20.65
16.57
10.49
37.05
表3 不同經濟成分對工商稅收的貢獻（注：資料來源：《中國稅務年鑒》1992－1998 。轉引自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199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頁；《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200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頁。） 年份
個體
私營
外資
國有
集體 1993
7.93
0.26
5.20
63.56
21.08 1994
7.62
0.37
8.12
63.04
17.15 1995
7.27
0.65
10.38
59.74
17.58 1996
7.35
1.11
13.16
54.69
18.41 1997
6.71
1.32
13.95
56.33
15.34 1998
7.06
2.14
1999
5.59
2.48
表4 整個國民經濟中各種類型經濟企業從業人員情況（％）（注：資料來源：《工商管理行政統計匯編》（1991－1998），國家工商管理局辦公室；1999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轉引自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200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1、58、24、 25頁。） 年份
國有
集體
外資
私營
個體 1989
18.27
6.33
0.08
0.30
3.51 1990
16.19
5.55
0.10
0.27
3.29 1991
16.46
5.60
0.25
0.28
3.56 1992
16.61
5.52
0.35
0.35
3.76 1993
16.45
5.11
0.43
0.56
4.43 1994
16.69
4.89
0.60
0.96
5.62 1995
16.57
4.63
0.76
1.41
6.79 1996
16.33
4.38
0.78
1.70
7.29 1997
15.87
4.14
0.83
1.94
7.82 1998
12.95
2.81
0.84
2.44
8.74 1999
12.14
2.43
0.87
2.86
8.84
從上述各項指標來看，個體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已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就業方面，個體經濟已經成為除國有經濟外，提供就業機會最多的經濟成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國有經濟提供就業機會的功能正在逐年下降，按其戰略地位，以后也很難有大的吸納空間。因此，個體經濟在這方面的作用就更為引人注目。其次，目前個體經濟在實現社會零售額方面已經是貢獻最大的經濟成分，其余的在工業生產總值和工商稅收方面，其作用也不容忽視。然而，我們注意到不同的經濟成分在對就業和稅收的貢獻上，并不是同步的，往往是被看好可以提供就業機會的經濟成分，反而吸收就業的數量并不多，這是市場主體追求經濟效益而必有的“降本”觀念所為。因此，如果與國民經濟發展中什么是最重要的目標的認定聯系起來，對不同經濟成分貢獻的衡量就會得出不完全一樣的結論。
現階段經濟發展的多元目標中，就業是最重要的目標
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而言，目前所存在的任何一種經濟成分都有它的重要性，它們對國民經濟的貢獻都各有自己的特點。問題是，當前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中，最重要的或需要優先考慮的目標是什么。這是我們比較不同的經濟成分對國民經濟的貢獻，以及確定它在發展戰略中地位的依據。
對于經濟發展的貢獻來說，無論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對就業的貢獻、對國家稅收的貢獻還是對出口的貢獻，都有它的重要性。但是，筆者認為，我國現階段就業目標的重要性超過了其他目標，它對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具有戰略意義。其原因在 于：
中國面臨嚴峻的就業形勢，城鎮的實際失業率已經達到7 ％的警戒線，今后幾年可能還會再提高1至2個百分點，中國目前城鎮失業率的警戒線應該為7.03％，在達到9.73％時，就會造成重大的社會經濟風險（注：莫榮：《就業形勢依然嚴峻》，汝信等主編：《社會藍皮書，200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中國社會文獻出版社版，第166、167頁。）。農村地區本來就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和隱性失業的現象，目前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64％左右，但農業只占GDP的15％。在加入WTO之后，由于受到世界市場的沖擊，農民在提高生產力的同時，更多的農民將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尋找其他就業機會的壓力會大大增加，它對于就業形勢會帶來巨大的沖擊。
就業形勢的嚴峻性還在于近年來，我國經濟雖然保持了持續的增長，但是，出現了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不同步的現象。為追求經濟增長，在政策優惠和政府的招商活動中，人們更偏好追求高新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的大項目；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中，為追求微觀的效率，“減員增效”成為一個普遍被采納的辦法；而近年來，對經濟的增長和出口貢獻非常突出，對稅收貢獻也增加很快的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由于注重微觀效益，對就業的貢獻雖然也在增加，但幅度十分有限。
過去人們認為，改革和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只有通過進一步的發展來解決，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能解決就業問題。但是，如果改革和所采取的發展戰略所導致的是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不同步，就會出現越改革，越發展，失業越嚴重的現象。近年的經驗表明，就業不是一個由經濟增長附帶的目標，不會隨著經濟增長而自動增長，而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發展目標，需要由相關的發展戰略和政策來予以保障，不同的發展戰略，可以導致不同的就業效應。比如，是優先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的傳統產業，還是優先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將使同樣數量的資本投入，提供完全不同數量的就業機會。
進一步來看，最近幾年我國在經濟發展中所出現的貧富分化、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拉大的現象已十分突出，成為社會不穩定的主要根源之一。造成這種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選擇的經濟發展方式，不能普遍地擴大就業，尤其不能更多地吸收下崗失業人員和從農業中轉移出來的勞動力。目前，我們的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不能同步，甚至是以犧牲就業為代價。這種發展所造成的結果就必然導致貧富分化，城鄉與地區差別無法縮小，甚至不斷擴大。
筆者認為，就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最具有戰略意義的指標，它不僅與效益相聯系，也與社會公正與公平，與穩定相聯系。擴大就業，應高于其他指標，成為指導今后經濟發展的中心目標。
另一方面，我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要解決就業問題的對象，主要是城鎮新增勞動力、下崗失業職工和農村中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這部分人的特點是除了勞動力外，既缺少其他人力資本（經營能力、專業知識），也缺少必要的經營資本。當現有的產業不能吸納他們就業時，他們很容易就成為失業和潛在失業人口，并由此成為低收入或貧困群體。所謂就業問題，主要是使他們在經濟的發展中能獲得就業的機會。
從這樣的認識出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發展什么經濟成分對解決就業問題可以作出最大的貢獻？各種不同的經濟成分對就業都作出了貢獻，但其貢獻度并不相同。
從前面的表列中可以看到，目前在我國，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對就業的貢獻在各類經濟中最大，但它對就業的貢獻不是呈不斷擴大的態勢，而是呈不斷萎縮的態勢。在改革深化和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國有經濟的戰略地位必然要求她進一步向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方向發展，這種趨勢使它對就業的貢獻率會進一步降低。
集體經濟（包括鄉鎮企業）曾經對就業作出過很大的貢獻。但是，原有的集體經濟在新一輪市場爭奪中面臨艱巨的結構轉換，企業較多減員而較少增員；新型的集體經濟如股份合作制、合伙制企業，出資者即勞動者，利益機制的剛性使之在用人方面也是精打細算，雖能提供就業機會，但其貢獻也已從80年代的排名第二位降低到第四位。
外資企業對經濟增長、出口以及稅收的貢獻都非常突出，1999年出口占全國的45.47％，稅收占全國稅收的15.99％。但是如果從就業來看，1999年在外資企業的從業人員為612萬，占全國城鄉就業人口的2.91％，占全國就業人口不到1 ％（注：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200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0頁。）。由此可見，外資企業對于中國就業的貢獻是十分有限的。加入WTO以后， 外資企業將進一步向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的方向發展，不可能對解決中國的低層次勞動力的就業作出很大的貢獻。
私營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蓬勃發展，到1999年從業人員已達到2022萬人。它的進一步發展對解決就業問題具有很大的潛力，但由于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有限，僅靠私營企業仍無法解決如此巨大的就業壓力。
從20世紀90年代的發展數據中可以看出，個體經濟對解決就業具有巨大的貢獻和潛力。1999年，個體經濟從業人員為6241萬人，僅次于國有經濟從業人員的8572萬人，成為國民經濟中第二大吸納就業的經濟成分。如果其他經濟成分在提供就業機會上都是有限的話，我們要考察的是，在我國未來個體經濟是否有可能大發展，成為解決就業問題的主渠道。
強調發展個體經濟的理由
在我國，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并存的局面下。強調發展個體經濟的意義，是由于它對解決就業問題具有很大的潛力。從發展和提供就業機會的角度來看，個體與私營經濟都有迅速發展的勢頭，而且私營經濟的規模、效益，以及單個經濟體雇傭從業人員的數目都要高于個體經濟，為什么要特別強調發展個體經濟呢？沒有別的原因，就是由中國的國情所決定，因為發展個體經濟門檻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