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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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 產業靜態集聚指數 產業動態集聚指數

西方標準的對外直接投資（FDI）理論在解釋工業化國家跨國投資動因及其行為特征等方面，為研究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一系列重要依據。但是，這些理論基本上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廠商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發展路徑問題，而是一種以“企業選擇”為重點的理論范式，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上并沒有提供多少有價值的建議。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既關系到一國對外經濟活動的宏觀經濟效益，也關系到投資者的微觀經濟收益。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現階段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將不斷擴大。制定合理的產業選擇方案，是優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提高中國對外經濟活動質量的必要理論前提。從深遠意義說，中國FDI產業選擇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將直接決定著中國對外開放總體發展戰略的政策績效，決定中國在經濟全球化時期參與國際分工的利益分配。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問題進行了相關研究。如江小涓（2005）指出今后一段時期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行業是中檔加工組裝制造業、紡織與服裝業、研究與開發機構和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油田和其他重要資源開發；聶名華（2001）總結了我國境外投資產業選擇的決定因素，并提出應將具有比較優勢的制造業列為境外投資重點，同時要有選擇地投資進口替代型的資源開發業；宋偉良（2005）在分析與產業選擇相關理論后認為，中國應該借鑒國際經驗，并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重點支持資源開發業、服務業、高科技產業、勞動密集型和成熟適用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另外趙春明（2002）、邢建國（2003）等學者也對該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但是從目前已有的研究來看，大多數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論研究和定性研究，對于產業選擇的依據和基準也只停留在理論表述，沒有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提供可參考的指標體系，對于產業選擇的實證研究也較少見到。

鑒于此，本文將以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產業靜態集聚指數和產業動態集聚指數等指標實證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空間，深入探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潛力。

一、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

1、投資競爭力與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的提出

盧進勇（2003）在研究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概念時，首次提到投資競爭力的概念。他認為，目前存在的一些企業競爭力或企業國際競爭力概念基本上都沒有考慮投資或對外投資問題，所下定義僅僅顧及了貿易或對外貿易方面，應當說，在當今國與國之間經濟交往方式日趨多樣化，國際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這樣的定義是不全面的。

因此，他認為有必要將企業國際競爭力劃分為國際貿易競爭力和國際投資競爭力兩個方面，正式提出企業國際投資競爭力的概念。國際貿易競爭力類似于已有的關于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概念。國際投資競爭力是指企業開展對外投資過程中較其他投資者更強的投資決策、項目運作和企業管理能力。國際貿易競爭力與國際投資競爭力的側重點不同，前者的側重點是產品、價格、質量、服務、營銷和品牌等方面的競爭力，后者則側重在項目投融資、技術、管理和品牌競爭力等方面。但是盧進勇在界定概念后，沒有在文章中對于國際投資競爭力進行進一步分析和使用，無法領略到它更深層次的意義。

由于國際投資競爭力與國際貿易競爭力有相似之處，只是側重點不同，筆者認為可以模仿現有國際競爭力分析的指標，創造出國際投資競爭力的分析指標，對中國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狀況進行定量分析，更好地指導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為了方便進行產業選擇，也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模仿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創設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Revealed Investment Advantage，RIA）進行分析，即：

RIAia=（Xia/Xit）/（Xwa/Xwt）

式中，Xia是國家i在a產業上的對外直接投資額，Xwa是a產業在世界市場上的對外直接投資額，Xit是國家i在t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Xwt是世界市場上t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

這一指標反映了一國某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世界平均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相比而言的相對優勢。它剔除了國家總量波動和世界總量波動的影響，較好地反映了不同產業投資的相對優勢。一般而言，若RIAia＜1，則該國在該產業上處于比較劣勢；若RIAia＞1，則處于比較優勢，取值越大比較優勢越大。

2、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分析

（1）數據選取。中國各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來自于2003—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03年關于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的數據是目前能夠查到的最早數據，使用的是各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比例。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和各產業數據使用的是《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中并購（M&A）的銷售總額和各產業的并購額，選擇流量進行計算。由于中國產業統計口徑在2006年以后基本一致，而這之前的數據產業劃分不盡相同，本文進行了適當的整理，但仍有部分數據缺失。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分產業數據是在原數據基礎上根據中國公布的產業分類進行了合并整理所得。另外世界投資報告中沒有公布批發零售業的并購數據，雖然中國該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所占比重較大，但無法計算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所以無法用該指標界定中國某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力。

（2）指標分析。表1對數據基本齊全并且有實際意義的若干產業的RIA指數進行了具體分析。

從各年度的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各產業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優勢的產業是農林漁業，RIA值基本在12以上；具有一定優勢產業的是商業服務業、建筑與房地產業，RIA值在3—8之間；只具有微弱優勢的產業是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業的RIA值波動較大，投資競爭力不穩定；其他產業的投資競爭力不明顯。

從各產業的年度變動來看，商業服務業和農林漁業的投資競爭力處于增長狀態，采礦業和制造業有所下降，交通運輸倉儲業雖然指標值有波動，但總體呈上漲的趨勢，建筑與房地產業以及電力煤水生產和供應業指標值跨度大，趨勢不明顯，但也有下降的變動。

因此從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標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競爭力總體不強，優勢產業仍集中在農林漁業和商業服務業，采礦業的優勢也存在，但2007—2008年的產業投資競爭力與前幾年比較起來已經明顯下降，這與現實情況基本符合。制造業對外投資比例不高，只占總額的10%。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靜態集聚指數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靜態集聚度可通過以下公式計算得出：

其中Si表示投資國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靜態集聚指數，ai表示對外投資國在i產業上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規模，ai表示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總體規模，i=1，2，…n表示n個產業部門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該靜態指數反映的是投資國在一個產業部門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其全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和比重，是衡量目前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產業分布的存量指標。其數值等于各產業投資額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率。

根據這個計算公式，筆者依然選取2003—2008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作為計算對象（數據選取來源同上），得出中國近6年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靜態集聚指數水平，如表2所示。

根據各年的產業靜態集聚指數情況看出，商業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值最高，兩者之和在50%左右，這種趨勢在5年內都沒有改變，因此，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商業服務業和零售業是中國長期以來的優勢產業，雖然2007年兩者所占的比例小于50%，但主要是因為有部分數據被分離出去單獨計算，因此并不影響它的總體趨勢變化。另外，近兩年制造業的投資比例已經遠低于10%，總體水平連年下降，可以看出制造業優勢產業的地位逐漸消失。制造業對外投資平均比例不高，只占總額的8.1%，而出口貿易的90%是工業制成品，其中近60%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產品，可見我國貿易投資行業一體化程度較低。這可能是因為相對于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而言，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需要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做后盾，如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制造業就占有很大比重。與制造業相對比，最近幾年交通運輸與倉儲業、采礦業和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逐漸增加，都超過10%。 轉貼于

三、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度表示為：

其中Di(0-t）為時間段（0-t）內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動態聚集指數。bi(0-t）為時間段（0-t）內投資國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bi(0-t）為投資國在時間段（0-t）內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增長速度。

若bi(0-t）＞0，則表明時間段（0-t）內投資國對i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不斷擴大，該產業為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擴展性產業，若bi(0-t）＜0則表明時間段（0-t）內投資國在i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不斷減少，該產業為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縮性產業。

當i(0-t）＞0，若Di(0-t）＞1，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向i產業集聚，若Di(0-t）＜0，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從i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若0＜Di(0-t）＜1，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i產業縱向比較有所增加，但增長速度小于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增長速度，相對來說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由該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

當bi(0-t）＜0時，若Di(0-t）＞0，則bi(0-t）＜0，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從i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Di(0-t）＜0，則bi(0-t）＞0，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向i產業集聚。

與靜態的集聚指數不同，動態的集聚指數是反映在一定時間內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集聚和轉移的流量指標，體現了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間轉移方向和速度。使用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可以在靜態分析的基礎上更準確地測量產業的集聚趨勢和轉移方向，體現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方面的潛力。

根據計算公式，筆者依然選取2003—2008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作為計算對象（數據選取來源同上），在表2數據的基礎上，求出2004—2008年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與產業平均增長速度，最后得出15個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如表3所示。

對計算結果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動態集聚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中國各產業多年來基本保持增長的趨勢，連續四年產業平均增長速度都在10%以上，2004年的平均增長率甚至高達46.7%；第二，從單個產業來說，每一年都基本體現出正的動態集聚指數，可以看出每個產業都能連續保持增長的勢頭，只是增長的速度有所不同，只有采礦業在2007年開始出現了明顯的負增長，表明了明顯的發散趨勢；第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在2007—2008年向商業服務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房地產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以及農林漁業聚集，從縱向比較看，交通運輸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以及農林漁業四大產業基本一直保持Di(0-t）＞1，出現明顯的產業集聚；第四，在采礦業出現轉移的同時，制造業的Di(0-t）由大于1轉為小于1，這表明制造業的集聚趨勢不再明顯，增速減緩，已經低于各產業的平均增長速度，出現發散的跡象；第五，金融業的增長從無到有，雖然與數據統計有關，但也可以看出金融業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逐漸占有一定位置，增長的勢頭逐漸顯現出來。

四、實證分析的結論總結

對于上述三個指標的計算結果，本文對于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情況和產業選擇方向進行了總結，如表4所示。

第一，具有投資競爭力、在投資總額中占有較大份額并且具有一定產業集聚趨勢的產業有商業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它們是中國較早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保持了較高的投資優勢，對中國對外開放、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的外向型發展思路的實施起了很大作用，符合我國總體的發展戰略方向，因此應當繼續重點扶持和發展。

第二，具有一定的投資競爭力、明顯的產業集聚趨勢，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份額較小的產業有農林漁業和建筑及房地產業。它們有非常強的產業組合區位優勢，有極好的發展勢頭，但目前還沒有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國家應加大在農林漁業等產業對外直接投資上的支持力度，加快這些產業的跨國經營，更好地顯現出它們所蘊含的競爭優勢。

第三，不具有投資競爭力、但具有明顯的產業集聚趨勢，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份額仍較小的產業有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這些產業是中國基于產業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順應國際分工趨勢，尋求和培育產業要素優勢，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選擇，以后也應該著力發展，并逐漸培育各產業的投資優勢和競爭優勢。

第四，具有微弱投資競爭力或沒有競爭力，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較大份額，具有產業分散發展趨勢的產業如采礦業和制造業。我國要根據國家產業發展戰略和這些產業對國內產業的關聯程度進行細化，引導兩個產業選擇合適的區位進行投資，獲得“相對優勢”，規避東道國的環境保護壁壘，也必將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總體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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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為付：國際直接投資比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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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第三產業；問題

一、對外直接投資概念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概況

對外直接投資是指一國的投資者將資本用于他國生產經營，并掌握一定的經營控制權的投資行為。這種資本包括資金、設備、原材料、工業產權等資本。同時，這種投資行為不包括從事有價證券買賣、國際信貸等行為。①我國于1979年拉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序幕，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不斷加快對外直接投資步伐，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不斷增加。2002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為27億美元，到2011年為746.5億美元，居世界第6位，年均增長26.9%。截止2011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4247.8億美元，居世界第13位。隨著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形式不斷創新，領域逐漸拓寬。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遍布全球178個國家和地區，香港、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成為中國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涉及商業服務員、批發零售業、采礦業、交通運輸、制造業等領域。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特點

1.流向第一產業的投資總額大幅增加，比例有所下降

第一產業主要包括農、林、牧、漁業。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流向第一產業的投資額從2003年8700萬美元到2011年為7.98億美元，投資額增長了近10倍。2003年農、林、牧、漁業所占比重為3%，到2011年僅為1%，流向第一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占投資總額的比重逐年下降。這表明，對第一產業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幅度小于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增長幅度，同時，也表明在近年來的發展中，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行業結構上不斷進行調整、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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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對外投資；全球投資治理；雙邊投資協定；中美BIT

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急速變化，國際體系正處于轉型期，世界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尤其是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遭受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經濟領域的各種問題和矛盾開始凸顯并越來越嚴重。就投資領域而言，國際投資迅猛發展，發展中國家國際投資增速超過發達國家，國家投資格局發生變革，這種變革對傳統國際投資規則體系帶來沖擊，傳統國際投資規則促進國際投資的功能越來越弱。在國際投資格局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改革傳統國際投資規則體系，構建新型國際投資規則體系成為世界各國的強烈呼聲，全球投資治理已逐漸成為當今國際投資事務治理的新方式和構建國際投資秩序的新途徑。作為國際投資大國，中國是全球投資治理的重要參與者，全球投資治理必須擁有中國元素。

一、全球投資治理的概念

自從1989年世界銀行在其報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機”（crisis in governance）后，“治理”（governance）一詞在世界上被廣泛使用，并應用于解決國際間的重大問題。在冷戰即將全面終結之際，即20世紀90年代初，德國政治家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最早提出全球治理的概念；幾乎與此同時，全球治理理論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美國著名學者詹姆斯?羅西瑙（James N.Rosenau）首次從學術上提煉和建立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理論框架，他提出全球治理是“沒有政府的治理”，強調全球治理是“通過運用控制手段追求具有跨國影響之目標的所有人類活動層面――從家庭到國際組織――的規則體系”。正如全球化擴展到經濟領域演變成經濟全球化，全球治理擴展到經濟領域則演變成全球經濟治理。與全球治理體系一樣，全球經濟治理是一個復雜的網絡治理體系，是多元多層的治理體系，包括民族國家、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企業、跨國公司、全球公民社會等共同組成的多元治理主體，超國家層次、國家層次、次國家層次等多層治理體系。

全球投資治理是全球經濟治理在投資領域的具體表現。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全球投資治理是一個新的概念，何為全球投資治理呢？參照全球治理和全球經濟治理的概念，筆者認為，全球投資治理是指各國以非歧視原則為核心原則，以實現國際投資規則化、自由化和公平性為目標，通過協商談判制定一套具有約束力的全面覆蓋投資促進、保護、便利和自由化的國際投資規則，從而促進國際投資健康、可持續發展。

二、全球投資治理框架下的對外直接投資

自19世紀中后期起源至今，國際直接投資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國際直接投資總體規模日益壯大。根據《2014年世界投資報告》數據顯示，截止2013年，全球FDI存量達到25.5萬億美元，2013年全球FDI流出量達到1.411萬億美元。聯合國貿發會議預測，全球FDI流量2014年達到1.6萬億美元，2015年1.75萬億美元，2016年增長到1.85萬億美元。

長期以來，國際對外直接投資一直是以發達國家為中心而展開的，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已經將發展中國家遠遠的甩在身后，但是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正在逐步擴大，其在國際直接投資領域的地位正在穩步提升。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經過30多年的發展，經歷了起步探索、穩步發展、加速發展和高速發展四個階段。目前，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初具規模，并且呈現出持續的快速增長的態勢。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創下1078.4億美元的歷史新高，中國直接對外投資規模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大關。截止2013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6604.8億美元。隨著中國對外投資額近幾年的迅猛增長，從世界看，2012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2014年中國首次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資目的國。從國內看，中國吸收投資和對外投資之間的關系已經發生了結構性轉變。據統計，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總量超過吸引外資總量，中國正在成為凈資本輸出國。

三、傳統全球投資治理體系及其評價

國際社會為建立國際投資體系進行了不懈努力，例如雙邊投資治理協定、世界銀行下的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和多邊擔保機構、世界貿易組織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和《服務貿易總協定》。然而，當前的國際投資規則覆蓋區域小、涉及內容窄，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和滯后性，國際投資領域體制建構明顯落后，既沒有一個綜合性全球多邊投資協定，又沒有一個統一的國際監管機構。

雙邊投資協定（簡稱BITs）是兩國在互惠的基礎上簽訂的旨在鼓勵、促進和保護簽約國之間投資活動專門性投資條約。雙邊投資協定（BITs）含義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僅指促進和保護投資雙邊協定，也即雙邊投資協定（BITs）；廣義的通常還包括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和雙邊投資保證協定。由于當前缺乏一個綜合性全球多邊投資協定，雙邊投資協定成為國際上最重要的投資管理機制，也是最重要的傳統全球投資治理體系。

世界銀行多邊投資治理框架的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ICSID）成立于1966年，它是根據1965年《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投資爭議公約》（《華盛公約》）設立的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關于直接投資引發投資爭端的國際中心。多邊投資擔保機構（簡稱“MIGA”）是1988年基于《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也稱《漢城公約》）成立的、具有完全法人資格的國家組織。多邊投資擔保機構是世界銀行集團的第5個新增成員，其目標是鼓勵成員國之間，尤其是向發展中會員國進行生產性投資。世界貿易組織多邊投資治理框架下的是1991年1月關貿總協定（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所達成的與貿易相關的投資措施的多邊投資協議，是迄今為止國際社會在國際投資領域所達成的唯一一個全球性、實體性的多邊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簡稱“GATS”）也是烏拉圭回合談判的重要成果之一，它首次將服務貿易納入世界多邊貿易體制中，是第一個關于服務貿易的全球性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多邊協議。

總體來看，傳統的全球投資治理體系以雙邊投資治理協定為主，雙邊投資治理協定具有保護投資和促進投資的兩大功能。當前，全球性的與投資相關的公約或協定局限于國際投資規則的某一領域，并不是一般性的、全方面地處理投資問題的多邊投資協定。當前世界缺乏一個具有約束力的全面覆蓋投資促進、保護、便利和自由化的綜合性的、全球性的國際投資規則。

四、全球性新型全球投資治理體系構建：中國的參與戰略

當前，國際投資規則進入重塑期，世界缺乏一個全球性的國際投資規則，這給中國參與全球投資治理提供了挑戰和機遇。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也是世界對外投資大國，中國的國際投資地位與經濟實力不符，中國一直受發達國家制定的國際投資規則約束，國際投資話語權不足。美國等發達國家呈現“進攻”態勢，企圖利用TPP和TTIP等限制中國的國際投資地位，謀取國際投資規則制定的主導權，從而維護發達國家對外投資權益，鞏固發達國家國家投資的主導地位。但是，中國不應該放棄參與權，中國必須積極主動參與全球投資治理，中國有意愿和能力參與重塑國際投資規則。中國需要從一開始就參與到全球投資治理體系的構建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和利益訴求。而最佳路徑是推進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推動其成為構建多邊投資框架的范本和平臺，從而撬動多邊投資體系的建立。

事實上，中國已經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簽訂了BIT，但這些BIT普遍對投資的保護程度和自由化水平不高。自1982年與瑞典簽署第一個BIT以來，截至2012年底，中國已與131個國家簽訂了此類協議，其中與100個國家簽署的BIT已經生效。但是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中美兩國并沒有簽訂BIT，這不利于中美兩國之間的相互投資。中美BIT談判始于2008年6月，因美國對BIT（2004）范本的修訂，談判曾一度擱淺。美國BIT（2012）范本公布后，中美雙方重啟談判。2014年，中美雙方就備受關注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達成“時間表”，同意爭取2014年就BIT文本的核心問題和主要條款達成一致，承諾2015年早期啟動負面清單談判。目前中美BIT談判已經進入文本談判階段。

在中美投資協定談判中，談判內容涉及“國民待遇”、資本自由轉移、征收與補償、國際爭端解決等多項核心議題，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不過中美雙方已經就這一問題達成了共識，雙方同意以“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模式為基礎進行BIT談判。為了有效應對中美BIT談判，中國需要全面改革外資管理體制，將“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模式引入我國的外資管理辦法，合理處理和監管國有企業海外投資問題，還有實現市場的對等開放，中國在海外投資尋求更大的市場開放和更多的投資保護時，也需要給對方提供更大的市場準入和投資者保護。（作者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參考文獻：

[1] 王碧B：《中國參與全球投資治理的機遇與挑戰》，國際經濟評論，2014年第1期.

[2] 李玉梅、桑百川：《國際投資規則比較、趨勢與中國對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年第1期.

篇4

關鍵詞：國際金融危機；國際化風險；企業資源優勢；加拿大跨國公司；FDI

中圖分類號：F7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11)03-0055-06　收稿日期：2010-11-01

作為重要的新興市場國家之一，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受到了眾多國外企業的青睞，中國不僅成為了發達國家國際貿易的目標市場，而且成為了國際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國。在眾多的中國貿易伙伴中，加拿大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和直接投資頗為引人矚目。自1970年兩國經貿關系正常化后，雙邊貿易不斷增長，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雙邊貿易速度不斷加快。中國目前是加拿大第二大貿易伙伴，2008年，加拿大對華投資增加了37％。然而，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使得加拿大和中國的經濟發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由于對美國經濟依賴性較強，加拿大經濟受到金融危機沖擊尤其明顯。2009年3月31日，經合組織(OECD)預測說，加拿大衰退程度超過預期，而反彈更加微弱。加拿大總理哈珀2009年12月就認為加拿大經濟目前依然脆弱，面臨來自“境外的風險”(趙青，2009)。這些“境外風險”將如何影響加拿大跨國公司(MNEs)在華的對外直接投資?加拿大MNEs如何根據對風險的感知和企業自身資源優勢調整在華的對外直接投資?加拿大MNEs在華對外直接投資發生了哪些變化?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不僅有助于了解加拿大MNEs在華對外直接投資的變化軌跡，更有助于兩國更好地采取政策措施，促進相互之間持續穩定的發展。

一、文獻回顧

(一)　國際化風險感知及其維度一般而言，企業在國際市場中開展商務活動以及進行直接投資時通常比國內的企業面臨更大的風險(Ghoshal，1987；Miller andBromiley，1990)。有關企業國際化風險的研究也日趨受到研究者的關注，然而，已有的絕大部分研究對國際化風險中的某一個或某幾個方面進行了研究，比如：國家風險及政治風險(Esther Sanchez-Peinado et a1.，2007)、匯率風險(Luehrman，1990)、產品及市場需求風險(Frank Bradley and Michael Gannon，2000)、距離導致的風險(Ellis，2008：H?kanson and Ambos，2007；Sousa and Bradley，2006)、文化風險(Choi and Geisffeld.2004；Esther Sanchez-Peinado et a1.，2007)等等。鑒于企業國際擴張中所面臨環境的復雜性和多維性，Brouthers(1995)、Miller(1993)、Shan(1991)等學者開始了構建多維國際化風險模型的研究，在此基礎上，Miller(1993)提出了一體化國際風險感知的概念模型。Werner，L.E.Brouthers and K.D.Brouthers(1996)通過實證研究，對Miller提出的概念模型的維度進行了實證檢驗，修正并最終確定了一體化國際風險感知模型的模型及其維度，該模型包含宏觀環境風險、行業環境風險、企業內部風險三個維度。其中，宏觀環境風險包括：政治風險、政府政策風險、宏觀經濟風險、人文風險；行業環境風險包括：競爭風險、產品市場風險、原材料市場風險、行業技術風險；企業內部風險包括：經營決策風險、營運風險、社會責任風險、人力資源風險、籌資風險、投資風險、股利分配風險。本文認為，一體化國際風險感知模型全面而系統地反映了管理者在企業國際擴張過程中所面臨的各種風險類型。對于跨國公司FDI而言，企業決策者必須在國際化風險感知的基礎上，權衡企業的資源優勢、成長性及收益等因素，從而最終做出是否在某一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

(二)　企業資源基礎觀概述從思想淵源來看，Penrose(1959)的《企業成長論》毫無疑問是企業資源基礎觀的基礎。在該書中Penrose認為，企業經濟收益的基礎是企業所擁有的資源和能力，企業間績效及競爭地位的差異也受到企業資源稟賦的重要影響。正是基于Penrose的論斷，Wernerfeh(1 984)在其論文《企業資源基礎論》中對該觀點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他認為企業在自身內部積累的組織能力、資源和知識等資源對于企業獲得超額收益和維持持續競爭優勢至關重要。承接著Wernerfeh的觀點，Barney(1991)認為“持續”并沒有一個確切的時間期限，而是取決于競爭對手對本企業所獲得的競爭優勢復制的可能性，只要競爭對手無法復制競爭優勢，企業所獲得的競爭優勢就可以認為是持續的競爭優勢。為了使企業的競爭優勢不可復制，企業所掌握的資源必須是有價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也不可替代的，前兩項構成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企業擁有了具備這四項特征的資源才能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

二、基于國際化風險感知與資源基礎觀的企業FDI概念模型構建

伴隨著二戰后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也應運而生，而FDII~JX是伴隨著跨國公司的海外擴張才有了飛速的增長。與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相對應，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研究也不斷繁榮，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得以豐富和完善。然而遺憾的是，絕大部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均誕生于宏觀經濟環境相對比較平穩的情景之下，部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也直接或間接地強調風險和企業資源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的影響，比如Hymer(1960)提出的壟斷優勢理論就認為，跨國企業在東道國投資需要付出比東道國企業更高的代價，要冒更多的風險，如匯率風險、政治風險等，但是只要跨國企業擁有顯著的壟斷優勢，如技術優勢、資金優勢、管理優勢等，他們就可以在與東道國企業的競爭中獲勝，并能獲得高于東道國企業所獲得的利潤。Dunning(1977)提出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也強調了企業通過自身所具有的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抵御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由于市場失靈帶來的風險從而獲取企業的競爭優勢。毫無疑問，企業所擁有的資源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積極影響在絕大部分對外投資理論中得到了凸顯，但是國際化風險

在這些理論中依然是一個尚未打開的黑箱，而且這些理論也并未對突發性風險(諸如國際金融危機)會引發跨國公司對外投資中的哪些風險，這些風險進而對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等問題提供現成的答案。

鑒于以上分析和本文前述的文獻回顧，我們認為：(1)國際化風險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必然面臨的問題，一些突發性的風險甚至會引發跨國公司面臨的一系列風險，導致這些風險在企業內部傳導和擴散，跨國公司管理者對國際化風險的感知將對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產生重要的影響；(2)根據企業資源基礎觀理論并結合已有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我們認為企業所擁有的資源是形成企業優勢的源泉，而企業的對外投資決策又基于企業所具備的優勢，歸根結底，企業的資源是企業對外投資決策的內部基礎；(3)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決策取決于管理者對國際化風險感知和企業資源相互作用，三者構成一個互動的系統，國際化風險感知對于系統的運轉提供反向作用力，而企業的資源基礎為系統的運轉提供正向作用力，當正向作用力大于反向作用力時，企業將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反之則反是。基于此，我們提出本文的概念模型(見圖1)。

三、金融危機引發的跨國公司國際化風險及其傳導與擴散

如前所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中必然面臨各種國際化風險的考驗，對于跨國公司而言，其所面臨的國際化風險并非一個有形的獨立存在體，它僅僅是由于某種因素的變化導致企業內部系統的失衡，而且這種不平衡狀態還可能通過不同的風險載體在企業內部傳導、擴散。根據已有的企業風險研究的文獻，企業風險傳導可以看成是由于某種不確定性而導致的風險在企業中經由某種路徑或渠道，依附于風險載體在企業內部甚至企業之間各利益相關功能節點或流程之間傳導和擴散，致使整個企業系統風險狀態得以擴張從而導致企業陷于失衡狀態的過程。因此，由某種不確定性引發的跨國公司面臨的風險必然影響企業的經營管理活動，甚至企業的對外投資決策。據此我們認為，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作為跨國公司面臨的突發不確定性，引致了跨國公司所面臨的國際化風險的全面爆發，甚至導致了風險之間的傳導和擴散，使得跨國公司的處境急劇惡化，從而對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造成了重大沖擊。從國際金融危機可能引發的跨國公司所面臨的宏觀環境風險來看，首當其沖的是宏觀經濟風險得以凸顯，各國的宏觀經濟走勢急劇下滑，宏觀經濟發展的頹勢在金融危機下表現極為明顯，也正是由于宏觀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各國調整政府政策措施，因而又可能引發政府政策風險(比如一些國家調整關稅、貿易政策等等)。從行業環境風險層面來看，在國際金融危機下，受宏觀環境風險的影響，消費急劇萎縮從而導致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劇，競爭風險和產品市場迅速擴大，與此同時，金融危機使得部分原材料供應商陷入危機，原材料風險隨之而來，這些風險使得跨國公司面臨的行業環境也不容樂觀。由于行業技術的變化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金融危機引發行業技術風險的可能性較小。在企業內部風險層面，由于受宏觀環境風險和行業環境風險的雙重影響，金融危機下企業的日常營運將首先受到風險的沖擊，而企業經營的不景氣，使裁員增效成為了企業常用的手段，人力資源風險也相繼產生，外部的不景氣和內部風險的擴散使得企業處于內外交困的狀況中，企業的籌資也必然受到牽連，在各種風險的影響下，管理層的投資和經營決策以及股利分配也毫無疑問會面臨新的挑戰，投資風險、經營決策風險和股利分配風險也相伴而生。同樣，由于企業的社會責任涉及企業在長期經營過程中對承擔社會責任所做出的承諾，短時間內不可能發生較大的變化，因而金融危機引發社會責任風險的可能性較小。基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突發性的金融危機作為一種外在的不確定性，它會引發企業各個層面的風險，甚至使得企業面臨的風險相互影響、傳導、擴散，從而對企業的決策甚至生存產生重大影響。鑒于以上分析，本文構建金融危機下跨國公司國際化風險及其傳導概念模型(見圖2)。

四、基于齒輪互動模型的FDI變化軌跡：加拿大MNEs對華FDI數據的實證分析

面對金融危機的肆虐，加拿大MNEs面臨的風險也不斷加大，加拿大多家著名企業如歷史最悠久百貨公司哈德遜海灣公司、最大啤酒廠商莫森公司以及加拿大鋼鐵公司Stelco先后被外國公司收購。一些實力強大的加拿大跨國公司也同樣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盡管這些跨國公司擁有著比一般企業更豐富的優勢資源，但在金融危機下，管理者感知的國際化風險產生的反向作用力將逐漸增大；受各個層面風險的影響，企業的資源優勢產生的正向作用力將有所減少，從而導致加拿大MNEs對外直接投資產生波動。正是基于本文提出的齒輪互動模型，我們以加拿大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數據探尋并驗證互動模型的內在機理。

(一)　金融危機前后加拿大跨國公司對華FDI變化情況作為重要的新興市場國家，中國的國家特定優勢對于加拿大MNEs的投資行為是“有意義的”，而且是“至關重要的”(許暉、張軍，2007)，再加之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眾多加拿大MNEs紛紛登陸中國市場，據我國商務部數據顯示，截至2007年底以各種形式在中國運營的加拿大MNEs達到了3355家，注冊資金總額達903,091 367S美元。但是，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跨國公司風險必然給加拿大MNEs帶來不利影響，從而可能進一步影響加拿大MNEs對華直接投資。為此，我們收集了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有關加拿大MNEs對華FDI的項目數、項目投資金額，并在此基礎上計算出平均項目投資金額，通過項目數和平均項目投資金額兩個指標的數據(見表1)對國際融危機前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的變化情況進行探討。

1.金融危機前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投資項目數變化軌跡。跨國公司投資項目數的多少一方面可以反映在華直接投資的加拿大MNEs數量的多少，另一方面可以反映這些跨國企業參與投資項目的積極性。如果投資項目數多，不僅說明在華直接投資的跨國公司數量可能比較大，而且其投資項目數量也比較可觀。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加拿大MNEs在華FDI的項目數變動情況見圖3。從圖3我們可以看出，以黑色線條為分界線，金融危機爆發之前(2005年1月至2007年12月)，加拿大MNEs各月對華FDI的項目數均高于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之后(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

2.金融危機前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項目平均投資金額變化軌跡。我們進一步分析金融危機前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各月項目的平均投資金額的變化情況。各月項目的平均投資金額高低可以反映出加拿大MNEs在投資項目上資金投入的變化，如果項目平均投資金額較高，有可能是資源優勢較高、資金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進行直接投資的力度較大，而且投資項目

本身也需要大量的投資資金的支持；反之，如果項目平均投資金額較低，說明很多資源和實力一般的跨國公司也加入到對外投資的大潮中，將資金投入到一些投資資金需求不太高的投資項目。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加拿大MNEs在華FDI的項目平均投資金額變動情況見圖4。圖4顯示，同樣以黑色線條為分界線，與圖3中金融危機前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項目數的變化趨勢相反，金融危機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的項目平均投資金額高于國際金融危機之前。

(二)　國際融危機前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差異性檢驗由于PJ,Jk分析僅僅是對金融危機前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有關數據變化軌跡的圖示檢驗，通過圖示可以初步判斷金融危機前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確實存在一定的變化，但單憑以上圖示的變化軌跡我們不能判定加拿大MNEs對華FDI在金融危機前后的變化存在本質差異，因而我們更不能基于此對金融危機對加拿大MNEs在華FDI的內在影響機理做出深入的分析。因此，我們進一步對金融危機前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的項目投資數和平均項目投資金額進行實證檢驗，以確定這兩個指標在金融危機前后是否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其差異是否具有統計意義，而這也是問題的關鍵之所在。因此，本文將對采用兩組獨立樣本的T檢驗法，檢驗國際金融危機前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的項目數和項目平均投資金額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差異是否具有統計意義。

篇5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中國OIL

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支持

（一）概念簡介

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是指企業以跨國經營的方式所形成的國際間資本轉移。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主要是獲取原材料、尋求知識、降低成本、規模經濟、穩定國內客戶等。

（二）理論支持

目前主要形成了壟斷優勢學說、寡占反應論、內部化理論、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空間偏好論、估計生產綜合理論、比較優勢論等各種旨在解釋并闡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學術流派。

基于產品周期理論及內部化理論，鄧寧提出了產品生產這種理論，后又完善形成投資發展周期論。該理論適用于多類型的國家，具有普遍性，因此成為當代國際投資理論的主流。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OIL分析）

根據鄧寧的生產折中理論，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代表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用一國的人均直接投資流入量（IDI）和人均直接投資凈流出量（NODI）表示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水平，2010年我國人均GNP為4283美元，顯然我國現在位于經濟發展水平的第三階段。

（一）所有權特定分析

1．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

從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行業來看，2008年、2009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凈額最高的為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位居對外直接投資凈額次席的是采礦業，列第三位的則是金融業。值得關注的是盡管金融業的投資凈額少于采礦業，但其FDI存量卻比采礦業高出兩個百分點。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流向第三產業，符合邊際產業擴張論。

2．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

2010年，地方對外投資持續活躍，西部地區增幅最大。根據商務部數據顯示，地方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到177.5億美元，同比增長84.8%，浙江、遼寧、山東名列地方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前三位。不難看出，境內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地區仍為沿海城市，然而西部地區的逐漸崛起勢必為今后我國的貿易及對外投資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3．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類型

2010年，FDI存量中，國有企業占66.2%，較09年下降三個百分點；有限責任公司占23.6%，較09年增加了1.6%；而股份有限公司占6.1%。國有企業仍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絕對主體，但是隨著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發展，國有企業所占比例勢必下降。

（二）內部化優勢

由于市場交易存在競爭壁壘、定價困難、信息不對稱等因素造成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的不完全競爭。此時，為了獲取利潤，企業選擇擴大自己的經營活動，進行對外投資。

對于我國的民營企業來說，盡管規模較小，資金、資源也相對較為有限，但是經過長期發展已逐漸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產業體系，通過形成產業群，以一個整體形式進行直接對外投，便可以充分利用由于形成產業體系而獲得的內部化優勢。

（三）區位優勢

從覆蓋面上來看，至2010年末，中國在全球178個國家（地區）共有1.6萬家境外企業，投資覆蓋率達到72.7%，其中對亞洲、非洲地區投資覆蓋率分別達90%和85%。我國FDI在亞洲非洲占有絕對優勢。中國地處亞洲，在亞洲區域內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省去了交通運輸上的諸多不變因素，因此享有在亞洲的絕對領導權。而非洲的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更為便宜，所以也是理想的投資地。

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

盡管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面對千變萬化的國際局勢，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道路仍充滿了機遇與挑戰。

（一）抓住機遇，努力尋求發展

盡管企業難免受到世界經濟局勢不穩的波及，但是通過近年來快速發展，已經積累了大量資金和經驗，因此相較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講，資金相當充裕，具有比較優勢。當然風險問題不能被忽略，在選擇對外投資的東道國時，要考慮到各種商業風險，做好應對市場變化的準備。

（二）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將為FDI新動力

2010年，我國西部地區已經開始崛起，為對外直接投資做出了很大貢獻。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西部大開發的繼續開展，西部地區未來會逐漸與東部沿海并駕齊驅，增加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凈額。

（三）繼續擴大投資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國有企業將逐漸讓位給私有企業。現階段，國內的需求已經得到滿足，更多的私有企業將在國家的支持下走出國門，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滿足世界市場的需求，獲取更大的市場利潤。日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將會涉及到更多領域，同時也會逐步提高在歐美市場上的FDI份額。

四、結論

經過多年發展，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取得一定的成就。經過連年增長，2010年末，我國的對外投資流量已位居世界第五位。現在我國仍處于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三階段，經濟實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國內企業也已經擁有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因此，未來我國的對外投資流量仍將處于上升階段。盡管對外投資流量上已取得一定突破，但我國的政策法規仍不夠完善，這對于企業來講是一個劣勢。在未來，政府有必要完善法律法規，為參與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提供更為完備的政策支持。

參考文獻

[1]陳澤明,陳曉紅. 內部化理論評述:兼論全球對外直接投資趨勢[J].

[2]周升起,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趨勢與政策[J].東亞論文,第 75 期.

[3]桑百川.FDI的未來機會[N].中國經濟周刊,2010（1）.

[4]齊曉華.中國學者有關FDI理論及模型的比較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2004（5）.

篇6

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use of foreign capital is one of the main powe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The propor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specially since the 90s， presents the rising trend year by year.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 variety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re gradually displayed， this article from the concept of risk， which leads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risk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oints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isk， and then extends to the economic realities of our country， puts forward the analysis risk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風險；產業發展

Key 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risk；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中圖分類號：F83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4）02-0175-02

1 外商直接投資給我國產業發展帶來哪些影響

1.1 外商直接投資大量進入我國，造成我國特殊的經濟現象和矛盾 ①由于外商直接投資是真實資本不是貨幣資本，這就導致了我國資本流動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國內資本凈外流。②外商直接投資具備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的雙重性質，本質上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生產國際化，給我國產業的獨立性帶來嚴重挑戰。③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目標是占領我國的市場，這就會積累起數額龐大的人民幣債權，容易誘發我國潛在的外匯金融危機。

1.2 外商直接投資主導的跨國公司全球產業整合給我過產業安全帶來不利影響 提高關稅的實際保護率，是保護本國產業發展的最有效辦法。盡管名義關稅可以平均降低，但是在具體幅度上上游產業降低的幅度比下游產業更大，這樣實際保護程度不降反升。由于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過多，特別是對于下游產業的設備和生產線，以優惠的減免稅政策鼓勵引進，造成大量重復產能，給上游產業造成了不小壓力，也加重了部分行業產能過剩。

1.3 外商直接投資在占領一定的讓國內市場時會帶來不同程度的外匯金融危機 對于外國投資者來說，占領市場意味著最終得到外匯而不是人民幣；我們讓出國內市場，就要承諾外商投資所得的人民幣利潤，可以自由兌換和匯出。但是卻有很大數目的外匯并沒有真正匯出，而是作為人民幣利潤再投資，留在國內。假定某一天發生突發事件，外商集中要求兌換外匯，引起國內居民擠兌外匯和人民幣，就為時已晚。除去凍結外匯，別無他法。

2 我國目前的狀況和我們應該采取的應對策略

2.1 品牌與外來品牌的競爭狀況 我國在加入WTO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大量涌入中國市場。出乎我們意料的是，跨國公司給我國帶來的不是產品而是品牌，用品牌的優勢直接打壓國內的產品品牌。這種競爭模式從高端出手，一下子給我國多年形成的本土企業以產品為中心的傳統競爭模式造成了很大的威脅。很明顯的例子是，之前一些比較有優勢的本土化工企業和汽車企業不是被收購兼并就是面臨生存危機而退出國內市場。與此同時，在工業領域，到處可見外商資本的影響，不少產業的頂層都已被外商資本牢牢控制。他們甚至在一些領域形成技術壟斷，在我國市場賺取巨額利潤。外商資本在賺取巨大利益的同時，也在積極擴張產業布局，甚至在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產業領域也想不斷染指，這些都嚴重威脅到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完整性、獨立性。

2.2 外商直接投資過程中造成民族品牌的資源的流逝及原因 首先，資金問題一些企業在取得繼續發展的資金時存在困難依靠自己的經濟實力很難滿足企業發展的需要，為了使自己的產品占據更多的市場份額，在競爭中取勝，企業希望可以通過接受外商直接投資獲得跨國資本，解決融資問題。以匯源為例，據媒體報道，今年上半年，匯源果汁營業額為12.9億元，同比減少5.2%，毛利從36.9%下降至30.2%，并積極尋找合作伙伴。其次，競爭中迷失方向。面對跨國公司以及大品牌的競爭，使一些企業對自己的未來認識不清，即使是本土赫赫有名的企業、大品牌，也不知道在未來的競爭中能否長久地分得一杯羹，憂患意識促使其接受外商的投資接受并購，使得我國很多的名族品牌不斷的流逝。

2.3 外商直接投資過程中造成風險及我們目前應該采取的措施 外商為了占領我國更多的市場份額，消除競爭對手，開展全球化策略，隨著一些外商直接投資本土品牌，它們大部分都淡出了消費者的視線，隨著時間被消費者遺忘，外來品牌卻占據了市場的主導地位，這很容易造成相關行業上的壟斷，并在一定時期實行壟斷性定價，擠垮國內的許多還未做大做強的企業，一旦消費者消費某一品牌的習慣形成，外國品牌占領中國市場、輕松消滅競爭對手的目的也就達到了。以樂百氏為例，1999年樂百氏的銷售額達到20億元人民幣，但2003年被達能集團收購92%的股權后，樂百氏就再未輝煌過，2005年樂百氏的虧損達到1.57億元。目前我國的飲料公司已經有七家被美國的可口可樂或百事可樂吞并，化妝品行業的競爭也是外資主導的局面。如果一個國家沒有自己的品牌，那在市場上還何談競爭力？這個國家的消費者只能被動地接受外來品牌的定價，使大部分的利潤流入其它國家人們的腰包，品牌是別人的，用戶資源永遠掌握在別人手里。因此，我們應針對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負面效應提出規避外資風險的措施。

2.3.1 健全相關法律制度，完善外商資本進入我國的產業政策 我國目前在有關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的法律法規還有諸多空白之處，很多領域不是很完善。因此，要從頂層法律制度上合理規范外商直接投資。一些政策應適當調整變化，比如，對外商資本進入我國要逐漸實現從單純給予其優惠政策到為其制定法律執行準則、產業導向、技術標準等方面來。合理規范外商資本進入我國不同產業的投資比重，明確行業投資政策。

2.3.2 加快我國的科技創新，提高研發投入，打破技術壁壘 我國企業的科學技術、生產工藝、管理模式、運營機制、營銷規劃等諸多層面落后發達國家，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要盡快提升自主科技攻關，提高我們企業的技術實力，一方面要從自身做起，提高科研投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另一方面要積極學習發達國家先進的技術知識和管理經驗。爭取在消化吸收的基礎上形成良好的集成創新能力。

2.3.3 鼓勵國內有實力的企業到外國投資經營，拓展全球產業布局 目前我國已有一批實力較強的企業在國外做的很成功，但總體上來看我國企業在對外投資上實力還是比較弱，以爭奪一些高端產業布局上還處于被動從屬地位。因此，國家要積極支持一部分有實力的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真正站在全球布局的戰略上來進行投資，明確企業在國際市場的定位，合理利用國內外資源市場來發展。

2.3.4 要科學管理和引導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發展，堅持為我所用的原則 要時刻堅持為我所用的原則，我們引進外國資本根本的目的還是要利用其資本，擴大我國的對外開放，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因此，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時必須要考慮國內相關產業的實際承受情況，要選擇那些能夠幫助我國實施技術升級改造、產業結構優化調整、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外商資本。

參考文獻：

[1]白小偉.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經濟安全戰略的選擇[D].碩士論文，2003.

篇7

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環境下，產業結構優化已經成為各國經濟競爭的取勝法寶。從加快我國經濟發展與國際競爭的角度看，優化產業結構是我國經濟工作的重點之一。本文在分析FDI相關理論的基礎上，運用實證研究的方法論證合理利用FDI有利于優化我國產業結構。此外，本文結合我國國情及我國利用FDI的產業結構特點與效應，就東道國在FDI中所受影響的不同分析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原因，并提出當前我國利用FDI優化產業結構的現實對策。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FDI；中國產業結構；優化

一、引言

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環境下，在中國加入WTO背景下，產業結構優化已經成為各國經濟競爭的取勝法寶。從加快我國經濟發展與國際競爭的角度看，優化產業結構是我國經濟工作的重點之一。我國的產業結構自改革開放以來多有改善，但一直未達優化狀態，也未找到可以有效優化產業結構的路徑選擇。合理的產業結構能夠使國民經濟各部門、各產業按照一定的比例協調發展，能夠促進技術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然而，作為內部因素的產業結構的存在，更需要合理的外部因素相制衡，而這一有效的外部因素正式國際直接投資（FDI）。FDI 曾對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做出了積極貢獻，不僅促進了我國工業化進程，也促進了高新技術產業與產業高加工度化的發展。但FDI 對我國產業結構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消極影響，如加劇了產業的結構偏差、擴大了我國三次產業發展水平的差距等。因此，在利用 FDI 的過程中，如何依據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以及產業結構演進的一般規律來優化我國產業結構是我們面臨的現實問題。

二、FDI的概述

FDI是國際直接投資的簡稱，是指各類投資主體（包括跨國公司、跨國金融機構、官方與半官方機構和居民個人等），將其擁有的（貨幣資本或產業）資本，經跨國界流動與配置形式（食物資產、無形資產或則金融）資產，通過跨國運營以實現價值增值的經濟行為。其中，跨國公司是其主要形式。

三、產業結構及產業結構優化的概述

產業結構這個概念始用于 20 世紀 40 年代。產業結構是指產業間的關系結構，反映一個國家產業之間的比例關系及其變化趨勢。國際上通用的產業結構概念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是各產業之間在生產規模上的比例關系，即產業間的相互協調、平衡發展問題；二是各產業間以投入產出為基本內容的關聯關系，從中可考察一定的產業結構狀態所帶來的經濟效益。

產業結構優化是指通過產業調整，使產業實現協調發展，并滿足社會不斷增長的需求的過程。產業結構優化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它不是指產業結構水平的絕對高低，而是指在國民經濟效益最優的目標下，根據本國的地理環境、資源條件、經濟發展階段、科學技術水平、人口規模、國際經濟關系等特點，通過對產業結構的調整，使之達到與上述條件相適應的各產業協調發展的狀態。

四、文獻綜述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二戰以后國際經濟學中發展最快的領域之一，從壟斷優勢理論到內部化理論再到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人們從不同的角度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可是至今為止，國際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產業結構優化之間的關系，一直沒有上升到經濟發展理論和跨國公司理論的主流高度。其中日本經濟學家赤松的雁行模式理論、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論和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投資論雖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國際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可是關注的是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產業結構的調整關系，現作簡要介紹。

（一）赤松的雁行模式理論簡介和評析

雁行模式（FLING-GEESE PARADIGM）是日本學者赤松在 1960年提出的，是一種產業結構升級的理論分析模式。在雁行模式中，開放經濟的國內產業升級的動力和空間，是由雁陣中的各國產業轉移所決定的。按照該模式，一國產業成長經歷了進口產品、進口替代、出口導向等幾個階段，而產業結構升級依次分為勞動和資源密集、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三個梯級。隨著外資的進入及一國工業化的發展，某一產業會逐漸衰落，并將轉移到低一個梯級的國家和地區，通過產業轉移形成產業替代，推動產業升級。可以直接投資的產業，移植到那些擁有資源和技術能力并最適宜移植的尾隨國經濟中，是“雁陣”變化的重要推動力量。

（二）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投資論簡介和評析

日本小島清教授于 1978 年提出了著名的小島清理論。該理論以 20 世紀 50-70 年代日本的對外投資為考察對象，將國際貿易理論中的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差異導致比較成本差異的原理用于分析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結出所謂的“日本式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這一理論的核心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投資國已經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部門，即邊際產業部門依次進行；而這些產業又是東道國具有明顯或潛在比較優勢的部門，如果沒有外來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東道國這些優勢就不能被利用。這看起來對發展中國家不利，但實際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已經意識到通過吸引直接投資發展較高技術層次的產業結構，取得后發優勢的問題。

（三）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論簡介和評析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跨國企業問題專家弗農提出來的。弗農把客觀存在的產品生命周期分為產品創新階段、成熟階段和標準化階段。他認為，在創新階段，企業主要通過出口滿足國外市場的需求；在成熟階段，生產成本成為企業考慮的首要因素，開始向成本相對低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以彌補出口減少的損失；而到了標準化階段，企業的寡占優勝已不復存在，此時企業最關心的是尋找成本更低的生產區位，于是勞動力資源豐饒且工資低的發展中國家是國際直接投資選擇的較佳的生產區位。

可見，西方 FDI 理論在 FDI 與產業結構優化關系的研究十分薄弱，現有的理論大都是站在發達國家的立場，從發達國家的角度出發，維護發達國家自身的利益的。

五、我國產業結構現狀

（一） 三次產業產值結構變化

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的研究表明，三次產業收入結構變化的基本趨勢是：第一產業收入比重不斷下降，第二、三產業收入比重不斷上升。表一是1990―2010每五年按當前價格計算的三大產業產值變動情況。從表中可見，九十年代初開始，第一產業比重不斷下降，從1990年的27.1%下降至2010年的3.9%，降幅達23.2%；相應的第二、三產業比重逐年上升，第二產業從1990年的41.6%上升至2010年的57.6%，漲幅達16%，第三產業從1990年的31.3%上升至2010年的38.5%，漲幅達7.2%，其中，第二產業仍未支柱產業。

表一 按當年價格計算的產值構成變動

單位：%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6、2011年

（二）我國產業結構存在的問題

①第一產業基礎薄弱

從三次產業就業人數分布（見表二），我國三大產業之間的差距是十分明顯的。我國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明顯高于二、三產業，但農業基礎地位脆弱（見表一），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仍在逐步下降。目前，中國農業投入不足，科技進步速度緩慢，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落后，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農業生產的穩定性差。在加入 WTO 后，中國的農產品市場將逐步放開，這更增加了農業及其相關產業的發展壓力。

②與當前的收入水平相比較，第二產業比重過高

由表一、表三，對比第二產業主要部門與第三產業主要部門的收入數據可見，2010年第二產業產值為57.6%，主要部門收入平均達34213元；2010年第三產業產值為38.5%，主要部門收入平均高達87412元。

表二 按三次產業分就業人員數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1、2011年

表三 按行業分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2010

單位： 元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1年

表四 按當年價格計算第三產業增加值構成

單位：%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1年

③第三產業嚴重落后，且內部結構不合理

由表一、表三可見，2010年第三產業產值為38.5%，主要部門收入平均卻高達87412元，相比于第二產業的過高比重，在當今市場背景下，第三產業明顯略顯不足。其次第三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見表四）。主要以傳統的服務業為主，新興行業和要素市場的發展不足，制約了市場經濟的發展，也難以滿足居民消費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特別是作為現代經濟生活重要組成部分的交通、通訊、金融保險、商業、科技開發、信息咨詢服務業不發達，不僅制約了工農業生產的增長，也成為制約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六、利用FDI優化我國產業結構

（一）“產業結構缺口”―FDI 彌補的“第五缺口”

根據前面的現狀分析可知，我國產業結構還存在很多問題，并沒有達到優化的狀態。筆者認為，產業結構這種未達到優化的狀態可以稱為“產業結構缺口”，而我們合理利用 FDI 正是可以彌補這種缺口。

①利用 FDI 的產業關聯效應，帶動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優化升級。FDI 對產業部門所產生的關聯效應有兩種，一是FDI 前向效應，即跨國公司向東道國企業出售產品，并作為這些企業生產過程的投入而產生一種經濟聯系，這有利于當地企業克服生產過程中的瓶頸；二是 FDI 后向效應，即跨國公司向東道國企業購買其產品，并作為其投入品而產生的一種經濟聯系，這創造了對當地企業的需求，從而刺激了當地產業的發展以及實質性的投資活動。

②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優化產業結構。首先，FDI有利于資源的相對集中配置，為東道國優勢部門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其次，企業間的競爭有利于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提高東道國的產業技術水平。但最為重要的是，外資企業的進入打破了原有的市場均衡，迫使東道國企業采取各種措施參與競爭，提高了當地的企業資源使用率。

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可以改善產業發展質量，優化產業結構。首先，外商直接投資通過對東道國企業的兼并與收購，可以將低質量的資產存量變成高質量的資產存量。其次，外商直接投資設立新企業，可以形成高質量的新增資產。再次，外商直接投資還可以提升東道國關聯產業存量資本和新形成資本的質量。

④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可以促進技術進步，帶動產業結構升級。FDI促進技術進步主要是通過技術轉移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進行的。首先，隨著各種專門知識方面的技術日益復雜，其轉移的過程對東道國自身技術能力的依賴程度加深了。其次，東道國的市場需求結構與發達國家有很大差異，從而決定了一些特定產品在東道國有很大需求；第三，跨國公司對當地原材料的使用或者在試制符合當地需求的產品，也會強化通過 FDI 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技術轉移的需求。

⑤FDI會產生技術溢出效應。首先，當地企業通過模仿那些在當地市場上經營的跨國企業的分支機構所采用的技術而提高生產率；其次，跨國公司 FDI 使東道國的市場競爭加劇，從而迫使當地企業更有效地利用現存的技術、資源，這是一種間接的技術溢出效應；第三，競爭還迫使當地企業尋求更有效率的高新技術，由此推進了技術的進步。

（二）FDI影響我國產業結構優化現狀

①外資進入數量與外資實際使用情況

由圖3可見，2011年一年，外商對華投資新建設立企業數美國同比增長8%，歐盟地區同比增長4%，亞洲十國及地區同比增長1.5%，這一FDI最多的勢頭至今保持良好。而在外資實際使用方面，中國也呈現出較強勁的實力。就2011與2010年相比較，2010年國內實際利用外資達1050億美元，2011年達1150億美元，漲幅高達9.52%。

資料來源：商務部官網統計數據，2011年

②外資所屬國別（地區）

我國實際利用FDI一直以來以亞洲地區為主，截至2011年，亞洲十國及地區在華投資建廠同比增長1.5%，雖不及美國的8%，歐盟的4%。據商務部統計（參見圖2），2011年1―12月對華直接投資前十位國家/地區中（香港、臺灣、日本、新加坡、美國、韓國、英國、德國、法國、荷蘭），亞洲國家/地區依舊占了5個席位。從FDI的國別看，我國吸收外資的國別結構單一，外資來源過度集中，這使我國利用外資過分依賴于少數國家和地區。

③外資進入的地區

從地區看，FDI主要集中在東部，對外開放的20余年中這一格局基本未變。盡管近些年，實際利用外資數量在西部地區迅猛增加，如2005年，西部地區就實現跨越性的25.6%的增速，但FDI“東重西輕”的結構性問題依然沒有出現明顯變化，同期東部占九成，中部為6.7%，西部僅為3.2%。

④外資進入的產業

表五 FDI在三次產業的分布情況

單位：%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國家信息中心

FDI在三次產業的分布高度集中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比重偏低，第一產業比重偏小（參見表五）。截至2008年，FDI在第一產業占1.91%。第二產業64.52%，第三產業33.56%。

（三）FDI對我國（東道國）產業結構優化的正面影響

①改變東道國要素配置結構，從而優化產業結構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的是封閉型、高度內向化的向重工業傾斜的工業化發展模式，產業結構嚴重失衡，由于缺少競爭壓力和技術進步的刺激，技術和產品更新緩慢，要素配置紊亂。八十年代初以來，我國積極鼓勵和吸引外商來華投資，一些新興工業國或地區正實現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換，迫切需要將已失去發展潛力的產業向海外轉移。外商投資的適用技術和適用產品，大大提高了我國國內加工工業水平，促進了加工工業的改組和提高，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我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同時，在較短的時間內，我國輕紡工業以及以家電為代表的高級耐用消費品工業進口替代加速完成，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升級。

②收入水平提高，改變消費結構，促進產業升級

FDI大舉進入我國市場，給我國就業市場注入了旺盛活力。2006年，全國就業人員合計74978萬人，其中外商投資單位就業796萬人；2010年，全國就業人員合計76105萬人，其中外商投資單位就業1053萬人（參見表六）。在基數浮動較小的情況下，外商投資單位就業人數四年間漲幅高達32.29%。伴隨著就業增長的同時，我國居民收入水平也呈現日益提高的現象，由此帶動的是旺盛的消費能力，從而帶動產業升級優化以符合日益多變的消費需求。

表六 就業基本情況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1

③其他影響

包括對當地企業的示范和競爭效應以及對東道國消費需求的效應等。

（四）FDI對我國（東道國）產業結構優化的負面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性傾斜加大了我國產業的結構偏離；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性傾斜擴大了我國三次產業發展水平差距；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性傾斜助長了我國消費品工業的過度擴張；外商直接投資過度推動了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擴張，不利于經濟的長期發展。

（五）針對產業結構優化，對FDI的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理論與實證分析，我們對FDI、中國的產業結構現狀以及存在的問題有了明確的認識。就FDI對中國產業結構產生的正、負面影響，為了實現FDI和中國產業結構之間的良性互動，實現區域均衡發展，達到有效利用FDI優化產業結構的目的，對FDI突出如下建議：

⑴利用 FDI 的重新定位

引資觀念定位。在戰略上必須弱化利用外資補充建設資金不足的作用，強化資源優化配置和合理使用的意識，以利用外資提高我國經濟增長的效益為基本取向，根據可持續發展原則和有質量的經濟增長原則選擇引資合作伙伴和方向，把外資的技術含量與技術水平作為衡量引進外資質量優劣和“政績”好壞的標準，從而達到真正利用外資而不是被外資所利用的目的。

投資方式定位。嘗試引進國際上流行的收購兼并等新的跨國投資方式，幫助我們解決國內一些經濟問題。

技術定位。通過相關法律和政策，走“質量引資”道路，全面提高引進的 FDI 的技術水平。

結構定位。通過引進 FDI 重點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農業，同時重新制定有關外商投資企業的產業指導目錄，著重實現我國由傳統工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的第二次產業轉移和由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向高新技術產業、服務業的第三次轉移。

⑵加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

①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力度，相對降低對工業的投資比重。

②引導外商增加對重加工業的投資，相應地減少對消費品工業的投資。

③引導外商增加對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減少對一般加工工業的投資。

④引導外資投向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

⑤引導外商直接投資更多地流向一些薄弱的第三產業部門。

⑶做好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引進與技術創新工作，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高級化

⑷加大外商直接投資對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力度，同時加速我國自身產業優化升級

⑸提高對人力資本引進的認識，加強對人力資源質量與效益的開發

⑹加快市場經濟建設，形成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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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多國企業經濟理論的發展脈絡，更能明顯地辨識出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發展軌跡。本文以交易成本概念、科斯交易成本思想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論為線索，對多國企業理論發展的學術脈絡和內在聯系進行了重新梳理。威廉姆森于2009年成為交易成本理論學界又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源自其使有關治理問題和企業邊界問題的研究在過去30年中成為經濟學研究熱點和理論前沿的貢獻。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將制度作為考察對象，可以輕易地應用于其他能夠以制度作為解釋變量或被解釋變量的研究主題，其應用與影響范圍之廣泛，無疑是其獲得認可和殊榮的重要原因之一。整個20世紀70年代，多國企業經濟理論的發展明顯帶有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烙印，科斯與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響在多國企業理論內部的競爭中更體現出解釋力和競爭力。

多國企業理論，俗稱跨國公司理論，確立于上世紀60年代，時屬國際經濟學范疇，研究多國企業的存在并用以解釋國際投資的方向和動因。此階段的多國企業理論屬于新古典方法的產業組織理論范式時期。

一、交易成本與新古典方法的內部化理論

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經明確地進入了多國企業理論的構建和發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國企業內部化論的領軍人物，他們在其各自的內部化觀點中都承認科斯的影響。雖然，事實上，他們從科斯那里繼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內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與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理論

Buckley&Casson（1976）在論述其“市場內部化經濟學”時認為，由于“在一定條件（如規模收益非遞增）下”，通過完全競爭市場配置資源最有效率，因此企業以尋求效率為動機進行市場內部化的必要條件是外部市場不完善。內部化規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場，避免了因市場不完善導致的低效率，進而產生了內部化利益，但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成本會抵消潛在的利益，因此，企業的最優規模被確定在進一步內部化的成本與利益相等的那一點。企業跨越國界進行內部化時創造了多國企業。這就是他們解釋多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邏輯。

學術淵源上，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觀點源于科斯在《企業的性質》（1937）-文中將企業解釋為節約交易成本所產生的組織形式。他們也承認其“市場內部化的經濟學”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經典分析，同樣以“企業替代市場”的邏輯為基礎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照此邏輯，他們的內部化理論是將跨國公司解釋為出于節約交易成本的效率動機而產生的經濟組織。

（二）交易成本概念與Rugman的內部化理論

Rugman（1981）將經濟理論應用于國際投資問題，其內部化觀點建立在極強的假設之上，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與國際貿易純理論相反，自由貿易被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不完善所破壞，并由多國企業取而代之。在Rugman看來，針對外部市場交易成本過高或外部市場的缺失，相應的解決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內部（轉移）價格，以內部市場替代外部市場，即所謂的內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創論文中顯示國內公司可以規避常規市場并利用內部價格以克服外部市場上過度的交易成本，為避免這些成本，企業的管理團隊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確定內部（轉移）價格。”

（三）內部化理論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內部化學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雖都認為多國企業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導致企業替代市場，但他們所說的企業在內涵上只是作為外部市場替代物的內部市場。盡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們的理論構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義上的企業概念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二、科斯思想傳統下的多國企業理論

（一）Hymer的多國企業理論介紹

Hymer作為多國企業理論的開創者，其早年博士論文（1960）的觀點早已進入教科書，并被冠以產業組織方法的標簽。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發現至今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關注和傳播。Hymer是最早將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觀點應用于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約30年之后，該論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與Casson（1990）等人發現并刊行英文版譯文。至此確立了Hymer作為直接投資理論交易成本方法先驅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讀Hym-er的博士論文和其有關科斯的著作”可以發現Hymer運用“科斯的企業與市場理論”并同時考慮“管理資源”的作用以解釋多國企業。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學術淵源

從以上回顧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國企業理論中體現得非常完整。也不難看出，在學術淵源上，Hymer的內部化觀點同科斯（1937）的思想聯系密切。雖然Hymer在其博士論文中并未明確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觀點“企業將市場內部化或取而代之”與之類似；而Hymer（1968）后來則明確引用了科斯（1937）的觀點，并將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標題命名為“企業是節約市場成本的工具”。可見，Hymer沿襲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的“市場與企業”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從企業“是否有利可圖”的角度選擇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確指出從企業的角度研究問題。總之，同科斯（1937）-樣，Hymer（1968）體現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這同Hennart的多國企業理論所體現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顯著的差異。

三、威廉姆森思想傳統下的多國企業理論

（一）Hennart的多國企業理論介紹

Hennart是跨國公司理論內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論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時候使用“內部化”一詞（1982），后期則改作“交易成本理論／方法”的提法（2000）。其觀點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對給定的交易進行分析。Hennart認為，對于給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場或企業）以不同的方式（價格或等級結構）組織交易會經受不同的成本，內部化理論應當解釋為何企業在組織交換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價格制度可以無成本地完成任何組織制度都必須完成的三個任務，即告知每個人以他人的需要、補償其生產性質的行為和抑制議價。

為減少上述成本，尤其是減少機會主義導致的“欺詐”動機，需要以等級結構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場價格，切斷產量與業績之間的聯系，即市場不完善的解決方案是以等級結構作為組織方式，這是因為內部化轉移了動機并提供了“正確的”信息。

當然，等級結構作為一種與價格不同的激勵結構會引發“偷懶”，這就成為利用企業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業失靈與等級結構失靈同時存在意味著顯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內部化的充分條件。由于使用單一的組織方式（價格或等級結構）受到收益遞減規律的制約，二者兼用是最為現實的組織方式。在Hennart看來，多國企業的邊界最終由此決定。

（二）Hennart多國企業理論的學理特征

Hennart對多國企業的解釋是強調基于“自然的”市場不完善所導致的交易成本。具體地講，是指信息成本、執行成本、議價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從學理上看，雖然Hennart同樣注意到確立、執行與轉移產權的成本，但根據其理論對產權的確定與執行成本的重視，可以判斷Hennart的理論體系中所講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屬于產權學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確定與維持產權的成本。

雖然Hennart在其理論中運用威廉姆森類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屬產權學派的交易成本觀點，而且對交易成本的解釋同威廉姆森（1975，1985）-樣基于“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轍，但是Hennart（2000）強調其理論并不完全依賴，只是時而取用“資產專用性”這一標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經濟學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認為，Hennart的理論雖是威廉姆森的思想傳統，但也有明顯的區別。

四、交易成本理論對多國企業理論的影響

（一）交易成本理論對多國企業理論發展的貢獻

Hymer（1968）吸收并明確運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謂企業理論，也將企業視作協調生產活動的組織，企業家的“管理”與“市場”是相互替代的協調方式。Hymer指出“只有當市場不完善且企業規模大到足以意識到諸（市場）不完善時，才需以多國企業的管理結構替代市場聯系。”簡言之，Hymer以企業作為解決方案是基于企業的管理結構能夠更好地協調生產活動這一認識。

總之，科斯與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思想進入多國企業理論后，Hymer與Hennart輕松地回應了內部化論中瑕疵明顯的觀點，有力地推動了多國企業理論的發展和進步，從協調和激勵兩個方面，清晰地解釋了多國企業的存在。

（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挑戰與理論的發展

交易成本理論推動了多國企業理論的發展，解決了多國企業經濟理論發展中遺留的問題，使得該領域的理論發展在20世紀80年代初便迅速達到鼎盛。然而，理論頂峰的到來也往往伴隨著挑戰的出現和衰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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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直接投資對投資國與東道國間收入趨同的影響

在過去的20年中，國際直接投資已迅速地擴散到世界經濟的各個角落。越來越多的國家和部門變成了國際直接投資網的一部分。國際直接投資的高水平和互異的形式促進了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國與國之間的收入趨同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題。經驗和理論的研究已聚焦在國與國之間是否存在收入趨同的現象（Ben－David，1994：Greasley and Oxley，1997；Rassekh et al.，2001）。

自從 Lucas（1988）強調人力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后，關于收入趨同的理論分析在內生變量模型的背景下就發展了起來。Tamura（1991）認為技術投資中的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導致了國家間資本收入和產量增長率的趨同。Yuen（1997）使用與Lucas（1988）類似的內生增長模型研究了要素流動性在收入趨同中的作用。他們認為，資本流動將加速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的趨同，并且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的趨同能夠通過附帶勞動流動性的人力資本而可觀地獲得。通過使用一個以人力資本為基礎的增長模型發現，如果人力資本積累過程中存在知識溢出，作為勞動力流動代替者的跨國公司可能也提供一個學習國外技術的機會。

國際直接投資本身是資本流動的最重要類型，并且作為勞動力流動的代替者能夠影響國家之間人力資本的溢出。A. Mody（2002）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在過去的20年中已經促進了國與國之間收入的趨同，而國際直接投資之所以能夠促進投資國與受資國之間收入趨同的主要原因在于：（1）國際直接投資比間接投資效率更高。Bosworth and Collins（1999）研究了外資對當地投資的影響，他們發現，在發展經濟狀態中，一美元的國際直接投資轉化成了一美元的當地投資；相比之下，銀行貸款和債券發行在東道國產生的投資效率則要低一些。因為大部分的國際直接投資是以“綠地”投資的形式進行，這涉及新的投資。而銀行貸款和債券發行可能不涉及新的投資；（2）國際直接投資產生了生產力溢出，能夠通過溢出效應提高當地的生產力。從水平溢出角度來看，通過非正式的接觸和外國投資者對當地企業員工的培訓，當地企業能夠提高生產力。從垂直溢出角度來看，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在東道國會產生一種縱向聯系，外國投資者從而有機會轉移技術并提供培訓以提高當地供應者的生產力。

Changkyu Choi（2004）使用1982－1997年間OECD的16個投資國和57個東道國的雙邊國際直接投資的數據，運用平行數據回歸的方法對國際直接投資在國與國之間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長趨同中的作用進行了研究。發現當雙邊國際直接投資增加時，投資國與東道國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長的差距是降低的，并且發現，地理接近和語言相近在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長中起著重要作用。Choi假設雙邊國際直接投資對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長率產生趨同作用，那么國與國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規模越大，收入增長率的差距和每單位資本收入的差距就越小，并且所有的差距變量用絕對數據而非原始數據來表示；同時假設當國際直接投資由低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時，存在逆人力資本溢出的可能性，亦即甚至在國際直接投資是從低收入國家流向高收入國家時，低收入國家也能夠有機會改進人力資本從而與高收入國家進行競爭。另外，地理接近和語言接近被認為是收入趨同的重要因素，因為它們能夠促進跨國人力資本的溢出。

需要說明的是，不像已有的經驗研究，Choi是在考慮人力資本溢出的前提下，通過運用收入水平和增長差距的絕對值方程，來檢驗雙邊國際直接投資的增加是否導致了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的趨同。他認為，不論什么情況，只要國際直接投資率增加，收入差距就將減小；而且，如果兩個國家距離接近并使用相同的語言，收入水平和增長率就會趨同。以此為基礎，Choi又進一步對收入水平和增長差距的絕對值方程，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和平行數據回歸，發現當雙邊國際直接投資流動增加時，兩國之間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確實趨同了。這證明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動對人力資本溢出是很重要的，從而產生了趨同。同時發現，地理接近和擁有相同的語言在趨同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當兩國接近并使用相同語言時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加強。

由此可見，伴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顯著增長，國際直接投資將驅使世界收入趨同或趨散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以前關于收入趨同的研究表明，通過勞動力流動而產生的人力資本溢出是造成收入水平和增長率趨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Choi（2004）則以收入水平和增長差距的絕對值方程為基礎，通過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和平行數據回歸，證明國際直接投資是造成投資國與東道國之間收入水平和增長率趨同的一個重要驅動力。

二、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

國內收入差距的影響

（一）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內收入差距影響的兩種理論

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內收入差距的影響是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經濟產生作用的結果。而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結果有著相互對立的兩種理論－－“發展／現代化”假說和“世界系統／附庸”假說。

1.發展假說理論。發展假說理論建立在邊際生產率理論和儲蓄、消費傾向的傳統經濟學概念之上。該理論認為收入差距是改進每個人收入的必要的前提條件。其研究主線是沿著庫茲涅茲倒U型曲線假說進行的，根據這一曲線，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收入差距擴大，但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階段時收入差距就會縮小。在經濟發展的前期階段，高收入和低收入部門間的收入差距會擴大并且每一部門內部的收入差距也會擴大。這直接導致了整個社會收入差距的擴大（Adelman and Robinson，1989）。在增長的后期階段，當更多的產品被生產和足夠的勞動力從傳統農業部門轉移到現代工業部門，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逐漸消失并且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將提高到工業勞動力的水平。隨著實際勞動收入的增加，經濟增長和政治自由的增加將導致收入分配的更加平等（Fei and Rains，1964：Lenski，1966）。

雖然發展假說理論的經濟學家很少直接涉及國際直接投資的分配結果，發展經濟學家也還沒有關于考察國際直接投資和收入差距假說的經驗研究，但是發展假說理論的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和收入差距研究已經做出的重大貢獻，足以使我們對其代表性的研究進行概括和總結。根據發展假說理論，更為重要的是現在的投資而非原來的投資。資本，無論是國外的還是國內的，帶來了增長并且其益處會最終擴散到整個經濟中。因此，即使國際直接投資僅在幾個領先部門帶來了收入的增長，但從長遠來看將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例如，東亞出口加工區的國際直接投資，曾經對低工資就業的增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從而改進了收入分配的范圍。大多數的發展假說理論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系統的類型和發展策略等因素，是收入分配的決定性因素。只要充分考慮這些因素的影響，外資數量的不同不能引起收入差距的任何變化。因此，發展假說理論的觀點是：從長遠來看，國際直接投資有利于東道國內的收入分配，不會引起東道國內收入差距的擴大。

2.附庸假說理論。相對于發展假說理論的內隱論證，附庸假說理論則提出了一些關于國際直接投資分配效應的觀點。附庸假說理論從世界經濟和歷史的角度研究差距問題，認為影響收入差距的是社會體制和生產組織，而不是經濟產量和財富。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位置是決定其收入分配的關鍵。更確切地說，收入差距是核心國家和邊緣國家之間關系的對應物，并且邊緣國家收入差距的程度由附庸發展過程決定（Girling，1973；Rubinson，1976：Bornschier and Chase－Dunn，1985）。

伴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工業化進程的逐漸加快，在發展中國家跨國部門任職的員工明顯地形成一個新的社會階層。這些“勞動精英”的收入是標準收入的4－10倍（Girling，1973），以至于促使在傳統部門工作員工的工資伴隨著生產過程的資本密集程度的不斷提高而逐漸增加，這反過來又導致傳統工業部門失業人數的增加。結果，勞動收入相對份額的增加不僅沒有帶來更大的平等，而且直接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擴大。換句話說，在這種附庸工業化的類型下，收入的擴散和混合效應沒有出現。而且，當融入世界經濟后，勞動精英通常會努力維持和鞏固他們的領先地位。由于共同的利益，當地勞動精英會為外國投資者壓制甚至驅逐本土企業家。這種為了使利益最大化的國家間利益聯合的嘗試，具有深層涵義。在世界系統框架中，國家被認為具有市場和生產的權力。當勞動精英包括了國家組織中強有力的執行者，并且當勞動精英和國家通常由國外信用支撐時，一個經濟加政治的“三角聯盟”就出現了（Evans，1979）。然后，當市場不能為它們的利益服務時，這個經濟加政治的聯盟就會操縱國家的獨有權利來干預市場。這個聯盟的形成因此意味著，任何想改進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具有內在破壞性的因素。實際上，這可能是發展中國家收入差距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篇10

一

關于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諸多分析框架，對于兩者之間的雙向作用究竟是相互替代還是相互促進這一，一直未形成統一的觀點。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芒德爾(Robert A.Mundell)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從傳統的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的兩國家、兩要素和兩產品的分析框架出發，假定：(1)X國是資本要素豐富的國家，Y國是勞動力要素豐富的國家；(2)在國際貿易中，兩國以各自的比較優勢生產相應的產品，X國將集中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a，Y國將集中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b;(3)X、Y兩國具有相同的生產函數。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各種生產要素可以在兩國間自由流動，X國將出口a產品，從Y國進口b產品；Y國則出口b產品，并從X國進口a產品。在實現了貿易平衡的狀態下，X、Y兩國的資本和勞動力的要素報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資本跨國流動的必要。然而，當兩國之間存在著關稅壁壘、產業壁壘等可阻止自由貿易的障礙時，情況就不一樣了。假定Y國現在對來自于X國的進口商品a征收高關稅，這勢必提高X國的a商品在Y國的價格，并刺激Y國a商品生產部門生產規模的擴大，伴隨而來的必然是生產a商品所需的、原來在Y國就相對稀缺的資本要素的國內需求量的擴大，進而推動Y國的資本要素價格的上升，并提高Y國的資本要素報酬率。在Y國資本要素高利潤回報的吸引下，X國的資本勢必通過直接或間接投資等方式流入Y國，從而進一步擴大了Y國a商品的生產規模。整體上資本要素的流動并沒有增加a商品的總產量，只不過是以Y國國內產量的增加，替代了X國出口量的減少。在Y國對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變的情況下，Y國從X國進口的a商品的數量勢必下降，亦即國際資本流動的結果最終取代了國際貿易。由此，芒德爾得出的結論是，在存在國際貿易壁壘的情況下，如果直接投資廠商始終按特定方式實施跨國直接投資，那么這種跨國直接投資就能夠在相對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產要素轉換成本基礎上，實現對商品貿易的完全替代。

首先對芒德爾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提出挑戰的是日本一橋大學的小島清(K.Koyimo)教授。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島清發表了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方面的大量論著，他強調了國際分工原則的重要作用，認為國際分工既能解釋國際貿易，也能解釋國際直接投資，因此，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可以統一在國際分工原則的基礎上。與芒德爾不同，小島清把傳統模型中勞動和資本要素用勞動和經營資源來替代，因此國際直接投資已不再是簡單的資本流動，而是包括資本、技術、經營管理和人力資本的總體轉移。在此基礎上，結合日本的經驗，小島清認為，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應從本國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開始依次進行，相應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技術差距越小，技術就越容易為東道國所吸收和普及，進而就可以把東道國潛在的比較優勢挖掘出來；同時投資國可以集中精力創造和開發出新的技術和比較優勢，從而使兩國間的比較成本差距擴大，為更大規模的貿易創造條件。由此可見，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促進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

由于統計數據不全及統計的缺陷，芒德爾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及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20世紀80年代以來，貿易和直接投資的實證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研究結果表明，戰后的資本流動，尤其是國際直接投資的迅速增加，并沒有阻礙國際貿易的發展；實證資料顯示，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雙雙快速發展。李普西和韋斯(Lipsey and Weiss)依據美國20世紀70年代的統計數據，研究了美國跨國在發展家所設立的子公司的生產和出口行為。他們選取了一系列樣本商品作為研究對象，發現這些子公司的相應產品的年產量，與美國同年向這些發展中國家出口的類似商品的出口總量呈顯著正相關；進一步研究還發現，這種正相關廣泛存在于美國近60%的產業部門中。也就是說，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胡弗鮑爾(Hufbauer)等人重點研究了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情況，他們將美國1980、1985和1990年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與出口總量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在整個時間跨度中，出口總量與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一直保持著正相關關系。

然而，統計分析并不等于理論分析，要真正弄清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是替代還是促進作用，顯然必須在理論上澄清“促進”與“替代”的含義。筆者認為，所謂國際貿易對國際直接投資的促進作用，是指由于國際貿易的進行，帶來本產品及相關產品、產業的國際直接投資增加，而原來的國際貿易并不減少；所謂國際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替代作用，是指原來進行國際貿易的產品引起國際直接投資的進行，而原產品的國際貿易不再進行，國際直接投資應該與原國際貿易額正相關。反之，國際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促進作用，是指由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進行，產生了新的國際貿易，而原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減少；國際貿易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替代作用，是指進行的國際直接投資導致了該產品國際貿易的產生，而原國際直接投資不再進行。在廓清了基本概念的基礎上，更為重要的是進一步剖析二者之間相互作用的內在機制。為此，必須從微觀分析入手，通過建立恰當的代數模型而加以驗證。

二

探討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雙向作用機制，就邏輯而言，適合于進行微觀分析。因為這兩者本身是同一企業面對不同外在環境而進行的兩種選擇，兩者統一的基礎在于企業的理性決策。因此，決策分析構成了本文模型的中心環節。

（一）模型的建立

1.模型Ⅰ

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雙向作用的微觀分析，即是考察一個企業在擴大海外市場時，面對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兩種選擇，作何取舍的問題。設a、b兩國組成一個生產—消費體系，a為本國，b為外國。為簡化分析，進一步假設：(1)只有一種產品，且只在一國生產、在兩國平均消費，無論在哪國生產，其生產總量Q不變；(2)Q的生產函數是勞動量L的一元線性函數，即：Q=AL，其中A為勞動效率，兩國的勞動效率相同；(3)成本函數P為勞動力價格S乘以勞動量L，即：P=SL，若在b國生產，則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凈成本F。

對于模型Ⅰ，我們可以分兩種情況進行討論：

第一，Q在a國生產，出口至b國。此時，該產品的生產總量為：Q=AL；其價格為：P[，1]=S[，a]L；對外貿易量則為：X=0.5Q，由a國出口至b國；生產該產品的平均單位成本為：

C[，1]=P[，1]/Q=S[，a]/A

(1)

第二，Q在b國生產，出現直接投資。此時，該產品的生產總量為：Q=AL；其價格為：P[，2]=S[，b]L+F；對外貿易量則為：X=0.5Q，由b國出口至a國；生產該產品的平均單位成本為：

C[，2]=P[，2]/Q=S[，b]/A+F/(AL)

(2)

比較(1)式與(2)式，若C[，1]＞C[，2]，則出現直接投資。即若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必須：S[，a]/A-[S[，b]/A+F/(AL)]＞0；整理得：L(S[，a]-S[，b])-F＞0。將L=Q/A=2X/A代入，則得出對外直接投資條件：

X(S[，a]-S[，b])A-F＞0

(3)

(3)式表明，貿易數量越大，工資差額越大，勞動效率越低，對外投資凈成本越小，則越有可能出現國際直接投資。在后三個條件不變情況下，國際貿易額越大，越有可能出現國際直接投資。進一步地分析，假設直接投資條件滿足，Q在b國生產，則國際直接投資額為：

P=S[，b]L+F=2XS[，b]/A+F

(4)

(4)式中，國際貿易額X出現在直接投資額P表達式的分子上，這說明國際貿易與隨后出現的國際直接投資成正比，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原因。但在進行直接投資后，原來由a國到b國的出口消失，被a國對b國的直接投資所代替，這表明國際貿易對國際直接投資具有替代作用。此時，由于假設(1)的存在，發生b國對a國的出口0.5Q，但若放寬這一假設，這一貿易量不一定出現。

2.模型Ⅱ

假設：(1)某一最終產品G的生產需投入中間產品M、勞動力Lg、總部服務Ng和運輸費用Tg;(2)中間產品M的生產需投入勞動力Lm、總部服務Nm和運輸費用Tm;(3)共有a、b、c三國，企業總部設在a國；(4)最終產品的世界總需求為G，產品在三國均分。

在初始階段t[，o]時，設M、G只在a國生產，此時僅有對外貿易，國際貿易量為：由a國至b國以及至c國的各1/3G。因沒有直接投資，故不需總部服務，所以：Nga=Nma=0

在t[，1]時，設有直接投資，且a、b、c三國生產M的成本函數如(5)(6)(7)式所示：

Pma=Nma+SaLma+Tma

(5)

Pmb=Nma+SbLmb+Tmb

(6)

Pmc=Nma+ScLmc+Tmc

(7)

不失一般性，設Pmb＜Pma，Pmb＜Pmc，則M在b國生產。另外，a、b、c三國生產G的成本函數分別如(8)(9)(10)式所示：

Pga=Nga+Pmb+SaLga+Tga

(8)

Pgb=Nga+Pmb+SbLgb+Tgb

(9)

Pgc=Nga+Pmb+ScLgc+Tgc

(10)

不失一般性，設Pgc＜Pga，Pgc＜Pgb，則G在c國生產。這樣，G的生產函數為：

Pgc=Nga+(Nma+NbLmb+Tmb)+ScLgc+Tgc

(11)

此時國際貿易量分別有：Nma（由a國出口至b國）；Nga（由a國出口至c國）；Mb（由b國出口至c國）；1/3G（由c國出口至a國）；1/3G（由c國出口至b國）。與t[，0]時比較，創造的國際貿易ΔX有：

ΔX=Nma+Mb+Nga=Na+Mb

(12)

即包括總部服務出口和中間產品出口。這表明國際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具有促進作用。

由直接投資所建立的子公司又會直接帶動a國資本品、中間產品、服務的出口，帶動相配套產業新的貿易與投資，實現生產的垂直一體化與水平一體化，把b、c兩國的生產納入國際生產與營銷體系，改變b、c兩國的生產結構，擴大b、c兩國的對外貿易，并通過與b、c兩國其他企業的非股權聯系（如分包等）發揮溢出效應，提高b、c兩國其他企業的對外貿易，提高a國與b、c兩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二）模型驗證設想

關于模型的進一步驗證，可有下列：

1.根據模型Ⅰ，對其他方面相似的國家來說，具有較大出口額X的國家，應有較大國際直接投資接受額P。即應有：Ri∝Pi，i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國家。

2.根據模型Ⅰ，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國家之間，生產成本取決于工資率S，而較小S的國家應有較大的國際直接投資接受額P。即Si負相關于Pi，i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國家。

3.根據模型Ⅰ，較小的直接投資凈成本F，將導致較大的國際直接投資額P，而在各方面越相似的國家之間，具有越小的F。即越相似的國家之間，國際直接投資額越大。

4.根據模型Ⅰ，較小的勞動生產率A，將導致較大的國際直接投資額P。即在勞動生產率越小的產品上，越有可能出現國際直接投資。

5.研發費用R可看作總部服務出口N的指標，由于企業研發費用R與產品的復雜程度有關，亦可用作衡量中間產品量M的指標。根據模型Ⅱ，較大的總部服務與較大的中間產品應產生較大的貿易量X。應有：Ri∝Xi，i則為世界各時期。

以上推論，經初步定性驗證，符合得較好。

三

從以上兩個模型中可以看出，不能籠統地說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是促進還是替代關系。國際直接投資對原產品的國際貿易是替代關系，國際直接投資又對新的國際貿易（中間產品、總部服務等貿易）形成促進關系，這就是雙方相互作用的動力機制。因此，正如許多實證所顯示，兩者雙雙表現為正相關的高增長；而且正是由于這種機制，貿易結構（包括進出口結構與進口、出口的內部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以上兩個模型中的企業在現實中的對應者顯然是跨國公司。這表明在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雙向作用使得世界聯系更趨緊密的過程中，跨國公司處于中心地位。跨國公司一體化的國際生產、營銷，使之已成為當今世界經濟中生產與貿易的核心。跨國公司垂直與水平一體化日益將全球生產與貿易推向新的高度，通過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兩種方式，使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增強，推動著地區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可以預見的是，跨國公司將為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構造一個可行的微觀進路。

從世界范圍看，跨國公司國際生產的發展及其全球一體化生產營銷體系的建立，極大地增加了國際間產品、技術和服務的流動，突出表現在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由貿易發展帶來的跨國公司在發展家的直接投資，打破了這些國家在投資、技術、生產與營銷等方面的“瓶頸”，從而使這些國家優勢產品大規模生產與出口成為可能。在這一過程中，國際生產是聯系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的紐帶，即國際直接投資的擴大必然帶來國際生產的發展，而國際生產的發展又必然促進國際貿易的增長。因此，隨著跨國公司一體化國際生產的發展，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將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而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密切聯系又將導致投資與貿易的政策措施之間的交叉，即貿易政策措施對投資或投資政策措施對貿易將發生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我國已正式加入WTO，隨著新一輪開放局面的形成，將有更多的跨國公司進入中國，我國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將有新一輪的發展。在此背景下，我國應當順應國際貿易與投資的發展趨勢，有效地將外資政策與貿易政策有機結合起來，改變它們由不同機構管理、受不同直接目標所左右的相互分離的狀態。具體而言，在政策制定上，必須體現產業導向，制定具體產業目錄；在體制方面，要抓緊實現外向型經濟體制（出口導向、進口替代導向）向開放型經濟體制的轉變，實行國民待遇，變單向通行為雙向通行，實行公平競爭與優惠政策的有機結合；同時，進一步改善軟環境，加強政府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服務功能，使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實現良性互動。

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

【】

[1] Mudell，R.A.(1957)，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47，pp.321-335.

[2] Lipsey，R.E.and Weiss，M.Y.(1981)，Foreign Production and Export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66(2)，pp.304-308.

[3] Hufbauer，G.C.，Lakdawalla，D.and Malani，A.(1990)，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Its Concentration to

Trade，UNCTAD Review，pp.39-51.

[4] 唐海燕：《國際貿易環境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

[5] 陳銘：《作為專業化與分工結果的國際貿易理論》，《南開經濟研究》2001年第1期。

[6] 梁志成：《論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新型關系》，《經濟評論》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