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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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就業；系統動力學

1.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業利用外資的總量穩步增長，即使在2007年爆發了全球金融危機、世界跨國投資總量銳減的情況下，外資對中國制造業仍然保持著很高的熱情。然而，中國在對待外資的態度上卻并非高度一致，自改革開放之日起，在外資到底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以及是否應該對外資進一步開放這一問題上，比較集中的大規模討論前后就不下四次，雖然每次大討論各方的觀點并未統一，但中國的政策實踐基本仍遵循著積極開放的方向，一直到2005年以后，這種情形才有了較大的改變。在分析FDI對就業的影響時，大部分學者利用計量方法進行單方面實證分析，為了更好地研究處在經濟社會系統中的FDI與就業如何相互影響，以及FDI對中國制造業就業產生何種影響，本文運用系統動力學模型進行系統的實證分析。

2.文獻綜述

FDI對東道國就業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既有對就業數量的影響，也有對就業質量的影響。

2.1對就業數量的影響

有學者認為，FDI對東道國就業數量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可以創造直接就業機會，或者通過關聯效應創造間接機會。Hollis和Alan（1984）利用“兩缺口”理論解釋了FDI對就業的影響。他認為，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雖然資源豐富，勞動力充裕，但由于缺乏充足的儲蓄、先進的技術，造成了國內投資能力低的局面。從缺口外部開辟資金來源，即引進國外資金，可以同時填平兩個缺口，進而刺激就業。

也有學者認為FDI可能導致裁員。劉繼林等（2005）認為，FDI對中國經濟有擠出效應，正是因為這種擠出效應，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就業彈性明顯下降。黃華民（2000）通過研究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第一、第二產業的就業有負效應，僅對第三產業有正效應，綜合效應為負。

還有一部分學者的研究表明FDI對中國就業數量的影響是不確定的。鐘輝（2005）動態地分析了短、中、長期FDI對中國就業的影響程度。他認為，影響程度隨著內資企業競爭力的提高和產品市場需求的變化而變化，并非當前一些學者所認為的呈簡單的正相關。短期FDI起著發動機的作用，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中期FDI對中國總就業的影響尚不清楚；長期FDI對就業的影響是正向的，但這取決于內資企業能否在競爭中提高自身的科研創造能力和競爭力，能否充分吸收FDI的外溢效應。

總之，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效應是積極還是消極，目前學者還未能達成一致見解。

2.2對就業質量的影響

許多學者的研究都證實，外資對中國就業質量有提升作用。鄧寧在研究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時指出：“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入與流出對就業最基本的影響似乎都不在于就業數量，而在于就業的產業構成、技能組合、質量及其生產力。”李雪輝（2002）對深圳、東莞和珠海三個外資集中城市分別進行了研究，認為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和工資水平的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

也有學者認為FDI對就業質量的作用消極或不確定。Aitken（1996）在對墨西哥和委內瑞拉兩個國家的外資企業工資溢出問題研究時認為，在墨西哥，外資的存在對國內企業工資不產生影響；而在委內瑞拉，外資企業的存在對國內企業的工資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Almeida（2003）在研究時發現，作為發達國家的葡萄牙，其國內企業在被并購后工資變化不顯著，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尼西亞，國內企業被并購后工資變化非常顯著。

綜合來看，雖然在外資對東道國工資的影響方面，研究結果并未完全統一，但大部分學者仍然認為外資企業比國內企業會支付更高的工資，會產生工資溢價。如果我們用工資替代就業質量，那么FDI對提高就業質量的促進作用還是非常明顯的。

3.模型構建

系統動力學于1956年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福瑞斯特教授創立。它是一門基于系統論，吸取反饋理論與信息論的精髓，融合了控制論、非線性系統理論、大系統理論等學科內容，借助計算機模擬技術的交叉學科（王運贛，1991；王其藩，1995）。系統動力學把事物看作一個系統整體，通過分析系統的結構來了解系統的行為，通過對行為的分析尋求解決問題的對策。它用回路描述系統結構框架，用因果關系描述系統要素之間的聯系，用流圖描述系統要素的性質及本質規律，用差分方程對系統進行數學描述（黃麗珍，2006）。

3.1系統流圖

本文將制造業就業視為一個多因素構成的動態系統，并建立就業的系統動力學模型，以解釋制造業FDI對就業的影響。

制造業FDI對就業的影響，包括對就業的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為驗證制造業FDI對制造業就業人數的影響，本研究設立了制造業就業數量回路，并且認為制造業產出差是拉動制造業就業人數的最主要的變量（見圖1）。在本研究中，就業質量直接用制造業工資水平來替代，其理由是從宏觀層面看，就業質量與勞動力素質正相關，而勞動力素質與工資水平呈對應關系，這也是經濟學分析中常用的方法。

3.2指標處理與模型方程建立

3.2.1指標和數據處理

模型系統地域邊界為中國，時間邊界為2000-2020年，歷史數據為2000-2008年，本文中，制造業相關的數據一般采用2001－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相關數據。模型中的常數參數主要從兩方面確定，一是參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如相關產業配套能力；二是根據2001-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直接計算算術平均值，如：內資產品本國消耗比例、FDI制造業產品中用于本國消耗比例、制造業就業中FDI就業比例等；三是根據國家政策綜合而得，如增值稅率。

3.2.2模型方程的建立

基于前述模型的構建思路和數據處理方法，在分析系統結構、各子系統變量的有機聯系，以及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研究確立了系統動力學方程，其部分主要方程如下：

（1）制造業FDI=INTEG（制造業FDI變化量，制造業FDI初值）

（2）制造業FDI變化量= FDI產出差×制造業FDI與產出差比例

（3）FDI產出差=FDI產出差1+FDI產出差2

（4）FDI產出差1=FDI產品本國消耗×FDI制造業產出增長比例

（5）FDI產出差2= FDI制造業產品出口×FDI制造業出口增長比例

（6）制造業就業人數= INTEG（制造業就業人數變化量，制造業就業人數初值）

（7）制造業就業人數變化量=制造業產出差×每一單位產出需要的就業人數

（8）制造業產出差=FDI產出差+內資制造業產出差

（9）制造業工資水平=制造業利潤×工資利潤比例/制造業就業人數

3.3模型的運行與評價

系統動力學模型擅長處理大系統中長期的模擬和預測，本文在反復調試與修正的基礎上，根據現狀條件下的各參數，得到2000－2020年制造業就業人數和人均工資的仿真值（見圖2、3）。

圖2仿真結果表明，2000-2008年制造業就業人數增長速度較快，2008-2010年制造業就業人數增長速度放緩，這主要是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制造業企業生產能力縮小，就業人數增長緩慢。之后，隨著經濟的復蘇，制造業就業人數以較大速度增長。在沒有其它外界因素的影響下，預計到2020年我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將達到16200萬人。

圖3仿真結果表明，制造業人均工資仿真曲線在研究區間內呈平緩上升趨勢。2000-2005年人均工資增長速度較緩，2006-2009年人均工資增長較快，之后增長速度略有下降，但仍高于2000-2005年的。如果在沒有其它突發外部因素作用的情況下，預計2020年制造業人均工資將達到51389元。

3.4 模型的有效性檢驗

為了檢驗模型的有效性，本研究采用系統行為與歷史數據的擬合度檢驗方法，即將基本模擬運行后的結果與2000-2008年的實際數值進行比較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人均工資和就業人數的仿真值和歷史值的平均誤差分別為-1.01%和-2.07%，仿真值與歷史值相差較小。從總體看，系統動力學模型較為真實的反應了制造業FDI 對就業人數與人均工資的影響，擬合度較高，認為該模型基本可以有效地模擬制造業FDI對就業影響的現狀，并可以預測未來的變化趨勢。

4.結論與政策建議

系統仿真模型模擬是通過改變模型的政策變量值來實現的。本研究把外資政策分為成本政策和市場政策兩類，并將這兩類政策進一步細分，其中成本政策包括稅收和工資調整政策，市場政策包括市場準入政策和相關產業配套能力提升政策。將整個政策實驗分為單政策（變量）測試和多政策（兩變量、三變量和四變量）組合測試兩種。經過多次沖擊實驗，我們得出同時提高制造業就業人數和人均工資的可行政策組合（見表2）。

資料來源：根據政策沖擊結果整理所得

注釋：以上的個數表示政策組合目標的傾向性，越多，表示改政策組合越注重此目標的實現。代表為實現某種政策目標所需的政策強度，越多，表明所需給政策的強度越大；－表示政策的變動為減少；+表示政策的變動為增加。

由表2可以看出，以增加就業人數為首要目標有10種政策組合的策略（見策略1-10），以提高人均工資為首要目標有8種政策組合的策略（見策略11-18）。如果決策者不太關注人均工資，而較為關注就業人數的增加，那么可以選擇策略1-4。如果進一步重視就業人數，那么決策者可以選擇策略5-10。

如果決策者高度重視人均工資，又比較重視就業人數，那么可以選擇策略11-17。

如果決策者不太關注就業人數的增加，而高度重視提高人均工資，可以選擇策略18。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對政策提出相應的具體建議：

第一，稅收和優惠政策對外資的進入和運營具有較強的成本調節作用，結構性稅收和優惠措施的調整，作為一項重要的可行政策，為調結構、促平衡、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了一條可行路徑。在產業稅收調整過程中，我們將給予扶持類產業、中性產業和限制類產業不同的外資優惠政策：對扶持類產業的投資，在內外資同等優惠的基礎上，再給予外資一定程度的特殊優惠；對中性產業的投資，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享有同等的稅收政策；對限制類行業的外資，不僅不予稅收優惠，還應考慮加征一定的附加稅。

第二，目前我國較低的工資水平催生了國內優秀人才單方向流向工資水平較高的外資企業的現象，使國內企業陷入人才流失的困境，為了扭轉這種局面，我國應該健全工資標準管理制度；從企業的工資指導、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和企業人工成本信息三方面強化工資的信息服務制度；在法律法規方面，制定最低工資標準，以各級勞動部門、工會及群眾監督相結合的法律監督網絡，和法律援助制度等方面切實加大執法監督力度。

第三，控制市場開放度，完善市場準入制度。這就需要中國必要控制好市場準入的放松程度，在最大限度發揮外資對中國產業積極影響的同時，減小其負面沖擊作用，在WTO基本框架下對外資進入加以控制。鑒于我國目前處于體制轉型時期，應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劃定關系國家產業安全的戰略性產業和敏感性產業，并規定外資在這些行業的股權比例上限，不允許外資建立獨資企業和控股企業。

第四，增強產業配套能力。要充分認識到產業配套能力的重要性，通過政府的統籌作用，把配套產業的發展納入發展規劃中。堅持“政府引導、企業為主、市場運作”的基本原則（何文，2008），注重產業鏈的培育與發展，以健全體制機制，暢通融資渠道、健全物流服務、培養產業人才、推進產業配套信息化為保障，改善產業配套環境。

參考文獻:

[1]Aitken B, Harrison A, Lipsey R.Wages and Foreign Ownership: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xico, Venezuela and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6,40:345 - 71

[2]Almeida R.The Effects of Foreign Owned Firms on the Labor Market[J].IZA Discussion Paper,2003(3),785

[3]Hollis B.Chenery, Alan M. trout.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Review[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4

[4]何文．完善產業配套體系提高承接東部加工貿易產業轉移能力――以梧州為例[J]．商場現代化，2008（12）：290－291

[5]黃華民．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宏觀經濟影響的實證分析[J]．經濟評論，2000（6）：29 －32

[6]黃麗珍，李旭，王其藩．超市配送中心訂貨策略優化研究[J]．同濟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6（2）：275－279

[7]劉繼林，胡曉鵬．論跨國公司的就業效應[J]．世界經濟研究，2005（12）：64－68

[8]鐘輝．對中國就業影響的動態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2005（12）：11－15

[9]王其藩．高級系統動力學[M]．清華大學出版社，1995

篇2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收入效應；食品工業

【作者簡介】徐會蘋，河南農業大學講師，博士，河南

鄭州450002

【中圖分類號】F12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434（2013）05-0132-05

引言

據2011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資研究所的數據顯示，中國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已擴大到15倍，躍居世界之首。行業收入差距，是造成中國貧富差距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食品各行業收入（煙草制造業除外）處于全國各行業收入的較低層。2010年全國各行業平均工資為36539元，而食品加工業、食品制造業、飲料制造業平均工資分別為23507元、19091元、21700元。僅略高于處于最低收入水平的養殖業、種植業等農業各行業，而在食品工業各企業中，有98%來自廣大的農村。如何提高這些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是當前中國的一個熱點問題，也是難點問題。

外商直接投資作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進入中國食品工業。不僅會通過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帶來食品工業就業數量的擠入、擠出效應，同時會對食品工業的就業質量產生重大影響。理論上講，外資進入食品工業會通過影響食品工業的技術進步帶來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從而帶動勞動者工資水平的變動。但中國作為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轉型國家，在把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卷入到工業化進程中，因為非熟練勞動力有無限供給的特點，使非熟練勞動力工資水平上漲速度極其有限。外商直接投資作為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推力。是否能有效提高食品工業工人的收入水平，還有待驗證。

一、國內外對外商直接投資對收入影響的研究文獻

Aitken，Harrison and Lipsey（1996）分別研究了墨西哥、委內瑞拉、美國外商直接投資與各國工資的關系。結果顯示，盡管3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差較遠，但外商直接投資作用于工資水平的效應是相同的，高外商投資額帶來了高工資水平。所不同的是，在墨西哥和委內瑞拉，外商直接投資主要影響到外資企業的工資水平提高，對內資企業工資水平影響較小，內外資企業工資水平有較大差距；而在美國內外資企業的工資水平相差較小。體工資水平影響顯著，其作用程度要大于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對工資水平的影響，但對國有企業或集體企業工資水平影響并不顯著。祁湘涵（2009）從不同所有制角度。實證分析了外資直接投資對不同類型企業工資的溢出效應。結果顯示，外商直接投資對國有企業工資水平提高的效應明顯低于非國有內資企業。陳怡、周曙東、王洪亮（2009）用1998-2006年中國30個省市區域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制造業工資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資通過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從而縮小了中國制造業行業間工資差距；并用這種影響在東部地區比中西部更為顯著。從而客觀上擴大了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周啟良、湛柏明（2009）實證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三大經濟地區就業數量、質量的效應。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對三大經濟地區就業數量、質量影響都呈顯著的正向影響，且東部地區效應比中西部地區更為明顯；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對三大地區就業數量、質量都呈負向影響。

眾多學者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帶來工資水平拉大的原因主要是教育的問題，如國外學者Feliciano（1993）、Robbins（1994）、Velde&Morrissev（2002），國內學者也基本認同該觀點，并且認為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外資拉大中國工資收入差距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低技能勞動者供給豐裕。學者Zhao（1998）從博弈的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工人就業和工資上漲的影響。外資企業可以有更多國家的選擇機會，所以談判中處于優勢地位，可以影響到就業和工資水平。如果單個外資企業與全國性的工會進行談判，因為存在勾結和威脅效應，外資企業會減少就業數量或降低工資水平；如果是眾多外資企業與全國性的工會進行談判，外資企業對就業和工資水平提高的負面影響更大。

由以上文獻綜述可以看出，國外學者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質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差距方面：外商直接投資是否拉大了藍領與白領工人的工資收入，實證研究結論也各不相同。國內學者對此方面研究涉及到多方面。部分學者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人力資本積累的效應；部分學者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資對地區間收入差距的效應；當然更多學者從實證角度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工資水平的效應。本文研究主體是中國食品行業，下面主要就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食品行業工資水平的效應進行實證分析。由于受數據所限，文中僅就外資流入中國食品工業后對中國食品工業整體工資水平影響進行分析。

二、模型設定及數據選用：

（一）模型設定：

利用科布一道格拉斯函數。

Q=AF（KdKfL）=AKαdKβfLγ

根據廠商利潤最大化的原則，對L求導，得出：

W=γAKαdKβfLγ-1

兩邊取對數，有：

LnW=Lnγ+LnA+αLnKd+βLnKf+（γ-1）LnL+μ

假設A=KαdKβf則：

LnW=Lny+（α+γ）LnKd+（β+θ）LnKf+（γ-1）LnL+μ

由于FDI的流量與存量分別對工資發生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因此，模型最后設計為：

LnWt=C+C1Ln（Kf）t+C2Ln（Kd）t+C3Ln（TKf）+C4Ln（TKd）t+C5LnLt+μt

Wt表示食品行業t年從業人員的平均貨幣工資水平

Lt表示食品行業t年從業人員年底數量

Kft表示食品行業t年FDI流量

Kdt表示食品行業t年總資本流量除去當年FDI流量

TKft表示食品行業t年FDI存量

TKdt表示食品行業t年總資本存量除去FDI存量部分

（二）數據選用：

全國各省市區域外商直接投資、食品工業各行業就業各相關數據來源于2000-2011年《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2001-2011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4年數據來自2004年《中國經濟普查年鑒》（2005年《工業經濟統計年鑒》未出版）。

三、模型回歸結果：

文中用2001-2010年中國31個省市區域的面板數據，對食品行業中的食品加工業、食品制造業、飲料制造業分別進行回歸分析。對于本屬于食品次級行業的煙草制造業，文中并未分析，主要是因為煙草制造業國家外資政策限制較多（外商直Feenstra and Hanson（2001）用1975-1988年墨西哥加工裝配業數據實證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墨西哥熟練工人工資水平提高的效應，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增長與熟練勞動力工資水平提高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在部分外商直接投資集中的地區，勞動力工資水平提高的一半以上影響力來自于外商直接投資。Lipsoy and Sjoholm（2002）發現外資并購企業工人的工資水平在并購的當年及其后的兩年，工資水平都會出現大幅上漲，超出內資同類企業工資水平的50%左右。Markusen and Venables（2002）專門研究了跨國公司（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主要辦演者）對工資差距的影響，研究指出，跨國公司通過作用于要素市場而影響勞動力工資水平。不管是熟練勞動力充足的國家還是非熟練勞動力充裕的國家。投資自由化的環境均會擴大勞動力工資差距。Driffield and Girma（2003）用聯立方程模型的方法。用面板數據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英國電子行業工資的溢出效應，研究發現，外資企業工人的高工資水平會刺激內資企業工資水平上漲，但這種效應主要發生在外商直接投資區域。Taylor and Driffield（2004）用1983-1992英國制造業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英國日益增加的收入不平等的效應，盡管控制了通常使用的影響工資不平等的兩個重要解釋變量——技術和貿易，外商直接對英國工資不平等的影響依然非常顯著，外商直接投資可以解釋11%的工資不平等。Lipsey and Sj8holm（2004）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資對印度尼西亞制造業就業的溢出效應，首先理論分析了外商投資企業付給員工高額工資的原因，并通過何種機制影響到內資企業提高員工工資水平，然后通過實證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印度尼西亞工資水平的效應。結果顯示：外商直接投資對藍領和白領工人工資水平提高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中對白領工人工資水平的提高效應要兩倍于藍領工人的工資水平。Girma and Gorg（2006）用差分方法分析了外資并購對熟練和非熟練勞動力工資水平的影響，研究表明，并購的外資來源、企業所從事的行業、技能工人數額是并購對工資水平變動的主要影響因素。其中來自美國的外資并購對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工資水平提高影響顯著，而來自歐盟的外資并購對所有工人工資水平提高影響不顯著。Chintrakam，Herzer，Nunnenkamp（2010）用美國1977-2001年48個州的面板數據，用協整方法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短期內外商直接投資對美國收入差距影響不顯著，長期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對美國收入差距影響較為顯著，且是負向影響。但各州之間長期效應各不相同。Girmaand Taylor（2010）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確實加大了國家收入不平等，但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不同地區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效應有很大不同。

國內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就業質量的研究文獻也較多。蔡昉（2004）詳細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就業的貢獻，外商直接投資不僅對中國就業數量、就業結構起了重要影響，而且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發育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外資企業與內資企業相比較為靈活的用人機制，改變了中國傳統單位的用人體制，加快了中國勞動力的區域間、企業間的流動性，工人可以通過“跳槽”的方式來體現勞動報酬與勞動強度、勞動能力相一致。楊澤文、楊全發（2004）用2001年中國31個省份數據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工資水平的效應，結果表明，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均對工資水平提高都呈正向影響。陳利敏、謝懷筑（2004）實證分析后指出，外商直接投資提高了中國高素質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但對簡單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影響不顯著：外資參與程度較高的行業，外資企業的工資水平較高，但內資企業的工資水平較低；外資對東部地區工資水平提高影響顯著，但對中西部地區影響不明顯。總的來看，外商直接投資拉大了熟練勞動者和非熟練勞動者的收入差距，也擴大了中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周華（2006，）理論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技術進步會提高中國熟練工人的收入，而對非熟練工人工資影響不明顯，這樣就拉大了收入差距。并用1985-2003年中國30個省市的面板數據，進一步實證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工資收入的影響。得到了與理論分析相一致的結論。任志成（2006）研究后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不同技能勞動力工資差距起到了推動作用。任志成（2007）進一步分析指出，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中國勞動力質量提高，并深入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勞動力技能升級的作用機制。（1）外商直接投資對熟練勞動力的需求，通過付熟練勞動力高工資形式，刺激勞動者勞動技能的提高，也會刺激和支持中國的教育發展；（2）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也會帶來勞動者勞動技術的提高，提高中國人力資本的積累。徐琳琳（2007）采用1985-2005年中國工人平均工資數據，實證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工資水平的溢出效應。結果顯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總接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煙草制品業屬于限制類產業），外商直接投資額非常少，甚至個別年份為0，分析煙草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資本形成回歸分析不具有統計意義。在回歸過程中采用了Eviews6軟件，回歸過程中通過Hausman檢驗來確定是采用固定效應或是隨機效應，檢驗結果P值都接近于O，因此拒絕隨機效應原假設，最終選用固定效應回歸結果。以下表1是外商直接投資對食品各細分行業工資水平效應回歸結果。

食品加工業：從下表1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國內資本存量對食品加工業工資水平的影響在1%水平上顯著。國內資本流量對食品加工業工資水平影響在10%水平上顯著。而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對食品加工業工資水平影響并不顯著，最可能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對工資水平影響的滯后性。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對食品加工業工資水平呈正向影響，這和大多數學者的研究結論相一致。外商直接投資存量每增長一個百分點。食品加工業工資水平增長0.17個百分點。因為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對工資水平直接影響的效應不顯著，外商直接投資對食品加工業工資水平的影響主要就表現在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對工資水平的間接影響方面。因此，食品加工業外商直接投資每增長一個百分點，食品加工業工資水平增長0.17個百分點。同時，國內資本存量對食品加工業的工資水平的影響也較大，國內資本存量每增長一個百分點，食品加工業工資水平增長0.47個百分點。

食品制造業：從上表可以清晰看出，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國內資本存量對食品制造業工資水平影響在1%水平上顯著。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對食品制造業工資水平影響不顯著，原因同食品加工業，外商直接投資對工資水平影響的時滯性。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對食品制造業工資水平呈正向影響，這也和多數學者的研究結論相一致，外商直接投資存量每增長一個百分點，食品制造業工資水平增長0.16個百分點。同樣。因為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對工資水平的直接影響不顯著，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制造業工資水平的影響主要就表現在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對工資水平的影響方面，即外商直接投資每增長一個百分點，食品制造業工資水平增長0.16個百分點。同時，國內資本存量對食品制造業的工資水平的影響也較大，國內資本存量每增長一個百分點，食品加工業工資水平增長0.31個百分點。

飲料制造業：從上表可以清晰看出，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國內資本存量、行業從業人員對飲料制造業工資水平影響在1%水平上顯著。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對飲料制造業工資水平影響不顯著，原因同食品加工業和食品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對工資水平影響的時滯性。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對飲料制造業工資水平呈正向影響，這也和多數學者的研究結論相一致，外商直接投資存量每增長一個百分點，飲料制造業工資水平增長0.34個百分點。同樣，因為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對工資水平的直接影響不顯著，外商直接投資對飲料制造業工資水平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對工資水平的影響方面，即外商直接投資每增長一個百分點，飲料制造業工資水平增長0.34個百分點。國內資本存量對飲料制造業的工資水平的影響也較大，國內資本存量每增長一個百分點，飲料制造業工資水平增長0.27個百分點。

四、基本結論及政策含義：

本文通過對2000年以來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食品各細分行業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后顯示：隨著外商直接投資流入中國食品各行業，各行業的平均工資水平都顯著提高。但不同細分行業，影響大小不同。外商直接投資對飲料制造業工資水平影響效果最為顯著。飲料行業中外商直接投資每增長一個百分點，飲料制造業工資水平增長0.34個百分點；外商直接投資對食品加工業工資水平影響效應也較大。食品加工業中外商直接投資每增長一個百分點。食品加工業工資水平增長0.17個百分點；外商直接投資對食品制造業工資水平提高影響效應最小。外商直接投資每增長一個百分點，食品制造業工資水平增長0.16個百分點。

從以上結論可以看出：

一是隨著外商直接投資額的增加，食品工業各行業的工資水平都在顯著提高。這一方面是食品工業外資進入并隨之帶來的技術水平提高。因而有效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進而帶來了工資水平提高；另一方面是外資進入帶來的食品行業競爭加劇，各企業為生存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并最終提高了工資水平。因此，從提高食品工業收入水平的角度，外資進入帶來了積極的效應。

篇3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 外商獨資企業 投資效應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資是我國出口商品制造業的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引進外資使我國出口商品制造業的技術和產品種類、數量上有極大的提升。1997-2009年外商直接投資額顯著增長，具體數據如下表所示。

從成本角度講人民幣持續升值，中國就會變成相對較昂貴的投資地。大量外資企業將從中國撤出尋找更為便宜的生產基地，尚未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也會因為投資成本的上漲而放棄對中國出口產品生產制造領域的投資，或者進入中國的國內市場領域。外資企業的撤出、以及降低對中國投資對中國出口商品制造業的影響力是長期的，投資不足將會使中國的出口商品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無論是出口商品的種類還是出口商品數量，甚至在出口貿易方式上上都會發生很大的變化。

二、文獻綜述

Wilhborg(1978)認為匯率的波動程度等價于投資者所面臨的匯率風險，東道國匯率頻繁或劇烈的波動對于風險厭惡偏好的外國投資者，往往具有負面效應。Cushman(1985)認為匯率波動對FDI的影響取決于跨國公司產品的銷售地。于津平 許小雨（2011）的研究認為：長三角地區在投資高速增長的背景下，該區域粗放型經濟增長的特征并沒有根本改變。宣燁 李思慧（2010）的研究表明：FDI地區間差距與我國制造業競爭力存在負相關關系。目前學者對外國直接投資的研究多傾向于對本國產業的擠出擠入效應，本文立足于發展中的中國出口制造業分析匯率變動導致的外國對華直接投資的變化情況，本文認為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將導致外國直接投資在出口商品制造業中的比例下降，如果外國來華投資有流回趨勢，這對于我國的國際收支將產生不利影響。

三、實證分析

本文對1997-2009年外商在華投資額的變動情況進行回歸分析。因為名義匯率的變動是外商投資的風向標，所以此處本文選擇人民幣與美元的名義匯率（間接標價法）作為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外商直接投資額、中外合資企業投資額、中外合作企業投資額、外商獨資企業投資額的數據分別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單位億美元）。

回歸結果如下表所示：

結果顯示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變動與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呈負相關關系，當D.W.統計量低于1.5時，序列可能存在正自相關，所以本文對外商直接投資總額、中外合資企業投資額、中外合作企業投資額的過去觀測值的誤差包含到現在觀測值的回歸模型中即引入AR（1），這不會改變對系數、標準誤差和T統計量的解釋，只會使系數的估計以及系數的估計標準差更為可靠。單整自回歸移動平均模型的結果顯示，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時中外合資企業和中外合作企業的投資額可能會增加，外商獨資企業的投資額會減少，外商獨資企業的投資額下降將使外商直接投資總額迅速下降。

四、結論

2008-2009年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升值，外商獨資企業的實際投資額從2008年的723.15 億美元降為2009年的686.82 億美元，降低了36.33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從2008年的923.95億美元降為900.33億美元。從2002年開始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的60%以上都是外商獨資企業，2008年這一比例甚至達到78%，所以人民幣兌美元的變動方向對外商直接投資有重要影響。國外直接投資（FDI）企業的出口額已占我國制造業出口總額的50%以上。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將導致中國出口商品制造領域的外國直接投資額下降，尤其外商獨資企業的生產制造類產品的出口數額將受到很大的影響。如果不是大幅度利潤流回型的外商投資下降，我國的經常賬戶和貿易收支應該不會受到很大影響。我國也可以趁此機會，加大對本國大型出口商品制造企業的政策扶持，使其加快技術更新換代、產品創新升級，產品質量上一個梯次，海外競爭能力更強。經濟的發展不能太刻意的破壞經濟規律，在新的形勢下，我們應該在應對策略上下功夫，政府的調控辦法會遭致多方面的抵制，所以針對匯率變動導致的出口商品數量和種類的減少，政府應該加強容忍度，加快本國經濟結構合理化，為世界經濟復蘇做好準備。

參考文獻：

[1]Cushman,D.O.(1985)Real Exchange Rate Risk,Expectations and the level of Direct Investment.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67(2):297-308.

[2]Wilhborg,Clas(1978).Currency Risk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No.44,Princeton University.

篇4

一、廣州FDI（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狀況分析

(一)投資方式

2004年，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在廣州外商直接投資合同利用外資額中的比重分別為21.5％、7.1％和70.6％，外商獨資企業占絕對優勢，廣州FDI呈現獨資化傾向。截至2004年末，廣州共有外商投資企業7933戶，注冊資本286.3億美元，其中中外合資企業1627戶，中外合作企業1841戶，外商獨資企業4456戶，外商投資股份制企業9戶。

（二）投資規模

1979―2003年，廣州外商直接投資合同利用外資額累計481億美元，其中2000―2003年累計達100億美元，占21％；2000年為15.3億美元，2003年猛增到35.1億美元，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速為33％，這說明從2001年底我國加入WTO以后，廣州FDI流入速度明顯加快。

2005年1―9月廣州累計外商直接投資新批項目（合同）、合同利用外資額、實際利用外資額分別為814個、24.99億美元和20.03億美元，分別增長5.6%、13.2%和8.6%。與全國5個主要城市（上海、北京、深圳、蘇州、天津）相比，合同利用外資額、實際利用外資額絕對數均居第六位；增速分居第四位和第五位。

（三）行業分布

多年來廣州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是制造業，其次是房地產業。2004年，廣州市制造業和房地產業外商直接投資合同利用外資額的比重分別為68.1％和10.4％。2005年1―9月累計，制造業合同利用外資額、實際利用外資額均居全市首位，分別為16.96億美元和13億美元，分別增長9.3%和13.5%。

大量FDI流入廣州制造業，鑄就了廣州制造業的輝煌，同時也增強了廣州制造業發展對外資的依賴。2005年，廣州工業全年自始至終都感到增長壓力很重，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一批制造業外商投資企業產值大戶的產值下滑較大或增長緩慢。

二、促進廣州制造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選擇

為實現廣州制造業可持續發展，就要充分發揮存量FDI和新流入FDI的作用，進一步提高FDI的質量和效益，加快提升制造業本土企業的競爭力，促進外商投資企業和本土企業平衡發展。

（一）改善FDI的質量、結構和效益，大力發展廣州新型制造業

廣州制造業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方面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有沉痛的教訓。中法合資廣州標致汽車公司成立于1985年，產品一度很受歡迎，1993年下半年國家實施宏觀調控，汽車市場供過于求，廣州標致車型落后、質量不高、油耗大、配件貴、服務差等問題一起暴露出來，產品開始積壓，最終于1997年倒閉。廣州標致的失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開放初期，廣州引進外資的主導思想著重于擴大外資的引進，有單純追求數量的傾向。

廣州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首當其沖是大力發展新型制造業。新型制造業需要具備三個特點：一是經濟創造能力強；二是科技競爭能力強；三是環境資源保護能力強。對應這三個特點，可以分別設立一系列經濟指標對制造業企業或項目進行評估。以前，廣州在引入FDI時，主要著眼于FDI的經濟創造能力，而對其科技競爭能力和環境資源保護能力的考慮則偏少。在科技革命迅猛發展、科技競爭日趨激烈、環境資源保護需求日益迫切的現實條件下，廣州必須樹立數量、質量、結構和效益并重的引進外資主導思想。在實際操作中，通過設定科學的評估標方法和標準對制造業FDI流入進行過濾和篩選，逐步培育和發展廣州新型制造業。

（二）促進制造業本土企業與跨國公司合作，加強自主研發，提高技術學習能力

利用外資生產出口的產品日益增多，但是掌握的專利技術和核心技術很少，這是我國在大量FDI流入后不得不面臨的現實，廣州制造業也不例外。為了扭轉這一被動局面，努力促進廣州制造業本土企業與跨國公司合作，加強自主研發，提高技術學習能力，對促進廣州本土制造業技術進步具有戰略意義。

一是促進發展與跨國公司具有生產聯系的本土零部件生產企業或分包商，培育高科技產業集群。本土零部件生產企業、分包商通過與跨國公司配套或合作，可以獲得最大程度的技術溢出收益，從而帶動廣州制造業整體技術進步。近年來，廣州市為壯大汽車產業，在引進廣州本田、東風日產和廣州豐田等整車生產企業的同時，注重引進境內外汽車零部件企業與整車生產企業配套，已經初步形成了零部件產業集群，集群效應正逐步顯現和放大。對比汽車產業，廣州在電子信息、石化、機械等產業鏈條長、關聯度高的產業則缺少跨國公司支撐，也較少形成產業集群，特別是高科技產業集群，需要通過產業布局調整、產業園區規劃和招商引資等舉措尋求改善。

二是加強廣州制造業技術創新體系建設。跨國公司對東道國企業，特別是供應商的技術溢出程度取決于東道國的技術能力。隨著當地技術能力的改善，技術溢出也會增加。加強廣州制造業技術創新體系建設，既是提高本土企業學習、吸收跨國公司先進技術能力的需要，也是研究開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核心技術的需要。2005年，廣州共有4個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全國共有330個），25個省級企業技術中心（全省共有104個），這相對于廣州的制造業規模和中心城市地位而言，數量偏少。因此，廣州有必要從地方財政科技撥款中拿出更多的資金，扶持本土制造業企業建設企業技術中心。

（三）進一步優化投資環境，在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方面先行一步

當前，廣州的電力供應緊張和土地資源短缺尤為突出，成為制造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要從根本上解決廣州電力供應緊張問題，首先要“開源”，其次要“節流”。更重要的是持續推進廣州經濟增長方式由外延、粗放式向內涵、集約式轉變。為解決土地資源短缺問題，就需要市政府加強土地利用管理，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盤活存量土地，使城市存量土地納入市場經濟軌道，培育和完善城市土地市場。

篇5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產業結構 優化

一、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現狀

河北省引進外資中,第一產業即農、林、牧、漁業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一直較小,其金額與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總值的比例均未超過4%。如2007年第一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4138萬美元,占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2%,其利用外資規模與河北省是農業大省的情況很不相稱。

從河北省利用外資的產業分布看,在第二產業即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與建筑業所占比重過大,平均占到總額的80%以上。

但在第二產業中,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資分布并不均衡,外資主要投向制造業,如鋼鐵、食品、化工、醫藥、紡織等行業,而采掘業和電力、燃氣及水部門所占份額很小,如:2007年投入到制造業中的外商直接投資為188582萬美元,占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總金額的78%,占第二產業的93.6%。在制造業中,勞動密集型產業比技術密集型產業所占比重大得多,隨著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和改善,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比重逐步上升,最近幾年成為河北省整個制造業的外商投資熱點。

第三產業與第一產業相比較,占外商直接投資總值的比例有所提高,平均保持在13%左右。在第三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投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房地產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5個行業領域,教育業、金融業、衛生和社會福利業等其他8個行業所占比例較低。隨著入世承諾的不斷實現,我省服務業的門檻不斷下降,允許外商投資的領域不斷拓寬,除房地產行業外,其他行業領域投資金額變化劇烈,交通運輸業所占比例不斷下降,文化體育和娛樂業所占比例出現大幅上揚,2007年達到2435萬美元,但主要分布格局沒有發生重大改變。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河北省產業結構優化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資的引入,以及隨之而帶動的市場競爭和政府引導規范可以分別從合理化、高效化、高度化三個方面來提升產業結構,使其達到優化的目的。

1.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引導和規范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

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通常只能由政府的規范和引導來完成。因為目前,基礎產業存在投資額大、建設周期較長、投資回報低、投資回收期較長等特點,己成為制約我省產業結構優化的“瓶頸產業”,很多境外投資者不看好我省的基礎產業。

因此,只有通過政府的合理引導,讓適當的外資進入適當的地區,才能夠有效地加強該地區產業結構之間的協調與聯系,使其結構合理化,進而有力的推動我省產業結構的優化。

2.外商直接投資下的市場競爭促進產業結構高效化

外資的進入會集中在我省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和地區,這些產業就能夠得到較快的發展。同時,成熟的外資企業進入后,會通過市場作用加劇國內企業的競爭,將低效率的企業從本行業中淘汰出去,從而優化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促進產業結構的高效化。

3.外商直接投資促進產業結構高度化

一定量的資金直接流入緩減了省內生產建設資金的不足,利用這些資金可以優先購買世界先進的生產設備和進口高等級的生產原料。而且,外商直接投資同時帶來了國外先進技術和研發能力。這樣我們可以通過對新技術的積極消化、吸收、創新和擴散,來提升技術水平,優化技術結構,從而使產業結構系統在技術進步作用下,從較低級形式向較高級形式演變,即完成產業結構的升級或者說是高級化。

三、河北省引進外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對策

為了提高河北省利用外資的實效,加強外商直接投資對三次產業的拉動作用,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加快河北省經濟發展步伐,應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效應。

1.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

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投資環境是吸引外資的基礎條件之一。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等南方城市相比較,河北省無論是投資硬環境還是投資軟環境都相對較差。且每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也相對較低。因此,河北省要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加大對外資的吸引力度。

2.加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引導

目前河北省對外資的利用仍然比較注重對外資數量的擴張,而對外資質量的關注較少。對外資的利用應根據經濟發展的變化和趨勢以及區域的資源、勞動力素質、技術水平等因素進行調整和引導,使外資可以投向符合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方向的產業或部門,更好的發揮外資在一個地區的所產生的影響效應。政府部門也應該根據發展需求,有重點的、科學的制定經濟政策,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引導外資投向,加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

3.改善河北省各地區外商投資的不均衡性

投向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11所屬市中石家莊、唐山、廊坊、秦皇島等地區,其他地區吸引外資的金額比重較小。因此為均衡發展河北省各個地區經濟,應在鼓勵各地區結合自身實際發展特色工業,擴大外資投資領域,加快各地區基礎建設,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同時充分借助三大港口優勢,加快港口腹地經濟發展步伐,并整合各地區資源,加強各地區之間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加大與環渤海地區各省市的經濟合作,整合資源優勢,促進河北省經濟更快、更好發展。

參考文獻:

[1] 石海.論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的產業機構調整.碩士學位論 文,四川大學經濟學院.2003年

[2] 河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河北省經濟年鑒[M].北京:中 國統計出版社,1995-2008

[3] 河北省統計局.2003-2007河北省經濟年鑒[DB/OL].

篇6

關鍵詞：匯率變動；FDI 資源導向型；市場導向型

1.引言

已有證據表明，人民幣升值會減少資源導向型的FDI流入，刺激市場導向型的FDI流入，那么從某種意義上解釋，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會改變行業內企業的資產、負債、收入、成本等賬面價值，通過匯兌損益的變化影響其經營業績，人民幣升值對進口比重高、外債規模或擁有高流動性、巨額人民幣資產的外商直接投資產業是長期利好；相反，人民幣升值對出口行業、外幣資產高或產品國際定價的外商直接投資產業沖擊較大。那么，人民幣真實匯率變動對外商在華投資產業結構的影響如何？為此，根據人民幣實際匯率與外商在華投資的產業演變路徑作實證檢驗。

2.人民幣升值預期對外商在華投資產業的影響實證檢驗

Froot和Stein（1991）基于1974～1987年從工業化國家流向美國的年度FDI數據研究了實際匯率對FDI的影響，把整個FDI數據流入分成13個行業進行實證研究；邢予青①（2003）運用1981-2000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與匯率之間存在的相關關系，把整個FDI數據流入分成9個制造行業進行實證研究。那么這里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年鑒中關于分行業利用外資情況對FDI行業劃分的標準進行回歸分析，由于篇幅限制省去了中間檢驗過程，僅列出結果，如下表。

從下表來看，調整后的R2、F統計值說明方程擬合優度較高；在給定5%顯著水平，查表可得：dL=0.986，dU=1.785，從表中DW值來看，各方程均不存在自相關性；從t統計值業看，常數項與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波動對各行業的FDI均是不顯著的；滯后1期后FDI對t期FDI產生顯著影響的，只有制造業、水電氣業、建筑業、房地產4個行業。中國GDP對t產生顯著影響的，有采礦業、制造業、建筑業、批發零售、住宿餐飲、金融、房地產、公共設施8個行業。最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動對行業FDI產生影響，包括采礦業、制造業、水電氣業、建筑業、批發零售、住宿餐飲、金融、房地產、公共設施、教育10個行業。其中人民幣匯率升值，即直接標價值法下et下降，會刺激水電氣業、建筑業、批發零售、住宿餐飲、金融、房地產、公共設施、教育8個行業的FDI流入，而抑制采礦業、制造業2個行業的FDI流入。

3.實證結論及其評述

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影響FDI流入17個行業中，實證結果反映，8個行業；水電氣、建筑業、批發零售、住宿餐飲、金融、房地產、公共設施、教育具有一個共同特性，就是市場定位在中國。外資投資這些行業主要看中的是中國巨大的市場規模，因此可能某種程度上把流入這些行業的FDI視為市場導向型。同時，抑制的2個行業―采礦業、制造業，可以視為勞動密集型或資源導向型或成本導向型行業。這些實證結論與理論推導不謀而合。

那么進一步分析，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外商會減少在華成本導向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直接投資，主要包括鋼鐵、水泥、電解鋁、紡織等制造業。因為隨著人民幣升值，這些產業的原材料成本上升，外商會減少相應的FDI。據國家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06年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00.77億美元，同比下降5.6%，所占比重下降6.8個百分點。2006年，鋼鐵、水泥行業實際使用外資分別為1.41億美元和1.09億美元，呈現大幅下降的態勢，降幅分別為66.67%和55。65%。另外，到2008年我國電子信息制造業產品出口附加值低，降價空間小，使得人民幣升值容易沖擊電子信息產品出口。目前，我國電子信息制造產業出口依存度高達62.5%。據不完全估計，人民幣每升值1%，對應電子信息產品的出口銷售利潤下降4.1%。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幣提升值必然會導致信息產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減少。人民幣升值對紡織制造業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據研究，人民幣每升值1%，紡織行業銷售利潤下降2%～6%。如果人民幣升值5%-10%，該行業利潤下降10%～60%，特別是出口依存度較高的服裝制造業行業受損較大。①2009年，1-12月，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3435家，合同外資金額1935.1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900.3億美元，同比分別下降14.8%，8.4%和2.6%。2009年，制造業仍是吸收外資的主要部分，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降幅繼續收窄。1～12月，外商投資制造業新設立企業9767家，同比下降15.57%，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67.71億美元，同比下降6.26%，分別占同期全國總量的41.68%和51.95%。自10月份以來，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降幅繼續收窄。制造業吸收外資主要集中于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它電子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和通用設備制造業等行業。其次，2009年服務業所占比重略有上升，全年全國服務業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1461家，同比下降14.85%；實際使用外資金額378.66億美元，同比下降0.67%，占同期全國總量的比重由2008年41.3%上升至42.06%。全年服務業吸收外資主要集中于分銷服務業、運輸服務業、計算機應用服務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旅游和與旅游相關的服務業等行業。全年房地產業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569家，同比增長25.88%；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67.96億美元，同比下降9.65%，高于全國平均降幅7個百分點。而農業領域增幅較大，1～12月，外商投資農、林、牧、漁業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896家，同比下降2.29%，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4.29億美元，同比增長19.96%，分別占同期全國總量的3.82%和1.59%。其中，農業領域實際使用外資金額7.51億美元，同比增長35.5%。在2010年1～7月，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83.54億美元，同比增長20.65%。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4459家，同比增長17.9%。從實際運行數據來看，人民幣升值會抑制資源導向型（成本導向型）FDI流入。

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外商會增加市場導向型的房地產、金融業、交通、電力等行業的投資。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2007年房地產行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170.9億美元，占全年利用外資總額的22.85%，比上年增加了107.3%②，2008年達到了185.9億美元，而在2009年房地產實際利用外資有所下降，達到了167.96億美元③，主要因素在于國家政策性打壓。對銀行、金融、保險而言，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外商實施股份投資的欲望在增強，特別隨著中國資本市場的逐步開放，在金融業的外商直接投資會越來越多。此外，由于交通、電力等產業的市場規模巨大，外商也會增加相應的直接投資，可見，人民幣匯率升值會導致市場導向型FDI流入。

4.結論

在產業結構層面，人民幣升值會抑制資源導向型FDI流入，刺激市場導向型FDI流入。

參考文獻：

[1] 馬翔：《匯率變動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10月.

[2] 邢予青：《匯率與日本對華直接投資》[J].世界經濟論壇，2003、6.

[3] 數據來源：李長安：《求解人民幣升值與擴大就業之間的悖論》，《上海證券報》，2007年6月29日.

篇7

2000-2008年數據顯示(見表1)，廣東省外商直接投資金額g處于全國領先地位，2000年為2165億美元，分別是北京5.4倍、天津6.6倍、上海2.2倍、遼寧3.3倍、江蘇2.9倍、浙67.4倍、福建4.6倍、山東5.6倍，而到2008年廣東省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增加至3726億美元，分別是北京3.8倍、天津4.0倍、上海1.3倍、遼寧3.0倍、江蘇0.9倍、浙江2.4倍、福建3.3倍、山東3.7倍，從近十年的發展來看，廣東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增長幅度不大，而江蘇、浙江、上海、山東等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在大幅增長。尤其突出的是，江蘇引進、利用外資已成為其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從直接利用外資能力看，2000年廣東直接利用外資能力為68.8％，在經濟發達的幾個省份中位列第一，2000年到2008年，其直接利用外資能力逐漸下降，但在全國仍位列前茅；從1985年至2009年廣東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及其占全國比重數據來看(如圖1所示)，廣東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逐年增長，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初，廣東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占全國比重達到最高峰，以后逐漸下降，近年保持在20％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直接利用外資的能力提升較快，近年上升到全國第一，江蘇也穩步提高。數據分析顯示，近年來外商投資的方向發生了改變，從投向珠江三角洲地區逐漸向長江三角洲及環渤海地區轉移，而且外商投資主體、外資進入的產業、外資的產業鏈布局等方面，江蘇與上海都走在前面。

從外商的投資主體看，江蘇、上海的外資總體質量比較好。廣東省引進的外資項目仍以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為主。目前來源于香港的資金約占廣東省全部外資六成；而來自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周邊國家的實際投資約占總量的7.5％，來自歐盟、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約占總量的4.85％，比重明顯低于江蘇。港資企業中勞動密集型傳統產業占很大比例，使得廣東省外商投資項目規模普遍偏小。而江蘇、上海外商投資的主體逐步由港澳臺中小資本轉變為跨國公司。全國項目平均合同外資815萬美元，江蘇、遼寧、山東省分別為1197萬美元、1460萬美元、821萬美元，項目平均規模均遠超廣東省。江蘇省外商投資項目規模“十一五”以來1億美元以上大型外商投資項目達365個，迄今已有430多家世界著名跨國公司在江蘇投資設立了993個項目。歐美日國家跨國公司投資項目一般規模較大，項目帶動和輻射能力很強，質量較高。

從外資進入的產業分布看，江蘇、上海更趨高端，結構更加優化。廣東省服務業吸收外資比重從2006年的24.4％提高到2009年的38.8％：制造業吸收外資中，2009年裝備制造業比重超過50％，重化工業比重接近20％。相比之下，江蘇、上海吸收外資投向正從一般加工業逐步向現代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滲透。江蘇圍繞打造滬寧線IT制造業、沿江裝備制造業和沿海加工制造業三大產業集群，重點吸收新能源、新材料、醫藥及生物技術、環保、軟件和服務外包、傳感網這六大新興產業的外資項目。上海第二產業吸收外資以汽車、IT、化工等高端制造業為主，同時服務業利用外資十分活躍，占吸收外資八成，已經成為外商投資的主要領域。

從外資的產業鏈布局看，江蘇、上海的投資系統化、總部化程度更高。廣東省引進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和研發中心數量相對較少，在2007年商務部認定的365家帶有總部性質的外商投資性公司，上海占43％，北京占38％，廣州和深圳合計僅占7％。全國外資研發機構，40％以上集中在長三角地區，30％以上分布在環渤海地區，僅有18％分布在珠三角地區。同時，世界500強企業在華研發機構有進一步向長三角地區集中的趨勢。目前分布在長三角的世界500強企業研發機構，是2000年的2倍多，而珠三角地區增加的研發機構數量不足1倍。目前已有206家跨國公司在上海設立總部、研發中心，上海市總部經濟發展能力位居第二，僅次于北京。

篇8

根據宏觀經濟模型的測算結果，1983～1999年期間，中國經濟總量（GDP）對外商直接投資總量的綜合彈性比為0.121。由于這一時期外商直接投資的年均增長速度達到22％，照此推算，同時期中國經濟年均9.7％的增長速度中，大約有2.7個百分點來自外商直接投資的直接、間接貢獻(參見趙晉平編著《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外商直接投資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綜合貢獻率為27.8％。中國政府提出的“十五”時期年均經濟增長目標是7％，如果在今后幾年，外商直接投資能夠繼續保持與過去20年相近的貢獻率，則其年均增長速度至少應當達到16％左右的水平。

表1外商直接投資發展概況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統計計算。

自從1995年以來，中國實際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已經結束了20％以上的快速增長階段，進入平穩增長時期，一些年度甚至出現較大幅度的負增長，“九五”時期的年均增長速度僅僅達到1.6％的水平（參見表1）。2001年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實現了14.9％的恢復性增長，預計“十五”時期正增長趨勢仍然有可能持續，達到年均5～10％的穩定增長水平。

做出這一判斷的依據是什么呢？從有利因素來看：一是世界范圍的資本活動由于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影響將會進一步趨于活躍，國際金融體系的逐步完善也為這些資本活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手段；二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及其結構調整對投資、尤其是外國投資的需求將會繼續擴大；三是中國加入WTO，市場經濟秩序和投資環境將得到根本改善，為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及其企業長期戰略決策創造了良好預期，而且隨著服務貿易領域的逐步開放，外商投資的范圍將進一步擴大；四是大量農村過剩勞動力和城市國有企業改革、結構調整導致的失業、下崗，將使中國繼續面對巨大的就業壓力，低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也將長期存在，從而吸引跨國公司的生產和加工基地繼續加快向中國轉移的進程；五是隨著新技術、新工藝的不斷產生，長期積累形成的“三資”企業生產設備和技術也將面臨不斷更新、改造、擴充的需要，現有企業的增資將繼續構成外商投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未來時期也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和不利因素：一是由于世界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不能排除出現局部區域、甚至世界范圍經濟衰退的可能性，至少目前以美國經濟為首的西方經濟尚未表現出強勁的復蘇勢頭,這將嚴重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和速度；二是許多地區的經濟一體化趨勢大大加快，區域內投資的增長將遠遠超過面向區域外的投資，而中國所處的東亞地區已經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形成多邊經濟共同體的區域，因而面向這一地區的投資和本區域內部投資自由化的進程有所放慢；三是世界各國吸引外國投資的競爭將明顯加劇，不僅發達國家會利用資本市場和金融手段完善和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等優勢，加快吸收購并方式直接投資的速度，而且發展中國家也會采取更加優惠的政策，通過包括資本市場在內的市場開放換取外國的技術和資本。這將為中國吸收外資帶來巨大競爭壓力；四是隨著國內市場競爭的加劇和外資優惠政策的逐步清理、取消，外商投資的收益預期將明顯回落；五是目前年度中國經濟總量和新增外商投資總量都已經達到相當高的規模，相應的增長速度將會表現出明顯的遞減趨勢。總之，吸收外資快速增長的歷史時期已經基本結束，今后將進入穩定增長的階段。

盡管從存量的角度來看，由于“三資”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經大大提高，“三資”經濟的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繼續保持上升勢頭。但是從新增流量的角度來看，“十五”時期利用外資的增長將難以達到過去20年間的平均增長水平。由此可以得到兩個結論：一是“十五”時期新增外商直接投資總量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與前20年相比將有所下降；二是為了保持利用外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果，必須通過優化產業分布結構來提高經濟整體的產出效率，彌補總量增長趨緩的不利影響。這實際上意味著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戰略，必須由注重總量增長效應向注重結構升級效應轉變。根據吸收外資的產業結構提升效應的實證分析結果，外商投資帶動了整體經濟勞動生產率和資本裝備程度的提高，但是這主要依賴于外商投資本身的資本裝備優勢來實現，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性因素的作用反而是下降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如何利用外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是一個應該引起注意的問題。

從經濟增長對不同產業的影響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消費和投資需求將繼續保持比較高的增長勢頭，各種產業部門在社會總需求增長中所受的影響存在很大差異。在投入產出分析中主要通過計算感應度系數，反映不同產業部門的影響程度，系數值越高，說明該部門為了滿足總需求增長而應該增加產出數量，并將這樣的部門稱之為后關聯產業。促進后關聯產業發展一般是供給政策的重點，目的在于為經濟發展提供配套和基礎條件。根據中國1997年投入產出表的計算結果，商業部門的感應度系數最高，其次是種植業、電力生產和供應業、鋼壓延加工業、石油加工業、其他普通機械制造業、有機化學產品制造業、金屬制品業、煤炭采選業、其他化學產品制造業、石油開采、棉紡織、造紙、塑料、汽車工業、電氣、電子元件制造業、金融業等。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經濟增長對這些領域需求的增長速度將快于其他產業部門，相應的外商投資需求增長也將快于其他部門。感應強度比較高的產業主要是基礎原材料和配套產業，通過利用外資加快這些行業的發展，有利于為加工工業發展提供足夠的配套產品，延長產業鏈條。

二、進入中國的服務業投資增長將快于工業部門

按照加入WTO所做出的承諾，中國將會在“十五”時期加大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其中如金融保險、批發零售商業、對外貿易、電信、運輸和技術服務等領域，中國現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遠遠低于國外同行業企業，將會有大量企業通過與外國跨國公司建立戰略同盟提高自身競爭力，不同行業生產和經營活動以及消費者對相關服務的質量、多樣性和廣泛性也會產生新的要求，與這些要求相適應，對外商服務業投資的需求必然會大量增加。其次，服務業與制造業有所不同，投資是直接進入對方國內市場的主要方式，因此，中國服務市場的巨大規模對于外國服務業企業具有非常強烈的吸引力。再次，服務業、尤其是消費服務業多數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大服務業規模有利于利用勞動力資源優勢、減輕中國長期存在的巨大就業壓力，加快服務業的發展是中國未來時期產業結構調整和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基本目標之一。這種政策導向及其相應的鼓勵性措施也將產生對第三產業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的激勵作用。另一方面，從國際背景來看，目前服務業投資已經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之一，發達國家服務業轉移趨勢有所加快，流向發展中國家的部分也會明顯增加。

根據以上分析，“十五”時期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將有望實現比較高的增長速度，由于服務業、特別是金融保險、電信服務、商業、運輸等領域的市場準入限制陸續取消，這些行業的外資增長速度將明顯快于包括工業部門在內的其他行業。

初步估計，同時期外商服務業投資的年均增長速度可能達到10～15％的平均水平，新增第三產業外商投資占全部外商投資的比重提高到40％左右。這將大大改善中國的市場和投資環境，有利于整體經濟實力的提升，符合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目標。

目前已經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對產業結構變化的預期是什么呢？一項針對136家歐盟在華投資企業進行的調查(2001年6～8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對136家歐盟國家在華投資企業，通過訪問、座談和問卷方式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已在2001年9月8日于中國廈門召開的“第五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上。參見《歐盟中小企業對華投資發展研究報告》)結果顯示，后歐盟企業的對華投資產業結構可能會出現明顯的變化。第一，接受調查的企業認為，歐盟企業最有可能選擇的行業首先是制造業，這一結果與迄今為止的投資產業結構中制造業比重最高的特點沒有什么區別，但是，考慮到目前已經投資的企業中制造業占80.7％、而回答今后將選擇制造業的企業比重僅有66.2％這一因素，可以認為未來時期歐盟企業對華投資中制造業投資的比重將會明顯下降。第二，現有企業中，郵電通訊、交通運輸業的比重僅有3%，但是認為今后歐盟企業將會選擇該行業進行投資的企業高達57.4％，排在第二位，可見與電信服務和交通運輸有關的服務業投資將出現快速增長，在全部投資中的比重也會明顯提高。第三，金融保險業目前的外商投資在地域、經營范圍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限制，迄今為止對該行業投資的歐盟企業微乎其微，但是在接受調查企業中47.1％的企業認為，今后歐盟企業的金融保險業投資將成為優先選擇的領域之一，僅次于制造業、郵電通訊運輸業居第三位。第四，除了上述行業之外，電力、煤氣生產供應、商業批發零售等行業的投資也可能出現較快增長，比重有所上升。

由于此項調查涉及企業數量比較多，涉及國家范圍廣泛，接受調查企業的產業分布、投資方式、地區構成等均與外資總體結構相接近，因此可以認為樣本具有比較強的代表性，調查結果反映了發達國家企業對華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未來趨向的一般性特點。

表2歐盟企業今后增加對華投資可能選擇的行業

注：問卷問題：您認為今后歐盟企業對華投資將會選擇那些行業？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課題組《歐盟中小企業發展研究報告》2001年9月。

利用投入產出表分析的結果表明，在第三產業中，商業飲食、郵電運輸、金融業、公用事業及居民服務業的后關聯性最強，也就是說，對這些產業的需求增長受總需求增長的拉動效果較為明顯。因此，“十五”時期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比較高的增長速度，對這些服務業的需求增長會超過其他服務業的平均水平。通過吸收外資，提高這些行業的總體規模和服務水平，有利于適應經濟增長和和市場消費增長的要求、并產生良性循環效果，帶動社會需求進一步增長。因此，應當成為重點發展的領域。

三、勞動密集型工業行業將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相對集中的領域，高技術產業投資增長有望加快

根據行業偏向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選擇與勞動密集型程度、資產產出效率、行業平均稅負水平等有著直接的關系。假定在未來投資決策中，對行業投資的預期，以目前各制造業行業的全部企業平均水平為主要依據，那么根據外商投資不同的利益目標，選擇投資領域的趨向也將發生相應的變化。主要注重利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的外商，對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皮革毛皮制品業、服裝加工業、紡織業、家具制造業、木材加工、非金屬制品業、專用設備制造業等行業的投資趨向較強，向這些領域投資的可能性比較大。以提高資產產出效率為投資指向的外商，對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皮革毛皮制品業、服裝加工業、食品加工業、電氣機械、辦公機械、紡織業、金屬制品業等行業的投資趨向很強，向這些領域投資的可能性較大。另一方面，以回避稅負為主要目標的外商，對稅負水平比較低的行業具有比較高的投資趨向，這些行業包括皮革毛皮制品業、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塑料制品業、普通機械制造業等。但是，如前所述，外商投資預期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如果對上述因素綜合評價，可以得到表3中所列結果。

表3按照外商投資趨向分類的工業行業

注：分類是對資產產出效率、勞動密集型和平均稅負水平進行綜合評價的基礎上得到的，其中在計算3個因素平均評價指標時，按照各自與外資行業偏向指數的等級相關系數確定了不同權數。

第一，服裝、家具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皮革毛皮制品業、其他制造業等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仍將是外資投資預期和偏向程度較高的領域。

第二，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辦公機械、電氣機械等雖然資本裝備程度比較高，但是由于資本產出規模明顯、稅負水平較低等原因，有可能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相對集中的領域。實際上，這些行業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資領域。

第三，今后外商投資相對較少的行業主要由三類構成：一是電力供應、蒸汽與熱水、煤氣生產與供應、自來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等將長期由國有經濟占主導的自然壟斷行業；二是非金屬礦采選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煤炭采選業等資本產出效率較低、稅負水平比較高的行業；三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飲料制造業等市場相對飽和、資本產出效率不夠明顯或者稅負水平比較高的行業。

應當注意到，近幾年來，跨國公司的投資項目規模不斷擴大，資本含量有所提高。這對于中國吸收外資的技術升級具有重要作用，如果能夠在政策上給予鼓勵和扶持，這種趨勢有望繼續保持并進一步擴大。

四、發達國家制造業今后產業轉移的可能趨勢——來自日本大型企業的調查結果

日本是中國吸收外資的重要來源地之一，日本的經濟結構調整將對面向中國的產業轉移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根據日本國際合作銀行對792家在國外設有法人公司的日本制造業企業所進行的問卷調查(資料來源：日本國際合作銀行“2001年海外直接投資問卷調查（第13次）”，2001年11月13日)，71.6％的企業提出今后3年將繼續加強和擴大海外業務(海外業務除了包括在當地投資企業的生產、銷售、研究開發等活動之外，還包括委托生產、收購等)，而提出“維持現”或者“縮小、撤退”的企業僅分別占28.0％和0.4％。計劃擴大海外業務的企業比重比2000年度調查結果提高了17.1個百分點之多，可見日本企業的對外產業轉移今后將以較快的增長速度繼續擴大。其中82％的企業認為中國是最有前途的產業轉移對象國（可重復選擇），比2000年調查結果提高13個百分點，已經連續4年居各國（地區）之首，此外，今后3年計劃擴大海外業務的企業中76.3的企業回答將擴大在中國的業務，比2000年度調查結果提高了16.8個百分點（參見表4）。因此，今后中國將成為日本包括直接投資在內的產業轉移的主要目的地。

從不同產業的投資趨向來看，在日本的主要行業中，汽車工業生產企業計劃3年內擴大和加強海外業務的比重

最高，達到90％，其次是一般機械（74.5％）、電氣機械、電子設備（72.3％）、化學工業（70％）等。與2000年調查結果相比，這些產業計劃擴大投資的企業比重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其中汽車工業提高了23.8個百分點，除此之外，一般機械（29.8）纖（28.0）、食品（30.4）的百分點上升幅度也比較大，表明這些行業的投資有可能出現新的增長勢頭。

表4今后3年日本企業計劃擴大海外業務的主要目的地

資料來源：日本國際合作銀行《2001年度海外直接投資問卷調查（第13次）》，2001年11月13日。

篇9

根據宏觀經濟模型的測算結果,1983~1999年期間,中國經濟總量(GDP)對外商直接投資總量的綜合彈性比為0.121。由于這一時期外商直接投資的年均增長速度達到22%,照此推算,同時期中國經濟年均9.7%的增長速度中,大約有2.7個百分點來自外商直接投資的直接、間接貢獻(參見趙晉平編著《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外商直接投資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綜合貢獻率為27.8%。中國政府提出的“十五”時期年均經濟增長目標是7%,如果在今后幾年,外商直接投資能夠繼續保持與過去20年相近的貢獻率,則其年均增長速度至少應當達到16%左右的水平。

表1 外商直接投資發展概況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統計計算。

自從1995年以來,中國實際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已經結束了20%以上的快速增長階段,進入平穩增長時期,一些年度甚至出現較大幅度的負增長,“九五”時期的年均增長速度僅僅達到1.6%的水平(參見表1)。2001年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實現了14.9%的恢復性增長,預計“十五”時期正增長趨勢仍然有可能持續,達到年均5~10%的穩定增長水平。

做出這一判斷的依據是什么呢?從有利因素來看:一是世界范圍的資本活動由于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影響將會進一步趨于活躍,國際金融體系的逐步完善也為這些資本活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手段;二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及其結構調整對投資、尤其是外國投資的需求將會繼續擴大;三是中國加入WTO,市場經濟秩序和投資環境將得到根本改善,為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及其企業長期戰略決策創造了良好預期,而且隨著服務貿易領域的逐步開放,外商投資的范圍將進一步擴大;四是大量農村過剩勞動力和城市國有企業改革、結構調整導致的失業、下崗,將使中國繼續面對巨大的就業壓力,低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也將長期存在,從而吸引跨國公司的生產和加工基地繼續加快向中國轉移的進程;五是隨著新技術、新工藝的不斷產生,長期積累形成的“三資”企業生產設備和技術也將面臨不斷更新、改造、擴充的需要,現有企業的增資將繼續構成外商投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未來時期也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和不利因素:一是由于世界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不能排除出現局部區域、甚至世界范圍經濟衰退的可能性,至少目前以美國經濟為首的西方經濟尚未表現出強勁的復蘇勢頭,這將嚴重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和速度;二是許多地區的經濟一體化趨勢大大加快,區域內投資的增長將遠遠超過面向區域外的投資,而中國所處的東亞地區已經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形成多邊經濟共同體的區域,因而面向這一地區的投資和本區域內部投資自由化的進程有所放慢;三是世界各國吸引外國投資的競爭將明顯加劇,不僅發達國家會利用資本市場和金融手段完善和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等優勢,加快吸收購并方式直接投資的速度,而且發展中國家也會采取更加優惠的政策,通過包括資本市場在內的市場開放換取外國的技術和資本。這將為中國吸收外資帶來巨大競爭壓力;四是隨著國內市場競爭的加劇和外資優惠政策的逐步清理、取消,外商投資的收益預期將明顯回落;五是目前年度中國經濟總量和新增外商投資總量都已經達到相當高的規模,相應的增長速度將會表現出明顯的遞減趨勢。總之,吸收外資快速增長的歷史時期已經基本結束,今后將進入穩定增長的階段。

盡管從存量的角度來看,由于“三資”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經大大提高,“三資”經濟的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繼續保持上升勢頭。但是從新增流量的角度來看,“十五”時期利用外資的增長將難以達到過去20年間的平均增長水平。由此可以得到兩個結論:一是“十五”時期新增外商直接投資總量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與前20年相比將有所下降;二是為了保持利用外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果,必須通過優化產業分布結構來提高經濟整體的產出效率,彌補總量增長趨緩的不利影響。這實際上意味著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戰略,必須由注重總量增長效應向注重結構升級效應轉變。根據吸收外資的產業結構提升效應的實證分析結果,外商投資帶動了整體經濟勞動生產率和資本裝備程度的提高,但是這主要依賴于外商投資本身的資本裝備優勢來實現,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性因素的作用反而是下降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如何利用外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是一個應該引起注意的問題。

從經濟增長對不同產業的影響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消費和投資需求將繼續保持比較高的增長勢頭,各種產業部門在社會總需求增長中所受的影響存在很大差異。在投入產出分析中主要通過計算感應度系數,反映不同產業部門的影響程度,系數值越高,說明該部門為了滿足總需求增長而應該增加產出數量,并將這樣的部門稱之為后關聯產業。促進后關聯產業發展一般是供給政策的重點,目的在于為經濟發展提供配套和基礎條件。根據中國1997年投入產出表的計算結果,商業部門的感應度系數最高,其次是種植業、電力生產和供應業、鋼壓延加工業、石油加工業、其他普通機械制造業、有機化學產品制造業、金屬制品業、煤炭采選業、其他化學產品制造業、石油開采、棉紡織、造紙、塑料、汽車工業、電氣、電子元件制造業、金融業等。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經濟增長對這些領域需求的增長速度將快于其他產業部門,相應的外商投資需求增長也將快于其他部門。感應強度比較高的產業主要是基礎原材料和配套產業,通過利用外資加快這些行業的發展,有利于為加工工業發展提供足夠的配套產品,延長產業鏈條。

二、進入中國的服務業投資增長將快于工業部門

按照

加入WTO所做出的承諾,中國將會在“十五”時期加大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其中如金融保險、批發零售商業、對外貿易、電信、運輸和技術服務等領域,中國現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遠遠低于國外同行業企業,將會有大量企業通過與外國跨國公司建立戰略同盟提高自身競爭力,不同行業生產和經營活動以及消費者對相關服務的質量、多樣性和廣泛性也會產生新的要求,與這些要求相適應,對外商服務業投資的需求必然會大量增加。其次,服務業與制造業有所不同,投資是直接進入對方國內市場的主要方式,因此,中國服務市場的巨大規模對于外國服務業企業具有非常強烈的吸引力。再次,服務業、尤其是消費服務業多數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大服務業規模有利于利用勞動力資源優勢、減輕中國長期存在的巨大就業壓力,加快服務業的發展是中國未來時期產業結構調整和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基本目標之一。這種政策導向及其相應的鼓勵性措施也將產生對第三產業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的激勵作用。另一方面,從國際背景來看,目前服務業投資已經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之一,發達國家服務業轉移趨勢有所加快,流向發展中國家的部分也會明顯增加。 根據以上分析,“十五”時期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將有望實現比較高的增長速度,由于服務業、特別是金融保險、電信服務、商業、運輸等領域的市場準入限制陸續取消,這些行業的外資增長速度將明顯快于包括工業部門在內的其他行業。初步估計,同時期外商服務業投資的年均增長速度可能達到10~15%的平均水平,新增第三產業外商投資占全部外商投資的比重提高到40%左右。這將大大改善中國的市場和投資環境,有利于整體經濟實力的提升,符合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目標。

目前已經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對產業結構變化的預期是什么呢?一項針對136家歐盟在華投資企業進行的調查(2001年6~8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對136家歐盟國家在華投資企業,通過訪問、座談和問卷方式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已在2001年9月8日于中國廈門召開的“第五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上。參見《歐盟中小企業對華投資發展研究報告》)結果顯示,后歐盟企業的對華投資產業結構可能會出現明顯的變化。第一,接受調查的企業認為,歐盟企業最有可能選擇的行業首先是制造業,這一結果與迄今為止的投資產業結構中制造業比重最高的特點沒有什么區別,但是,考慮到目前已經投資的企業中制造業占80.7%、而回答今后將選擇制造業的企業比重僅有66.2%這一因素,可以認為未來時期歐盟企業對華投資中制造業投資的比重將會明顯下降。第二,現有企業中,郵電通訊、交通運輸業的比重僅有3%,但是認為今后歐盟企業將會選擇該行業進行投資的企業高達57.4%,排在第二位,可見與電信服務和交通運輸有關的服務業投資將出現快速增長,在全部投資中的比重也會明顯提高。第三,金融保險業目前的外商投資在地域、經營范圍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限制,迄今為止對該行業投資的歐盟企業微乎其微,但是在接受調查企業中47.1%的企業認為,今后歐盟企業的金融保險業投資將成為優先選擇的領域之一,僅次于制造業、郵電通訊運輸業居第三位。第四,除了上述行業之外,電力、煤氣生產供應、商業批發零售等行業的投資也可能出現較快增長,比重有所上升。

由于此項調查涉及企業數量比較多,涉及國家范圍廣泛,接受調查企業的產業分布、投資方式、地區構成等均與外資總體結構相接近,因此可以認為樣本具有比較強的代表性,調查結果反映了發達國家企業對華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未來趨向的一般性特點。

表2 歐盟企業今后增加對華投資可能選擇的行業

注:問卷問題:您認為今后歐盟企業對華投資將會選擇那些行業?

篇10

【關鍵詞】產業集聚地方專業化指數外商直接投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同時外商對中國的投資也呈幾何級增加。中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實際利用額從1985年的19.56億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057.35億美元。2010年中國在全世界吸收FDI最多的國家排名中僅次于美國位列第二。

目前跨國公司對華投資越來越具有規模化的特點，我們不能只看到跨國公司對華投資在數量上的增加，更應該關注跨國公司投資背后的系統性和關聯性―即跨國公司集聚效應。這種集聚效應不僅通過要素投入數量的集聚，而且通過要素質量和效率增進更大程度地影響經濟增長。

外商對中國的投資并不是平均的。1980～2000年期間我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中87.8%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其中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共占66.8%。在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的戰略，實施了一系列引資優惠政策，使得一部分外商直接投資向中西部轉移，但是外商直接投資依然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2004年，外商對中國的投資，東部沿海地區占85.93%，中西部地區的18個省區市只占到不足15%（見圖1）。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某些地區已經形成集聚的現象原始數據來源于商務部網站引用數據經計算得到。

外商在我國的投資具有不均衡的特點。從圖1可以看出，外商投資企業數從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內陸地區逐次減少。圖2表現出來的各地區外商投資企業投資總額與表1呈總體一致的趨勢。從這兩張圖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中部次之，西部最少。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具有不均衡、集聚性的特點。

產業集聚是指由一定數量的企業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形成集中，以形成集聚效應的現象。產業集聚包括同一類型的集聚和不同類型的集聚兩種。從經濟地理學的角度看，產業集聚是地理現象主要表現為產業在空間上的集中。產業集聚會形成特定產業在特定領域內的相互聯系和在地域上的相對集中。產業集聚的主體包括了數量眾多、相互競爭、相互依存的生產企業和服務企業，其中有上游的原材料、零部件、機器設備等專業化投入的供應商，下游的批發、零售、、進出口等流通企業，人才、金融等專業化服務和專用的基礎設施的供應者等。

產業集聚相關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和馬歇爾。18世紀中期，亞當?斯密提出，集群是由一群具有“外部分工”性質的小企業為完成某些產品的生產聯合而行成的群體。馬歇爾（1890年）在研究早期工業的地理分布時，觀察到專用機械和專業人才可以促進更高效的分工，即產業集聚中會產生上下游的聯系是為了更高效的工作。馬歇爾的《經濟學理論》將企業在特定地區形成的集群稱為產業區 （industrial distinct），把這種因性質相似的企業集中在某些特定地方而獲得的效益稱為外部經濟，并且指出集聚是由外部性導致的，兩者有密切的聯系。韋伯（1909）的《工業區位論》對集聚進行了新的界定：工業在集中化的生產綜合體中，由于其生產更為經濟并以一定數量節約而進行生產。克魯格曼則認為集聚是建立在遞增收益和經濟外部性基礎上的集聚和產業活動的集中。綜上所述，產業集聚是指同一產業在某個特定地理區域內的高度集中，產業資本要素在空間范圍內不斷匯集的過程。馬歇爾（1890）注意到在研究專用機械和專業人才在集聚的產業中會提高生產效率，從而注意到早期的工業區位總存在產業集聚這一經濟現象。韋伯（1909）通過設計集聚函數f（m），得出結論運輸成本和勞動成本對企業的區位因素起重要作用，而集聚因素（交通便利、礦藏稟

賦）和分散因素對位置因素起重要作用。即用公式R=

來表示，其中M為大工業單元的日產量，R為集聚的擴散半

徑，A是工業區位重（即運輸產品的總重量），s為運輸價格。該公式表明，大工業單元對小工業單元的吸引程度由兩者之間原料轉移的運輸費用和大工業單元的生產能力決定。

鄧寧（J. H. Dunning.）是研究跨國公司選址形成集聚的第一人。鄧寧指出，跨國公司在選址時，重點考慮資產增值、企業集聚效應和學習的外部經濟這三點。此外，他還指出影響跨國公司選址的主要因素是資金導向、市場導向、效率導向、戰略性資產導向這四種因素。20世紀70年代，跨國公司選址考慮較多的是運輸費用、制造費用、政府管制及鼓勵機制等因素。20世紀90年代，跨國公司考慮的主要是專業分工、相關企業、企業間的協調等空間集聚等方面的因素。在《地域、全球化、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中，鄧寧在理論和實際兩個層面強調了FDI空間布局的重要性，將跨國公司理論和經濟地理學相結合。

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際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逐漸引入了“集聚經濟”的思想，區位選擇理論的研究視點開始由對單個跨國公司的微觀研究擴展到產業層面。研究集聚經濟對FDI區位選擇有影響的文獻主要有以下內容：Devereux等（2003）和梁琦（2003）分析了集聚對FDI企業區位的影響，得出結論集聚對企業的區位選擇具有影響。賀燦飛等（2006）對集聚的作用和測度進行了概括和總結。Chyau Tuan和Linda F. Y. Ng（2003）采用土地供給量衡量交易成本、城市化水平衡量生活品質、人口密度和GDP衡量市場潛力、離香港市中心的距離這四項考量集聚經濟，用實證方法證明了廣東省各城市的集聚經濟對來自香港的FDI具有吸引力，強調集聚經濟的外部性對于吸引FDI流入具有重要影響。黃肖琦、柴敏的研究發現，集聚經濟對外商投資企業會產生示范作用，新的外商投資企業傾向于選擇外資企業多的地方。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一個地區前期的外商投資企業相對全國來說增加1%，當地的外商投資企業比重會提高0.98%。Du等（2008）研究了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在中國FDI的區位，顯示集聚具有重要甚至決定性影響。Decoster等（1993）和Barry等（2003）指出，集聚經濟說明示范作用的存在，投資者會跟隨行業內先行投資者的決定，即使沒有因為知識溢出、市場關聯而形成的集聚經濟。因為信息不對稱的存在，外資企業一般面臨比東道國企業更大的不確定性，因而會表現出強烈的跟隨性投資以降低風險。賀燦飛、魏后凱（2001）研究了信息成本、集聚經濟對FDI區位選擇的影響。他們以對數形式建立模型，研究工業企業數、商業服務水平、基礎設施、城市人口密度等數值作為與集聚經濟作為集聚經濟的指標時，同樣表明集聚經濟對FDI選址有重要影響。Venables（1996）建立了一個兩國模型，從理論上分析集聚對跨國公司區位布局的影響并得出結論：出于供需關系和中間產品的貿易成本考慮，跨國公司愿意將其區位選擇在靠近上游供應商或者下游買家聚集的地方。上下游廠商的集聚又會吸引其他公司的聚集，從而將該行業的所有公司集中在一個地方或幾個地方。

綜上所述，集聚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存在影響。示范作用廣泛存在于外商對外投資的過程中。企業選擇對外投資會面臨很多不確定性風險，因而投資于基礎設施較好、市場大而穩定、為人們熟知、同類企業已經產生集聚經濟的地方，會是一個穩妥的選擇。FDI的大規模流入可以增加投資的總體資本，緩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瓶頸，如儲蓄和外匯的短缺。外商直接投資憑借其巨大的規模和管理經驗等方面的特殊優勢，通過各種途徑增加當地的資本存量，促進資本這一要素的整合和集聚。當地區資金不足時，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彌補儲蓄和投資的短缺；在資金相對充裕的時候，外商可以借助政策優惠等途徑獲得更加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大幅提高外資的投資效率。本文以2010年中國各省（直轄市）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數據為基礎，計算外商投資的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中的集聚程度。和寧夏在2010年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總的實收資本為0，沒有研究意義，故將這兩個自治區的數據排除在外。而青海省在2010年總的實收資本為1000萬，其中外商投資（包括港澳臺的投資）為0，這不符合本文研究外商投資中的集聚現象的狀況故也將其排除。最終一共計算了28個省在2010年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中外商投資的情況（見表1）。本文選用地方專業化指數進行集聚測量。因為本文研究的是外商投資產生的集聚對企業區位的選擇，因而在地方專業化指數的指標中，加入了外商投資的權重，具體公式為：

資料來源：《通用中國交通地圖冊（2012版）》，《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

首先，總體上講，外商直接投資的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集聚水平參差不齊。在計算的28個省市中，只有8個省市的外商投資的該行業集聚水平大于1，說明只有這8個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資的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是比較集聚的（占全部的28.57%）。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地區發展存在差異，受歷史、政策、地理位置等因素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也是不均衡的。

其次，分地域來講，外商投資的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大多集聚在東部沿海地區。集聚程度最高的前十個省（市）分別是：上海（4.3250）、江蘇（3.3266）、天津（2.5466）、廣東（2.1810）、福建（2.0347）、山西（1.7960）、北京（1.5033）、重慶（1.0887）、四川（0.9916）、江西（0.9654）。集聚程度最高的前五個省（市）均位于東部沿海地區，前十個省（市）中有6個省（市）位于東部地區。由此可見，中國東西部地區發展不平衡，導致FDI在華投資區位不平衡，東部地區憑借自身優勢吸引了將近90%的FDI，這是中國經濟目前普遍存在的現象，并不特指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形成資本的集聚對地區經濟增長有著重大影響。

最后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后續發展會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集聚程度最高的前十個省（市）中的后五位有4個省（市）位于中西部地區，說明中西部地區已經具有一定的基礎，而東部地區正面臨基礎資源擁擠、人力資本價格上漲、環境污染嚴重的現狀，在國家政策的鼓勵下外商直接投資具有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趨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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